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献选读

Coco有话说

“Beautiful-is-good”效应是心理学研究中最有力，最著名的发现之一。那些具有高外表吸引力的人被认为是更有能力，更有智慧，更善于社交的人。人们也普遍认为，他们在生活中也会获得更加理想的结果，比如更加美满的婚姻和更加成功的职业生涯。但是，“Beautiful-is-good”效应在道德层面上也同样适用吗？人们会对高外表吸引力的人赋予更积极的道德评价吗？

“Beautiful-is-good”效应是如何产生的呢？内隐人格理论(Implicit personality theory)认为，人们会不自觉地认为个体的人格品质都是有内在联系的，一旦了解其中的一种品质就可以推知其他品质及其行为表现。而高外表吸引力则会直接导致人们对其他特质的积极推断，这种现象也同样可以被称为“晕轮效应”。另外，整体评价模型(General evaluation model)认为，人们对某一个属性的整体评价会影响对其他属性特征的相应推断。基于此，人们对高外表吸引力的整体积极态度应该会导致对其他特质的积极推断。这两种理论解释都暗示了“吸引力”会与积极的道德评价联系起来。

然而，以往的研究并没有就此得出一个一致的结论。相关的元分析表明，吸引力对道德评价的总效应接近于零，即，高吸引力的人并不总是会被认为在道德上也是更高尚的，人们甚至会对高吸引力的人产生消极的道德判断。基于以往不一致的研究结果，本研究主要探讨两个问题：

为什么吸引力和道德判断之间的关系是不一致的？

为什么高吸引力会导致消极的道德判断？

根据内隐人格理论，个体的人格品质相互之间是有内在联系的，人们会基于高吸引力推断出其他积极的品质和行为表现(如，高社交性)。但是，人们同样会认为高吸引力的个体也具有某些消极特质。例如，人们通常会将高吸引力与虚荣联系在一起。虚荣指的是一种对自己(尤其是自己的外表和成就)看法的自我膨胀，表现为对自己的过分关注。无论是影视作品中还是现实中，人们都会发现高吸引力的人是更加虚荣的。就像《白雪公主》里爱慕虚荣的恶毒皇后一样，人们通常会认为那些长得好看的人知道自己拥有高外表吸引力，并为此感到骄傲；人们也同样认为高外表吸引力者是刻意努力让自己变得如此好看，并且他们知道自己的美貌对别人产生了某种影响。因此，人们会做出高吸引力的人更加虚荣的推测。

在道德层面，虚荣虽然不属于不道德的品质，但它本身被认为是一种较为负面的特质，这就直接导致了消极的道德判断。此外，虚荣与暗黑三人格之一的自恋高度相关，而自恋又与低共情、缺乏谦逊、人际敌对、剥削等特质相关，这也间接使人们对高虚荣性的人产生负面的道德判断。因此，本研究假设，人们之所以会对高吸引力个体产生消极的道德评价，是因为高吸引力者被认为是更加虚荣的。同时，本研究还假设，吸引力与道德评价之间接近于零的总效应是由于人们对吸引力会同时产生积极特征(即，社交性)和消极特征(即，虚荣)的推测导致的。

图1 吸引力影响道德评价的理论模型

研究一采用4个子研究探讨“吸引力—虚荣—消极道德评价”这样一条假设路径。

研究1a通过文字描述的方式操纵了目标吸引力，检验被试对其虚荣和道德评价的影响。结果显示，人们认为高吸引力者是更加虚荣的，并且在道德维度上得分更低，不道德维度上得分更高。

研究1b操纵了目标的虚荣程度，检验被试对其道德判断的影响，同时探讨吸引力和虚荣的双向关系。结果显示，人们认为更虚荣的人道德程度更低，不道德程度更高；且更虚荣的人被认为是更有吸引力的人。

研究1c则操纵了目标的(不)道德行为，检验目标的(不)道德行为是否会影响人们对其的虚荣性评价。结果发现，那些做出更少道德行为和更多不道德行为的个体被认为是更加虚荣的。

上述三个子研究的结果不仅验证了本研究的假设，同时还突出了吸引力、虚荣、和道德判断之间可能存在共变的关系。为了进一步验证“吸引力—虚荣—消极道德评价”的因果关系，研究1d同时操纵了目标的吸引力和虚荣性。其结果再一次验证了之前的结论，同时还发现，虚荣性信息的凸显阻碍了吸引力对消极道德评价的影响，从而证明了吸引力和消极道德评价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并且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人们认为高吸引力者更加虚荣而导致的。

