本期作者 LQY

在一段关系里，很多的冲突都因“牺牲”而起：“因为你的过敏体质，我也被迫放弃了我养了很多年的猫咪”，“我当初为了跟你在一起，不惜放弃我原本的工作”，“为了支持你的事业，我不得不辞职成为家庭主妇”……

如果你仔细一想，不难发现，在你的亲密关系里充满了各种各样的牺牲，小到日常生活中的各种小事，大到人生的选择，似乎牺牲是普遍的、不可避免的。

从心理学角度来看，亲密关系中的牺牲(sacrifice)是指为了伴侣或与伴侣之间的关系，放弃自己的利益、需求、偏好(Van Lange, et al., 1997)。

牺牲的行为发生后，在一段时间里，双方的心态会有一个波动阶段，能否安然度过这个阶段，就决定了牺牲后的亲密关系是否能快速恢复到一个新的平衡状态，而不是处在冲突中。这个波动阶段，我们称之为“牺牲评估”。

当亲密关系中的一方考虑/做出牺牲时，他们就会进行牺牲评估，包括成本，收益，满意度，事后的遗憾(Righetti & Impett, 2017)。

牺牲不同于简单地向他人提供帮助和支持，当人们感知到牺牲的成本大过收益，对自己造成威胁时，牺牲反而会对双方的个人幸福感，关系幸福感有害。

也就是说，当一方做出牺牲，为了尽快让彼此双方心态恢复一个平衡的话，就要尽量要让牺牲的一方感觉自己的牺牲收益与成本差不太多，即，要促进相对更积极的牺牲评估。

01
怎样才能促进伴侣更积极的牺牲评估？

心理学研究者Visserman等人通过一系列研究发现感知伴侣回应性(Perceived Partner Responsiveness)会促进更积极的牺牲评估。

感知伴侣回应性是指个体感受到伴侣对自己是支持的，其中包括三个核心要素，分别是感知到伴侣的理解(understanding)，尊重/认可(validation), 和关心(caring)。

当预期/实际做出牺牲，感知到伴侣有更多的回应时，人们会倾向于更积极地评估自己所做出的牺牲，比如感觉为伴侣牺牲是值得的，牺牲为关系带来的收益更高，成本更低，遗憾更少等。

伴侣对彼此需求，利益的回应是功能良好，令人满意，坚定持续关系的核心(Joel et al., 2020)。感知伴侣回应性除了影响牺牲评估(Visserman , 2022)，还会影响到人们为伴侣牺牲的意愿，实际做出的牺牲行为(Reis et al., 2010)。

为什么感知伴侣回应性会让人们对自己的牺牲有更积极的评估呢？有两个原因：

一是，感知到伴侣更高的回应性会促进彼此之间的亲密感。美国著名心理学家斯滕伯格提出的爱情三角理论中(Sternberg, 1986)，亲密感是爱情的三大基本要素之一(激情，亲密，承诺)。

当有很高的亲密感时，双方彼此交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Maisel et al., 2008)。因此在为伴侣考虑/做出牺牲时，人们会倾向于认为伴侣的事就是自己的事，牺牲的心甘情愿，对自己有利，对两人的关系也有利(Van Lange et al., 1997; Visserman et al., 2022)。

二是，感知到伴侣更高的回应性会减少对伴侣的消极情绪。当发生利益或偏好冲突时，人们为了伴侣牺牲自己的需求和目标后，他们或多或少都会产生对伴侣的消极情绪，比如不满，沮丧。

这是因为自己的需求未被满足，自己的目标没有实现，对牺牲体验蒙上了一层阴影。而感知到伴侣的积极回应能够帮助人们更好的管理消极情绪。

具体而言，当感知到伴侣理解，认可自己的需求，目标，并且在未来也愿意支持自己实现自己的目标和满足自己的需求时，人们在关系中会更有安全感，减少自我保护，怀疑和恐惧(Reis & Gable, 2015)，从而以更积极的视角来看待自己的牺牲。

图 感知伴侣回应性影响牺牲评估的途径

02
当Ta为你做出牺牲后，你要如何做出回应？

自我决定理论认为(Self-Determination Theory)，人们受到三大基本需求的驱使，分别是自主感(行为是受自己控制的)，胜任感(在与外界的互动中，觉得自己是有能力的)和联结感(渴望爱与被爱，需要归属)，人们的幸福来源于这三种基本需要的满足(Deci & Ryan, 2000)。

当人们做出牺牲，放弃自己的利益时，这些基本需求的满足程度较低(Horne et al., 2021)。因此，当伴侣为你做出牺牲，帮助Ta恢复或满足基本需求，Ta会感觉到你是理解，关心，支持Ta的，是对Ta有回应的。

从而Ta能更积极地评估Ta做出的牺牲，有利于双方的个人幸福感以及关系幸福感(Patrick et al., 2007)。

需要注意的是，每个人的具体需求存在差异。因此，如何做出回应还会因实际情况而不同。

比如回避型依恋的个体，在做出比较大的牺牲后，Ta们的自主感会受到很大的威胁。这时，较好的回应是以不明显的方式给他们更多的空间(Maisel et al., 2008)，更多的赞赏。

对于焦虑型依恋/低自尊的个体，Ta们更多需要的是在牺牲后，感受到来自伴侣的关心和认可。并且Ta们也特别希望看到伴侣愿意做出牺牲作为回报(Murphy et al., 2021)。这时，较好的回应是以明显的方式满足Ta们的需求。

03
仍然可能面临的挑战

虽然研究揭示在亲密关系中，接受牺牲的一方需要做出回应，但是做出恰当的回应并不总是那么容易。如上面讲到，牺牲是发生在双方有冲突之时，双方都处在一种消极情境中，心理资源在不断地被消耗。

这种情况下，做出牺牲的一方可能倾向于低估伴侣对自己的回应。与此同时，接受牺牲的一方还可能会产生矛盾复杂的体验，既有感激感动，又有对做出牺牲一方的亏欠，内疚情绪产生。这种矛盾复杂的情感体验也可能会阻止接受牺牲的一方表达出恰当的回应。

回想一下，当初你的伴侣做出怎样的回应？让你觉得为Ta牺牲是幸福的，满足的。你的伴侣做出怎样的回应? 让你感到为Ta牺牲不那么值得。

最后，在亲密关系中，你是做出牺牲多还是接受牺牲多呢？在做出或接受牺牲后，有没有复杂的情绪体验呢？欢迎给我们留言，说出你的故事。

参考文献

Deci, E. L., & Ryan, R. M. (2000). The “what” and “why” of goal pursuits: Human needs and the self-determination of behavior. Psychological Inquiry, 11(4), 227–268. https://doi.org/10.1207/S15327965PLI1104_01

Horne, R. M., Righetti, F., Park, Y., Harasymchuk, C., & Impett, E. A. (2021). Better to give or to receive? Sacrifice predicts lower psychological need satisfaction in romantic relationships [Manuscript in preparation].

