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姜林屾

最近，一位朋友神情忧虑地向学堂君诉苦：

这周钥匙已经丢了2次，组会报告的PPT检查了几遍还是有拼写错误，最尴尬的是，我想跟新来的小哥加微信好友，结果拿出手机直接打开了收款码……你说我是不是失了智啊！

说起记忆衰退、注意力涣散、精神恍惚等状况，不免让人心中一紧。当前，越来越多年轻人受工作压力、不良生活习惯等因素影响，出现一些病理或非病理性认知功能下降的症状。

这其中，执行功能下降是最重要的症状之一。

(图源网络，侵删)

变“聪明”的关键因素：执行功能

执行功能包括三个核心成分：工作记忆、抑制控制和认知灵活性[1]。

其中，「工作记忆」是个体对信息进行短暂保存与调用的能力，“过目不忘”的人就是工作记忆能力极强；

「抑制控制」是指个体可以克服强烈的内在倾向和外在诱惑去做更适合或更需要的事的心理过程，如抑制控制受损的儿童在知道会被批评的情况下仍然控制不住上课打闹；

「认知灵活性」则是指个体可以从一种优势反应转化到另一种适应情景的反应中去，如在卡片分类任务中，认知灵活性好的个体可以快速适应不同分类规则（比如先按颜色、再按形状）。

而执行功能便是个体有效控制思维与行为来达成目标的一种复杂的高级认知功能。如果将执行功能比作一个公司的高级主管，那么工作记忆、抑制控制和认知灵活性就是三个核心部门，执行功能需要恰当地统筹协调各部门进行分工合作以达到目标。

一个公司要顺利达到运营目标，需要主管和各部门都给力才行。而一个人的认知功能良好、行为表现“聪明”，离不开执行功能及其核心成分的高效运转。

研究指出，更好的执行功能与更优的学业成绩、事业成功和良好的人际关系都显著相关[2-3]。

(图源网络，侵删)

看到这你可能也想到，要抵抗失智变更聪明，提升执行功能不就好啦！

研究者也这么想，于是干预执行功能的研究轰轰烈烈开展起来。研究者们尝试了各种干预方案，最后，将179项涉及各类干预研究的结果进行总结比较[4]，结果发现——

惊！“佛系”运动效果超好

按捺住好奇的心情，我们先来回顾一下以往研究的结果。

在研究初期，学者们开展了一系列单领域认知干预的实验：比如先对参与者的工作记忆水平进行测试（前测），然后针对工作记忆进行训练，几周之后再去测试参与者的工作记忆表现（后测），结果发现，这种干预的确可以提升参与者的工作记忆测试成绩[1]。

但是，随着研究深入，有学者指出，单领域的认知干预训练总是在刺激类型和反应要求上保持不变，具有重复性和可预测性，这样一来，密集的训练只能锻炼到被试对特定领域的答题策略，而难以实现像提升执行功能这种综合能力的干预目标[5]。

单领域干预效果的稳定性和可迁移性有限，或许综合多领域的干预方案更能达到预期效果？

于是，研究者们开始尝试综合性干预方案，如体育锻炼和正念冥想。结果发现，普通有氧和无氧运动可以增加身体协调性、提升抑制控制能力[6]，而持续8周的冥想静坐可以减轻压力、提升选择性注意能力[7]。

不过，单独进行体育锻炼或冥想训练对执行功能的影响，都不如一种“佛系”运动——身心结合的正念型运动干预效果好。

正念（mindfulness）源于佛教核心的禅法，也被称为“内观禅”，其内涵是以一种特定的方式来觉察，即有意识地觉察、活在当下以及不做评判[1]。

20世纪70年代，乔卡巴金等学者关注到“正念”这一东方概念，在进行系列科学研究后，将其改良整合为了现代心理治疗中最重要的概念和技术之一，并由此诞生正念减压疗法、正念认知疗法等心理疗法，在焦虑、抑郁、慢性疼痛治疗乃至亲密关系咨询领域广泛应用。

正念和运动的结合其实是一种历史悠久的创造性实践，具体的正念型运动有瑜伽、中国传统运动如太极和气功等。

所有正念型运动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在运动过程中保持情绪平静和注意力集中，抑制内部和外部分心，使一个人保持完全“在场”的状态。

