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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选读
Coco有话说

“996”、“007”、“躺平”、“内卷”……无不显示出人们在巨大生活压力之下的繁忙和无奈,与之相伴随的是消极情感的上升、积极情感和生活满意度的下降。

现代人该如何应对这种状况呢?怎样才能获得主观幸福感呢?


主观幸福感(Subjective well-being)是一个广义的幸福概念,由三个成分构成:生活满意度(Life satisfaction)、积极情感(Positive affect)和消极情感(Negative affect)。以往研究发现,压力不仅会对身体健康产生不利影响,还会导致更低的积极情感和生活满意度,以及更高的消极情感。也就是说,压力会导致主观幸福感的下降。因而,很多研究者都在寻找可以缓冲压力对主观幸福感影响的因素。

《积极心理学杂志》(The Journal of Positive Psychology)2021年5月发表了一篇文章,作者通过具有代表性的大规模样本再次验证了压力对主观幸福感的消极影响,而且还发现了亲社会行为在其中的积极保护作用,并且,研究者还在不同富裕程度的国家或地区中对上述影响模式进行了区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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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研究者认为亲社会行为可以缓冲压力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作用。实施亲社会行为的个体通常会产生更高水平的幸福感。这方面的研究文献很多,例如本公众号的一篇推文(文献选读|得到VS付出:哪种快乐更持久)也表明,相比于自己获益,人们在帮助他人时所体验到的快乐更持久。因此,研究者假设,即使在压力情境下,实施对他人的善行仍会增加人们的积极情感,并提高生活满意度。

研究者选取了盖洛普世界民意调查(Global Datasets for Public Use)中的全球样本,包括154个国家或地区,共计1,899,468名受访者。通过对数据进行分层线性模型(Hierarchical Linear Modeling)分析,结果发现:感知到更高压力的个体报告了更低的主观幸福感,但自我报告实施过更多亲社会行为的个体却报告了更高的生活满意度和更多的积极情感。进一步分析发现,亲社会行为与压力的交互作用显著。即,在同样的压力水平下,相比于不实施亲社会行为的人,实施亲社会行为的人主观幸福感下降的更少(如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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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不同压力水平与亲社会行为对积极情绪的交互影响

其次,研究者认为不仅个体实施亲社会行为能够缓解压力的消极影响。从国家或地区的层面而言,国家或地区的富裕程度应该也能一定程度上缓解压力的消极影响。有研究发现,一方面,在富裕地区居住的人们会报告更高水平的幸福感,但是同时也会报告更高水平的压力感。另一方面,一些比较贫穷的国家或地区因为更差的医疗状况和健康问题,又会进而导致压力加剧。因此,研究者假设国家或地区的富裕程度的影响是复杂且深远的。

研究者将不同国家或地区的GDP作为环境水平变量纳入统计分析,结果发现相比之下,生活在更富裕之地的人感到更加幸福。进一步分析发现,压力和富裕程度的交互作用显著。即在同样压力水平下,相比于贫穷国家或地区的人,在富足之地生活的人会有更少的消极情感和更多的积极情感。但是,生活在富裕国家或地区的人在压力情境下的生活满意度则会更剧烈地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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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不同压力水平与国家或地区富裕程度对消极情感的交互影响

可见,大环境的富裕确实缓冲了压力对积极和消极情感的影响。但与预期相反,国家或地区富裕加剧了压力对生活满意度的影响。研究者认为,可能的原因是“对比效应”,生活满意度涉及一个人对整体生活的全面评估,当人们生活在高品质的环境中但却感到很大压力和没有休息的时间,就会产生强烈的对比,从而导致生活满意度的大幅下降


本研究通过对两百万样本数据进行分析,再次检验了压力对主观幸福感的消极预测作用。同时,本研究也发现亲社会行为的积极作用,即亲社会行为可以有效减缓压力对主观幸福感的负面影响。最后,国家或地区富裕程度表现为两种不同的影响模式:一方面其可以减缓压力对积极情感和消极情感的影响;另一方面又会加剧压力对生活满意度的消极影响。因此,未来可以进一步对国家富裕程度如何影响不同成分的主观幸福感进行内部机制上的区分讨论。

