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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co有话说

在漫长的生命之河中，每个人都难免遭遇挫折、困难与失败，诸如考试成绩不理想、恋爱不满意、工作不顺利等等。如果是你的挚友、亲人遇到这些困难，我们通常会设身处地安慰、开导和帮助他们，但当我们遇到这些困难，脑海里却常常浮现消极、批评，甚至苛责的念头：“我怎么能犯如此低级的错误”“我这样的人不配获得真爱”“为什么其他人都这么优秀，而我却总是拖后腿”……

我们那颗友善的心往往能轻易地给与他人关爱和安抚，却容易苛责自己；我们对朋友充满善意与期待，却不擅长给自己宽慰、理解与支持。我们如何走出苛责的怪圈？自我关怀也许可以给出答案。

杨莹的学术专著《自我关怀：走出苛责的怪圈》于近期出版。该书围绕自我关怀的核心理论与近期实证研究成果，揭示了自我关怀对个体心理健康、社会功能的积极作用，探究了青少年自我关怀的培养路径，引导人们形成理解、接纳、关爱自己的内部语言，从而提升幸福感与生活满意度。

内容简介

自我关怀不需要我们否认自己的痛苦，也不用责怪他人或环境。这种友善对待自我的态度，能使个体在情绪上能用理解和友善而非苛责的方式回应自己的不足；在认知上意识到不完美是人类的共同特征，并非只有自己独自承受困难；在注意分配上采用平衡客观的观点看待当下痛苦，而不是沉浸在负面情绪中。自我关怀能有效地帮助人们应对生活中的消极事件和压力情境，对积极情绪和心理健康有着强大的提升作用。

▨ 本书第一章介绍了自我关怀的相关理论、核心内涵与测量方式。

▨ 第二章阐述了自我关怀对个体心理健康的作用，展现它如何帮助人们缓解消极情绪、促进幸福体验，如何帮助人们建立良好的生活习惯。

▨ 第三章论述了自我关怀的社会功能，即爱自己的人也爱他人、爱社会吗？

▨ 第四章聚焦于学业领域，揭示了自我关怀与学业压力、学业动机和学业成就的关系。

▨ 第五章讨论了自我关怀与我们哪些神经活动或生理表现相关。

▨ 第六章探讨了家长和教师能通过哪些方式培养孩子善待自我的积极品质。

▨ 第七章通过案例与实证研究，介绍了自我关怀的提升方式。

作者简介

杨莹

现为华东师范大学心理与认知科学学院晨晖学者/讲师，原为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部亲社会实验室博士研究生。

研究领域集中于个体情绪与社会性发展，关注青少年心理问题与幸福感的影响因素、亲社会行为与社会能力的培养，希望研究能助力儿童青少年健康成长。

推文作者：杨莹
插图：刘彦伯
编辑：代馨竹
排版：彭重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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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选读
Coco有话说

如今，很多产品的发展变化都非常快速且丰富，例如，有的手机配色已从最初的经典黑白两色发展出了20余种。那么，手机设计师为何要不断增加手机配色呢？有研究认为，这一设计趋势是在呼应全球消费者对经济下行的反应。

社会经济地位（Social Economic Status，SES）指个体在社会结构中经济与社会上的相对位置，它是社会行为的关键起因，影响着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健康 、冲动性、主观幸福感、社会关系和政治参与等。感知经济流动性（perceived economic mobility）指个体对于一个社会能使其成员获得与自身行动相匹配的经济地位的信念。

过去在消费者行为研究中，研究者大多将SES作为环境变量，而未探讨SES作为自变量如何与其他因素相互作用影响消费行为。今天，我们介绍的这项研究探讨了SES如何与感知经济流动性一起影响消费者对商品多样性的寻求行为。

已有研究表明，低SES个体感知到较低的经济流动性时，就会感到自己被困在（be stuck）一种令人厌恶的状态，这种消极感受会降低他的控制感。而他感知到较高的经济流动性时控制感会升高。就是说，一个对现状不满意的人如果认为自己可以改变现状时，就会体验到更高的控制感。对于高SES个体，感知经济流动性则不影响其控制感。因为即使他认为缺乏向上流动性，但自己已经能控制金融资源了。