研究二采用3个子研究，拟通过对于吸引力不同的操纵方式再一次验证研究一的结论，同时探讨“吸引力—社交性—积极道德评价”这样一条相反的路径。

研究2a采用图片的方式操纵目标吸引力，再次检验其对虚荣和道德评价的影响。结果显示，高吸引力的目标在虚荣性和社交性的得分上都更高；但是在道德评价上出现了与研究1a相反的结果，即高吸引力者在道德维度上得分更高，在不道德维度上得分更低。研究2a证明了吸引力可以同时与积极特质(社交性)和消极特质(虚荣)联系在一起。而研究1a和研究2a所得出的不一致的结论可能是由于照片比文字描述具有更加积极的整体印象，也促进了积极特质之间的更强关联。不一致的结论同时也暗示了以往研究中得出的吸引力和道德评价之间不一致的结果可能是由于信息呈现的方式不同所造成的。

研究2b进一步操纵目标虚荣性，拟再一次验证研究1b的结论，同时检验虚荣对社交性评价的影响。结果显示，与研究1b的结果一致，高虚荣性目标被认为是更加不道德的，且更加具有吸引力的；结果同时还发现，高虚荣性目标在社交性上得分更低，这表明吸引力和道德评价之间的关系可能是复杂的，其原因在于两者之间的内部变量存在相互抑制的关系。

研究2c同时操纵吸引力和社交性，进一步验证社交性对吸引力通过虚荣性所产生的负面影响的抵消作用，并检验社交性对虚荣的反向作用。结果显示，高吸引力者再一次被认为是更虚荣和更具有社交性的，吸引力对虚荣的预测作用在低社交性目标中更为显著；高社交性目标在虚荣性上得分更低，在道德维度上得分更高，不道德维度上得分更低。这一结果证明了社交性评价在高吸引力和积极道德评价之间具有因果性的中介作用，为吸引力影响道德判断提供了另一条相反的中介路径。同时，社交性和虚荣性之间具有负相关关系，这再一次证明了吸引力与道德评价之间关系的复杂性，且两者之间的关系取决于中介变量的相对凸显程度。

研究三通过两项子研究，采用内隐联想测验的方式再一次验证虚荣性的凸显是否能够削弱、逆转吸引力和积极道德评价之间的关系。

研究3a和3b假设被试倾向于将吸引力相关的词与道德相关的词联系在一起；但是，当虚荣的概念变得凸显时，这种积极的联系会被削弱甚至逆转。两项子研究共同发现，吸引力词汇和道德词汇匹配时的反应时快于吸引力词汇和不道德词汇匹配时的反应时；当虚荣的概念被凸显时，其效应与控制组(没有凸显虚荣概念组)是一致的，但是其效应量变得更小了。研究三尽管没有发现吸引力和积极道德评价之间关系的消失和反转，但仅仅引入虚荣的概念就会削弱这种积极联系，也同样说明了虚荣性在吸引力和道德判断之间起到的重要作用。

总的来说，本研究通过9个子研究探讨了为什么“Beautiful-is-good”效应没有拓展到道德层面。作者根据内隐人格理论提出，吸引力并不总是与积极的特质相关。一些与吸引力直接相关的负面特征(如，虚荣性)可能与道德印象的减少或不道德印象的增加有关，从而抑制了“Beautiful-is-good”效应。此外，虚荣性和社交性是吸引力影响道德评价的两个相互对立的过程。但本研究并没有解决的是：吸引力在何种情况下会通过虚荣性对道德评价产生消极影响，以及在何种情况下会通过社交性对道德评价产生积极影响。针对这个问题，未来的研究或许可以带给我们答案。

参考文献：

Han, D. E., & Laurent, S. M. (2022). Beautiful seems good, but perhaps not in every way: Linking attractiveness to moral evaluation through perceived vanity.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DOI:10.1037/pspa0000317