Joel, S., Eastwick, P. W., Allison, C. J., Arriaga, X. B., Baker, Z. G., Bar-Kalifa, E., Bergeron, S., Birnbaum, G. E., Brock, R. L., Brumbaugh, C. C., Carmichael, C. L., Chen, S., Clarke, J., Cobb, R. J., Coolsen, M. K., Davis, J., de Jong, D. C., Debrot, A., DeHaas, E. C., … Wolf, S. (2020). Machine learning uncovers the most robust self-report predictors of relationship quality across 43 longitudinal couples studies.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117(32), 19061–19071. https://doi.org/10.1073/pnas.1917036117

Maisel, N. C., Gable, S. L., & Strachman, A. (2008). Responsive behaviors in good times and in bad. Personal Relationships, 15(3), 317–338. https:// doi.org/10.1111/j.1475-6811.2008.00201.x

Murphy, G., Horne, R. M., Visserman, M. L., & Impett, E. A. (2021). Effects of attachment insecurity on trailing partners’ well-being following relocation: The buffering role of perceived partner gratitude and sacrifice [Manuscript in preparation].

Patrick, H., Knee, C. R., Canevello, A., & Lonsbary, C. (2007). The role of need fulfillment in relationship functioning and well-being: A selfdetermination theory perspective.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92(3), 434–457.https://doi.org/10.1037/0022-3514.92.3.434

Reis, H. T., & Gable, S. L. (2015). Responsiveness. Current Opinion in Psychology, 1,67–71.https://doi.org/10.1016/j.copsyc.2015.01.001

Reis, H. T., Smith, S. M., Carmichael, C. L., Caprariello, P. A., Tsai, F.-F., Rodrigues, A., & Maniaci, M. R. (2010). Are you happy for me? How sharing positive events with others provides personal and interpersonal benefit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99(2), 311–329. https://doi.org/10.1037/a0018344

Righetti, F., & Impett, E. A. (2017). Sacrifice in close relationships: Motives, emotions, and relationship outcomes. Social and Personality Psychology Compass, 11(10), 1–11.https://doi.org/10.1111/spc3.12342

Righetti, F., Visserman, M. L., & Impett, E. A. (2022). Sacrifices: Costly prosocial behaviors in romantic relationships. Current Opinion in Psychology, 44,74–79.https://doi.org/10.1016/j.copsyc.2021.08.031

Sternberg. (1986). A Triangular Theory of Love. Psychological Review, 93(2), 119–135. https://doi.org/10.1037/0033-295X.93.2.119

Visserman, M. L., Muise, A., Righetti, F., Horne, R. M., Le, B. M., Côté, S., & Impett, E. A. (2022). Lightening the load: Perceived partner responsiveness fosters more positive appraisals of relational sacrifice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23(4), 788–810. https://doi.org/10.1037/pspi0000384

Van Lange, P. A., Rusbult, C. E., Drigotas, S. M., Arriaga, X. B., Witcher, B. S., & Cox, C. L. (1997). Willingness to sacrifice in close relationship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72(6), 1373–1395. https:// doi.org/10.1037/0022-3514.72.6.1373

责编：刘祥宇
撰稿：LQY
编辑：高文洁
美编：何文宣

作者介绍
心是孤独的猎手

近年来，年轻人的婚姻问题受到广泛关注，年轻人对婚姻产生了更多元的看法，也对离婚、不婚等情况有自己的态度。

(图源网络，侵删)

而根据《中国居家养老服务体系建设与老年人生活质量提升研究》的调查[1]，相较于年轻人而言，老年人的婚姻状况更为稳定，有配偶的老年人仍是大多数，离婚率和未婚率很低，老两口共同生活是目前老年人家庭的主要结构。

如果说婚姻是本难念的经，或许我们可以从老年人身上“取取经”？

01
老年人婚姻里的「甜」

根据《中国人口老龄化和老龄事业发展报告》[2]，老年人的婚姻状况是指老年人在婚姻方面所处的状况，一般分为未婚、有配偶、离婚、丧偶四类。

老年人的婚姻处于何种状态对于其健康水平、经济收入、照料方式、生活方式、社会支持等多方面都有很大影响。处于不同婚姻状况下的老年人，他们的需求和面临的问题往往也不同。

好的婚姻可以帮助夫妻共同应对诸如健康、经济等问题带来的生活压力，高质量的亲密关系能够让我们更加健康和幸福。婚姻关系对老年人的重要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3]：

(图源网络，侵删)

第一，健康的婚姻关系能够提供情感方面的支持。

配偶的情感支持包括互相倾听、尊重、理解等要素，健康的婚姻关系不仅有助于我们更有效地了解伴侣的内心，还能帮助我们解决感情中的问题，让我们和伴侣更长久地走下去。

工作中遇到不开心，伴侣可以陪伴你、开解你，并且帮助你放松心情，即使在不同的专业领域，来自伴侣的关心和情感支持，那些工作中的困难和不开心，似乎也没有那么难以应对和解决。

第二，良好的婚姻关系能够带来充足的安全感和完备的生活支持。

在良好的婚姻关系中，夫妻中的一方遭遇困难时，另一方会给予全方位的关怀和支持。

比如当一方的身体健康状况出现严重问题时，另一方不仅可以提供生活上的照料，还可以给予伴侣精神上的支持，通过鼓励安慰让对方感受到“不管生老病死，我始终在你身边”的安全感。

第三，良好的婚姻关系对健康具有保护作用。

良好的婚姻关系对健康的保护作用体现在夫妻双方对彼此行为和生活方式的纠正和正确引导上。

比如在许多中国老年夫妻之间，妻子对健康的意义和价值会更加重视，她们便会更多地激励和监督丈夫保持有益的健康行为：减少或者停止吸烟酗酒、保持正常的作息规律、坚持锻炼身体等。