基于上述分析，作者提出假设1：感知经济流动性和SES一同影响个体的控制感。

当个体缺乏控制感会时，会产生自我威胁（self-threat），为了重获控制感，个体会通过补偿性行为来减弱威胁。而对商品多样性的追求，可以帮助个体达到这一目的。因为多样性寻求可促使个体将自己看作是独立于他人的，是有个性和能动性的，所以，能够做出多样性寻求的选择是影响控制感的重要元素。或者说，当个体的控制感被剥夺时，他可能寻求多样性，以这种补偿行为来增强控制感。

因此，研究者提出假设2：为了获得控制感，个体会寻求多样化。

综上，研究的总假设是，低SES消费者体验到较低的经济流动性时，其控制感降低，进而会寻求消费行为多样化，以补偿、恢复控制感（图1）。

图1 总假设示意图

研究1 旨在检验SES与感知经济流动性对多样性寻求的交互作用。将MTurk平台上招募的311名成人被试（42.2%女性，M=33.3岁，SD=9.97）分配至高低两个SES条件下。首先，低/高SES条件的被试要写下如何结交来自高/低SES的人，并描述这些人与自己的不同点；随后，分别用量表测量被试的感知经济流动性与个人控制感；最后要求被试想象自己正在购买袜子，需要从9双袜子里任选5双，选择的袜子种类数即衡量多样性寻求的指标。

结果发现，与其他被试相比，只有感知到低经济流动性的低SES被试的控制感更低，而且表现出了更高的多样性寻求倾向（如图2所示）。

图2 低SES个体感知低经济流动性时表现出更高的多向性寻求

研究2操纵感知经济流动性，通过要求高/低感知经济流动性组的被试列出三个支持/反对“每个人都有平等的机会来向上攀爬经济阶梯”这句话的理由，再次探究了SES与感知经济流动性的作用。同时，研究者认为心理逆反可能发挥着与控制感相似的功能，因此研究者通过测量被试的特质逆反来检验心理逆反的作用。结果再次验证了研究1的结果，并排除了心理逆反这一可能性。

研究3操纵并探究了个人控制感的中介作用，同时考察了购物心境对商品多样性寻求的可能影响。通过将190名美国大学生被试（42%女性，M=21.34岁，SD=3.45）随机分配到高感知经济流动、低感知经济流动和低感知经济流动高控制感（control boost）三种条件下，考察了被试对巧克力种类多样性的寻求。其中，高/低感知经济流动性的操纵与研究2相似，但低感知经济流动高控制组的被试除了列出三个反对理由外，还需要回忆并描述完全掌控环境的时刻来诱发其控制感。在操纵SES与感知经济流动性后，通过量表测量被试的心境，并要求被试做出购买选择。结果发现控制感在其中起完全中介作用，并排除了心境的干扰。

图3 研究3结果

研究3因为操纵了低感知经济流动性与控制感的交互，证实了控制感的完全中介作用，当控制感通过其他方式得到恢复后，经济困顿的消费者不再寻求多样性。

接着，研究者在研究4中将多样性寻求的测量材料换为爆米花，并采用2(高vs.低感知经济流动性) × 2(高vs.低SES) × 2(高vs.低感知控制) 三因素被试间设计展开研究，以188名大学生为被试。采用9点量表测查被试的多样性寻求，让其报告对A、B两种选项的偏好，研究者利用选项混杂度（assortment）（图4）操纵被试的控制感。发现当提供的选项不能增强被试控制感时（高混杂度），即便选项是多样的（符合现实利益），经济困顿的消费者也不会选它。再次验证了前述结果，同时反驳了现实效益的解释。

图4 感知控制的操纵方法

为了进一步扩大生态效度，在现实条件中验证先前研究的结论，研究5在超市这一可以自由选择的情境中进行，通过操纵被试的SES，测量了被试的感知经济流动性后，在不限制被试选取数量的情况下，考察了被试选取不同蛋糕的种类数，最后重复验证了上述研究的结果，即低SES的个体在感知到较低经济流动性时，会产生较高的多样性寻求。