这则研究结果启示我们:随着国家的进步和富强,人民的幸福感也会随之稳步提升。在纷繁复杂、充满压力的环境中,相比于面对不同来源压力时的束手无策,我们还可以通过践行亲社会行为来缓解压力所带来的消极影响。也就是说,“赠人玫瑰,手有余香”的确可以提高人的幸福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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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Ng, W., & Diener, E. (2021). Stress’s association with subjective well-being around the globe, and buffering by affluence and prosocial behavior. The Journal of Positive Psychology, 1-12.
https://doi.org/10.1080/17439760.2021.1940250

推文作者:林靓
插图:彭重昊
编辑:彭重昊
排版:彭重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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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选读
Coco有话说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每天都会与很多人互动:家人、朋友、同事、商贩,甚至陌生人。然而,我们对每个人的信任水平是不同的。那么,我们是更愿意信任他人,还是更倾向于去怀疑他人?哪些因素又会影响我们对他人的信任水平呢?

本期推文就为大家介绍一篇文献,这项研究采用经验取样的方法,详细考察了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的信任现象。


信任指个体“对他人的意图和行为持有积极的期待,并愿意为此而承担一定风险的意愿”。信任对社会关系的维持有着重要的作用,只有对于信任的人,我们才能做到坦诚相待、情同手足。那么,哪些因素会影响到我们对他人的信任呢?

为了回答这一问题,研究者招募了427名被试,请他们参加了一项为期五天的研究。在这五天中,研究者每天都会在5个不同的时段给参与者发送调查链接,请他们报告自己刚刚是否有与他人产生互动,是否信任他人,并提供互动者和互动情境的一些信息。

基于以下理论模型(见下图),并通过分析参与者提供的数据,研究者试图对以下七个问题做出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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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理论模型示意图


互动频率与互动对象

社会互动是人类生活中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那么,人们产生社会互动的频率有多高,互动对象又是谁呢?

研究发现,人们在每天早9点到晚9点的这12个小时中,有59%的时间都与他人产生了互动。也就是说,我们与他人的互动是非常频繁的。其中,互动频次最多的是伴侣(26%),其次是朋友(13%)、同事(11%)、父母(10%)、陌生人(6%)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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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任还是不信任

信任是现代社会的润滑剂。那么,人们是否真的对他人都持有较高水平的信任呢?

结果发现,总体而言,人们确实更倾向于去信任他人,而非怀疑他人。即使对于陌生人来说,人们对其的信任感也远远超过了不信任感。因此,相比质疑,信任他人更是人类大脑的一种“默认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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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体差异vs.情境作用

人格心理学强调稳定的个体差异对人类心理和行为的影响。相反,社会心理学视角则更强调情境的巨大作用。那么对于日常生活中的信任来说,哪一类因素的影响会更大呢?

研究发现,个体差异对日常信任有一定的解释力,但解释率并不高(仅占16%)。相反,情境因素,尤其是我们与谁互动这一情境特征,更大程度地解释了日常生活中信任水平的高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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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情景因素更大程度解释了日常生活中的信任水平


情境因素的具体影响

具体来说,哪些情境因素会影响到人们对他人的信任呢?首先,人际关系距离的影响是最大的:与关系疏远的人相比,我们更信任那些与我们关系亲密的人。

其次,我们对互动对象所形成的印象,即对他人热情、能力、道德这三个维度的感知,均可正向预测信任程度。

最后,互动情境也会影响我们对他人的信任水平。例如,在有利益冲突的情境中,我们对他人的信任会显著降低。此外,权力水平也对信任有明显影响,相比与高权力者或与低权力者互动,我们在和与自身权力水平相当的人互动时所表现出的信任水平是最高的(见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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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权力对等促进信任


个体差异的具体影响

特质信任和道德认同较高的个体,在日常生活中会表现出更高的信任。而持有零和博弈信念的个体,即那些相信世界只能是你输我赢、而非可以合作共赢的人,则更不愿意信任他人。

另外,有趣的是,相比自由主义者,保守主义者在日常生活中表现出的信任水平显著更低。


实验室与日常

在心理学的研究中,研究者往往采用博弈范式(如独裁者博弈、囚徒困境等)作为反映真实社会行为的一种测量方法。那么,这些博弈范式是否真的能代表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的行为呢?

