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整理者 • 殷锦绣

代表性人物及其生平

格利克（Paul C. Glick）

Paul C. Glick（1911-2006）是一位著名的家庭人口统计学家，在人口普查局（the Bureau of the Census）工作了40年，同时也是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社会学系（the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at Arizona State University）的杰出学者和兼职教授。

1933年，Glick在迪堡大学（DePauw University）取得了学士学位后，进入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University of Wisconsin-Madison）攻读硕士和博士学位，并于1938年取得社会学博士学位。1947年，他第一次提出了清晰且相对完整的家庭生命周期模型；1957年撰写的《美国家庭》（American Families）一书、1970年撰写的《婚姻和离婚：社会和经济研究》（Marriage and Divorce: A Social and Economic Study）等都是家庭社会学领域的经典著作。

理论发展历程

Murphy和Staples(1979)总结了家庭生命周期理论的发展，并将其分为三个发展阶段：初创时期、扩展时期和修正时期。

家庭生命周期最初的萌芽形成于1903年，Rowntree在对贫困的研究中发现，贫困与家庭所处的阶段有密切的联系。人们在一些特殊阶段，如尚未成年、养育子女、进入老年等阶段，消费大于收人的可能性更大，容易陷入贫困。Rowntree将人的一生按照年龄从出生到死亡分成9个阶段，并分析贫困产生的差异性。这种划分方法严格意义上来说，并不是家庭的生命周期，而是依照个人的生命历程进行的划分，因此，从严格意义上说，初创时期的家庭生命周期理论上是将个人生命历程，或者家庭子女生命历程与家庭夫妻关系混搭的一种研究模型。但把家庭的重大事件对个人从贫困一不贫困之间转换的分析思路，直接影响到后来家庭生命周期理论的发展，所以，在所有的家庭生命周期分析中，事件(event)和转换(transit)都是最为重要的指标。

在初创时期之后，家庭生命周期理论发展被更多的学者扩展和完善。除了正式提出者Glick之外，杜瓦尔（Duvall）和希尔（Hill）都作出了重要贡献。

1947年，Glick第一次提出了清晰且相对完整的家庭生命周期模型，被社会人口学家们视为最基础和传播最广泛的家庭生命周期模型。Glick认为，家庭生命周期中最为重要的事件包括初婚、第一个子女出生、最后一个子女出生、第一个子女离开父母家（结婚）、最后一个子女离开父母家（结婚）、配偶一方死亡、残存一方死亡等七个事件，并将家庭生命周期按照核心家庭的历史，从结婚至配偶死亡导致解体划分为形成、扩展、扩展完成、收缩、收缩完成和解体六个阶段。这种简单明晰的划分方法，不仅给出了家庭生命周期阶段性的划分，而且使用美国人口普查数据计算出每个阶段所持续的时间，能够适用于当时美国核心家庭的变化过程，由于其数据的可获得性和可计算性，更为社会人口学家们所使用。

但这一理论也招致了很多批评，如没有像其他学者那样重视子女年龄的变化，而是以子女出生子女结婚或者子女离家为主要代表。

几乎与Glick同时，在1946年 Duvall和他的同事们建立了一个四阶段的家庭生命周期模型，但这一成果在Glick之后的1948年才得以发表。随后，Duvall和Hill将家庭生命周期四阶段模型扩展为家庭生命周期七阶段模型。1964年，Hill将家庭生命周期七阶段模型扩展成为九阶段模型。与Glick的七阶段模型集中在按照妇女年龄的家庭生命周期事件的转折点不同，Duvall和Hill的家庭生命周期模型更加注重家庭中子女的成长过程，更为强调子女年龄的变化，也更多地承袭了社会心理学的传统。在社会心理学领域，大家更多承袭了 Duvall和Hill的家庭生命周期划分。

经过Glick、 Duvall和Hill对家庭生命周期的梳理和阐述，家庭生命周期各个阶段的基本概念和内涵已经比较完整，应当说基本可以作为完整的论框架或者模型用于家庭研究之中。后来的学者在Glick、Duvall和Hill家庭生命周期模型的基础上，对家庭生命周期模型提出了各种更为精细的分方法。

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家庭生命周期类型产生了很大变异，传统的家庭事件发生的时间序列有所变化。比如非婚同居、非婚生育的现象，以及离婚和单亲家庭数量的快速上升，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倾向于不结婚，或者是即便结婚了也不生子女。这些变化使得家庭生命周期中原有的只能应对初婚家庭的概念明显不合时宜，也因此诞生了许多更适应新时代及不同文化的家庭生命周期理论，即此时进入了修正时期。Murphy和 Staples(1979)认为其中最为重要的是Rogders在1962年提出的10阶段、Wells和Gubar在1966年提出的9阶段、Duvall在1971年提出的8阶段家庭生命周期模型。

而在中国，家庭生命周期理论模型的最初推演主要集中在台湾的学者，杨静利和刘一龙(2002)将台湾家庭生命周期的变化描述为未婚、有偶无子女、有偶有子女、死亡四个阶段；而大陆学者认为家庭生命周期模型对中国解释力有限(吴兴旺, 1999)，由于现实生活中的家庭类型太复杂，一些家庭很难归于某一生命周期阶段，因此有学者按照自己研究分析的目的和需要对家庭生命周期进行划分(姬雄华, 2008)。

代表性著作

1.Carter, H., & Glick, P. C. (1970). Marriage and Divorce: A Social and Economic Stud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Glick, P. C. (1957). American Families. Russell & Russell.