研究者归纳总结了39项涉及正念型运动的研究，涵盖了学龄儿童、青年和老年人各年龄层群体，其中37项研究结果都显示了正念型运动对执行功能的积极影响[1]。

//瑜伽

瑜伽从印度梵语而来，其含义为“一致”或“和谐”。现代瑜伽是指一系列包含各种体式的身心互动法，需要调动参与者的柔韧性、平衡力、呼吸法和正念冥想能力。令人惊喜的是，瑜伽对于执行功能的三项核心成分——工作记忆、抑制控制和认知灵活性都有提升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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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针对12岁儿童的干预研究发现，坚持完成4周瑜伽训练后，儿童在当下表现出更好的抑制控制能力[8]；而一项以成年人为研究对象的10周干预研究结果显示，完成瑜伽训练的个体报告了更少的压力，并在任务中表现出更好的认知灵活性[9]。另一项干预研究邀请了平均年龄为75岁的老人，在后测结果中发现，参与瑜伽训练的老人在记忆力、抑制控制能力、言语能力方面的积极变化显著多于没有参与训练的同龄老人[10]。

看来不管哪个年龄阶段，在把握自己身体能力范围的前提下进行瑜伽练习，都能从中获益！

//中国传统运动：太极和气功

太极和气功根植于中国人的心身实践，它们都贯穿了这样的思想：避免挣扎或控制自己的思想，试图强行行事被视为适得其反，让一切顺其自然发生，以期达到一种“平衡”的状态。

相较于其他类型的体育锻炼，太极和气功这类传统运动需要更高程度的心理意识和自我控制。不仅是国人多年的实践经验，近期科学研究结果也发现，这类传统运动对执行功能的确大有好处。

针对平均年龄为12岁的儿童研究发现，在坚持了4周的训练后，学习气功的儿童在计划和抑制控制力方面的表现显著优于学习西方放松锻炼方法的儿童[11]。另一项研究将60-84岁的健康老人随机分组，进入太极班或其他有氧、无氧和柔韧性锻炼课程，在6个月的干预后，太极组的老人在记忆力和言语流畅性上都表现出显著优势[12]。

想不到，公园里每天坚持打太极、练气功的大爷大妈是一波修身养性健身健脑的隐藏王者。下次感叹完“你大爷还是你大爷”的精神气魄和体力劲儿后，不如主动加入锻炼！

(图源网络，侵删)

生存智慧：找回连接

大量研究表明，压力会损害执行功能，长期的压力让大脑变得更糟[13]。若当我们频繁感到自己“失了智”，或许这正是身体和大脑在发出“过劳”警告。

(图源网络，侵删)

正念型运动可以减少个体所感受到的压力，并降低生理层面的应激水平，将身心都带入一个自然与和谐的状态，可谓是融合了正念和运动各自的优势，并达到1+1＞2的效果。

这反映了这样一种生存智慧：在信息爆炸、压力与挑战并存的现实漩涡中，专注内心的声音、找回与身体的连接，以此拥有更多面对世界的能量，让自己的潜能得到最大程度的发挥。

下一次，脑子离家出走怎么办？想变聪明怎么搞？

不妨试试正念型运动这味特效药！

参考文献：

[1]Diamond, A. & Ling, D. S. (2019). Review of the evidence on, and fundamental questions about, efforts to improve executive functions, including working memory. In J. Novick, M.F. Bunting, M.R. Dougherty & R. W. Engle (Eds.), Cognitive and working memory training: Perspectives from psychology, neuroscience, and human development, (pp.143-431). New York, N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Alloway, T. P. , & Alloway, R. G. . (2010). Investigating the predictive roles of working memory and iq in academic attainment. J Exp Child Psychol, 106(1), 20-29.

[3]Bailey, C. E. . (2010). Cognitive accuracy and intelligent executive function in the brain and in business. Ann N Y Acad, 1118(1), 122-141.

[4]Hughes, C., & Dunn, J. ( 1998). Understanding mind and emotion: Longitudinal associations with mental-state talk between young friends. Dcwloprnrntal Psycliol, 34(5), 1026-1037

[5]Moreau, D., & Conway, A. R. A. (2014). The case for an ecological approach to cognitive training. Trends Cogn Sci, 18(7), 334-336.

