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弛感」这个词，源于一条点赞超过46万的微博。

博主@黑猫白袜子在机场看到一个家庭，他们在遇到一个紧急事件的情况下，从容又淡定，一家人什么行李也没带就坐飞机去旅游了。

故事详情请点击下图👇🏻

这条微博下面，有的人联想到自己不够松弛的家庭关系，有的人表示“实在太羡慕了”，一时之间，「松弛感」成了全网特别火的热门词。

当然，在这个热门词的背后，还有很多我们想要去探讨的部分：不松弛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为什么松弛感这样难得？家庭中的松弛感代表了什么？

来看今天的文章，也欢迎你在评论区和我们分享你的答案。

01 松弛感，或许是个奢侈品
@喜贝 | 渴望松弛感的老大

我感觉我是一个特别需要松弛感的人，因为从小到大我就没松弛过。

我在家里排行老大，没错，这个老大就是传说中被家庭委以重任的老大。因为老大这个头衔，我一直倍感压力，主要的压力来源有两个，这两个压力从小到大一直伴随着。

从读小学有自我意识开始，一方面是觉得自己花钱在学校上学、不能替父母承接家庭负担的内疚；另一方面是一心觉得要照顾好弟弟妹妹的长姐责任。

当然，作为老大，曾经享受过“独生子”的待遇，那时候的感觉是“家里有什么好像都是我的”，比如说，如果家里只有一个苹果，爸爸妈妈一定会留给我；后来有了弟弟妹妹，变成了“家里有什么都不是我的”。

这种巨大的落差感也一度令我活得小心翼翼，因为不知道自己做错了什么，否则爸妈为什么不爱自己了呢？或者我要如何努力去获取爸爸妈妈的爱呢？

感觉自己在家里的地位和弟弟妹妹无法相提并论，主要是体现在我们仨发生矛盾和冲突的时候，还记得每次不论是我和弟弟还是妹妹发生争执，也不论是到底为了什么而争执（因为发现爸妈从来不问原因），想要找爸妈评理，得到的永远都是一句“你是老大”。

只需要这简单的一句话，我就被永远定在错误的十字架上，爸妈说：老大就应该包容小的，老大就应该照顾小的，老大要懂事，老大就应该多干活……

我非常清楚对于老大来说，“松弛感是个奢侈品”，爸妈对我有很多的期待，渐渐地，我也内化了这些期待和责任，时间久了变成了我自身的一部分。

所以作为老大的责任、压力、焦虑一直伴随着我，即便现在我已经分得清楚哪些是我的责任、哪些不是我的责任，即便我已经认清和接受了自己“放松不下来是个事实”这件事。

02 松弛感，是家庭成员互动的结果
@刘祥宇 | 心理工作者

我能想象到，假如类似的事情发生在很多其他家庭里，可能就是另外一个剧本：

当妈妈发现证件过期，会首先感到无比自责：“为什么我偏偏就忘记检查他的证件了？”

当她怀着愧疚的心情，给飞机上的大部队打电话告知这样的情况时，飞机上的人会炸锅，焦虑会在整个家庭里迅速传递：“啊，怎么办，我的电脑还在行李里，没有电脑怎么工作”，“他两来不了那不是所有的行程都得重新定了”，电话里的妈妈毫无疑问接收到了这样的信息，她因此更加自责焦虑。

而在她旁边的孩子，百分百地感知到了妈妈的情绪，他会觉得是自己拖累了大家，如果这时妈妈难以承受焦虑，也许会转头跟孩子说：“我那天不是让你把你证件拿给我看嘛，你怎么就忘了呢，我有那么多事情要准备，就不能给我懂事一点”……

假如剧本这样发展，你会发现，整个家庭成员的焦虑情绪全部都聚焦到了这个孩子身上，最终这个孩子会变得无比紧张，他脑海中只剩下一个信念：“一切都是我的错”。

心理学家Bowen将这种现象称为“投射到小孩身上”，也就是后来我们常说的“三角化焦虑”。

Bowen的系统家庭理论认为，情绪不是以个人为单位，而是以家庭为单位的。他曾举过一个特别形象的例子，就像是在一个牛群中，一旦有一只牛受到了惊吓，整个牛群都会骚动起来。