理论观点

不同研究者提出的模型阶段也不同，但无论划分为多少个阶段，总体的观点原则都是这样的：

1.所有家庭都随时间而变化。有些变化是可预测的，有些变化是不可预测的；

2.每个阶段都有其需要完成的主要任务，只有较好地完成了这些任务，家庭才能顺利地过渡到下一个阶段；

3.家庭危机更容易在家庭阶段转变的时候出现；

4.家庭生命周期具有普遍性，但也具有特殊性。

研究方法

家庭生命周期理论在研究数据和方法上也有一个不断演进的过程。

从研究数据而言，最初的家庭生命周期使用的数据主要来自横断面的数据，有的甚至是一个较小范围内的调查数据。这种数据一般只能对家庭生命周期进行简单的划分和描述，无法分析家庭生命周期的变化趋势和原因。

后来的研究者数据使用有比较大的改善，他们开始使用多期的横断面数据进行比较研究，这样就能够刻画家庭生命周期的变化过程，使得家庭生命周期从一个断点性和类型学的分析工具，进而变为能够适用于家庭变迁方面经验研究和实证研究分析框架。 Lansing和Kish(1957)就家庭生命周期模型与单一使用年龄分组模型检验了个人的六个不同经济特征，他们认为家庭生命周期模型比年龄分组模型更有解释力，因为家庭生命周期中包含了更多的个人角色内涵。故家庭生命周期完全可以像年龄等变量一样，作为一个自变量来使用。

在数据使用方面，Glick本人不但提出了家庭生命周期的基本模型，而且使用人口普查的数据加以分析，并根据变化，更新了家庭生命周期不同阶段性延续时间的变化。当然这样与他本人在人口普查局工作，能够更为容易地获得这些数据有关(Glick，1977)。

研究证据

修正后的家庭生命周期模型给家庭社会学家、消费和市场研究者等提供了更多的帮助。

Montgomery和Sore(1997)使用爱情态度量表测量了250个成人样本，并按照他们所处的家庭生命周期分为四组：大学年龄的单身青年人、已婚无子女青年人、已婚有子女成年人、已婚子女离家的成年人，发现在四组人群之间关于爱情态度存在显著的差异。他们发现没有结婚的青年人比已婚人群对爱情的态度更富有热情，而有子女的成年人则更为含蓄。

Fritzsche(1981)综合使用了 Murphy和 Staples以及Wells和Gubar的家庭生命周期模型，发现年轻单身家庭的能源消耗，特别是天然气消耗是最少的在有子女已婚中年家庭能源消耗是最多的，特别是汽油、木材和燃煤。而在随后的家庭生命周期的各阶段中，能源消耗会逐渐降低。

McLeod和Ellis(1983)按照家庭生命周期的分类方法能够有效地解释家庭户的住房消费模式，特别是人均住房消费情况，因为家庭发展不同阶段对住房的需求是不一样的，比如有子女的家庭需要更多的房间来做婴儿房和游戏房，故在有儿童和青少年的家庭生命周期阶段，需要更多额外的房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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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作者 • 唐莹莹

01理论提出者及其生平

内森·爱普斯坦（Nathan Epstein）

Nathan Epstein博士创立了麦克马斯特大学精神医学系（Department of Psychiatry, McMaster University）。1966年，Epstein博士前往汉密尔顿（Hamilton），填补了当地临床精神病学的空白，消除了当地对“精神疾病”的污名，优化了许多社区资源，他在圣约瑟夫医院（St. Joseph’s Hospital）和麦克马斯特医学中心（McMaster Medical Centre）建立了学术临床服务，也在汉密尔顿医院（Chedoke Hospital）建立了一个杰出的儿童和家庭中心。

Epstein博士不仅在致力于建立学术临床服务体系，也在自己广泛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McMaster家庭功能模式理论（McMaster Model of Family Functioning, MMFF），基于此理论创建了非常有效的家庭治疗方案——以问题为中心的家庭系统疗法（Problem Centered Systems Therapy of the Family, PCSFT）。目前，前汉密尔顿精神病院，现山区健康服务中心在他的指导下成为一个临床培训与学术机构。

Epstein博士被全世界公认为家庭治疗领域的先驱人物。

02理论发展历程

家庭分类系统认为，可以用一系列的家庭维度来描述家庭生活中的各个方面。Epstein等人（1962）在一项110个非临床家庭的研究中，在家庭分类系统的基础上进行改进，初步形成了家庭类别图式（Family Categories Schema），即McMaster家庭功能模式的雏形。

