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作者
姚姝婷
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部在读硕士生
中国婚姻家庭研究小组成员
喜欢尝试一切新鲜事物，却唯独钟情心理学的双子GIRL

你责怪我为什么不陪你聊天聊地聊人生，你可知道我坐望天空发呆时正在头脑中“自言自语”；
你责怪我为什么不在你情绪崩溃的时候安抚你，我却想的是我有责任为你解决问题；
你责怪我为什么不在我遇到困境的时候说出自己的感受，我却想的是我不能在我爱的人面前表露无助；
你责怪我为什么不将“我爱你”挂在嘴边，我却想的是天冷的时候给你加件衣、劳累了一天给你揉揉肩。

在家庭生活中，妻子喜欢“天马行空”，丈夫则喜欢将妻子的“天马行空”变成现实；妻子遇到问题喜欢将自己的烦恼悉数倾诉给爱人，以此来释放自己的压力和不开心，丈夫遇到问题则倾向于藏在心里，“孤军奋战”。

夫妻在互动行为中的差异体现在方方面面，当我们埋怨配偶“你咋会这样想呢？”的时候，不妨读读下面的内容，当我们撕开这些表象，深层次的东西便成了值得研究的课题。也许会突然觉得，并不是另一半的问题，而是压根我们来自不同的星球。

01需求不同

国外一项研究发现，夫妻如果能在对方最需要支持的时候提供恰当的支持，是婚姻积极走向的重要原因（Sullivan, Pasch, Johnson, & Bradbury, 2010)。

男性与女性在婚姻中往往会有不同的需求，了解对方真正的需求是什么，才能给予对方真正需要的支持，而不是站在自己的角度上给对方自认为需要的支持。

刘宣文等人（2015）的一项研究发现，对于丈夫来说，他们更注重在亲密关系中获得配偶对自己职业和事业发展的支持。也就是说当他们遇到困难时，他们更渴望从配偶那里获得积极的反馈，而一旦配偶表现出批评指责等消极行为，会大大降低丈夫对婚姻质量的评价。对于妻子来说，她们更倾向于在关系中寻求亲密感，这种亲密感是当我们与对方分享经历时，感到两个人是完全在一个频道上的，是一种舒适、安全、可信赖的感觉。

所以，当下次丈夫再遇到一些工作上的不如意时，妻子不妨收起自己小情绪，少一点埋怨和建议，多一些情感支持，对亲爱的他说一句“老公，我相信你能行”；而当妻子不开心的时候，丈夫也不要总是采用回避的方式试图让对方冷静下来了。琚晓燕等人（2015）的研究指出，男性一旦能够在谈话中稍有一点积极的回应，即便没有表现出强烈的温暖支持行为，已经可以大大提高双方的婚姻满意度了，可见妻子的要求也并不高哦。

02敏感点不同

相比妻子，婚姻关系对丈夫来说是一个更重要的支持来源。而妻子可以在其他更多的地方获得情感支持（Belle,1982）,因此丈夫对自己在表达无助时妻子的反应特别敏感。

妻子则对夫妻发生冲突时丈夫的反应异常敏感，大多时候在妻子已经认为“这是个问题”并略带情绪化的夸大问题时，丈夫往往不以为然，这与以往研究发现丈夫对婚姻的满意度往往高于妻子一致。

事实上，Gottman，Cohan，Carrere 和Swanson的研究结果发现：婚姻中有冲突并不是问题，即使在幸福的夫妻中，他们也会吵架。但是当冲突解决过程中，丈夫表现出消极反应时，女性内心对关系的满意度会下降，这会导致婚姻质量的降低（叶筱珍，2012）。

所以，作为妻子，要知晓自己遇到不愉快的时候还可以和亲人、闺蜜诉诉苦，但对于丈夫来说，自己就是他唯一的情感支撑，丈夫也会有无助的时候，多一些体谅、鼓励、温柔的情感支持可以增强丈夫的信心；作为丈夫，在解决冲突时要善于用一些积极的情感技巧，尝试去理解妻子的辛苦不易，多一些幽默、轻松、温暖的情感回应可以有效化解冲突。

夫妻两性之间的差异永远不可能消失，就像金星与火星永远公转在不同的轨道上，但同时它们又都生活在相同的宇宙中，一个叫做“家”的宇宙。

多一些包容，少一些挑剔；多一些理解，少一些误解；多花一些心思，少一些埋怨。即便两人之间有很多的“不一致”，即便“你是金星，我是火星”，So what ? 我们依然可以是彼此那个许你一世深情的人。

参考文献：

Belle，D．(1 982)．The stress of caring：Women as providers of social support．In L，Goldberger&S．Breznitz(Eds)，Handbook of stress：Theoretical and clinical aspects(PP.496—505)．New York：Free Press．

Gottman, J. M., Coan, J., Carrere, S., & Swanson, C. (1998). Predicting marital happiness and stability from newlywed interactions. Journal of Marriage & Family, 60(1), 5-22.