劝诫老年人改正坏习惯时，老伴一句贴心的话可能就会起到意外的积极作用。比如妻子会说：“哎呀咱都多大岁数了，以后可不能吃这么咸的饭了，要注意身体健康，咱俩一起少生病。”

一项2018年的调查追踪了6272位老年人，通过分析老年人的日常活动能力、抑郁情绪和婚姻满意度的现状与相互关系，展示了婚姻对于老年人健康的积极作用。

结果显示，在日常活动能力、抑郁情绪和婚姻满意度上，男性老年人优于女性老年人，城市老年人优于农村老年人。婚姻满意度在男性老年人日常活动能力与抑郁情绪间存在调节作用，男性老年人婚姻满意度越高，日常活动能力对抑郁情绪的影响越小[4]。

郑州市58岁自驾阿姨苏敏出走，决定“后半生为自己而活”
(图源网络，侵删)

02
老年人婚姻里的「伤」

丧偶让人心碎。

根据国家卫生健康委的介绍，截至2021年底，全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2.67亿，占总人口的18.9%。

2035年左右，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将突破4亿，在总人口中的占比将超过30%，进入重度老龄化阶段。也就是说，随着老龄化的加速和老年人口的增多，丧偶老人的数量也将增多。

与中青年人口的婚姻特点相比，丧偶是老年群体最为突出的婚姻特点。世界上老年人丧偶是非常普遍的，随着高龄化趋势的发展，老年人丧偶率在不断提高，特别是女性老年人的丧偶率上升得更快。

《一个人最后的旅程》一书中介绍了女性面对丧偶的现实情况[5]：在经历丧偶和离婚后，女性没有再婚的可能性比较大，甚至75岁以上长寿女性的丧偶率超过了配偶拥有率。

尤其是独居丧偶老年人的现状亟需关注，丧偶使老年人失去了支持的最主要来源——配偶，引起了社会支持网络的改变，子女等家庭成员此时成为最重要的支持来源。

但是，独居丧偶的老年人不仅缺少配偶的支持，也缺少来自家人的关怀和必要的生活照顾，使他们感到缺乏情感支持及寄托，相比与家人同住的丧偶老年人，独居丧偶老年人的情感支持少，更容易产生抑郁情绪[6]。

为什么丧偶对老年人生活影响这么深远？

《生命历程事件与中老年健康》一书对此做了解释[7]：一方面，随着年龄增长，老年人的社会网络关系不断收缩，婚姻关系在老年人的社会关系网络中变得愈发重要。

一旦发生丧偶，便会让老人失去了这份依靠和陪伴，失去了可倾诉的对象，从而容易陷入孤独、抑郁的精神状态。

北京菖蒲河公园著名的“老年相亲角”，每周二周六，很多中老年男女都会聚集在这里

(图源网络，侵删)

另一方面，子女都有自己的生活，对老人的关心和关爱有所缺失。再加上大部分社区建设落后、社区职能发挥不足，社区公共基础设施的不健全以及社区文化氛围的缺失，都会使丧偶老人的精神文化生活更单调，内心更空虚。

总而言之，年龄越大，丧偶对个体健康产生的负面影响越大。

03
写在最后

霍妮在《婚姻心理学》对于美好婚姻的期许[8]：「美好的婚姻就是相互滋养」。

婚约是应该遵守的承诺，是公开了的海誓山盟，是遇到任何艰难险阻也要履行的誓言，是一个人对另一个人全身心的奉献。

同时，关于怎么拥有美好婚姻，霍妮也有她的回答。女人经常这样问：“为什么他不像我爱他那样爱我？”男人经常这样想：“为什么她总是轻易地蔑视我、不顾及我的感受？”

那么，怎样改变这一切呢？那就是理解和尊重。只有认可对方，站在对方的角度去爱、去理解，这样的感情可以称之为爱。

如果夫妻之间存在着这样的爱，无论周围人说出什么猜疑的话，他们都能做到真正的理解，完全相信自己的配偶。

《Friends》中MIke如此理解Pheobe的奇奇怪怪
(图源网络，侵删)

诗篇《长命女·春日宴》的内容：一愿郎君千岁，二愿妾身常健，三愿如同梁上燕，岁岁长相见。

幸福的婚姻总是相似的，借鉴老年人幸福婚姻的经验，如何经营好自己的婚姻是身处其中的夫妻可以思考的问题。

愿你既有青梅竹马的心动，也有白头偕老的相守。

学堂君

执子之手，与子偕老，是我们文化中流传千年的幸福和浪漫。虽然随着社会形态的演变，现在年轻人中不婚和离婚的比例有所增加，但学堂君觉得，大家对爱的期盼仍是同样的，只是在通往幸福的道路上，有些人走了不需要婚姻的那条路，有些人从不幸福婚姻那边绕了一下路，而殊途同归，大家最终都期待“愿得一人心，白首不分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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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 孙兆阳，戈艳霞.中国居家养老服务体系建设与老年人生活质量提升研究[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22.

[2] 姜向群, 杜鹏.中国人口老龄化和老龄事业发展报告[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3.

[3] 彭华茂，王大华. 你好，我的白发人生：长寿时代的心理与生活[M].北京: 机械工业出版社, 2022.

[4] 邓远平,蒋柯.老年人日常活动能力与抑郁情绪：婚姻满意度调节作用的性别差异[J].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2020,28(6):1293-1296.DOI:10.16128/j.cnki.1005-3611.2020.06.044.

[5] 上野千鹤子，任佳韫、魏金美译. 一个人最后的旅程[M].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21.

[6] 金雅茹,司华新,乔晓霞,田晓宇,刘娜,董莉娟,刘欣艺,王翠丽.居住方式对丧偶老年女性社会支持与抑郁关系的调节作用[J].中国老年学杂志,2018,38(22):5557-5560.

[7] 李晓敏、姜全保. 生命历程事件与中老年健康[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20.

[8] 卡伦·霍妮, 徐淑贞译. 婚姻心理学: 婚姻是最好的修行[M]. 北京: 中国华侨出版社, 2013.