通过上述系列实验，研究者证明了SES与感知经济流动影响消费者的多样化寻求行为。研究结果揭示了社会经济形势对个体消费行为的影响及其机制，也为当前形势下的产品设计提供了指导。疫情爆发以来，全球产业受到不小冲击，多国经济增速放缓甚至陷入衰退，人们的消费行为可能呈现出较大的变化。这项研究结果或许能提供一点启示。

参考文献：

Yoon, S., & Kim, H. C. (2017). Feeling Economically Stuck: The Effect of Perceived Economic Mobility and Socioeconomic Status on Variety Seeking. Journal of Consumer Research, 44(5), 1141–1156. https://doi.org/10.1093/jcr/ucx091

推文作者：刘彦伯
插图：刘彦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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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选读
Coco有话说

帮助他人一定能得到受助者的积极评价吗？特别是有时候为另一个群体的成员提供帮助时，为什么得到的却是“费力不讨好”的结果？本篇推文提示我们，为他人提供帮助，应该从受助者的角度出发，考虑一下什么样的帮助能提升受助者的积极体验？尤其是群体之间，什么样的帮助才能使受助群体减少对外群体的消极的群际评价？

以往研究指出，人们在接受外群体的帮助时，可能产生积极或消极的受助反应，群际帮助的类型是重要的影响因素。研究者关注了两种类型的群际帮助：（1）自主定向的群际帮助，是给外群体受助者提供适当的工具和技能，帮助他们独立自主地解决问题。（2）依赖定向的群际帮助，是给外群体受助者直接提供问题的答案，从而使受助者对施助者产生长期的依赖。

图1：自主定向 （授人以渔）

图2：依赖定向 （授人以鱼）

以往研究发现，受助者更喜欢来自外群体的自主定向的帮助。在接受了自主定向的帮助后，受助者的情绪和态度都更积极；在接受了依赖定向的帮助后，受助者会产生消极反应，自尊和社会认同都受到威胁，效能感和控制感也会减少。

控制感是人们对自己的生活和环境拥有掌控权的感觉。控制感不仅帮助人们应对外界的威胁和压力，减少消极的感受，还能促进人们的积极情绪和幸福感，并增强对社会的积极认同。控制感是安全感和确定感的源泉，所以是人们健康生活的主要保障。

那么，是否能通过提升受助者的控制感，来降低他们在接受外群体的依赖定向的帮助后所产生的消极反应呢？研究者通过两个实验检验了这个问题。

实验1招募了69名以色列大学生参与者(48名女性, Mage = 23.7; SDage = 2.15)。研究者首先通过数点任务人为地将他们分为两个小组，之后操纵参与者的控制感水平，要求一半参与者按既定顺序完成三个任务（低控制感），而另一半参与者可以自行选择完成任务的顺序（高控制感）。接着操纵参与者接受外群体帮助的类型，依赖定向帮助组的参与者会收到另一组同伴发来的告诉解决字谜问题的答案，自主定向帮助组的参与者会收到另一组同伴发来的告诉解决字谜问题的线索。最后，研究者测量参与者对在互动中的施助者及其所属群体的评价，分数越高表明评价越积极。结果发现，相比于低控制感组，高控制感组的受助者对外群体施助者及其群体的评价更积极。

实验2招募了154名以色列大学生参与者(119名女性, Mage = 23.8; SDage = 1.61)。同实验1一样，研究者也是首先通过数点任务将他们分为两组，然后也是通过决定任务顺序操纵他们的控制感水平。接着，研究者操纵了互动对象的群体身份，即告知参与者，互动对象所属的组与参与者相同或不同；再操纵参与者是/否接受了依赖定向的帮助，即收到互动对象提供的解决字谜问题的答案/收到互动对象的问候信息。最后，要求参与者对互动对象及其所属的组进行评价。结果发现：