McMaster家庭功能模式理论属于过程取向的家庭功能评估理论，Epstein，Levin和Bishop（1976）认为，家庭的主要功能是为家庭成员的社会、心理和生理发育与维持提供环境条件，如果在运作过程中没能实现其各项基本功能，就很容易导致家庭成员出现各种临床问题。1978年，他们正式提出了以家庭系统运作过程为核心的McMaster家庭功能模式理论，认为家庭的三种任务包括基本任务、发展性任务和危险性任务，家庭功能可分为六个维度：问题解决（Problem Solving）、沟通（Communication）、角色（Roles）、情感反应（Affective Responsiveness）、情感卷入（Affective Involvement）和行为控制（Behavior Control），根据家庭在上述6个方面的表现，可以看出家庭功能发挥是否良好。

1983年，Epstein，Baldwin和Bishop根据McMaster家庭功能理论开发了家庭功能评定量表 (Family Assessment Device, FAD)，除了包括上述六个维度之外，FAD还包括总的功能（General Functioning）这一维度，总体评价家庭功能水平。

随后，Skinner等人（1983）基于McMaster家庭功能理论提出了家庭过程模式理论（Process Model of Family Functioning, PMFF），以创造一个更加过程导向和动态的模型用于评估家庭系统和开发适当的治疗方法（参见：Skinner, Steinhauer & Santa-Barbara, 2009）。

03代表性著作

Westley W. A. & Epstein N. B., The silent majority. San Francisco: Jossey-Bass, 1969.

Epstein, N. B., Bishop, D. S., & Levin, S., The McMaster model of family functioning. Journal of Marital and Family therapy, 1978, 4(4), 19-31.

Epstein, N. B., & Bishop, D. S., Problem centered systems therapy of the family. Journal of Marital and Family Therapy, 1981,7(1), 23-31.

Epstein, N. B., Baldwin, L. M., & Bishop, D. S., The McMaster family assessment device. Journal of marital and family therapy, 1983, 9(2), 171-180.

Epstein, N. B., & Baucom, D. H., Enhanced cognitive-behavioral therapy for couples: A contextual approach.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2002.

Ryan, C. E., Epstein, N. B., Keitner, G. I., Miller, I. W., & Bishop, D. S. Evaluating and treating families: The McMaster approach. Routledge, 2012.

04理论观点

McMaster家庭功能模式基于系统理论提出，认为家庭的各个组成部分相互作用，家庭的某个部分不能与家庭其他部分分开来理解和解释，因为这不足以完全理解整个家庭的功能，家庭的结构和组织是决定家庭成员行为的重要因素，家庭系统的交往模式形成了家庭成员的行为。同时，该理论也假设：家庭的基本功能是为家庭成员生理、心理、社会性等方面的健康发展提供一定的环境条件。

为实现基本功能，家庭系统必须完成一系列任务以适应并促进家庭及其成员的发展。家庭需要完成的任务共包括三类：基本任务（Basic Tasks），起工具性的作用，例如提供食物、钱财、交通和住所等；发展性任务（Developmental Tasks），在家庭发展过程中出现，例如每个阶段的主要任务；危险性任务（Hazardous Tasks），是由于疾病、事故、工作变更、收入减少等引发的危机。

实现家庭基本功能和完成基本任务的能力主要表现在6个方面：

（1）问题解决能力（problem solving），将问题解决到一个可以使家庭功能正常发挥的水平。家庭问题可以被分为工具性和情感性，前者是日常生活中的机械性问题，后者与感觉和情感体验有关。家庭功能受工具性问题影响的家庭很少有效地处理情感性问题，但受情感性问题影响的家庭却可以适当处理工具性问题。

（2）沟通（communication），家庭成员间交换信息。沟通的话题可以分为工具性领域和情感性领域，包括四种类型：清楚直接的沟通、清楚间接的沟通、含糊直接的沟通和含糊间接的沟通。

（3）家庭角色分工（family role），家庭成员为完成家庭功能而承担的任务。角色共包括五类，分别为提供资源、养育和支持、成人性方面的满足、个人发展和家庭系统的维持与管理。

（4）情感反应能力（affective response），家庭成员对所给刺激在量和质上做出适度的情感反应。质的反应关注两个方面，家庭成员是否具有广泛的情绪反应的能力以及情绪反应是否与刺激或环境是一致的；量的反应则是一个连续体，从缺乏反应到合理反应到过度反应。

（5）情感卷入程度（affective Involvement），整个家庭对其他家庭成员所从事的活动和拥有的兴趣爱好感兴趣，并看重和加入这些活动和兴趣爱好。情感卷入可以分为六类：缺乏卷入、缺乏情感的卷入、自恋式卷入、同情性卷入、过分卷入和共命式卷入。

（6）行为控制（behavior control），涉及到身体伤害情景、涉及心理需求表达和满足的情境、家庭成员间和家庭与外界系统交往的情境这三个领域。行为控制共包含四类：僵硬的行为控制、灵活的行为控制、放任的行为控制和混乱的行为控制。可以通过家庭在这六个方面的表现，对其功能发挥进行评估。

