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家姻心理 家姻心理

12月27日,家姻心理特邀专家咨询师徐洁老师,举办了一场主题为「箱庭疗法与儿童哀伤咨询理论与案例」的精彩沙龙。

徐老师系统介绍箱庭治疗与哀伤咨询的相关理论与实践,阐述了用家庭箱庭处理丧亲儿童的哀伤的理念与方法,并分享自己的探索与感悟。参会者都深刻认识到,无论对于来访者还是咨询师,丧失都是一个重要的议题,处理丧失后的哀伤是值得不断的探索与发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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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源网络,侵删)

01
哀伤的解读
徐洁老师首先分享道,每个人在生活中都可能经历丧失,比如分手、伤残、失业、疾病、衰老、死亡以及理想自我的丧失等等。无论对成人还是儿童,在丧失之后,都会产生很大变化。主要从以下三点对哀伤进行解读。

  1. 恢复由丧失改变的内部和外部世界的过程。
  2. 守护和引导个体的精神在恢复和转换过程中进行哀悼。
  3. 未解决的哀伤可能变成复杂、延长的。

徐洁老师介绍最新的哀伤研究进展,强调人们不仅仅只在哀伤中丧失很多东西,在经历完整的哀伤过程后或在进行哀伤咨询中完成哀悼,人们也会有创伤性的成长,从哀伤中获得礼物,包括对自我重新的认识,对人生意义的重新建构。著名的哀伤治疗研究者Neimeyer认为,人们通过走出哀伤的过程,虽然这个过程很痛苦或很幽暗,但人们完成这样一个过程之后,往往会发现人生新的意义,在创伤后成长。

哀伤理论观点提出,每一个人的哀伤都是非常独特的。有的人在亲人去世之后,他可能反应特别强烈,而有的人却没有反应,在急性哀伤期3-6个月的反应期间,任何反应都是可以被理解和尊重的。哀伤可能是非线性的,比如有的人在刚刚失去亲人的时候,可能他们的哀伤反应是非常激烈的,但是随着慢慢的重新适应亲人离世的生活,完成了很好的哀悼之后,差不多在一年之后恢复到他们原来的生活当中。

相反,对于那些存在病理性,复杂性的哀伤的来访,他们一开始可能没有典型的哀伤反应的,而过了若干年之后,可能在未来的生活当中,发展亲密关系中,或者面临重大选择时,激活出没有处理的哀伤,我们又会看到复杂性、非线性、多面的哀伤的过程。所以基于哀伤的复杂性、独特性、非线性,多面的,呼唤更多样的干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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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源网络,侵删)

02
哀伤咨询及目标
目前在哀伤咨询过程里,大家达成了一些共识。丧亲后个体会通过哀伤过程获得内在心理的重组与平衡,如果能完成哀伤任务,个体就能从哀伤走向复原,反之可能发展为复杂哀伤及严重的生理和心理问题。现在ICD11诊断系统当中,延迟哀伤障碍(PGD),是单独的可诊断,可评估的障碍。徐老师提醒咨询师们在做咨询的过程,需要一定的对正常哀伤和异常哀伤来做评估的意识。

哀伤咨询是一个专门的方向,哀伤的理论同时借鉴整合其他治疗方法(提供心理教育、认知重构、人际支持、问题解决、艺术疗法,持续性联结)而发展出了一些专门的治疗模型。例如在家庭咨询,家庭成员突然离世,或是在咨询中期,我们发现正在解决的议题和来访或家庭中之前发生但没处理好的议题相关,咨询师需要借助哀伤咨询的一些重要方法和理念去做个体或者家庭咨询,在家庭治疗中有时需要优先处理家庭成员的哀伤及整个家庭的哀伤。

徐洁老师综合不同理论,梳理了四个方面的哀伤咨询目标。

  1. 增加丧失的现实感。
  2. 帮助来访者处理表现的和潜在的情感。
  3. 帮助来访者处理和解决丧亲后的重新适应。
  4. 协助来访者寻找与逝者保持联结的方式以重新开始新生活。

03
箱庭与哀伤咨询
聚焦于箱庭疗法的哀伤咨询,这一议题是有些沉重,对咨询师个人的经历产生一些挑战,同时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自我觉察的方向。个人经历的挑战、丧失和哀伤的治愈过程可以帮助咨询师发展对来访者提供共情和支持的能力。

徐老师分享了自己在箱庭中处理哀伤的个人经验,在做箱庭的过程中,触发了很多尘封的,好像压抑在潜意识中或者自己也非常回避的哀伤。徐老师对箱庭与哀伤咨询的关联产生了兴趣,并开始探索,感受到箱庭能够激发和承载那些意识状态下无法触及和表达的东西。通过将压抑在无意识中那沉淀已久的痛苦和悲伤等情绪再现或者说呈现于意识域,使内心世界得到梳理,痛苦和悲伤得到缓解或疏泄。

接下来徐洁老师为大家介绍理论方面相关的背景。箱庭疗法的一个重要的理论基础就是荣格的分析心理学,荣格关于个体化、人格发展的炼金术过程、荣格的象征、原型理论对理解箱庭疗法的将心灵整合、重新排序等转化功能提供了重要基础。哀伤者在箱庭中探索,有机会触发与整合、转化多层面的、不同阶段的哀伤。箱庭可以帮助丧亲者更好的体验和理解哀伤的复杂性。

在箱庭疗法与哀伤咨询相结合的可能性及可行性方面,徐洁老师分享了箱庭疗法的治疗机制与哀伤咨询理念的一致性,这样的一致性为在箱庭治疗过程中去处理哀伤提供了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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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源徐洁老师)

哀伤治疗非常强调治疗的关系,在哀伤咨询与箱庭治疗结合的研究中就有一种我们需要和来访者之间创造一个关系的圣殿理念。在一个关系性的圣殿里,治疗师的在场、抱持、没有评判和干预,是哀伤治疗质量和深度的重要特点。

在箱庭治疗中,沙箱的物理结构作为一个神圣的空间,能够涵容哀伤呈现时强烈的情绪。从某种程度上说,沙箱让哀伤成为可能。

治疗师作为见证人和来访者的痛苦一起工作,表现为共感,加入和共鸣。主动的共感、非评判和了解哀伤呈现的时刻,并且这也关系到治疗师自己的丧失体验、经历及个人哀伤治愈和转化历程。

箱庭治疗在共情方面不仅强调在意识层面的共情,也强调在潜意识层面的共情。共情的加入,治疗师与来访者的哀伤的表达产生共鸣。

哀伤在箱庭过程中是交织在一起的,可能发生在变化和转化中。哀伤可能是无意识层面的,模糊的,未定形的。哀伤可以以与阴影相关的方式表现,或者是以被忽视或否认的自我。哀伤的过程和哀伤体验是一个不断重新校准和与丧失有关的整合的连续体。未完成事件(unfinished business)会呈现出来。箱庭可以促进未完成事件被关注和整合。

哀伤的象征和行动会有很多的形式,也会随着个人与丧失对象的关系而发生变化。常见的象征包括:骨骼,怪物,花朵,珠宝,死神,悲伤的小狗,石头,骨头,水,埋葬,破坏,撞击,对角线,分裂,破坏等。哀伤的象征和行为可能以与哀伤完全不同的方式出现,可以在使用沙子,水、玩具构建作品的整个箱庭过程加以观察 。在箱庭中也存在与死亡和再生相关的原型,比如头骨、死亡符号等。

04
箱庭与丧亲儿童
徐洁老师聚焦儿童哀伤继续分享,儿童哀伤与成人哀伤有很大的不同。重大哀伤经历的影响可能使得儿童对世界的看法产生负面影响。与成人相比,儿童的应对策略有限,他们通常不具备描述情绪或他们的内心关注的语言能力,但是儿童常用行为或象征方式与他人沟通,表现出哀伤的部分,如通过艺术、游戏的方式。

同时,儿童的哀伤可能是零星而短暂的。由于他们的言语能力有限,可能会掩盖哀伤的持续时间。一些儿童容忍情绪痛苦的能力有限。与他们不同的非丧亲同伴,儿童会增加社会化的敏感性,并且一些儿童没有能力进行认知评估以了解死亡的含义,例如死亡和丧失的不可逆转、普遍性和必然性。咨询师需要了解儿童哀伤的特点,并把这部分内容纳入治疗中去。

因此,接下来徐洁老师为我们介绍了不同年龄阶段的儿童在死亡概念上的发展水平和差异性,不同年龄阶段儿童在游戏治疗中可能出现的出题,以及在哀伤表达方面不同年龄阶段的特点和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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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戏与丧亲儿童