[6]Schonert-Reich, K. A., Oberle, E., Lawlor, M. ·S., et al. (2015). Enhancing cognitive and social-emotional development through a simple-to-administer mindfulness-based school program for elementary school children: A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 Dev Psychol, 51(1), 52-66.

[7]Jensen, C. G., Vangkilde, S., Frokjaer, V., et al. (2012). Mindfulness training affects attention-or is it attentional effort? J Exp Psychol, 14(1), 106-123.

[8]Manjunath, N. K., & Telles, S. (2001). Improved performance in the Tower of London test following yoga.Indian J Phys Phar , LJ5(3), 351-354.

[9]Bilderbeck, A. C., Farias, M., Brazil, I. A., et al. (2013). Participation in a 10-week course of yoga improves behavioural control and decreases psychological distress in a prison population. J Psychiatr Res,47, 1438-1445

[10]Hariprasad, V R., Koparde, V, Sivakumar, P. T., et al. (2013). Randomized clinical trial of yoga-based intervention in residents from elderly homes: Effects on cognitive function. Indian J Psychiatr, 55, S357.

[11]Chan, A. S., Sze, S. L., Siu, N. Y., et al. (2013). A Chinese mind-body exercise improves self-control of children with autism: A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 PLoS One, 8(7), e68184

[12]Taylor-Piliae, R. E., Newell, K. A., et al. (2010). Effects of tai chi and Western exercise on physical and cognitive functioning in healthy community-dwelling older adults. J Aging Phys Act, 18, 261-279

[13]Arnsten, A. F. T., et al. (2015). Stress weakens prefrontal networks: Molecular insults to higher cognition. Nat Neurosci, 18, 1376-1385.

作者 | 姜林屾
编辑 | 水金z
美编 | Ze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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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选读
Coco有话说

“你今天的发型真好看！” “你这个任务完成得真棒！” 生活中，如果你听到这样的赞美，会有什么感受呢？你经常这样赞美你的家人、朋友、同事同学吗？

每个人都渴望听到赞美，赞美是对于他人某种积极品质的肯定，它可以增强赞美者与被赞美者双方的幸福感，也可以拉近双方的距离。然而，研究显示，大部分人往往选择保留自己的赞美，这是为什么呢？

想一想，你有多久没有赞美他人了呢？是什么让你吝啬了自己的赞美？

赞美是日常人际交往的重要内容，可以传递热情，使交往双方更亲近。所以，赞美是一种增加自己和他人积极情绪的有效途径。但是，人们看到值得赞美的他人或事情时，却往往不太会真正采取赞美的行动。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于2021年6月发表了一篇文章，探讨了与赞美相关的问题。

以往研究发现，人们一方面可能会认为赞美是一种谋取利益的行为，是一种印象管理的手段。于是对赞美产生了错误的认知。另一方面，在朋友和伴侣关系中，人们总认为对方与自己是平等的，而赞美他人会在一定程度上使赞美者感知到地位威胁，比如认为对方可能觉得自己在“恭维”他。所以，人们常常会减少赞美意愿。

然而，赞美者和被赞美者居于两个不同的角度，他们的不同视角会带给彼此不同的感受吗？二者对于赞美所产生的影响也会抱有不同的看法吗？

以往研究确实揭示，赞美固然可以给自己和他人带来积极情绪，但是赞美者总会低估被赞美者由此产生的积极情绪，即认为自己表达的赞美“不过而已”。而且，赞美者还总会高估被赞美者可能产生的消极情绪，即认为“我的赞美会让对方感到尴尬”。可能正是因为人们低估了赞美的“分量”，所以不愿意赞美他人。

为了验证自己的推论，研究者采用社会认知两维度模型分析了赞美者预判的被赞美者对其热情和能力的评价，以及热情和能力评价是否中介了自己的赞美与被赞美者的积极情绪。

社会认知两维度模型认为，人们在对他人形成印象时，是按照热情或社会性特质和能力或智力特质两个主要维度进行判断的。

研究者通过4个实验验证了假设（见图1）。

图1 研究构想图

研究1中，研究者在公园招募成对被试（他们的关系可能是朋友，恋人，同事等），随机让他们扮演赞美者或被赞美者。研究开始时，先让被赞美者做一些与赞美无关的任务，同时让赞美者在平板电脑上写下三句赞美对方的话，并预估对方接受赞美后的情绪变化与感知到的自己的热情与能力，随后将赞美传递给被赞美者。接着测量被赞美者真实的情绪变化与感知到的赞美者的热情和能力。控制组没有赞美这一过程，直接让其中一方对另一方的情绪状态做出预估。并测量另一方真实的情绪变化。

