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作者：刘浈
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部研究生
中国婚姻家庭研究小组成员
资深吃货 日常聊天约饭最佳伙伴

《爸爸去哪儿》播出之后，嗯哼大火，很多人都称希望有一个像嗯哼这样机灵古怪又暖心的孩子，更有网友直呼：“求杜江霍思燕出一部育儿宝典！”

其实，杜霍夫妻教育嗯哼的方式很简单，但却是被很多中国夫妻所忽略的——那就是良好的夫妻关系。

夫妻之间的爱是孩子最好的教育。

而当下，大多数中国夫妻在家庭中更加看重亲子关系，关注孩子的成长。对于夫妻关系，大家总习惯性地认为其不重要，不需要去关注和改善。实际上，在家庭中，夫妻关系的重要性甚至超过了亲子关系。

大量研究表明，夫妻关系同父母的养育行为高度相关：夫妻关系好，两人在婚姻中相互支持，就会展现出接纳和支持性的养育行为，更能察觉到孩子的需求（Erel & Burman, 1995）。这样温暖支持的养育行为能够使孩子更加健康地成长，更好地适应社会，鲜有心理或行为问题（Schoppe-Sullivan, Schermerhorn, & Cummings, 2010; 梁宗保，马林阁，张光珍，邓慧华，2016）。如果夫妻关系不好，这种夫妻间的消极状态会通过父母的教养行为传递给孩子，使孩子更有可能会在行为、情绪和社会适应方面出现问题（Frosch & Mangelsdorf, 2001; 梁宗宝 等，2016），并且孩子同父母的关系也会受到损害（Owen & Cox, 1997）。

为什么夫妻关系如此重要呢？

在婚姻研究领域中有一种溢出假说。它认为融洽的夫妻关系能够将夫妻间积极的情感或行为迁移到亲子关系中，促使父母敏感地察觉到孩子的需求并给予理性引导，更多地对孩子表现出接纳、鼓励和支持的行为（梁宗宝 等，2016）。也就是说，夫妻间的爱会“溢出”并传递给孩子，让孩子成长在一个充满爱的环境中。试问，这样的孩子怎么能不幸福，怎么能不可爱？

而如果父母关系不好，时有矛盾或长时间处于冷战状态，父母之间这种消极的情绪状态（愤怒、伤心等），会造成父母在面对孩子的情境中表现出不积极的行为（Easterbrooks ＆ Emde，1988; Erel ＆ Burman，1995; Krishnakumar ＆ Buehler，2000），如更加严厉地管教孩子、对孩子发脾气、对孩子漠不关心等。

回想节目中我们所看到的霍思燕和杜江对嗯哼的教育正是一种温暖、支持、接纳、鼓励并存的教育。夫妻俩在对待嗯哼的教育中相互支持和相互补充，让嗯哼成长为一个懂事、暖心的小男孩，亲子关系融洽，而这一切的基础都是杜江、霍思燕之间羡煞旁人的夫妻关系。甚至有网友评价杜霍夫妻的婚姻关系是完美诠释了“爸妈是真爱，孩子是意外”。

因此，想要给孩子最好的教育，首先要从夫妻关系抓起，不要以孩子为借口而忽略自己的夫妻关系。要知道，正是为了孩子，你才更加需要关注自己同爱人的感情。生活中很少见到夫妻关系融洽而亲子关系紧张的家庭——父母之间的爱是一家人的幸福。

此外，父母的亲密关系会通过代际传递影响孩子的亲密关系。研究者认为父母的婚姻关系是孩子最常观察到的亲密关系，会对孩子早期亲密关系价值观的形成产生影响（Fazio, 2007）。孩子会在日常生活中观察父母的亲密关系行为，以此为基础对亲密关系进行归纳、总结，形成自己关于亲密关系的价值观（Dennison & Koerner, 2006）。前段时间受到大家热议的“朱雨辰母亲”，其在婚姻关系中将自己放的过低，这种不平等的婚姻关系对朱雨辰和其姐姐都有着很大影响，朱雨辰姐姐因为母亲而恐惧婚姻，迟迟未结婚。由此可见，父母的婚姻关系会很大地影响到孩子日后亲密关系的建立。

参考文献：

Erel O, & Burman B. (1995). Interrelatedness of marital relations and parent-child relations: a meta-analytic review. Psychological Bulletin,118(1), 108-32.