家庭中任何影响个人的事，也会影响家庭系统中的其他人。这就是为什么一个家庭保有“松弛感”是一件非常难得的事。

这意味着这个家庭里大部分人能够保持比较高水平的分化程度，也就是在家庭里保持一个情绪的相对独立性，而不是像我们设想的那个家庭剧本那样，家庭成员无法区分出每个人面临的不确定性和麻烦都是不同的，而是彻底放弃了各自的情绪独特性，完全跟整体系统融合在了一起。

03 松弛感，是允许关系里的“不松驰”
@高文洁 | 临床与咨询心理在读研究生

看到这个家庭的状态，我也是羡慕的。

临上飞机了发现孩子证件过期，所有的行李都无法办理托运，于是妈妈陪着证件过期的孩子回家，剩下的一家人当下放弃所有行李，继续乐呵呵地出门旅游。

整个事情的过程中，最让我触动的一点是：没有人在寻找家庭里的“替罪羊”。

“替罪羊”（Scapegoating）说的是，一个家庭把已经发生的坏事归咎于某个家庭成员的行为，借此可以保全家庭的形象。

就好像我们在家庭中经常看到的：爸爸觉得孩子沉迷网络游戏是“问题”，妈妈觉得爸爸对家庭投入不够是“问题”，爸爸觉得妈妈不会教育孩子是“问题”，总有一个家庭成员要被当成“问题”，为整个家庭的不幸买单。

事实上呢？当我们把一个家庭成员放在“问题”的位置上时，我们可能不会感到内心坦然，反而是在无形中增强了家庭关系里的紧张和焦虑感。

这么看来，微博上的这一家子人真的很可爱。

你看，当一件坏事发生了，没有人指责那个证件过期的孩子，没有人怪罪那个忘记检查自己孩子证件的妈妈，没有人因为行李不能托运而对机场工作人员感到愤怒，没有人懊悔自己或者其他人怎么不多带一些随身物品……这样也可以。

这个家庭里的“松弛”，恰恰是他们共同允许了一个“不松弛”事件的发生。

我们好像很难去承认，有些坏事就是会发生的。

尤其是在一个家庭当中，不同的角色和立场，出现令人不舒服的摩擦以及权力的分配和流动，都是正常且必要的。所以，“松弛”意味着什么？可能正是接纳它们，不执着于这是某个人的错误，允许冲突和矛盾的存在。这样就好。

愿每个家庭都能在不松弛的张力中，得到一种松弛的人生~

策 划：高文洁
编 辑：崔 琪
美 编：何文宣
图源 |《请回答1988》，侵删

文献选读
Coco有话说

好善乐施的人通常更受大众的欢迎。他们无私奉献的精神和乐于助人的品质都会让人们心生向往，看到他们舍弃自身利益帮助他人，更是会在人们心里激起阵阵涟漪。但有些时候，慷慨大方的助人者却会遭受不好的评价。这是为什么呢？就让本期推文通过一篇文献，带我们一窥这其中的原因吧！

不惜牺牲自己利益去帮助他人的行为被称为利他行为，在日常生活中，具有利他特质的个体也经常因为他们的助人行为而广受好评。但同时也有研究者发现，利他主义者并不是总会收到他人的青睐，在一定情景下，利他主义者甚至会遭到他人的不满和攻击（antisocial punishment）！是什么让助人者反而遭受了批判，又是什么让善行招致了恶名？

对于这种现象，以往的研究认为：

人们之所以讨厌某些利他行为，是因为行动者的利他行为损害了自己的名声。就好比在一场公司举行的慈善晚宴中，当你心怀诚意地捐出自己小半个月的工资时，却发现有一个同事将自己整个月的工资都捐了出去！这下可好，在同事的衬托下，自己的善行显得多么自私！而善款又是多么微不足道！于是你开始生气了……