结果如图2所示，与没接受到赞美的人相比，被赞美者会产生更多的积极情绪，但没有显著的消极情绪变化。除此之外，赞美者预测的自己的赞美给对方带来的情绪变化量，与对方实际情绪的变化量存在显著差异。赞美者明显低估了对方的积极情绪提升度，高估了对方消极情绪提升度。即表达者倾向于认为：“我赞美了别人，别人也不会很开心，反而可能有点尴尬。”

图2 不同视角对接受者积极情绪与消极情绪不同的感知

此外，赞美者还会低估被赞美者接受赞美后对赞美者的热情和能力判断，从而错误估计了对方的情绪变化（图3）。

图3 不同视角对感知赞美传达热情与能力感知的影响

然而，研究1中的赞美者是向对方写下了三句赞美的话，现实生活中用三句话同时赞美一个人是不常见的。所以，在研究2中，研究者检验了称赞数量对被赞美者情绪变化的影响，发现赞美次数不会影响被赞美者的消极情绪变化，与其积极情绪变化量也仅有微小的边际相关。

研究3检验了赞美者关注自己赞美传达的热情或能力时，是否会减轻其对被赞美者积极情绪的低估。研究者选取了和研究1相同的公园，随机招募成对被试，不同的是，在赞美者表达赞美之前，要求他们关注自己传达的热情或能力。指导以热情为关注点的赞美者考虑信息的热情和真诚程度，以能力为关注点的赞美者考虑信息清晰表达和书写良好的程度。结果发现，当赞美者关注自己传递的热情时，往往能更准确的预测对方的情感变化。

最后，研究4中，研究者探讨了赞美者低估被赞美者的积极情感变化与再次表达赞美意愿的关系。通过网络招募被试，让其自行选择想要赞美的对象，并在表达赞美前关注自己传达的热情或能力，随之确定自己的赞美意图，并选择是否发送赞美。结果显示，关注热情的人相对于关注能力的人，赞美意图会更高，也更愿意表达自己的赞美。

正如William James所言，人性中最深刻的渴望，是被欣赏。

读到这里，你有没有想过阻碍你赞美他人的是什么？你的赞美对于他人是多么得重要？好了，不如就在今天，就在此刻，给你身边的人送一份赞美吧！希望你和你周围的人，都不要吝啬赞美，都能永远被欣赏和接纳的爱包围着。

参考文献：

Zhao, X., & Epley, N. (2021). Insufficiently complimentary?: Underestimating the positive impact of compliments creates a barrier to expressing them.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21(2), 239–256. https://doi.org/10.1037/pspa0000277

推文作者：高菁
插图：高菁
编辑：彭重昊
排版：彭重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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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选读
Coco有话说

人们在工作和生活中会扮演不同的角色，在工作时是忠诚的公司员工，是给客户提供服务的专业人士；在生活中是关心家人的家庭成员，是给他人提供支持的朋友。工作与生活中不同的角色对人有不同的期望，不同期望间也时常会有冲突。什么会加剧这样的冲突呢？

本期推文将介绍一篇文献，讨论员工为了组织的利益做出不道德行为后，他们是否会体验更多的工作-生活冲突？

不道德的亲组织行为(Unethical pro-organizational behaviors, UPB)指的是组织中的员工为了组织利益而实施的不道德行为。不道德的亲组织行为本质上是矛盾的，一方面，它违反了普遍的道德准则和规范（参见之前的推文“拥有诚实-谦逊人格的青少年更少做不道德行为吗？”），另一方面，它又是亲组织的，对组织有利的。比如销售人员为了使公司获利而虚假宣传公司产品。

矛盾的行为会激发人们矛盾的情绪。员工为了使组织受益而实施不道德行为，既会让员工感到自豪（积极的道德情绪），也会使员工的道德自我受到威胁，体验内疚情绪（消极的道德情绪）。因此，不道德的亲组织行为会让个体处于既内疚又自豪的矛盾情绪状态中。

