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献选读
Coco有话说

我们有时会遇到“说一套，做一套”或者“宽以律己，严以待人”的人。毫无疑问，这些人令人厌恶。我们会因为他们所宣称的道德水准与其实际行为不一致，他们对己对人的标准也不一致而感到他们虚伪，因而厌恶他们！

本期推文为大家介绍一项研究结果，它揭示了人们之所以厌恶“伪君子”的心理原因，也告诉我们诚实是多么珍贵！

不论是人与人之间的交往，还是国与国之间的联系，伪善行为都是令人无法容忍的。想想那些伪善的人，他们一边标榜自己高尚的道德水平或者谴责他人的道德缺陷，一边却又表现出行为不端。古今中外众多评论家艺术家都揭示了伪善者的令人厌恶的行径。但是，我们为什么如此普遍地厌恶这样的伪君子呢？人们为什么会一致地消极评价他们呢？

难道伪善者就完全一无是处吗？其实，我们之所以称他们为“伪君子”，是因为他们一方面在做“好事”，但另一方面却又在做坏事。例如，他们会公开谴责不道德行为，这通常被认为是值得称赞的好事，因为这样做不仅强化了社会规范，还起到了鼓励道德行为的作用，而对不道德行为视而不见地不谴责，则可能会被视为对不道德行为的默许。从这一点来看，人们似乎不应该对“伪善者”如此愤慨，因为他们至少反对了不良行为。但是，伪善者又有另一面，即他们自己实际的行为是不道德的。

然而，如果让人们比较一个表现出不道德行为的人和一个伪君子时，人们似乎对伪君子的评价要更消极一些。所以，单从做出了不道德行为来看，似乎也并不能解释人们为什么更厌恶伪君子。这是为什么呢？

研究者认为，个体在谴责他人的不道德行为时，就向外界传达了一种内隐的、但却令人信服的社会信号，该信号不仅表明了谴责者自身具有较高的道德水平，还意味着他在未来不会做出类似的不道德行为。当然，个体也可以通过直接陈述的方式向公众传递关于自身道德准则的信息。例如，某明星作为禁毒宣传大使公开承诺永远不碰毒品，并呼吁大众远离毒品。这种公开表达其道德准则的方式就是直接陈述。

试想，当一个人一边谴责他人的不道德行为，一边又做了类似的不道德行为；或者一边宣称自己高尚的道德准则，一边又做了违反这些准则的事。你更厌恶哪个人呢？没错！这两个人都令我们厌恶，因为他们都违背了自身向大众展示的道德标准。也就是说，他们传递的道德信号是虚假信号（False signal）。

研究者首先证实人们对目标人释放的信号是敏感的（图1），然后分析比较了人们对上述两种虚假信号的态度，发现人们对伪善者都给予了更消极的评价，但对“谴责他人”的伪善者（Hypocrite）的评价比“直接陈述”的伪善者（Liar）的评价还更消极（图2）。这是因为：一，谴责他人比直接陈述所发出的虚假信号更具误导性（如，谴责他人可作为一种隐晦的自我推销，更可能使伪善者赢得他人的信任；而直接陈述的方式则略显刻意，会令人产生怀疑）。二，谴责他人在一定程度上会损害被谴责者的声誉，而直接陈述则不会。

图1 发出道德信号者比没有发出道德信号者受到更高评价，谴责他人者比直接陈述者受到更高的评价

图2 伪善者比单纯的道德越轨者受到更负面的评价，谴责他人的伪善者（Hypocrite）比直接陈述的伪善者（Liar）受到更负面的评价

可见，伪善者之所以激起人们的道德义愤，原因在于他们不诚实地表达了自己的道德水平。他们通过谴责他人不道德行为或者直接陈述的方式来表明他们是道德高尚的人，但他们却没有按照这些道德信号行事。而且，谴责他人不道德行为要比直接陈述自己道德所释放的“虚假信号”更令人厌恶。

上述研究结果说明，人们之所以厌恶道德伪善者，是因为他们传递了虚假信号。那么，如果阻断虚假信号，结果会怎么样呢？试想一个人在谴责他人的不道德行为之后，承认自己也会偶尔犯下类似的行为，他会受到人们的消极评价吗？

根据前面的结果，如果谴责他人的不道德行为而自己又做出不道德行为是在向大众发出虚假信号，那么承认自身的不道德行为则使之前的虚假信号“失效”了，所以，伪善者此时会得到人们的原谅，即人们在此条件下不会对伪善者的评价再那么消极了。