Sullivan, K. T., Pasch, L. A., Johnson, M. D., & Bradbury, T. N. (2010). Social support, problem solving, and the longitudinal course of newlywed marriage. Journal of Personality & Social Psychology, 98(4), 631-44.

琚晓燕, 李晓敏, 谢庆红, 曹洪健, & 方晓义. (2015). 新婚夫妻互动行为对婚姻质量的即时效应和状态效应. 心理与行为研究, 13(2), 162-170.

刘宣文, 琚晓燕, 唐水玲, & 方晓义. (2015). 夫妻问题解决和社会支持、依恋安全性与婚姻质量的关系. 心理科学(1), 179-184.

琚晓燕, 谢庆红, 曹洪健, 方晓义, & 刘宣文. (2013). 夫妻互动行为差异及其对婚姻质量的影响——基于一项观察研究.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21(5), 790-794.

叶筱珍. (2012). 新婚夫妻冲突解决、社会支持对婚姻质量的预测研究. (Doctoral dissertation, 浙江师范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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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作者
罗亚
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部本科生
中国婚姻家庭研究小组成员
喜欢吃辣、喜欢摄影、喜欢不定时撒播狗粮的重庆妹子一枚

妻子：离婚！我要离婚！
丈夫：啊？为什么呀？

原本感情一直很好的夫妇，妻子却突然提出了离婚，丈夫瞬间傻眼了，茫然无措的他，苦苦思考许久却还是不知道，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妻子提出了离婚，丈夫却一脸茫然，听起来似乎不可思议，但在我们的生活中，这样的事情还真的不少。美国社会学协会的一项调查就显示，异性恋婚姻中，在离婚事件发生时，女性主导了其中的69%，也就是说，提出离婚的近七成是妻子，而丈夫仅占三成（Michael J. Rosenfeld, Reuben J. Thomas, & Maja Falcon, 2015）。明明丈夫对婚姻生活并无不满，为什么妻子却提出了离婚呢？

不是不幸福，而是没有你幸福

2010年的一项研究发现，夫妻之间的幸福感差距能够很好地预测未来的离婚情况，并且，这种差距的影响是不对称的：当妻子不那么幸福时，夫妻更有可能分手（Guven, Senik & Stichnoth, H. , 2010）。甚至，研究者还发现，无论是新婚夫妻还是老夫老妻，无论在什么时候，幸福感差距的扩大也与更高的离婚风险有关。

所以说，即使是生活幸福美满的夫妻，也有可能因为妻子感觉自己不如丈夫那么快乐而导致婚姻破裂，才会出现“妻子坚决要离婚，而丈夫却一脸茫然”的情况。

这样的结果显示出，在夫妻关系中，女性追求的往往并不是单纯的平等，而是没有后顾之忧，否则，当妻子比伴侣更幸福的时候，她们也会提出离婚。在婚姻中感受到比丈夫更多的幸福，会让妻子们感受到更多对未来的安全感，婚姻也就更加稳定。

看到这里你或许会疑惑，幸福感这么虚无缥缈的东西，真的不会因为妻子的主观判断而产生偏差吗？事实上，幸福感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观察到的，研究已证明，夫妻能够预测彼此自我报告的幸福水平(Diener, 1984; Sandvik et al., 1993)。每天生活在一起的夫妻，自然能够比他人更能感受到对方是否幸福，而这种比较，恰好会给妻子带来压力。

怎样才能更幸福呢？

1多沟通

研究指出，夫妻能够建设性地进行沟通将有助于婚姻满意度（Litzinger＆Gordon, 2005）。好的沟通能够帮助夫妻双方更加明确各自的心意，当幸福感产生差异的时候，丈夫如果能够察觉到妻子的变化，多关心妻子、多询问她的感受，并为之付出一定努力，我相信，这样的夫妻绝对不会走到离婚这一步。

