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作者
凌晨
中国婚姻家庭研究小组成员
走路爱好者 向往住在图书馆

豆瓣上曾出现过一个现象级的群组，拥有11万成员的“父母皆祸害”。虽然如今该群组已被设为非公开状态，关于原生家庭对自己的伤害的控诉依然在继续。而其中不乏控诉与父母恶劣的关系，或父母之间的不和所导致自身在成年后的亲密关系中步履维艰的例子。

“我妈从来不夸我爸，也不夸我，我希望她有一天能表扬我些什么，却发现我也从来不会夸奖别人。指责别人，尤其是亲密的人，是我最熟悉的交往方式了。”

“我不想嫁给爸爸那种男人，也不想成为妈妈那种女人。但我当我努力想要摆脱他们影子的时候，就发现自己其实却越活越像他们。”

“我和我的爸妈就像是室友，我不给他们添麻烦，他们也不和我唠叨。他们关系不好，也不在乎我。我没有朋友，我不知道如何去交朋友，也不知道如何维持这样的关系。”

这些在建立社会联结，将情感社会化的过程中遭遇困难的年轻人，实质上经历的是一场安全依恋风格转化的危机。他们与父母之间所建立起的不安全依恋风格似乎成为了他们之后情感生活的主旋律，阻碍着他们迈入新的人生阶段。

我们不禁会问：依恋风格是否是一成不变的？我们与父母的依恋关系，与我们在亲密关系中所发展出来的依恋关系存在多少相关性呢？

就此，心理学家们对此进行了一系列的实证研究，以个体与母亲的依恋风格，和个体与亲密伴侣的依恋风格为例，研究指出两者的相关性大约在.20到.50之间（Fraley，2007）。两者的相关性就统计学角度而言是较低的，换言之，我们与父母的依恋风格并不一定与我们对亲密伴侣的依恋风格相同。

同时，通过“陌生情境”测试所得出的幼儿时期依恋风格与成年后自我报告的依恋风格相关性也处于.22水平，即低相关（Fraely，2013）。这说明依恋风格并非一成不变，而是会随着个体经验发生迁移的。

然而，一些纵向研究发现，在亲密关系中处于安全依恋状态的个体更倾向于回忆起童年时期与父母充满爱意、关怀与接纳的关系 (Feeney & Noller, 1990)。

心理学家们指出，理解自身依恋特征及其形成的原因是改善非安全依恋的第一步。如果能够在接纳自我行为和情绪的基础上对亲密关系获得新的认知和评价，积极体验就能够继发改善自身的人际期望、互动定势。

总而言之，无论你正处于什么样的依恋风格之中，接纳自我总是最重要的事情。接受无法改变的事，也算是争取一种自由。而起码就依恋风格而言，我们还能做出更多的努力。

参考文献：

Fraley, R. C., (2007). Transference of attachment patterns: how important relationships influence feelings toward novel people. Personal Relationships, 14(4), 513–530.

Fraley, R. C., Roisman, G. I., & Haltigan, J. D. (2013). The legacy of early experiences in development: formalizing alternative models of how early experiences are carried forward over time. Development Psychology, 49(1), 109-126.

Feeney, J. A., & Noller, P. (1990). Attachment style as a predictor of adult romantic relationship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 Social Psychology, 58(2), 281-2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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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作者：沈虹伍
客家人
北京师范大学在读本科生
中国婚姻家庭研究小组成员
业余程序猿、业余诗人

早在两千多年前，《诗经》里就有人感叹：“仲（爱人的名字）可怀也，父母之言，亦可畏也。”这种“可畏”在心理学上属于“原生家庭卷入”的一种。在我国特有的家族文化之下，个体与其原生家庭间始终保持着紧密联系。在“婚姻不是两个人的结合，而是两个家庭的结合”的文化观念影响下，关于原生家庭尤其是婆媳关系的家庭伦理剧层出不穷，甚至还从中衍生了一个令很多男性头疼的“千古难题”——“我和你妈妈掉水里了，你救谁？”