以往研究发现，矛盾的情绪状态违背了人们对一致性和清晰性的追求，会导致状态焦虑。不确定管理理论（Uncertainty Management Theory）也指出，焦虑是人们面临不确定结果时的反应。此外，矛盾的情绪或者经历本身也会使个体感到不适、焦虑和压力。

那么由不道德的亲组织行为造成的焦虑和矛盾会不会导致工作-生活冲突(work-to-life conflict)呢？研究者假设由工作带来的焦虑不仅让员工难以脱离工作角色，还会令他们难以进入生活角色。因为工作带来的焦虑会让人在生活中投射更多消极情绪给他人，进而无法给朋友、家人提供支持。同时，焦虑使人更专注于自身的情绪，对朋友和家人反而可能会具有攻击性。

综上，研究者提出了不道德的亲组织行为影响工作-生活冲突的链式中介模型（如图1），即不道德的亲组织行为通过矛盾情绪进而造成更多的状态焦虑，然后使人经受了更多的工作-生活冲突。

图1 研究理论模型

为了验证这一理论模型，研究者开展了两个经验取样研究和一个实验室研究（研究概览见图2）。

图2 研究概览

在研究1中，研究者考虑到发型师每天都有机会实施不道德的亲组织行为（向顾客虚假宣传发廊的产品），因此招募了90名发廊店的发型师（非提成制的工资，保证其不道德行为不是为了自身获益）参加为期两周的经验取样研究。在这期间，发型师每天在3个时间点（上午10点、下午3点和晚上8点）填写问卷，分别报告每天的基线焦虑水平，工作5小时后的不道德的亲组织行为，焦虑水平，服务的顾客数目，以及工作-生活冲突（题目如“工作中有关的事项影响到了我的生活”）。

表1 研究1的多水平路径分析结果

研究1的结果部分验证了理论模型，即不道德的亲组织行为通过引发发型师的状态焦虑导致他们体会到更多的工作-生活冲突（表1）。然而，研究1的经验取样法自身的时间滞后设计无法验证不道德的亲组织行为与状态焦虑的因果关系，研究者通过操纵不道德的亲组织行为开展了研究2。

在研究2中，研究者招募了300名会计师作为参与者。研究者让他们想象自己是一家分公司的会计师（也是核心员工），该分公司的会计师在财务决算时需要关注两个指标，一是公司的利润是否达到总部指定的利润目标（达到利润目标，总部会给分公司更多支持）；二是公司的利润是否达到给核心员工发放年终奖的利润目标。参与者被随机分配到以下三个实验条件下：

不道德的亲组织行为组的参与者被告知分公司达到了给核心员工发放年终奖的利润目标，但是没有达到总部为分公司指定的利润目标。研究者让参与者想象自己作为会计师通过提前计入公司收入的不正当行为帮助公司达到了该目标。

不道德的自利行为组的参与者被告知今年分公司达到了总部指定的利润目标，但是没有达到给核心员工发放年终奖的利润目标。研究者让参与者想象自己作为会计师通过提前计入公司收入的不正当行为使自己获得了年终奖。

控制组的参与者被告知今年分公司达到了给核心员工发放年终奖的利润目标，但是没有达到总部为分公司指定的利润目标。研究者让参与者想象自己作为会计师如实报告了今年的公司收入，公司最终没有达到总部的利润目标。

三种条件下的参与者随后都报告了自身的内疚和自豪情绪（矛盾情绪）以及状态焦虑。

结果发现，相比于不道德的自利行为组和控制组，不道德的亲组织行为组的参与者报告了更高的矛盾情绪。上述理论模型也再次得到部分验证，即无论是与控制组还是不道德的自利行为组相比，不道德的亲组织行为组的参与者报告了更多的状态焦虑，矛盾情绪在其中起中介作用。但是研究1和研究2都没有完整地验证上述链式中介模型，于是，研究者又在更一般的被试群体（白领员工）中采用经验取样法进一步展开研究。

在研究3中，为了减少共同方法偏差，同时招募了白领员工以及与他们长期居住的伴侣，最终有123对员工及伴侣参与了这项为期一周的经验取样研究。期间，员工本人每天在2个时间点（下午1点和3点）填写问卷，报告工作4小时后的不道德的亲组织行为，矛盾情绪，以及状态焦虑水平；员工的伴侣在晚上8点报告伴侣的工作-生活冲突（比如“今天下班后，我伴侣工作中有关的事项影响到了生活”）。

