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研成果
Coco有话说

日常生活中，人和人之间的连接随时都在发生。这些人际连接有时令人愉悦、充满活力，有时又令人苦恼、垂头丧气。那么，如何更好地理解人际关系、情绪、社会行为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呢？

为了更好的理解人际连接对个人情绪的影响，先让我们通过两个小情景来模拟一下日常生活中可能出现的现象吧~

情景一

上课前，你早早地出了门，在教室里占到了一个绝佳的位置。然而，之后进入教室的同学和朋友们纷纷与你保持距离，并在离你特别远的位置落座。这让你有些困惑，但并没有放在心上。渐渐地，教室里的空座位越来越少，只剩你的两侧还空着。此时，最后两位同学走进教室，你看到他们皱了皱眉、面露不悦，即便和别的同学挤在一起也不愿坐在你旁边。

此刻，你的情绪是怎样的？

情景二

今天天气很好，你像往常一样出门上班。在熟悉的早餐店，你要了一杯豆浆和两个肉包。你看到隔壁桌正好有自己的两位同事，你热情地跟他们打招呼，却发现他们看了你一眼，没有回应，继续低下头窃窃私语。你感到很奇怪，但不知道为什么。来到公司后，你开始自己的工作。同事给每个人都点了奶茶，唯独没有你的，你询问原因，有一位同事明确地告诉你，他们并不想帮你点奶茶。

此刻，你又产生了怎样的情绪？

在上述两种情境下，我们产生的负面情绪可能与感受到的社会排斥有关。社会排斥(social exclusion)是指个人或群体被排除在充分的社会参与之外，或某些个人、家庭、社群缺乏机会参与一些社会普遍认同的社会活动 ，而被边缘化或隔离的过程。研究认为，社会排斥会引发个体的消极情绪，降低个体对自身的评价。

具体地讲，社会排斥包括社会忽视(social ostracism)和社会拒绝(social rejection)两种表现形式，两者的主要区别在于是否带有“明确的反感表现”。个体受到的排斥有时伴随着来自对方明确的反感表现，这种形式的社会排斥被称为社会拒绝；有时候则没有伴随明确的反感表现，这种形式的社会排斥被称为社会忽视。我们可以通过以下两个简单的例子来区分社会忽视与社会拒绝。

案例一：小明加入了一个羽毛球社团，在一次社团活动中，其他社团成员总是在一起说话和打球，没有人邀请他一起参与，小明自己一个人待在一边，显得格格不入。

案例二：小明参与了社团活动后的聚餐，饭桌上大家有说有笑，小明尝试着向其他社团成员发出对话邀请，却都被拒绝了。对方告诉他，大家不太愿意跟小明交往。

在案例一中，小明虽然被排斥在群体之外，但没有感受到对方表现出明确的反感，只是被“忽视”了，案例中的社会排斥即表现为社会忽视。而在案例二中，小明明确地接收到了对方表示反感的信息，受到了直接“拒绝”，案例中的社会排斥即表现为社会拒绝。

除了给个体带来负面情绪，社会排斥还会影响个体的行为，其中便包括了个体的亲社会行为。亲社会行为是人们在社会交往中表现出的友好积极的、有利于他人的行为，如对他人的帮助和支持。在过去研究中，对于社会排斥与亲社会行为的关系，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受到社会排斥将减少个体的亲社会行为，当个体感觉到自己被排斥时，内心与他人产生积极友好的社会连接的基本需求被打破，帮助他人的意愿降低。与之相反，第二种观点认为受到社会排斥将增加个体的亲社会行为，当个体感觉到排斥后，与他人产生联结的归属感需求未得到满足，进而试图通过亲社会行为重新融入群体，帮助他人的意愿提高。