中国人的婆媳关系普遍很差吗？

难道婆媳之间真的像电视剧里一般无法和平共处吗？有研究表明（袁晓娇，方晓义，2013），我国夫妻的原生家庭卷入多属于良性状态,支持主导型（与父母关系和谐，双方父母都愿意提供支持）和疏远型家庭（平时与父母少来往）比例远高于矛盾型家庭。也就是说，虽然婆媳之间矛盾仍然存在，但是大多数家庭情况还是很好的。并不是每一个家庭都会“精彩得和戏一样”，各位不要“入戏太深”。尽管如此，原生家庭的卷入仍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很多时候，父母都会参与到我们的家庭生活中去，例如会帮我们做家务、在我们遇到困难时给予支持。那么，父母的这种参与会提升我们的幸福感吗？

帮我们做家务，不如给予我们情感支持

研究发现，丈夫感知的自身原生家庭工具性支持（如父母帮助做家务等）对夫妻双方婚姻质量有消极影响，即原生家庭可能好心办坏事（袁晓娇，方晓义，2016）。这可能是因为丈夫感知到凡事有自己父母代劳的情况下更少参与家庭事务，对核心家庭的低卷入（参与的事务少，长期当吃瓜群众）和低认同感（感觉自己更多是妈妈的小宝宝而不是一个家里顶天立地的男人）损害了夫妻婚姻质量。由此可见，如果总像一个长不大的孩子一样把家务推给自己的妈妈的话，表面上看似乎是给自己和爱人减了负，实际上离幸福反而会越来越远。近来社会新闻中常常出现的各种“妈宝男”“妈宝女”就是十分典型的反面教材。

但是另一方面，如果能得到对方父母的情感支持却是有利于提升幸福感的。研究发现，无论丈夫还是妻子，最能预测个体婚姻质量的是来自配偶家庭的支持（袁晓娇，方晓义，2016）。Milardo与Lewis的支持模型认为，配偶原生家庭的情感支持让个体感觉被配偶最重要的社会关系网络接纳，因而有利于提升婚姻质量。可见，一个能得到自己婆婆支持的妻子幸福感会有最大的提升，同样的，一个受到自己岳父岳母认可的丈夫幸福感也会“爆棚”。

所以，我们不妨让自己的父母为我们少做一些家务，多给予我们爱人情感支持。当然，并不是所有家庭都可以和父母相处的平安无事，冲突是在所难免的，最常见的当属婆媳矛盾，这时候我们该怎么做？

当婆媳关系紧张时，我们能做什么？

这时候，那个有时被逼着回答“我和你妈掉水里了先救哪个？”的男人的确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有研究发现，丈夫对妻子的支持能够有效地缓冲婆媳冲突对妻子婚姻质量的消极影响（Wu et al.,2010）。如果丈夫能够与妻子形成同盟共同应对与原生家庭的冲突，则妻子由此产生的消极情绪就不会迁移到丈夫和婚姻中。毕竟在我国文化传统下，妻子是嫁入婆家的，在冲突中往往处于弱势一方，更需要丈夫的支持作为自己应对冲突的资源。

对于妻子而言，采取咄咄逼人的姿态（如逼问丈夫，强行拖丈夫“下水”）无益于问题的解决，这样的姿态只会让丈夫觉得妻子是一个“麻烦制造者”。家庭内的冲突不是高强度的拳击，而是像打太极一样，又柔又粘却很有力量。对于来自婆婆的“攻击”，要学会使用“太极推手”，避免针锋相对。采取适当的迂回战术和积极同丈夫结成联盟一起应对的策略更有利于问题的解决。

愿爱与被爱
都温柔无伤害

参考文献：

1.袁晓娇,方晓义.(2016).中国夫妻的原生家庭支持及其与婚姻质量的关系.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24(3),495-498.

2.袁晓娇,方晓义. (2013). 原生家庭卷入与夫妻婚姻质量的关系. 全国心理学学术会议.