Frosch CA, & Mangelsdorf SC. (2001). Marital behavior, parenting behavior, and multiple reports of preschoolers' behavior problems: mediation or moderation?.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37(4), 502-19.

Owen, M. T., & Cox, M. J. (1997). Marital conflict and the development of infant–parent attachment relationships. Journal of Family Psychology,11(2), 152-164.

Schoppe-Sullivan, S. J., Schermerhorn, A. C., & Cummings, E. M. (2010). Marital conflict and children’s adjustment: evaluation of the parenting process model. Journal of Marriage & Family, 69(5), 1118-1134.

Dennison, R. P., & Koerner, S. S. (2006). Post-divorce interparental conflict and adolescents' attitudes about marriage: The influence of maternal disclosures and adolescent gender. Journal of Divorce & Remarriage, 45(1-2), 31-49.

Fazio ＲH. (2007). Attitudes as object-evaluations association of varying strength. Soc Cognit, 25(5), 603-637.

Easterbrooks, M. A., & Emde, R. N. (1988). Marital and parent-child relationships: The role of affect in the family system. Relationships within families: Mutual influences, 83-103.

Erel, O., & Burman, B. (1995). Interrelatedness of marital relations and parent-child relations: a meta-analytic review. Psychological Bulletin,118(1), 108-32.

Krishnakumar, A., & Buehler, C. (2000). Interparental conflict and parenting behaviors: a meta-analytic review. Family Relations, 49(1), 25-44.

梁宗保, 马林阁, 张光珍, & 邓慧华. (2016). 父母婚姻关系质量与学前儿童社会适应:父母养育行为的中介作用.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24(3), 499-503.

本期作者：付佩华
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部研究生
中国婚姻家庭研究小组成员
喜欢美食，喜欢旅行，期待每一次触及灵魂的旅行。

幸福的人能一生都被童年治愈,而不幸的人却要用一生来治愈童年。 —— 阿尔弗雷德·阿德勒

童年对我们的影响很大，即使我们在童年之后又走了很多的路，看了很多的风景，经历了更多的事情，最终我们离童年越来越远，记忆越来越模糊，但在我们生活的影子中却仍然充斥着它的影响。

今天，5.25心理健康节，在我们开始对自己的童年进行回忆之前，让我们花更多的时间来关注下那些当下正处在童年的孩子们，儿童和青少年时期他们过得还好么？

在生活中，可能会经常听到：
小孩子多幸福啊，什么心都不用操。
现在的孩子就是脆弱，我们那个时候没人管不也照样活得好好的。
小屁孩，能有什么事啊！

孩子们真的如我们认为的那样过得幸福快乐么？

2017年，以北京儿童为样本的研究中，发现儿童（6-11岁）的问题检出率为9.33％（李斌，戚艳杰，周玉明，张之霞，陈旭，朱丹迪，崔永华&郑 毅，2017）。

在陶龙翔等人在2015年关于北京、上海和广州三地的青少年（通常而言是11/13-18岁）的研究中，发现有2.1%的中学生存在心理障碍，存在一项及以上心理问题的学生占 48.9%（陶龙翔，张倩，杜松明，郭婧，刘伟佳，潘慧，胡小琪，马冠生&孙晓红，2015）。

此外，在余萌等人的2017年的研究中 ，发现青少年的心境和情绪上的心理失调问题中焦虑和抑郁的检出率分别为 31.8%和32%。品行问题和多动症状的检出率分别为10.3%和10.2%（余萌,徐慊 ,朱雅雯,徐慰,周宁宁,王建平,2017）。

这些数据都在告诉我们，这些孩子们或许生活得没有那么轻松快乐，在他们的心理行为问题上，我们应该投以更大的关注。

孩子们都可能会出现什么问题呢？

有研究显示，孩子们的心理行为问题主要可以分为以下五类：

1情绪问题
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可能会遇到比如家长和教师的忽视、压抑和不公平、学习考试压力等情况，由这引起的情绪不稳定、焦虑、抑郁和更严重的心理问题并不少见 (Welte JW, Barnes GM&Hoffman JH.Gambling,2004）。

2学业问题
随着社会的进步，孩子的学习压力越来越大，家长们也纷纷跑步进入“拼孩”时代。孩子在这样的情况下心理负担自然不轻，从而容易精神萎靡, 造成神经衰弱、失眠、注意力分散等等（孙红梅&姚本先，2011）。甚至于一些孩子最终厌学，逃避学校的生活。