那么，上述两种观点是否相互矛盾呢？事实上，先前研究并没有对社会排斥的两种表现形式——社会忽视和社会拒绝展开分类讨论，因而造成了两种观点在表面上的对立。

我们认为，遭受社会拒绝与遭受社会忽视的个体在亲社会行为表现上存在差异，且归属感需求对社会排斥与助人意愿之间的关系具有调节作用（图1）

图1 社会排斥与助人意愿的调节模型

通过情境问卷，我们运用社会排斥的回忆范式，对172名城市人口进行了初步测查。结果发现，在亲社会意愿上，受到社会忽视的被调查者与控制组之间没有显著差异；相比之下，遭受社会拒绝的被调查者表现出了更低的助人意愿。

我们推测，受到社会拒绝者认为他人注意到了自己且不予以接纳，于是对群体及群体中他人的信任受到了破坏，且被拒绝者的自尊可能受到伤害 ，最终相应地做出排斥行为或减少亲社会行为。

进一步研究中，我们在实验室环境下，对66名大学生的归属感需求及受到排斥后的助人行为意愿进行了测量。表1、表2的结果证明，归属感需求对社会拒绝与助人意愿之间的调节作用显著，且社会拒绝对于低归属感需求者的亲社会意愿影响更大。低归属感需求水平的个体遭受的被拒绝程度越高，就表现出越低的助人意愿；而高归属需求水平的个体在遭受社会拒绝后，助人意愿不会出现显著变化。也就是说，不在意自己是否合群的人，越被他人排斥就越不愿意帮助别人；而时常关注自己是否合群的人，即使被他人排斥也依然愿意伸出援手。

我们认为，归属需求较高的个体与他人建立联系的需求较高，受到社会拒绝时更可能通过行为来修复或弥补与他人的关系，这种特质促使他们通过亲社会行为来维护关系，缓解了社会拒绝对亲社会意愿的降低作用；而归属需求较低的个体与他人建立联系的需求较低，受到社会拒绝时不太可能因为被排斥而从事弥补行为，因而自然地降低了亲社会意愿。

原文链接：

李沛沛, 黄程, & 寇彧. (2017). 社会排斥与个体助人意愿:归属感需求的调节作用.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25(004), 597-602.

推文作者：李沛沛、李想
插图：彭重昊
编辑：彭重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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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选读
Coco有话说

每个人都有秘密，我们向他人吐露过秘密，也倾听过他人的秘密。每个秘密总是伴随着这样一句话：“你可千万不要告诉别人”。然而，人们一定会遵守约定保守他人的秘密吗？本篇研究将为你解读保守秘密的反面，即人们为何揭露他人的秘密。

人们重视保护自己的秘密如同重视维护自己的声誉，因为秘密一旦被公之于众便会招来非议。保守他人的秘密也是如此，而且保守他人的秘密还与忠诚（loyalty）相连，而忠诚是道德基础之一。但是，为他人保守秘密，有时也让人感到负担。那么，什么情况下人们会选择摆脱负担、揭露他人的秘密呢？

以往研究发现，当目睹他人从事违背自己道德观念的行为时，人们会产生相应的情感反应，如道德义愤（moral outrage），并且会想要通过惩罚违背者来维护和恢复自己所坚持的道德准则。道德义愤是由愤怒和厌恶构成的复合情绪，感到义愤与想要惩罚他人违背道德准则的行为有关。由于人们通常按照他们认为的违规行为所造成的伤害程度，给予违背者“应得的惩罚”，所以，伤害程度越深，道德义愤就越强烈，人们惩罚违背者的意愿也越强烈。因此，人们有可能将揭露引发其道德义愤的不道德秘密作为惩罚的手段。

综上，研究者假设，当他人的秘密违背人们的道德观念时，人们会产生道德义愤，从而将揭露他人的秘密。

研究者通过八个研究验证了上述假设。

研究1旨在检验人们是否更可能揭露不道德的秘密而不是道德中立的秘密。参与者被随机分配到不道德秘密条件和道德中立秘密条件。结果发现，相比道德中立的秘密（M = 1.73, SD = .93），参与者更可能揭露不道德的秘密（M = 2.41, SD = 1.33），t(139) = 3.50，p = .001。