3.Milardo, R. M., & Lewis, R. A. (1985). Social networks, families, and mate selection: A transactional analysis. The handbook of family psychology and therapy, 1, 258-283.

4.Wu, T. F., Yeh, K. H., Cross, S. E., Larson, L. M., Wang, Y. C., & Tsai, Y. L. (2010). Conflict with mothers-in-law and Taiwanese women’s marital satisfaction: The moderating role of husband support. The Counseling Psychologist, 38(4), 497-5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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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作者：凌晨
中国婚姻家庭研究小组成员
走路爱好者 向往住在图书馆

豆瓣上曾出现过一个现象级的群组，拥有11万成员的“父母皆祸害”。虽然如今该群组已被设为非公开状态，关于原生家庭对自己的伤害的控诉依然在继续。而其中不乏控诉与父母恶劣的关系，或父母之间的不和所导致自身在成年后的亲密关系中步履维艰的例子。

“我妈从来不夸我爸，也不夸我，我希望她有一天能表扬我些什么，却发现我也从来不会夸奖别人。指责别人，尤其是亲密的人，是我最熟悉的交往方式了。”

“我不想嫁给爸爸那种男人，也不想成为妈妈那种女人。但我当我努力想要摆脱他们影子的时候，就发现自己其实却越活越像他们。”

“ 我和我的爸妈就像是室友，我不给他们添麻烦，他们也不和我唠叨。他们关系不好，也不在乎我。我没有朋友，我不知道如何去交朋友，也不知道如何维持这样的关系。”

这些在建立社会联结，将情感社会化的过程中遭遇困难的年轻人，实质上经历的是一场安全依恋风格转化的危机。他们与父母之间所建立起的不安全依恋风格似乎成为了他们之后情感生活的主旋律，阻碍着他们迈入新的人生阶段。

我们不禁会问：依恋风格是否是一成不变的？我们与父母的依恋关系，与我们在亲密关系中所发展出来的依恋关系存在多少相关性呢？

就此，心理学家们对此进行了一系列的实证研究，以个体与母亲的依恋风格，和个体与亲密伴侣的依恋风格为例，研究指出两者的相关性大约在.20到.50之间（Fraley，2007）。两者的相关性就统计学角度而言是较低的，换言之，我们与父母的依恋风格并不一定与我们对亲密伴侣的依恋风格相同。

同时，通过“陌生情境”测试所得出的幼儿时期依恋风格与成年后自我报告的依恋风格相关性也处于.22水平，即低相关（Fraely，2013）。这说明依恋风格并非一成不变，而是会随着个体经验发生迁移的。

然而，一些纵向研究发现，在亲密关系中处于安全依恋状态的个体更倾向于回忆起童年时期与父母充满爱意、关怀与接纳的关系 (Feeney & Noller, 1990)。

心理学家们指出，理解自身依恋特征及其形成的原因是改善非安全依恋的第一步。如果能够在接纳自我行为和情绪的基础上对亲密关系获得新的认知和评价，积极体验就能够继发改善自身的人际期望、互动定势。

总而言之，无论你正处于什么样的依恋风格之中，接纳自我总是最重要的事情。接受无法改变的事，也算是争取一种自由。而起码就依恋风格而言，我们还能做出更多的努力。

参考文献：

Fraley, R. C., (2007). Transference of attachment patterns: how important relationships influence feelings toward novel people. Personal Relationships, 14(4), 513–530.

Fraley, R. C., Roisman, G. I., & Haltigan, J. D. (2013). The legacy o early experiences in development: formalizing alternative models of how early experiences are carried forward over time. Development Psychology, 49(1), 109-126.