研究和临床实践表明游戏中对丧亲儿童自然的治疗力量包括可以通过玩具、象征和没有威胁的心像来表达丧失;通过游戏的体验和象征让儿童接受和领悟到死亡心理教育内容;通过游戏中隐喻的方式可以帮助儿童降低情绪的强度;在游戏中建立非评价的治疗性的关系,儿童可以安全的理解丧失的意义并发展出应对策略。

作为游戏治疗的一种,箱庭与丧亲儿童的工作原理是通过呈现而不是诉说,儿童可以通过沙、箱、玩具探索对生命、死亡、哀伤和生存的理解。

个体箱庭过程可以为儿童提供机会表达丧失,在呈现和体验哀伤的过程中,完成与逝去亲人的道别;箱庭的过程和治疗性的关系允许儿童的哀伤随时间而变化;儿童关于逝去亲人的记忆、反思与重新联结可以在箱庭过程中呈现和完成;箱庭的过程帮助丧亲儿童有一个空间从身体、感觉中与丧失和哀伤之间建立联结和锚定感;儿童透过箱庭过程能够分享当下的意识与潜意识的情绪和想法。这些过程对于完成儿童难以言语化的哀伤过程是非常必要、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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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源网络,侵删)

05
家庭箱庭与儿童哀伤

家庭箱庭的理论背景

家庭治疗(Family Therapy)的理念引入箱庭疗法(Sandplay Therapy)中,以箱庭为媒介,处理家庭的问题。通过家庭成员在箱庭中表达家庭的动力关系,使治疗师在治疗中更容易获得对家庭全面客观的理解。家庭箱庭将系统式治疗的成份,与荣格派箱庭疗法整合,临床工作者会把家庭当成一个整体单元,而不是聚焦于家庭中的个体。

家庭箱庭处理哀伤的
理念与方法

家庭箱庭的理念认为哀伤不仅是个人的也是家庭的;影响一个家庭成员就是影响整个家庭;每一个经历丧亲的家庭成员都会对其他成员有影响;通过箱庭过程表达哀伤时可以为个体和家庭治愈赋能。

另外,运用家庭箱庭处理儿童哀伤,还会将照顾者引入家庭。这样可以了解儿童全面而重要的信息;帮助他们为丧亲儿童提供支持和鼓励;也帮助孩子体验充满理解和尊重的沟通;家庭成员加入丧亲儿童的治疗性改变会更快,而且会促发成人和儿童自我改变的动力。

实践中运用家庭箱庭处理哀伤,首先为家庭提供简短的介绍,让他们为接下来的治疗做准备;强调箱庭是一个媒介,用以处理与哀伤有关的议题;还要为家庭提供关于边界、限制和安全性的信息(Carey,1999)。

具体操作

  1. 治疗师应首先获得丧亲儿童的家庭信息:家庭系统结构是什么样?家庭不同的角色是如何分配的?家庭的特征包括家庭界限、沟通模式,问题解决和应对风格?
  1. 之后考察被死亡打乱的家庭生活以及家庭用于重建稳定结构的机制(Silverman,2000)。
  1. 接下来告诉家庭成员可以自由选用玩具在沙箱中创造世界,没有对和错。如果成人有阻抗,鼓励他们就像作为一个孩子一样去玩。
  1. 家庭开始选择玩具在沙箱中创造他们的作品,有不同的制作方式。
  1. 制作完成后向家庭成员提出邀请,分享他们的观察,讲述箱庭中的故事,并且分享他们可以呈现给其他人的故事(Carey,2006)。
  1. 治疗师在家庭的结构加强之前要尽可能少的解释作品。之后,治疗师可以变得更指导性一些,可以选择接下来谁与谁一起工作,可以让家庭成员配对来体验需要处理的特殊的议题。

分享书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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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洁老师介绍

Ø 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部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Ø 北京师范大学发展与教育心理学博士,美国杨百翰大学、日本早稻田大学访问学者。

Ø 家姻心理专家咨询师

Ø 中国心理学会注册心理师,注册督导师、中德首届系统式家庭治疗高级督导师

Ø 中国心理学会婚姻家庭心理与咨询专业委员会委员、美国沙盘游戏协会会员、日本箱庭疗法学会会员

Ø 在国内外学术期刊发表儿童青少年与婚姻家庭治疗领域的多篇论文。著作包括《丧亲青少年的哀伤与箱庭治疗》、译著《给儿童和家庭的箱庭疗法》、《儿童与青少年的临床访谈》、《帮助孩子度过青春期》。

美 编:崔 琪

地 址:北京市海淀区学院南路12号北京师范大学南院京师科技大厦A座510

网 址:http://www.jiayinxinli.com

联系电话:(010)62279199

微信公众号:家姻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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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1月11日,家姻心理特邀专家咨询师王立东老师,举办了一场主题为「精神分析心理动力学视角:理解人格组织」的沙龙。

王立东老师从精神分析心理动力学的视角,用四个部分介绍人格组织。人格可以定义为源于个体身上的稳定行为方式和内部过程。精神分析流派的心理学家认为,人的无意识心理对他们行为方式的差异起着很大作用。精神分析心理动力性治疗/咨询是在帮助人们洞察自己的内在。

王老师从三个方面围绕本次的主题展开分享:

如何理解一个人 人格类型和人格组织水平 边缘性人格组织

1 如何理解一个人
精神分析心理动力学理解人的视角:“四个轮子”(四个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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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源王立东老师)

驱力:爱、恨(攻击性)、冲动、欲望

情感:特别是被否认、解离的深层情感

自我:防御、适应、现实检验

关系:与重要他人的实际或想象的关系;内在客体关系

自体:与存在相关的维度:人的内核;我是谁?我要去往何方?;涉及边界、自尊、自恋、自我价值等存在相关的自体感觉

(Pine,1990)

精神分析继弗洛伊德后发展了许多学派,其中一个有名的学派是克莱因、费尔贝恩等人创立的客体关系学派,温尼科特、比昂、依恋理论的学者等都属于该学派。

从客体关系学派的观点是如何理解一个人的呢?

客体关系学派学者认为每个人的内心世界是由几组典型的“二元对”组成的,每个“二元对”包括了自体表征(S)和客体表征(O),以及连接他们的情感(A)。

比如一个滋养的、完美的、理想化的客体表征对应的是满足的自体表征,二者之间连接的情感是满足的;如果是一个剥夺的、虐待的客体表征,其连接的自体表征是挫败的、贪婪的、无助的,二者之间连接的情感是挫败和无助;如果是一个瞧不起人的、挖苦的、苛责的客体表征,其对应的自体表征是有缺陷的、没价值的,二者之间连接的情感是羞耻。

这些自体表征和客体表征是会翻转的,比如一位童年时期被父母苛刻对待的孩子,在成年后在与他人相处时也会是一位苛刻的人。当他苛责别人时,是客体表征在主导,有时他又会觉得别人在苛责自己。

一对自体和客体表征会防御另一对自体和客体表征,比如理想化的这对表征会防御无助的、没有价值的那对表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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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源王立东老师)

这些客体关系“二元对”是我们在成长过程中,在和重要养育者的关系互动中形成的,会在成长中受重要他人的影响而发生改变。客体关系学派的咨询师与来访者工作时会关注来访者的历史,即来访者经历过什么,他/她经历过怎么样的养育、和养育者的关系如何、现实的关系是怎么样的;咨询师在咨询的当下会觉察自己的反移情,即此刻我在他/她的二元关系配对中处于什么位置,通过反移情帮助来访者洞察自己无意识的部分。

2 人格类型和人格组织水平
精神分析把人格组织分为三个水平,按照功能从高到低:1)神经症到“正常”水平;2)边缘水平;3)精神病性水平。其中,边缘水平又分为:高边缘水平—社会功能较好、有一定的反思能力;低边缘水平—缺乏自我反思和象征化的能力。

各人格组织水平的差异主要表现在与身份认同有关的体验、现实检验的能力、防御机制这三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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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身份认同有关的体验
与身份认同有关的体验包括对自己的意象、对他人的意象、对自己与他人之间关系的意象。处于正常—神经症性组织水平的人对自体和客体有整合、稳定的感觉。“整合”是指能够整合自我意象和他人意象的矛盾之处,能够理解自己有好的部分、有坏的部分,接受和面对自己的阴暗面;能够体会到对他人的又爱又恨。

处于边缘性组织水平的人无法整合矛盾性,他们会认为自己或他人要么是好的要么是坏的。功能稍微高一些的人可能会说,“这个人有时候对我好,有时候对我坏,我搞不清楚究竟他/她是对我好还是对我坏。” 他们可能会简单地将其归因为虚伪,这是因为他们无法处理人的复杂性和矛盾性。所以,处于边缘性组织的人会表现为身份认同弥散/紊乱,对自体和客体的感觉是不连贯的。处于精神病性水平的人紊乱水平更高。

