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作者
子路
婚姻家庭研究与咨询中心

我们常说父爱如山，沉默而坚定。和母亲常在耳边的叮咛不同，父爱常常在无声中带给我们坚实的依靠。

在父亲节这样的特殊日子里，让我们怀着感恩的心来一起看看父亲时如何在孩子的教养过程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的。

在我们的传统观念中 “男主外，女主内” 一直影响着我们的家庭分工。因此在孩子教养上，我们往往更关注母亲，但是，不容忽视的是，父亲对孩子的成长有着重要的影响。在咨询的过程中，我们常常会看到前来咨询的孩子，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是家庭中父亲往往是缺位的。

现实生活中，父亲拥有着区别于母亲的性别角色和社会角色，父亲通常扮演玩伴、榜样、保护者、道德规范者、教育者等角色。在与儿童的交往行为上，父母之间也往往存在着很大的差异。这些差异对子女的发展产生了不同的影响。研究者发现在某些行为特质上，父亲的影响和作用要大于母亲。教养过程中父亲的作用通常表现在：

父亲在孩子教养中的作用

1提供打闹游戏氛围

父亲和母亲都是孩子重要的玩伴，但是两者与孩子一起游戏的类型却存在着巨大的差别。例如，在抱孩子的动因上，父母往往是不一样的。母亲抱孩子主要是为了照顾他，竭力使他安静，限制他的活动以免产生意外。与之相反，除了一般的照例，父亲抱孩子则大多是为了玩以及与孩子的交流，为了让孩子多探究。母亲在引导孩子游戏时通常更多使用情感性内容，注重指导性游戏(instructionalplay)，而父亲则更倾向于肢体的、打闹性的和非固定化的游戏，注重功能性游戏(functional play)。

有研究表明尽管母亲在照顾孩子上花的时间平均是父亲的4倍以上，但母亲把时间更多地花在照料孩子生活上，父亲更多的是与孩子一起进行动作幅度大、身体碰撞激烈的“打闹游戏”，使孩子获得游戏的快乐。

帕奎特用“父亲——儿童的激活关系”(father-childactivationrelationship) 来描述父亲与儿童之间的情感联系和相互作用，并认为游戏是父亲和儿童关系的核心内容。在打闹游戏中，儿童身体运动更剧烈，活动情绪更兴奋，所面对的社会情境更复杂，需要运用更多认知能力和情绪调节能力，获得更多的成就感，因此这种“激活关系”是儿童能力发展的重要基础。

帕奎特认为打闹游戏能够提高儿童的社会适应能力和运动技能、熟悉自己的角色、建立并维持自己的地位等。经常与父亲进行打闹游戏的儿童，表现出更少的攻击行为，在非攻击情境中表现出更大的竞争力。

2提供性别行为榜样。

父亲为孩子的性别角色形成提供了参照。一般认为，男孩通过对父亲的模仿形成了性别角色行为和男性行为品质，女孩则通过对比父母的行为深化对自身性别角色的认识。

对父亲缺失的研究则从另一个侧面表明了父亲在儿童性别角色形成中发挥的作用。研究表明，如果父亲缺失发生在4岁前，那么它对儿童性别角色发展非常不利，特别是对男孩。男孩如果在4岁前失去父亲，并且生活在权威型母亲的教养环境中，会缺乏攻击性，在性别角色中倾向于女性化的表现——喜欢看书、听故事、猜谜语等非身体性、非竞赛性的活动。父亲缺失使女孩在生活中缺少直接的男性榜样，因为通常容易缺乏安全感，或从小没有与父亲建立良好的关系，在青春期与男孩交往时往往会表现得焦虑、不确定、羞怯或无所适从。

3促进认知和社会性发展。

由于父亲与孩子在交往上的独特性，使孩子从父亲那里得到的认知收获不同于母亲。借助于母亲的交往，孩子可以学到更多的语言、日常生活知识、物体用途、玩具的一般使用方法等；而通过与父亲的互动，儿童则可以学到更多的动手操作能力，养成旺盛的求知欲和好奇心。

相对于母亲，父亲有更多时间和机会参与人际交往，而随着孩子长大和生活自理能力的增强，他们与外界交往的需要也日益增多，孩子与父亲的交往，满足了他们的交往需求，扩大了他们的交际范围。男性比女性更乐意冒险和寻求刺激，因此父亲往往给孩子更多的自由去探究与探险，让孩子在行动中获得自信、增强自我效能感。所有这一切对孩子的社会性发展极为有益。

4产生与母亲不一样的管教效果。

父亲参与照顾孩子对形成其后代的主观幸福感和生活满意度具有独特作用，幼年期和父亲的亲近与个体长大后的教育状况、心理调节和心理健康水平之间存在正相关。与父亲有良好关系的儿童具有更强的心理调节能力，拥有更多的亲密同伴，具有更少的反社会行为。