随后，研究者探查其中的原因，即检验中介机制。

研究2中参与者首先阅读一篇真实的新闻报道：黑客泄露提供出轨服务的网站的用户信息（2a），黑客泄露英国最大的堕胎服务机构的患者记录（2b），然后对出轨和堕胎行为进行道德判断，并报告自己的道德义愤，并表达揭露网站用户/机构患者秘密的态度。结果发现，参与者认为出轨/堕胎行为的不道德程度与揭露网站用户/机构患者秘密显著相关。中介效应分析（图1）发现道德义愤在其中起到中介作用。参与者越是认为出轨/堕胎行为不道德，产生的道德义愤就越强烈，进而越同意揭露网站用户/机构患者的秘密。

图1 研究2中介效应检验结果

研究3中，研究者操纵道德框架作为调节变量。

参与者先阅读20条人们常遇到的被要求保守的秘密（如偷窃、出轨、堕胎、自残等）。在有道德框架条件下，参与者需对这20条秘密涉及的行为进行道德判断并报告引起的道德义愤，再评定对揭露秘密的态度；在无道德框架条件下，参与者先评定对揭露秘密的态度，再报告道德判断和道德义愤。结果发现，参与者判断秘密的不道德程度与对揭露秘密的态度显著相关。有调节的中介效应分析发现（图2），相比于无道德框架的参与者，有道德框架条件下，道德判断通过道德义愤预测揭露秘密的中介效应更强。

图2 研究3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检验结果

研究4中，由于人们通常认为有意的不道德行为比无意的不道德行为更加不道德，研究者通过行为意图操纵了秘密的道德程度，进而考察人们对揭露秘密的态度。

参与者先阅读基于20条人们通常保守的秘密编写的片段（例如，在有意条件下，一个女人故意偷走了一件珠宝；在无意条件下，一个很小的孩子把一件珠宝放进了女人的夹克口袋，然后被不小心偷走了）。参与者对每个片段涉及的行为进行道德判断，并报告道德义愤和对揭露秘密的态度。结果与研究2和研究3的相似，研究者也通过实验操纵再次验证了中介过程（图3）。

图3 研究4中介效应检验结果

研究5试图进一步厘清惩罚动机与揭露秘密的关系。

研究者通过秘密涉及的行为是否受到惩罚操纵了惩罚动机，从而比较人们是否更想揭露那些未曾受到惩罚的行为，而不是已经受到惩罚的行为。参与者阅读基于5条人们通常保守的秘密编写的片段（例如你的朋友告诉你，她从商店偷了一件昂贵的珠宝。在未受惩罚条件下，商店不得不让她离开，因为商店没有权力搜身；在受到惩罚条件下，她还回了珠宝并支付了一大笔罚款，但没有其他人知道这件事）。要求参与者报告自己是否会揭露秘密和自己的道德义愤，以及八卦这个秘密是否有价值和有趣（作为替代中介）。结果发现，相比于已经受到惩罚的行为，参与者更可能揭露那些未受到惩罚的行为。中介效应分析发现（图4），在控制了八卦这些秘密的价值和有趣程度后，道德义愤在惩罚动机与揭露秘密中起到中介作用。当秘密涉及的不道德行为已受惩罚时，参与者所感受到的道德愤怒会减少，因此降低了揭露秘密的可能，而秘密是否受到惩罚并不影响参与者报告的八卦这些秘密的价值和有趣程度。