3人际关系问题
孩子们与同学、老师和父母的关系也十分重要，很大程度上会影响孩子们情绪和行为。

4危险行为问题
孩子在成长过程中，特别是青少年过渡时期易出现违抗，敌意、对立、挑衅、粗野、不合作和破坏行为等反社会行为, 以及吸烟、酗酒、吸毒、赌博等危险行为问题孙红梅,&姚本先，2011）。

5其他问题
孩子们还可能会遇到其他多种多样的问题，例如网络问题和青少年的性心理类问题等。

我们该怎么看待孩子们的心理行为问题呢？

“温室里的花朵？”
“太脆弱？”
NO NO NO

1也许是家庭应对方式出了问题
我们需要知道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遇见很多困难，这很正常。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些困难会成为我们需要去与之斗争的问题。实际上，从家庭的角度来看，困难是否会成为一个问题取决于我们的家庭如何去回应它。（Watzlawick，Weakland，& Fisch，1974）

让我们来看看李雷的故事。

愤怒的李雷

"李雷是个善良的好孩子，"妈妈说完，又加了一句，”在妹妹没出生前。“
在妹妹出生后，李雷在变得十分容易生气，经常会对身边的人大发脾气。爸爸为了让李雷“好”起来，数次对他批评教育，甚至大打出手。然而李雷脾气越来越严重，最终辍学，离家出走。

李雷出问题了吗？看起来好像是的，他乱发脾气，屡教不改，甚至还辍学离家。这是每一个父母都不愿看到的。

但在家庭治疗的视角中，其实并不存在所谓的“病人”和“有问题的人”，家庭治疗更倾向于认为家庭是一个系统，重要的是各个部分之间的关系（迈克.P.尼尔克斯&肖恩.D.戴维斯，2018）。家庭成员之间的互动造成了这个家庭现状，而并非仅仅是孩子出了问题。

如果我们把时间往回拨动，李雷也曾是妈妈眼中善良的好孩子。

事情是怎么发展成这样的？

李雷家庭的因果循环图

这个图中的循环，在家庭治疗中我们把它称作反馈环路，是指家庭系统维持稳定路径的过程。而图中的恶性循环是是一种正反馈环路，它使得事情变得越来越糟（迈克.P.尼尔克斯&肖恩.D.戴维斯，2018）。

在李雷的事件中，他在妹妹出生后担心爸爸妈妈不再爱他，于是通过幼稚的行为来获取父母的关注。然而父亲的打骂无疑让李雷更加确认自己的父母果真不再爱自己，于是情况愈演愈烈。

如果最初的时候，爸爸没有打骂李雷，而是好好的陪伴安慰他。

那么，结局又会怎样？可能那就是另一个故事了。

2孩子的“问题”也许是家庭的需要

根据沟通理论，有时候孩子所表现出来的“问题”正是家庭所需要的。
韩梅梅就是那个为了家庭而“生病”的孩子。

“抑郁”的韩梅梅

从小走读的韩梅梅初中首次离开家，开始住校生活。一开始她还为这种新奇的生活而感到快乐，但渐渐地，她变得抑郁了起来，她的妈妈为此十分担心，每日坐立不安。

如果只看到韩梅梅自己，那么也许我们就会觉得是她不适应住校生活或者学业压力太大导致了抑郁。但在得出这样的结论之前，我们不妨先来看看韩梅梅的家庭。

韩梅梅从小和妈妈关系十分亲密，而妈妈和爸爸感情却一般。她在家的时候，家庭的关注都在她身上，而当她离开家后，那么妈妈和爸爸就要开始两个人的生活了，这对于他们无疑是一种挑战，甚至争吵的频率也增加了。

根据家庭治疗中的机能主义：当人们试图去偷偷保护或是控制另一个人时便产生了问题，因此他们的症状是由系统的功能引起的（迈克.P.尼尔克斯&肖恩.D.戴维斯，2018）。

而得知父母争吵的韩梅梅，情绪自然也变得不稳定，这个时候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得知女儿的情绪出现了问题的时候，爸爸妈妈的注意力又一次投入到了不在身边的女儿身上，避免了回到两人的关系中，夫妻之间的冲突一下子降低了下来。但是韩梅梅的“情绪问题”却变得越来越严重了。