（1）相比于低控制感参与者，高控制感参与者对互动对象所在组的评价更积极；

（2）当互动对象来自与参与者同一组（内群体）时，控制感能促进参与者对内群体互动对象的积极评价

（3）当互动对象来自与参与者不同组（外群体）且提供了依赖定向帮助时，控制感能缓解参与者对外群体互动对象的消极评价。

上述两个实验的结果都显示，受助者的控制感能促进其对外群体施助者和外群体整体的积极评价。即使在实验室临时形成的两个不同群体之间，来自外群体的依赖定向的帮助也会使受助者对施助者及其所属群体进行消极评价，但是，如果受助者拥有提升自身控制感的机会，则能缓解上述消极影响。

这篇文章提示我们，当给予他人或其他群体帮助时，需要从受助者的角度思考，这种帮助是否限制了受助者的自主性发展？如果提供的是依赖定向的帮助，能否通过提升受助者的控制感来缓解其不良感受？只有这样才能通过跨越群体边界的帮助，促进受助者对外群体的积极评价，建立和维护和谐的群际关系。

参考文献：

Halabi, S., Dovidio, J. F., & Nadler, A. (2021). Responses to outgroup help: The role of type of help and sense of control. Journal of Applied Social Psychology, 51(10), 999-1012. https://doi.org/10.1111/jasp.12816

推文作者：高芯芸
插图：代馨竹
编辑：代馨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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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图片来源于freepik

北师大家庭与儿童发展实验室
我们隶属于北京师范大学发展心理研究院，专注于中国婚姻与家庭研究，致力于将实用有趣的学术成果分享给大家。

本期作者
王 淼
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部2019级本科生

在近期上演的都市女性情感剧《今生也是第一次》中，女主陈兰青（唐艺昕饰）一直以为生孩子是一件很简单的事，然而在鬼门关走了一遭才生下女儿后，她发现产后的生活也是一地鸡毛：婆婆和妈妈一切都只为孩子考虑，承诺“你只管生就好”的丈夫也无法理解她的感受，陈兰青的饮食、娱乐乃至工作都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限制，还要忍着疼痛坚持给孩子喂奶。

最终痛苦达到巅峰的陈兰青爬上了楼顶，嘀咕着“我不要做妈妈”意欲跳楼，还好被丈夫拦下才没有酿成惨剧。

“女本柔弱，为母则刚”，这是对母亲的赞美，也是对母亲的束缚与苛求。生理上的不适已然会使一位母亲筋疲力竭，家人过多的要求和缺乏理解更是雪上加霜。日剧《产科医鸿鸟》中提到：“产后抑郁属于一种精神疾病，却因为带有‘产后’两个字，而被人们看轻了它的严重性。”妈妈并不是超人，我们需要了解、正视、并更科学地看待产后抑郁。

01
了解产后抑郁

产后抑郁

产后抑郁(postpartum depressive, PPD)一般指女性产后出现的抑郁症状，诊断标准与重性抑郁障碍相似，持续时间较长，且会明显地影响生活生理、人际交往、工作学习等功能，具体表现为烦躁、悲伤、沮丧、焦虑、恐惧等负性情绪，同时伴有头晕乏力、失眠、食欲不振等躯体症状，严重者甚至出现幻觉、自杀以及杀婴行为，需要接受治疗，多达10%-15%的产妇会经历这种严重、持久的情绪障碍(汪大彬 等, 2023)。

产后抑郁，从母亲到家庭

产后阶段，再坚强的女性也可能会无缘无故哭泣，再温柔的女性也可能会对不停哭闹的孩子抓狂，她们和家人并不了解或羞于承认产后抑郁，因而不能及时获得帮助与治疗，这让妈妈们承受更多的压力与负面评价，极有可能加重她们的抑郁症状，且得不到及时治疗的产后抑郁患者日后更易复发抑郁(Seyfried & Marcus, 2003)。

值得注意的是，产后抑郁所影响的并不只是母亲，而是整个家庭。

研究发现，产后抑郁患者会花更少的时间进行母乳喂养(Dias & Figueiredo, 2015)，且高达60%的产后抑郁患者会控制不住地出现攻击婴儿的想法(Patel et al., 2012)。