除此之外，还有没有其他解释呢？本文研究者认为，人们之所以惩罚过于利他的行为，不是因为要维护自己的面子，而是为了维护一般的社会规则，人们讨厌的是背离一般规则的行为。还是刚才那个例子，或许你认为自己已经尽力了，不管别人捐多少，都没有什么面子挂不住的，但此时另一种想法冒上心头：如果大家都这样背离规则，想捐多少捐多少，那岂不是乱了套……

为了考察这种解释，来自日本神户大学的研究者设计了一系列有趣的实验。

实验一中，被试首先阅读一个分配奖金的小故事，具体的分配方案有三个不同的版本。阅读完毕后，被试需要评判对每个版本中主人公的喜欢程度。结果发现，对于把奖金全部分给别人的“全给者”和把奖金与别人平分的“平分者”，被试虽然对他们同等尊重，但更加喜欢“平分者”（图1）。后续的补充问题也显示，被试更加愿意和“平分者”做朋友。

图1 左图表示被试最喜欢的是“平分者”，右图表示被试对“平分者”和“全给者”同样尊敬

这一结果说明了人们的确会不喜欢过于慷慨的利他行为。而且，这个实验中的被试是一些与上述分享行为无关的第三方，他们不用担心自己的评价让分配者知道后会怎样。但他们给过度慷慨的“全给者”打了低分。因此，这说明人们对过分慷慨行为的讨厌是因为这一行为偏离了常规。

接着，研究者在实验二中重新设定了两种违规程度不同的、都是偏离一般社会规范的利他行为（较多体现偏离的情景HSS和较少体现偏离的情景LSS），被试的角色也与实验一中一样，是与利他行为不相干的第三方。

研究结果也正如预期的一样，在两种情景中，尽管被试同等尊重“平分者”和“全给者”，但他们更加喜欢的仍是做出平分决策的人。而相较于低偏离程度的情况，被试也更加讨厌高偏离情景中的过分慷慨行为（图2）。这一结果再次证明，人们的确会因为“偏离规则”这一原因而讨厌过度利他行为。而且违规的程度越大，引起的反感也越大。

图2 左图表示两种情境中，被试都最喜欢“平分者”。但在低偏离情境中，被试对“平分者”与“全给者”的态度差距较小，对低偏离情境中的过度慷慨行为的容忍度更高。右图表示两种情境中，被试同样尊重“平分者”和“全给者”

随后，研究者将研究从实验室搬到了现实情境中，比较了在日本和美国两种文化下的人们对过分利他行为的评价。结果发现，虽然来自美国的被试也认为过于慷慨的行为偏离了常规，但相较于更加保守和坚守规则的日本被试来说，美国的被试却不认为这一行为需要被批判（图3）。这一结果说明了不同文化对违背一般规则行为的容忍度不同，从而使得不同文化下的个体对偏离行为的贬损程度也不同。

图3 左图表示美国被试对“平分者”与“全给者”的赞赏程度相同，但日本被试却不太喜欢“全给者”。中图显示两国被试对“平分者”与“全给者”的尊重程度一样。右图表示两国被试都认为将资源全部分给别人的行为是偏离一般社会规范的

上述三个研究都一致表明，出于遵守社会规范的考虑，人们不喜欢过于慷慨的行为。同时不同文化对违背社会规则行为的包容度不同，也导致了人们在对过度慷慨行为的包容度上具有文化差异。

虽然本研究并没有直接测量人们感知到的做好事者的慷慨与善良的亲社会名声。但是，结合研究我们可以知道，过度的无私奉献和利他行为的确能使行动者因此招致他人的讨厌。

之所以如此，除了极端的利他行为会通过社会比较过程损害其他人的名声外，这种亲社会行为也会打破通常的做好事的规范，提高亲社会行为的一般标准，甚至有可能带来群体中亲社会行为的“内卷化（involution）”，进而有可能伤害人们做好事的自主性和从做好事中获得的幸福感，不利于群体中的人际关系的和谐和整体亲社会行为的持续性提升。