图4 研究5中介效应检验结果

通过上述系列研究，尽管已经明确了人们对秘密的道德判断，通过道德义愤影响揭露秘密这一过程，但该过程是否为秘密信息所独有？

研究6通过操纵信息是否为秘密，来检验上述中介过程的适用条件。参与者阅读基于7条人们通常保守的秘密编写的片段（例如你的朋友告诉你，她从商店偷了一件昂贵的珠宝并被抓住了。在秘密条件下，朋友很高兴能侥幸逃脱，并说她不想让其他人知道这件事；在非秘密条件下，朋友很高兴能逃脱惩罚，并说她完全不介意其他人发现这件事）。与研究5一样，要求参与者报告是否会揭露信息和自己的道德义愤，以及八卦这些信息的价值和有趣程度。结果发现，参与者感到道德义愤的程度与揭露信息显著正相关。有调节的中介效应分析发现（图5），在秘密条件下，参与者越是义愤，越认为揭露秘密可作为惩罚手段，进而越可能揭露秘密；而在非秘密条件下，八卦信息的价值和有趣程度中介了道德义愤对揭露信息的影响。可见，对于秘密和非秘密信息，人们决定揭露它们的动机是不一样的。只有当不道德信息是秘密时，人们才会出于惩罚动机去揭露。

图5 研究6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检验结果

但是上述研究结果能否推广到日常生活情境中？

研究7和研究8要求参与者报告过去的揭密行为再次检验了上述中介机制。结果同样发现（图6、图7），人们判断秘密涉及的行为越不道德，道德义愤越强烈，越认为揭露或八卦秘密可作为惩罚，进而更可能揭露秘密。

图6 研究7中介效应检验结果

图7 研究8中介效应检验结果

通过上述八个研究，研究者发现，尽管有不少条件限制，但感知到他人秘密的不道德程度可以预测人们是否揭露秘密，道德义愤中介着这个过程。可见，道德是左右人们行为的标尺，在秘密揭露方面也是如此。当他人的秘密违背了人们的道德判断时，人们产生的道德义愤会促使其通过揭露秘密来实施惩罚。这是人们正义良心使然，是难能可贵的“珍宝”！

现实社会生活中时常显现不道德行为和为不道德行为的辩护，可能正是这些辩护和各种不道德行为的理由，为不道德行为者推脱了责任、找到了借口，进而维护了其“道德的自我形象”。由此，我们是否应该更加重视良好社会秩序或环境的建立与维护？更加重视个人的道德修养？避免不道德行为的任何借口。

参考文献：

Salerno, J. M., & Slepian, M. L. (2022). Morality, punishment, and revealing other people’s secret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doi:10.1037/pspa0000284

推文作者：丁越
插图：甄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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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书推荐
Coco有话说

在漫长的生命之河中，每个人都难免遭遇挫折、困难与失败，诸如考试成绩不理想、恋爱不满意、工作不顺利等等。如果是你的挚友、亲人遇到这些困难，我们通常会设身处地安慰、开导和帮助他们，但当我们遇到这些困难，脑海里却常常浮现消极、批评，甚至苛责的念头：“我怎么能犯如此低级的错误”“我这样的人不配获得真爱”“为什么其他人都这么优秀，而我却总是拖后腿”……

我们那颗友善的心往往能轻易地给与他人关爱和安抚，却容易苛责自己；我们对朋友充满善意与期待，却不擅长给自己宽慰、理解与支持。我们如何走出苛责的怪圈？自我关怀也许可以给出答案。

杨莹的学术专著《自我关怀：走出苛责的怪圈》于近期出版。该书围绕自我关怀的核心理论与近期实证研究成果，揭示了自我关怀对个体心理健康、社会功能的积极作用，探究了青少年自我关怀的培养路径，引导人们形成理解、接纳、关爱自己的内部语言，从而提升幸福感与生活满意度。

内容简介

自我关怀不需要我们否认自己的痛苦，也不用责怪他人或环境。这种友善对待自我的态度，能使个体在情绪上能用理解和友善而非苛责的方式回应自己的不足；在认知上意识到不完美是人类的共同特征，并非只有自己独自承受困难；在注意分配上采用平衡客观的观点看待当下痛苦，而不是沉浸在负面情绪中。自我关怀能有效地帮助人们应对生活中的消极事件和压力情境，对积极情绪和心理健康有着强大的提升作用。