和李雷事件中相似的反馈环路也出现在韩梅梅的家庭中：

韩梅梅家庭的因果循环图

也许无论是韩梅梅自己，还是爸爸妈妈，都没有发现，韩梅梅的 “抑郁” 其实在无意识中保护了父母两人的婚姻。

如果我们看到了这些，还会觉得孩子们只是脆弱的温室花朵吗？

没错，他们是花朵，他们美丽而灿烂，娇柔且敏感，有时甚至还会带点绒刺，但是他们也在用尽全力去保护着他们的家庭，用自己还并未成熟的枝蔓联系着家庭中的每一份美好的情感。

也许他们的力量还不够，所以有时反而会受伤，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那这个时候，比起指责和急于改变，或许，好好地倾听，相互尊重，家庭作为一个整体而为止共同努力才是更重要的事情。

我们每个人都是从儿童到青少年一步步走来，这一路也许风景秀丽，也许坎坷艰辛。无论什么样的过往都会让我们忍不住驻足回望。没人能把过去的美好带走，而我们也无法将曾经的伤痛抹去，但是我们可以带着这份过去选择自己想要的未来。

关爱每一个孩子，就是关爱曾经的自己。
5.25——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选择去爱曾经的自己。

参考文献：

李斌, 戚艳杰, 周玉明, 张之霞, 陈旭, & 朱丹迪, et al. (2017). 怀柔某小学6～11岁儿童社会能力及心理行为问题的调查. 中国妇幼健康研究(1).

余萌, 徐慊, 朱雅雯, 徐慰, 周宁宁, & 王建平. (2017). 青少年内外化症状现状调查及预测因素. 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 25(11).

陶龙翔, 张倩, 杜松明, 郭婧, 刘伟佳, & 潘慧, et al. (2015). 北京、上海和广州中学生心理健康状况调查分析. 卫生研究(1).

Welte, J. W. , Barnes, G. M. , & Hoffman, J. H. . (2004). Gambling, substance use, and other problem behaviors among youth: a test of general deviance models. Journal of Criminal Justice,32(4), 297-306.

孙红梅, & 姚本先. (2011). 1999-2009年青少年心理行为问题的研究. 中国校医, 25(1).

Watzlawick, P., Weakland, J. H., & Fisch, R. (2010). Change: principles of problem formation and problem resolution. Family Process, 13(3), 399-400.

迈克.P.尼尔克斯，肖恩.D.戴维斯 (2018). 家庭治疗:概念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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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作者：凌晨
中国婚姻家庭研究小组成员
走路爱好者 向往住在图书馆

豆瓣上曾出现过一个现象级的群组，拥有11万成员的“父母皆祸害”。虽然如今该群组已被设为非公开状态，关于原生家庭对自己的伤害的控诉依然在继续。而其中不乏控诉与父母恶劣的关系，或父母之间的不和所导致自身在成年后的亲密关系中步履维艰的例子。

“我妈从来不夸我爸，也不夸我，我希望她有一天能表扬我些什么，却发现我也从来不会夸奖别人。指责别人，尤其是亲密的人，是我最熟悉的交往方式了。”

“我不想嫁给爸爸那种男人，也不想成为妈妈那种女人。但我当我努力想要摆脱他们影子的时候，就发现自己其实却越活越像他们。”

“ 我和我的爸妈就像是室友，我不给他们添麻烦，他们也不和我唠叨。他们关系不好，也不在乎我。我没有朋友，我不知道如何去交朋友，也不知道如何维持这样的关系。”

这些在建立社会联结，将情感社会化的过程中遭遇困难的年轻人，实质上经历的是一场安全依恋风格转化的危机。他们与父母之间所建立起的不安全依恋风格似乎成为了他们之后情感生活的主旋律，阻碍着他们迈入新的人生阶段。

我们不禁会问：依恋风格是否是一成不变的？我们与父母的依恋关系，与我们在亲密关系中所发展出来的依恋关系存在多少相关性呢？

就此，心理学家们对此进行了一系列的实证研究，以个体与母亲的依恋风格，和个体与亲密伴侣的依恋风格为例，研究指出两者的相关性大约在.20到.50之间（Fraley，2007）。两者的相关性就统计学角度而言是较低的，换言之，我们与父母的依恋风格并不一定与我们对亲密伴侣的依恋风格相同。