撰 稿：心是孤独的猎手
编 辑：崔 琪
美 编：何文宣

北师大家庭与儿童发展实验室
我们隶属于北京师范大学发展心理研究院，专注于中国婚姻与家庭研究，致力于将实用有趣的学术成果分享给大家。

本期作者
谢彦彬
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部2020级本科生

『我从小缺爱, 希望有一个人可以给我很多爱。』

『我有心理创伤, 希望找个人来治愈我的创伤。』

『我心里有个很大的缺口, 需要找个人填满它。』

当我们在网络上搜索“情绪价值”一词, 我们可能会看到“需要找一个能提供情绪价值的伴侣”、“因为ta无法给我提供情绪价值, 所以我们分手了”等等诸如此类的说法。情绪价值看起来好像就是亲密关系中一方给另一方提供的资源, 可以让个体获得疗愈, 人们对于情绪价值的需求似乎跟“我想找个有钱的对象”异曲同工。

到底什么是情绪价值？

情绪价值=“矫情”？

情绪价值=把伴侣当作“情绪充电站”或是“情绪垃圾桶”？

01
什么是情绪价值？

情绪价值(emotional value)最早是经济学和营销学领域的术语, 后延伸到亲密关系中, 指的是亲密关系双方感知的情绪收益和情绪成本之间的差值, 即情绪价值=情绪收益-情绪成本(Bailey, 2001)。这里的“情绪收益”指的是个体积极的情绪体验, 比如愉悦、幸福或安全感等; 而“情绪成本”则为负面情绪体验, 例如伤心、生气或感到被欺骗等。

由此我们推论, 亲密关系中如果情绪收益>情绪成本, 即获得了正向的情绪价值, 这段关系也就更可能维持下去并逐步深入; 反之, 如果有一方甚至双方都一直处于不断付出、不断内耗却得不到想要的回应的状态, 即情绪收益<情绪成本, 则不利于关系的维持。

02
情绪价值=“矫情”？
——情绪价值是“必需品”

有些人或许会认为, 对情绪价值的需求其实就是“矫情”, 情绪价值并不是一段感情的必需品。实际上, 有研究表明情绪价值对于关系的维持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Seven, 2022), 并非仅仅是“奢侈品”, 而是“必需品”。

1
情绪价值vs物质价值

当亲密关系中情绪价值和物质价值难以两全的时候, 你会作何选择呢？

《小妇人》中的梅格曾经就面临了这样的两难处境。在那个人人都想挤进上流社会的年代, 她曾经最大的梦想就是嫁个有钱人, 坚定地认为自己一定会坚定地选择物质价值。但是, 梅格最终的选择, 是爱情。布鲁克没钱没地位, 遇到她的时候连个稳定的工作都没有。但布鲁克爱上的是她面具之下真正的自我，她找到了一个可以让她卸下面具生活的港湾。毫无疑问，在这场情绪价值和物质价值的角逐中，梅格选择了情绪价值。

2
为什么情绪价值对于关系的维持如此重要？

20世纪60年代, 美国社会学家霍曼斯提出了社会交换理论(Homans, 1958), 认为人们的社会行为都可以被看作是社会交换, 而交换行为的目的就是追求利益最大化。也就是说，人的活动就像“商品”, 人们从他人身上获得“收益”, 同时也需要付出“成本”。这里的“收益”和“成本”可以是物质的, 也可以是精神的。

因此从这一视角来看, 我们可以简单理解为, 一个人的价值=物质价值+情绪价值, 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维持离不开势均力敌的价值交换(安丽霞, 2007)。

情绪价值和物质价值同等重要, 生活中很多关系离不开物质价值的维系, 但同时, 情绪价值却是维持一段长久稳定的亲密关系的必要条件。根据社会交换理论不难推论, 一段关系能否长久地持续下去, 取决于双方的付出和收益是否对等。如果其中一方做出某种行为后没有得到预期的反馈, 那么交换就不成立, 该行为也就不会长期继续下去。同理, 在亲密关系中, 如果其中一方不断付出却迟迟得不到预期中的反馈, 那么这段关系也就很难长久维系(邱珊, 2010; 安丽霞, 2007)。

03
我们可以把伴侣当作 “情绪垃圾桶”吗？

“我把你当最亲近的人, 你却把我当成情绪垃圾桶？”——这是亲密关系中一个很常见的问题。在很多人的惯常思维中, 在遇到负面情绪困扰的时候, 伴侣理应承担起“树洞”的角色, 听对方倾诉, 给予其安慰和支持。

这种寻求安慰的想法本身没错, 但试想一下, 如果其中一方一直将另一方当作“情绪垃圾桶”, 不断索取情绪价值, 人总有承受的极限。长此以往, 就可能将彼此之间的关系推向破裂的边缘。因此, 希望伴侣为自己提供情绪价值, 并不等同于将ta当成“情绪垃圾桶”。

1
倾诉本身没有问题
——倾诉是个体的基本心理需要

美国人本主义心理学家西尼·朱拉德(Sidney Jourard)将个体告诉他人自己的信息, 以及真诚地分享自己秘密的感受与想法的行为定义为自我表露(self-disclosure)。因此, 伴侣之间的倾诉可以很好地拉近彼此的关系(Jourard & Lasakow, 1958) 。甚至有学者将亲密关系描述为通过自我表露和对方回馈的动态交互过程而发展起来的关系, 即个体向伴侣表达自己的想法和感受, 收到对方的回应, 并将这样的回应解释为理解与关怀(Laurenceau et al., 1998)。

2
为什么不能将伴侣当作“情绪垃圾桶”？
——倾听是心理能量的消耗

很少有人会在陌生人面前各种吐槽, 但在最亲近的人面前, 说话就可能肆无忌惮了。我们很容易因为关系太亲密, 而渐渐忽视了“边界感”。对于伴侣的信任, 会让我们忍不住把所有的委屈、抱怨和盘托出, 不怕暴露最狼狈的一面, 而同样因为这样的信任和亲近, 对方往往不会拒绝这样的倾诉, 只能想尽办法安慰。

但是, 倾诉者的负面情绪可能会影响倾听者, 倾听、共情和安慰也需要消耗很多的认知资源, 是对心理能量的一种消耗。

“情绪垃圾桶”因亲近而产生, 但也因亲近而变质, 变得像是隔着一道屏障, 慢慢疏离。因此, 自我表露不是毫无保留地和盘托出, 就算是伴侣之间也需要对自我表露的信息交换程度加以控制, 这有助于维护人际关系中的隐私边界(Derlega & Chaikin, 1977)。