有关中小学生对父母管教信息的认知、情绪与行为反应倾向的研究表明，管教信息在儿童身上所起的效果，受信息发出者是父亲还是母亲的影响。父亲的管教引起的正向认知、积极情绪和服从行为的比率比母亲高，母亲的管教较易引起儿童的负向认知、消极情绪和违抗行为。

给父亲的一点建议

01增加与孩子的接触
父亲要增加与孩子的接触、交往的时间。每天与留给孩子一点时间，和孩子一起学习、做游戏。通过这种持续有效的亲子互动，儿童不仅能够从父亲那里感受到关爱，还能从父亲那里接受潜移默化的影响，吸收充足的心智发展的养分。

02多和孩子交流
父亲要时常和孩子深入地聊聊天，聊聊孩子的生活学习，也向孩子讲讲自己的生活工作。通过这样的谈话促进父子双方相互了解，也使孩子通过父亲了解外面的世界，满足孩子更多的求知欲，让孩子拥有健康的身体和健康的精神世界，逐步引导孩子走上真善美的人生轨道。

03营造温馨的家庭环境
父亲可以通过努力营造温馨、和谐的家庭氛围来取得最佳教育效果。例如父亲可以在孩子面前常夸赞妻子，帮助妻子做家务，这就是给予孩子爱的一种有效方式。同时，父亲要常与母亲共同探讨培养孩子的策略，以防止教育上的偏差，这样才能保证家庭教育取得最佳效果。

最后，祝天下所有的父亲节日快乐！

参考文献：

Paquette, D. , & Dumont, C. . (2013). The father-child activation relationship, sex differences, and attachment disorganization in toddlerhood. Child Development Research, 2013, 1-9.

Williams, E. , Reddy, V. , & Costall, A. . (2001). Taking a closer look at functional play in children with autism. Journal of Autism and Developmental Disorders, 31(1), 67-77.

刘丽莎, 李燕芳, 吕莹, & 李艳玮. (2013). 父亲参与教养状况对学前儿童社会技能的作用. 心理发展与教育, V29(1), 38-45.

本文部分内容及图片源自网络，侵删！
欢迎转载，转载需注明出处！公众媒体转载需授权，谢谢！

豆瓣评分8.3分的热播剧《小欢喜》前晚在东方卫视上演了大结局，人人都记住了这样一句话：“人生不如意事十之八九，只有一点小欢喜。”

剧中讲述了三个高考备战家庭生活中家长里短、鸡飞狗跳的事情。十分写实地演绎了孩子、父母甚至老师在高三这一年发生的种种冲突。在三对家庭中，乔英子算是几个孩子中幸福感最低的一个，她和妈妈宋倩争吵的对白频频上热搜，宋倩更是被很多网友直呼：是我妈本人了！太真实了！

1、妈妈全部的爱都给了你

宋倩和丈夫离婚了，从此女儿英子成为她生活中最重要的人，也是她生活里的全部重心。尤其是在高三这一特殊时期，宋倩为了英子能有理想的高考成绩，可谓是呕心沥血、费劲心机。剧里有很多令人印象深刻的细节。比如，英子特制的学习房间，隔音墙、玻璃窗，让英子既能有安静的学习环境，又能随时受到妈妈的监督。为了给英子补充营养，宋倩陪英子一起吃生海参，给英子熬自己都舍不得喝的燕窝。担心英子早恋，于是早晚去接送英子上下学，甚至不惜和多年的好朋友吵架闹翻……

宋倩对英子无微不至，从学习到生活都给予了全方位的关心和照顾。但她只是单方面的付出自我感动式的母爱，很少顾虑到英子的内心感受。父母只是孩子成长过程中的引导者、旁观者，而非控制者，宋倩的母爱表达的太过强势，这么沉重的爱压在孩子身上，真的还能是爱本来的样子吗？

2、“我就是想要逃离你”

英子一心想考南大，但宋倩不想她去外地，只希望她留在北京。对于宋倩来说，英子就是她的全世界，她无法接受英子不在自己身边去外地上大学。而英子却说：我希望我妈爱我少一点。

英子在宋倩的高压控制下，感觉非常痛苦。由于宋倩的反对，她不能报考南大。在离家出走后，英子在跳海的时候对宋倩说：你从来都是凭你自己的想法决定我的人生。

而宋倩也非常痛苦：妈妈都是想为你好啊。

可是正如英子所说，宋倩所做的都是她认为对孩子好的，而并没有去想过孩子想要什么。

最后英子说出了自己想要去南大的原因：我就是想要逃离你。

为什么宋倩如此爱英子，英子最终却想逃离她？因为在这份沉重的母爱背后，更不能忽视的是她对英子超强的控制欲。心理学有一种超限效应：指刺激过多、过强或作用时间过久，从而引起心理极不耐烦或逆反的心理现象。