同时，通过“陌生情境”测试所得出的幼儿时期依恋风格与成年后自我报告的依恋风格相关性也处于.22水平，即低相关（Fraely，2013）。这说明依恋风格并非一成不变，而是会随着个体经验发生迁移的。

然而，一些纵向研究发现，在亲密关系中处于安全依恋状态的个体更倾向于回忆起童年时期与父母充满爱意、关怀与接纳的关系 (Feeney & Noller, 1990)。

心理学家们指出，理解自身依恋特征及其形成的原因是改善非安全依恋的第一步。如果能够在接纳自我行为和情绪的基础上对亲密关系获得新的认知和评价，积极体验就能够继发改善自身的人际期望、互动定势。

总而言之，无论你正处于什么样的依恋风格之中，接纳自我总是最重要的事情。接受无法改变的事，也算是争取一种自由。而起码就依恋风格而言，我们还能做出更多的努力。

参考文献：

Fraley, R. C., (2007). Transference of attachment patterns: how important relationships influence feelings toward novel people. Personal Relationships, 14(4), 513–530.

Fraley, R. C., Roisman, G. I., & Haltigan, J. D. (2013). The legacy o early experiences in development: formalizing alternative models of how early experiences are carried forward over time. Development Psychology, 49(1), 109-126.

Feeney, J. A., & Noller, P. (1990). Attachment style as a predictor of adult romantic relationship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 Social Psychology, 58(2), 281-2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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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作者：刘浈
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部研究生
中国婚姻家庭研究小组成员
资深吃货 日常聊天约饭最佳伙伴

刚刚播完的大热电视剧《都挺好》，里面向我们展现了苏家兄弟姐妹是如何受到原生家庭影响的。苏明玉的原生家庭重男轻女，使她有着非常不愉快的成长经历；

另一部大热剧《欢乐颂》里的樊胜美也是一个典型的受到原生家庭深刻影响的人，原生家庭的重男轻女使她在亲密关系中缺乏自尊，将自己放在一个更加卑微的位置；

而同部剧曲筱绡的扮演者王子文，她在综艺节目中提到自己深受原生家庭的影响，因为父母在她很小的时候就离婚了，这使她很早就学会了察言观色，在人际关系中很敏感，觉得没有人关心自己…

时下，无论是在影视剧还是人们日常沟通中，原生家庭都越来越多地被大家所提及，人们开始意识到自己身上的某些特质、行为是受到原生家庭影响的。那么原生家庭在我们建立亲密关系中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

首先我们了解一下什么是原生家庭。

原生家庭（family-of-origin）指个人出生后被扶养的家庭，是个体情感经验学习的最初场所。原生家庭中的人际相处模式会潜移默化地影响个人，而后持续在个体自己的亲密关系中不断地表现出来（Framo, 1976）。个体的价值观、行为模式、个性特点、对亲密关系的看法以及与他人的互动模式都受到原生家庭的影响，并且原生家庭的影响可能会伴随个体终生，即使个体同原生家庭间已经切断了联系，原生家庭的影响仍会持续存在（Bartle-Haring & Sabatelli, 1998）。

在亲密关系方面，研究表明，原生家庭中的父母关系、亲子关系和兄弟姐妹关系都会对个体产生影响，其中，当父母以一种温暖支持的方式抚养孩子时，孩子能够更好地经营自己未来的亲密关系（Conger, Cui, Bryant, & Elder, 2000）。

而不良的原生家庭环境可能会影响个体成年后的亲密关系。比如，父母离异会使孩子对婚姻失去信心，对婚姻的承诺也会降低，离婚的可能性也会增加（Whitton, Rhoades, Stanley, & Markman, 2008）；除了离婚之外，父母的婚姻如果长时间处于冲突状态，会对孩子未来亲密关系的建立和维持产生不良影响（Cui & Fincham, 2010）。

为什么来自原生家庭的不幸福很有可能延续到下一代呢？有两项新近的研究可以对这个问题做出一定的解释。

一项2015年的研究发现，个体的原生家庭会通过影响个体在关系中的自我调节，进而对婚姻满意程度和婚姻稳定产生影响（Hardy, Soloski, Ratcliffe, Anderson, & Willoughby, 2015）。关系自我调节是指个体为了维持关系而做出的努力，其包含评估问题、设定目标、执行和结果评价过程。通俗地说，就是个体努力去解决关系中的不良因素，以维持和提升亲密关系。研究者认为，如果个体的原生家庭氛围不好，例如家庭成员间彼此很冷漠，那么个体就会对婚姻持有消极观念，觉得婚姻不值得自己去付出，而积极的原生家庭环境能够有效预测个体在婚姻中为了关系而调整自我的行为，即个体愿意为了关系更好而做出实际行动。