为了验证这个假设，研究者通过假设情境操纵虚假信号的有效和失效。

在“有效”组中，目标人物在谴责他人的不道德行为（如，非法下载音乐）之后，自己私底下也犯下了同样的行为，该实验组被称为“traditional hypocrite condition”；在“失效”组中，目标人物在谴责他人非法下载音乐的同时，承认自己也偶尔会在网上非法下载音乐，此后不久，他果然做出了这样的不道德行为。该实验组被称为“honest hypocrite condition”。此外，研究者还设置了一个对照组“control transgressor condition”，即目标人仅做出不道德行为。

结果（见图3）显示，当伪善者承认自己也会犯下类似的不道德行为时，即虚假信号功能“失效”时，其所受到的评价比谴责他人而自己又做不道德行为的伪善者更积极一些，且与控制组所受的评价没有显著差异。这一结果进一步证明了虚假信号是影响人们厌恶伪善者的重要因素。

图3 承认不道德行为显著使伪善者受到了更积极评价

上述研究给我们什么启示呢？

1.伪君子和真小人都令人厌恶，人们对违背道德准则的人都不会给予积极评价。

2.人们更厌恶伪君子，这是因为他们用所传递的虚假道德信号蒙骗了大众。

3.诚实是最为珍贵的！如果伪君子能主动坦白自己的过错，或许能够得到人们的一点额外好感。

最后，我们附上一位小学生写的作文，来彰显“诚实”这种道德品质是多么弥足珍贵。感谢杨欣然小朋友的母亲提供图文。

参考文献：

Jordan, J. J. , Sommers, R. , Bloom, P. , & Rand, D. G. . (2017). Why do we hate hypocrites? evidence for a theory of false signaling. Psychological Science, 28(3), 356-368.

推文作者：孙鹏
插图：郭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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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选读
Coco有话说

社会心理学家擅长设计精巧的实验，往往通过较为简单的统计方法（如方差分析）便能处理实验获得的数据，进而得到可靠的结论。然而，如果研究者想要回答诸如：对外群体持有偏见的人群包括哪几种亚类型、收入的高低能否预测一个人在一生中生活满意度变化轨迹的类别这类问题时，传统的数据处理方法就显得有心无力。但一些在发展与教育心理学等领域已得到较多运用的“以个体为中心”的方法，则能给社会心理学研究者回答上述问题提供更好的补充。

心理学的研究常常关注变量与变量之间的关系。例如，不同社会阶层者对社会公平与否的看法是否相同？人们对自己所处社会阶层的定位是如何随年龄增长而发展变化的？这些问题可以通过方差分析、回归分析或潜增长模型等方法得到解答。

除此之外，还有另外一些问题使社会心理学研究者感到好奇，例如：

① 人们如何定义自己的社会阶层，会不会存在客观上社会阶层比较低（高），但主观上却觉得自己的社会阶层比较高（低）的亚类别？
② 这些不同的亚类别是否随时间的推移而出现转化？
③ 人们对自己社会阶层的主观定位随年龄增长是否可能表现出稳定不变、逐渐上升和缓慢下降等不同的亚类型？这些亚类型各占多少比例？哪些因素能预测主观社会阶层定位在发展轨迹上的差异？

这些问题有一个共同特征，即假设我们所关注的群体并非同质，而可能存在一些异质的亚类别。要回答这些问题，需要用到“以个体为中心”的方法。

本期推文将结合研究实例，介绍潜类别/潜剖面分析（Latent Class Analysis, LCA/Latent Profile Analysis, LPA）、潜在转化分析（Latent Transition Analysis, LTA）和增长混合模型（Growth Mixture Modeling, GMM）等方法及其应用。

潜类别/潜剖面分析

潜类别分析（LCA）与潜剖面分析（LPA）是依据个体在观测变量上的反应模式，将人划分成不同潜在类别的一类方法。二者功能类似，但前者是针对类别变量的分析，后者是针对连续变量的分析。我们可以结合Meeusen等（2018）的研究来介绍潜类别/潜剖面分析。

偏见和歧视是社会心理学中的重要研究主题。有学者提出，有些人常常表现出普遍偏见（generalized prejudice）。也就是说，他们并非对某特殊群体抱有偏见，而是对几乎所有的外群体都持有较高的偏见。那么，这一类人真的存在吗？这一观点如何用统计方法进行验证？