04
我们应该如何给他人提供情绪价值呢？

1
先让自己真正长大——情绪成熟

辛德勒(2013)认为, 情绪稳定是成熟的标志之一。在人际关系中, 面对情绪困扰的时候保持理性, 适当地调整自己的情绪是对自己和关系负责的表现(司长河, 2014)。充当“情绪垃圾桶”甚至治愈心灵创伤是出于爱的行为, 并不是伴侣之间的义务，或者一味地要求伴侣成为情绪宣泄的“沙包”。在现实生活中，情绪成熟的人往往具有以下三个特点(Allen, 2011)：

1.负责——为自己的负面情绪负责, 也为自己给他人造成的负面情绪负责。

2.有适应能力——控制自己的情绪, 在适当的场合做出合适的反应。

3.给予——在情感上不仅仅关注自己的情感需求, 也要学会体察并共情他人的感受。

2
打开情绪表达的正确方式

(一) “告诉我你的感受，好吗？”——情绪表达的重要性

也许受到传统文化中“喜怒不形于色”等观念影响, 中国人在人际互动中较多采用情绪表达抑制策略, 并不善于用言语表达情感。关于夫妻关系的研究也证明了这一点, 中国夫妻常常因缺乏正确的情绪表达而引发冲突(周婷, 王登峰, 2012)。

成人依恋理论认为, 伴侣之间的情绪交流与回应形成了双方的情感联结, 畅通的情感联结需要双方告诉对方自己的动机和需要, 而在其中一方表达情绪和需求的时候, 另一方需要给予恰当的情绪反应。比如当ta表达负面情绪的时候, 另一方要做的是体察ta的情绪、尝试共情ta, 并给予合适的言语反馈。否则, 就可能导致双方情感的疏离, 进而演变为抱怨、冷战或争吵等形式的冲突。

(二) “谢谢你, 亲爱的”——不要吝啬表达感恩

我们在生活中也可以发现, 当你的付出得到了对方真诚的感谢时, 我们会感到满足和愉悦。研究结果表明(Algoe et al., 2008), 感恩有助于促进亲密关系的发展, 一个人的感恩和表达感激的程度都与他自己的婚姻满意度显著相关。此外, 交叉伴侣分析表明, 个人感受到的感激也能预测配偶的满足感(Gordon et al., 2011)。

情绪价值不是“矫情”，情绪价值也不等于单纯地把 ta 当作“情绪充电站”或是“情绪垃圾桶”。两个人的相遇或许有千百种缘分使然的可能，但每一段关系的维系则都是细水长流的同心同行。

参考文献

安丽霞. (2007). 霍曼斯交换理论背景下夫妻关系的尝试性描述. 长春师范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6(2), 22–26.

邱珊. (2010). 与霍曼斯交换理论的比较看布劳理论的发展. 才智, 15, 167–168.

司长河.(2014).什么是情绪上的成熟. 家庭医学(下半月)(12), 41.

约翰·A·辛德勒[美] 江月(译). (2013). 情绪稳定：检验成熟的标尺. 现代阅读, 8, 89–89.

Seven(2022). “年下恋”：情绪价值是关系核心竞争力, 中国妇女报, 2(7).

周婷 王登峰. (2012). 情绪表达抑制与心理健康的关系.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20(1), 65–68.

Algoe, Haidt, J., & Gable, S. L. (2008). Beyond Reciprocity: Gratitude and Relationships in Everyday Life. Emotion (Washington, D.C.), 8(3), 425–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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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iley, J. J., Gremler, D. D., & McCollough, M. A. (2001). Service encounter emotional value: The dyadic influence of customer and employee emotions. Services Marketing Quarterly, 23(1), 1-24.

Derlega, V. J., & Chaikin, A. L. (1977). Privacy and self-disclosure in social relationships. Journal of Social Issues, 33(3), 102-115.

Gordon, Arnette, R. A. M., & Smith, R. E. (2011). Have you thanked your spouse today?: Felt and expressed gratitude among married couples. 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50(3), 339–343.

Homans, G. C. (1958). Social behavior as exchang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63, 597-6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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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urenceau, Barrett, L. F., & Pietromonaco, P. R. (1998). Intimacy as an Interpersonal Process: The Importance of Self-Disclosure, Partner Disclosure, and Perceived Partner Responsiveness in Interpersonal Exchange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74(5), 1238–1251.

Johnson. (1999). Emotionally focused couples therapy: Status and challenges. Clinical Psychology., 6(1), 67–79.

Jourard, S., & Lasakow, P. (1958). Some Factors in Self-Disclosure. Journal of Abnormal and Social Psychology, 56(1), 91–98.

策划 | 蔺秀云
撰稿 | 谢彦彬
排版 | 李欣霏
图源网络 | 侵删

本期作者 高文洁

《再见爱人》第二季大结局了。

节目的设置是最后一天，男女双方需要做出决定，是否继续这段婚姻。如果在倒计时结束之前下车，就意味着愿意继续，不下车则代表婚姻就此止步。

作为这一季全网知名度最高的夫妻，也是在“离”与“不离”之间摇摆最多次的夫妻，宋宁峰与张婉婷的结局有些出乎意料的浪漫：首先他们都下车了，其次宋宁峰向张婉婷求婚了。

谁能想到，一个月之前，这对夫妻的热搜还都是 #窒息# #强势# #张婉婷7次打断宋宁峰说话# #张婉婷是救过宋宁峰的命吗# 这样的一些负面话题词，18天的旅程之后，他们拥有了一个圆满的结局。

我们一直期望，能更多地去看到婚姻之内在发生些什么。

因此，直到节目完结的这一刻，我们才决定来聊一聊，宋宁峰与张婉婷。

01
张婉婷之「罪」？

张婉婷的每一次“情绪失控”都在互联网上遭到了不少的攻击，网友们把她推成了那个要为婚姻失败负责任的人，那个“有问题的人”。几乎所有人都一边倒地认为，这是张婉婷的错。

这也符合我们生活中，大多数人遇到婚姻问题时的状态：谁做错了？谁应该为问题负责？谁需要做出改变？谁改变了，这些痛苦和折磨就不存在了？我们把这种思考问题的方式叫作「线性因果」，一定是过去的什么事情或者某个人的什么事情，导致了现在的什么事情，只要“它”被改变了，问题就随之解决了。