Feeney, J. A., & Noller, P. (1990). Attachment style as a predictor of adult romantic relationship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 Social Psychology, 58(2), 281-2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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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作者：刘浈
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部研究生
中国婚姻家庭研究小组成员
资深吃货 日常聊天约饭最佳伙伴

刚刚播完的大热电视剧《都挺好》，里面向我们展现了苏家兄弟姐妹是如何受到原生家庭影响的。苏明玉的原生家庭重男轻女，使她有着非常不愉快的成长经历；

另一部大热剧《欢乐颂》里的樊胜美也是一个典型的受到原生家庭深刻影响的人，原生家庭的重男轻女使她在亲密关系中缺乏自尊，将自己放在一个更加卑微的位置；

而同部剧曲筱绡的扮演者王子文，她在综艺节目中提到自己深受原生家庭的影响，因为父母在她很小的时候就离婚了，这使她很早就学会了察言观色，在人际关系中很敏感，觉得没有人关心自己…

时下，无论是在影视剧还是人们日常沟通中，原生家庭都越来越多地被大家所提及，人们开始意识到自己身上的某些特质、行为是受到原生家庭影响的。那么原生家庭在我们建立亲密关系中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

首先我们了解一下什么是原生家庭。

原生家庭（family-of-origin）指个人出生后被扶养的家庭，是个体情感经验学习的最初场所。原生家庭中的人际相处模式会潜移默化地影响个人，而后持续在个体自己的亲密关系中不断地表现出来（Framo, 1976）。个体的价值观、行为模式、个性特点、对亲密关系的看法以及与他人的互动模式都受到原生家庭的影响，并且原生家庭的影响可能会伴随个体终生，即使个体同原生家庭间已经切断了联系，原生家庭的影响仍会持续存在（Bartle-Haring & Sabatelli, 1998）。

在亲密关系方面，研究表明，原生家庭中的父母关系、亲子关系和兄弟姐妹关系都会对个体产生影响，其中，当父母以一种温暖支持的方式抚养孩子时，孩子能够更好地经营自己未来的亲密关系（Conger, Cui, Bryant, & Elder, 2000）。

而不良的原生家庭环境可能会影响个体成年后的亲密关系。比如，父母离异会使孩子对婚姻失去信心，对婚姻的承诺也会降低，离婚的可能性也会增加（Whitton, Rhoades, Stanley, & Markman, 2008）；除了离婚之外，父母的婚姻如果长时间处于冲突状态，会对孩子未来亲密关系的建立和维持产生不良影响（Cui & Fincham, 2010）。

为什么来自原生家庭的不幸福很有可能延续到下一代呢？有两项新近的研究可以对这个问题做出一定的解释。

一项2015年的研究发现，个体的原生家庭会通过影响个体在关系中的自我调节，进而对婚姻满意程度和婚姻稳定产生影响（Hardy, Soloski, Ratcliffe, Anderson, & Willoughby, 2015）。关系自我调节是指个体为了维持关系而做出的努力，其包含评估问题、设定目标、执行和结果评价过程。通俗地说，就是个体努力去解决关系中的不良因素，以维持和提升亲密关系。研究者认为，如果个体的原生家庭氛围不好，例如家庭成员间彼此很冷漠，那么个体就会对婚姻持有消极观念，觉得婚姻不值得自己去付出，而积极的原生家庭环境能够有效预测个体在婚姻中为了关系而调整自我的行为，即个体愿意为了关系更好而做出实际行动。

另一项2017年的研究揭示了原生家庭在个体面临婚姻中的负性事件时的影响（Timmons, Arbel, & Margolin, 2017）。该研究发现，对于妻子来说，早期原生家庭中的不良经历，如父母和亲子间发生言语或肢体冲突，会使妻子对于事件的理解更加消极，消化负性事件的能力会更差。有不良原生家庭经历的妻子在感受到压力时，会更容易与丈夫发生冲突，而婚姻冲突会进一步影响妻子第二天的压力水平。这种恶性循环无疑对亲密关系是有害的。