其次，患有产后抑郁的母亲会更少回应孩子，对孩子的需求和情绪不敏感，也更多表现出消极情绪。这些行为都会新生儿造成不良影响，如使之身体健康状况更差、易患精神疾病、易形成不安全依恋、人际交往困难等(Burke, 2003)。

此外，在与产后抑郁母亲相处的过程中，父亲及其他亲密照料者也难免受到影响。夫妻关系以及母亲与长辈的关系可能出现前所未有的问题，而焦头烂额的父亲也同样容易患上抑郁(Field, 2010; Rao et al., 2020)。

02
是什么让母亲变得脆弱？

看了上述的这些内容，有些人可能产生这样的疑问：产后抑郁真有这么严重？

事实表明，产后抑郁可能和人们想象的不太一样。首先，产后抑郁的发生比人们想象得更普遍，不必为此自责。其次，产后抑郁的发病原因是复杂的，生理、环境和个人特质等因素都会影响到产妇患产后抑郁的风险。

（1）生理因素

激素水平变化的影响。激素水平的变化是无法避免的，其影响是难以凭主观意志控制的。妊娠期女性体内的雌二醇、孕酮等雌激素浓度显著增加，母体逐渐适应远超常值的雌激素水平，而产后雌激素水平迅速下降到孕前水平，某些对雌激素水平波动敏感的女性会因此出现抑郁症状。

（2）环境因素

缺乏社会支持会大大增加产妇患上产后抑郁症的风险。通俗来说，社会支持是指亲人、朋友等人向受助者提供的物质或精神上的帮助与支持。缺乏社会支持，特别是缺乏来自丈夫的支持，会让女性的育儿与家务负担加重、需求无法及时得到满足、体会到更多的挫败感，从而增加了其患病的风险(Cho et al., 2022; Terada et al., 2021)。

（3）个人特质

研究表明，神经质水平较高的个体情绪较不稳定。高神经质的女性在面临压力时会产生强烈的负面情绪，怀孕和分娩会为其带来压力，并导致她们陷入担忧、沉思和情感回避中，这使得她们更容易出现产后抑郁症状。类似地，脆弱人格（包含焦虑、担忧、敏感、缺乏自信、善变以及轻微的强迫等特质）会通过影响母亲自我效能感而诱发产后抑郁(Han et al., 2022; Puyané et al., 2022)。

除上述因素外，产妇年龄较小、失业、意外怀孕、早产、吸烟、滥用药物等因素也会导致其患产后抑郁风险增加。

03
预防产后抑郁，
我们可以做些什么？

了解了致病风险因素后，我们就有了预防产后抑郁的方向，下文将提出一些建议，希望能够给有小宝贝的家庭提供一些帮助。

（1）留心自身情况，及时进行筛查诊断

女性产后体内激素含量变化较大，情绪和精力容易受到影响，特别是平时对激素变化就比较敏感的人群（如经期及经期前后身体和情绪状态明显比平时差的女性）。妈妈们要关注自己的状态，如果出现产后抑郁相关症状要及时就医进行筛查，确诊则需要按医嘱进行治疗。

（2）适当运动、保持饮食健康，提升孕期身心抵抗力

身体健康是心理健康的基础。研究表明，孕期在专业指导下坚持运动(Lewis et al., 2021)，多吃水果、少吃氧化剂含量较高的红肉及其副产品等可以降低患产后抑郁的风险(Flor-Alemany et al., 2022)。健康的饮食、定期的锻炼、良好的睡眠都是抵御产后抑郁与压力的有效力量。

（3）学习育儿知识

妈妈们和家人可以在生产前通过阅读、网络、讲座、宣传栏等多了解科学的育儿知识，必要时可以进行线下或线上的医疗保健咨询，了解如何应对照顾孩子的过程中可能出现的挑战，这样可以增强妈妈抚养孩子的信心，缓解焦虑，也可以使准妈妈们面对这些问题时更加从容。