推文作者：孙鹏
插图：甄宸
编辑：甄宸
排版：彭重昊

Coco有话说

我们每个人都想获得幸福感，但是幸福的源泉究竟是什么？一千个人心中可能会有一千种实现幸福的方式。那么，究竟哪种方式最能提升且保持人们的幸福感呢？

追求幸福是人类社会生活的基本目标，人类一切行为的最终目的都是为了追求幸福。然而，对幸福的理解却因人而异。

心理学家们在过去几十年的研究中一直在探讨与幸福有关的问题，这些研究大致分为三个方面：（1）关于主观幸福感的研究；（2）关于人们在不同幸福观下的具体行为的研究；（3）关于幸福倾向的研究，即关于什么激励了人们追求不同取向的幸福的研究。近年来，研究的重点越来越集中于第三方面。

研究者发现，个体由于其动机的差异，所采取的追求幸福的行为方式也有所不同，从而产生了不同的幸福感体验，研究者提出了三种幸福倾向(orientation to happiness)用来指获取幸福的不同途径，并认为幸福倾向才是决定幸福的源泉。

快乐倾向源自享乐论(Hedonia)，强调个体通过寻求即时的感觉满足来获取幸福。比如有人想吃鸡腿，那么吃到鸡腿他就会感到快乐，感到快乐就会幸福。

意义倾向基于亚里士多德的实现论(Eudaimonia)，强调个体通过参加既能实现自身潜能又能给生活带来意义的活动来获取幸福，比如做一些体现自我价值的事。意义倾向与快乐倾向会有重叠，例如，体现自我价值的事既可以让人感到快乐，也能使人感受意义和价值的实现。

投入倾向则基于“心流(flow)”理论，指个体通过专心投入于一项活动来获取幸福，例如当你全神贯注地做某件事或进行某项活动时会忘掉时间，并感到特别充实。投入倾向与意义倾向很接近，都属于实现论的幸福倾向。

那么，究竟哪种幸福倾向有利于提升人们的幸福感呢？

大量研究发现，三种幸福倾向都有利于提高人们的生活满意度和幸福感。如果一个人的三种幸福倾向都很高，那他就是一个完满型的人；如果三种倾向都不高，那他就属于空无型的人，其幸福感也最低。

另外，相比于那些只追求快乐的人，追求意义和投入的人常常体会到更高的幸福感水平。而且，持有意义倾向的人不仅自身有更高的幸福感，还能带动身边的亲密他人提升幸福感。

大家一定好奇，不同的幸福倾向为何会带来不同的幸福体验呢？

这是因为快乐倾向所带来的幸福感只能持续很短的时间。人们会对其追求快乐的行为习惯化，比如吃鸡腿，第一次吃会觉得特别开心，而第二次吃时就不会那么开心了；此外，人们对快乐的期望也变得越来越高，可能第一次吃鸡腿会很开心，而再想获得同样的开心程度，大概就得吃小龙虾了！

因此，快乐倾向往往只能满足当下即时的感觉需求，而不能持久地提升人们的幸福感。此外，快乐倾向有时也会导致人们参与纯粹享乐甚至适应不良的行为来获得即时满足(例如过度使用网络)。

相比之下，意义和投入倾向会引导人们从事更积极的行为，而这些行为有助于人们建构更多的提升心理健康与幸福感水平的资源。因此，这两种幸福倾向会促进人们实施与目标相一致的行为来获取幸福。

很多研究发现，意义和投入倾向会提升人们更为积极的学习行为，更温暖的人际行为（如亲社会行为），更良好的情绪管理与调节能力等。因此，意义倾向和投入倾向对幸福感的提升作用更强。

总之，尽管三种幸福倾向都能提升幸福感，但在追求幸福的道路上，如果人们更加关注那些持续提升个体潜能，带来意义与价值感的相关活动，获得的幸福感会更强烈，也更持久。

参考文献：

郭震, 杨莹, 张梦圆, 寇彧*. (2018). 幸福倾向及其对幸福感的影响：机制及发展. 青年研究, (6), 1–9.

Peterson, C., Park, N., & Seligman, M. E. P. (2005). Orientations to happiness and life satisfaction: The full life versus the empty life. Journal of Happiness Studies, 6(1), 25–41. https://doi.org/10.1007/s10902-004-1278-z.

Yang, Y., Li, P., & Kou, Y. (2017). Orientations to happiness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in Chinese adolescents. Child Indicators Research, 10(4), 881–897. https://doi.org/10.1007/s10902-016-9794-1.