02
现实检验的能力
现实检验的能力包括物理现实检验和人际现实检验,各个人格组织水平在两个维度的表现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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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源王立东老师)

处于边缘组织水平的人在社会互动中会让他人感到僵化、不灵活,尤其是在压力情况下,并且在压力情况下,他们更容易退行到偏执性思考中,有被迫害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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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御机制
防御机制是运作在无意识层面的、帮助我们防御焦虑的机制,在无意识层面运作。防御机制就像一面墙,把我们的焦虑挡在我们感受不到的地方。各水平常用的防御机制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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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源王立东老师)

神经症性组织的防御机制围绕压抑来组织:

压制和压抑的区分:压制是有意识地不去注意自己的某些感受和想法,压抑是直接把不能接受的、害怕的事情放入无意识中。

压抑是一种常见的防御机制,比如有一个人对权威有攻击性,会表现在遇到领导会特别的彬彬有礼,甚至让人感到有些过于恭顺,这其实是把另外一个客体关系的配对压抑到了无意识层面,该客体关系的配对可能是想反抗的自体和施虐性的权威。但是压抑是很费能量的,有可能在某一天压不住了,然后以强烈的情感或是神经症症状(例如:癔症症状)的方式爆发。

人格组织水平的总结:

三个水平:神经症—“正常”水平、边缘水平、精神病性水平。

需要注意的是,任何一个人,并不是永远“定格”在一个人格组织水平上,而是会在几个水平上波动,甚至在一次咨询中也会出现波动。但是由于人格的相对稳定性,一个人在大多数时候常处于某个水平。

3 边缘性人格组织
王老师介绍到,边缘性人格组织有三大特点:

1)使用原始的防御机制;

2)身份认同弥散/紊乱;

3)人际现实检验屈从于情绪波动 。

边缘性人格组织的成因可追溯到0-1岁。

0-1岁婴儿的特点是:

1)不会说话,即尚未建立(符号)象征的功能;2)隐性记忆:该阶段的记忆储存在身体、无意识中;

3)依赖养育者的功能,所以埃里克森认为这是建立基本信任、基本安全感的阶段。

王老师用理论和实例结合,深入浅出地对三个特点进行讲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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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始的防御机制
原始的防御出现在生命的第一年。克莱因认为焦虑的起源在于对死亡、对灭绝的恐惧,这样的恐惧根植于我们的无意识,表现为被迫害的恐惧。人们会用原始的防御机制来防御原始的焦虑。

接下来我们跟随王老师共同了解5个比较常见的防御机制。

原始的防御机制1:分裂

客体关系在刚出生时就存在了,第一个客体是母亲的乳房。

分裂机制将好与坏的情感、客体、自体分别彻底分离,使自我摆脱危险和坏东西,是最早的自我机制与对抗焦虑的防御之一,是基础的、原始的防御,其余的防御机制是围绕分裂来组织的。

处于边缘性人格组织的个体把环境中的所有人归到“全好”和“全坏”的两个阵营中,而且一个个具体的人会在不同阵营中频繁地来回变换;他们对自己的看法也是矛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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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始的防御机制2:理想化与贬低

理想化是被迫害焦虑的必然结果,动力包括夸大好的一面来保护自己从而应对被迫害焦虑和希望获得无限满足的本能欲望的力量。处于边缘性人格组织的个体在咨询最开始时会将咨询师理想化,会认为自己可以通过依靠咨询师来对抗迫害的力量。

贬低是理想化失败的必然结果,因为理想化的对象在现实中并不存在。在病理性自恋中会看到理想化和贬低这一对防御交替出现。另外,贬低常见来自于自恋性的动力,比如来访者需要拥有“最好的”咨询师,随之而来的是来访者被唤起的自恋性嫉妒,这嫉妒使来访者需要贬低咨询师。

当来访者将理想化投射给咨询师的时候,咨询师会有一些常见的反移情。咨询师会感到很大压力,好像必须得给出有力的建议,否则自己就是很糟糕的、没有能力的、会被来访者抛弃。咨询师也会感到被拒绝、有些生气、有些自我怀疑。

常见的配对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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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源王立东老师)

原始的防御机制3:否认

否认是婴儿早期用于处理不愉快体验的一种方式,即拒绝承认负性体验的存在(“如果我不承认,这事儿就没有发生”),会加剧分裂。

否认防御机制的典型病例例证是躁狂现象。如果说抑郁是将痛苦无限放大,那么躁狂是将事实看得无足轻重。比如,来访者陈述痛苦后,又说:“其实也不是什么大事儿,没必要这样。”

原始的防御机制4:全能感、全能控制

全能感/全能控制是对精神现实的否认,是早期心智状态的一个基本特征。上面提到的否认是有全能的感觉的,即“我说你有你就有,我说你没有你就没有”,所以否认必须通过全能才能实现。

在生命的前18个月,婴儿一直处于“心理等同”的精神状态,认为外部环境与自己的内心世界是相同的。比如婴儿因为饿了哭泣,妈妈就会喂奶,婴儿就会认为自己可以控制外界。婴儿相信自己能够影响周围环境,具有自主能力,这是个体自尊的关键。因此婴儿期的全能感是要受到保护的。

为什么需要保护呢?王老师谈到了弗洛伊德认为自尊包含三个成分,分别为1)原始性的婴儿期自恋,这是自尊的本能成分,即我的存在本身是毋庸置疑的,我在这个世界上就是被爱的,是有价值的;2)被经验强化的儿童期全能感的残留,这是自我理想的实现;3)通过客体得到的满足感。

如果婴儿期遇到不靠谱的养育者,比如婴儿饥饿的时候养育者换尿布、婴儿尿了养育者喂奶等,这样的话婴儿的自尊的三个成分都被打击掉了,会有深深地挫败感和自我怀疑。

婴儿期的全能感需要被保护,但是也要注意不极端,就如温尼科特所说的,做六十分的妈妈就是最好的,不需要做一百分的妈妈,因为一百分的妈妈是不存在的,也很可怕,为什么可怕呢?因为,“一百分的妈妈”意味她能精确无误地理解孩子的心意——这是母婴完全融合的状态,剥夺了孩子走向独立的可能性——孩子恰恰是体验到妈妈和自己是有着不同的想法和感受的两个独立的人,才能真正走向独立!同理,咨询师也不要试图做一百分的咨询师。

人的发展如下图。长大成人的前提是认识到人的局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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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源王立东老师)

原始的防御机制5:投身性认同

投射性认同是克莱因重大的贡献。投射指我把一个重要的客体进入到我的内部、变成重要的客体表征,比如小孩穿超人的衣服,是对超人的认同。投射性认同是先投射出去,再认同回来。这是一个复杂的概念,王老师讲述了下面的两个例子帮助大家理解。

1)优惠券引起的夫妻矛盾

先生(开心地):“我有些积分,可以在美团买菜上换50块钱的东西,你看看,想换点什么?”,

妻子(生气地):“昂,圣诞节和新年,你啥礼物都没送给我,拿50块钱的积分哄我开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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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源王立东老师)

妻子为什么这么生气呢?因为妻子小时候家里穷,妈妈不给她买新衣服,经常是拿旧衣服改或者自己拿块布做衣服,她总觉得自己穿得很丑,所以在她心里有一个吝啬的客体表征,对应的自体表征是不被重视的、不被爱的。

当她的先生拿五十元的优惠券给她的时候,她会把这个吝啬的客体表征投射给先生,并且再认同回来:他就是不爱我,他就是不重视我。所以感到很委屈、很生气。

如果妻子是处于神经症水平的,那么她会压抑自己的生气和委屈,直到某一天爆发出来,在另外一件事情上秋后算账;如果妻子是在更成熟的水平上,那么她会压制自己的生气和委屈,也就是说在情绪和念头出现的那一刻,她会选择不去理会,等待情绪的自然消退,然后反思自己为什么会生气委屈以及先生为什么会这样做。

丈夫为什么会这样做呢?丈夫小时候家里也没有钱,如果他做了什么省钱的事情,他的妈妈就会夸奖他、肯定他,所以他拿优惠券给妻子的时候,无意识中是“妈妈你看,我又给咱家省钱了。”

2)施受虐关系(病理性的)

一个孩子在童年的时候有一位苛责的、施虐性的母亲,孩子感觉自己是可能被抛弃的,那么孩子内在会形成一个苛责的、虐待的、高高在上的客体表征,自体表征是弱小无助的、被抛弃的,并且会感到恐惧和羞耻。在长大成人后会习得向攻击者认同,即当他/她感到自己是无助的、无力的时候,他/她会翻转自体表征,自己变成施虐者,这让他/她感到自己更有控制感,更有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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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源王立东老师)