▨ 本书第一章介绍了自我关怀的相关理论、核心内涵与测量方式。

▨ 第二章阐述了自我关怀对个体心理健康的作用，展现它如何帮助人们缓解消极情绪、促进幸福体验，如何帮助人们建立良好的生活习惯。

▨ 第三章论述了自我关怀的社会功能，即爱自己的人也爱他人、爱社会吗？

▨ 第四章聚焦于学业领域，揭示了自我关怀与学业压力、学业动机和学业成就的关系。

▨ 第五章讨论了自我关怀与我们哪些神经活动或生理表现相关。

▨ 第六章探讨了家长和教师能通过哪些方式培养孩子善待自我的积极品质。

▨ 第七章通过案例与实证研究，介绍了自我关怀的提升方式。

作者简介

杨莹

现为华东师范大学心理与认知科学学院晨晖学者/讲师，原为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部亲社会实验室博士研究生。

研究领域集中于个体情绪与社会性发展，关注青少年心理问题与幸福感的影响因素、亲社会行为与社会能力的培养，希望研究能助力儿童青少年健康成长。

推文作者：杨莹
插图：刘彦伯
编辑：代馨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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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选读
Coco有话说

如今，很多产品的发展变化都非常快速且丰富，例如，有的手机配色已从最初的经典黑白两色发展出了20余种。那么，手机设计师为何要不断增加手机配色呢？有研究认为，这一设计趋势是在呼应全球消费者对经济下行的反应。

社会经济地位（Social Economic Status，SES）指个体在社会结构中经济与社会上的相对位置，它是社会行为的关键起因，影响着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健康 、冲动性、主观幸福感、社会关系和政治参与等。感知经济流动性（perceived economic mobility）指个体对于一个社会能使其成员获得与自身行动相匹配的经济地位的信念。

过去在消费者行为研究中，研究者大多将SES作为环境变量，而未探讨SES作为自变量如何与其他因素相互作用影响消费行为。今天，我们介绍的这项研究探讨了SES如何与感知经济流动性一起影响消费者对商品多样性的寻求行为。

已有研究表明，低SES个体感知到较低的经济流动性时，就会感到自己被困在（be stuck）一种令人厌恶的状态，这种消极感受会降低他的控制感。而他感知到较高的经济流动性时控制感会升高。就是说，一个对现状不满意的人如果认为自己可以改变现状时，就会体验到更高的控制感。对于高SES个体，感知经济流动性则不影响其控制感。因为即使他认为缺乏向上流动性，但自己已经能控制金融资源了。

基于上述分析，作者提出假设1：感知经济流动性和SES一同影响个体的控制感。

当个体缺乏控制感会时，会产生自我威胁（self-threat），为了重获控制感，个体会通过补偿性行为来减弱威胁。而对商品多样性的追求，可以帮助个体达到这一目的。因为多样性寻求可促使个体将自己看作是独立于他人的，是有个性和能动性的，所以，能够做出多样性寻求的选择是影响控制感的重要元素。或者说，当个体的控制感被剥夺时，他可能寻求多样性，以这种补偿行为来增强控制感。

因此，研究者提出假设2：为了获得控制感，个体会寻求多样化。

综上，研究的总假设是，低SES消费者体验到较低的经济流动性时，其控制感降低，进而会寻求消费行为多样化，以补偿、恢复控制感（图1）。

图1 总假设示意图

研究1 旨在检验SES与感知经济流动性对多样性寻求的交互作用。将MTurk平台上招募的311名成人被试（42.2%女性，M=33.3岁，SD=9.97）分配至高低两个SES条件下。首先，低/高SES条件的被试要写下如何结交来自高/低SES的人，并描述这些人与自己的不同点；随后，分别用量表测量被试的感知经济流动性与个人控制感；最后要求被试想象自己正在购买袜子，需要从9双袜子里任选5双，选择的袜子种类数即衡量多样性寻求的指标。

