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理者
唐莹莹
不擅长发展心理学的发展心理学学生|直觉型|预言家|八卦小分队队长

理论提出者及其生平

曼弗雷德·布洛伊勒（Manfred Bleuler）、大卫·罗森塔尔(David Rosenthal)。

曼弗雷德·布洛伊勒（Manfred Bleuler）

曼弗雷德·布洛伊勒（Manfred Bleuler，1903-1994），医生、精神病学家。Manfred Bleuler追随着父亲（也是他的博士生导师）尤金·布鲁勒（Eugen Bleuler）的研究方向，主要致力于精神分裂症的研究和治疗，并获得了1970年的斯坦利·迪恩（Stanley R. Dean）奖和1972年的马塞尔·本努瓦（Marcel Benoist Prize）。

Bleuler曾在苏黎世大学（University of Zurich）、利斯塔尔医院（Liestal hospital）和波士顿精神病理医院（Boston Psychopathic Hospital）等地学习医学、接受培训。1933年，他被任命为普费弗斯圣皮尔明斯堡精神病学部门（psychiatric departments at St. Pirminsberg, Pfäfers）和巴赛尔大学诊所（University Clinic, Basel）的主任医师。1942年，Bleuler成为苏黎世大学的精神病学教授和波克罗次立大学精神病诊所（University Psychiatric Clinic at Burghölzli）的主任，直至1969年退休。

Manfred Bleuler被誉为Bleuler学派最重要的学者，不仅因为他为他父亲提出的关于早发性痴呆和精神分裂症的理论提供了有价值的见解，Bleuler本身的研究也做出了巨大贡献，他最先详细地评估了环境变量对精神分裂症的发展和结果的影响，并且他关于晚发性精神分裂症、慢性和急性精神分裂症以及预后评估的课题有着重大的意义。

大卫·罗森塔尔（David Rosenthal）

大卫·罗森塔尔（David Rosenthal，1919-1996），医生，精神病学家。Rosenthal在乔治华盛顿大学取得心理学硕士学位，并且芝加哥大学获得心理学博士学位。他自1955年起为国立卫生院工作，直至1981年退休。1963年，David Rosenthal的研究首次获得了专业的认可，随后，他出版了《基因理论与异常行为》（Genetic Theory and Abnormal Behavior）和《精神分裂症的传播》（The Transmission of Schizophrenia）两书来记录他对精神分裂症的遗传学研究。

理论发展历程

素质‒压力模型最初由Bleuler (1963)和 Rosenthal (1963) 于 20 世纪 60 年代在有关精神分裂症的理论中提出，即精神分裂症是个体遗传素质与环境中的压力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模型中的素质（Diathesis）源于希腊语中的倾向（disposition）一词，指个体先天的生物或遗传特征，如气质、神经系统的敏感性、基因、认知和人格等(Sigelman & Rider, 2009)。

随后，素质‒压力模型也被发展心理学家用来解释那些处于消极环境中的脆弱性个体的发展问题。由于该模型认为心理问题的产生是由个体的风险素质和消极环境经历共同作用的结果，因此也被称为双重风险模型（dual-risk model）。Rosenthal(1963)认为，素质‒压力模型能够从真正意义上描述遗传和环境的交互作用。然而根据此模型提出的公式都比较模糊，因此该理论与模型也受到了一些批评，例如Belsky和Pluess (2009) 认为该模型“无论从理论上还是从实证上来说都是徒劳的。”

该模型与长期以来居心理学主导地位的消极研究取向（与积极心理学相对）一脉相承，将个体区分为易受性个体（vulnerability individual）和有韧性或者耐挫的个体（resilient individual），忽略了在积极环境条件下携带不同基因型个体的心理与行为表现的差异。

1997 年, Belsky 首次提出了差别易感性模型（Differential Susceptibility Model）。差别易感性模型强调个体受环境影响的差异性并不仅仅局限于逆境造成的负面影响，个体受积极经历或体验的影响也存在着差异性。

代表性著作

Manfred Bleuler

Bleuler, M. (1978). The schizophrenic disorders: Long-term patient and family studies. Yale University Press.

Bleuler, M., & Bleuler, R. (1986). Dementia praecox oder die Gruppe der Schizophrenien: Eugen Bleuler. The British Journal of Psychiatry, 149(5), 661-664.（德语书）

David Rosenthal

Rosenthal, D. (1970). Genetic theory and abnormal behavior. McGraw-Hill.

Rosenthal, D. (1971). Genetics of psychopathology. Genetics of psychopathology /. McGraw-Hill.

理论观点

素质‒压力模型的核心观点是携带某种“风险” （risk）或者“易受” （vulnerability）基因的个体更容易受到不良环境因素的影响而产生心理或行为问题(Monroe & Simons, 1991; Zuckerman, 1999)，如图1所示。

这里的素质是“脆弱性”的同义词，“脆弱性”可能是个性特征中的行为或气质因素（如困难气质）、本质上的生理或内表型因素（如高生理反应）以及基因因素（如5-HTTLPR 短等位基因） (Belsky & Pluess, 2009)。

图1 素质-压力模型（高鑫, 丁碧蕾, 冯姝慧, 邢淑芬, 2018; 王美萍, 2015）

该模型认为，个体对特定心理障碍的素质倾向可以由生活中的压力事件激发，如果个体是弹性的，也就是有韧性或者耐挫的个体，那么只有较高的生活压力才能使个体患病；相反，如果个体的脆弱性很高，即易受性个体，那么即使较低的压力也会使个体患病(Goforth, Pham, & Carlson, 2011)。

在个体发展过程中既有来自环境中的风险，也有来自于自身特性的风险，所以该模型也被研究者们称为双重风险模型（dual-risk model）(Belsky & Pluess, 2009)。