另一项2017年的研究揭示了原生家庭在个体面临婚姻中的负性事件时的影响（Timmons, Arbel, & Margolin, 2017）。该研究发现，对于妻子来说，早期原生家庭中的不良经历，如父母和亲子间发生言语或肢体冲突，会使妻子对于事件的理解更加消极，消化负性事件的能力会更差。有不良原生家庭经历的妻子在感受到压力时，会更容易与丈夫发生冲突，而婚姻冲突会进一步影响妻子第二天的压力水平。这种恶性循环无疑对亲密关系是有害的。

综上，我们可以看到不太美好的原生家庭经历可能会对我们的亲密关系产生某些消极影响，但是这并不是事实的全部。实际上，原生家庭还有可能对我们当前亲密关系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研究发现，在结婚之后，夫妻接受来自各自原生家庭的支持会对婚姻产生积极的影响。具体来说，当丈夫感受到自己原生家庭的情感支持以及配偶家庭的情感和经济支持时，丈夫的婚姻质量会上升；当妻子感受到自己和配偶原生家庭的情感支持时，妻子的婚姻质量会上升，并且当丈夫感知到妻子原生家庭的情感支持时，妻子的婚姻质量也会升高（袁晓娇，方晓义，2016）。

诚然，在亲密关系中我们或许会带着原生家庭的影子，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要把自己生活的所有不好完全归因于原生家庭，成长的复杂性就在于人与环境的彼此塑造，我们无法选择原生家庭，但是可以选择与过去握手言和，因为我们仍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来减小原生家庭对自己的影响。

如果幸运的话，你会遇上一个与你合适的伴侣，ta 能够包容或治愈你所有原生家庭的印记。愿你能像《都挺好》里的苏明玉那样，在不良的原生家庭经历中创造出属于自己的灿烂人生。

参考文献：

Bartle-Haring, S., & Sabatelli, R. (1998). An intergenerational examination of patterns of individual and family adjustment.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the Family, 903-911.

Conger, R., Cui, M., Bryant, C., & Elder, G. (2000). Competence in early adult romantic relationships: A develop- mental perspective on family influence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79, 224–237.

Cui, M., & Fincham, F. (2010). The differential effects of parental divorce and marital conflict on young adult roman- tic relationships. Personal Relationships, 17, 331–343.

Framo, J. L. (1976). Family of origin as a therapeutic resource for adults in marital and family therapy: You can and should go home again. Family process, 15(2), 193-210.

Hardy, N. R., Soloski, K. L., Ratcliffe, G. C., Anderson, J. R., & Willoughby, B. J. (2015). Associations between family of origin climate, relationship self‐regulation, and marital outcomes. Journal of marital and family therapy, 41(4), 508-521.

Timmons, A. C., Arbel, R., & Margolin, G. (2017). Daily patterns of stress and conflict in couples: Associations with marital aggression and family-of-origin aggression. Journal of family psychology, 31(1), 93.

Whitton, S., Rhoades, G., Stanley, S., & Markman, H. (2008). Effects of parental divorce on marital commitment and confidence. Journal of Family Psychology, 22, 789–793.

袁晓娇, & 方晓义. (2016). 中国夫妻的原生家庭支持及其与婚姻质量的关系.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24(3).

张鑫, 杨阿丽, & 方晓义. (2011). 原生家庭消极性、夫妻的神经质特征与婚姻冲突的关系. 中国心理学会成立90周年纪念大会暨全国心理学学术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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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作者:唐瑀蓁
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部17级本科生
中国婚姻家庭小组成员
一直在路上的白羊座女孩

最近，一部由孙俪与罗晋主演的热播剧《安家》，又一次将「原生家庭」的话题带上了热搜。从两位主角身上，我们似乎可以看到原生家庭给子女留下的印记：

房似锦，年纪轻轻的的金牌房产中介，工作起来强势拼命、不近人情；但其实她本叫房四井，是房家要扔在井里但没死成的老四。儿时她曾受到父母的打骂和姐姐们的欺负，唯有爷爷一直疼爱送她读书，她就这样，练就了坚韧不服输的性格。