这样思考问题的方法当然有好处，它给了我们一种确定感。就好像一个人生病发烧了，总得要知道病因是什么，才能对症下药。“找不到病因”远比“生病发烧”更令人感到恐惧，确定了病因就得到了控制感。

但这一套方法放到婚姻关系里，它也有一个致命的坏处，就是无论事实是怎样的，把问题归咎于一方，都会让两个人彼此之间的关系更加敌对。

节目中张婉婷和宋宁峰最激烈的一次争吵，发生在旅程过半的时候。

他们在车上讨论一个新闻事件，张婉婷出于经纪人的职业考虑，让宋宁峰不要发表自己的意见，宋宁峰对此发了脾气，认为张婉婷和之前一样在“堵自己的嘴”。

张婉婷不理解，认为是节目组建议宋宁峰“多坦诚地表达自己的不舒服”，宋宁峰受到了其他人的暗示和影响，才会做出这样的行为。

根据节目的呈现，这个时候的张婉婷，在之前的旅程中已经认识到了自己一些情绪上的问题，但当她感受到自己被归咎于一个“问题表现者”的时候，她会本能地抗拒，本能地自我保护，她要为自己发出一种呐喊叫作：难道你没有问题吗？

「线性因果」的概念（谁做错了）很难在婚姻家庭中发生作用，因为它没有考虑到夫妻沟通和相互之间的影响。家庭治疗师也不会使用这样的思维去理解一个家庭，它很容易陷入一种“选边站”的窠臼，这意味着你赞同目前的糟糕局面是由一个人的“个体问题”所导致的。

而很显然，试图让一个人承认自己是“关系中的罪人”，并不会对婚姻关系产生良好的干预。

02
「问题是系统的问题」

那么，家庭治疗师会怎样看待这个问题？不管是什么流派的家庭治疗师，都有一个共同的基本概念叫作「循环因果」。也就是说，没有谁要为失败的婚姻“买单”——「问题是系统的问题」。

如果承认当下的糟糕局面是夫妻双方这个小型系统共同维持的，那么我们的关注点就自然而然变成了：这个系统是如何通过一系列的行为和反馈，维持了如今糟糕的现状？

我想尝试用节目的素材，还原一下张婉婷和宋宁峰的第一次争吵。

当时是旅程的第2天，大家在吃饭间隙聊到了有关“演员”的话题，宋宁峰作为一位演员，想要表达自己对于职业的一些理解和想法，张婉婷「打断」了他。

宋宁峰在张婉婷第一次「打断」的时候便「停止」了发言，但在旁边人的「鼓励」下，「又开始」说话。

看到宋宁峰没有听从自己的指令，反而听从了其他人的意见，张婉婷的反应升级，开始「指责」宋宁峰的发言。这种「指责」和「批评」在经纪人职业的包裹下，以一种专业性建议的方式被表达了出来。

（我们暂且不去探讨表达的逻辑和内容，只观察他们之间的沟通过程是如何发生的。）

随着张婉婷的情绪越来越激动，宋宁峰的身体动作明显向后缩，他开始「脱离」整个对话的场域，第三方（卢歌）代替他开始说话。

当第三方开始替宋宁峰说话，张婉婷的情绪到达了爆发点，她「抱怨」在场的其他嘉宾，「质问」他们参与节目的初衷是什么，而这个时候，宋宁峰是「沉默」和「回避」的。

亲密关系中，一方的「回避」往往会更加激发另一方的「追逐」，这是托马斯·福格蒂（1976）所描述的追求者-疏远者动力系统。晚上回到营地，张婉婷再次跟宋宁峰讨论起白天的事情，张婉婷「指责」宋宁峰白天的时候没有和自己站在一起，宋宁峰先是「否认」了张婉婷理解的“事实”，最后「放弃」了和婉婷继续对话。

当宋宁峰出现「放弃」的姿态，张婉婷的情绪崩溃了。

张婉婷「独自」一个人消化情绪，过了一会儿，宋宁峰回过头开始「主动示好」，给婉婷披上衣服、递上热茶。

这是我们暂且撇开沟通内容（他们在谈些什么），而观察到的一次完整的沟通过程（他们是如何交谈的）。我们能看到冲突是在双方的不断互动中发生、升级的：

张婉婷因为其他人对宋宁峰的影响而感觉受到了威胁，她可能变得容易生气；而这样，宋宁峰会感觉自己受到了否认和挑衅，并试图通过沉默和忍让的方式来回避张婉婷的情绪；但宋宁峰的回避只是让张婉婷更加确信，她的丈夫相比于她，更相信、更在乎身边的其他人，所以她的行为变得更加幼稚。

这样的一个完整的负性循环，在下一次会以同样的方式、但因为不同的事情而发生。

你看，当我们把关注的焦点放在“个体问题”上，我们顺其自然就会思考：谁对，谁错？而当我们把关注的焦点放在“系统问题”上，我们才能够完整地理解这对夫妻之间在发生些什么，他们是通过一个什么样的负性循环保持了一种痛苦但平衡的状态。

03
改变的突破口是什么？

因此，家庭治疗师的方法从来不是治疗某一个人，而是改变夫妻之间的互动。

对于宋宁峰和张婉婷来说，我们观察到的突破口，可能在上文提到的最激烈的那一次争吵之后。同样负面的路径再走了一遍，这次宋宁峰做出了一个与之前不同的行为。

他在张婉婷情绪崩溃之后，开始对她“死缠烂打”，也不说话，也不跟她讨论谁对谁错，就在她旁边待着。

我看到有很多观众对此十分不理解，觉得这不就是屈服于张婉婷吗？最后还不是遂了她的意吗？宋宁峰这样不是很活该吗？

作为观众，可以从这对夫妻样本中生出很多自己的看法；但作为家庭治疗师，我们知道每一对夫妻都是他们自己生活的专家，他们有权利选择一种让他们感到舒服的生活状态，重点在于他们感到舒服，我们不干涉。