（4）家人和朋友的支持

分娩意味着离开工作或学校，要应付孩子的需要和问题，忍受身体上的疼痛，没有时间参加社交活动等。因此社会支持，特别是来自家庭成员的支持，对妈妈们来说是一种强有力的帮助。家人和朋友可以多向妈妈们表达关心、理解与爱，一同了解育儿和产后恢复的知识，在产后与其一同分担工作、家务和照顾孩子的责任，多鼓励和安慰她们。

04
已经患上产后抑郁，
怎样帮助母亲好起来？

产后抑郁和非产后抑郁类似，建议通过药物和心理治疗来缓解和治愈，越早接受治疗症状就能够越早得到控制，恢复所需的时间也越短。

（1）药物以及仪器治疗

确诊产后抑郁的妈妈们应遵医嘱坚持服用药物，按时复诊。如有必要，可以考虑接受经颅磁等仪器治疗以及在精神科医院住院治疗。

（2）心理治疗

具有以下特点的心理治疗在应对产后抑郁方面有着显著的效果：
a. 针对母亲自我效能感的治疗(Law et al., 2019)
b. 认知行为疗法、以正念为基础的认知训练、元认知训练等与认知相关的疗法(Bohne et al., 2022)
c. 婚姻/家庭/人际治疗：

家庭新成员的到来会使夫妻对彼此的关心减少，此时妻子的身体与心理都处于较为脆弱的状态，而丈夫需要努力工作来补偿妻子产假期间家庭收入的减少，二者很难为彼此提供支持，且更容易发生冲突，使婚姻满意度降低。此外，妈妈们与婆婆的关系对其心理健康乃至夫妻关系都有重要的影响。

（3）侧重婴儿护理的干预

改善婴儿睡眠质量等针对婴儿及其身体健康的干预能够缓解妈妈们的焦虑，并改善其身体健康状况，从而缓解其抑郁症状(Skodova et al., 2022)。

（4）进行体育锻炼

坚持运动不仅能够预防产后抑郁，还能够减轻已经患病女性的症状(He et al., 2023)，但需要在医生等专业人士的指导下进行体育运动。

05
写在最后

妈妈不必是超人，请多给自己一些宽容与关怀，幸福快乐的妈妈能够给宝宝更好的爱。产后抑郁不是洪水猛兽，科学预防，积极就医，全家共同努力，焦虑与悲伤终会云开雾散。感谢每一位伟大的母亲以及默默支持她们的家人。

“我希望你被爱着，我希望你要快乐。”

END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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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划 | 蔺秀云
撰稿 | 王 淼
编辑 | 丁欣怡
排版 | 丁欣怡
图源网络 | 侵删

北师大家庭与儿童发展实验室
我们隶属于北京师范大学发展心理研究院，专注于中国婚姻与家庭研究，致力于将实用有趣的学术成果分享给大家。

本期作者
张昱凌
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部2022级专硕

在电视剧《想见你》中，高中生陈韵如是一个安静、内向的女生，也因为她的不善交际，有同学评论她是个“怪咖”，甚至对她进行孤立和嘲讽。她的弟弟陈思源，也因为不愿意母亲的特殊职业被人知晓，而在学校遭到高年级学生的敲诈勒索、威胁恐吓。

在影视剧之外的现实生活中，这样的事情也并不罕见，小到侮辱性的外号、言语上的挤兑和隐性的孤立，大到肢体层面的暴力、勒索以及威胁，在校园的角落中，有一些孩子正承受着令他们痛苦不堪的“校园欺凌”。

1
什么是校园欺凌

有学者将校园欺凌定义为一种发生在学校（及合理辐射区域，比如学校周边的店铺、班级组织春游的目的地等）的、针对校内学生的持续攻击行为，这种攻击可能是心理层面的，也可能是物理层面的(任海涛, 2016)。

校园欺凌现象可能比我们想象得更普遍。一项调查显示，在我国大陆地区的不同学校，有2%~66%的学生都曾受过校园欺凌，2%~34%的学生曾是校园欺凌的参与者(Chan & Wong, 2015)。校园中求学的孩子们，正是处于成长黄金时段的儿童与青少年，参与欺凌或受欺凌的经历，大多会在他们成长的轨道中留下痕迹。