我们在鼓励人们的无私利他行为和肯定道德榜样的积极作用的同时，或许也应该考虑如何消除极度的利他行为有可能给亲社会者本人和群体中的他人带来的消极影响。

参考文献：

Kawamura, Y. , & Kusumi, T. . (2020). Altruism does not always lead to a good reputation: A normative explanation.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90, 104021.https://doi.org/10.1016/j.jesp.2020.104021

推文作者：彭重昊、苑明亮
插图：郭震
编辑：彭重昊
排版：彭重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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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成果
Coco有话说

有人说：“幸福的童年治愈一生，不幸的童年用一生治愈”。一个人的早年经历是否真的会对其成年后的各个方面（比如决策偏好）产生影响呢？如果会，具体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在早期或者青少年期，处于严酷生活压力或不利生活环境中的个体，是否在长大成人后更加冒险，更加关注当前利益，并且更少为他人着想呢？我们最近发表的一项元分析研究探讨了早年生活压力与成年期决策偏好关系，揭示了早年生活压力与成年期更高水平的风险偏好和当前取向，以及更低的亲社会水平有关，并进一步分析了这一关系中可能的调节因素。

一些研究发现，早年生活压力（如贫穷、受到忽视和虐待等经历）与成年后的冒险行为、冲动性决策以及亲社会决策有关。然而，关于早年生活压力与风险偏好、时间偏好和亲社会偏好关系的结果目前尚无一致的结论，且不同的理论视角对这些关系提出了不同的解释。

持有生命史理论视角(life history perspective)的学者认为，早年生活压力促使个体采取“快”生命史策略，具体可表现为更高水平的风险偏好、更关注当前，以及更低的亲社会水平。

然而，以Griskevicius为代表的研究者近年来在生命史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敏化视角(sensitization perspective)的观点，认为只有当个体当前所处的环境压力水平更高(比如面临死亡威胁、资源稀缺等)时，早年生活压力才会激发与“快”生命史策略有关的决策偏好，比如更高水平的风险偏好、当前取向和更低的亲社会水平。

与前两种理论视角不同，Amir等研究者提出了不确定性管理视角(uncertainty management perspective)，这种观点主张，为了避免不确定性造成的损失，早年生活压力会促使个体更加规避风险，更关注当前利益，并且与他人建立互惠合作的关系，因为这样可使个体获得更多的社会支持以抵御风险。

为了澄清已有结果不一致的原因，我们通过一项元分析来检验这三种理论视角的不同假设，探讨个体早年生活压力与其成年后风险偏好、时间偏好和亲社会偏好的关系。

我们对相关文献进行了广泛的检索、阅读与筛查，最终纳入元分析的有123篇文献，包括143项实证研究，867个效应量，199,019名成年被试（见图1）。

图1文献检索和筛选过程

所纳入元分析的文献需符合以下标准：

（1）英文撰写的期刊文章、预印本或硕博士论文；

（2）关注健康成人样本（18岁及以上）或临床研究中健康成人控制组，排除有心理或生理症状的群体和违法犯罪者；

（3）测量了早年生活压力（比如，童年或青少年期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家庭不可预知性、被虐待或忽视的经历，以及其他压力等）；

（4）测量了风险偏好、时间偏好或亲社会偏好；

（5）提供了充分的统计信息以计算效应量。若数据不足联系文章作者索要相关统计数据。

对所有文献中报告的效应量（相关系数r）进行编码，若文献中没有报告r, 则通过其他统计量（比如Cohen’s d, t值, F值, β, odds ratio) 计算r。对其中一些效应量进行反向编码，以确保最终编码的r为正向时，代表早年生活压力水平越高，个体的风险偏好水平更高，更加关注当前，亲社会水平也更高。

同时，本研究还编码了一些研究特征变量，以检验它们的调节作用。这些研究特征包括早年生活压力的维度（严酷性、不可预知性、混合型）、决策偏好的测量方式（假设选择任务、实验室行为任务、自我报告测量）、样本的平均年龄、性别比例、实验情境、研究设计、样本类型和被试所属国家等。