如果用“以变量为中心”的验证性因素分析的方法（见下图），可以发现，人们对各个群体的偏见之间确实是正相关关系，我们还可以抽取出一个二阶的潜变量“普遍性偏见”，且模型拟合也可以接受。不过，这样做似乎并没有对上述问题给出最为直接的回答。

图：引自Meeusen et al (2018) at SPPS

Meeusen等（2018）在一个一千余人的比利时人样本中运用LCA分析的方法对这一问题给出了更为直接的答案。研究者发现，大体上，按照人们持有各类偏见的程度，可以将其分为5个类别：

① 无偏见组（即对所有群体的态度都很积极），占总体的28.6%；
② 普遍偏见组（即对所有群体的态度都很消极），占总体的17.9%；
③ 普遍种族偏见组（即对不同种族的态度都很消极，但对同性恋等其他类型的少数群体却没有偏见），占总体的28.6%；
④ 中等水平组（即对所有群体的态度都居中），占总体的15.8%；
⑤ 特异种族偏见组（即仅对罗马人和东欧人怀有偏见，对其他种族和其他类型的少数群体都不持有偏见），占总体的9.7%。

图：引自Meeusen et al (2018) at SPPS

可以看出，潜类别分析对普遍偏见在人群中是否存在这一问题的回答更为贴切。即：这一类人确实存在，在整体中大约占17.9%；同时，人群中还存在一些其他不同的类别。

在此基础上，研究者就可以继续分析：有哪些特征的人更可能属于普遍偏见组？普遍偏见组与其他组在具体的行为表现上又有何差异？

潜在转化分析

如果将潜类别/潜剖面分析的思路运用到追踪研究中，便可进行潜在转化分析。在此，我们用一个学业成绩的例子予以说明。

假如，我们收集某校高一学生语、数、英三门功课的成绩，并在其高三时再追踪收集一次。通过在两个时间点分别的潜剖面分析，得到以下三个组别：高分组、低分组、偏科组（例如语文和英语成绩高，但数学成绩低），但三个组在两个时间点上的比例并不相同。

从下表可以看出，高一时5%偏科的同学在高三时变成了高分组，而15%偏科的同学在高三时变成了低分组，还有10%则仍属于偏科组。

上述假设的例子便是潜在转化分析的基本思路。在此基础上，研究者可以进一步分析：为什么有的偏科同学可以变为高分组，而有的偏科同学却变成了低分组？其中的关键影响因素是什么？

如果把这一例子中的学业成绩转换成社会心理学研究所关注的构念，潜在转化分析便可帮助我们回答社会心理学领域的一些重要问题。

增长混合模型

增长混合模型可以描述某一构念随时间变化的趋势是否存在异质性，以及分析异质性存在的原因和后果。

例如，社会心理学家一直好奇，人在一生中幸福感的变化趋势是怎样的，以及一个人收入的提高和社会地位的变化是否真的能提升其幸福感。Heidemeier（2017）对这一问题进行了考察。

研究者通过对德国一个具有全国代表性的追踪数据库进行潜增长模型分析，发现德国人在25岁到65岁期间，生活满意度整体上呈现较为稳定的状态。不过，如果采用混合增长模型，则可以看到生活满意度随年龄增长的变化趋势，其实可以分成三个不同的亚类别：

① 高-稳定组（初始值较高，虽然有下降趋势，但一直维持在较高的水平），占总体的83%；
② 下降组（初始值较高，但随年龄增长出现明显下降），占总体的10%；
③ 低-提升组（初始值很低，但随年龄增长出现明显上升），占总体的7%。

图：引自Heidemeier al (2018) at EJSP

在发现了这三个亚类别的基础上，研究者进一步分析其原因，发现收入较高的人群更可能属于高-稳定组，而收入较低的人群更可能属于下降组和低-提升组。另外，下降组成员更多体验到了自身社会地位的向下流动，而低-提升组成员更多体验到了自身社会地位的向上流动。