在这个例子中可以看到投射性认同的几个步骤:1)投射:高于他/她的施虐的客体表征;2)认同:对对方(施虐的客体表征)感到恐惧和愤怒;3)产生控制对方的需要,翻转自体与客体。

所以施受虐关系是一种权力关系,建构这一关系的防御是全能信念、全能幻想。投射、否认和回避被用来支持这些信念。施受虐的目的在于控制别人而非改变自己。

总结一下,投射性认同在心智发展中,是婴儿与外界建立联系的重要过程。投射什么取决于我们内部的自体和客体表征,取决于我们内部世界有什么,有爱投射爱,有恨投射恨。

在继续进行下去之前,王老师对原始的防御机制进行了总结:

成功且成熟的防御:能够将焦虑降低到最小程度,将个体灵活行动的能力最大化。

原始防御:在生命的第一年出现,基于分离机制,将好与坏的情感分离,是刻板的。个体尝试保护自己心理或内在世界理想化的部分,理想化帮助我们逃离迫害性的部分。个体通常用见诸行动的方式处理痛苦而非内在掌控,这样的来访者会经常向咨询师询问直接的行为方面的建议。因此,基于分裂的原始防御机制不能提供对生活的成功适应。

02
身份认同弥散/身份认同紊乱
这是边缘人格组织的一个明显特点。在内在世界中,对自体和他人的体验是两极化的、矛盾的、不稳定的,处于这个水平的来访常常有自己被工具化的体验,他们的困惑经常是搞不清楚自己是谁,搞不清楚自己喜欢什么、未来的方向……王老师以“空心病”和假自体为例讲解这个概念。

“空心病”的一个例子:个体全能地否认了坏客体的存在和痛苦的情境,其实是否认了客体关系,即把自我和客体连接的部分否认掉了,自我的部分也被否认了。

假自体的一个例子:当理想化客体过于强大,常见于“爱”(自恋的爱) 孩子且要求孩子顺从的父母,而孩子也因迫害焦虑过于强烈,逃遁到理想化客体中、对其顺从和依赖。然而,这部分并未真的被自我同化(消化吸收认同),就作为“异物”、“异己”存在于自我中,而自我变成了空壳子,感到自己“没有自己的生命与价值”! 比如父母让孩子练钢琴,如果孩子能够将这件事内化,那就不会有问题产生,钢琴会变成自己的兴趣爱好,如果孩子不能内话,就变成了“异己”这一部分。

03
现实检验能力
边缘性人格组织的个体,在物理层面的现实检验能力是好的,但是,在心理、社会和关系层面的现实检验能力则不好,原因在于基于分裂的防御机制,个体将其对世界的主观知觉强加于外在世界,观点是非常不稳定的——好和坏会根据情境发生突然的变化,这样的改变也会让他/她感觉生活很混乱。

在大家对内容的反复回味中,本次沙龙接近了尾声,王立东老师对本次的沙龙进行了总结:

主要内容是:

1)人格组织水平,分为神经症—“正常”水平、边缘水平、精神病性水平这三个水平。

2)边缘性人格组织的特点,分别为原始的防御机制、身份认同弥散/身份认同紊乱、人际现实检验屈从于情绪波动。

本次沙龙在大家对王老师在沙龙中分享的一段话中圆满结束:

“当一个人对你生气,他是在对你生气,他也不是在对你生气,而且他主要不是在对你生气,他是对他内在客体生气;反之,当你对另一个人生气,你是在对他生气,你也不是在对他生气,而且主要不是在对他生气,你是对你的内在客体生气。”尤其是当一种情绪总是盘旋在我们的心中难以消退时……

王立东老师介绍

Ø 北京大学本科、北京师范大学发展与教育心理学硕士

Ø 二级心理咨询师、注册心理师X-19-148

Ø 在企业工作二十余年,2013年起专职从事心理咨询,个案约2500小时

Ø 中国心理学会注册心理师,注册督导师、中德首届系统式家庭治疗高级督导师

Ø 2013-2015年萨提亚家庭治疗培训;2015年至今,精神分析心理动力学长程连续培训——第四届中挪精神分析初级组、第五届中挪精神分析提高组、中英儿童青少年精粹课程、克莱因客体关系学派专项训练等。长期接受心理动力学个人分析、个体督导和团体督导。

BOOK
推荐书目
《精神分析诊断:理解人格结构》,Nancy McWillans

《边缘性人格障碍的移情焦点治疗》,Otto F.Kernberg

《嫉羡与感恩》,梅兰妮·克莱因

《弗洛伊德的<论自恋:一篇导论>》

《游戏与现实》,D.W.Winnicott

美 编:郭雨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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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期作者 •

唐莹莹

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部2019级学硕

荐序

我们常常看到有人因为不健康的亲密关系而伤害自我,但你真的了解人为什么会被操控吗?请跟我们一起走进煤气灯效应,了解何为心理操控,更好保护自己吧。

热播剧《谁是凶手》中,曹瑛侠因用剪刀杀了自己的丈夫而去警察局自首。

警察初期调查时,所有人都说曹瑛侠是一个不正常的女人,她成天阴着个脸,疯疯癫癫,人不人鬼不鬼。而她的丈夫吴明是个完美男人,事业有成,对老婆不离不弃。

从表面看起来,吴明是一个可怜的受害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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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源:《谁是凶手》电视剧截图

然而,随着侦察的深入,警察在曹瑛侠的卧室中发现了一个手机,其中有大量吴明对曹瑛侠的辱骂短信。并且,曹瑛侠对手机铃声已经形成了条件反射,只要手机震动一响起,她就会进入痛苦的应激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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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源:《谁是凶手》电视剧截图

原来,吴明长期对曹瑛侠进行人格侮辱,不断贬低她。只要曹瑛侠与自己的意见不同,他就会使用手机震动折磨她,强迫曹瑛侠顺从,长久如此,曹瑛侠便失去了自我,变成了一个“疯女人”。

这是心理学中的“煤气灯效应(gaslighting)”。这一术语源自于1944年的电影《煤气灯下》,电影中的丈夫通过种种手段,使妻子相信自己的精神不正常,从而骗取她的钱财。

“煤气灯效应”是一种隐秘的情感和心理虐待(McGregor & McGregor, 2014)。

“煤气灯人(gaslighter)”通过种种操纵手段来破坏他人的心理稳定性,将自己的想法强加给受害者,以维护自己在关系中的控制感和权力感(Stern, 2007; Welch, 2008)。

长久以往,“事实”便掌握在“煤气灯人”手中,受害者会逐渐怀疑自己,并产生焦虑、抑郁等情绪,甚至精神错乱,最终思想完全受“煤气灯人”控制(Simon, 2010)。

由于这种虐待通常是言语上的,所以往往没有充分的证据证实“煤气灯人”的虐待行为。在外人看来,受害者的疯癫是因为她自己,和“煤气灯人”完全没有关系。而外人的评价也会让受害者更加怀疑自己,难以摆脱虐待。

从种种惨案中可以看出,“煤气灯效应”的后果非常严重,那么,我们要如何识别出自己是否陷入“煤气灯效应”,又该如何避免或者摆脱“煤气灯效应”呢?

如果以下情况出现,你可能遇到了“煤气灯人”

“煤气灯人”会频繁撒谎,并联合其他人来质疑受害者

“煤气灯人”会在一些简单的事情上撒谎,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说的谎言会越来越多(Hightower, 2017)。如果受害者对“煤气灯人”的言论提出质疑,那么“煤气灯人”可能会反过来指责受害者是在撒谎。

在《谁是凶手》中,吴明会把本来是酸的橘子说成是甜的,一旦曹瑛侠说橘子是酸的,他就会用手机震动来使曹瑛侠陷入痛苦的条件反射中,直到曹瑛侠改口承认橘子是甜的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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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源:《谁是凶手》电视剧截图

有些时候,“煤气灯人”也会赞同受害者的说法,但与此同时,他们会试图让其他人来反对受害者,比如,告诉受害者的朋友或者家人受害者在说谎或者有妄想症。

“煤气灯人”会坚持让受害者认为他或她自己的感觉、记忆或想法是错误的,让受害者产生深深的自我怀疑,进而使受害者对世界的感知出现混乱,身心都疲惫不堪,被迫服从于“煤气灯人”的一切想法。