最终，通过多水平元分析(multi-level meta-analysis)和调节效应分析，我们发现以下主要结果：

（1）早年生活压力水平越高，个体成年后越倾向于更冒险、更关注现在，且亲社会水平更低，但总体效应量较小（见表1）。

表1 早年生活压力与风险偏好、时间偏好和亲社会偏好的关系的总效应量

（2）早年生活压力与当前取向的正相关关系只存在于当前压力情境下。

（3）早年生活压力与三种决策偏好的关系只稳定存在于自我报告测量的偏好，而与假设选择任务或实验室行为任务测量的风险偏好或亲社会偏好无显著相关。

研究启示：

1. 这些结果验证了生命史理论视角的假设，对敏化视角和不确定性管理视角的支持只局限于时间偏好。这提示我们要高度重视个体的早期成长环境，包括亲子关系、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家庭环境的不可预知性等给个体带来的消极影响。当然，个体在社会化过程中的其他方面的影响也非常重要，例如道德品质、共情、道德推理等都可能制约早年生活压力与亲社会决策之间的关系。因此，应该加强学校德育以及家庭的亲社会教养。
2. 早年生活压力与三种决策偏好上的关系仅稳定存在于个体自我报告的偏好中，而与假设情境选择任务和实验室任务测量的决策偏好的关系并不显著，这一方面说明早年生活压力可能对个体的态度层面影响更大，而在具体的社会情境中，情境变量或许对个体的具体选择存在调节作用；另一方面也提示我们，决策偏好的不同测量方式可能会导致结果的差异。

1. 当前压力情境会放大早年生活压力与时间偏好的关系，换句话说，即便个体在早年经历了严重的生活压力事件，但如果当前不处于压力情境中，其早年不良经历也不会唤起对当前利益的偏好。因此，应该高度重视个体当前所处的社会情境，并帮助处于压力情境中的个体学习情绪调节技能，提高抗压能力。
2. 本研究还发现，已有关于早年生活压力与风险偏好、时间偏好关系的研究存在发表偏差，使这两个效应略被高估。此外，早年生活压力与成年期决策偏好的关系可能受到其他变量的解释，比如个体的脑功能与活动、人格特质等变量等。未来研究需要进一步考察这些变量的影响。

本研究的第一作者伍俊辉现为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第二作者郭震现为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部在读博士研究生，第三作者高芯芸现为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部在读硕士研究生。

原文链接：

Wu, J., Guo, Z., Gao, X., & Kou, Y. (2020). The relations between early-life stress and risk, time, and prosocial preferences in adulthood: A meta-analytic review. Evolution and Human Behavior. Advance online publication. https://doi.org/10.1016/j.evolhumbehav.2020.09.001

推文作者：伍俊辉
插图：郭震
编辑：林靓、彭重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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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选读
Coco有话说

我们知道，人们在不同的状态下，生理指标常常会不一样，例如，生气时心跳会加快，紧张时手心会出汗，应对挑战时可能会喘粗气。那么，人在做好事时，生理指标也会发生变化吗？本期推文通过一篇研究文献，介绍迷走神经活动与亲社会行为的关系。

迷走神经活动

迷走神经是第十对脑神经，是一种混合神经，其中有部分迷走神经属于副交感神经系统，能够控制心肌活动。Porges的迷走神经理论表明，该部分迷走神经在我们参与社会活动的过程中具有重要的调节作用。

例如，我们参加演讲比赛的比赛前、比赛中、比赛后三个阶段里，迷走神经的活动水平是不同的。

演讲前，我们往往是比较平静的。这时，迷走神经会主动抑制心脏活动，这时的心率比较正常，身体也不会消耗太多能量。

演讲中，我们会比较紧张，甚至能听到“砰砰砰”的心跳声。这是因为迷走神经正处于一个迅速撤出的状态，由于它撤出了对心脏的抑制作用，心脏的输出量就会迅速变大。

演讲后，我们会慢慢恢复平静。这是因为迷走神经又恢复了对心脏的抑制作用，促使心率下降。

可见，迷走神经具有帮助人们快速适应当前环境的功能，它是一个重要的保护因子。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迷走神经水平越高，越有利于个体的身心健康。例如，有研究发现，较高的迷走神经活动能够预测个体更多的消极情绪；也有研究发现，极端高的迷走神经活动能正向预测狂躁症的发病率。除了内在的调节功能之外，迷走神经活动也与人们的亲社会行为密切相关，但是关于两者关系的研究结果并不一致，有的研究发现迷走神经活动与亲社会行为负相关，有的研究却发现两者存在正相关的关系。