推文作者：郭震
修改：伍俊辉
插图：郭震
编辑：林靓
排版：董艺佳

Coco有话说

有的人认为世界大同，人们在社会中应该相互平等；而有的人却认为社会如竞争丛林，人亦有高下之分，有的人生来就高人一等，拥有更大的支配权。

可是，在现实生活中，那些自认为高高在上、颐指气使的人就一定会过得更幸福吗？人怎样才能获得幸福呢？

人类社会由不同的群体构成，但是对于群体间或个体间的关系，不同的人却持有不同的态度。有些人认为应该依据群体或个体掌控资源的多少，将社会中的群体或个体划分出高低不同的地位；而另一些人觉得人类应当追求平等，要努力为不同的群体或个体创造平等的机会。

对此，心理学家们提出了社会支配倾向（social dominance orientation）这一概念，用于描述个体对不同群体之间的关系是否应该平等所持有的一般性偏好。

社会支配倾向是一种较为稳定的个人特质，对群际态度和行为具有强大的解释力。社会支配倾向高的个体相信社会本来就是一个自由竞争的丛林，人与人之间、群体与群体之间理应高低有别，因此往往表现出对低地位群体成员（如贫困人群）和少数人群体（如性少数群体）更强烈的敌意态度，更明显的歧视行为，并且反对促进群体平等的政策（如平权法案、再分配政策等）。

与此相关、但仍未解决的一个科学问题是：这种拥有支配倾向的人，他们自己的生活过得怎么样，他们幸福吗？

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部亲社会实验室与美国密苏里大学的Kennon M. Sheldon教授开展合作研究，在中国青少年群体中考察了社会支配倾向与其主观幸福感的关系及机制。研究报告于2018年在线发表，今年6月正式发表于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sychology。

以往基于西方样本的研究发现，社会支配倾向与个体的幸福感没有明显的关系。也就是说，认同支配不会让人变得更幸福，也不会让人变得不幸福。

然而，寇彧教授团队的这一研究从价值观与环境匹配的视角出发，认为西方文化强调自由主义，鼓励个人竞争，个体持有的支配倾向与其所在文化提倡的社会规范是一致的，因而不会影响其心理健康。但东方文化强调集体利益、注重社会和谐，在这样的环境下，持有支配观念的个体与其所在文化强调的社会规范并不匹配，这常常会导致人们在相应文化中产生“不适感”，因此对其心理健康是有害的。

拥有或认同支配倾向的青少年受到竞争观念的影响，通常更不愿意实施亲社会行为，在社会生活中会表现得更利己、更吝啬，这使得他们难以与周围的同伴、教师、他人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也不符合东方文化对青少年的期望，进而会体验到更低的幸福感。

为了验证这一推论，亲社会实验室在北京市18所学校对4000余名中学生进行了调查。研究发现，社会支配倾向高的青少年亲社会行为确实更少，而较少的亲社会行为不利于他们获得对生活的满意感和积极情绪（研究结果见下图所示）。

社会支配倾向与主观幸福感的中介模型

这一研究表明，在强调集体利益、注重人际和谐的文化背景下，支配型人格既不利于青少年良性人际关系的形成，也不利于其自身主观幸福感的提升。因此，在我国中小学开展平等主义教育，有助于培育青少年的亲社会行为，而亲社会行为有利于其心理健康的发展。

该研究第一作者杨莹现为华东师范大学认知与心理学院讲师；第二作者李文岐现为北京师范大学在读博士研究生。

原文网址链接：

Yang, Y., Li, W., Sheldon, K. M., & Kou, Y*. (2019). Chinese adolescents with higher social dominance orientation are less prosocial and less happy: A value‐environment fit analysi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sychology, 54(3), 325–332.
doi:10.1002/ijop.12474

推文作者：李文岐，杨莹
插图：郭震
编辑：林靓
排版：董艺佳

Coco有话说

在社会生活中，人们希望在他人和自己心目中都能维持自身的好人形象。但做好人需要克制私欲，甚至付出代价。所以人们有时会躲避按照道德规则行事而要付出的代价，这个现象被称为“道德伪善”。道德伪善容易发生在不被别人监控的情境，或者没有清晰的道德规范的情境。那么，陌生他人在场会不会使人们因为害怕给他人留下不道德的印象而抑制自己的伪善呢？陌生他人的行为又会不会影响人们的伪善呢？

