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去唯一孩子的母亲，怎样才能走出阴霾，融入社会
原创 婚姻家庭研究咨询中心
北师大中国婚姻家庭研究小组
我们隶属于北京师范大学发展心理研究院，专注于中国婚姻与家庭研究，致力于将实用有趣的学术成果分享给大家。本期作者
张译可
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部2018级本科生
中国婚姻家庭小组成员
“她走了吧，天就塌了。”
“在埋葬孩子的时候，其实也是埋葬了我们自己。”
“对我们而言，每天都是清明节。”
“作为她的妈妈，我死了;可是作为一个失独者，我还活着，无可奈何地活着，绝望地活着。”
——引自纪录片《独·生》
根据卫生部发布的《2010中国卫生统计年鉴》数据推算，我国“失独”家庭已超百万个，每年新增7.6万个。在我国，社会传统是男主外，女主内。相对于父亲，母亲通常在怀孕、生育以及抚养子女的过程中付出更多情感和精力，对孩子的疼爱以及依恋程度也更加强烈。所谓“母子连心”，对于母亲来说，失去孩子的打击往往更为沉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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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遭受失独事件这一人生重击后，失独母亲的个人、家庭、社会关系产生一系列不良状况，个体陷入孤立封闭的境地。
失独家庭困境阅读链接：“孩子不在了，我们怎么活下去？”：失独家庭的困境
都说孩子是妈妈身上掉下来的一块肉，与失独父亲相比，失独母亲不仅在心理上承受着更为巨大的压力，在社会关系上，失独母亲的表现也说明，她们更难从失独这一巨大创伤中恢复过来（沈庆群，2017）。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化解丧子之痛，让失独母亲们重新融入社会呢？
失独母亲充分发掘个体内在优势，重塑生命意义
研究表明，丧亲父母能否从哀伤“雾霾”中复原，重新找到生活的意义，关键是是否能借助外在力量来激发丧亲父母的个人成长，最终能否成功，还是要看丧亲父母个人成长与改变（贺志峰，2018）。
因此，失独母亲要发掘个体内在优势，重塑生命意义。虽然失去孩子，遭受巨大伤痛，但失独女性并不是毫无意识的客体，相反，她们仍然拥有清晰的心理需求和明确的能动性特征。即便处在逆境中，我们的主观能动性仍然能够发挥作用。此时，应从两个方面激发、培养失独女性个体积极乐观感的个人特质（沈庆群，2017）。
- 自我层面
国内外的研究表明，相比于失独父亲，失独母亲抑郁和创伤后应激障碍的发作的比率显著的高于失独父亲（张宇迪，贾晓明，2020; Murphy S. A., Johnson L. C. Chung, I. J.& Beaton R. D.,2003））。大部分失独女性的心理状况都处于不良状态，总体来看，近八成失独女性表示身心疲惫，时常伴有焦虑、悲哀、抑郁等负面状态，甚至产生关于孩子的幻觉，有的甚至患上严重抑郁症（沈庆群，2017）。此外，大多女性对生活失去了兴趣，找不到感兴趣的事情，自我认同也出现了问题，沉浸在失独阴影中，对自己的未来感到十分迷茫（沈庆群，2017）。
“人是停滞的，没有生活信念。”；
“我老觉得自己好像看到了什么，看到她好像在跟我说什么”；
“我已经没有什么希望了，过一天算一天吧”；
——引自对失独父母的访谈（何丽,唐信峰,朱志勇,王建平,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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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首先，失独母亲要学会纾解自己的情绪。不要因为忌讳而逃避和别人诉说，要让别人有机会了解自己的经历和感受。
通过人际交往，不仅可以重新找寻个人生活的家孩子，充实生活，淡化悲伤记忆，重新寻找个人生活的价值，还可以对外表达自己的需求，获取必要的精神或物质支持，增加个人的社会资本（谭磊，2014）。
“他们说他们的，他们的孩子确实很好很优秀，我孩子要是在肯定会更好”
“虽然每次提这件事儿是很难受，但我觉得确实需要找一个出口，我很想和你们说一说哭一哭。”
（2）其次，学会改变自己的认知。失独母亲应摒弃弱者身份，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对自我进行参与式重建，肯定自我。
失独女性对自我的认同度和接纳程度是决定其是否能够实现社会再融入的内在因素（沈庆群，2017）。培养自我认同意识，发掘自身潜能，积极寻找生活的新动力。
“孩子不幸离我而去，他在天堂安好，他一定希望我继续好好生活下去。”
“我要把对自己孩子的爱给那些失去父母的孩子，让他们感受到人世间的温暖。我的孩子很善良，她一定非常高兴我去帮助其他孩子。”
“我现在这么难过是正常的，我只是需要时间缓一下。以后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我一定能重新找到生活的意义，重新开始。孩子也希望我这样，我也希望我这样，我们在共同做一件事情，我和孩子也许从未分离，他和我在一起。”
在这样的自我暗示与自我调整中，很多失独女性重新实现了自我衡量、自我定位，开启了人生的又一个新起点。
- 社会关系层面
失独后，无论是外部社会关系还是内部的家庭生活，失独者的生活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独生子女死亡后，家庭关系中的亲子关系消失，只剩下夫妻关系，研究发现，一些失独父母的夫妻关系出现形式化，空心化与躯壳化的趋势，夫妻关系可能随着独生子女的过世而名存实亡（张必春，刘敏华，2014）。数据显示，失独父母的离婚率接近三分之一。而在离异夫妻中，失独父亲更容易找到年轻的新配偶，为自己重新延续后代，而母亲却并不具备这方面优势，经济、情感、生活照顾等方面的社会支持随着家庭解体越发稀少，社会融入变得更加困难（沈庆群，2017）。