2门当户对

Guven等人的研究（Guven et al., 2010）也发现，在幸福感不平等的情况下，背景相似的夫妻可能会拥有更稳定的婚姻，因为他们相似的性格、特征或选择减少了冲突的范围。因此，选择和自己门当户对的人步入结婚殿堂，可以更好地抵抗未来结婚生活中的危机。

3多赚点钱给老婆花
Sohn的研究指出，丈夫的收入与妻子的幸福感之间存在着正相关的关系（Sohn, 2016），并且令人惊讶的是，在丈夫的特征中，只有他的收入和健康与妻子的幸福具有统计学上的显著相关。看来，想要老婆更幸福，老公们可得更加努力才行呀！

原来，最动人的情话不是我爱你，而是，我要你过得比我更幸福。

参考文献：

Diener, E. (1984). Subjective well-being. Psychological Bulletin 93, 542–575.

Guven, C. , Senik, C. , & Stichnoth, H. . (2010). You can't be happier than your wife: happiness gaps and divorce. ZEW Discussion Papers, 82(1), 110-130.

Michael J. Rosenfeld, Reuben J. Thomas, & Maja Falcon. (2015). "How Couples Meet and Stay Together."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Libraries.

Sandvik, E., Diener, E., Seidlitz, L. (1993). Subjective well-being: the convergence and stability of self and non self report measure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61, 317–342.

S Litzinger , KC Gordon.(2005). Exploring relationships among communication, sexual satisfaction, and marital satisfaction. 《Journal of Sex & Marital Therapy》 , 2005 , 31 (5) :409

Sohn, K. . (2016). The role of spousal income in the wife’s happiness. 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 126(3), 1007-1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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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Ryan刘也行
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部2019级研究生
喜欢每天都博学一点的猫奴
一般来说比较佛系

北大男生对女友施以精神暴力，最终导致生命的陨落。被家暴的知名美妆博主宇芽近日登上今日说法。亲密关系中的暴力到底有多可怕？

诸多女性受害者在北大女生自杀事件之后纷纷发声，很多人意识到自己曾受到或正在经受精神暴力的摧残，使精神暴力遭到全民声讨！宇芽事件登上今日说法栏目，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的教授呼吁：及时去掉幻想，不要把家暴看成吵架，实际上是一种人身伤害！

放眼望去，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有受害者站出来控诉自己遭遇了暴力，人人喊打却层出不穷，我们不禁想问，在发生亲密关系暴力后，我们到底该怎么做？

什么是家暴？

家庭暴力 (domestic violence) 是指对家庭成员进行伤害、折磨、摧残和压迫等方面的强暴行为, 其手段有殴打、捆绑、残害身体、凌辱人格、限制人身自由、遗弃以及性虐待等（张亚林，曹玉萍，2002）。

暴力发生在家庭或亲密关系当中，包括但不限于夫妻之间的暴力、父母与子女之间的暴力，男女朋友之间的暴力；暴力行为包括但不限于肢体冲突、语言暴力、冷暴力等。

世卫组织在2017年的数据显示，全球三分之一的女性遭受过身体或性暴力，然而仅不到10%的女性报过警。从2018年全国妇联数据来看，中国每7.4秒就有一位女性遭家暴，平均遭受35次后才会报警，家暴致死占妇女他杀死因的40%以上.

家庭暴力给受害者身心带来巨大痛苦：

(1) 情绪症状：普遍会产生自卑、恐惧、焦虑、抑郁、仇恨、或者情感淡漠、情绪不稳定等

(2) 行为问题：可能出现行为退缩、流浪、吸毒、酗酒等行为问题;

(3) 精神疾病：有时家暴可导致或诱发精神疾病。还有研究者发现家暴是导致抑郁症患者自杀的一个关键因素（曾昭祥，2004）。作为连锁反应，不少受虐者因不堪忍受而被迫自杀, 或是过分反抗造成家破人亡。

施暴者自身也会越发极端。

施暴者的行为往往使自己在家庭中处于孤立状态，家庭成员心理上的反感、精神上的叛逆足以使施暴者有孤家寡人之感。并且随着时日推进, 双方强弱力量的逐渐变化, 这种众叛亲离的孤独感会愈加严重（张亚林，2005）。