那么，亲社会行为与迷走神经活动是不是存在二次关系呢？也就是说，在个体的迷走神经活动水平达到一个峰值之前，其活动水平越高，就越能促进个体的亲社会性。而迷走神经活动水平达到这个峰值之后如果继续升高，就会引发社会适应不良行为。

对于以上假设，研究者通过3个实验来验证。

研究1测查了136名成年人的亲社会性和迷走神经活动水平，发现并不是人的迷走神经活动越高，其亲社会性就越强，二者之间呈现出一种倒U型曲线。

这种倒U型曲线是专属于亲社会行为与迷走神经活动的关系吗？一般的积极情绪（指与亲社会行为不相关的积极情绪，如“开心“）是否也与迷走神经活动存在这种倒U型曲线关系呢？

研究2招募了119名大学生，测量了两种亲社会积极情绪（关怀和感恩）、五种一般积极情绪（开心，满足，渴望，娱乐和兴趣），同时采集了被试的呼吸和心电两个生理指标，然后研究者计算了呼吸性窦性心率不齐（Respiratoy Sinus Arrhythmia，RSA），该生理指标可以反映迷走神经活动水平。

结果发现，前述的倒U型曲线只存在于亲社会积极情绪与迷走神经活动的关系中，而一般的积极情绪与迷走神经活动并不存在这种关系（图1）。

图1 A图表征迷走神经水平与关怀的倒U型曲线关系，B图表征迷走神经水平与感恩的倒U型曲线关系

在研究3中，研究者请120名被试评价一段无声视频中的人物的亲社会性。视频描述的是一个人正在倾听另一个人诉说痛苦事件。

结果发现，对他人的亲社会性的评价依然与迷走神经活动水平存在二次关系，即倒U 曲线关系。也就是说，不论是自我报告的亲社会性还是对他人亲社会性的评价，都与迷走神经活动水平存在倒U型曲线的二次关系（图2）。

图2 迷走神经活动与对他人亲社会性的评价之间的关系

上述三个实验都一致表明，人们在做好事时其生理指标也会发生变化，但是并不是迷走神经活动水平越高，个体的亲社会性就越好，这二者之间的关系呈现倒U型曲线，即存在一个峰值。在峰值之前，迷走神经活动水平越高，越容易表现出亲社会性，而过了峰值之后，迷走神经活动水平的继续提高则不利于亲社会性的出现，甚至会产生负面影响。

参考文献：

Kogan, A., Oveis, C., Carr, E.W., Gruber, J., Mauss, I.B., Shallcross, A., ... Keltner, D., 2014. Vagal activity is quadratically related to prosocial traits, prosocial emotions, and observer perceptions of prosociality.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07(6), 1051–1063. https://doi.org/10.1037/a0037509

推文作者：杨小钧
插图：郭震
编辑：林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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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选读
Coco有话说

许多孩子在学前时期便对公平这一概念有了一定的意识。当被询问该怎样和伙伴分享零食和玩具时，他们会表示要和伙伴们平均分配才公平。而当不平均的分配方案出现时，他们也能迅速识别其中的不公平性。

但与此同时，当这些孩子真正有机会对一部分资源进行分配的时候，他们却会做出与自己的信念不同的分配决策。难道他们已经表现出口是心非的“伪君子”倾向了吗？本期推文为大家介绍一项研究，解释幼儿“伪善行为”背后的真正原因。

在当今社会生活中，公平公正已深入人心。学前儿童对公平这一概念也有了一定的了解，他们也很推崇和偏好公平，通常表示与小伙伴们平均分享资源才是公平的，即便是面对自己喜爱的玩具或零食，他们也倾向于和伙伴们平均分配。当他人提出并执行不公平的分配方式时，孩子们会迅速发现并指出。