除了撒谎,以下也是“煤气灯人”常用的手段

“煤气灯人”通常不会只使用一种单一的手段来虐待受害者,而是会采用多种手段来掩盖自己虐待受害者的事实,从表面上看,他们甚至像是受害者(Simon, 2010)。

《谁是凶手》中,吴明就是通过种种手段让邻居甚至儿子都认为他才是常年忍受曹瑛侠“疯病”的人。

根据美国家庭暴力热线(National Domestic Violence Hotline)的总结,以下都是“煤气灯人”可能会使用的手段:

l 回避:施暴者假装不理解或者拒绝倾听受害者的话。

l 反驳:施暴者质疑受害者对事件的记忆,即使受害者的记忆是准确的。

l 阻止/转移:施暴者改变话题和/或质疑受害者的想法。

l 轻视:施暴者让受害者的感觉或者需要显得不重要。

l 忘记/否认:施暴者假装忘记了实际发生的事情,或者否认对受害者的承诺等。

Simon (2010) 也总结了一些“煤气灯人”常见的行为:隐蔽的恐吓与威胁、引发内疚、羞辱、扮演受害者、诋毁受害者、指责、试图隔离受害者和亲人朋友、假装无辜/无知/困惑,以及愤怒爆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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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源:《谁是凶手》电视剧截图

当你尝试离开“煤气灯人”时,他们可能会这样表现

“煤气灯人”通常不能接受自己的伴侣离开自己,因为这意味着自己失去了可虐待的对象。所以,当受害者试图离开的时候,“煤气灯人”会想尽办法来挽回受害者(Hightower, 2017)。

他们会告诉受害者自己有多爱他或者她,并且赞美受害者身上所有的积极品质。同时,“煤气灯人”会向受害者描绘他们之间的美好未来,保证自己一定会改掉以前的做法,他们之间的关系也一定会变得更好。

但是,如果受害者同意留在这段关系中,一切又会变成原来的样子。所有的畅想都是“煤气灯人”挽留受害者的手段, 他们的根本目的是继续操纵、虐待受害者。

即使你是男性,也可能成为“煤气灯效应”的受害者

尽管大部分“煤气灯效应”的受害者都是女性,但这并不意味着男性不需要对此警惕。早在1969年,Barton和Whitehead就在“煤气灯现象(The gas-light phenomenon)”讨论了B先生遭受妻子情感和心理虐待的案例。

B先生是一个旅馆的老板,已经结婚14年了。他的妻子声称,B先生是一个酒鬼,行为不稳定,还具有一定的攻击性。B先生承认,自己平时偶尔会喝酒,也会有抑郁、焦虑和易怒的感觉,但绝对没有攻击性的行为。他说他的妻子夜不归宿,还与年轻男性交往。B先生的妻子也对此进行了否认,还反复告诉B先生他是个疯子,是个酒鬼。后来,他们发现这些都是妻子的阴谋,她想借此送B先生入狱,并霸占他的旅馆。

所有处在亲密关系中的人都可能会遭受伴侣的情感和心理虐待,那么,我们应该如何摆脱”煤气灯效应“呢?

摆脱“煤气灯效应”很难,但你可以做这几件事

使用尽可能多的办法确认自己的想法是否属实

当你怀疑自己遭受虐待的时候,你可以将自己的经历尽可能多地告诉别人,以验证自己的说法是对的。

你可以将你的经历告诉你的同事、你的朋友或者你的家人,如果他们肯定了你,你就能更好地意识到这些困惑和痛苦不是你的错,为摆脱“煤气灯人”的虐待提供了基础(Rodrigues et al., 2021)。

另一种方式是用写日记、录音等方式记录自己的生活。

美国家庭暴力热线建议,当“煤气灯人”质疑你的记忆或者事实时,你可以通过核对日记中的记录来确认自己的记忆是对的,降低被伴侣洗脑的可能性。但需要注意日记的安全性,防止被伴侣篡改。

维持除伴侣之外的社交关系

当我们身处在亲密关系中时,很容易“恋爱脑”,因为种种原因减少和其他朋友或者家人的联系。然而,这不利于我们的心理健康。

很多“煤气灯人”甚至会隔离受害者和其他人,反复告诉受害者:你是个疯子,没有人爱你,只有我愿意和你在一起,我是你唯一能够依靠的人(Simon, 2010)。当受害者认为自己是孤身一人的时候,更容易产生自我怀疑的想法。

因此,即使你对自己的伴侣很满意,也要维持一定的社交圈。如果你不幸遇到了“煤气灯人”,这些朋友和亲人能够“旁观者清”,为你提供帮助,从而摆脱有害的关系。

寻求专业人士的帮助

如果你怀疑自己正遭受“煤气灯人”的虐待,身边也没有可以信任的朋友或者家人,你可以尝试寻求专业人士(如心理咨询师、反家暴公益热线)的帮助。求助并不是可耻的行为,而是你有勇气去面对和改变的表现。

一段健康的关系中,双方都应该彼此尊重、彼此依靠,通过沟通确定彼此的边界。如果一段关系需要你一味地迎合对方,牺牲自己的感受,或者你的内心充满怀疑与痛苦,那么你就需要重新评估这段感情,决定是否要离开令人痛苦的伴侣。

希望我们都能够掌控自己的人生,拥有真正幸福、快乐的亲密关系。

参考文献

Barton, R., & Whitehead, J. A. (1969). The gas- lightphenomenon. The Lancet, 293(7608), 1258–1260.

Hightower, E. (2017). An exploratory study of personality factors related to psychological abuse andgaslighting [Doctoral dissertation], William James College.

McGregor, J. & McGregor, T. (2014). The sociopath at the breakfast table: Recognizing and dealing with antisocial and manipulative people. Hunter House, Inc. Alameda, CA.

National Domestic Violence Hotline. https://www.thehotline.org/resources/what-is-gaslighting/

Rodrigues, M. A., Mendenhall, R., & Clancy, K. B. (2021). ”There's Realizing, and Then There's Realizing”: How Social Support Can Counter Gaslighting of Women of Color Scientists. Journal of Women and Minorities in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27(2), 1–23.

Simon, G. (2010). In sheep’s clothing: Understanding and dealing with manipulative people. Little Rock, AR: Parkhurst Brothers, Inc.

Stern, R. (2007). The Gaslight Effect: How to spot and survive the hostile manipulation others use to control your life. Morgan Road Books. New York, NY.

Welch, B. (2008). State of confusion: political manipulation and the assault on the American mind. St. Martin’s Press. New York, NY.

策划 | 蔺秀云

撰写 | 唐莹莹

编辑 | 王雪迪

排版 | 韩思思

图片来源于网络,侵删

原创 北师婚家咨询中心 婚姻家庭研究与咨询中心

北师大家庭与儿童发展实验室

我们隶属于北京师范大学发展心理研究院,专注于中国婚姻与家庭研究,致力于将实用有趣的学术成果分享给大家。

• 本期作者 •

张文睿

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部2021级博士研究生

荐序

互联网时代,人们已经做不到“无手机”的生活。在使用手机过程中,未成年人更容易过度沉迷。避免未成年人在纷杂丰富的信息中变得简单化,不妨一起阅读“如何应对孩子手机依赖”吧!

你的孩子是否也是这样?一到放学回家后,孩子就缠着你要手机玩;到了要睡觉的时间,也不愿意把手机放下;在周末和寒暑假,比平时花费更多的时间在手机上……在孩子的眼中,似乎手机比一切都重要。有时会忍不住想对孩子说:“你和手机过去吧!”

儿童青少年“爱玩”手机已成为了世界性难题

随着互联网与我们日常生活的联系愈加紧密,手机成为了人们最常用的上网设备。据《2020年全国未成年人互联网使用情况研究报告》显示,智能手机是未成年网民的首要上网设备,其使用比例高达92.2%。在新冠疫情肆虐全球的当下,手机无疑给孩子们的线上教育、同伴交往、娱乐放松带来了便利,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孩子过度使用手机,无法克制手机给他们带来的诱惑,有些孩子甚至发展成为了手机依赖。

手机依赖(mobile phone dependence)也被称之为手机成瘾(mobile phone addiction)或问题性手机使用(problematic mobile phone use)。

世界卫生组织在2015年已经将手机依赖视为一个重要的公共卫生问题。2019年全世界多个国家的研究显示,每四个儿童青少年中,就有一个儿童青少年可能存在手机依赖的问题 (Sohn et al., 2019; 贺金波等, 2012)。由此可见,儿童、青少年的手机依赖已经成为了世界性难题,有哪些原因导致了孩子对手机的过度依赖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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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什么导致了孩子“爱玩”手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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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期孩子的心理特点:自我控制未完全发展

不同发展阶段孩子的心理特点与需求是影响其手机使用行为的关键因素。但必须要注意的是,青春期前的儿童与青春期后的青少年在手机依赖的原因上可能存在不同。儿童心理学家皮亚杰认为,青春期前的儿童“自律”能力尚未形成,缺乏规则意识与自觉性。