结果发现，与其他被试相比，只有感知到低经济流动性的低SES被试的控制感更低，而且表现出了更高的多样性寻求倾向（如图2所示）。

图2 低SES个体感知低经济流动性时表现出更高的多向性寻求

研究2操纵感知经济流动性，通过要求高/低感知经济流动性组的被试列出三个支持/反对“每个人都有平等的机会来向上攀爬经济阶梯”这句话的理由，再次探究了SES与感知经济流动性的作用。同时，研究者认为心理逆反可能发挥着与控制感相似的功能，因此研究者通过测量被试的特质逆反来检验心理逆反的作用。结果再次验证了研究1的结果，并排除了心理逆反这一可能性。

研究3操纵并探究了个人控制感的中介作用，同时考察了购物心境对商品多样性寻求的可能影响。通过将190名美国大学生被试（42%女性，M=21.34岁，SD=3.45）随机分配到高感知经济流动、低感知经济流动和低感知经济流动高控制感（control boost）三种条件下，考察了被试对巧克力种类多样性的寻求。其中，高/低感知经济流动性的操纵与研究2相似，但低感知经济流动高控制组的被试除了列出三个反对理由外，还需要回忆并描述完全掌控环境的时刻来诱发其控制感。在操纵SES与感知经济流动性后，通过量表测量被试的心境，并要求被试做出购买选择。结果发现控制感在其中起完全中介作用，并排除了心境的干扰。

图3 研究3结果

研究3因为操纵了低感知经济流动性与控制感的交互，证实了控制感的完全中介作用，当控制感通过其他方式得到恢复后，经济困顿的消费者不再寻求多样性。

接着，研究者在研究4中将多样性寻求的测量材料换为爆米花，并采用2(高vs.低感知经济流动性) × 2(高vs.低SES) × 2(高vs.低感知控制) 三因素被试间设计展开研究，以188名大学生为被试。采用9点量表测查被试的多样性寻求，让其报告对A、B两种选项的偏好，研究者利用选项混杂度（assortment）（图4）操纵被试的控制感。发现当提供的选项不能增强被试控制感时（高混杂度），即便选项是多样的（符合现实利益），经济困顿的消费者也不会选它。再次验证了前述结果，同时反驳了现实效益的解释。

图4 感知控制的操纵方法

为了进一步扩大生态效度，在现实条件中验证先前研究的结论，研究5在超市这一可以自由选择的情境中进行，通过操纵被试的SES，测量了被试的感知经济流动性后，在不限制被试选取数量的情况下，考察了被试选取不同蛋糕的种类数，最后重复验证了上述研究的结果，即低SES的个体在感知到较低经济流动性时，会产生较高的多样性寻求。

通过上述系列实验，研究者证明了SES与感知经济流动影响消费者的多样化寻求行为。研究结果揭示了社会经济形势对个体消费行为的影响及其机制，也为当前形势下的产品设计提供了指导。疫情爆发以来，全球产业受到不小冲击，多国经济增速放缓甚至陷入衰退，人们的消费行为可能呈现出较大的变化。这项研究结果或许能提供一点启示。

参考文献：

Yoon, S., & Kim, H. C. (2017). Feeling Economically Stuck: The Effect of Perceived Economic Mobility and Socioeconomic Status on Variety Seeking. Journal of Consumer Research, 44(5), 1141–1156. https://doi.org/10.1093/jcr/ucx091

推文作者：刘彦伯
插图：刘彦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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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选读
Coco有话说

帮助他人一定能得到受助者的积极评价吗？特别是有时候为另一个群体的成员提供帮助时，为什么得到的却是“费力不讨好”的结果？本篇推文提示我们，为他人提供帮助，应该从受助者的角度出发，考虑一下什么样的帮助能提升受助者的积极体验？尤其是群体之间，什么样的帮助才能使受助群体减少对外群体的消极的群际评价？