宋宁峰呆在张婉婷身边“死缠烂打”，我看到的是，这至少突破了他们以往那种使问题持续发生的交互模式，而不仅仅在于张婉婷满意了。

后续的采访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宋宁峰自己的感受；

以及张婉婷表达出她对宋宁峰的爱意。

节目的最后，宋宁峰和张婉婷都选择了继续这段婚姻，并且，宋宁峰认真地向张婉婷求了一次婚，这一次，张婉婷相信了（他不是因为孩子才跟自己结婚）。

宋宁峰说，他参加这个节目，是希望把问题抛出来，让嘉宾去看看，让观众去看看，到底是谁对谁错。

但最终，他们并没有得出一个「评判」，他们收获的是一段「探索」的旅程。

这很有趣——

即便他们没有抓住所谓确定的答案，但不影响他们得到了一个圆满的结局。

责 编：高文洁
撰 稿：高文洁
编 辑：崔 琪
美 编：郭雨馨

作者介绍
吴希
北师大方晓义教授婚姻与家庭团队成员
一位注重循证研究与临床体验结合的心理咨询师

最近刷朋友圈，有人拍摄晚高峰的马路上车灯闪烁，有人记录和伴侣时隔三年终于出门旅行，不禁让人感叹，正常的生活终于慢慢回来了。

但同时，我们也感受到疫情三年遗留下的问题，还没有完全恢复。那些充斥在人与人之间的、爱与爱之间的张力和挑战，依然存在。研究发现，新冠疫情给亲密关系带来了多维度的激增压力源，总的来说，分为以下几类：

· 疫情的“次生灾害”引发的现实压力：

环境的不确定性，例如经济影响、失业和不稳定的住房，给关系带来了重大的外部压力（Andrasfay & Goldman，2021），此外，也有不少伴侣因客观原因不得不经历异地或者现实问题引发的对关系的重新评估。

在这样的背景下，对未来的迷茫、捉襟见肘的金钱问题以及由此引发的权力争夺都给关系增加了一层乌云密布。

· 长时间居家工作生活引发的冲突升级：

无法区分工作和生活的边界，共享空间的增加与私人空间的减少，共处一室不得不面对各种日常琐事的“极限挑战”，激增的家务工作与育儿分工带来了新的现实压力（Goodboy，2021），尽管居家办公逐渐成为“过去式”，但引发的冲突升级可能给关系埋下了一颗不和谐的种子。

· 疫情引发的个体心理压力：

自己及身边人健康问题引发的死亡焦虑，不稳定的环境引发的屏障失灵与“替代性创伤”，由此激活的个体无意识的防御反应（如神经质重复和强迫性行为）和未解决的童年议题（不安全依恋模式）等，都使得个体的心理压力激增，甚至精神疾病恶化（Blackman，2020)。

01
其实，压力并不一定会导致关系质量下降

我们应对突然的外部压力，会经历一个不同压力反应的过程，心理学家Selye (1956)将压力反应描述为三个不同的阶段：

第一阶段是警报。在这个阶段，个体会感知到危险（此时，危险并不一定是现实意义的危险，泛指由不同压力源带来的刺激），身体产生应激激素，如肾上腺素和皮质醇。

第二阶段为阻力。一些心理咨询师也会将其称作防御（Blackman，2003），这个阶段，个体将会发展耐受性以适应压力带来的痛苦（Kernberg，1975）。

第三阶段 Selye 称为精疲力尽，类似于 Kris (1956) 所说的应变创伤。精疲力竭时，焦虑或情绪耗竭的程度会达到人们无法再用自我功能和防御机制来管理它的强度。他们不知所措，功能失调，并且可能会经历一般的身体痛觉。

在 Selye 的模式中，应变创伤涉及从抵抗到疲惫的转变，不同阶段均包含了神经递质与激素的过度分泌。

尤其在第一和第三阶段时，下丘脑-垂体和肾上腺激素大量产生，边缘系统激活，引起身体过度警觉和超负荷，在这个时期中，个体更容易表现出易激惹的行为，在亲密关系中，更容易表现出破坏性的应对状态。

了解我们在应对压力过程中不同阶段的影响，对身处其中的自己或者伴侣会产生更多的理解。

但是，压力一定会导致彼此的攻击和关系的破坏吗？

并非如此。

因为作为共同面对激增压力源的一份子，伴侣可能是彼此唯一的支持系统。这可能会带来心烦意乱，也可能会让关系更亲近。

一方面，激增的压力对亲密关系带来了挑战和负面的影响。疫情期间，一些亲密关系经历了关系质量的大幅下降，甚至关系的破裂，被称为亲密关系幸福指数的“疫情下降COVID-DIP”（2022），研究者认为，这可能与高水平的外部日常压力会导致内部压力有关（Estlein＆Lavee，2021）。

而另一方面，一些夫妻可能从危机中受益。近期，美国一项大范围的调查显示，在不同家庭生命周期中的伴侣中，56%的伴侣关系报告了亲密感上升。研究者认为，这可能因为伴侣在疫情期间将共度难关视为重新建立联系和重塑关系的机会，从而以积极的方式应对冲突（Hendrick，2020) 。

可见，新增的压力源与升级的冲突，并不一定会导致关系质量的下降，相反，还有可能会提升亲密感——这其中重要的影响因素是我们看待压力的视角，以及我们应对冲突的方式。

02
我们通常会用四种方式应对冲突

心理学家Caryl Rusbult (1982)按照“破坏性-建设性”（是否有利于亲密关系）、“主动-被动”（公开或者逃避面对问题）两个维度，将亲密关系中应对冲突的方式分为四类：退出、忽视、协商、忠诚。

· 退出：破坏性＋主动应对

退出指的是以主动、但破坏性的方式来应对冲突，例如粗暴地回应，对伴侣大喊大叫或者大打出手，利用分手或者离婚威胁对方，强硬地要求对方按照自己的标准行事。这里的退出，并不是回避的意思，而是说一旦冲突发生，就退出了“好好解决问题”的模式。

· 忽视：破坏性＋被动应对

忽视指的是以被动、同时破坏性的方式来应对冲突，例如不直接跟伴侣讨论关键性的矛盾，反而因为与矛盾无关的事情指责对方，自顾自地与伴侣拉开距离等。

忽视的应对方式很容易让亲密关系中的两个人陷入两种恶性循环：一种是“追-逃”模式：一个人越想逃离冲突，使得另一个人更加逼近、想要施加更多的压力（Millder & Perlman，2010）；另一种是由于长久地忽视，导致关系越来越趋于表面和谐、内在积怨。

· 协商：建设性＋主动应对

协商是一种积极应对冲突的方式，协商者往往会跟另一半共同讨论问题，试图通过沟通来恢复亲密，当协商者认为两个人没办法解决问题的时候，也会积极寻求第三方（例如朋友、家人或者心理咨询师）的帮助。