家暴也会给孩子带来难以消除的阴影。

大多数情况下处于旁观者的儿童来说，目睹父母暴力行为的经历会让他们与其他人相比有更低的自尊水平，出现焦虑、抑郁等情绪问题，躯体健康问题和暴力行为问题的风险增加（何影，2010）。

既然家暴的破坏力如此之强，那我们在亲密关系的相处中，如何识别潜在的家暴危险信号呢？

如何识别潜在家暴危险信号？

研究者在2008年对156位家暴施暴者的社会心理因素进行了回归分析，研究结果提示施暴者有其一定的人格基础, 有更多的外向性格和反社会人格障碍症状。

儿童时期，在父亲惩罚、严厉、过分干涉、拒绝、否认等消极养育方式下长大，或经常目睹父母冲突（包括动手、酗酒、违法乱纪、经济压力、夫妻一方专权、人格障碍、情感虐待等），成年婚后又有更多不良行为、心理症状、出现婚姻家庭功能等问题、获得较少社会支持者, 对伴侣进行严重躯体暴力的可能性更高（赵幸福等, 2008; 毋嫘, 2013）。

因此在选择伴侣的过程中，我们要识别到在婚姻家庭中一些显著的信号，如长期酗酒、冲动、情绪变化不定，并伴有不良行为，那么ta很有可能在婚姻家庭的发展中产生一定的暴力行为。

如何保护自己，减少家暴伤害？

这里有五点建议：
1.及时脱离家暴现场，寻求物理隔离：
要尽量避免家暴升级，一旦出现双方厮打，甚至有器物伤人等行为，要立即退出，剪除纠缠，保证安全的前提下思考应对的方法。

2.转变观念：
在当今男权社会下，女性应改变男尊女卑的传统观念, 树立独立的人格、自信的心态、自强的操守（靳国胜，高飞，2005）。在婚姻中没有任何一方有权对另一方进行暴力攻击，即使双方都存在问题，也绝不应由暴力解决。要破除幻想，认清暴力的实质是人身伤害。

3.寻求社会支持：
受害者在遭遇家暴后，往往采用抱有幻想, 采取自责、退避等应对方式（毋嫘, 洪炜, 麻超, 于桂新, 张紫艳，2013），这些都是将自己封闭于社会支持之外的方法。因此，我们鼓励受害者寻求周围亲朋好友以及心理咨询师的社会支持，建立家暴紧急联系人，去除被家暴的羞耻感，厘清观念，勇于发声。

4.诉诸法律：
2016年3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正式施行，反家暴法的出台, 为打击家暴行为提供了法律依据, 公安局、检察院、法院及有关行政部门应各司其职, 对家暴实施者视情节轻重依法处理。鼓励遭遇家暴的女性主动寻求法律的保护, 相关机构接到报案后应积极受理、及时处置（康爱荣，刘雷，2017），让我们拿起法律武器，让暴力远离家庭。

5.识别信号，转化互动模式：
在亲密关系中，我们通过互动视角发现，暴力是相互的动态推进过程, 一方的敌意行为引发另一方的敌意, 双方互相激化, 最终导致了冲突的升级和暴力的发生（向小平，王晓婷，2019）。当我们感受到对方的愤怒和实施暴力的意图时，要及时远离对方，进而去思考是怎样的互动模式导致了暴力行为的一个意图实施，针对可能的假设进行互动模式的转变。

举例说明互动模式的形成：
丈夫每次一进家门，妻子就抱怨丈夫回家太晚。丈夫感受到了这种不被接纳的信号后，产生回避等消极行为，进而引发妻子更为激烈的指责，最终导致丈夫采用暴力行为来终止女方的指责。
如果丈夫回家时，妻子先采取一些亲密行为（拥抱）并询问丈夫晚回家的原因，丈夫在感受到家庭温暖的氛围后，也会相应减少回避行为，采用接纳的态度去对待妻子。这种互动模式的识别和转变对处理家暴问题十分有效。

我们鼓励解决问题，但当遭遇不公平甚至暴力待遇时，请及时止损，迅速脱身，避免更多的伤害。希望大家都能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扫除亲密关系中的阴霾，重建美好的生活。

Love shouldn't hurt.

参考文献

Dube, S. R., Anda, R. F., Felitti, V. J., Chapman, D. P., Williamson, D. F., & Giles, W. H. (2001). Childhood abuse, household dysfunction, and the risk of attempted suicide throughout the life span: findings from the Adverse Childhood Experiences Study. Jama, 286(24), 3089-3096.