综上，我们可以看到不太美好的原生家庭经历可能会对我们的亲密关系产生某些消极影响，但是这并不是事实的全部。实际上，原生家庭还有可能对我们当前亲密关系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研究发现，在结婚之后，夫妻接受来自各自原生家庭的支持会对婚姻产生积极的影响。具体来说，当丈夫感受到自己原生家庭的情感支持以及配偶家庭的情感和经济支持时，丈夫的婚姻质量会上升；当妻子感受到自己和配偶原生家庭的情感支持时，妻子的婚姻质量会上升，并且当丈夫感知到妻子原生家庭的情感支持时，妻子的婚姻质量也会升高（袁晓娇，方晓义，2016）。

诚然，在亲密关系中我们或许会带着原生家庭的影子，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要把自己生活的所有不好完全归因于原生家庭，成长的复杂性就在于人与环境的彼此塑造，我们无法选择原生家庭，但是可以选择与过去握手言和，因为我们仍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来减小原生家庭对自己的影响。

如果幸运的话，你会遇上一个与你合适的伴侣，ta 能够包容或治愈你所有原生家庭的印记。愿你能像《都挺好》里的苏明玉那样，在不良的原生家庭经历中创造出属于自己的灿烂人生。

参考文献：

Bartle-Haring, S., & Sabatelli, R. (1998). An intergenerational examination of patterns of individual and family adjustment.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the Family, 903-911.

Conger, R., Cui, M., Bryant, C., & Elder, G. (2000). Competence in early adult romantic relationships: A develop- mental perspective on family influence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79, 224–237.

Cui, M., & Fincham, F. (2010). The differential effects of parental divorce and marital conflict on young adult roman- tic relationships. Personal Relationships, 17, 331–343.

Framo, J. L. (1976). Family of origin as a therapeutic resource for adults in marital and family therapy: You can and should go home again. Family process, 15(2), 193-210.

Hardy, N. R., Soloski, K. L., Ratcliffe, G. C., Anderson, J. R., & Willoughby, B. J. (2015). Associations between family of origin climate, relationship self‐regulation, and marital outcomes. Journal of marital and family therapy, 41(4), 508-521.

Timmons, A. C., Arbel, R., & Margolin, G. (2017). Daily patterns of stress and conflict in couples: Associations with marital aggression and family-of-origin aggression. Journal of family psychology, 31(1), 93.

Whitton, S., Rhoades, G., Stanley, S., & Markman, H. (2008). Effects of parental divorce on marital commitment and confidence. Journal of Family Psychology, 22, 789–793.

袁晓娇, & 方晓义. (2016). 中国夫妻的原生家庭支持及其与婚姻质量的关系.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24(3).

张鑫, 杨阿丽, & 方晓义. (2011). 原生家庭消极性、夫妻的神经质特征与婚姻冲突的关系. 中国心理学会成立90周年纪念大会暨全国心理学学术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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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作者:唐瑀蓁
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部17级本科生
中国婚姻家庭小组成员
一直在路上的白羊座女孩

最近，一部由孙俪与罗晋主演的热播剧《安家》，又一次将「原生家庭」的话题带上了热搜。从两位主角身上，我们似乎可以看到原生家庭给子女留下的印记：

房似锦，年纪轻轻的的金牌房产中介，工作起来强势拼命、不近人情；但其实她本叫房四井，是房家要扔在井里但没死成的老四。儿时她曾受到父母的打骂和姐姐们的欺负，唯有爷爷一直疼爱送她读书，她就这样，练就了坚韧不服输的性格。

徐文昌，儿时生活条件优越，母亲漂亮温柔，和乐融融的日子被父亲的出轨打破，母亲因此跳楼自杀，长大后的他又经历了妻子的背叛。虽然疼痛在生长，但在他身上，却一直保有着善良与人情味，只要不触碰底线原则，都会尽力给予他人帮助。

当然，电视剧有其艺术化的理想主义，但不可否认的是，原生家庭（family-of-origin）似乎真的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我们的某些行为特质，进而影响到人际、工作等生活的各方面。
今天我们来聚焦原生家庭对个体职业观念或想法产生的影响。