通过分析被试在信任博弈中的表现和日常信任的关系,研究者发现:信任博弈仅与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对低亲密度互动对象(如陌生人)表现出的信任有关,而与对高亲密度互动对象(如家人)的信任水平无关。

也就是说,信任博弈可以作为一种测量信任的有效范式,但研究者并不应将其结果过分泛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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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任的功能

信任是否能进一步影响我们后续的行为呢?研究发现,信任可以促进自我表露,即我们更愿意对自己信任的人吐露心声。信任还可以促进合作,尤其是在互动双方存在利益冲突时,信任对促进合作的作用就显得更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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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冲突调节信任与合作的关系

总的来说,这项研究通过经验取样的方法,更为生动地揭示了日常生活中人们关于信任的体验,也为这一领域的研究提供了更丰富的理论视角。


参考文献:

Weiss, A., Michels, C., Burgmer, P., Mussweiler, T., Ockenfels, A., & Hofmann, W. (2020). Trust in everyday life.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Advance online publication. https://doi.org/10.1037/pspi0000334

推文作者:李文岐
插图:彭重昊
编辑:彭重昊
排版:彭重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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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介绍 熊青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自己的孩子突然不想上学,甚至表现出退缩与恐惧,你就需要考虑一种情况——孩子是否在学校遭遇了欺凌。

如果你发现孩子并没有与同学明显的冲突情况,但却不愿意与人交际,就要排除隐性欺凌这种可能。

隐性欺凌(Covert Bullying)是一种危害性不是很突出,通常是隐蔽的、非身体上的攻击性行为,如散布谣言、离间关系等,却会伤害到孩子的同伴关系、归属感、友谊和自尊等重要的情感关系和体验。

被欺凌者将会面临社会和心理上的伤害,包括更低的人际参与度、更高的孤独感、更低的安全感和更高水平的抑郁等等,其痛苦并不比身体上的伤害低,但其流行率却可能高于外显的欺凌行为。(Cross, Shaw, Hearn, Epstein, Monks, Lester, & Thomas, 2009;Moffat, Redmond & Raghavendra,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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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源:
(https://disabilityinsider.com/2019/09/11/health/covert-bullying-higher-among-young-girls-with-disabilities/

隐性欺凌是欺凌中的一类,符合Olweus对于欺凌定义的基本要件:持强凌弱、有意的、反复伤害,这意味着欺凌者会给受欺凌者营造一种无望的、难以逃离的氛围。

经典的习得性无助实验告诉我们,当处无法摆脱伤害的情况下,有机体会对伤害不做出任何抵抗,选择承受,而那一些选择极端结果的孩子,则是此种无望下的最后倔强。

隐性欺凌在具有上述难以逃离的特点的同时,其隐蔽性加剧了欺凌对于受害者的危害性。因为隐蔽不容易被发现,而更能持续较长时间;因为独立看单次行为伤害低,被家长、教师认为是小事情而忽视。

隐性欺凌的不作为模型(Cycle of inaction to address covert bullying)揭示了被隐性欺凌的青少年所感到绝望和无助的原因:

当教师和家长或因为或缺乏知识和经验来识别隐性欺凌,或认为隐蔽欺凌的危害看起来比较轻微、性质不算恶劣,而不采取即时处理,就会导致这种隐蔽欺凌得以维持。

然后,受欺凌的学生由于教师或家长的轻视、不作为而不愿意诉说,进而产生无力感;也导致参与欺凌的学生认为隐蔽欺凌是被容忍或宽恕的。

最终,导致被隐蔽欺凌的学生很少寻求帮助,获得支持和心理重建的机会就更少了;也滋生出一种隐蔽欺凌的亚文化,巩固了欺凌实施的条件,让被欺凌者陷在一个不能自拔的循环中(Cross et al.,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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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隐性欺凌不作为模型

相对其他群体,青少年更容易体会这个绝望,因为孩子们的世界并不是很大,当欺凌发生时,这就是他们的全部世界,这点被很多成年人忽视

例如,目前隐蔽欺凌正在经历着“幕后到屏幕后面”转变,言语攻击和欺凌很容易转化为短信、电子邮件、即时通讯和聊天室等任何信息交流的方式。

对于受隐性欺凌者,尤其是处于“假想舞台”阶段(认为自己的行为和心理活动像似在舞台的聚光灯下被观众所知晓)的青少年,这种负面的、乃至威胁性的信息将迅速充满孩子的认知和思考。