类别数的确定

以上方法都假设我们所关注的群体中存在潜在的亚类别，那么，潜在类别的数目如何确定呢？在以个体为中心的分析方法中，有一些统计指标可以帮助我们确定最佳的潜在类别数目。

表：引自Meeusen et al (2018) at SPPS

① AIC、BIC、sample size-adjusted BIC(aBIC)等信息评价指标，这些值越小表明模型拟合越好；
② Entropy可以用于评价分类精确性，取值在0-1之间，越接近1表明分类越精确；
③ Bootstrap Likelihood Ratio Test (BLRT)和Lo–Mendell–Rubin likelihood ratio (LMR)等模型比较指标，这些检验如果显著，则说明k类比k-1类模型的拟合要更优。如上图中5类的BLRT值显著，证明5类优于4类；6类的BLRT值不显著，证明6类并没有更优于5类。因此，5类可能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

需要注意的是，这些统计指标只是参考。最终潜在类别数目的确定，还需结合该研究所关注的问题、理论的推导、分类的可解释性和模型的简洁性等多个因素共同决定（Jung & Wickrama, 2008）。

总结

以个体为中心的方法虽然在社会心理学领域运用得还较少，但它们可以帮助回答社会心理学领域很多重要的理论问题。希望我们对这些方法的简要介绍，可以帮助相关研究者更好地理解有关文献，并在自己的研究中获得新的视角。

参考文献：

Heidemeier, H. (2017). Are economic conditions related to nonnormative life satisfaction development? Evaluating the relative impact of economic conditions, personality, and subjective health. European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47(4), 383–398.

Jung, T., & Wickrama, K. A. (2008). An introduction to latent class growth analysis and growth mixture modeling. Social and Personality Psychology Compass, 2(1), 302–317.

Meeusen, C., Meuleman, B., Abts, K., & Bergh, R. (2018). Comparing a variable-centered and a person-centered approach to the structure of prejudice. Social Psychological and Personality Science, 9(6), 645–655.

推文作者：李文岐
插图：郭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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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选读
Coco有话说

经验取样法是在自然情境下收集人们那些容易受时间和情境因素影响而发生变化的心理与行为数据（比如情绪、态度、评价等），因此可以大大提高心理学研究的生态效度。近年来，随着互联网、智能手机和穿戴式智能设备的普及，采用经验取样法开展研究的可行性逐渐提高，因而受到心理学研究者的广泛关注。

本期推文介绍一项采用经验取样法进行的研究，探讨日常生活中人们的道德与不道德行为的内容、影响因素、心理效应和动态变化过程。

经验取样法（Experience Sampling Method, ESM）是在自然情境下对人们的情绪、感受、行为及其具体发生情境等进行密集性重复测量的研究方法。由于是在完全自然的情境下采集数据，因而经验取样法大大提高了研究的生态效度。然而，经验取样研究通常需持续3天到3周不等，且每天进行多次测量，因此也需要研究参与者的积极配合。

为了提高参与度，研究者需要在研究启动阶段收集参与者的人口学信息并测量相关变量，告知参与者研究的周期和时间、需要遵守的规则，以及预期得到的物质或非物质回报，并培训参与者学会使用调查要用到的的工具（比如，智能手机、平板电脑、智能手表等）。在经验取样阶段，研究者要对核心变量进行重复测量，为防止参与者疲劳，提高问卷填答率，施测的问卷要保证问题简洁易懂，且作答时间控制在5分钟之内。

Wilhelm Hofmann等研究者于2014年在Science上发表了一项题为“Morality in everyday life”的经验取样研究，揭示了日常生活中道德与不道德行为的内容、影响因素、心理效应和动态变化过程。

这项研究招募了1252名美国和加拿大成年被试（18-68岁）参加为期三天的调查。被试在完成宗教信仰和政治倾向（自由主义者 vs. 保守主义者）的测量后，在随后的每天9:00-21:00之间完成五次调查，回答以下问题：

· 过去1小时内你是否做过、经历过、亲眼目睹或听说过道德或不道德行为？

· 这个行为是关于什么的？

· 这个行为发生的具体情境（比如地点）是什么？

· 最后，要求被试分别对九种道德情绪（比如内疚和厌恶；0 = 一点也不, 5 = 非常）、当下的幸福感（–3 = 非常不幸福, +3 = 非常幸福）和目的感（0 = 一点也不, 4 = 非常）进行自我评价。