Fantuzzo, J., Boruch, R., Beriama, A., Atkins, M., & Marcus, S. (1997). Domestic violence and children: Prevalence and risk in five major US cities.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child & Adolescent psychiatry, 36(1), 116-122.

何影, 张亚林, 李丽, 黄任之, 周雪婷, 张迎黎. (2010). 中华行为医学与脑科学杂志，19(4),355-357.

靳国胜, 高飞. (2005). 当前我国家庭暴力的现状, 原因及其预防. 榆林学院学报, 15(2), 25-28.

康爱荣, 刘雷. (2017). “反家暴法” 出台视域下女性遭受家暴问题及应对措施探讨. 黄河水利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9(2), 94-96.

向小平, 王晓婷. (2019). 互动视角下婚姻暴力的发生, 发展与维持——基于对两对夫妻的访谈研究. 山东女子学院学报, (1), 8.

张亚林, 曹玉萍. (2002). 家庭暴力与精神卫生.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10(3), 233-234.

张亚林. (2005). 论家庭暴力. 中国行为医学科学, 14(5), 385-387.

赵幸福, 张亚林, 傅文青, 周云飞, 李鹤展, 袁国桢. (2008). 家庭暴力施暴者的社会心理多因素 Logestic回归分析.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16(2), 210-212.

曾昭祥, 刘琳, 房茂盛, 张龚. (2004). 家庭暴力对抑郁症患者自杀影响的调查研究. 中国全科医学, 07(21), 1576-15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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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作者：沈虹伍
客家人
北京师范大学在读本科生
中国婚姻家庭研究小组成员
业余程序猿、业余诗人

早在两千多年前，《诗经》里就有人感叹：“仲（爱人的名字）可怀也，父母之言，亦可畏也。”这种“可畏”在心理学上属于“原生家庭卷入”的一种。在我国特有的家族文化之下，个体与其原生家庭间始终保持着紧密联系。在“婚姻不是两个人的结合，而是两个家庭的结合”的文化观念影响下，关于原生家庭尤其是婆媳关系的家庭伦理剧层出不穷，甚至还从中衍生了一个令很多男性头疼的“千古难题”——“我和你妈妈掉水里了，你救谁？”

中国人的婆媳关系普遍很差吗？

难道婆媳之间真的像电视剧里一般无法和平共处吗？有研究表明（袁晓娇，方晓义，2013），我国夫妻的原生家庭卷入多属于良性状态,支持主导型（与父母关系和谐，双方父母都愿意提供支持）和疏远型家庭（平时与父母少来往）比例远高于矛盾型家庭。也就是说，虽然婆媳之间矛盾仍然存在，但是大多数家庭情况还是很好的。并不是每一个家庭都会“精彩得和戏一样”，各位不要“入戏太深”。尽管如此，原生家庭的卷入仍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很多时候，父母都会参与到我们的家庭生活中去，例如会帮我们做家务、在我们遇到困难时给予支持。那么，父母的这种参与会提升我们的幸福感吗？

帮我们做家务，不如给予我们情感支持

研究发现，丈夫感知的自身原生家庭工具性支持（如父母帮助做家务等）对夫妻双方婚姻质量有消极影响，即原生家庭可能好心办坏事（袁晓娇，方晓义，2016）。这可能是因为丈夫感知到凡事有自己父母代劳的情况下更少参与家庭事务，对核心家庭的低卷入（参与的事务少，长期当吃瓜群众）和低认同感（感觉自己更多是妈妈的小宝宝而不是一个家里顶天立地的男人）损害了夫妻婚姻质量。由此可见，如果总像一个长不大的孩子一样把家务推给自己的妈妈的话，表面上看似乎是给自己和爱人减了负，实际上离幸福反而会越来越远。近来社会新闻中常常出现的各种“妈宝男”“妈宝女”就是十分典型的反面教材。

但是另一方面，如果能得到对方父母的情感支持却是有利于提升幸福感的。研究发现，无论丈夫还是妻子，最能预测个体婚姻质量的是来自配偶家庭的支持（袁晓娇，方晓义，2016）。Milardo与Lewis的支持模型认为，配偶原生家庭的情感支持让个体感觉被配偶最重要的社会关系网络接纳，因而有利于提升婚姻质量。可见，一个能得到自己婆婆支持的妻子幸福感会有最大的提升，同样的，一个受到自己岳父岳母认可的丈夫幸福感也会“爆棚”。