受欺凌者可能因为长期受到欺负、孤立，而自尊感降低，长期处于焦虑、担忧、抑郁等消极情绪中，也有的孩子因为在校园中受到欺负，出于逃避和自我保护的心理，变得厌学、拒学。而欺凌者则有可能在欺凌行为中强化攻击性强的人格特点，或是难以融入与同龄人的正常交往中(章恩友, 陈胜, 2016)。

上述校园欺凌数据及校园欺凌所造成的诸多负面影响，无不提醒着我们：校园欺凌是异常值得重视的现象，家长与学校需共同合作来减少这一情况的发生。

在了解如何防范校园欺凌之前，我们先一起来看看为什么校园欺凌事件会不断上演。

2
为什么会发生校园欺凌

Ta们与“恶”的距离：为什么参与欺凌？

在个体是否更具有攻击性这个方面，的确存在一些先天生理因素的影响。有学者认为：一部分人的大脑中枢回路异常，导致情绪调控失常，进而失去自我控制能力、引发暴力与攻击行为(郑开诚, 张芳德, 2002)。

然而，仅仅是先天因素的差异，并不足以让一个人成为一名施暴者。班杜拉的社会学习理论表明，一些校园欺凌参与者的行为可能正是通过模仿、强化而习得的。

例如，在一些存在暴力的家庭中，孩子们或是习得了用暴力作为解决问题的手段，或是将使用暴力视作具有权威、保护自己不受欺负的方式，类似的行为模式衍生到学校场景中，就成了校园欺凌(孙时进, 施泽艺, 2017)。

“一个巴掌拍不响”：是受害者的错吗？

有研究者指出，一些特定的个性特点会导致孩子们更容易成为被攻击的对象。比如说被动、顺从、敏感、缺乏自信(Salmivalli ＆ Isaacs, 2005) 。这样的孩子在欺凌事件中通常难以组织有效的反抗，同时，他们也更有可能从自己身上找原因，认为受到欺凌是自己有问题，这种思维会导致他们不愿意向外界求助，从而将自己陷于更艰难的困局。

同时，欺凌事件的发生也可能与家庭的养育环境有关。例如，当父母对孩子的成长过度焦虑和卷入，孩子很容易对父母形成不恰当的依赖，那么与同龄人的交往技能也就很难得到充分的发展，从而成为被孤立和欺凌的对象(Olweus, 1980)。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当我们讨论校园欺凌受害方时，并不是认同和宣扬“受害者有罪论”，而是希望找到规避欺凌、更好为受害者施以援手的方式。我们也希望成人能够向受欺凌的孩子们传达这样的观点：受到欺负也许是有原因的，也许没有，但不论如何，受到欺凌都不意味着是“你的错”，更不意味着“你有问题”。

“旁观者”的推动作用：沉默可能是帮凶？

在校园欺凌中，有欺凌者与受欺凌者，但绝大多数的孩子所拥有的角色是“旁观者”。旁观者往往并非校园欺凌的直接诱发因素，但他们的行为却会对欺凌事件的发生产生莫大的影响。

旁观的角色有三种，一是完全不知道欺凌事件的发生，二是知情但不做什么，三是知情并采取行动，这种行动可能是阻止欺凌事件继续，也可能是参与到欺凌当中(王中杰, 刘华山, 2004)。其中，只有当旁观者知情并阻止欺凌事件，才能有效地遏制欺凌的恶化与蔓延。

可惜的是，群体过程理论表明，当校园欺凌发生时，尽管许多人能意识到这是错误的、不该发生的，旁观者却并不总是会施以援手，反而会通过加入施暴者、言语嘲讽或是置身事外等方式，进一步将受害者的处境边缘化(武亦文, 缪绍疆, 2017)。在这种情形中，受害者会更不信任自己的同伴，而施暴者则会认识到欺凌手段的有效性，在这样的过程中，校园欺凌得到了强化。