徐文昌，儿时生活条件优越，母亲漂亮温柔，和乐融融的日子被父亲的出轨打破，母亲因此跳楼自杀，长大后的他又经历了妻子的背叛。虽然疼痛在生长，但在他身上，却一直保有着善良与人情味，只要不触碰底线原则，都会尽力给予他人帮助。

当然，电视剧有其艺术化的理想主义，但不可否认的是，原生家庭（family-of-origin）似乎真的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我们的某些行为特质，进而影响到人际、工作等生活的各方面。
今天我们来聚焦原生家庭对个体职业观念或想法产生的影响。

原生家庭对职业决策的影响

家庭系统理论指出，原生家庭作为一个系统或单元运行，其互动发展的模式对个体的行为存在重要影响（Carr, 2012）。在职业成长方面，研究表明家庭会指导或限制家庭成员可接受的职业选择范围（Gottfredson, 1981），家庭成员的关系更对各种职业相关决策有决定性作用（Lopez & Andrews, 1987）。

例如《安家》里的房似锦，作为一个大学入学通知书被妈妈狠心撕掉的人，选择成为房产中介也是因为卖房可以赚很多提成以满足嗜血般地索要钱财的家人；她虽收入不菲却对自己很“节俭”，早餐总是狼吞虎咽2杯豆浆和4个包子，对她来说时间就是金钱；她的那句口头禅——「没有我卖不出去的房」更体现了她的职业态度和成长路上练就的韧性。

而徐文昌呢，小时候因爸爸喜欢上了做厨师，但母亲的离世让他彻底抛弃了这个爱好；最终选择成为与厨师完全不搭边的房产中介，原因是他通过卖房可以带给他人温馨的“家”，同时自己也能体味到家的感觉；他是片区的“老好人”，无论是帮忙看宠物还是看孩子，他都在极力保全每个家庭的周全，就是希望自己的不幸不要发生在他人身上。

原生家庭如何影响职业发展？

原生家庭对其成员在完成生涯任务上能力的影响是贯穿一生的，但在刚进入成人期（例如大学生群体）做出职业决策时尤为重要（McGoldrick & Shibusawa, 2012）。调查数据显示，在我国，大约有66%的企业家在子女中挑选继承人（张丽, 2016）。根据关注个体的家庭、朋友、同辈等重要亲密关系对职业影响的研究（Kenny & Medvide, 2013），以及考虑个体在家庭中的时间花费，可以很容易理解原生家庭对年轻成人重要生涯任务发展的影响。

那么家庭中的哪些方面会影响子女的职业规划和生涯发展呢？

【家庭经济社会地位】

2015年一项国内的调查显示（胡文燕, 2015），从家庭经济社会地位对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的影响来看，66%的低收入家庭大学生认为导致自己就业不理想的因素是没有社会关系，而相对的，高收入家庭大学生中仅有22%的比例。

【原生家庭教养方式】

研究持续发现，亲子依恋、父母的积极支持以及自主权支持与高水平的职业决策自我效能感显著地相关（Wolfe & Betz, 2004）。这体现了原生家庭教养方式对子女职业发展的影响，也就是说，父母给予子女的正向支持越多，就越有利于他们自由地选择未来的职业，并且对自己能够独立做出正确职业抉择的信心也更大。

【原生家庭环境氛围】

相应的，不良的原生家庭环境氛围也会导致子女在形成职业相关想法时出现问题。学者Sampson等人于2004年提出的认知信息处理（Cognitive Information Processing, CIP; Sampson, Reardon, Peterson, & Lenz, 2004）理论指出，失调的职业观念涉及以下三个维度：

【决策困惑】（decision-making confusion）指个体由于情感障碍，或难以理解如何做出决定，而妨碍其做出职业决策的能力；
【承诺焦虑】（commitment anxiety）指个体由于对可能结果的焦虑而难以对一项职业选择做出承诺；
【外部冲突】（external conflict）指个体为有效整合他人对职业决策的意见与自我认知而产生的问题。

下面我们来聚焦一项2017年的新近研究，具体讨论原生家庭的关系在个体的成年初期，到底对失调的职业观念（dysfunctional career thoughts）存在怎样的影响。