爱孩子，并不等于控制孩子，让孩子行为和选择都听从父母的意见。打着“为你好”的旗号，行的却是控制孩子的事，这种爱满足了父母的私欲，让父母能一直得到孩子这一重要的情感寄托，但却给孩子带来无法言说的痛苦。宋倩的爱过于沉重，她控制了英子对于未来的选择，希望英子永远在自己的身边，可是这种爱太过自私。

3、不要压抑孩子的自我表达

英子的内心是深知妈妈的爱，她也非常感恩，但是她觉得“我配不上你给我的爱”。宋倩带着强烈控制欲的爱，给英子带来的更多是束缚，是捆绑，甚至是无法呼吸的窒息感。

英子内疚自责，觉得自己“没有变成你们心里想要的样子”，而且她也没法和宋倩好好沟通，无法说出自己心里真正的想法。她连续32天失眠，经常想哭，上课时出现幻觉，觉得什么都没有意义，控制不住自己的消极情绪，感到无法开心，被诊断患了抑郁症。

剧中的英子，在宋倩爱的高压下，终于崩溃。

现实生活中，很多家长都是只重视孩子的身体健康，而忽视了孩子的心理健康。大人们总说“小孩子哪有那么复杂，能有什么过不去的”。其实，我们都低估了青少年抑郁症。国内相关研究显示，我国儿童青少年抑郁障碍发病率约为4.8%～22.8%，其他调查则显示我国青少年抑郁症状的流行率在20%～44% 。

有多少孩子，像英子一样在这种压抑的环境中，无法表达自己，无法按照自己的心意去选择人生，也无法摆脱，所以她只能越发痛苦。多数孩子在世界观还没成型的时候，身边的亲人如果否定了他们存在的意义，孩子的心理将会受到不可治愈的损伤，这种心理创伤会跟随孩子的一生。

英子知道自己是宋倩的情感寄托，是宋倩的心理支柱。可是当一个人将所有的喜怒哀乐、人生希望都寄托在另一个人身上时，另一个人又怎么能活出自我，活得自由？

不只是孩子，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能够真实而直接地表达自我、活出自我是非常重要的事。有很多人就是因为压抑了自己的内心，而感到抑郁、焦虑。想想一下，在你想提出不同意见却不敢说出口的时候，你是否觉得很难受？所以，仅仅是一个意见不能说出口，我们都可能觉得憋屈，更别提未来的选择都不能随自己心意了。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说，自我是我们每个人都在努力去寻找、去完善、去表现、去实现的，自我实现一直被认为是心理发展极佳的状态。当我们的自我越大程度地表现出来时，我们才不会觉得压抑、郁闷。

4、权力不等于爱

其实，宋倩式的父母在生活中并不少见，很多父母可能在控制孩子的程度上要稍微轻一点。但是正如武志红所说，在中国，如果你想体验当皇帝的感觉，生个孩子就可以了。家庭文化中最明显的不是爱，而是权力。

现在的家庭中，父母的权力太大了。孩子从出生到真正进入社会，成为一个独立的人，在这个过程中，父母可以很大程度上干涉孩子的人生。所以，父母一定要提高警惕，不要迷失在对孩子的权力里。小时候，孩子身心都没有发展成熟，父母确实应该多参与和指导，但是随着孩子的成长，父母就要慢慢学会放权，学会放手，学会让孩子独立选择和面对人生，因为孩子的人生还很长，未来仍然需要他们自己去走。父母可以在早期帮助孩子搭建一个稳固的人生基底，但不能想着让孩子一直生活在自己的控制下。

爱孩子，从来都不应该表现成亲子关系中的权力，更不能以爱为名去控制孩子。

5、家长的爱可以柔软一点

那么家长应该如何对待日渐成长的孩子，尤其是如英子一样，已经高三的孩子呢？

对于家长来说，除了前面提到的不要压抑孩子的自我表达以外，还要尊重孩子，给孩子空间，让孩子有更多的选择权。孩子越长大，生理和心理都会越发成熟，自我意识不断发展，想要逃离父母的控制实现独立的倾向就会越发强烈。这是孩子心理发展的一般规律，家长不要逆势而行。一味压抑孩子，只会引发孩子更大的逆反。而且，孩子往往比父母想象的更成熟，懂得更多。就像《小欢喜》中父亲方圆对儿子方一凡进行性教育，儿子方一凡知道的内容其实不比爸爸方圆少。所以，家长要多给孩子一点信任，相信他们对很多问题的判断和选择。