研究者通过分析被试报告的不同时间点的道德/不道德行为、情绪等，得到了以下结果：

01
日常生活中的道德与不道德行为

在被试的所有报告中，只有28.9%的报告与道德有关。尽管被试报告的道德行为（15.3%，n = 2029）和不道德行为（13.6%，n = 1799）比例相当，但显然，对于道德行为，人们更可能报告自己做了或经历了，而对于不道德行为，则更可能报告为自己听说的（图1）。其中，人们通过人际沟通或社交媒体、新闻杂志、电视广播等渠道听说过的不道德行为的频率要比道德行为高出2倍多。

图1 与道德有关和无关的行为占总报告数的百分比（饼图），以及四种道德/不道德行为的百分比（条形图；左纵坐标：总报告数的百分比，右纵坐标：道德相关报告的百分比）

02
日常生活中道德的内容维度

对被试所报告的道德/不道德行为的内容分析表明，日常生活中的道德内容涉及八个维度，即关爱/伤害、公平/不公、忠诚/背叛、权威/颠覆、圣洁/堕落、自由/压迫、诚实/欺骗和自律/放纵。其中80.1%的道德行为涉及前五个维度，这与Haidt等研究者的道德基础理论所提出的五维度相符合。最常被提及的行为与关爱/伤害（50.6%）有关，其次分别为公平/不公（13.9%）、诚实/欺骗（12.8%）、权威/颠覆（5.6%）、圣洁/堕落（5.2%）、忠诚/背叛（4.8%）、自律/放纵（3.8%）和自由/压迫（3.3%）。

03
宗教信仰、政治倾向与道德

有无宗教信仰者所做的道德行为和不道德行为均没有显著差异。但是，有宗教信仰的人在做出道德行为后能体验更多的自豪与感恩情绪，而在做出不道德行为后则体验更多的厌恶、羞耻、内疚和愤怒等情绪（图2）。

图2 有无宗教信仰者在做出道德和不道德行为后的情绪体验差异

被试的政治倾向与他们提到的道德行为的内容联系紧密。自由主义者的道德内容更多涉及公平/不公、自由/压迫和诚实/欺骗维度，而保守主义者的道德内容更多涉及忠诚/背叛、权威/颠覆和圣洁/堕落维度（图3）。

图3 道德内容与自由主义/保守主义政治倾向

04
道德与幸福感、目的感的关系

相比于不道德行为，人们在做了、经历、目睹和听说了道德行为之后，会报告更高水平的幸福感和目的感。其中，自己经历了道德行为与不道德行为后报告的幸福感的差异最大，而自己做了、目睹或听说道德行为与不道德行为后报告的幸福感的差异相对较小。此外，人们在做了道德和不道德行为后报告的目的感的差异最大（图4）。

这些结果表明，尽管他人对自己的善行更能提升人们当下的幸福感，但主动行善更能提升人们的人生目的感与意义感。

图4 道德与幸福感、目的感的关系

05
道德的动态变化过程

对不同时间点报告的不同类型的道德/不道德行为进行分析发现，先前受益于他人的道德行为使得人们后续更可能做出道德行为（道德感染），而先前做出道德行为的人后续做出不道德行为的概率也更高（道德许可），这进一步证实了前人研究所发现的道德感染和道德许可效应的存在（图5）。

图5 道德的动态变化（纵轴代表样本中的平均发生概率）

互联网、智能手机和穿戴式智能设备的普及增加了经验取样研究的可行性，也为心理学研究者带来了便利。然而，尽管经验取样法能够弥补传统研究方法的诸多不足（比如，记忆与反应偏差、缺乏生态效度），研究者在选择该方法之前需要慎重考虑诸多因素，比如，是否有必要采用经验取样法探讨所关注的核心问题；如果有必要，则需要进一步考虑被试量、被试招募方式、研究周期与时间、被试参与度与被试奖励问题、数据收集辅助工具的选择（比如SurveySignal、mobileQ等软件平台）、设备需求、实验材料和流程设置等，从而保证研究的顺利开展。

参考文献：

Hofmann, W., Wisneski, D. C., Brandt, M. J., & Skitka, L. J. (2014). Morality in everyday life. Science, 345, 1340–1343. https://doi.org/10.1126/science.1251560

经验取样研究拓展阅读：

Christensen, T. C., Barrett, L. F., Bliss-Moreau, E., Lebo, K., & Kaschub, C. (2003). A practical guide to experience-sampling procedures. Journal of Happiness Studies, 4, 53–78. https://doi.org/10.1023/A:1023609306024