曾有一位小学生在自己喜欢的游戏中遭到诽谤、侮辱,而家长认为这些都不是现实的,不理他们就可以,但孩子却在脑海里时时感受这事件,感觉别人的眼神也是异样的,恐惧、抑郁等消极情绪依然占据孩子的内心,非常痛苦


01
你的孩子容易遭受隐性欺凌吗

容易受到隐性欺凌孩子常会具有以下特点:

1.具有容易引起负面联想的既有属性,如生理生存在缺陷或身体瘦弱、个头不高,特殊的家庭背景等等会成为欺凌者很容易利用的攻击点,也便于其传播形成伤害。

2.在性格上,内向、敏感、害羞,不善于维护自身权益,容易成为隐性欺凌的受害者。

3.在人际关系上,缺乏朋友,缺少支持,更容易成为取笑和孤立的对象。

4.不是讨老师喜欢的类型,在老师那里也较少得到表扬的孩子容易在与欺凌者的力量平衡中处于不利方面,而受到攻击。当然也有非常优秀的同学,因为被嫉妒而遭受隐性欺凌,但其社会支持相比更为丰富,消极影响会相对有限。

5.与父母沟通不畅。孩子们更有可能与他们的父母谈论被欺凌的问题,研究显示有超越半数的受隐性欺凌的学生曾向父母提及过被欺凌的事情(Cross et al., 2009),但此时很多父母并不总是知道如何去进一步收集信息、提供支持(姚建龙,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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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面对隐性欺凌,教师和家长该如何应对

结合研究发现,家长与老师可以从以下7种方式中入手去应对可能的隐性欺凌

1.认识隐性欺凌的危害,重视承受隐性欺凌中孩子的感受——一种反复体验的贬低、孤立、威胁所引发的绝望、无助的感觉。

2.家长要与孩子保持良好的关系,将家庭建设成为孩子安全港和避难所,不要让父母自己成为孩子的压力源,让孩子一旦遇到隐性欺凌,在家里至少还可以有那么几小时可以自我缓解和修复(Krieger,2019)。

3.父母和教师要与孩子定期沟通,注意多渠道收集孩子的信息,如孩子的网络空间内容,其他学生反映的情况等等。

4.关注孩子的心理和行为变化,如突然不合群、郁郁寡欢、反复上课注意力不集中、成绩明显下降、拒绝来学校、放学回家时间变化、躲避家长的行为反应(如家长来后迅速关闭聊天记录或页面)、在家里因为一点小事情生气或莫名其妙发脾气等,如无找到具体诱发事件,就要进一步观察、询问是否受到了隐性欺凌。

5.即时介入、制止隐性欺凌行为。通过老师和家长的介入,改变隐蔽欺凌中的权力不平衡的情况(Nelson, Burns, Kendall, & Schonert-Reichl, 2017),让孩子保持在隐性欺凌范围之外。

6.增强孩子人际交往和应对欺凌的方法和技巧,增强孩子的自信心。因为隐性欺凌者多会使用心理上的操纵、诡计等(Krieger 2019),具有更好的应对能力,将有利于实现被欺凌者的自我保护。

7.限制在学校使用个人科技产品等也被认为可以减少隐性欺凌发生的可能性(Cross, 2009)。

隐性欺凌会给孩子心灵上带来深远的伤害,要花数倍乃至余生的时间岁月去疗愈。提防隐形欺凌,需要每一位家长与老师的关注与努力


参考文献

姚建龙等(2020). 防治校园欺凌:学理与实证. 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Barnes, A., Cross, D., Lester, L., Hearn, L., Epstein, M., & Monks, H. (2012). The Invisibility of Covert Bullying Among Students: Challenges for School Intervention. Australian Journal of Guidance and Counselling, 22(2), 206-226. https://doi.org/10.1017/jgc.2012.27

Chang, V. (2021). Inconsistent Definitions of Bullying: A Need to Examine People’s Judgments and Reasoning about Bullying and Cyberbullying. Human Development, 65, 144–159. https://doi.org/10.1159/000516838

Cross, D., Shaw, T., Hearn, L., Epstein, M., Monks, H., Lester, L., & Thomas, L. (2009). Australian Covert Bullying Prevalence Study. Perth, Australia: Child Health Promotion Research Centre, Edith Cowan University. This Report is posted at Research Online. https://ro.ecu.edu.au/ecuworks/6795