评估工具

素质‒压力模型属于基因‒环境交互作用模型，可以采用检验基因和环境交互作用的方式进行检验。

常用的、传统的检验方法主要包括两种：分组回归和包含交互项的分层回归，其中分层回归法是应用最为广泛的方法，它根据一定的标准将基因型或者环境变量分为不同的组别，然后分别考察不同组别中环境或者基因效应是否存在差别，如果存在则表明基因与环境存在交互效应，反之则不存在（王美萍，张文新，2010，2014）。分层回归通常是构建基因型（一般依据携带“风险”或者“敏感性”基因的数量而分为三类或者两类）与环境变量的交互项（即乘积项），然后依次将环境（X1）与基因型（D2）的主效应、交互项（X1D2）纳入方程（Y = B0 + B1X1 +B2D2 + B3X1D2 + E）中，如果交互项能够显著预测因变量（即所考察的心理或行为变量），即存在交互作用，进行进一步的检验（follow-up analysis），常为简单斜率检验（simple slope analysis），以探明交互作用的具体表现形式。

包含交互项的分层回归法一般以距离平均数正负一个标准差为标准，将连续计分的环境变量分为高（高于平均数一个标准差）、低（低于平均数一个标准差）两组，然后考察不同环境条件下携带不同基因型个体的心理或行为变量的差异(Caspi et al., 2002, Belsky & Beaver, 2011;Benjet, Thompson, & Gotlib, 2010; van IJzendoorn, Bakermans-Kranenburg, & Mesman, 2008)。

然而，采用传统检验方法并不能很好地区分素质‒压力模型和差异易感性模型。因此，Roisman等人(2012)提出了显著性区域（region of significance, RoS）分析法，考察了自变量与因变量关联显著时调节变量所有的取值，假如某基因与因变量在环境变量的低分端区域即消极环境，而不是高分端区域即消极环境缺失或积极环境显著关联时, 则支持素质‒压力模型, 如果在两端区域均显著关联, 则支持差异易感性模型。

除此之外，Widaman等人(2012)提出了新参数回归模型（Re-parameterized regression model）法，以回归线的交叉点（crosspoint）为标准进行中心化[Y = A0 + B1（X1 ‒ C） + B3（X1 ‒ C） D2 + E]，不仅能够直接计算交叉点的值, 而且能够估计出其区间范围，假如基因和环境的交互作用呈按序型（ordinal），且两条回归线的交叉点位于或接近于积极环境的一端（横坐标的右端）, 则该交互作用符合素质‒压力模型，若交互作用呈非按序型（disordinal）, 且两条回归线的交叉点位于或接近于横坐标的中间, 则该交互作用支持不同易感性模型。

研究证据

尽管素质‒压力模型仅仅考虑到了消极环境，但仍然得到了很多实证研究的支持，它们分别从不同“素质”，即个性特征中的行为或气质因素、本质上的生理或内表型因素（指与基因成分和神经精神疾患临床症状相关的生物指标）以及基因因素的角度为该模型提供了证据。

Belsky，Hsieh和Crnic(1998)探讨了婴幼儿不良情绪和对抚养影响的敏感性对3岁男孩外化行为问题和抑制（inhibition）的影响，结果发现，对于婴儿时期高度消极的个体来说，父母教养方式能够较好地预测他们的外化行为问题和抑制。

Cummings，El-Sheikh，Kouros和Keller(2007)对157名儿童进行了两次评估，观察他们在成年人争论和问题解决情境下的皮肤传导水平反应性（Skin Conductance Level Reactivity, SCLR），结果发现，SCLR能够纵向预测儿童的内化、外化和社会适应问题，拥有更高的SCLR的个体更容易受到父母抑郁症状的影响。

Caspi等人(2002)的研究考察了单胺氧化酶 A 基因上游可变串联重复序列（monoamine oxidase A gene-upstream variable number of tandem repeat, MAOA-uVNTR）多态性与儿童期虐待对反社会行为的交互作用, 结果发现，携带低活性基因型并且童年期遭受过虐待的个体比那些没有受虐经历的个体更可能表现出反社会行为, 但对于携带高活性基因型的个体来说, 受虐经历对反社会行为并无显著影响。

参考文献:

Bleuler, M. (1963). Conception of schizophrenia within the last fifty years and today. Proceedings of the Royal Society of Medicine, 56(10), 945–952.

Goforth, A. N., Pham, A. V., & Carlson, J. S. (2011). Diathesis-stress model. In encyclopedia of child behavior and development (pp. 502-503). Springer, Boston, MA.

Rosenthal, D. (1963). Theoretical overview: A suggested conceptual framework. In D. Rosenthal (Ed.), The Genain quadruplets: A case study and theoretical analysis of heredity and environment in schizophrenia (pp. 505–516). New York: Basic Books Inc.

Sigelman, C. K., & Rider, E. A. (2009). Developmental psychopathology. Life-span human development, 468-495.

Zuckerman, M. (1999). Diathesis-stress models. In M. Zuckerman, Vulnerability to psychopathology: A biosocial model (pp. 3-23). Washington, DC, US: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策划|李玉莲
编辑|杨烁

本期作者
辛翔宇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研究生
不会吹口哨，也不会打响指，但我是个酷Girl。

代表性人物及其著作

莫雷·鲍恩

生平

莫雷·鲍恩对家庭的兴趣开始于20世纪40年代晚期，他还在曼宁格诊所做精神科医生的时候。鲍恩把他的注意力转向神秘的精神分裂症，他受到了患者与母亲之间细腻的情绪敏感性的冲击。有的人把这个叫做共生，好像它是一种变异。而鲍恩认为这只是对自然过程的一种夸张，一种更强烈的情绪反应倾向，这种情绪存在于所有的关系中。