Csikszentmihalyi, M., & Hunter, J. (2003). Happiness in everyday life: The uses of experience sampling. Journal of Happiness Studies, 4, 185–199. https://doi.org/10.1023/A:1024409732742

Hofmann, W., Baumeister, R. F., Förster, G., & Vohs, K. D. (2012). Everyday temptations: An experience sampling study of desire, conflict, and self-control.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02, 1318–1335. https://doi.org/10.1037/a0026545

Smith, P. K., & Hofmann, W. (2016). Power in everyday life.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113, 10043–10048. https://doi.org/10.1073/pnas.1604820113

推文作者：伍俊辉
插图：伍俊辉
编辑：林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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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选读
Coco有话说

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为了以最实惠的价格拿下自己想要的东西，故意在卖家面前展现出一种漠不关心的样子。这种貌似无所谓的态度往往能让商家做出让步，使买家获得一个能接受的价格。“漠不关心”这种表情如果被用于包含冲突的场景中，会不会影响冲突的引发与和平解决呢？人们面对对方的“漠不关心”的样子时，会做出怎样的推断，继而做出怎样的决定呢？本期推送将和大家一同考察“漠不关心”的态度在冲突解决中的作用。

冲突是社会生活中普遍存在的一种现象，小到个体间的争吵，大到不同群体之间的碰撞，冲突存在于社会各个领域的互动中。在过去的几十年里，越来越多的研究者指出，情绪性是冲突的本质。冲突不仅会引发强烈的情感反应，反过来，表达不同的情绪和态度也会引导冲突往不同方向发展。比如说，在冲突中表达愤怒，可以向他人传递强硬的态度从而促使对方让步，但同时也会减少和解的可能性；表达快乐虽有助于营造积极轻松的氛围，但也会让对方认为自己好商量；表达伤心虽然是一种软弱的表现，但也可以促使对方让步。一言以蔽之，在冲突中表达的情绪是一把双刃剑。

既然在冲突情境下表达情绪有利有弊，那么保持冷漠不关心的态度是否会有奇效呢？在冲突中表达随意casual的态度，是否会像在讨价还价中一样，促进双方共同解决“争端”呢？为探清这一问题，研究者借助Emotion As Social Information（EASI）这一理论展开了研究。EASI理论认为，在模糊的情景下，对方表达的情绪可以作为一种社会信息，帮助人们推断对方的意图，从而有助于做出决定；同时，对方的情绪表达也会激发人们自身的情绪反应，从而影响人们的决策。

根据EASI，研究者推测，对方漠不关心的态度会让决策者降低与之合作解决冲突的想法。一方面，在理性推断下，对方的漠不关心可能让决策者认为Ta不在意当下的问题，解决争端的动机较低，从而减少对Ta的期望值；另一方面，在感性作用下，遭受他人的冷漠也可能让决策者体验到一种被厌恶的感觉，从而减少合作解决冲突的意愿。为了验证这两个推测，研究者们进行了如下实验。

首先，在研究一中，研究者期望初步了解人们对待冷漠的态度。通过问卷调查了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是否有过“在冲突中表现漠不关心这一态度”的经历，以及人们如何看待“漠不关心”这一态度。结果发现，接受调查的250名被试中，有50%的人表示，曾经在与他人冲突时表现过漠不关心的样子。被试更倾向于认为“漠不关心”是一种中性态度，而非积极或消极态度。

接着，在研究二到研究四中，研究者通过实验的方法，探究人们面对漠不关心态度的反应，以及后续的行为决策。具体而言，要求被试想象自己作为一名投资人与另一位合伙人起了冲突，而在即将到来的最终商讨会前，被试收到了合伙人的一则蕴含情绪信息的邮件。研究者通过实验操纵，让不同的被试收到了蕴含不同情绪的邮件，从而观察被试的情绪反应，以及被试是否愿意与对方合作地解决冲突。

研究二通过文字呈现情境的方式，发现遭受对方冷漠的被试，对合伙人的期望更低，从而产生更低的合作意愿。他们也会报告自己经受了更高的负面情绪，从而降低自己的合作意愿（如下图1、图2所示）。