在尊重孩子和给孩子放权的时候，如果家长不能接受孩子的做法，那么不妨学习一下心理学专家李玫瑾教授在《圆桌派》中所说的教子方法：孩子越长大，家长越要少说，学会示弱。比如，如果家长觉得孩子应该将时间更多花在学习上，不能再玩游戏了。此时家长如果直接说，你别玩游戏了，这么做往往收效甚微。哪怕家长再加上一些惩罚、威胁，也常常只有短期效果。所以，此时，家长要示弱，变得更柔软，尤其是母亲，此时可以用柔和的声音和孩子商量：我觉得你现在玩游戏的时间有点太长了，这对你的眼睛不好，你的成绩也受到了影响，我现在很担心，我怕你这样下去会沉迷游戏，到时候身体和学习都不好该怎么办呢？孩子其实是知道玩游戏太多的危害的，但是TA可能控制能力较差，所以玩过度了，听到家长这么说，TA可能就会说：我知道了，等下就不玩了。这种和孩子沟通的方式，避免了对孩子的指责，让孩子不会立刻激起防御系统，直接站在父母的对立面。

总之，家长对于孩子的爱可以更柔软一点，不用一直做一个权力的暴君。柔软的爱并不会削弱家长在孩子心中的权威。家长在和孩子沟通的时候，多一点耐心，多表达关心，对亲子关系和孩子的成长会更有利。

本文作者：小颜老师，心理学博士、儿童教育专家、自由撰稿人。

图片来源：源自网络，如有侵权，联系删除。

本期作者
路宇轩
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部本科生
中国婚姻家庭研究小组成员

如果你看了之前的文章，那么多少会对依恋有一些了解吧。依恋在婚姻关系中有很重要的作用。实际上，依恋模式起源于自己的父母。人出生的时候，依靠母亲或者其他照料者而活，一旦离开，就会恐惧，不安，于是就会哭泣，不愿意分离。和母亲在一起的时候就开心，不在一起就悲伤，这就是婴儿与照料者形成的情感纽带，即依恋。

而到了成人之后，进入了恋爱关系，又如同回到了以前和父母相处的时候，双方会像小孩子那样说话，寻求对方的安慰和支持，在这个时候，童年时期的依恋模式又会塑造着我们。当出现相同情境的时候，我们是如何做出反应的？是选择不去理会对方？还是选择抓住不放？一切可以追溯到童年的依恋模式。

今天我们来探讨一下比成人依恋更早被发展的母婴依恋。

依恋的类型
心理学家Ainsworth[1] 针对一岁到一岁半的婴儿，通过观察法将母婴依恋进行了分类（Ainsworth M. D. & Bell S. M.，1970）。首先让婴儿和母亲到实验室一起玩积木和玩具，期间研究员也一起参与玩游戏。之后，让母亲离开实验室，一段时间后再让母亲重新回到实验室。观察婴儿在母亲分开和重聚后的行为，将婴儿分成了大致四种依恋类型，分别是安全型，回避型，矛盾型和混乱型，其中回避型，矛盾型和混乱型属于不安全型依恋。

那么，不同类型的儿童在行为表现上有什么不同呢？

安全型的儿童，相信母亲是在自己身边的，是会对自己的需要做出反应的。当母亲回来的时候，他们会与母亲身体接触，寻求安慰。

回避型的儿童，在分离的时候很少哭泣，当母亲回来的时候，会忽视母亲的到来，不会去接近母亲。

矛盾型的儿童，当母亲回来的时候，会持续哭泣，不容易安抚，会出现拍打母亲或者玩具的情景。

混乱型的儿童，有可能既会出现冷漠的行为，同样也会出现矛盾型儿童的行为，很难分到以上三种模式之中。

为什么面对母亲的离开和归来，婴儿会有不同的反应呢？

我们往往认为安全型依恋模式的形成离不开母亲对孩子的陪伴和照料，但这并不意味着简单的时间上的陪伴，而是心灵上的共鸣，也就是说我是否真正的了解到孩子内心的需求。

将心比心（mind-mindness），是父母把孩子看做具有独立心理过程的个体，而且理解婴儿个体的心理状态的能力。一个将心比心的父母是懂自己的孩子的，他们能够知道自己孩子是开心吗？是害怕吗？是否对这个玩具感兴趣呢？

研究者（Annie Bernier, & Mary Dozier，2003）邀请六个月大的孩子和母亲进入实验室，让他们自由的玩耍，通过摄像机观察孩子和母亲的互动。研究者发现，有的母亲能够很好地理解孩子的意图，比如孩子出现了对某个玩具的兴趣时候，母亲能够立刻察觉到这种兴趣，和孩子一起玩玩具，这类母亲被分类为将心比心程度高的母亲；而有的母亲不能理解孩子的意图，比如孩子在发呆的时候，母亲确认为在注视着挂在墙上的海报，这些母亲被分类为将心比心低的母亲。结果发现，母亲将心比心程度越高，一岁的时候婴儿越可能为安全型依恋。

研究者们认为，如果父母更能够理解子女的心理状态，那么他们会在描述子女的时候，更多采用一些带有心理特征的语言，包括“想要”，“希望”等，比如“我的宝宝想要去够这个笔，他对这个笔很有兴趣”，而不是“我的宝宝在抓笔。而且有意思的是，将心比心的父母会以这样的方式描述自己的子女，而在面对其他孩子时，他们的表现就和将心比心能力低的父母没什么区别。