Krieger A. (2019). On Covert Bullying. my kid is gay. https://www.mykidisgay.com/blog/on-covert-bullying

Moffat, A. K., Redmond, G., & Raghavendra, P. (2019). The Impact of Social Network Characteristics and Gender on Covert Bullying in Australian Students with Disability in the Middle Years, Journal of School Violence, 18:4, 613-629, https://doi.org/10.1080/15388220.2019.1644180

Nelson, H. J., Burns, S. K., Kendall, G. E., & Schonert-Reichl, K. A. (2017). The Factors That Influence and Protect Against Power Imbalance in Covert Bullying Among Preadolescent Children at School. The Journal of School Nursing, 34(4), 281–291. https://doi.org/10.1177/1059840517748417

策 划:刘祥宇
撰 稿:熊 青
编 辑:崔 琪
美 编:何文宣

KEY POINTS
要点

Gaslighting can happen in relationships between two people and between people and institutions.

煤气灯操纵既可以发生于人际关系之间,也可以发生于个人与某组织机构之间。

Gaslighting happens when there is a power imbalance.

当存在权力不平衡时就可能会出现煤气灯操纵

If you are experiencing the effect of gaslighting, sometimes it takes walking away to reclaim your reality.

如果你也是煤气灯操纵的受害者,有时需要决绝离开才能让自己重回现实。

Can we say goodbye togaslighting in 2023? We are not so sure. Sometimes when we name it, it's in the air we breathe. The term has come up most recently in interviews with Prince Harry, in his memoir, in ongoing press coverage, and in the docuseries Harry & Meghan, in which the Prince claims institutional gaslighting of Buckingham Palace. “I can't think of what my mum went through all those years by herself," Harry says in the docuseries. To him, seeing institutional gaslighting is extraordinary. "That's why everything that's happened to us was always going to happen to us because if you speak truth to power, that's how they respond.”

2023年,我们能向煤气灯操纵告别吗?对此我们并不能很确定。有时当我们试图识别我们所遭受的煤气灯操纵行为时,感觉它像是在我们呼吸的空气之中一般无处不在。最近,在对哈里王子的采访中,在其回忆录中,在热度不减的媒体报道中,在纪录片系列《哈利和梅根》中,这一词频频出现,在这些节目和书籍中,这位王子声称受到了白金汉宫的机构型煤气灯操纵。“我根本无法想象我的母亲当年是如何一个人度过那段岁月的。”哈利在纪录片系列中如是说。对他而言,能看到机构型煤气灯操纵这一现象,是很非同寻常的。“这就是为什么已经发生在我们身上的每件事都还会一直发生在我们身上,因为如果你向权势团体实言相告,这就是他们的回应方式。”

Gaslighting is a term that has turned up everywhere,Merriam-Webster even named it the 2022 word of the year. Mainstream media has spotlighted the concept through the miniseries Inventing Anna, the documentary Bad Vegan, and the political thriller Gaslit. The public is also becoming aware of gaslighting: I attended a holiday party where a woman confided how freeing it was to recently learn there was a name for the abuse she endured in her former marriage.

煤气灯操纵这个术语现在无处不在,Merriam-Webster甚至将其命名为2022年度词汇。主流媒体也通过微型剧 Inventing Anna(《虚构安娜》),纪录片 Bad Vegan(《纯素败类》)和政治悬疑片 Gaslit 等聚焦这一概念。它也变得被大众熟知:我之前参加了一个假期派对,派对上一位女士透露说,最近得知了这么一个可以形容她在之前婚姻中所遭受的虐待的词汇,是如此地让她感到舒畅释怀。

Gaslighting as a form ofemotional abuse occurs when one person’s psychological manipulation causes another person to question their reality. Gaslighting can happen between two people in any relationship, such as in a romantic partnership or a professional context. It can even take place between a doctor and a patient in the form of medical gaslighting. And gaslighting usually occurs when there is a power imbalance—the person in the relationship with more power is the "gaslighter," the person with less power and at risk of being gaslighted, the "gaslightee."