05评估工具

研究者们根据McMaster家庭功能模式理论编制了自评的家庭功能问卷（Family Assessment Device, FAD）、他评的McMaster临床评价量表（McMaster Clinical Rating Scale，MCRS）和家庭功能访谈（McMaster Structured Interview of Family Functioning，McSIFF）（Miller, Ryan, Keitner, Bishop, & Epstein, 2000）。

• 家庭功能问卷

FAD共包括七个维度，分别为问题解决、沟通、角色、情感反应、情感卷入、行为控制和总的功能。最初编制的FAD包括53个项目（Epstein, Baldwin, & Bishop, 1983），后经修订达到60个项目（Kabacoff, Miller, Bishop, Epstein, & Keitner, 1990），采用四点评分的方式，1代表完全同意，4代表完全不同意，得分越低表明家庭功能越好。目前FAD已经拥有14种不同语言的版本，在不同文化中效度良好（Keitner et al., 1990, 1991; Morris, 1990; Wenniger, Hageman, & Arrindell, 1993）。FAD信度也较高，Miller等人（2000）采用FAD对121位抑郁症患者及其家庭进行测试，得到量表总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94，各个分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72~0.79，各个维度间相关系数为0.37~0.67；李荣风，徐夫真，纪林芹和张文新（2013）对其进行了中文版的修订，修订后FAD总体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91。

• McMaster临床评价量表

MCRS为他评量表，由精神科医师或者经过训练的专业人员完成。所包括的七个维度与FAD完全相同，采用七点评分的方式，1代表最无效或不安的功能，7代表最有效或健康的功能，得分越高表明家庭功能越好。MCRS拥有可以接受的评分者一致性（0.68-0.87）和重测信度（0.81-0.87）（Miller et al., 1994）。MCRS与FAD存在显著相关，二者结合使用可以更全面地评估家庭功能（Miller et al., 1994）。目前，MCRS量表被广泛用于精神障碍患者家庭功能评定（Sheets & Miller, 2010）。

• 家庭功能访谈

McSIFF是对于家庭功能的结构化访谈，从访谈过程的定位开始，随后访谈者会得到该家庭的问题清单，并确定家庭已经采取了哪些步骤来解决这些问题。在谈论过家庭的问题之后，按照角色、行为控制、问题解决、沟通、情感反应和情感参与这样的维度顺序来依次访谈。

06研究证据

有关McMaster家庭功能模式理论有关的研究主要关注成年精神障碍患者，尤其是情绪障碍患者，也有一些研究关注成年人慢性病、儿童和家庭治疗。

Keitner等人（1987）对38名处于急性期或者缓解期的重度抑郁症患者及其家属进行了评估，结果发现，抑郁症患者的家庭所报告的家庭功能比非临床家庭更差，并且，随访期间家庭功能改善的家庭比没有改善的家庭中患者的抑郁发作时间要短很多；

Evans、Bishop以及他们的同事曾进行过一系列关于家庭功能与中风的研究（例如：Bishop et al., 1986; Evans, 1984），结果表明，家庭功能能够预测中风后是否坚持治疗和医疗服务利用率等方面；

Joffe，Offord和Boyle（1988）采用了FAD中的总的功能维度对儿童进行了测量，结果发现，总的家庭功能评价能够预测后续的自我调整和自杀行为；

在一项Woodward，Santa-Barbara，Levin和Epstein（1978）进行的早期研究中，278个拥有行为或学业问题儿童的家庭接受了基于此模型构建的以问题为中心的家庭系统疗法（Problem Centered Systems Therapy of the Family, PCSFT），有超过65%的家庭表现出了积极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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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乌的战争还在继续进行，我们看着新闻，尤其是看到图片里的那些因为战乱而无家可归或者饱受摧残的苦难中的人们，不免恻隐，和平的呼唤如鲠在喉。

已经有很多文章分析了俄乌战争爆发的原因、可能的走向，以及对俄乌两个国家，乃至是世界安全的影响。我们不是这方面的专家，不去分析其中的是非曲折，谁对谁错。我们是家庭治疗师，尝试从家庭治疗的角度出发来解析俄乌战争，探索俄乌战争与夫妻冲突之间的异同，您也许会发现两者之间存在惊人的相似之处。

俄乌之间的战争不是突然就爆发的，有其轨迹和模式可循。这有点像夫妻之间的冲突，大多数夫妻冲突都源于琐事，就像浙江高等法院对2018年５万多对离婚案件原因的分析所显示的那样，占比第一位的原因并非日常经常听说的“没有感情了”和“性格不合”这两大原因，而是“生活琐事”，所占比重为34.21%。为何生活琐事会导致最后离婚？最根本的原因是由于夫妻之间没能很好地解决这些生活琐事，导致形成负性循环，矛盾逐渐升级，最后闹到要离婚的地步。