图1 相较于经受愤怒/期待/中性/轻蔑情绪的被试，遭受冷漠对待的被试对合伙人的期望更低，自身的负面情绪更高，从而导致自身合作意愿降低

图2 面对冷漠的合伙人，被试会产生低期望，体验到高愤怒，从而导致自身合作意愿降低

研究三通过演示视频材料和测量被试的生理指标，也发现了大致相同的结果（如下图3所示）。面对冷漠的合伙人，被试降低了自己的合作意愿。在这一过程中，对合伙人的期望可以起到解释作用。而通过生理指标，研究者发现对方的冷漠会引发被试的负面情绪，但不会进一步影响被试的合作意愿。

图3 合伙人的冷漠降低了被试对他的期待从而降低了合作意愿；而对方的冷漠并不能通过增加负面情绪的方式降低被试的合作意愿

研究四进行了扩展，通过探究被试的实际行动而非行为意愿来进一步验证其对合伙人预期的作用（如下图4所示）。

图4 面对冷漠的合伙人，被试对他的期望更低，自己退出合作的倾向也越强

经过上述系列实验，研究者逐步认定，面对漠不关心的合伙人，人们更可能在理性推断下降低对其的期望，从而降低自己的合作意愿/行为。但上述结果都是在一个较为模糊的情境下进行的，换言之，被试并没有收到对方明确的关于合作意愿的信息，只是通过对方的情绪在进行推断。那么，当对方直言自己的意愿后，情绪还会有这么大的作用吗？

在研究五和研究六中，通过是否给予被试关于合伙人合作意愿的信息，研究者操纵了情境的模糊程度，以2（冷漠vs.中性情绪）×2（直白合作意向vs.控制条件）的被试间设计，用相似的冲突情境探究了漠不关心对被试合作意愿/行为的影响。

研究五是针对被试合作意愿的研究，结果发现，虽然在任何情况下，面对漠不关心的合伙人，被试都会降低自己的期望，从而减弱合作意愿。但当合伙人直言自己期望合作时，漠不关心对被试期望的影响减弱了，从而也减弱了对被试合作意愿的影响（如下图5所示）。研究六是针对被试合作行为的研究，也发现了同样的结果（如下图6所示）。

图5 当合伙人直言合作期望时，他的冷漠对被试合作意愿的影响降低了

图6 当合伙人直言合作期望时，他的冷漠对被试合作行为的影响降低了

上述实验告诉我们，当情境不甚清晰时，人们面对一个漠不关心的人，通常会降低对他的期望，从而减弱自己与其和合作的意愿。因为冷漠的态度会让交往者体验到更多的负面情绪，进而降低合作期望和合作意愿/行为；但当冷漠者明确表示合作的愿望时，即便态度冷漠，则仍能减弱冷漠对人们合作意愿/行为的影响。由此可见，在冲突解决中表现冷漠，并没有起到在讨价还价中那样的作用，反而会让事态朝着更恶劣的方向发展，但明确的合作意愿会有所缓和。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研究中的冲突双方都只是萍水相逢的关系，他们之间并无情感链接可言，即便在这种情况下，漠不关心的态度也会让人体验到负面情绪，进而降低合作期望并减弱互动的意愿/行为。那么大家想一想，如果是生活中朝夕相处的亲人或朋友，在发生冲突时，漠不关心的样子会带来什么后果呢？

参考文献：

Cohen-Chen, S., Brady, G. L., Massaro, S., & van Kleef, G. A. (2022). Meh, whatever: The effects of indifference expressions on cooperation in social conflict.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Advance online publication.
https://doi.org/10.1037/pspi0000392

推文作者：彭重昊
插图：杜焕焕
编辑：杜焕焕
排版：欧阳露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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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co有话说

在你心中，猫和狗谁的道德地位更高？眼前的路人和远方的难民谁更值得关心？你是认可国王路易十五的“哪管它洪水滔天”，还是像诗人博尔赫兹一样留恋“傍晚一朵黄玫瑰的记忆”？人类的道德圈(moral cirlce)是一个有趣且富有意义的主题。在今天介绍的这篇文章中，作者探究了客体(target)和主体(judge)特征在道德圈的塑造中所起到的相对作用，从而帮助我们加深了对于道德圈的理解。

道德圈这一概念最初源自哲学，指的是人类对其他实体(entities)道德关怀的广度和程度。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我们不再是只关心自身果腹与否的原始人，而是在不断扩大着自己的道德圈。许多“猫奴”“狗奴”将自己的宠物看得无比珍贵；2021年5月，英国政府正式立法，将动物列为“有情众生”(sentient beings)的一员。因此，这一概念最近越来越受到心理学家的关注。