1954年，鲍恩换到国家精神卫生研究院工作（NIMH），在那里他开展了一个项目，邀请精神分裂患者及其全部家庭成员一起前来就医。他发现母亲与她心理失常的子女之间不稳定的联结不可避免地会把整个家庭卷进来。这个问题的核心是焦虑型依恋，是一种被焦虑感所驱使的病理性的亲密。在有这样问题的家庭中，人们都是其他人行为的情绪囚犯。这种在情绪上黏在一起，或情绪缠结关系的标志是缺乏个体的自主性。

1959年，国家精神卫生研究院的项目结束后，鲍恩去了乔治顿大学，他开始对那些问题相对不是很严重的家庭进行工作。而他发现了许多与他之前在精神病患家庭中观察到的一样的机制。这让他确信所有家庭都是沿着情绪缠结和分化这个连续统一体变化发展的。

在乔治顿大学的第31个年头，鲍恩发展出了一套全面的家庭治疗理论，这启发了整个一代的学生，成为了国际上著名的家庭治疗运动领导者。他在长期病痛之后于1990年的10月去世。

莫雷·鲍恩开创的跨代家庭治疗流派形成了一套系统的理论和治疗思路，被认为是经典的系统家庭治疗方法。

发展历程

鲍恩的学生菲利普·格林和托马斯·福格蒂，于1973年参与建立了位于纽约新罗谢尔（New Rochelle）的家庭学习中心。在格林的带领下，家庭学习中心变成了家庭治疗训练领域主要的研究中心之一。菲利普·格林通过对鲍恩理论的应用著成了一些最经典的家庭治疗临床书籍，他的两本书《婚姻冲突的评估和治疗》（The Evaluation and Treatment of Marital Conflict）以及《处理三角关系》(Working with Relationship Triangles)都是在家庭治疗领域最有用的书籍。

贝蒂·卡特是高度受尊重的鲍恩学派治疗师。她也是性别平等的强有力倡导者。贝蒂·卡特和莫妮卡·麦戈德里克最著名的是她们对家庭生命周期的阐述(Carter & McGoldrick,1999)，以及对家庭治疗领域女权主义的倡导。

迈克·科尔(Michael Kerr)做了鲍恩很长一段时间的学生和同事，他对鲍恩学派理论出色的理解在《家庭评估》(Family Evaluation)（Kerr & 鲍恩, 1988）一书得到了充分体现。现在，科尔担任位于缅因州埃斯勒斯博罗岛（Islesboro，Maine）的鲍恩理论学院的院长。

代表性著作

※Bowen.(1976)．Theory and Practice of Psychotherapy．In P．J．Guerin,ed．，Family Therapy．New York：Gardner Press.

※Bowen，M．(1978)．Family therapy in clinical practice. New York：Aronson．

※Kerr & 鲍恩《家庭评估》(Family Evaluation)，1988.

※ 菲利普·格林 《婚姻冲突的评估和治疗》（The Evaluation and Treatment of Marital Conflict）、《处理三角关系》(Working with Relationship Triangles)

※Kerr, Michael E.; Bowen, Murray. Family evaluation: An approach based on Bowen theory, Chapter xii, 400 Pages. New York, NY, US: W W Norton & Co, 1988.

理论观点

鲍恩认为系统理论是一种思考方式，而非一套干预方法。根据鲍恩的理论，家庭中核心的问题是情绪纠结；主要的目标是分化。情绪纠结从对他人本能的需要发展出来，但是是对这种需求不健康的夸大。一些人将纠结直接表现为对于亲密归属的过度需求；另一些人则用一种独立的外表来诠释它。不管是哪种情况，蔓延的焦虑都会导致亲密关系中的自动化反应，并且限制自主性的功能。

除了将他对家庭问题的分析拓展深化到个体的焦虑中，鲍恩还拓宽了关注点，使三角关系成为分析中的通用概念——可以适用于规则和实践。当人们不能解决他们的差异的时候，自动地将第三方卷入的趋势会稳定关系，但也会将冲突冻结在原处。鲍恩提出大部分家庭都有三角关系这一复杂问题，这在整个家庭治疗领域都是非常重要的概念。

鲍恩不提倡治疗师努力去修复关系，而是鼓励他们保持中立，在有冲突的关系中通过过程提问来探索情绪过程。鲍恩流派治疗师很少给建议。他们只是不断地问问题。这样做的目的不是解决人们的问题，而是帮助他们学习看到自己在家庭系统运作中扮演着怎样的角色。这种自我发觉并不仅仅是一个关乎自省的问题，因为理解是修复关系和提升自我自主功能的工具。

鲍恩的理论用五个有关联的概念描述了作为一种跨代关系网络，家庭是如何塑造了个性与归属之间的交互作用的过程（Bowen, 1966,1976），这些概念是:自我分化(differentiation of self)、三角关系（triangles）、跨代情绪过程(multigenerational emotional processes)、情感阻断(emotional cutoff)和社会情感过程(societal emotional processes)。

自我分化 (Differentiation of Self)

鲍恩理论的基石既包含个体心灵内部的概念，也包含人际之间的概念。跟自我强度类似，自我分化（differentiation of self）反应的是一种思考和反省的能力，而不是自动地对情绪压力作出的反应（Kerr & Bowen, 1988）。它是一种即使是在面对焦虑的时候，也能够灵活、明智地做出行为的能力。

情绪三角关系 (Emotional Triangles)

导致情感三角活动的主要因素是焦虑。焦虑的增加会使人们更加需要彼此情感而接近，当两个人之间出现问题时，被害人的感觉会促使个人去寻求其他人的同情，或者将第三方拉入冲突之中。第三方的卷入，可以将焦虑分散在三角关系中，从而得到缓解。

跨代情绪过程 (Multigenerational Emotional Processes)

多年来，家庭中的情绪能量以相互联系的方式运作。鲍恩起初使用未分化家庭的自我混乱（undifferentiated family ego mass）来描述过度的情感反应，或使用家庭中的纠结(fusion)来进行描述。一个缺乏分化的家庭会出现情绪反应过度的孩子。这可能会通过跟父母的情绪过度卷入或情绪阻断表现出来。而这种状况又会反过来带来新的关系中的纠结——因为具有有限情绪资源的人倾向于把他们所有的需求都投射到彼此身上。