原生家庭对职业决策的影响

家庭系统理论指出，原生家庭作为一个系统或单元运行，其互动发展的模式对个体的行为存在重要影响（Carr, 2012）。在职业成长方面，研究表明家庭会指导或限制家庭成员可接受的职业选择范围（Gottfredson, 1981），家庭成员的关系更对各种职业相关决策有决定性作用（Lopez & Andrews, 1987）。

例如《安家》里的房似锦，作为一个大学入学通知书被妈妈狠心撕掉的人，选择成为房产中介也是因为卖房可以赚很多提成以满足嗜血般地索要钱财的家人；她虽收入不菲却对自己很“节俭”，早餐总是狼吞虎咽2杯豆浆和4个包子，对她来说时间就是金钱；她的那句口头禅——「没有我卖不出去的房」更体现了她的职业态度和成长路上练就的韧性。

而徐文昌呢，小时候因爸爸喜欢上了做厨师，但母亲的离世让他彻底抛弃了这个爱好；最终选择成为与厨师完全不搭边的房产中介，原因是他通过卖房可以带给他人温馨的“家”，同时自己也能体味到家的感觉；他是片区的“老好人”，无论是帮忙看宠物还是看孩子，他都在极力保全每个家庭的周全，就是希望自己的不幸不要发生在他人身上。

原生家庭如何影响职业发展？

原生家庭对其成员在完成生涯任务上能力的影响是贯穿一生的，但在刚进入成人期（例如大学生群体）做出职业决策时尤为重要（McGoldrick & Shibusawa, 2012）。调查数据显示，在我国，大约有66%的企业家在子女中挑选继承人（张丽, 2016）。根据关注个体的家庭、朋友、同辈等重要亲密关系对职业影响的研究（Kenny & Medvide, 2013），以及考虑个体在家庭中的时间花费，可以很容易理解原生家庭对年轻成人重要生涯任务发展的影响。

那么家庭中的哪些方面会影响子女的职业规划和生涯发展呢？

【家庭经济社会地位】

2015年一项国内的调查显示（胡文燕, 2015），从家庭经济社会地位对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的影响来看，66%的低收入家庭大学生认为导致自己就业不理想的因素是没有社会关系，而相对的，高收入家庭大学生中仅有22%的比例。

【原生家庭教养方式】

研究持续发现，亲子依恋、父母的积极支持以及自主权支持与高水平的职业决策自我效能感显著地相关（Wolfe & Betz, 2004）。这体现了原生家庭教养方式对子女职业发展的影响，也就是说，父母给予子女的正向支持越多，就越有利于他们自由地选择未来的职业，并且对自己能够独立做出正确职业抉择的信心也更大。

【原生家庭环境氛围】

相应的，不良的原生家庭环境氛围也会导致子女在形成职业相关想法时出现问题。学者Sampson等人于2004年提出的认知信息处理（Cognitive Information Processing, CIP; Sampson, Reardon, Peterson, & Lenz, 2004）理论指出，失调的职业观念涉及以下三个维度：

【决策困惑】（decision-making confusion）指个体由于情感障碍，或难以理解如何做出决定，而妨碍其做出职业决策的能力；
【承诺焦虑】（commitment anxiety）指个体由于对可能结果的焦虑而难以对一项职业选择做出承诺；
【外部冲突】（external conflict）指个体为有效整合他人对职业决策的意见与自我认知而产生的问题。

下面我们来聚焦一项2017年的新近研究，具体讨论原生家庭的关系在个体的成年初期，到底对失调的职业观念（dysfunctional career thoughts）存在怎样的影响。

【职业观念为何会失调？】

2017年，一群研究者邀请了141名大学生（平均年龄为22.5岁）参与调查，关注他们原生家庭的凝聚力（cohesion）、表达性（expressiveness）与冲突（conflict）三类家庭环境因素对失调职业观念的影响。