随着孩子的成长，孩子的内心会发生着很多变化，1岁时咿咿呀呀发出声音，一个将心比心的母亲能够明白子女声音独特意义。到了2到3岁的时候，他们向外探索世界，发出言语，开始进行着真实的或者想象中游戏。一个将心比心的母亲，不但知道孩子渴望的生理和情感的需求，更能够跟孩子一起体验快乐与愉悦。

最后，愿我们能用“心”呵护孩子成长。

补充一点小知识

Hollist 和 Miller (2005) 认为安全型在婚姻初期所建立的关系更巩固，能帮助夫妻经历中年的生活压力，相反，不安全型婚姻的抗压力较低，并建议治疗应针对不安全的依恋行为。

夫妻两人都是安全型依恋的婚姻质量高于混合型（一方安全另一方不安全）或不安全型（双方均为不安全型）。关于依恋类型的夫妻配对，有研究 (Collins & Read, 1990; Morgan & Shaver, 1999) 发现，安全型往往会有安全型的伴侣，部分为安全-不安全型，而不安全型会有不安全型的爱侣，在不安全-不安全配对中，迷恋-冷漠的配对最为普遍，而同类不安全-不安全型配对则接近零，其中，女迷恋-男冷漠配对婚姻质量最低。

参考文献：

Ainsworth, M. D., & Bell, S. M. (1970). Attachment, exploration, and separation: illustrated by the behavior of one-year-olds in a strange situation. Child Development, 41(1), 49-67.

Annie Bernier, & Mary Dozier. (2003). Bridging the attachment transmission gap: the role of maternal mind-mindednes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Behavioral Development, July 2003(4), 355-365.

Meins, E., Fernyhough, C., Fradley, E. & Tuckey, M. (2001). Rethinking
maternal sensitivity: Mothers’ comments on infants’ mental processes
predict security of attachment at 12 months. Journal of Child
Psychology and Psychiatry, 42,637-648.

Meins, E., Fernyhough, C., Russell, J., & Clarkcarter, D. (2010). Security of attachment as a predictor of symbolic and mentalising abilities: a longitudinal study. Social Development, 7(1), 1-24.

Retrieved from https://www.psychologytoday.com/us/blog/multiple-choice/201902/3-reasons-romantic-regrets-are-so-strong
图片源自网络，侵删！
欢迎转载，转载需注明出处！公众媒体转载需授权，谢谢！

整理者
殷锦绣
主修psychology，常写 popular science，喜欢photography，痴迷 Potter（Harry）
在知乎「木棉959」也可以找到我

理论提出者及其生平

杰伊贝·贝尔斯基（Jay Belsky）

杰伊贝·贝尔斯基（Jay Belsky），1978年在康奈尔大学（Cornell
University）获得人类发展和家庭研究博士学位，后任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The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的人类发展学教授，当前国际上儿童心理研究领域的公认专家、主要代表人物之一，在2013年的统计中位居美国儿童心理研究领域中心性首位（杨淑萍, 邸燕鸣, 魏新岗, 刘文, 2013）。2007年，他被授予美国心理学会居里·布朗芬布伦纳（Urie Bronfenbrenner）奖，以表彰他在科学与社会服务中对发展心理学的终身贡献。

Belsky主要从事儿童发展与家庭研究，由他提出的父母教养方式模型被广泛运用于对儿童教养方式的研究，具体研究领域包括：托育照顾、婴儿期和儿童早期亲子关系、婴幼儿期父母角色扮演、亲子功能的演化基础、婴幼儿安全依恋关系的起源等，发起了宾夕法尼亚州婴儿和家庭发展计划并担任主持者。

理论发展历程
在差别易感性模型出现之前，素质压力理论已经被应用到了儿童发展与家庭领域，认为一些儿童由于自身具有的“脆弱性”而对环境中的压力事件更易感，这些“脆弱性”可能是个性特征中的行为或气质因素、生理因素、基因因素(Belsky & Pluess, 2009), 还有一些弹性个体由于缺乏这些脆弱性因素而不易受到不利环境的影响(Cicchetti & Garmezy, 1993)。

但素质压力理论主要关注的是消极环境对脆弱性个体的不利影响，并未说明个体对积极环境的反应差异问题，实际上该模型暗含着弹性个体和脆弱性个体对积极环境或非逆境环境的影响没有差异 (Ellis, Boyce, Belsky, Bakermans-Kranenburg, & van IJzendoorn, 2011)。然而，有证据表明某些个体在消极环境和积极环境中都具有发展可塑性，而这种情形并不符合素质压力模型。

在这一背景下，1997年，Belsky 首次提出了差别易感性模型(Differential Susceptibility Model)，认为高易感性的个体所具有的“脆弱性”其实是“发展可塑性”，它一方面会使个体在易受消极环境的不利影响，另一方面也会易受到积极环境的积极影响。总之，环境是以一种更好或更差的方式在影响着个体的发展(Belsky et al., 2007)。

后来，与Belsky合作的研究者进一步发展了差别易感性模型，将Belsky提到这种“发展可塑性”与“环境敏感性（Environmental Sensitivity）”这一概念相结合，用以衡量个体对外界刺激感知和处理的能力（Pluess et al, 2017）。

代表性著作

Kopp, C. B., & Belsky, J. (1982). The child development in a social context. Addison-Wesley.