【职业观念为何会失调？】

2017年，一群研究者邀请了141名大学生（平均年龄为22.5岁）参与调查，关注他们原生家庭的凝聚力（cohesion）、表达性（expressiveness）与冲突（conflict）三类家庭环境因素对失调职业观念的影响。

（1）家庭凝聚力：家庭成员提供的承诺、帮助和支持的程度；

（2）家庭表达性：家庭成员被鼓励表达感受和想法的程度；

（3）家庭冲突：家庭成员间公开表达愤怒与冲突的数量。

对参与者的原生家庭环境与职业想法进行相关与回归分析，结果显示高水平的家庭冲突和低水平的家庭表达与高水平的决策困惑、承诺焦虑和外部冲突有关（Daniel, Yonghong, & David, 2017）。也就是说，当家庭中出现很多冲突，或者家庭成员互相不鼓励表达真实的想法时，儿女可能对职业选择等相关的思考存在问题。

这项研究也提示我们，当出现机能失调的职业观念时，需要考虑家庭动态因素的影响，例如在公开表达冲突的家庭长大，或者家庭成员不被鼓励积极表达情感。因此，调节不正常的职业想法的前提是，受困扰的大学生愿意公开讨论职业与个人问题（Ecke, 2007）。

综上，我们可以发现，原生家庭在一定程度上确实会作用对子女的职业相关想法，虽然有消极的影响，但同时也有积极的促进。

最后说两句

或许，「原生家庭」的确会在我们身上留下影子，但这不代表我们的人生轨迹已经被规划好了。就像房似锦有着“吸血鬼”般的母亲，将其当成提款工具的原生家庭，还是不能阻挡她努力成长，遇见职场上的那个TA，在继续的人生道路上治愈着彼此。

原生家庭不是我们生命的全部，自己的选择很重要。我们无法选择出生在怎样的家庭，但我们可以选择通过最大限度的努力去减小过往伤痛对自己的影响。

往后的生活，愿你有着自己的梦想，开心灿烂的过下去，光亮，就在前方。

别走开，下面是我们的课题简介哦~

在目前家庭教育相关资源紧缺的社会现状下，对中国家庭、夫妻婚姻状况的调查研究显得尤为重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新婚夫妻互动与婚姻关系的动态性变化关系：情绪情感的中介作用》是由北京师范大学发展心理研究院方晓义教授领衔开展的一项国家级重大课题研究项目，旨在调查研究中国新婚夫妻婚姻及家庭状况，了解新婚夫妻互动模式及婚姻关系变化，提高新婚夫妻关系质量。

我们诚挚邀请您和您的配偶参加我们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新婚夫妻互动与婚姻关系的动态性变化关系：情绪情感的中介作用》，该项目能够帮助您更加深入地认识和了解自己的婚姻关系，建立夫妻之间的良好互动模式，促进婚姻质量与稳定性的提高，为未来的孩子提供良好的家庭成长环境。

参考文献：

Carr, A. (2012). Family Therapy: Concepts, Process and Practice. Family therapy : concepts, process and practice.

Daniel C. Lustig, Yonghong Jade Xu, & David R. Strauser. (2017). The influence of family of origin relationships on career thoughts. Journal of Career Development, 44(1), 49-61.

Ecke, Y. (2007). Attachment style and dysfunctional career thoughts: How attachment style can affect the career counseling process. Career Development Quarterly, 55, 339–350.

Gottfredson, L. (1981). Circumscription and compromise: A developmental theory of occupational preferences. Journal of Counseling Psychology, 28, 545–579.

Lopez, F., & Andrews, S. (1987). Career indecision: Family systems perspective. Journal of Counseling and Development, 65, 304–307.

McGoldrick, M., & Shibusawa, T. (2012). The family life cycle. In F. Walsh (Eds.), Normal family processes: Growing diversity and complexity (4th ed., pp. 375–398). New York, NY:
Guilford Press.

Sampson, J. P., Reardon, R. C., Peterson, G. W., & Lenz, J. G. (2004). Career counseling and services: A cognitive information processing approach. Belmont, CA: Brooks/Cole Thomson Learning.

Wolfe, J., & Betz, N. (2004). The relationship of attachment variables to career decision-making self-efficacy and fear of commitment. Career Development Quarterly, 52, 363–369.

胡文燕. (2015). 家庭环境对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的影响及对策. 科技资讯, 013(22), 224-225.

张丽. (2016). 子承父业——我国家族企业代继传承主流模式影响因素研究. 科学与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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