（1）家庭凝聚力：家庭成员提供的承诺、帮助和支持的程度；

（2）家庭表达性：家庭成员被鼓励表达感受和想法的程度；

（3）家庭冲突：家庭成员间公开表达愤怒与冲突的数量。

对参与者的原生家庭环境与职业想法进行相关与回归分析，结果显示高水平的家庭冲突和低水平的家庭表达与高水平的决策困惑、承诺焦虑和外部冲突有关（Daniel, Yonghong, & David, 2017）。也就是说，当家庭中出现很多冲突，或者家庭成员互相不鼓励表达真实的想法时，儿女可能对职业选择等相关的思考存在问题。

这项研究也提示我们，当出现机能失调的职业观念时，需要考虑家庭动态因素的影响，例如在公开表达冲突的家庭长大，或者家庭成员不被鼓励积极表达情感。因此，调节不正常的职业想法的前提是，受困扰的大学生愿意公开讨论职业与个人问题（Ecke, 2007）。

综上，我们可以发现，原生家庭在一定程度上确实会作用对子女的职业相关想法，虽然有消极的影响，但同时也有积极的促进。

最后说两句

或许，「原生家庭」的确会在我们身上留下影子，但这不代表我们的人生轨迹已经被规划好了。就像房似锦有着“吸血鬼”般的母亲，将其当成提款工具的原生家庭，还是不能阻挡她努力成长，遇见职场上的那个TA，在继续的人生道路上治愈着彼此。

原生家庭不是我们生命的全部，自己的选择很重要。我们无法选择出生在怎样的家庭，但我们可以选择通过最大限度的努力去减小过往伤痛对自己的影响。

往后的生活，愿你有着自己的梦想，开心灿烂的过下去，光亮，就在前方。

别走开，下面是我们的课题简介哦~

在目前家庭教育相关资源紧缺的社会现状下，对中国家庭、夫妻婚姻状况的调查研究显得尤为重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新婚夫妻互动与婚姻关系的动态性变化关系：情绪情感的中介作用》是由北京师范大学发展心理研究院方晓义教授领衔开展的一项国家级重大课题研究项目，旨在调查研究中国新婚夫妻婚姻及家庭状况，了解新婚夫妻互动模式及婚姻关系变化，提高新婚夫妻关系质量。

我们诚挚邀请您和您的配偶参加我们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新婚夫妻互动与婚姻关系的动态性变化关系：情绪情感的中介作用》，该项目能够帮助您更加深入地认识和了解自己的婚姻关系，建立夫妻之间的良好互动模式，促进婚姻质量与稳定性的提高，为未来的孩子提供良好的家庭成长环境。

参考文献：

Carr, A. (2012). Family Therapy: Concepts, Process and Practice. Family therapy : concepts, process and practice.

Daniel C. Lustig, Yonghong Jade Xu, & David R. Strauser. (2017). The influence of family of origin relationships on career thoughts. Journal of Career Development, 44(1), 49-61.

Ecke, Y. (2007). Attachment style and dysfunctional career thoughts: How attachment style can affect the career counseling process. Career Development Quarterly, 55, 339–350.

Gottfredson, L. (1981). Circumscription and compromise: A developmental theory of occupational preferences. Journal of Counseling Psychology, 28, 545–579.

Lopez, F., & Andrews, S. (1987). Career indecision: Family systems perspective. Journal of Counseling and Development, 65, 304–307.

McGoldrick, M., & Shibusawa, T. (2012). The family life cycle. In F. Walsh (Eds.), Normal family processes: Growing diversity and complexity (4th ed., pp. 375–398). New York, NY:
Guilford Press.

Sampson, J. P., Reardon, R. C., Peterson, G. W., & Lenz, J. G. (2004). Career counseling and services: A cognitive information processing approach. Belmont, CA: Brooks/Cole Thomson Learning.

Wolfe, J., & Betz, N. (2004). The relationship of attachment variables to career decision-making self-efficacy and fear of commitment. Career Development Quarterly, 52, 363–369.

胡文燕. (2015). 家庭环境对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的影响及对策. 科技资讯, 013(22), 224-225.

张丽. (2016). 子承父业——我国家族企业代继传承主流模式影响因素研究. 科学与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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