有些时候，旁观者不加干预的沉默，反而可能给到欺凌事件当事人一种信号：欺凌者会认为自己的行为没有问题，而受欺凌者则会意识到自己很难获得帮助。因此，看似沉默的旁观者们，并不能减少欺凌事件的发生或让欺凌事件停止，却可能使这类事件变本加厉地发生。

3
面对校园欺凌，家长该怎么办

任何一位家长在了解到校园欺凌事件后，或多或少地，都会对自己的孩子产生一些担心：我的孩子会不会成为被欺凌的对象？如果发生了这样的事情，我该怎么帮助ta？

本文，我们将着重从家庭的角度展开讲讲，父母（或其他抚养者）该如何在家庭教养中给予孩子支持、减少校园欺凌事件的发生及如何减轻其负面影响。

为孩子创造良好的家庭环境

前文已经讲到，家庭教养方式、家庭氛围等是校园欺凌事件发生与发展的重要影响因素。因此，平时塑造和维护良好的家庭环境便是至关重要的一环。

首先，家长要避免过于专制的教养方式，尤其要意识到暴力行为对孩子的影响，尽量减少使用体罚作为问题的解决方式，更要坚决杜绝家庭暴力的滋生。

其次，家长也要避免对孩子的溺爱，给予孩子适当的自主权，帮助孩子逐步培养自己的社交能力与生活技能，让孩子逐步从家庭走到同伴中，发展自己的解决问题能力与人际交往能力。

与孩子谈论欺凌这件事

与孩子充分地讨论欺凌这件事，能够让孩子提前了解到自己可以在这些事件中做些什么，从而在一定程度上起到防患于未然的作用。

从教育孩子不做欺凌者的角度，家长可以对孩子进行共情教育，采用换位思考的方式，引导孩子设身处地的想一想：如果是自己处在那种被欺负、被孤立的环境中，会有什么样的感受？通过这样的方式，孩子会明白：没有人愿意成为校园欺凌的受害者。“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自己不愿意遭遇的事情，也不应加之于他人身上。

从保护孩子不受欺凌的角度，家长则可以告诉孩子，当遇到这样的事情时要怎么保护自己、如何向外界求助，让孩子感受到：不论发生什么，爸爸妈妈都会是ta坚强的后盾，当欺凌发生时，向父母求助并非是一件需要犹豫、害怕、羞耻的事情。这会让孩子在遭遇校园欺凌事件时，能够更快、更早地向父母求助，并获得相应的支持和保护。

从不作为旁观者推波助澜、维护校园安全的角度，家长可以告诉孩子，目睹欺凌事件发生时，可以先寻求值得信任的师长帮助，在保护自己安全的前提下，请更有权威、更有力量的一方介入到欺凌当中。

在欺凌发生后，积极寻求家校合作

如果家长确认孩子就是受欺凌的一方，除了做好孩子心理上的安抚之外，也需积极向可信任的学校教师反馈（例如班主任），详细并实事求是地告知孩子受欺凌的时间、地点、欺凌的参与者与见证者。这样方便学校及时介入和干预。

在反映情况之后，一方面家长需继续与校方保持联系，了解校园欺凌事件的干预计划及进展，并积极主动地配合学校老师的工作；另一方面，家长需在后续的家庭生活中持续关注孩子的身心健康状况，并让孩子认识到，如果类似的事情再次发生，自己可以寻求家人和老师的帮助。家长积极干预的行为会让孩子明白，并不是因为自己不好才会受欺凌，自己是可以得到爱与保护的。

当然，如果欺凌事件过于严重，家长观察到孩子的心理状态久未恢复，也需要进一步寻求心理咨询等专业途径，来帮助孩子恢复内心的秩序。

参考文献

Chan, H. C., & Wong, D. S. (2015). The overlap between school bullying perpetration and victimization: assessing the psychological, familial, and school factors of chinese adolescents in Hong Kong. Journal of Child and Family Studies, 24(11), 3224-3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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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划丨蔺秀云
作者丨张昱凌
排版丨张昱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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