一项发表于《心理学报》上的研究通过设置的捐款情境，探讨了单个陌生他人在场(实验1)及其真善/伪善行为(实验2)对人们道德伪善的影响。

实验1先通过邮件让大学生针对假设的捐款情境估计自己可能捐款的数额和其与自己可支配收入的比例；隔天再到实验室参加“另一项”研究（实验室情境如下图），无陌生人在场组的被试独自在电脑上完成实验任务；有陌生人在场组的被试在一名主试(陌生他人)指导下完成实验任务。

实验情境

实验2在此基础上设计了真善他人组和伪善他人组。两种条件下，被试分别在主试指导下与另一名表现真善/伪善的假被试一起完成实验任务。实验结束时，被试都获得一定数额的被试费，并可在自愿前提下参与如之前邮件所说的捐款活动。研究以被试邮件中宣称的捐款比例与其实际捐款与获得的被试费比例的差值为道德伪善的指标。

结果如下表所示，实验1中不管有无陌生他人在场，被试的实际捐款比例都显著低于其事先宣称的捐款比例，且有无他人在场对此并不产生影响，即单纯的陌生他人在场并不能抑制个体的伪善。

然而，在实验2的真善他人条件下，被试实际捐款比例和其事先报告的捐款比例没有显著差异，而在伪善他人条件下，被试的捐款比例显著低于其事先报告的比例，说明陌生他人的真善行为有效抑制了被试的伪善，而其伪善行为无此效应，但也不助长被试的伪善。

显然，人们虽有获得他人好评的动机，但为给只接触一次且不重要的陌生人留下好印象而损失眼前利益得不偿失，因而陌生人在场不足以抑制伪善；而陌生人的真善行为却能凸显当下的道德标准，并为被试提供榜样，这使得被试难以避免将自身行为与道德标准进行比较，也难以容忍自身行为与榜样之间的差距，既无法欺人，也无法自欺，因而抑制了伪善；但在伪善的陌生人面前，人们获得了欺人及自欺的理由和榜样，因而不能抑制伪善。

可见，单纯陌生他人在场或他人的伪善行为都不影响人们的伪善，而陌生他人的真善行为能有效抑制伪善。社会公德的建立需要众多人的真善行为！

该研究由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部亲社会实验室完成，第一作者傅鑫媛现为中央财经大学社会与心理学院教师，第二作者陆智远现为天津市滨海新区大港第二中学教师。

原文链接：

傅鑫媛, 陆智远, & 寇彧*. (2015). 陌生他人在场及其行为对个体道德伪善的影响. 心理学报, 47(8), 1058-1066. DOI: 10.3724/SP.J.1041.2015.01058

推文作者：傅鑫媛
插图：郭震
编辑：林靓
排版：董艺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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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co有话说

历史长河在流淌，世事变换，万象更新。伴随着人类从原始丛林迈向稀树草原，磨难似乎总是相伴左右。灾害、疾病、暴力、邪恶、歧视、嫉妒、无助、迷茫……不管人们身处哪个时代，这些消极因素总是如影随形，妨碍幸福，阻挠成长。然而，我们又应该如何面对呢？

今天的推文，借助一篇读后感，我们一起来寻找答案。

“俄狄浦斯最新的化身正站在第五大道和第43街的交叉路口等着红绿灯，准备续写美女与野兽的浪漫传奇”。这是约瑟夫·坎贝尔《千面英雄》中的一段描述。这本书是我研究生时代最喜欢的书籍之一，现在已经有点旧了，封面微微有些卷起。这个炎炎夏日，我重读了一遍，依旧感慨万千，收获颇多。

约瑟夫·坎贝尔是著名的神话学大师，也是西方流行文化的奠基者之一。他的作品影响了披头士乐队、猫王、迈克尔·杰克逊、乔治·卢卡斯、斯皮尔伯格和J.K.罗琳等人，也是《星球大战》《黑客帝国》《蝙蝠侠》等电影作品的灵感之源。

受到精神分析尤其是荣格原型理论的影响，约瑟夫·坎贝尔持单一神话论，即世界神话虽然形式千差万别，但主题与内核却基本一致，是人类集体潜意识的情感表达。更重要的是，他强调了神话对于人类心灵的重要功能，认为神话是被误解为传记或历史的心理学。他指出，“神话的一个重要作用就是提供能够引领人类心灵前进的象征……神话中的逻辑、英雄和行为在现实生活中依然具有生命力”。