然而，在这些看似拥有一定程度公正意识的幼儿拥有机会去分配一定的资源时，他们的行为却往往与信念背道而驰，即他们会选择做出不平均的分配。难道儿童在如此小的年龄，就展现出伪善的痕迹了吗？

对于此种现象，研究者们提出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假设。

第一种假设是“动机不足假设（insufficient motivation hypothesis ）”。研究者认为幼儿是“伪善的坏小孩”，因为他们已经知道了什么是公平，那么不按照公平原则分配资源就表明是私欲在作祟。也就是说，幼儿缺乏足够的公平动机，在明知需要公平分配的情况下，却故意将更多的资源分给了自己，所以是“伪善者”。

第二种假设是“认知资源不足假设（insufficient cognitive resources hypothesis）”。研究者认为幼儿是“善良的笨小孩”，因为他们空有一颗追求公正的心，却因为自己的认知能力不足而无法将自己的公平内心表达出来。他们没有执行平均分配资源，是因为他们自身能力有限，虽然有心平分资源，但却无力贯彻落实。

为了验证假设，研究者特别引入了数量认知（numerical cognition），认为需要考察幼儿是否能对一系列事物进行正确计数。只有在充分理解数量的前提下，幼儿才能顺利地将资源划分为两个相等的部分。如果一个孩子连这一步都无法做到，又怎能判定他们是否愿意平分资源呢？

因此，研究者首先探究了数量认知对于幼儿公平分配行为与公正认知的影响。（图1）

图1：实验1中，无论长幼，幼儿数量认知能力越强，就越倾向于将资源平均分配。在实验2中，数量认知并不会影响幼儿是否选择平均分配的方案。

在实验1中，幼儿要做的是将一批贴纸分配给自己和他人。结果显示无论是年龄较大的幼儿，还是年龄较小的幼儿，数量认知越深刻，就越能将这批贴纸平均分给自己和他人。这个结果说明，数字和数量的认知极大地影响着幼儿平均分配资源的能力。

在实验2中，幼儿无需自己分配资源，而是要对已有分配方案做出抉择。结果显示，无论年龄大小，幼儿的数量认知并不会影响他们的选择。但随着年龄的增大，选择平均分配方案的幼儿比例也越大。这表明，幼儿是否知道什么是公正，与其数量认知并无联系，但成长中的其他因素会促进他们的公平选择。

之后，研究者还询问了那些没有将资源平均分配的幼儿，大多数孩子的回答令人惊讶：他们宣称自己做出的是平均分配。这一结果再次显示出了幼儿认知与行为的不一致性，孩子们想要平均分配资源，即使最后自己没能这样做，也认为自己做到了对资源的平均分配。

除了认知不足导致幼儿无法平分资源外，自私是否也是孩子们不公平分配的原因呢？为了探究自私在不公平分配中的影响，研究者将焦点转向没能将资源公平分配的幼儿。

结果（图2）发现，利己不公平分配的次数与利他不公平分配的次数相近。这表明，幼儿并不是因为自私而将资源多分给自己，而是因为无法正确平分资源，不清楚自己到底分配了多少，从而造成了不公平分配的结果。

图2：儿童做出的利他不公平分配的次数与利己不公平分配的次数大体相当

可见，用“动机不足假设”将幼儿理解为是因为自私而不公平分配是有偏颇的。因而，本研究支持“认知资源不足假设”，即幼儿是因为数量认识不足而没有执行公平分配。此外，公正概念的获得与执行能力的获得也需要不同的心理能力。

这项研究告诉我们，幼儿所具备的知识，并非一定是他们表现出的样子。所以在解释幼儿行为的时候，还需要小心和谨慎哦！不要乱给他们扣帽子。

参考文献：

Chernyak, N., Harris, P. L., & Cordes, S. (2019). Explaining early moral hypocrisy: Numerical cognition promotes equal sharing behavior in preschool‐aged children. Developmental science, 22(1), e12695.

推文作者：彭重昊
插图：郭震
编辑：林靓
排版：董艺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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