俄乌之间的矛盾虽然不像夫妻冲突这么简单，还包含文化历史的原因，但也有相似之处。俄乌从苏联解体后就成为两个独立的国家，由于各自利益和需要不同，其间不断爆发各种摩擦和纠纷，造成乌克兰产生越来越趋近美国和北约，而脱离俄罗斯的行为。这种矛盾一直没有很好地得到解决，直到乌克兰寻求加入北约，北约也试图将乌克兰纳入版图，将北约的边界推到与俄罗斯的边缘，让俄罗斯产生了生存的危机和压力的时候，来了一个总的爆发。

当然，从家庭治疗来看，俄乌战争可能还有点像夫妻冲突的另外一种模式：迂回关系。原本在俄罗斯与北约之间也存在因北约不断东扩而产生的摩擦。北约先后经过了5次东扩，每次东扩都会引起与俄罗斯之间的一些摩擦和纠纷，到最后北约想把乌克兰纳入版图，但由于担心直接纳入版图而引发与俄罗斯之间的直接冲突，就不断地鼓动乌克兰做出一些刺激俄罗斯的行为，以实现最终东扩的目的。从这个来看，俄罗斯和北约就像有矛盾但没有直接发生冲突的夫妻，而是通过家中或者家外的第三方（如孩子或者其他的原生家庭成员）来发生冲突。这就是家庭治疗理论中讲的迂回关系。

在北约通过挑动乌克兰与俄罗斯发生冲突之后，乌克兰做出了选边站的举动（当然，这样的选边站也与第一段讲的其自身的需求有关），而且，北约也在通过不断支持乌克兰的行为增加乌克兰与俄罗斯斗争的勇气和砝码，使乌克兰最后紧紧地绑在了北约的战车上。这也与夫妻冲突的走向有惊人相似之处。在夫妻发生冲突的时候，家内的或者家外的第三方（例如孩子或者原生家庭的父母）可能会主动或者被动地卷入到发生冲突的父母中去形成三角关系，如果卷入进去的第三方采取了选边站的立场，站到了发生冲突的父母中的一方，就会与之形成稳定的结盟关系，共同对抗另外一方。

在第三方卷入到父母的冲突中去后，就会改变双方的力量对比，同时还会破坏亚系统之间的界线，使得问题变成了多方之间的矛盾，解决起来会变得更加的困难。另外一方在与结盟的一方做斗争的时候，由于力量属于弱势的一方，大都不太可能与整个结盟的一方进行斗争，一种选择就是退出这种斗争认输，但像俄乌战争这种，如果俄罗斯直接投降，不再抗争，那后果就是北约扩张到乌克兰，挤压俄罗斯的战略和生存空间。

这是俄罗斯万万不能接受的结果，只有与结盟的一方进行殊死斗争，也许还会换来一线生机。但直接与整个结盟的一方做斗争显然会让自己处于不利位置，于是就会选择结盟关系中的弱者作为斗争的对象，就发生了俄罗斯拿乌克兰开刀的事情，希望通过惩罚结盟关系中的弱者来让原来与自己有矛盾的一方感受到疼痛，有所收敛。这也是“打在孩子的身上，痛在父母的心上”要表达的意思。

在弱者受到惩罚之后，往往会导致与弱者结盟的一方采取更多更大的支持行为来为弱者打气加油，与弱者结盟的一方不可能眼看自己的同盟被别人欺负而没有任何的反应。如果他们没有反应就等于承认了对另外一方权力或者解决方式的认可，是一种认输和投降。这就出现了在俄乌战争爆发后很多国家对乌克兰的经济和军事等提供支持，对俄罗斯实施各种制裁。

这个过程还反映了夫妻冲突解决的一种模式，即更多通过竞争性的问题解决模式来解决冲突，谁都想对方同意用自己的方式来解决问题，就像最早有关谈判的条件那样，俄罗斯的谈判条件是“乌克兰军人要放下武器”才会谈判，而乌克兰要求“俄罗斯军队要退回到边境下俄罗斯一方”才谈判。这两种方法完全是对立的，是对方不可能接受的，结果就会导致负性循环的发生，你对我不好，我就对你更不好，促使战争不断升级。

到后来双方认识到这些要求的不妥（当然还有战争带来的破坏等等），都从自己的立场上退了一步，才有今天俄乌双方的第一轮、第二轮和第三轮的谈判。尽管在谈判中还有不少对立和冲突，但双方都开始尝试用合作的方式来解决问题，这给问题的解决带来了一线希望。

在家庭治疗看来，结盟一方中的弱者，如果最后经受不住对手的惩罚，而与对手达成了和解，就会使得最初想通过挑动弱者与对方斗争而获利的那一方的需求得不到满足，这一方就会继续寻找其他的途径，或者到别处去寻求需求的满足。什么地方将成为他们需求满足的地方？会不会真的发生这样的事情？让我们拭目以待！

策 划：方晓义

撰 稿：安 伟

编 辑：李宇昕

美 编：何文宣

图源网络，侵删

作者介绍
刘祥宇

随着两会的进行，“如何提高三孩生育意愿”的相关话题冲上了微博热搜，在短短24小时内，话题阅读量就高达6亿多次，有8.8万人参与了讨论。有不少代表提出了相应的建议，“建议第三孩免费上幼儿园”，“建议三孩及以上家庭返还或直接减免其房贷利息的50%”，还有的“建议为三孩家庭提供经济适用房指标”……