《千面英雄》是约瑟夫·坎贝尔最早也是最出名的作品，他将英雄定义为能够战胜个人和历史局限性的男人或女人。在这本书中，他搜寻了全球各地神话、传说与宗教里关于英雄的描述，总结出了这些故事背后不约而同的核心单元（见下图）：

启程（X）：英雄受到召唤，从日常生活来到未知区域，开始他的冒险；

启蒙（Y）：英雄在新区域遇到一系列考验，取得胜利并突破自身局限，获得传奇般的力量；

归来（Z）：英雄带着这股力量从冒险之旅中归来，赐福世人，拯救世界。

盗火的普罗米修斯、带回金羊毛的伊阿宋、深入冥府的埃涅阿斯、菩提树下的佛陀、出埃及的摩西......在这本书中，约瑟夫·坎贝尔详细描述了全世界不同文化中的英雄故事，以佐证他的理论。

中国的英雄人物似乎也不例外。我马上就想到了张无忌，在冰火岛出生，本是过着平凡的生活，十岁时随父母返回中原，这是启程。父母双亡，身中寒毒，屡遭危难，却机缘巧合间习得九阳神功与乾坤大挪移，内力深厚，当世无敌，这是启蒙；20岁决战光明顶，孤身大战六大派高手，一战成名；救六大派、救张三丰、救谢逊，担任明教教主，号令群雄抵抗元军，这是归来。

的确，纵观东西方神话、传说和故事中的这些个英雄人物，似乎都逃不开这个规律，千般故事，一个英雄！

由此看来，人类对英雄的渴望似乎已经成为了内心最深层次的集体潜意识。你可以想象这样一副画面，远古时代的丛林里，或者洞穴里，弱小的人类聚集在一起，他们彷徨、无措而又恐惧；大型捕猎者、恶劣的气候、莫名的疾病、匮乏的食物，这些都困扰着他们。他们向天祈祷，能不能有个盖世英雄出现，身披金甲圣衣，脚踏七色云彩，带领他们战胜这些艰难险阻。

孙悟空当然不会自动出现，但人们对英雄的渴望却变形为一个个扣人心弦的故事与传说，在口口相传中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人去追寻英雄梦想。于是，我们在“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的文字里沉醉，在蜘蛛侠、超人、奥特曼的故事里惊叹，在西游记、水浒传、封神榜的传说里痴迷。

约瑟夫·坎贝尔想告诉世人，千人一面的英雄故事背后，正是人类灵魂最深处对命运的不屈与抗争。现代社会的人们之所以会遭遇困境，心陷迷茫，往往是因为不再相信英雄故事，忘掉了英雄故事中蕴含的磅礴力量。在他看来，无需屈服于命运，求助于飘渺，“英雄就潜伏在我们每个人的生命激情之中……每个人都拥有强大能量的梦中万神殿”。

这一点与菲利普·津巴多的英雄想象计划不谋而合。津巴多指出，英雄不是超常的人，他们是凡人，却做着非同寻常的事。无论是揭露黑幕，仗义援手，见义勇为，还是慷慨解囊，亦或是克服自己的缺陷。英雄想象计划正是去鼓励普通人，特别是年轻人，努力改善周围的生活，让家庭更和谐、学校更完善、社区更宜人，从而也使得生活更幸福，生命更有意义。

现在，我们的问题似乎有了答案：翻动书页，那穿越千万年时光才与我们相见的英雄梦想，正是战胜人生磨难的重要力量。面对生活中的苦难、折磨、恶意、暴力与不公，不要做愚昧的从众者，不要做冷漠的旁观者，不要做软弱的屈服者，请追寻心中的那片光，站出来，说出来，行动起来吧！

所以，在人生的一个又一个夏日，某个斜阳满树的黄昏，又或者某个凉风抚梦的清晨，你必定会看到一位又一位少年，比划着动作，模仿着台词，做着那英雄的梦。

请一定不要嘲笑他们，或许有一天，他们真的会拯救世界！

推文作者：谢晴
插图：高菁
编辑：代馨竹
排版：彭重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