由于这种新的纠结是不稳定的，它很可能会产生下述一种或几种情况：（1）情绪疏离；（2）身体或情绪上的功能障碍；（3）明显的冲突，或者（4）将问题投射到孩子身上。这些问题的强度跟未分化的程度、在原生家庭中情感阻断的程度，以及系统中的压力相关。

情绪阻断 (Emotional Cut off)

情绪阻断（emotional cut off）描述了一些人在关系里处理焦虑的方式。父母与孩子之间的纠结程度越高，发生阻断的可能就越大。一些人通过离开来寻求距离感；而另一些人则通过避免亲密关系或在第三方在场的情况下隔离自己的情绪来寻求距离感。

社会情绪过程 (Societal Emotional Process)

鲍恩期待现代人能更多地关注社会对家庭功能的影响。科尔和鲍恩（1988）引用了一个例子，在高压力的社会中会导致高犯罪率。鲍恩同意性别歧视、阶级和种族歧视是有害的社会情绪过程，但是他认为具有高水平分化度的家庭能更好地抵御这些有害的社会影响。

鲍恩还提出了家庭投射过程和多代传递过程。家庭投射过程(family projection process)与对象关系理论中的投射有些类似。鲍恩认为稳定的家庭情绪状态必须要每个成员都有很好的分化力。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倾向于选择分化力相近的人结婚，如果两人的分化水平较高，则能建立健康稳定的家庭关系；如果两个分化力低的人结婚，就很容易出现“融合”或形成“未分化家庭自我泥团”，夫妻双方会产生焦虑、紧张、依赖等不良情绪。

当父母的分化水平不高时，容易把压力和分化力的缺乏投射给下一代，造成孩子的自我分化低。这就是多代传递过程(multi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指祖父母、曾祖父母等对一个家庭的心理病理有影响。同时，年长的兄姐对年幼弟妹也会有影响；夫妻在兄弟姐妹中的排行对他们做父母的方式有影响。因此鲍恩比较重视一个人在兄弟姐妹中的行为方式，他认为这将影响到他如何做父母。

治疗技术

鲍恩学派治疗的主要技术包括家庭发展图、过程提问、关系实验、去三角化、教练技术、使用“主语我”，以及置换故事。

家庭发展图(Genogram)

除了记录一些基本信息数据，家庭发展图还用来追溯关系的冲突、阻断和三角关系。这个收集信息的过程有时候本身就是一种治疗：家庭成员经常说，“我从来没想过这些事件是怎么拼凑在一起的”。家庭评估中的家庭发展图(Genograms in Family Assessment) （McGoldrick & Gerson, 1985）是使用家庭发展图开展工作的最综合的入门指南。

中立化三角关系(Neutralizing Triangles)

如果一个治疗师可以在家庭带进治疗中的情绪反应中保持独立，来访者就会更好地减少他们的情绪化，并开始更清晰地思考他们的问题。但是危险的地方在于，家庭使用情绪三角化来稳定冲突的过程也会吞噬治疗师。如果是这样，治疗就会陷入僵局。另一方面，如果治疗师能够在情绪缠结中保持独立——换句话说保持去三角化——的话，家庭系统和它的成员们就会冷静下来，就可以开始处理家庭困境。

过程提问(Process Questions)

每一位家庭成员都会被问到一系列问题，旨在缓和他们的情绪并促使他们进行客观的反应。过程提问也被用来帮助管理和中立三角关系，包括那些可能在治疗师和不同家庭成员之间建立起的潜在的三角关系。过程提问的目的在于使焦虑平复下来。也可以通过过程提问获得家庭感知问题的方式，以及导致问题的背后机制等类似信息。如果过程提问能够降低焦虑，人们就能够更清晰地思考。这种清晰让他们能够发现更多处理他们问题的潜在选择。

关系实验(Relationship Experiments)

关系实验是围绕主要的三角化结构变化所进行的。目的是帮助家庭成员意识到系统的过程，并且学习意识到自己在这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对这种实验最好的说明可能来自福格蒂发展出的情绪追求者和逃离者模型。治疗师鼓励追求者控制他们的追求，不要再继续提要求，减少对于情感联系的压力，并且看看他们自己和关系发生了什么。这个练习并不是一个神奇的治愈方法（如一些人期待的），而是能够帮助澄清被卷入的情绪过程。治疗师鼓励逃避者朝他们的伴侣迈进一步，并且与之沟通自己的个人的想法和感受——换句话说，找到一个替代的方法来避免对方的要求或对对方的要求做出让步。

教练技术(Coaching)

教练技术是鲍恩流派用来替代更加情绪化卷入的角色，这在其他治疗模式中很常见。通过扮演教练的角色，鲍恩流派的治疗师希望能够避免接管来访者的角色，或避免卷入到家庭三角关系中。教练的过程不意味着告诉人们怎么去做。它是通过设计问题来帮助人们描绘出自己家庭的情绪过程，以及自己在其中扮演的角色。

使用“主语我”(The “I”-Position)

“主语我”是对个人主张的冷静清晰的陈述。在紧张程度增长的情况下，它通常具有让个人从情绪化中分离出来，并采取“主语我”定位的稳定效果。采取一个个人的立场——说你自己的感受而非其他人在做什么——是打破情绪化循环的最直接的方法之一。

置换故事

使用书籍、电影或者影像里的故事为家庭及其成员提供一些系统的刺激和信息，这些故事的内容与家庭目前存在的情感过程与三角关系相关，让家庭成员了解其家庭系统的功能，降低他们的防御性，改善他们的互动关系。