因此,这一阶段的孩子无法有效地进行自我控制,通常无法意识到自己使用手机的时间,需要家长进行监督与提醒。此外有研究还发现,过度的手机使用也会使孩子的自我控制能力下降,但随着孩子长大影响会逐渐消失(Kim et al., 2018)。对大脑的研究发现,与动机和情绪相关的皮层下连接比支持控制能力的前额叶连接发展得更早。这种大脑发育的不平衡可能导致孩子在面对手机时,无法进行有效的自我控制(Casey & Caudle,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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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青春期孩子的心理特点:抵制诱惑能力不足

青春期的孩子开始走向成熟,希望表现出独立自主,却也缺乏抵制诱惑的能力。一方面,孩子希望在手机的使用上拥有更多的时间与隐私,从而满足独立需要和社交需要。另一方面,孩子缺乏足够的辨识力与自制力,容易被网络上的不良信息所吸引与欺骗。已有的研究也已证明,缺乏幸福感、自尊和自我控制能力的青少年更有可能产生网络成瘾(梅松丽 , 2015). 而对大脑的研究也发现,存在手机使用问题的青少年在获得社会奖励时,会产生比正常青少年更强的大脑活动(Deng et al., 2021)。这可能意味着,如果孩子缺少朋友、家人的支持,就可能会希望通过手机获得来自网络的社会支持,从而导致手机使用问题的产生。

03

家庭的监管缺失:父母做好榜样

家长对孩子的监管是影响其手机使用行为的直接因素。家长的积极监管、良好的家庭教育以及和谐的亲子关系是防止孩子手机依赖的“保护伞”。家长对孩子的关注不足,甚至家长自己也是“低头族”时,孩子通过观察学习也会形成手机依赖的问题(Hong et al., 2019)。此外,Li & Hao (2019)在研究中发现,如果孩子与父母关系不佳,没有建立良好的依恋关系,那么孩子日常生活与学习积攒的情绪就只能通过手机进行宣泄,长此以往就会对手机过度依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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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同伴的作用:同伴压力影响大

随着孩子们待在学校的时间逐渐增长,与同伴的交往也逐渐增加,此时学校和同伴就成为了影响孩子成瘾行为的重要途径。学校中存在手机依赖的同伴不仅给孩子树立了“坏榜样”,也会使得孩子在同伴交往中找不到共同话题,并感受到较大的同伴压力,从而也希望更多地使用手机(张锦涛 等,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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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孩子的手机依赖行为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刘胜枝, 2021)。通过对前人研究总结并结合最新的研究成果,不难发现影响孩子手机依赖的核心因素是自我控制、亲子关系和同伴压力(Huang et al., 2021)。

如何应对孩子手机依赖?

01

根据孩子发展特征制定手机使用规则

对于2岁以下孩子,应该避免让他们接触手机等电子产品。

对于学龄前和上小学的孩子,应该限制他们在手机上的娱乐时间在每天1到2小时之内。同时,家长需要及时监督尚未形成自律能力的孩子。家长可以通过关注孩子通常登录、浏览的网站,以及孩子使用的社交软件(Strasburger et al., 2013)来保护孩子,及时规避掉对孩子的成长造成不利影响的内容。

对于上初中以后的青少年,应该结合实际需要,和孩子共同制定娱乐时长。处于青春期的青少年对自由存在强烈的渴望,并对来自家长和学校的限制具有很强的心理抗拒。所以家长一方面要对孩子的网络时间保持警惕,另一方面避免激起孩子的逆反心理。如果父母对手机使用监控力度的过大,甚至可能起到反作用(Fu et al., 2020),使得青少年的手机使用行为也会增加,最终导致手机依赖的形成。父母应该与孩子进行协商,避免激起青少年的逆反心理。

02

父母减少手机使用成为孩子学习榜样

社会认知理论的观点认为,儿童会通过观察周围其他人的行为进行社会学习,并且尤其倾向于观察和模仿父母的行为(Bandura, 1978)。因此,如果在日常生活中,父母在与孩子的交流过程中常常低头看自己的手机,会使儿童产生“玩手机是正常行为”的观点。这不仅会影响孩子自我控制手机使用的态度,还会加剧孩子的手机依赖问题(Hefner et al., 2019)。因此,家长要想达到有效的监控效果,就应该控制自己的手机使用行为。

03

建立良好亲子关系成为孩子倾诉对象

经常时不时拿手机出来看一下,担心错过了什么重要信息的这种现象被称之为错失恐惧(Fear of Missing Out)。Santana-Vega et al. (2019)在研究中发现,手机依赖越严重的孩子,错失恐惧的程度越高。这些孩子相比于父母,更愿意与手机建立联结。这是因为他们不仅害怕错过来自手机的联系,更害怕错过手机媒体提供给他们的积极体验。因此,孩子就形成了“害怕错过信息-手机依赖-害怕错过信息-手机依赖”的负性循环,并且难以从中逃脱,与父母沟通的次数越来越少。而手机使用时间少的孩子,不存在错失恐惧,与父母的沟通也更加频繁。

04

增加同伴室外活动取代手机使用时间

即使孩子达到了每日应有的运动量,长时间看屏幕也会增加肥胖、心血管疾病、儿童睡眠和注意力下降的风险(Wang et al., 2020)。因此,家长有必要采用户外活动时间取代孩子的手机使用时间。目前的研究发现,拥有更多现实社会交往活动、体育活动的青少年,使用手机的频率和时间更低(Auhuber et al., 2019)。这提示家长们,支持孩子结交现实中的朋友,鼓励孩子与朋友进行户外活动,将有效减少孩子手机使用时间,并促进身体的健康发展。此外,也有研究也发现,定期与孩子一起进行家庭活动可以有效降低孩子手机依赖的风险,例如家长可以每个周末带孩子一起进行户外活动(Gingold et al.,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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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Auhuber, L., Vogel, M., Grafe, N., Kiess, W., & Poulain, T. (2019). Leisure Activities of Healthy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Research and Public Health, 16(12), 2078. https://doi.org/10.3390/ijerph16122078

Bandura, A. (1978). Social Learning Theory of Aggressio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28(3), 12–29. https://doi.org/10.1111/j.1460-2466.1978.tb01621.x

Casey, B. J., & Caudle, K. (2013). The Teenage Brain. Current Directions in Psychological Science, 22(2), 82–87. https://doi.org/10.1177/0963721413480170

Deng, X., Gao, Q., Hu, L., Zhang, L., Li, Y., & Bu, X. (2021). Differences in Reward Sensitivity between High and Low Problematic Smartphone Use Adolescents: An ERP Stud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Research and Public Health, 18(18), 9603. https://doi.org/10.3390/ijerph18189603

Fu, X., Liu, J., Liu, R.-D., Ding, Y., Wang, J., Zhen, R., & Jin, F. (2020). Parental Monitoring and Adolescent Problematic Mobile Phone Use: The Mediating Role of Escape Motivation and the Moderating Role of Shynes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Research and Public Health, 17(5), 1487. https://doi.org/10.3390/ijerph17051487

Gingold, J. A., Simon, A. E., & Schoendorf, K. C. (2014). Excess Screen Time in US Children. Clinical Pediatrics, 53(1), 41–50. https://doi.org/10.1177/0009922813498152

Hefner, D., Knop, K., Schmitt, S., & Vorderer, P. (2019). Rules? Role Model? Relationship? The Impact of Parents on Their Children’s Problematic Mobile Phone Involvement. Media Psychology, 22(1), 82–108. https://doi.org/10.1080/15213269.2018.1433544

Hong, W., Liu, R.-D., Ding, Y., Oei, T. P., Zhen, R., & Jiang, S. (2019). Parents’ Phubbing and Problematic Mobile Phone Use: The Roles of the Parent–Child Relationship and Children’s Self-Esteem. Cyberpsychology, Behavior, and Social Networking, 22(12), 779–786. https://doi.org/10.1089/cyber.2019.0179

Huang, S., Lai, X., Li, Y., Luo, Y., & Wang, Y. (2021). Understanding juveniles’ problematic smartphone use and related influencing factors: A network perspective. Journal of Behavioral Addictions. https://doi.org/10.1556/2006.2021.00048

Kim, J., Oh, G., & Siennick, S. E. (2018). Unravelling the effect of cell phone reliance on adolescent self-control. Children and Youth Services Review, 87, 78–85. https://doi.org/10.1016/j.childyouth.2018.02.022

Li, X., & Hao, C. (2019).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arental Attachment and Mobile Phone Dependence Among Chinese Rural Adolescents: The Role of Alexithymia and Mindfulness. Frontiers in Psychology, 10. https://doi.org/10.3389/fpsyg.2019.00598

Sohn, S. Y., Rees, P., Wildridge, B., Kalk, N. J., & Carter, B. (2019). Prevalence of problematic smartphone usage and associated mental health outcomes amongst children and young people: a systematic review, meta-analysis and GRADE of the evidence. BMC Psychiatry, 19(1), 356. https://doi.org/10.1186/s12888-019-2350-x

Strasburger, V. C., Hogan, M. J., Mulligan, D. A., Ameenuddin, N., Christakis, D. A., Cross, C., Fagbuyi, D. B., Hill, D. L., Levine, A. E., McCarthy, C., Moreno, M. A., & Swanson, W. S. L. (2013). Children, Adolescents, and the Media. Pediatrics, 132(5), 958–961. https://doi.org/10.1542/peds.2013-2656

Wang, Q., Ma, J., Maehashi, A., & Kim, H. (2020). The Associations between Outdoor Playtime, Screen-Viewing Time, and Environmental Factors in Chinese Young Children: The “Eat, Be Active and Sleep Well” Stud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Research and Public Health, 17(13), 4867. https://doi.org/10.3390/ijerph17134867

刘胜枝. (2021). 哪些因素在影响青少年的手机使用行为及效果. 人民教育, 08, 37–40.