这些建议初衷都是为了减轻压力，

但观众却似乎并不买账。

**不少人提出质疑：
婚都不想结了，往哪儿生三胎？**

根据民政部2016年社会服务统计公报的数据来看，离婚率逐渐攀升的同时，结婚率却在2014年以后以更快的趋势进入了下降阶段。

而根据民政部最新发布的《2020年民政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数据，2016年至2020年，离婚率趋于平稳，而结婚率却从2016年的8.3‰下降至2020年的5.8‰

为什么年轻人越来越恐婚？

对于正常谈恋爱但不想结婚的人来说，恐婚的核心因素是恐育。对多数人而言，结婚是生育的门槛，进了婚姻这道门，就意味着离生孩子不远了，只要不结婚，就能暂时躲避生育的问题。

而恐育的背后是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生育代价大幅提高的结果。

• 首先是时间代价。

生儿育女需要投入大量的时间用在照料孩子和家务上。以身边已婚已育的同事为例，她们除去一天中的工作时间、上下班的时间，回到家还要给孩子洗漱、给孩子讲故事、哄孩子睡觉，每天留给她们自己的时间可能最多只有1-2个小时，甚至连充裕的睡眠时间和夫妻相处的时间都会变得极其匮乏(Pollmann-Schult, 2014)。对于一些追求独立的女性来说，养育所花费的时间代价是她们不能妥协的，她们更愿意把时间放在自我愉悦上。

• 其次是情绪代价。

心理学家Papp等人（2009）曾做过一个实验，他们要求前来参加实验的夫妻把每天发生的任何争吵都记录下来。研究者将他们收集上来的夫妻争吵话题按照频次高低进行了排序。结果发现，夫妻双方在涉及孩子的照料和教育问题上产生的争吵是最多的，占所有冲突频次的38%。

(注：由于某次冲突可能涉及多个话题，所以频次总和会超过100%)

不仅如此，也有研究表明，夫妻双方的婚姻满意度会随着孩子的出生而降低，可能是由于养育孩子过程中限制了个人自由同时造成角色冲突导致的（Twenge, 2003）。

也就是说，在养育孩子的过程中，夫妻双方会产生更多的冲突，从而拉升生育的情绪代价。

• 最后是经济代价。

经济代价是阻碍适龄青年结婚生育最大的现实性问题，生育彻底终结了年轻人“一人吃饱全家不饿”的无负担生活。2004年对上海徐汇区的某项调查发现，0-16岁孩子的抚养直接经济总成本（包括营养费、医疗费、穿用费、娱乐费、教育费等）达到25万元左右，如估算到孩子上高等院校的家庭支出，则高达48万元。

如果一个家庭中没有老人帮带孩子，那夫妻双方有一方（通常是女性）不得不辞职带孩子，如果辞职带孩子，就意味着家庭经济收入的减少。生育后生活支出的增加搭配巨大的还贷压力，让无数女性只能不断压榨自己的休息和睡眠时间，一边带孩子一边拼命工作。

如果说生育的时间代价和情绪代价还能用成为父母的幸福感来抵消的话，那最后的经济代价则让无数年轻人对生育甚至是结婚望而却步。

三胎政策的呼吁，更多的是面向那些已经生了二胎、同时还有条件生三胎的家庭，两会中提出的各类利好三胎家庭的建议多是为了鼓励那些有二胎但条件稍欠缺的家庭。这些建议没有得到很好的响应，在于年轻人通过发表真实的态度为自己的出路呼喊：我们该如何破除生育代价的恐惧去响应国家的号召？

庆幸的是，两会期间提出的不少提议切实地聚焦在解决这些困难上。例如，有委员提出“强制男性陪妇女休产假一个月”的建议就广受大众的支持与响应。

强制男性休产假不仅可以带给生育后妻子更多的情感支持和陪伴，还能促进男性在育儿中的参与度。早在1984年就已经有研究者证实了父亲参与教养的重要性，Easterbrooks 和 Goldberg发现，父亲参与教养的时间与幼儿的安全型依恋密切相关，后又有多项研究发现，与父亲居住在一起的儿童适应性更好、问题行为更少（Lamb, 2010），常与父亲嬉戏打闹的孩子表现出的攻击行为也更少（Paquette, et al, 2003）。

更重要的，推动男性休产假的落实有利于弱化职场对女性的歧视。生育更多孩子意味着占用女性更多的工作时间，这势必会加剧用人单位对女性员工的不公平对待，强制男性休产假可以一定程度减少男女员工工作时间的差异，从而减少女性职场歧视。

3月8日是国际妇女节，是为庆祝妇女在经济、政治和社会等领域做出的重要贡献和取得的巨大成就而设立的节日。保护女性权益任重而道远，这不仅关乎每一位女性的利益，也关乎每个家庭的利益。

家姻心理与我国著名婚姻家庭研究与治疗专家、教育部长江学者方晓义教授团队等合作，基于婚姻家庭发展与治疗理论与技术，已累计向逾万个家庭提供了心理咨询帮助，也为女性走出各种婚育困境提供了支持。
在此，家姻心理祝广大女性朋友节日快乐~

参考文献

http://images3.mca.gov.cn/www2017/file/202109/1631265147970.pdf

http://www.mca.gov.cn/article/xw/mzyw/201708/20170815005382.shtml

徐安琪. (2004). 孩子的经济成本: 转型期的结构变化和优化. 青年研究, (12), 1-8.