Belsky, J., Bakermanskranenburg, M. J., & Van Ijzendoorn, M. H. (2007). For better and for worse: Differential susceptibility to environmental influences. Current Directions in Psychological Science, 16(6), 300-304.

理论观点
简单来说，差别易感性的模型可以归纳如下图：

图 1 差别易感性模型（高鑫, 丁碧蕾, 冯姝慧, 邢淑芬, 2018）

差别易感性模型认为，儿童自身具有“环境敏感性”，不同儿童的可塑性并不相同，高敏感性（高可塑性）儿童对环境的敏感性更高，在消极环境下更容易表现出不良发展结果；而低敏感性（弹性）儿童则无论在哪种环境下，自身的发展结果受到的影响都更少。

这一说法可以用兰花-郁金香-蒲公英隐喻来描述，兰花代表少数较敏感的人，在理想环境中非常出色，而在不良环境中非常衰败；而蒲公英则代表大多数对环境不太敏感的人，耐受性非常强，在任何地方都能生长；属于中间敏感性群体的个体被称为郁金香型，没有兰花敏感，但比蒲公英敏感。

成人环境敏感性研究表明，根据环境敏感性可将人群划分为三个团体，31%的群体属于高敏感性团体，40%属于中等群体，剩下29%属于低敏感性群体（Lionetti et al., 2018)。而在儿童中，探究这一分布比例的研究还很少，Pluess等人在一项招募了334位来自多个民族的青少年研究中发现，其中20-35%的人为高敏感性群体，41-47%的人为中等敏感性团体，25-35%的人为低敏感性团体。

评估工具

为了将差别易感性从其他交互作用中区分出来，Belsky, Bakermans-Kranenburg 和 Van Ijzendoorn (2007) 提出了差别易感性模型的具体检验步骤。

图 2 差别易感性模型和素质-压力模型对比（Ellis, Boyce, Belsky, Bakermanskranenburg, & Van Ijzendoorn, 2011)

第一，检验易感性因素与环境因素之间是否存在交互作用(Belsky et al., 2007)；

第二，检验易感性因素和环境因素之间没有相关，这是检验差别易感性的关键步骤。例如，如果消极情绪性和父母的教养方式之间相关，则不能证明父母教养方式对于高消极情绪性婴儿具有更大的预测力度(Belsky et al., 2007);

第三，检验易感性因素和行为结果之间的相关关系。如果其相关不等于0，那么差别易感性模型不成立。这一步的目的是为了把差别易感性模型从素质压力或双重风险模型中分离出来；

第四，将回归图与差别易感性经典图形进行比较。只有符合上图中黑色虚线和灰色实线部分才证明是差别易感性模型，并且要求高易感性群体的斜率显著不等于0，同时其绝对值显著大于低(非)易感性群体斜率的绝对值；若符合上图黑色实线和灰色实线部分, 则证明是素质压力或双重风险模型(Ellis et al., 2011)；

最后, 替换易感性因素和行为结果, 检验模型的特异性。

后来，因为受到统计方法上的质疑，Belsky等人(2015)又概括出了几种诊断差别易感性的更严格的标准：第一, 使用显著性域(RoS)检验来决定易感性因素 M (如困难气质)的值域，并且结果变量 Y对预测变量 X 的回归在易感性因素的值域上是统计显著的，预测变量的范围应界定为 X±2SD；第二，使用交互效应比例(PoI)和受影响比例(PA)两个新标准。

如果直接衡量模型中的敏感性，可以使用儿童版高敏感性量表（Highly Sensitive Child (HSC) Scale）（Pluess et al., 2017），这一量表改编自Aron等人1997年编制使用的成人高敏感性量表（Highly Sensitive Person scale），包含了38道自我报告题目，如“我不喜欢令人不悦的气味”“我喜欢优美的声音”“喝可乐让我不舒服”；修订简短版有12道题目。虽然是新编量表，一经出版便受到了研究者的关注和应用。

研究证据
在差别易感性行为因素的研究中，研究者关注最多的就是儿童自身的困难气质。

有关儿童气质与养育环境的交互作用的研究为差别易感性模型提供了强有力的证据，这些研究既包括儿童的消极情绪性或困难气质与父母教养的交互作用，也涉及儿童气质对儿童保育经历的调节作用。研究表明儿童的气质和情绪特征改变着后天养育环境或经历对儿童发展的影响(Belsky et al., 2007)；困难气质的儿童如果早期经历了严厉的父母教养则会表现出更多外化问题, 如果经历的是积极的父母教养方式, 则会得到相反的研究结果(Poehlmann et al., 2012)；高消极情绪性的儿童不仅更易受积极同胞关系的有利影响，同时也更易受消极同胞关系的不利影响，这种结果也支持差别易感性模型( Morgan, Shaw, & Olino, 2012) 。