此外，研究表明，失独女性在走亲访友、社区活动、消遣娱乐及朋友聚餐等社会活动方面，情况皆不如失独男性，她们更容易自我隔绝，被排斥出社会关系，导致在需要的时候缺乏实际上以及情感上的支持（沈庆群，2017）。
“人家没法跟你说话，你也没有办法跟别人说话。说什么啊，我们这个年纪都该谈论孩子啊，孙子啊，我谈什么啊？”
（1）失独母亲应增强辨识、发掘和链接社会融入资源的能力，尝试重新建立社会支持系统。
研究表明，社会支持对于缓解失独事件所带来的抑郁症状和焦虑症状都有积极作用（任龙飞，2020）。
（2）尝试走出家庭，筹建、参与失独群体自助团体，寻找“命运共同体”，并实现失独者自组织活动常规化。
在健康与社会福利领域，自助团体具有“问题的共同性、成员作为同辈彼此关联、成员扮演助人者与受助者双重角色、团体运作低度官僚化与自治性”等关键特征（Levy,L.H.,2000）。这些特征能够使得失独者自助团体对团体成员具有持久性支援的效果，不仅能够创造移情性的理解，提供一种在他处不能获取到的社会链接，还有利于成员间相互帮助，带来个人成长（贺志峰，2018）。
“我能理解你的痛苦，我们家儿子也是年纪轻轻的就走了，再难受也接受了，我不想儿子看到我难受，孩子们心善，都盼望我们好好过日子，我们就一定要好好过日子，也算了了孩子们的心愿。”
“我当时也可难过了，过特久了我心里都堵得慌，连出去玩我心里也玩不踏实，老想着孩子在就好了，甚至还有老批评自己，孩子都没了你还玩这么开心；不过后来跟大伙儿一聊才发现，不能这样，不能抱着愧疚活着，孩子们不希望咱这样，咱无论是替孩子们活也好，替自己活也好，咱得高高兴兴活下去，走了见着孩子还能跟他说道说道现在的新科技，他多年轻啊，我可不想他落伍。”
需要注意的是，在这个过程中不能一昧地将自我认同转向其他同命人，这可能会导致同命人始终处在失去孩子的情感体验中，要相互看到彼此的状态，共同走出阴霾，而不是集体见面痛哭流涕就了事；还可以结合与非失独人群的交流互动，多和其他人也聊聊，实现与原人群日常生活的并轨与融合。
（3）最后，当仅仅凭借自己的力量无法从失独的痛苦中走出时，要勇于寻求专业的心理干预的帮助。
研究表明，对于高度痛苦的母亲，干预能够显著地减少她们的社会心理症状与婚姻失功能状况（Rowa-Deway,N.,2002）。
为失独母亲的社会再融入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由于受环境、文化程度等的影响，郊区居民对失独女性主动排斥所占比重较高。调查显示，有近三成农村妇女会主动排斥和隔离失独女性，认为她们“前半生坏事干多了遭报应了”，或者“她们的命硬，克夫、克子”，甚至给失独女性贴上“扫把星”、 “祥林嫂”这样的负面标签。
（1）应该在大众中营造良好文化的氛围，消除失独女性污名化标签。
社会性别和传统观念带来女性的从属地位，女性的名声被绑架于家庭的兴衰，并赋予其正相关关系。营造积极正面的社会文化氛围，消除传统迷信思想影响下失独妇女专有污名化标签，减少非失独人群的偏见与歧视，降低个体的边缘化体验，才能为失独女性再融入社会创造条件。
（2）可以倡导更多的社会组织关注并介入失独父母的社会融入问题。
社会服务组织，包括慈善基金会，社工组织在内的社会组织介入的增多将有益于失独父母服务的专业性与持续性。此外，社会工作服务机构还可通过重大社会活动策划实施宣传等形式，形成理解并支持失独父母的社会效应，并通过帮助失独父母建立网络交流群、自助联盟、志愿服务队等方式促进失独父母的社会参与。充满关爱的人性化社会环境有助于消解失独父母的社会融入所面临的障碍，提升他们的社会融入程度（谭磊，2014）。
愿天下所有的失独母亲都能走出失独阴霾，重新开启新生活。
参考文献：
张宇迪,贾晓明.人口学特征与失独者心理健康的关系[J].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2020,28(04):552-557
沈庆群.失独女性社会再融入问题思考——基于安徽某市120名失独女性与80名失独男性比较研究[J].怀化学院学报,2017,36(03):58-65.
任龙飞. 社会支持对失独人群抑郁症状、焦虑症状的影响[D].中国医科大学,2020.
谭磊.论社会工作视角下失独父母的社会融入问题[J].东疆学刊,2014,31(03):82-86.
贺志峰.丧子父母干预的国际经验及对失独家庭介入的启示[J].社会工作,2018(06):32-41+110.
张必春，刘敏华，2014，《绝望与挣扎:失独父母夫妻关系的演变及其干预路径——独生子女死亡对夫妻关系影响的案例分析》，《社会科学研究》第4期.
何丽,唐信峰,朱志勇,王建平.殇痛:失独父母哀伤反应的质性研究[J].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2014,22(05):792-798.
Levy, L. H. 2000，Self-help Groups. In Handbook of Community Psychology. Springer US.
Murphy, S. A., Johnson, L. C., Chung, I. J., & Beaton, R. D. 2003，The Prevalence of PTSD Following the Violent Death of a Child and Predictors of Change 5 Years Later. Journal of Traumatic Stress 16（1）:17-25.
Rowa-Dewar, N. 2002，Do interventions make a difference to bereaved parents? A systematic review of controlled studie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alliative Nursing 8（9）:452-457.
撰写 | 张译可
编辑 | 刘也行
策划 | 候贤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