Papp, L. M., Cummings, E. M., & Goeke‐Morey, M. C. (2009). For richer, for poorer: Money as a topic of marital conflict in the home. Family relations, 58(1), 91-103.

Twenge, J. M., Campbell, W. K., & Foster, C. A. (2003). Parenthood and marital satisfaction: a meta‐analytic review.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family, 65(3), 574-583.

Easterbrooks, M. A., & Goldberg, W. A. (1984). Toddler development in the family: Impact of father involvement and parenting characteristics. Child development, 740-752.

Paquette, D., Carbonneau, R., Dubeau, D., Bigras, M., & Tremblay, R. E. (2003). Prevalence of father-child rough-and-tumble play and physical aggression in preschool children. European Journal of Psychology of Education, 18(2), 171-189.

Lamb, M. E. (2010). How do fathers influence children’s development? Let me count the ways. The role of the father in child development, 1-26.

策 划：方晓义

撰 稿：刘祥宇

编 辑：董姝驿

美 编：王双仪

本期作者：胡惠南
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部2021级学硕在读

荐序

“上天让你等，是为了给你更好的”是很多晚婚族不婚族成员的心声。喜欢与合适两个选项中，很多人会选择前者，愿意等待soulmate的出现以满足自己的婚姻期待。什么是婚姻期待呢？这期就让我们走近婚姻期待，谈谈晚婚不婚背后的故事吧。

“你看XX孩子都上幼儿园了，你怎么对象都没有一个？”

“明年过年，一定要带一个女朋友回来。”

······

相信很多人对于上述场景并不陌生。

正所谓“每逢佳节被催亲”，每到家人团聚的佳节，不少年轻人就会被七大姑八大姨围着“催婚”。家长着急让子女步入婚姻的殿堂、生儿育女，担当家族使命和社会责任。但是，年轻人的婚恋状况却并不乐观。

翟振武 和 刘雯莉 (2020)根据2018年《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的数据测算，2017年，我国男性平均初婚年龄为27.31岁，女性平均初婚年龄为25.60岁。与1990年的数据（男性平均初婚年龄23.57岁；女性平均初婚年龄22.02岁）比较来看，我国年轻人初婚年龄逐年升高，已经呈现出明显的晚婚迹象。此外，初婚年龄连续上升可能引起终身未婚率的上升(陈卫民, 李晓晴, 2020)，在未来，我国的不婚现象可能也会日益突出。

为什么现在的年轻人不愿意结婚了呢？婚姻期待或许是其中一个重要的解释因素。

晚婚不婚的背后：“我”不愿意将就

中国古人曾经归纳人生四大幸事，其中一项便是“洞房花烛夜”。可见，自古以来我国民众非常重视婚姻，早婚普婚是中国传统的婚姻模式。近代以来，在社会变迁、文化交流和市场转型等多方面的影响下，我国民众的婚姻观念发生了很大变化(王磊, 陈银虎, 2021)。现如今“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不再是金科玉律，“门当户对”也不是结婚的基础条件，人们对结婚对象、婚姻生活有自己的标准，从而产生了个性化的婚姻期待。

婚姻期待指在某个时期，个体对配偶、婚姻关系所期望达到、并认为根据现实可以达到的标准(吴波, 黄希庭, 2012)。从定义上看，婚姻期待包括对配偶的期待和对婚姻关系的期待。Fletcher 等 (1999)让大学生列出自己心中理想伴侣和理想亲密关系的特点清单，进而归纳出理想伴侣和理想亲密关系的具体维度。在Fletcher 等 (1999)研究结果的基础上，可以从配偶期待和婚姻关系期待两个角度具体归纳婚姻期待的内容：对配偶的期待包含温暖-可信赖性、活力-吸引力、地位-资源等三个方面的内容；对婚姻关系的期待包含亲密-忠诚、激情等两个方面的内容。

搜寻理论认为，个体结婚的时间依赖于其进入婚姻市场后（可以以男女朋友初次约会为标准）搜寻、比较和锁定婚姻候选人的过程(陈卫民, 李晓晴, 2020)，而个体的婚姻期待会影响着整个过程的进程、时长。现代社会科技发达、交通便利，人们的社交范围越来越广、择偶的渠道越来越多，这就意味着可供个体选择的婚姻候选人群体愈加庞大。基于婚姻期待，人们会在庞大的婚姻市场中搜寻符合自己期待的伴侣，并对候选人进行比较。为了尽可能满足自己的婚姻期待，个体或许抱有“上天让你等，是为了给你更好的”的想法，期待后面遇到的候选人会更贴近自己的婚姻期待。于是在搜寻、比较候选人的过程中耗费时间，在遇到意中人或者觉得应该结婚的时候才结婚，导致了晚婚；更有甚者，在不断搜寻、比较后难以满足自身的婚姻期待，自然而然就从晚婚过渡到不婚的行列。