所以，我们不妨让自己的父母为我们少做一些家务，多给予我们爱人情感支持。当然，并不是所有家庭都可以和父母相处的平安无事，冲突是在所难免的，最常见的当属婆媳矛盾，这时候我们该怎么做？

当婆媳关系紧张时，我们能做什么？

这时候，那个有时被逼着回答“我和你妈掉水里了先救哪个？”的男人的确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有研究发现，丈夫对妻子的支持能够有效地缓冲婆媳冲突对妻子婚姻质量的消极影响（Wu et al.,2010）。如果丈夫能够与妻子形成同盟共同应对与原生家庭的冲突，则妻子由此产生的消极情绪就不会迁移到丈夫和婚姻中。毕竟在我国文化传统下，妻子是嫁入婆家的，在冲突中往往处于弱势一方，更需要丈夫的支持作为自己应对冲突的资源。

对于妻子而言，采取咄咄逼人的姿态（如逼问丈夫，强行拖丈夫“下水”）无益于问题的解决，这样的姿态只会让丈夫觉得妻子是一个“麻烦制造者”。家庭内的冲突不是高强度的拳击，而是像打太极一样，又柔又粘却很有力量。对于来自婆婆的“攻击”，要学会使用“太极推手”，避免针锋相对。采取适当的迂回战术和积极同丈夫结成联盟一起应对的策略更有利于问题的解决。

愿爱与被爱
都温柔无伤害

参考文献：

1.袁晓娇,方晓义.(2016).中国夫妻的原生家庭支持及其与婚姻质量的关系.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24(3),495-498.

2.袁晓娇,方晓义. (2013). 原生家庭卷入与夫妻婚姻质量的关系. 全国心理学学术会议.

3.Milardo, R. M., & Lewis, R. A. (1985). Social networks, families, and mate selection: A transactional analysis. The handbook of family psychology and therapy, 1, 258-283.

4.Wu, T. F., Yeh, K. H., Cross, S. E., Larson, L. M., Wang, Y. C., & Tsai, Y. L. (2010). Conflict with mothers-in-law and Taiwanese women’s marital satisfaction: The moderating role of husband support. The Counseling Psychologist, 38(4), 497-5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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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作者：胡佳琪
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部本科生
中国婚姻家庭研究小组成员
爱打球爱打游戏的阳光宅

婚姻作为人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和工作、健康一样需要投入时间和精力去追求和维持，也必然存在成功的婚姻和失败的婚姻。

当已婚夫妻间的亲密关系解体时，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冲突，也会有人做出离婚的选择。对双方而言，都需要克服由此带来的消极情绪，适应与原来不同的生活状态、社交圈子、经济资源，处理好与前配偶之间的关系（罗兰·米勒，王伟平 译，2011）。而经历了父母冲突或离异的孩子们所受到的影响，则可能比这些更复杂。

父母冲突与离异会给孩子带来什么影响？

很多大人以为，儿童长期暴露在婚姻冲突之下，他们会习惯与之相处——事实却与此完全相反。

孩子暴露在冲突中的时间越长，负性情绪（抑郁、愤怒）越多，相应的行为反应（攻击行为、调解行为）也越多。

这一研究结果与情感安全假说（emotional security hypothesis）一致。儿童对冲突始终保持高敏感性的原因，可能是重复暴露在冲突的情境中使得儿童的情感不安全感增加，控制情绪与行为的能力就被削弱，于是更容易产生害怕、抑郁、愤怒的感觉（Davies & Cummings, 1994）。

当夫妻冲突不断升级，很有可能导致夫妻关系结束。父母离异带给孩子的影响也不容忽视。

研究者们在涉及成千上万人的数十年的研究中得到一个统一的结论：父母离异的孩子在青少年和成人早期幸福的水平要低于那些父母婚姻和谐的孩子。

他们心理适应能力低下，体验到更多的消沉和焦虑，对生活满意度较低，问题行为很多；成年后的亲密关系也更为脆弱，更可能离异（Amato, 2010）。

为什么父母离异会给孩子带来负面影响？

01
双亲丧失（parental loss）的观点认为，拥有父爱和母爱能让儿童获益，因此儿童在失去父亲或母亲后情况就可能变得不太好。研究的确发现，如果离婚后儿童仍能与双亲共处时，他们生活得更为顺利（Fabricius, 2003），而双亲如果有一方远离他们时则表现得很糟糕（Braver et al., 2003）。