煤气灯操纵是一种情感虐待,是指一个人通过心理操纵的方式让对方质疑自己眼中的现实。这种操纵可见诸任何人际关系,或是感情中或是职业场合,甚至也可以发生在医患关系中,这种叫做医疗煤气灯操纵。煤气灯操纵通常发生于存在权力不平衡的情况下——关系中较强大的一方是gaslighter(煤气灯操纵者),而较弱的、可能会被操纵的,被称为“gaslightee”(煤气灯操纵对象)

Gaslighting also can occur on a cultural, political, or institutional level. A power struggle or power imbalance is the quality thatall gaslighting scenarios share. I am not close enough to the situation to confirm nor deny the existence of gaslighting in this scenario, but Prince Harry claims that the royal family misused its authority by participating in institutional gaslighting. In particular, the docuseries finale focuses on the royal family’s relationship with the press, perhaps this was the reality check that supported Prince Harry in identifying the gaslighting.

在文化、政治或机构层面,也可能出现煤气灯操纵行为。权力斗争或权力不平衡是所有煤气灯操纵场景中的共同特征。虽然我因为没有近距离了解从而无法确认事实如何,但哈里王子的确声称皇室通过机构煤气灯操纵的方式滥用了其权力。尤其是在纪录片系列最后一集,这一集主要讲述了皇室与媒体的关系,可能正是这一客观审视,帮助哈里王子识别出了煤气灯操纵行为。

“They were happy to lie to protect my brother," Harry says. “They were never willing to tell the truth to protect us.” Meghan adds: “I wasn't being thrown to the wolves. I was being fed to the wolves.”

“他们很乐于通过撒谎的方式来保护我哥哥,”哈里表示,“但他们从来不愿意讲述真相来保护我们。”梅根补充说:我当时不是被扔到狼群里,我是被喂给狼群。


Was it really gaslighting?
那真的是煤气灯操纵吗

A frenzy of public googling about institutional gaslighting ensued after the docuseries' release, along with opinions offered in the media about whether the claims of institutional gaslighting are well-founded. Throughout my 30-yearcareer as a psychoanalyst, I have helped hundreds of people learn how to identify whether they are being gaslighted and how to begin to make changes in–or get out of–an abusive dynamic or relationship.

在这一纪录片系列发布后,人们在谷歌上面掀起了对煤气灯操纵这个词的搜索热潮,同时各大媒体也纷纷对这一主张是否有充分根据而提出了各种观点。在我作为精神分析师30年的职业生涯中,我曾帮助数百人学会如何识别自己是否在被煤气灯操纵,以及如何在这段虐待型关系或感情中做出改变,或是如何离开这一关系或感情。

It’s important to remember that gaslighting does not take root in every argument or interpersonal conflict. Two people can disagree, each feeling strongly about their position and equally engaging in the debate. People can express their forceful and, at times, hurtful opinions as alternate interpretations of the same set of facts; this, too, is not gaslighting. Even when one person rejects the other person’s point of view and instead wants them to adopt their own perspective, gaslighting might not be present.

需要记住的重要一点是,煤气灯操纵并不源于每次争吵或两人之间的冲突。两个人可以意见不一致,且各持己见,并平等辩论。人们也可能会对同样的事实给出另一种解读,从而基于此提出自己强烈的、有时很伤人的个人观点,这也并非煤气灯操纵。甚至当一个人拒绝另一个人的观点,而是想说服对方采纳自己观点时,这也可能并不算是煤气灯操纵。

As I explainedpreviously, conflicts can veer into gaslighting if one person is so insistent over time that the other person starts to doubt themselves. A power imbalance in the relationship usually allows the gaslighter to undermine the "gaslightee’s" sense of self. The need to control, manipulate, and leverage power are essential components of gaslighting—not hurt feelings or challenged viewpoints.

如我之前所解释,如果一个人是如此长时间坚持,以至于另一方开始怀疑自我,那么冲突就会转向煤气灯操纵。一段关系中的权力不平衡通常会让操纵者破坏被操纵者的自我认知。煤气灯操纵的基本要素是:控制欲、操纵欲和利用个人权力优势——而非伤害感情或驳斥观点。

Perhaps one of the more difficult gaslighting truths to accept is that it takes two. But therein lies your freedom and choice. The gaslighter uses blaming tactics or lies to try to get the other person to question their experience of reality. These attempts only become gaslighting if the recipient accepts this altered narrative, sometimes by simply living with it. Signs that the gaslightee has become a victim are when they feel unsure of themselves, wonder whether they are crazy, avoid future disagreements, and accept the gaslighter’s view of reality instead of their own.