在以往的研究中，大量文献关注的是客体特征在道德圈的形成中所发挥的作用。研究者们发现，感受性(sentience)、智力(intelligence)、 物种类别(species category)、与人类相似性(similarity to humans)、美感 (beauty)、道德缺陷(moral badness)等会影响判断者对于各种客体的道德地位的判断。

与此同时，研究者们往往忽视了主体特征以及主客体特征的交互作用对道德圈的重要影响。有研究发现，儿童、女性和自由主义者(liberals)的道德圈更大；还有研究指出，与幼儿相比，年龄稍大的儿童和成人更倾向于将可觉察的智力( the perceived intelligence)和可食用性(edibility)作为道德地位的判断标准。

那么，在人类进行道德地位判断时，主体特征和客体特征到底谁更重要？两者的交互作用又扮演了什么角色？方差成分分析(variance component analysis)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科学有效的分析方法。

在研究1中，研究者从荷兰大学招募了255名大一新生，邀请他们对30种动物的道德地位进行判断，即“你觉得是否有责任对该动物的处境和利益予以道德关怀”（9点评分），并收集了被试的性别和年龄信息。

研究结果显示，客体特征的差异解释了总变异的39.77%，主体特征的差异解释了总变异的28.61%，两者的交互作用解释了总变异的27.11%，残差为4.52%（研究结果见图1）。

图1 主体特征、客体特征及两者的交互作用在解释道德关怀判断变异中的贡献

通过对不同种类客体道德地位的对比，研究者发现，伴侣动物（比如狗、猫和马）的地位最高，其次是食用动物（比如猪、牛和羊），最低的是有害动物(比如苍蝇、老鼠和蚂蚁)。与此同时，在本研究中，判断者的性别、年龄对于道德圈的影响并不显著（研究结果见图2）。

图2 不同目标的平均道德水平

考虑到研究1的样本数量有限且来源单一，在研究2中，研究者扩大了样本的数量和来源，从澳洲、英国和美国招募了581人。与此同时，研究者还扩大了被判断的客体的数量及种类，新加入了8组客体（每三种类似客体为一组），分别是家人朋友组（比如伴侣），内群体组（比如同事），外群体组（比如外国人），受人尊重组（比如慈善义工），被污名化组（比如难民），坏人组（比如杀人犯），植物组（比如苹果树）和环境组（比如珊瑚礁）。接下来，被试将完成和研究1一样的打分任务，同时填写性别、年龄、国籍、宗教和政治倾向等人口学变量。

结果显示，在方差成分的构成上，研究2呈现出与研究1类似的分布，且这一分布具有跨国家的一致性（见图3）。此外，不同种类客体的道德地位也具有跨国家的一致性，各国家被试评分的相关系数分别是0.994（澳洲与英国）、0.991（澳洲与美国）和0.988（英国与美国）（见图4）。

图3 主体特征、客体特征及两者的交互作用在解释道德关怀判断变异中的相对贡献

图4 三个国家各自的不同目标平均道德水平

研究者还发现，在动物组内，道德地位排序是：伴侣动物>食用动物>有害动物，这与研究1的结果相同；在其余类别的小组中，道德地位排序是：家人朋友组>被污名化组>内群体组>受人尊重组>外群体组>环境组>植物组>坏人组。

进一步的回归分析显示，与研究1不同，性别和年龄的影响是显著的。女性的道德圈(M = 5.77, SD = 1.49)大于男性(M = 5.16, SD = 1.41)；年龄越大，道德圈越大。政治倾向(political orientation)与政治极端性(political extremity)的影响也是显著的，宗教和国籍的影响则不显著。

以往的研究大多关注客体特征对道德圈的影响，本研究发现，客体特征、主体特征及两者的交互作用都会影响人类道德圈的塑造，这为今后的研究指出了新的方向。例如，我们可以探究具体是什么主体特征在起作用，其机制如何。此外，文化差异、框架效应、道德关怀的具体类型等因素也值得进一步研究。

人类道德圈的奥秘，或许还有更多的未知等着我们去探索！

参考文献：

本文正在美国开放科学框架(OSF)上接受同行评议
Jaeger, B., & Wilks, M. (2022, September 22). The relative importance of target and judge characteristics in shaping our moral circle. Retrieved from osf.io/8cjn6

推文作者：谢晴
插图：荣鹏皓
编辑：荣鹏皓
排版：欧阳露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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