案例
（节选自《家庭治疗》11版第4章）

由于16岁的戴维在学校表现很糟糕，肯尼迪一家希望来做一次家庭治疗。 戴维在一家私立学校濒临退学，一方面，作为学生，他成绩很差；另一方面，他还会在晚上跟朋友酗酒、吸食大麻。一天放学后的晚上，他喝得大醉才回家，父亲敦促他好好学习，并收回了他的驾照。然而，这些努力并没有多大成效，因为戴维并不尊重同样也是酒鬼且经常醉倒在家门口的父亲。戴维的继母与他们共同生活刚刚两年时间，也没办法控制他，并且她非常清楚这一点，也不再做任何尝试。

我告诉戴维的父母，这次约见不会采用家庭治疗的方式，因为戴维对不每晚宿醉且不寻求改变的父亲并没有尊重之意。但我同意约见戴维，并努力帮助他把学业提高到及格水平。

戴维最终以合格的成绩度过了11年级。接下来的几年里，我继续采用“别扭的替身父亲”的方式与戴维见面。尽管我一直坚持不为有酗酒成员的家庭做咨询，但还是在3-4个风险时刻约见了这个家庭。前三次风险时刻里，肯尼迪先生喝酒（最后变成可卡因成瘾）失控 ，他的父亲和妻子仍坚持让他重新接受治疗。

这个个案中最突出的三角关系是肯尼迪先生的妻子和父亲站在一起给他施加压力让他戒酒。他已经去了酗酒康复治疗中心几次了，即使他好几次都完成了全部的治疗过程，但他也还是很快就恢复饮酒了。唯一让他寻求帮助的理由是他妻子和父亲给他下了最后通牒。他的妻子威胁离开他，他的父亲威胁不分给他任何家庭财产。如果三角关系得不到修正，那么这个个案就不会有任何改善。

我鼓励肯尼迪先生的妻子和父亲在解决问题的同时尽量减少反应。同时在针对肯尼迪先生酗酒的事情上，两人应该尽量分开。肯尼迪先生需要有自己的立场，而非遵从他妻子和父亲的愿望。事实上，我质疑他如果对待家人态度诚恳的话，是否意味着要告诉他们他其实并不打算戒酒。他决定告诉他们，他在努力想要控制饮酒和吸食可卡因的时候，他并不是真的打算要把他们完全戒掉。

我鼓励肯尼迪先生的父亲退后一步，让剩下的两个人去解决问题。他非常不情愿地同意了。然后，我让肯尼迪太太对自己停止了徒劳地让丈夫不再饮酒的努力的感受做一个清晰的说明。我鼓励她保持与岳父的联系，但是不要每次都告诉她的丈夫。两个月后，肯尼迪先生决定停止饮酒和使用可卡因。

这一次他成功完成了28天的康复治疗疗程，并且开始参加匿名戒酒会和匿名戒毒会。六周后他再次复发。在接下来的8个月中，肯尼迪先生的饮酒和可卡因使用行为变得更加严重了。最后，在与牙买加毒贩的严重争执后，肯尼迪先生作了一个严肃的决定：要让自己清醒起来。这一次，不再去他父亲推荐的当地康复中心，他自己做了一番研究，并决定去一个有名的加州的药物使用治疗中心。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肯尼迪先生已经戒酒10年了。

参考文献：
王丽萍. (2006). 家庭治疗的流派和发展脉络探究. (Doctoral dissertation, 鲁东大学).
迈克 P. 尼克尔斯, 肖恩 D. 戴维斯. 家庭治疗[M]. 11.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 2018.

编辑|杨烁

作者介绍
郑庆广

古语有云：“打江山易，守江山难。”在亲密关系方面，同样适用。一段亲密关系从埋下种子到生根发芽，懵懂暧昧期的每一分每一秒都令人小鹿乱撞；从枝繁叶茂到开花结果，蜜月热恋期的情侣们也都曾立下海誓山盟。然而，当这股激情退去之后，又有多少朵感情之花霎时失去了赖以生存的水分，转眼间就枯萎凋零。

到底怎样才能让亲密关系源远流长？其实，不止是你，心理学家们也想知道问题的答案。列夫·托尔斯泰说过，“幸福的家庭都是相同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为了探求一段好的亲密关系到底有没有共性特点，怎样才能有效提升一段亲密关系的质量，快来看看我们的心理学家们为此都做了什么。

Part 01
研究做了什么？

当我们在生活中遇到一个问题不知道该怎么解决的时候，我们总会想到可以参考一下身边的同学、朋友或者七大姑八大姨是怎么做的——面对着怎样才能提高亲密关系质量这个学术问题，研究者们的思路也是相似的：来自不同国家、不同大学的86名研究者拿出了他们所拥有的总共43个研究的数据库。

这些数据库中总共包含了来自多达11196对情侣或者夫妻的测验数据，合计共有2413种通过测验得到的变量(在这里可以简单理解为变量是指与我们的研究主题有关的影响因素)。

在这两千多种变量中，研究者首先按照同领域内其他研究的惯例，从中提取出两个变量作为衡量亲密关系质量这一概念的指标，它们分别是关系满意度(relationship satisfaction)和承诺(commitment)。

对于其余的所有变量，研究者把它们分成了两种类型：一种是用来描述一个人本身的各种心理特质的变量，我们称之为个体差异变量(individual difference variables)，例如一个人的焦虑水平、抑郁水平、共情能力，等等；而另一种则是用来描述一段关系所具有的特征的变量，我们称之为关系特征变量(relationship-specific variables)，例如两人之间的冲突程度、沟通方式、性满意度，等等。

接下来研究的核心就在于如何建立预测模型，从统计的角度检验上述的个体差异变量以及关系特征变量(我们称之为预测变量),对于被视作亲密关系质量的指标的关系满意度以及承诺两个变量(我们称之为因变量)的预测效果——也就是说：我们现在要做一个模型，这个模型可以让我们知道个体差异变量和关系特征变量对亲密关系质量(以关系满意度和承诺作为衡量指标)的影响是啥样的。