梅松丽, 柴晶鑫, & 郭金花. (2015). 青少年主观幸福感与网络成瘾:自尊及自我控制的中介作用. 心理发展与教育, 31(05), 603–609. https://doi.org/10.16187/j.cnki.issn1001-4918.2015.05.12.

贺金波, 陈昌润, 鲍远纯, & 雷玉菊. (2012). 青少年手机依赖的测量、危害和发生机制.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20(06), 822–825. https://doi.org/10.16128/j.cnki.1005-3611.2012.06.013

策划 | 蔺秀云

撰写 | 张文睿

编辑 | 韩思思

排版 | 王雪迪

图片来源于网络,侵删

原创 北师婚家咨询中心 婚姻家庭研究与咨询中心

北师大家庭与儿童发展实验室

我们隶属于北京师范大学发展心理研究院,专注于婚姻家庭研究,致力于将实用有趣的学术成果分享给大家。

• 本期作者 •

王婉睿

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部2021级

临床与咨询方向硕士在读

荐序

最近网络上有一段话很流行,

突如其来的相遇

始料未及的喜欢

猝不及防的再见

毫不留情的散场

多少感情因为沟通问题,

吵着吵着最终就走散了……

相知不易,

好的爱人不容错过,

这个情人节,

一起来学习高情商表达,

助力感情升级吧~

恋爱三个月的情侣

■ “谈了这么久,你为什么从来没有在朋友圈公开过我,也没带我见过你的朋友们?”

● “谈恋爱是我们自己的事情,秀恩爱死得快嘛。”

■ “宝贝你真的有在认真和我谈吗?”

……

恋爱两年的情侣

■ “昨天是我们恋爱两周年纪念日诶,约好的一起看电影可是你居然没来。”

● “我那不是临时被领导叫去加班,你就不能理解我体谅我一下?”

■ “可是你连一句道歉都没有,我足足在影院门口等了你两个小时,你是不是不爱我了。”

● “你要这么想,我也没办法。”

……

结婚十年的夫妻

■ “我每次和你分享事情,你都只是很敷衍的回应好,实际上并没有认真听我讲。”

● “但是你吩咐我的事情我都完成了呀,碗刷了地拖了,老夫老妻了还矫情什么。”

■ “但是为什么别人都可以?”

……

无论是处于热恋中的情侣,还是结婚多年的夫妻不免都会遇到争吵,争吵是常事,是双方磨合的过程。一项对国内4个省市6000多户夫妻进行的婚姻调查报告显示,有83%的夫妻表示在近一年内有过夫妻冲突(徐安琪, 2002)。同频的有效争吵可以促进双方磨合,而不同频的无效争吵只会将对方越推越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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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争吵 vs 无效争吵

情侣吵架时,通常会表露出来生气、愤怒、悲伤的情绪,这些表现出来的外化的情绪称作表层情绪,同时在意识层面之下,往往伴随出现深层情绪,这可能是没有被伴侣理解引发的委屈、依附需求未被满足的痛苦、对关系未来发展的担忧等等。

在大多数的争吵中,伴侣双方很容易关注到对方和自己的表层情绪,而难以看到行为背后隐藏的深层情绪,在争吵中无法真正读懂对方、找到问题的根源,由此展开的争吵便是不同频的无效争吵。而与此相反,看到对方的深层情绪,合理表达自己的依恋需求,真正促进问题解决的争吵才算得上是同频的有效争吵

举个例子

小编的朋友小赵和小钱(化名)是一对情侣,在恋爱两周年纪念日这天小赵临时被老板通知加班于是放了小钱的鸽子,害得小钱在影院门口苦等两个小时,小赵赶来赴约时,电影早已散场……

小钱:“你去哪了?我在这等了两个小时了,说了声加班就没音讯了,电话不接微信不回。”

小赵:“我今天被临时通知加班,工作忙,根本没空拿手机,今天工作太累了,给你订的鲜花给你,吃完饭我送你回家吧。”

小钱:“忙忙忙,忙到发一条消息的时间都没有吗?我看你比总统还忙,钱倒是没见挣多少!”(小钱见小赵第一反应居然不是道歉,也丝毫没有关心自己的感受,于是有点生气)

小赵:“我赚钱难道不是为了赶紧买房结婚吗?你怎么一点道理都不讲就知道催催催,就不知道理解我体谅我一下吗?”

小钱:“你放我鸽子还变成我的错了?今天是两周年纪念日诶,你说不来就不来连句道歉都没有,一束花就把我打发了?”

小赵:“我真的累了。”

最后,两人不欢而散。

上面这段对话中,不难看出双方都表露出了生气的情绪,小赵因为感受到女朋友的不讲道理而生气,小钱因为在纪念日这么重要的日子里感受到男朋友不重视自己而生气、失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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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仔细揣摩就会发现,这些只是双方流露出来的表层情绪。从小赵的角度出发,纪念日这天让女朋友等自己这么久,倍感愧疚,于是想尽力弥补小钱赶快带她去吃饭送她回家,愧疚是小赵的第一种深层情绪;小赵加班很累,为了两个人的将来十分努力工作,而女朋友却丝毫不理解自己,他感觉自己的努力没有被对方看到,有一种委屈的情绪在,这是小赵的第二种深层情绪。

对于小钱来说,首先小赵没有及时联络自己,自己很担心对方的安全,有一种担忧的情绪;第二,这么重要的日子自己被放了鸽子,见面后小赵的言辞中没有表现出歉意,感到自己没有被对方放在心上,因而有一种不被重视、不被爱的害怕和恐惧的情绪。由此可见,激烈的冲突背后隐藏着的是双方痛苦的倾诉。

依恋理论(attachment theory)认为,亲密关系中存在冲突的根源是双方形成了负性的循环互动模式。这段互动中,双方既没有意识到对方的深层情绪,做出合适的安抚行为,也没有意识到自己的深层情绪,导致自身外在的表达与内心的感受不符。案例中的小赵想表达关心与歉意,说出口却只有解释,本该表达努力不被看到的委屈,说出口语气却也带上了攻击色彩。小钱同理,对对方的担心变成了质问,不被重视的恐惧说出口也变了味。在双方的互动中,不合适的表达更加深了自己和对方的深层情绪,最终演变成负性的循环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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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情侣间如何规避负性互动,建立良好的沟通模式呢?

高情商表达TIPS:如何做到不“争吵”

1共情对方,关照对方的深层情绪

共情(empathy)是指可以深入他人的感受,感同身受地理解他人的能力,提升沟通中的共情水平有助于改善亲密关系满意度(王中杰, 赵山明, 2017)。当和伴侣产生分歧时,首先要做的是放下自己的情绪,试着站在TA的角度,看看TA到底怎么了?觉察TA真正需要的是什么?做到共情有以下三个步骤:

01充分倾听,感知情绪

倾听不是单纯听对方说什么,而是要用心感受对方,“听懂”对方。在对方讲话时真诚的看着ta,通过观察ta说话时的神态、表情、语气、动作等来帮助我们觉察ta的深层情绪和ta想表达的深层含义,比如有的时候妻子说“我生气了不想理你”其实是想说“我感受不到你的爱了你快来哄哄我”而不是真的生气。

02换位思考,觉察需要

当你觉得伴侣“不可理喻”时,试着跳出自己的思维,真正站在对方的视角,看看ta真的是在无理取闹吗?ta到底需要自己做些什么?比如丈夫说“刚刚和朋友吃饭的时候他女朋友打了好多电话,你可倒好,一个电话都不给我打”其实是想说“我没有感受到你的关心,我也想让你多关心一下我”。

03向对方确认

向对方确认你的理解是否正确。

回归上方案例,共情女朋友后的小赵可能会说:“对不起宝贝,在这儿等了我这么久你一定担心坏了吧,下班的时候我临时被通知加班,你给我发的消息我都看到了,但是我想着快点做完工作快点来找你就没有逐条回复,纪念日这么重要的日子我却缺席了,我真的很愧疚,我希望你能知道我不是故意的,我是重视你、爱你的。”

共情男朋友后的小钱可能会说:“宝贝加班这么久,累坏了吧,我能理解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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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安抚对方,肯定对方的“好心”

看见对方的深层情绪后,我们会发现,我们对伴侣的心疼似乎超越了气愤,原来ta是那么爱我、那么需要我。接下来,让对方感受到你对ta的关心、你对ta的认同。可以从对方为关系做出的努力,对方的“好心”出发,夸赞对方的优点、肯定对方的付出,毕竟,有谁不喜欢真诚的夸夸呢?