从生理角度看，也有支持差别易感性模型的研究。交感神经系统（sympathetic nervous system, SNS）引起的某些生理反应能够调节环境和个体外化问题之间的关系，Wolff, Wadsworth, Wilhelm 和 Mauss (2012)对 4~5 岁儿童的研究发现，相对于迷走神经监管能力低的儿童, 高迷走神经监管力儿童在支持性的社会环境中有较低的 SNS 压力反应, 而在非支持环境中的 SNS 压力反应则会较高；副交感神经系统（PNS）引起的生理反应也作为调节因素发挥着作用，有研究者使用迷走神经张力和迷走神经抑制来调查副交感神经系统是否以及如何调节家庭中婚姻冲突与童年中期儿童的适应能力的关系，发现相比于高迷走神经张力的儿童，那些生长在较少婚姻冲突的家庭中的低迷走神经张力的儿童会出现更低的焦虑，而当处于高婚姻冲突的家庭中时则会表现出更高的焦虑；对迷走神经抑制的研究也出现了相似的证据 (El-Sheikh, Harger, &Whitson, 2001) 。

参考文献:

Belsky, J. (1997). Theory testing, effect-size evaluation, and differential susceptibility to rearing influence: The case of mothering and attachment. Child Development, 68(4), 598-600.

Belsky, J. (1997). Variation in susceptibility to environmental influence: An evolutionary argument. Psychological Inquiry, 8(3), 182-186.

Belsky, J., & Pluess, M. (2009). Beyond diathesis stress: Differential susceptibility to environmental influences.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35(6), 885-908.

Belsky, J., Newman, D. A., Widaman, K. F., Rodkin, P., Pluess, M., & Fraley, R. C., et al. (2015). Differential susceptibility to effects of maternal sensitivity? A study of candidate plasticity genes. Development and Psychopathology, 27(3), 725-46.

El-Sheikh, M., Harger, J., & Whitson, S. M. (2010). Exposure to interparental conflict and children's adjustment and physical health: The moderating role of vagal tone. Child Development, 72(6), 1617-1636.

Ellis, B. J., Boyce, W. T., Belsky, J., Bakermanskranenburg, M. J., & Van Ijzendoorn, M. H. (2011). Differential susceptibility to the environment: An evolutionary–neurodevelopmental theory. Development and Psychopathology, 23(1), 7-28.

Pluess, M., Assary, E., Lionetti, F., Lester, K. J., Krapohl, E., & Aron, E. N., et al. (2017). Environmental sensitivity in children: Development of the highly sensitive child scale and identification of sensitivity groups.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54(1), 51-70.

图片源自网络，侵删！
欢迎转载，转载需注明出处！公众媒体转载需授权，谢谢！

本期作者
杨一
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部本科生
中国婚姻家庭研究小组成员
典型的南方姑娘 爱好广泛 热爱生活

一家三口逛超市，孩子看到冰激凌让妈妈给她买，妈妈说：“因为昨天你犯了错误，今天惩罚你不准吃冰激凌。”孩子大声哭闹，妈妈依然坚持原则，而爸爸却说：“她喜欢就给她买吧。”妈妈急了，对女儿的管教总是受到丈夫的阻挠。

相信大家在电视剧或现实生活中都见过类似的场景，在许多家庭中夫妻双方经常因为孩子的教育而产生分歧和矛盾，最终导致家庭教育的失败。据研究统计，父母教养方式的不一致是一个比较突出的现象，占社会总数的48. 7%（方晓义，1998）。

著名的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说：

“父母对孩子的要求应该保持一致。只要孩子感到母亲和父亲对‘可以’、‘不可以’、‘应当’、‘不应当’等概念有不同的看法，那么最合理的事情在他看来也是暴力、强制、是对他的自由和欲望的践踏。”

01父母教育观念不一致的5大危害

① 容易使孩子不明是非
孩子的是非观很大程度上受到父母的影响。但若面对同一件事，妈妈说“不应该”，爸爸说“应该”，爸爸说要往东，妈妈偏偏说要往西，这会令孩子无所适从，不知到底该听谁的好。长此以往，容易模糊小孩的是非观。

② 让孩子“见风使舵”
父母双方，一个唱白脸—迁就、保护孩子，另一个唱红脸—铁面无私、严厉教育。而孩子有自我保护的心理，会利用父母的分歧“见风使舵”，寻找有利于自己的那一方，这可能导致孩子面对父亲和母亲时有着完全不同的行为表现。