考虑到篇幅有限，我们在此只介绍一下研究者所做的最主要的预测分析。

结合上文提到过的预测变量可以分成个体差异变量和关系特征变量两类，而数据库中的所有变量都是针对情侣或夫妻双方进行测验得到的结果，也就是说，每个变量都有自我报告(actor-report)和伴侣报告(partner-report)两个版本(比方说，小A和小B一对夫妻一起填写了焦虑水平问卷，那么对于小A来说，自己填写的问卷结果就是自我报告版本的焦虑变量，小B填写的问卷结果就是伴侣报告版本的焦虑变量)。

那么，预测变量实际上可以划分为四类：

a) 自我报告的个体差异变量；
b) 伴侣报告的个体差异变量；
c) 自我报告的关系特征变量；
d) 伴侣报告的关系特征变量。

基于这四类，研究者又进一步组合，得到了额外的三种变量的集合：

e) 全部个体差异变量(a与b合并)；
f) 全部关系特征变量(c与d合并)；
g) 全部变量(e与f合并)。

于是，研究者以a~g这七种不同的变量组合分别作为预测变量，以关系满意度和承诺分别作为因变量，进行了预测模型的建构，以检验这七种不同的预测变量组合各自的预测效果。

Part 02
研究发现了什么？

分析发现，当以关系满意度为因变量时，使用不同组合预测变量的预测模型的解释率非常不同（解释率是指用于衡量一个模型中的预测变量能够多大程度上预测因变量的统计学指标，解释率越高，说明模型的预测效果越好）。

具体来说：

以自我报告的个体差异变量为预测变量时，解释率为19%；
以伴侣报告的个体差异变量为预测变量时，解释率为5%；
以全部个体差异变量为预测变量时，解释率为21%；
以自我报告的关系特征变量为预测变量时，解释率为45%；
以伴侣报告的关系特征变量为预测变量时，解释率为15%；
以全部关系特征变量为预测变量时，解释率为46%；
以全部变量为预测变量时，解释率为44%。

从整体上观察解释率的变化，我们可以发现以自我报告的变量为预测变量的解释率要远高于以相应的伴侣报告的变量为预测变量的解释率，其差距甚至高达3-4倍。此外，以关系特征变量为预测变量的解释率也明显高于以个体差异变量为预测变量的解释率。

这些发现可能也比较符合我们对亲密关系的普遍认知：自身的特质和心理感受更能影响自己所体验到的亲密关系质量，以及一段关系中涉及到互动双方的特征比仅涉及到一方的个体特质对于亲密关系质量更加重要。

结果中值得注意的一点在于，以自我报告的关系特征变量为预测变量的解释率达到了45%，且如果再在预测模型中加入伴侣报告的关系特征变量(也即构成了全部的关系特征变量)或再进一步加入个体差异变量(也即构成全部变量)，解释率都几乎没有发生变化。

这说明，自我报告的关系特征变量很可能蕴含了远多于其余几种类型的变量的信息，以至于即便将其余几种变量都加入自我报告的关系特征变量的预测模型之中，也不能提供更多的新信息以供预测。换句话说，自我所感受到的关系特征，对于亲密关系质量有十分重要的影响。

而当以承诺为因变量时，使用不同组合预测变量的预测模型的解释率也很有差异。不难发现，使用不同预测变量组合带来的解释率变化的大致情况与以关系满意度为因变量时十分类似，不过整体上各个解释率的数值均略有降低。

具体来说：

以自我报告的个体差异变量为预测变量时，解释率为16%；
以伴侣报告的个体差异变量为预测变量时，解释率为4%；
以全部个体差异变量为预测变量时，解释率为17%；
以自我报告的关系特征变量为预测变量时，解释率为35%；
以伴侣报告的关系特征变量为预测变量时，解释率为11%；
以全部关系特征变量为预测变量时，解释率为36%；
以全部变量为预测变量时，解释率为34%。

进一步地，研究者审视了在关系特征变量和个体差异变量这两类变量中，具体哪些变量在上述预测的过程中表现更好，并进行排序，分别筛选出了预测表现最佳的前五名关系特征变量和前五名个体差异变量。

前五名关系特征变量分别为：

1) 感知到的伴侣承诺(perceived partner commitment)
2）欣赏(appreciation)
3）性满意度(sexual satisfaction)
4) 感知到的伴侣满意度(perceived partner satisfaction)
5) 冲突(conflict)

前五名个体差异变量分别为：

1）对生活的满意度(satisfaction with life)
2）消极情绪(negative affect)
3）抑郁(depression)
4）依恋焦虑(attachment anxiety)
5）依恋回避(attachment avoidance)

Part 03
研究说明了什么？

什么因素决定了你和你的另一半之间的满意度和忠诚度？怎样才能有效提升你们之间的亲密关系质量？

研究的结果表明，消极情绪和抑郁的情绪体验以及不安全的依恋风格和依恋类型等等确实都有可能是一段亲密关系之中的风险因素——但是，如果你恰巧正在经历这些消极的因素，也不必太过于为此而感到悲观——如果能努力从例如欣赏、性满意度以及减少冲突等角度去努力建设和发展亲密关系，就能够有效地减轻这些风险因素的负面影响。

总而言之，个体自己对于所处亲密关系的特征的感知和认识，对亲密关系质量的高低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

——那么，读到这里的你，有没有信心去更好地经营你和ta的亲密关系呢？

参考文献

Joel, S., Eastwick, P. W., Allison, C. J., Arriaga, X. B., Baker, Z. G., Bar-Kalifa, E., ... & Wolf, S. (2020). Machine learning uncovers the most robust self-report predictors of relationship quality across 43 longitudinal couples studies.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117(32), 19061-19071.