02
双亲应激（parental stress）模型则认为关键在于儿童接受到的养育质量而非数量。任何能干扰对儿童的养育的事件都会产生有害的影响。与这一观点一致的事实是，父母离异的儿童常常在父母的婚姻挫折开始时，在学校就表现得更为糟糕，这要早于父母实际上分开的时间（Sun, 2001）。

03
经济困境（economic hardship）也是重大的应激源：离婚可能导致的贫困环境会增加儿童的心理压力。如果孩子跟随的一方有充足的资源支持儿童，那么，会减少离婚后他们所面临的任何困难（Sun & Li, 2002）。

在这些因素之中，最有影响力的还是双亲冲突（parental conflict）。父母之间尖酸刻薄的交往让孩子难以承受，无论是否离婚，家庭冲突都与儿童更高的焦虑（Riggio, 2004）、更差的健康（Miller & Chen, 2010）和更多的问题行为（Musick & Meier, 2010）联系在一起。

为人父母的你面对婚姻冲突能为孩子做些什么？

研究发现，如果孩子能得到关爱、可靠和持续的养育，免受父母冲突的伤害，他们就能幸福地成长（罗兰·米勒，王伟平 译，2011）。因此，当我们面对婚姻冲突或离异时，可以采取更灵活的处理和应对方式。

首先，在婚姻生活中遇到分歧或矛盾时，不要在孩子面前争吵，不要将孩子牵扯到你们的冲突中去。因为即使你们的问题最终得到了解决，但是给孩子造成的影响却难以消除。

其次，Amato（2003）的研究结果显示，当儿童生活在很少发生冲突的完整家庭时，他们最幸福；当低冲突的父母离婚时他们的幸福感会显著降低；但如果儿童生活在持续发生冲突的家庭中，而父母不离婚时他们的情况比离婚更糟糕；当离婚能结束一个丧失功能的家庭时，儿童的幸福感几乎不会下降。

因此，如果已经满是矛盾冲突的父母，就不要为了所谓孩子的幸福而保持名存实亡的婚姻关系，这种“以爱为名”的做法只能适得其反。

最后，即使夫妻分离也要给孩子一个合理解释，并告诉孩子：“虽然爸爸妈妈分开了，但是对你的爱不变。”让孩子继续保持与父母和祖父母的亲密接触。父母也应合作履行对孩子的抚养义务，给孩子充分的爱护和支持。

参考文献：

罗兰, 米勒, 丹尼尔, 珀尔曼, & 王伟平. (2011). 亲密关系.

Davies, P. T., & Cummings, E. M. (1994). Marital conflict and child adjustment: An emotional security hypothesis.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16(3), 387.

Amato, P. R. (2003). Reconciling divergent perspectives: Judith Wallerstein, quantitative family research, and children of divorce. Family Relations, 52(4), 332-339.

Amato, P. R. (2010). Research on divorce: Continuing trends and new developments.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Family, 72(3), 650–666. Braver, S. L., Ellman, I. M., & Fabricius, W. V. (2003). Relocation of children after divorce and children's best interests: New evidence and legal considerations. Journal of Family Psychology, 17(2), 206.

Fabricius, W. V. (2003). Listening to children of divorce: New findings that diverge from Wallerstein, Lewis, and Blakeslee. Family Relations, 52(4), 385-396.

Miller, G. E., & Chen, E. (2010). Harsh family climate in early life presages the emergence of a proinflammatory phenotype in adolescence. Psychological science, 21(6), 848-856.

Musick, K., & Meier, A. (2010). Are both parents always better than one? Parental conflict and young adult well-being.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39(5), 814-830.

Riggio, H. R. (2004). Parental marital conflict and divorce, parent‐child relationships, social support, and relationship anxiety in young adulthood. Personal Relationships, 11(1), 99-114.

Sun, Y. (2001). Family environment and adolescents' well‐being before and after parents' marital disruption: A longitudinal analysis.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Family, 63(3), 697-713.

Sun, Y., & Li, Y. (2002). Children's well‐being during parents' marital disruption process: A pooled time‐series analysis.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Family, 64(2), 472-4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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