③ 引发儿童问题行为
国外研究发现父母抚养方式的不一致与儿童的问题行为有非常明显的关系。Richman等人（1977）的调查发现儿童问题行为与父母对孩子的教育不一致、父母经常争吵、家庭婚姻状况不良等相关联。此外，Mccord 等人在对儿童青少年犯罪的状况进行研究后指出, 不管何种教养方式, 只要父母一致, 孩子犯罪的可能性就会减少。由此可见，父母教养方式的一致性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④ 降低父母的威信
马卡连柯提出的威信理论指出教育者的威信与其教育作用的发挥呈正比，也就是说，父母的威信越高，积极的教育效果越好（余云珠，2006）。然而在孩子面前产生教育分歧会直接影响父母的权威性。孩子本来会自然地以为家长的话就是对的，但若父母一方当着孩子的面产生分歧，甚至彼此质疑对方、否定对方的教育方式时，会使孩子对父母产生失望的情绪，破坏父母在孩子心中的形象，降低了父母的威信。

⑤ 影响孩子的心理健康
教育理念的分歧会导致父母产生更多有关教育方式的冲突，这类冲突与孩子有直接关系，它对孩子的负面影响比那些与孩子无关的冲突更大。孩子会认为“爸爸妈妈都是因为我才吵架”，实证研究也发现，在这类冲突中孩子表现出更多的自责、羞耻和恐惧（Grych& Fincham, 2010）。

此外，根据Davies和Cummings (1994)的情绪安全假设，婚姻冲突会引起儿童长期的情绪压力，儿童可能会长期经历自己无法控制的消极情绪和不安全感，导致各种问题心理和问题行为。

然而分歧是难以避免的，夫妻双方由于成长经历、知识水平或价值观的差异对孩子的教育方式难免产生一些分歧。那么...

02父母该如何合理化解教育理念分歧，形成“统一战线”呢？

在孩子面前避免正面冲突，互相尊重维护双方威信。

父母一方在教育孩子时，另一方不要立刻介入，就算对方教育方式失当，也不要当着孩子的面轻易指责对方。夫妻双方都有一种要维护自己的尊严和权威的心理需要，简单粗暴的指责只会引发彼此间的“战争”。

父母双方要互相尊重，维护彼此的威信。比如：孩子在背后议论母亲，父亲听了不能不闻不问，应该提醒孩子有意见当面跟母亲沟通，不该在背后议论。

若存在分歧应该事后心平气和地沟通。

存在分歧时，父母可以在事后寻找适当的时机，心平气和地沟通和讨论，然后一致得出一个不容协商的结果告诉孩子，真诚又开放的交流是很重要的。

研究表明，夫妻积极的沟通能够显著地改善婚姻关系，提高婚姻质量（Sigman，2010）。因此夫妻双方应该经常进行高质量沟通，只有把夫妻关系先理顺了，亲子关系才能理顺，家庭才能和谐幸福，孩子的教育问题也就引刃而解了。

夫妻双方应该共同学习，通力合作。

夫妻在教育理念上有分歧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彼此的认知不同步。先进的育儿理念不仅要自己学习还要分享给你的爱人，鼓励对方一起学习。比如，夫妻双方可以一起看一本书或是参加一门育儿课程，保证你们的教育观念在一些大方向上能够保持一致。

家庭教育中夫妻产生分歧时很常见的，但是并不能一个人唱红脸一个人唱白脸，而是父母在面对同一事件时一起唱红脸或一起唱白脸。“统一战线”才是处理孩子问题最正确的方式。父母的教育效应不应该是相互抵消，而是团结一致，教育孩子朝一个共同的方向发展。

参考文献：

池丽萍, & 王耘. (2002).婚姻冲突与儿童问题行为关系研究的理论进展.心理科学进展, 10(4), 411-417.

唐文辉. (2017).家庭教育中幼儿规则养成存在的问题及对策.教育导刊(下半月)(3), 78-81.

余云珠. (2006). 马卡连柯父母威信理论的构成及启示. 教育评论(5), 87-89.

方晓义, & 郑宇. (1998). 初中生父母抚养方式的研究. 心理发展与教育, V14(4), 33-37.

Grych, J. H., & Fincham, F. D. (2010). Children's appraisals of marital conflict: initial investigations of the cognitive-contextual framework. Child Development, 64(1), 215-230.

Burton, J. P. (1998). Marital conflict and child adjustment : children's perceptions of marital conflict. Developmental Psychobiology, 56(4), 836-49.

Davies, P. T., & Cummings, E. M. (1994). Marital conflict and child adjustment: An emotional security hypothesis.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16(3), 387-411.

Sigman, S. J. (2010). Handling the discontinuous aspects of continuous social relationships: toward research on the persistence of social forms. Communication Theory, 1(2), 106-127.

图片源自网络，侵删！

欢迎转载，转载需注明出处！公众媒体转载需授权，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