关于煤气灯操纵,可能较难接受的其中一个真相是:一个巴掌拍不响。但你的自由和选择也恰恰蕴含其中。操纵者通过指责或撒谎的策略,试图让对方质疑自己眼中的现实。这些尝试只有在一种条件下才会变成真正的煤气灯操纵:接收方接受了这种被篡改的现实版本,有时,只是忍耐这些行为的存在也是一种形式的接受。

当出现这些迹象时,就表明操纵对象的确是受到了煤气灯操纵:他们对自己感到不确信,怀疑是否自己精神不正常,尽量避免意见分歧,觉得操纵者的说法才是对的,自己的观点感受是错的。

The unfortunate truth of gaslighting is that it is far more pervasive and invasive than we think or know. And today, it is recognized as a dynamic between two people, groups of people, or institutions in power because it’s a strategy that works to control or manipulate others for their own benefit.

关于煤气灯操纵的一个不幸的真相是,它无论在弥漫度或攻击力上都超出我们的认知和想象。如今,它被认为是一种既可以存在于两个人之间也可以存在于两个群体或权力机构之间的关系模式,因为它是一种旨在通过控制或操纵他人从而为自己谋利的策略。

In the context of Harry’s claims, if he and Meghan were experiencing institutional gaslighting, the royal family would be attempting, on a systemic level, to get them to believe a reality different from the one they were experiencing or observing. It is complicated.

在哈里的说法中,如果他和梅根受到了机构煤气灯操纵,也就意味着皇室在试图系统化地让他们相信一个不同于自己感受和观察结果的现实版本。这里面错综复杂。

Think about the complexity of the personal relationship in the family, and then the relationship of that family to theinstitution of the royal family, which some may know is nicknamed “The Firm” dating back to Queen Elizabeth II’s father, King George VI. The British press and tabloids have had their impact on the family and on “The Firm.” Again, complicated. And the complexity creates conflicting interests – sometimes resulting in identifying for all who is "up" and who is "down." Through this lens, someone often is the villain. This time it is Meghan.

想一下这个家庭中个体之间关系的复杂性,然后再想一下这个家庭和其皇室机构角色之间的关系。一些人可能知道自伊丽莎白二世父亲乔治六世时期,皇室就被戏称为“企业”。美国媒体和小报都曾经对这一家庭和这一“公司”产生过影响。因此,如上所说,错综复杂。而这种复杂性则导致了利益冲突——有时就需要给大众找出谁是好人谁是坏人。通过这种视角,通常就会有人被描绘为恶人。这次,是梅根。

Prince Harry referenced the act of “speaking truth to power” when responding to the British monarchy. This concept is a non-violentpolitical tactic that dissidents use to oppose the propaganda and power of governments they regard as oppressive or authoritarian.

哈里王子提到了在回应英国王室时“向权力实言相告”。这一概念是异见者所采用的一种非暴力政治策略,当面对他们眼中压迫性或独裁政府的宣传和权力时,他们采用这一策略进行反抗。

The truth is: No target of gaslighting must “Take It.” Knowledge is power. Although it may not be quick or easy, when you are suffering the impact of gaslighting, and then you identify it, sometimes it takes walking away to reclaim and live your reality.

而这里实言就是:没有任何煤气灯操纵对象必须逆来顺受。知识就是力量。尽管在遭受煤气灯操纵时,识别这种行为可能并非易事,也需要时间,但有时你需要绝决离开,才能重新找回你自己的现实。

文献选读
Coco有话说

生活当中,我们常常会和不同的人交往,有的人被认为是“自己人”,而有的人则被认为是“外人”。那么,当“外人”在我们遭遇麻烦时向我们伸出援手,我们会有什么感受?我们会欣然接受来自“外人”的帮助吗?