总的来说，对于婚姻期待，个体不愿意将就、希望能找到最称心如意的伴侣，由此在搜寻、比较婚姻候选人的过程中耗费了很多时间，最终成为了晚婚族或不婚族的一员。

“我”的婚姻期待来自哪里？

01期待下一代有更多资源的生物因素

进化论提出自然选择在生物的适应性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进化心理学家们认为，人类行为也是自然选择的产物，人类行为的目的是为了增加自身繁衍的机会，其中就包括人们的择偶行为(Clark et al., 2005)。

亲代投资理论认为，养育后代所需成本是决定个体采取短期择偶还是长期择偶策略的重要因素，花费成本高的个体往往使用长期策略、希望与对方建立长期而稳定的关系，花费成本低的个体则相反(Trivers, 1972; Clark et al., 2005)。与男性相比，女性需要通过怀孕繁殖后代、通过哺乳喂养后代，其花费的成本要高于男性，所以女性在择偶方面更为谨慎、更倾向于采取长期策略择偶，希望对方不仅能帮助自己顺利生育后代以延续基因，还期待对方具有一些长期存在的品质或能长期稳定婚姻的品质，如社会地位、受教育的水平以及是否忠诚等；而男性则更倾向于采取短期策略，关注一些与繁殖有关的相对短期存在的品质如物理上的吸引力——年轻、身材、身体健康等(Clark et al., 2005)。

个体的婚姻期待其实保留着远古的烙印，从生物因素角度来讲，能否成功繁衍、养育后代关系仍与婚姻期待有着密切联系。结合Fletcher等(2004)提出的模型：在配偶期待方面，女性比男性更注重温暖-可信赖性和地位-资源两个维度方面的内容，而男性则更关注活力-吸引力方面的内容；在婚姻关系方面，女性则更注重忠诚以长期稳定婚姻关系，男性可能更关注婚姻关系中的激情。

02各种文化差异下的社会因素

文化背景是个体婚姻期待的重要影响因素，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人对于未来伴侣和婚姻关系的期待有所不同。比如，一项研究中，来自西方文化背景和东亚文化背景下的被试，根据研究者提供的特征分配手上有限的伴侣资产，研究结果显示，虽然两种文化背景的人都看重金钱前景这一特征，但东亚文化背景的人比西方文化背景的人更看重对方的金钱前景，并且，西方文化背景下的人则更倾向于将幽默视为伴侣必备的品质(Thomas et al., 2020)。

此外，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当代独有的一些社会文化因素在人们的婚姻期待中也发挥重要的作用，如影视作品、报纸宣传等媒体。媒体内容可以激活受众心中的浪漫剧本，为恋爱关系和伴侣提供参考框架(Driesmans et al., 2016)。比如，人们的婚姻期待可能会以影视作品中呈现的内容为参考，影视剧中男士、女士的形象会影响个体的择偶标准，影视剧中的相关剧情可能成为个体未来婚姻的脚本。一项以比利时少女为被试的研究发现，观看浪漫电影会增加被试对理想主义恋爱关系的信念(Driesmans et al., 2016)。

社会因素对个体婚姻期待的影响主要来源于文化。在文化中频繁出现或被主张的内容更容易成为个体理想伴侣的具体特征，文化中呈现的婚姻关系也容易被个体吸收成为其婚姻关系的蓝本或要规避的地方。

03童年和父母带来影响的家庭因素

“两姓联姻，一堂缔约”，在传统社会，结婚不仅是两个人的事，更是两个家庭（家族）的事。现代社会虽然婚恋自由，但家庭对个体的婚姻期待依旧具有潜移默化的影响。

首先，父母对于子女的伴侣会有一定的标准，他们的姻亲偏好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子女的择偶偏好。Apostolou (2007)的研究发现，与期待的儿媳相比，父母会更看重女婿获取资源方面的特征，如志向、勤劳、受教育水平、智力等，而更少关注维持家庭生活方面的特征，如烹饪、家务等。

此外，根据社会学习理论，婚姻行为可能具有代际传递，子女目睹的父母婚姻经历可能成为他们自己婚姻模式的一部分(Arocho & Kamp Dush, 2017)。母亲结婚的年龄和是否离婚就可能影响子女期待的结婚年龄：当母亲没有离婚时，母亲结婚晚的个体也期待自己晚一些结婚，即个体可能倾向于与母亲在相似的年龄结婚，以获得成功的婚姻；如果母亲离婚，则个体可能婚姻抱有消极的态度，会考虑花费更多时间寻找合适的伴侣，延迟结婚的时间(Arocho & Kamp Dush, 2017)。

家庭中影响个体婚姻期待的因素有很多，父母对子女择偶、婚姻关系的期待影响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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