策 划：刘祥宇
撰 稿：郑庆广
编 辑：李宇昕
美 编：杨婉婷

作者简介
李晚平
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部2019级研究生
喜欢研究韩剧和晋江文的心理咨询师
佛系宝妈

在上篇文章中，我们介绍了“什么是猫爸”，“什么样的爸爸更可能成为猫爸”；

让我们回到的第三个问题：

“猪队友”还有希望变成“猫爸”吗？

简单说来，要提高父亲参与教养的水平，妈妈的态度很重要（Beital & Parke, 1998）。

母亲对父亲教养价值的认可，会增加父亲对自身教养价值的感知和投入的预测程度（McBride & Rane, 1998）。

同时，对婚姻满意度高的父亲会更多的参与到孩子的教养中来（Belsky, 1984）。

我们在前面提到，传统文化对“猪队友”的炼成或有推波助澜的影响，让男人带娃不靠谱的形象深入人心。而在现实生活中，两种妈妈会抑制爸爸们参与子女教养的水平。

一种是“虎妈”。

上海的一项研究显示，母亲的教育程度和收入对于父亲参与的总水平没有显著相关，但母亲的高学历对父亲参与孩子的日常照顾和学业辅导方面是有负面影响的。

“虎妈”们会更多的自身承担辅导作业和家校沟通工作，也有能力寻求亲友或有偿帮助（补习班，保姆等），这让爸爸们难有用武之地（徐安琪，张亮，2009）。

（图片来源：电视剧《虎妈猫爸》剧照，赵薇饰演的妈妈是一个在子女教养上高标准严要求高投入的“虎妈”）

另一种是“守门人”（gate-keeping）妈妈。

作为最早研究母亲守门人行为的学者，Allen 和 Hawkins (1999)描述具有典型“守门人”倾向的母亲一般具有四个特征：

（1）对家务和照料孩子有非常高的标准;
（2）乐于控制家庭各种大小事务；
（3）总希望孩子保持外表体面，房间收拾得干干净净；
（4）总认为育儿家务是女性领地,看不上队友的育儿能力，限制甚至排除队友参与育儿。

国内研究显示，母亲如果持有传统的性别角色态度，将显著降低父职参与水平（徐安琪，张亮，2009）。所以，认为父亲带娃完全是“猪队友”，不如自己能者多劳的守门行为可能将爸爸们越推越远。

要推动“猪队友”成为“猫爸”，
妈妈们可以做什么呢？

这里有四点小建议：

1.鼓励：妈妈们要更多的鼓励爸爸参与到育儿中来，为他每一次的投入，每一点的进步打call。要像相信你家娃一样相信娃他爸也有“猫爸”的潜质。

2.一致：妈妈们要更多的与爸爸们沟通，在子女教养的理念、方式和态度上取得一致。唱“红白脸”的基础是一致的态度，当面一个鸡血一个佛系只会让娃无所适从。

3.放手：妈妈从孩子的教养中退出一些，给爸爸留一些空间跟孩子单独相处，接送、陪玩、检查作业、一起做家务都行。哪怕他刚开始做得没那么好，也要保持微笑。毕竟，前面的研究都告诉我们了：妈妈越努力，爸爸越放弃。

4.交流：从应对老师家访到提高娃的作文水平，均可邀请队友参与头脑风暴。每个同仇敌忾画SWOT图找辅导书报培训班的场景，都是父母们增进革命友谊的战场。争取把带娃变成全家共同的KPI！

毕竟，没有天生的“猫爸”，

只有被认定不能改变的“猪队友”。

参考文献

Allen, S. M., & Hawkins, A. J. (1999). Maternal gatekeeping: Mothers' beliefs and behaviors that inhibit greater father involvement in family work.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the Family, 199-212.

Beitel, A. H., & Parke, R. D. (1998). Paternal involvement in infancy: The role of maternal and paternal attitudes. Journal of Family Psychology, 12(2), 268.

Belsky, J. (1984). The determinants of parenting: A process model. Child development, 55(1), 83-96.

McBride, B. A., & Rane, T. R. (1998). Parenting alliance as a predictor of father involvement: An exploratory study. Family Relations, 47, 229-236.

徐安琪, 张亮. (2009). 父亲育儿投入的影响因素: 本土经验资料的解释. 中国青年研究, 2009(4), 57-63.

作者简介
李晚平
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部2019级研究生
喜欢研究韩剧和晋江文的心理咨询师
佛系宝妈

又到年底考试季，一则微博热搜#辅导作业怕生气把手绑了#又扎了不少中年老母亲的心。

照片中一位陪娃写作业的爸爸因为孩子反复做错题，害怕自己控制不住情绪揍娃而将自己双手反绑起来。

(图片来源：百度图片)

在妈妈们看来，此爸虽有点暴躁，也算个好爸了。毕竟，百度图片搜索“陪孩子写作业”基本上蹦出来的都是妈妈们的抓狂画风。

这时爸爸们去哪儿了呢？虽然偶有父慈子孝其乐融融的画面，但这届中年老母亲更熟悉的是对“丧偶式育儿”、“云配偶”和“猪队友”的吐槽：

平日里，或不见人影，或沉迷手机；酱油瓶倒了都不扶，开家长会不知道孩子在几班；在妈妈们忙到爆炸或被娃气到抓狂时，轻描淡写“不要勉强啊“，“差不多就行了“，或者佛系打气“只要TA健康，考啥成绩都可以”；偶尔下基层辅导娃一次作业，第二天班级微信群必会被因为少点啥或错太多被老师点名@…

等一等，

这届爸爸们真的那么不靠谱吗？

什么样的爸爸更可能成为“猫爸”？

退一万步，万一真的遇上“猪队友”，他有希望变成“猫爸”吗？

在回答以上问题之前，什么是猫爸？

【猫爸】出自2015年佟大为赵薇主演的电视剧《虎妈猫爸》，是指针对自己子女采用个性化教育，因材施教的父亲的统称。他们宽容、善于和子女沟通。他们采用中西结合的教育方式引导子女选择自己想要的生活。——摘自《百度百科》