以往研究指出，人们在接受外群体的帮助时，可能产生积极或消极的受助反应，群际帮助的类型是重要的影响因素。研究者关注了两种类型的群际帮助：（1）自主定向的群际帮助，是给外群体受助者提供适当的工具和技能，帮助他们独立自主地解决问题。（2）依赖定向的群际帮助，是给外群体受助者直接提供问题的答案，从而使受助者对施助者产生长期的依赖。

图1：自主定向 （授人以渔）

图2：依赖定向 （授人以鱼）

以往研究发现，受助者更喜欢来自外群体的自主定向的帮助。在接受了自主定向的帮助后，受助者的情绪和态度都更积极；在接受了依赖定向的帮助后，受助者会产生消极反应，自尊和社会认同都受到威胁，效能感和控制感也会减少。

控制感是人们对自己的生活和环境拥有掌控权的感觉。控制感不仅帮助人们应对外界的威胁和压力，减少消极的感受，还能促进人们的积极情绪和幸福感，并增强对社会的积极认同。控制感是安全感和确定感的源泉，所以是人们健康生活的主要保障。

那么，是否能通过提升受助者的控制感，来降低他们在接受外群体的依赖定向的帮助后所产生的消极反应呢？研究者通过两个实验检验了这个问题。

实验1招募了69名以色列大学生参与者(48名女性, Mage = 23.7; SDage = 2.15)。研究者首先通过数点任务人为地将他们分为两个小组，之后操纵参与者的控制感水平，要求一半参与者按既定顺序完成三个任务（低控制感），而另一半参与者可以自行选择完成任务的顺序（高控制感）。接着操纵参与者接受外群体帮助的类型，依赖定向帮助组的参与者会收到另一组同伴发来的告诉解决字谜问题的答案，自主定向帮助组的参与者会收到另一组同伴发来的告诉解决字谜问题的线索。最后，研究者测量参与者对在互动中的施助者及其所属群体的评价，分数越高表明评价越积极。结果发现，相比于低控制感组，高控制感组的受助者对外群体施助者及其群体的评价更积极。

实验2招募了154名以色列大学生参与者(119名女性, Mage = 23.8; SDage = 1.61)。同实验1一样，研究者也是首先通过数点任务将他们分为两组，然后也是通过决定任务顺序操纵他们的控制感水平。接着，研究者操纵了互动对象的群体身份，即告知参与者，互动对象所属的组与参与者相同或不同；再操纵参与者是/否接受了依赖定向的帮助，即收到互动对象提供的解决字谜问题的答案/收到互动对象的问候信息。最后，要求参与者对互动对象及其所属的组进行评价。结果发现：

（1）相比于低控制感参与者，高控制感参与者对互动对象所在组的评价更积极；

（2）当互动对象来自与参与者同一组（内群体）时，控制感能促进参与者对内群体互动对象的积极评价

（3）当互动对象来自与参与者不同组（外群体）且提供了依赖定向帮助时，控制感能缓解参与者对外群体互动对象的消极评价。

上述两个实验的结果都显示，受助者的控制感能促进其对外群体施助者和外群体整体的积极评价。即使在实验室临时形成的两个不同群体之间，来自外群体的依赖定向的帮助也会使受助者对施助者及其所属群体进行消极评价，但是，如果受助者拥有提升自身控制感的机会，则能缓解上述消极影响。

这篇文章提示我们，当给予他人或其他群体帮助时，需要从受助者的角度思考，这种帮助是否限制了受助者的自主性发展？如果提供的是依赖定向的帮助，能否通过提升受助者的控制感来缓解其不良感受？只有这样才能通过跨越群体边界的帮助，促进受助者对外群体的积极评价，建立和维护和谐的群际关系。

参考文献：

Halabi, S., Dovidio, J. F., & Nadler, A. (2021). Responses to outgroup help: The role of type of help and sense of control. Journal of Applied Social Psychology, 51(10), 999-1012. https://doi.org/10.1111/jasp.12816

推文作者：高芯芸
插图：代馨竹
编辑：代馨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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