这种应对冲突的方式，有利于关系进入一种相互尊重、积极反馈的正性循环。

· 忠诚：建设性＋被动应对

忠诚的应对方式是指一个人虽然不会主动交流，但也并不回避交流，他们往往会对关系保持乐观、静静等待情境的改善，在沟通过程中，忠诚者会坦诚地表达自己的想法，而不会像忽视者那样，隐藏自己的真实情绪。因此，忠诚是一种被动的、但同样有利于关系发展的冲突应对方式。

03
给“暗潮涌动”中的伴侣三个心理锦囊

加缪在小说《鼠疫》中这样描述现代城市中的爱情：“由于缺少时间和思考，人们只能处于相爱而又不自觉的状态。 ”

只有重大变故——比如鼠疫，比如新冠——才能打破这种麻木。当一切正常、平稳运行的时候，我们或是怠于思考，或是缺乏新的视角。只有踩下刹车，轨道逐渐偏离时，我们才有了推翻一切习惯、重新审视世界，认清自我和关系的动力。

疫情三年，对共同经历“暗潮涌动”的伴侣来说，既是共患难的挑战，亦是个人成长与发展关系新视角的机会。有三个心理锦囊送给你：

锦囊一
用发展中的视角，
重新思考伴侣和关系对你的意义

“陪伴是长情的告白，也是救命的浮木。”人作为社会动物，发展亲密关系并在其获益是本能亦是礼物。

从发展心理学的角度来看，人的发展是贯穿一生的，亲密关系是个体重要的资源。伴侣可以帮助我们来拓展自我、甚至在关系中呈现自我被压抑而无法表达的部分，让我们得以在更多维度表达自我、发现自我。

不确定的大环境下，亦让我们有机会来回归亲密关系的小环境，不妨用发展的视角看待此刻涌动的暗流，将其作为筑基和蓄能的机会，重新思考伴侣和关系对于自己的意义。

锦囊二
用三个“不”，来提醒自己
如何发展建设性的冲突应对方式

人们在压力应对模式下，很容易丧失理智。一个快速有效的三不口诀，可以帮助我们在无法理智思考时及时暂停，恢复关系中更多建设性的冲突应对方式：

研究发现，有40%的人会在感到冲突和恼火时，选择不告诉伴侣（Millder& Perlman，2010）。事实上，比起这些没有被表达的冲突，直接发生的争吵对关系有更多积极的作用，它能满足人们在关系中自我表达的需求。

心理学家的共识是，一场建设性的沟通可以增进亲密性，双方在过程中都是赢家，会取得更多积极的结果（Bach&Wydan）。

· 不要口出恶言：关注情绪状态，进行“非暴力沟通”

人在应激状态下受到肾上腺素的影响，容易做出负面的、不当的回应，也可能会对于关系中的敌意过度警觉甚至曲解对方的动机。

当发现你或你的伴侣处于“警报”或者“精疲力竭”的压力应对阶段时，那么你需要先释放你的攻击性，或者先对自己、伴侣的状态进行安抚（比如先去房间里深呼吸一会，或者撸撸猫），再开始双方的交流。

建设性的应对冲突的方式的核心，在于人们面对冲突时的自我控制。有意识地控制自己的愤怒、控制住自己恶意的念头，用友好的方式进行沟通，有助于我们将原本可能带来伤害的冲突，转变为促进亲密关系的工具。

· 不要负面循环：识别冲突关键点

我们会在亲密关系中投射个体的内部依恋模式，个体在关系中的创伤也常在关系中无意识匹配。伴侣咨询中，心理咨询师会鼓励帮助伴侣识别和标记冲突中的关键点。

锦囊三
涵容关系中曾经的敌意与破坏，
理解挫折、拥抱脆弱、哀悼丧失

我们每个人，都或多或少带着自己在关系中的伤痕来到了亲密关系中。亲密关系中曾经的敌意，是我们心中的刺，亦是心中的伤。

“像没有被伤害过那样去爱”是一句鸡汤，更像一个决定。或许时钟再拨动10年、20年以后，回望此刻的疫情三年，只觉挫折、脆弱、丧失已化为亲密关系中成长的养料。

我们无法否认，疫情三年带来的压力与困难，不会在抗原转为一档杠的时刻消失殆尽；同样无法否认，除了新冠之外，我们的亲密关系还面临着许多外部不可抗的威胁、突发事件和不确定性因素。

——你我都必须在这些暗潮涌动中去改变、去成长、去接纳、去疗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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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Andrasfay, T., & Goldman, N. (2021). Reductions in 2020 US life expectancy due to COVID-19 and the disproportionate impact on the Black and Latino populations.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118(5), 1- 6.

Goodboy, A. K., Dillow, M. R., Knoster, K. C., & Howard, H. A. (2021). Relational turbulence from the COVID-19 pandemic: Within-subjects mediation by romantic partner interdependence. Journal of Social and Personal Relationships, 38(6), 1800-1818.

Blackman, J. (2003). 101 defenses: How the mind shields itself. New York: Routledge.

Blackman, J.S. A psychoanalytic view of reactions to the coronavirus pandemic in China*. Am J Psychoanal 80, 119–132 (2020).

Selye, H. (1956). The stress of life. New York: McGraw-Hill. 19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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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ris, E. (1956). The recovery of childhood memories in psychoanalysis. Psychoanalytic Study of the Child,11(1), 54-88.

Rusbult, C. E.,Zembrodt, I. M., & Gunn, L. K. (1982). Exit, voice, loyalty, and neglect:Responses to dissatisfaction in romantic involvements. Journal of Personalityand Social Psychology, 43(6), 1230.

Millder, R., &Perlman, D. (2010). Intimate Relationship. New York, NY: McGraw-Hill Company.

Hendrick, S. S., & Hendrick, C. (2020). Romantic Love in the Age of COVID-19. Journal of Loss and Trauma, 25(6-7), 540-543.

Estlein, R., Gewirtz-Meydan, A., & Opuda, E. (2022). Love in the time of COVID-19: A systematic mapping review of empirical research on romantic relationships one year into the COVID-19 pandemic. Family Process, 61, 1208-1228.

责 编：高文洁
撰 稿：吴 希
编 辑：崔 琪
美 编：杨婉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