代表人物是大家都比较熟悉的《小欢喜》和《小别离》中的黄磊饰演的爸爸，爱老婆爱娃，对孩子教养参与度高。

在研究父爱的文章中，大量的证据显示，猫爸们，即在父亲参与教养（father involvement）水平上卷入深，投入多的爸爸们，对子女的认知、社会功能和情绪的发展上都颇有助益（Lamb, 2010; Sarkadi, et al., 2008）。

按照Lamb的父亲参与教养的三因素理论，一枚典型的好“猫爸”应该具有三方面的特征：

1)与娃互动：陪娃玩耍，辅导作业；

2)触手可及: 随时留心并照顾娃的需要；

3)有责任感：关心承担孩子事情的责任。

Dollahite（1997）认为父亲如果是一份职业，得涵盖7份工作：教导娃的伦理道德、娱乐大使、服务员、发展顾问、精神支柱、亲人和指导。学者Hawkins（2002）也提出了父亲参与子女教养应涵盖认知、情感、行为、道德等9个维度。

01
第一个问题：
爸爸们都那么不靠谱吗？

首先，我们要知道社会和妈妈们对父亲参与教养的期待和要求是随时代变迁水涨船高的。

Atkinson和Blackwelder’s (1993) 曾对1900-1989的美国流行杂志上关于理想父亲的定义做过研究，发现过去的一个世纪里，理想父亲从养家糊口的供养者（bread winner & provider）变成了参与育儿的养育者（nurturer）。

其他研究者也发现，父母参与儿童教养行为的数量上差不多，但方式有所不同，爸爸们更多承担了教育、玩耍和口头关爱的任务；现代父亲醒目标志是爱和参与（Quinn, 2006; Griswold, 1993）。

吊诡的是，虽然一个现代“猫爸“要在育儿上承担更多责任，媒体对于父亲参与教养的能力却存在贬低的趋向。

一系列针对漫画、电影和情景喜剧中父亲育儿的表现的内容分析显示，父亲被塑造成一个无能的照料者似乎是一个永恒不变的主题(Hamer, 2001; LaRossa, Jaret, Gadgil, & Wynn, 2000; LaRossa, Gordon, Wilson, Bairan, & Jaret, 1991; Unger, 2010)。

哎哟，这么看来“猪队友”、“云配偶”是被流行文化塑造出来的一个话题呢，精确地击中了妈妈们对爸爸参与教养不满意的软肋。某种程度上，做个理想“猫爸”，挣面包带娃两手抓，确实不容易啊。

02
第二个问题：
什么样的爸爸更可能成为“猫爸”？

综合国内外文献关于父亲参与教养的影响因素，我们几乎可以勾勒出一个典型中国“猫爸”的画像：

生活在城市，受过高等教育(大专以上)

职业为中低级白领或专业技术人员

首次做父亲年龄为30岁左右

家庭关系和睦

妻子对其育儿行为持赞许和鼓励态度

孩子已上小学，家中孩子不多(1-2个)

掌握育儿知识并愿意不断学习

在父亲自身因素上，所在地区与挣钱能力是父亲参与教养的重要影响因素。

在上海进行的两项调查显示：市区爸爸比郊县爸爸在育儿参与和关怀陪伴表现更好；而在妈妈们最看重的爸爸的挣面包能力上，低收入的上海父亲（月入<5000元人民币）在陪伴孩子和对妻子间接支持这两个维度上表现更好（徐安琪，张亮，2009；郁琴芳，2016）。

在孩子因素上，孩子的年龄和手足数目会影响父亲参与教养的投入程度。

小学一年级父亲的管教约束就显著高于幼儿园中大班（许岩，纪林芹，张文新，2006），孩子越多，父亲对其参与教养的时间和精力就越被稀释。

国内的几项调查显示子女性别与父亲教养投入没有显著差异（许岩，纪林芹，张文新，2006）。

在社会因素上，传统文化（如“男主外女主内”）的影响，现实生存和竞争压力，亲友和周边环境对男性参与育儿的态度都会影响爸爸们参与教养的水平。毕竟，爸爸的奥迪，妈妈的迪奥， 还有娃的奥数班都不是吃素的啊。

在家庭因素上……

“猪队友”还有希望变成“猫爸”吗？

详情见【下篇】
一千字告诉你怎么收获一只“猫爸”！

参考文献

Brown, G. L., Mangelsdorf, S. C., Shigeto, A., & Wong, M. S. (2018). Associations between father involvement and father–child attachment security: Variations based on timing and type of involvement. Journal of Family Psychology, 32(8), 1015.

Milkie, M. A., & Denny, K. E. (2014). Changes in the cultural model of father involvement: Descriptions of benefits to fathers, children, and mothers in Parents’Magazine, 1926-2006. Journal of Family Issues, 35(2), 223-253.

Fagan, J., & Barnett, M. (2003).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aternal gatekeeping, paternal competence, mothers' attitudes about the father role, and father involvement. Journal of family issues, 24(8), 1020-1043.

Hawkins, A. J., Bradford, K. P., Palkovitz, R., Christiansen, S. L., Day, R. D., & Call, V. R. (2002). The inventory of father involvement: A pilot study of a new measure of father involvement. The journal of men’s studies, 10(2), 183-196.

许岩, 纪林芹, 张文新. (2006). 城市父亲参与儿童教养的特点及其与性别角色的关系. 心理发展与教育, 22(3), 35-40.

徐安琪, 张亮. (2009). 父亲育儿投入的影响因素: 本土经验资料的解释. 中国青年研究, 2009(4), 57-63.

郁琴芳. (2016). 小学生父亲参与家庭教育的现状调查. 上海教育科研, (1), 53-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