案例中的小赵可以说:“我女朋友这么有耐心等了这么久得多不容易啊!”

案例中的小钱可以说:“我男朋友工作最认真了,只用了两个小时就把工作都做完了,还给我带了这么漂亮的花,我男朋友真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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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觉察自己,表达自己的依恋需求

真诚地与他人分享自己个人的、秘密的想法和感受的过程在心理学中称作自我表露(self-disclosure)。有研究证明,人们对于亲密关系的满意度与自我表露水平呈正相关关系(李林英, 2008),即自我表露水平越高,对应亲密关系满意度也越高。卸下防御,正确的表达自己是维持关系的重要一环,可以采用“亮明情绪+提出请求”的表述方式。

案例中的小赵可以说:“宝贝我这么努力工作都是为了多赚点钱买房结婚,想赶紧建立起我们的小家,看到你这样不理解我,我好难过,也有点委屈,我之后一定多抽出时间陪你,也希望你之后可以多体谅我一下,好吗?”

案例中的小钱可以说:“对不起我刚刚说话有点着急了,你只说了一声你加班之后就再也没理我了,我也不想消息轰炸打扰你,但是你不接电话不回消息让我很担心你的安全,我好像感受不到你的爱了,我真的很害怕。我能理解你工作辛苦但是之后如果再遇到这种情况,你可不可以给我打个电话说明一下你需要加班多久,而不是说了一句话之后就直接消失呢?”

现实生活中,或许很多人会觉得将自己内心的脆弱展示给对方、向对方低头道歉是很没面子的事情,很难说出口。我们不妨换个角度思考,正如心理学家鲍尔比所言:“我们的脆弱是我们有所归属的证明”,正是因为我们爱着对方,才会感受到痛苦或委屈,所以,展示我们内心的脆弱与需要只是一种比较独特的表达爱的方式,其实没什么大不了的。

而且通常情况下,对方在感受到这种真诚的表达之后,也会软化情绪、放下防御,双方的互动向良性循环转换,这样,我们既表达了爱意,又缓和了剑拔弩张的气氛,何乐而不为呢?鼓起勇气吧,要相信,真诚表达的你超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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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这,可能有读者会问,发生分歧时如何表达我学会了,那在日常的平淡相处中是否有高情商的表达爱的方式呢?

高情商表达TIPS:日常互动中如何给生活加点料

关系需要经营,想在关系中拥有健康的情绪,就要定期为关系做些事情。《日益亲密: 高质量关系的日常互动细节》(蔺秀云, 高鹏飞, 丁菀 译, 2020)一书中介绍了一些实用的小妙招,学会这些方法可以帮助你与伴侣建立更亲密的关系,支持你克服困难,与爱人更深入地沟通,保你会撩更会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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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结合本书概述几项要点:

01巧用爱情蜜语

即使是生活中的小事,也不要吝惜爱与肯定的表达。比如当伴侣做了一顿可口的晚饭时,你可以说:“老公/老婆做的饭好香啊,我工作了一天回来就吃到了热乎乎的饭菜感觉好幸福,我好爱你呀!”当对方的努力和付出被看到,行为自然而然得到了正强化。但如果你觉得在一些特定情境下尤其是公众场合这样赤裸的告白会比较尴尬,没关系,你可以和伴侣确定一个只有彼此知道的爱情暗号:一个特别的手势、动作,或是在别人听上去非常平常的话语,这样每当你传递这个爱情暗号的时候,你的伴侣就会知道你在对ta表示“我爱你”。

02善用肢体接触

牵手、拥抱、亲吻等。在触摸时,释放的催产素有助于夫妻之间形成持久的关系纽带,如果他人向我们提出要求的同时触摸我们,我们就更有可能做出相应的回应(Joule & Gueguen, 2003),因此,肢体上的接触有助于亲密关系中情感的传递与交流,在日常相处中可以多加尝试哦~

03抓住浪漫的时机

纪念日、节假日多和伴侣相处,可以选择去旅行、看电影、野炊等等,找到属于你们的共同兴趣爱好,在约会时,记得尽量屏蔽外界消息,避免查看手机、电脑等,享受专属于你们的时光。对于异地恋情侣或受限于客观因素短期无法见面的情侣,要知道不仅是甜蜜的回忆本身可以拉近关系,在头脑中模拟并“提前经历”未来可能发生的快乐事件,也会让人感到快乐(Ritchie et al., 2006),所以,不妨试试“幻想式约会”,共同计划一下见面时的活动也可以短暂的排解痛苦,或者寻找一些可以在线上共同进行的娱乐活动。相信这些美好的回忆都会成为你们感情中最宝贵的财富。

04发自内心的付出

亲密关系满意度在一定程度上会受到个体在亲密关系中投入的成本及得到的回报的影响(Rusbult, 1980),成本与回报并不局限于金钱价值,更在于花费的脑力、精力和时间。观察伴侣的喜好与需要,时常为伴侣制造一些小惊喜与小浪漫,比如买下那些让伴侣心动的小东西,画一张漂亮的生活关系图…… 当伴侣遇到难题时主动帮ta解决,在生活中的小细节处时刻关心对方,让对方感受到你的用心,看到你的实际行动。

你发现了吗?其实在感情中,所谓的“高情商”归根结底都是在说“真诚”二字,带着一颗坚定的心真诚的去倾听爱、去表达爱就是感情中最好的“套路”啦!

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祝大家都能和那个心爱的TA相守余生,共度岁月绵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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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大家节日快乐!

参考文献

Byers, E. S. (2005). Relationship satisfaction and sexual satisfaction: A longitudinal study of individuals in long-term relationships. Journal of Sex Research, 42(2), 113–118.

Cramer, & Duncan. (2004). Emotional support, conflict, depression, and relationship satisfaction in a romantic partner. Journal of Psychology, 138(6), 532–542.

Ditzen, B., Neumann, I. D., Bodenmann, G., von Dawans, B., Tuner, R. A., Ehlert, U., et al (2007). Effects of different kinds of couple interaction on cortisol and heart rate responses to stress in woman. Psychoneuroendocrinology, 32, 565–574.

Grewen, K. M., Anderson, B. J., Girdler, S. S., & Light, K. C. (2003). Warm partner contact is related to lower cardiovascular reactivity. Behavioral Medicine, 29(3), 123–30.

Resnick, E. M.. (2007). The relations among differing forms of psychopathology symptoms, couple communication, and relationship satisfaction. Dissertations & Theses - Gradworks.

Ritchie, T. D., Skowronski, J. J., Wood, S. E., Walker, W. R., Vogl, R. J., & Gibbons, J. A. (2006). Event self-importance, event rehearsal, and the fading affect bias in autobiographical memory. Self and identify, 5(02), 172–195.

Rusbult, C. E. . (1980). Commitment and satisfaction in romantic associations: A test of the investment model.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16(2), 172–186.

李林英. (2008). 自我表露与心理健康. 北京: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巴顿·戈德史密斯. (2020). 日益亲密: 高质量关系的日常互动细节(蔺秀云, 高鹏飞, 丁菀译). 北京: 化学工业出版社.

苏珊·M.约翰逊. (2020). 依恋与情绪聚焦治疗(蔺秀云, 袁泉, 谭玉鑫 译). 北京: 化学工业出版社.

王中杰, 赵山明. (2017). 性别在大学生恋爱关系满意度与共情关系中的调节作用. 中国心理卫生杂志, 31(007), 573–576.

徐安琪. (2002). 中国婚姻研究报告.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策划 | 蔺秀云

撰写 | 王婉睿

编辑 | 王雪迪 韩思思

排版 | 王雪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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