《欧洲社会心理学杂志》(European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在2020年发表的一篇文章,探讨了人们如何感知,以及是否接受外群体成员的帮助这一问题,即探讨了群体成员身份对人们接受亲社会行为过程的影响。

通常情况下,群体成员身份(例如一个人是内群体成员还是外群体成员)会影响亲社会行为接受者对实施者动机的推断。如果我们将动机分为共情动机(指实施者从他人处境考虑,了解到了他人的困难和需要,因而急他人所急地想帮助他人的动机)和利己动机(指实施者为了展示自己的形象,提高自已的名声地位的动机)两种。那么根据以往的研究发现,研究者推断,相比于来自内群体成员的亲社会行为,个体对来自外群体成员的亲社会行为更少地做出共情动机的判断,因而也就不愿意接受其提供的帮助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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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群体成员身份也可能影响人们对实施者的互动预期,求其在对实施者亲社会动机进行判断之后影响更凸现。如果人们判断实施者的帮助行为不是出于共情动机,就会降低与其的亲社会互动预期,继而更不愿意接受其提供的亲社会行为。

但是,研究者认为,人们对外群体的偏见可能会加重对外群体的帮助行为实施者的消极态度。即如果人们对外群体有较强的偏见,就可能更不会觉得来自外群体的帮助是出于实施者的共情动机,所以,就会对随后的亲社会互动有更消极的预期,当然也就更不愿意接受来自外群体的亲社会行为了。

研究者提供三个实验来验证下图的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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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研究构想图


实验1以意大利本地的高中生为被试。研究者首先测量了被试对外国移民的偏见,之后让这些高中生被试想象如下情景:正当自己因为考试成绩差而难过时,有一名同学(助人者)邀请自己和ta一起学习。研究者向被试提供这位助人者的背景信息,告知一组被试说,助人者是意大利本地学生(内群体成员),而告知另一组被试说,助人者是外国移民(外群体成员)。然后,研究者测量了被试对帮助者动机的判断。

结果发现,助人者的身份并不影响被试对其帮助动机的判断,两组被试对助人者的动机判断没有显著差异。但这个实验可能混淆了群体成员身份这个变量,例如,无论是本地学生,还是移民学生,都有可能被认为是学校的同学,因此,群体身份的影响就不存在了。当然,也有可能是因为这些被试对外群体的偏见并不高,而只有那些对外群体存有较高偏见的被试才会认为外国移民学生的帮助动机不是出于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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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研究者在实验2和实验3中,通过邀请科索沃的阿尔巴尼亚族成年人参加研究来排除上述混淆。实验2通过呈现不同的塞尔维亚人所在城市的信息,来操纵被试对塞尔维亚人的偏见。一组被试得到积极的信息,比如塞尔维亚的城市是经济中心;而另一组被试得到消极的信息,比如塞尔维亚的城市是犯罪中心。实验3通过测量法,来衡量被试对塞尔维亚人的偏见。

随后,在实验2和实验3中,研究者要求成年被试想象自己深夜在车站等不着车时,有人可以提供顺风车送自己回家的情境。两个实验中的帮助行为实施者的群体身份都被操纵了,一组被试得知是阿尔巴尼亚同族人,另一组被试得知是塞尔维亚异族人。接着,研究者在实验2中测量了被试对帮助行为实施者动机的判断,以及接受帮助的意愿。在实验3中,研究者还测量了被试对自己接下来与帮助行为实施者互动的预期。

实验2和实验3的结果发现,相比于本族人,被试对外族帮助者动机的判断更消极,与帮助者互动的预期和接受帮助的意愿都更低。也就是说,被试认为外族的塞尔维亚人的帮助动机更“不怀好意”,所以随后与其的互动预期和接受其帮助的意愿也就更低。而且,不论是实验2中通过信息呈现操纵的对外群体的偏见,还是实验3中通过测量得到的被试的偏见,都可以调节模型中的变量关系,即只有在较高的偏见条件下,被试对来自外群体成员的动机判断、互动预期、接受其帮助的意愿等,都受到实施者身份的影响;而在被试对外群体的偏见不高的条件下,外群体成员身份的影响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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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人们在社会生活中的“内”“外”意识是很强的,亲社会行为在群体层面上也有其规律和机制。当“外人”实施亲社会行为时,有时候可能并不能好心得到好报,但是,如果群体之间是友好关系,相互之间没有偏见的话,“内”和“外”之间的界限就会变淡或不产生影响了。

想一想,你的身边是不是也发生过这样的事呢?


参考文献:

Borinca, I., Falomir‐Pichastor, J. M., Andrighetto, L., & Durante, F. (2021). Outgroup prejudice and perceptions of prosocial intergroup behaviors. European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51(1), 40-53.https://doi.org/10.1002/ejsp.2712

推文作者:高芯芸
插图:彭重昊
编辑:彭重昊
排版:彭重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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