研究3的结果验证了不道德的亲组织行为通过矛盾情绪进而导致状态焦虑，最后产生更多工作-生活冲突的链式中介模型（表2）。

表2 研究3的多水平路径分析结果

通常，人们会直觉地认为员工的不道德的亲组织行为（比如拒绝向客户退款，虚假宣传公司产品等）直接伤害的对象仅仅是客户或者顾客（使客户上当受骗，利益受损等），然而，本研究揭示出这样的行为也同样会直接伤害员工自身（或许还会因为员工被加剧的工作-生活冲突而对伴侣造成伤害，这值得进一步研究），以及这个过程的内在机制。因此，从保护员工的心理健康出发，从保护客户的合法利益出发，从组织的长久健康持续发展出发，组织都应当提倡以道德为准则的价值观，避免让员工牺牲道德价值来使组织受益。

参考文献：

Liu, X. L., Lu, J. G., Zhang, H., & Cai, Y. (2021). Helping the organization but hurting yourself: How employees’ unethical pro-organizational behavior predicts work-to-life conflict.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and Human Decision Processes, 167, 88-100.https://doi.org/10.1016/j.obhdp.2021.05.002

推文作者：郭震
插图：郭震
编辑：彭重昊
排版：彭重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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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成果
Coco有话说

日常生活中，人和人之间的连接随时都在发生。这些人际连接有时令人愉悦、充满活力，有时又令人苦恼、垂头丧气。那么，如何更好地理解人际关系、情绪、社会行为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呢？

为了更好的理解人际连接对个人情绪的影响，先让我们通过两个小情景来模拟一下日常生活中可能出现的现象吧~

情景一

上课前，你早早地出了门，在教室里占到了一个绝佳的位置。然而，之后进入教室的同学和朋友们纷纷与你保持距离，并在离你特别远的位置落座。这让你有些困惑，但并没有放在心上。渐渐地，教室里的空座位越来越少，只剩你的两侧还空着。此时，最后两位同学走进教室，你看到他们皱了皱眉、面露不悦，即便和别的同学挤在一起也不愿坐在你旁边。

此刻，你的情绪是怎样的？

情景二

今天天气很好，你像往常一样出门上班。在熟悉的早餐店，你要了一杯豆浆和两个肉包。你看到隔壁桌正好有自己的两位同事，你热情地跟他们打招呼，却发现他们看了你一眼，没有回应，继续低下头窃窃私语。你感到很奇怪，但不知道为什么。来到公司后，你开始自己的工作。同事给每个人都点了奶茶，唯独没有你的，你询问原因，有一位同事明确地告诉你，他们并不想帮你点奶茶。

此刻，你又产生了怎样的情绪？

在上述两种情境下，我们产生的负面情绪可能与感受到的社会排斥有关。社会排斥(social exclusion)是指个人或群体被排除在充分的社会参与之外，或某些个人、家庭、社群缺乏机会参与一些社会普遍认同的社会活动 ，而被边缘化或隔离的过程。研究认为，社会排斥会引发个体的消极情绪，降低个体对自身的评价。

具体地讲，社会排斥包括社会忽视(social ostracism)和社会拒绝(social rejection)两种表现形式，两者的主要区别在于是否带有“明确的反感表现”。个体受到的排斥有时伴随着来自对方明确的反感表现，这种形式的社会排斥被称为社会拒绝；有时候则没有伴随明确的反感表现，这种形式的社会排斥被称为社会忽视。我们可以通过以下两个简单的例子来区分社会忽视与社会拒绝。

案例一：小明加入了一个羽毛球社团，在一次社团活动中，其他社团成员总是在一起说话和打球，没有人邀请他一起参与，小明自己一个人待在一边，显得格格不入。

案例二：小明参与了社团活动后的聚餐，饭桌上大家有说有笑，小明尝试着向其他社团成员发出对话邀请，却都被拒绝了。对方告诉他，大家不太愿意跟小明交往。

在案例一中，小明虽然被排斥在群体之外，但没有感受到对方表现出明确的反感，只是被“忽视”了，案例中的社会排斥即表现为社会忽视。而在案例二中，小明明确地接收到了对方表示反感的信息，受到了直接“拒绝”，案例中的社会排斥即表现为社会拒绝。

除了给个体带来负面情绪，社会排斥还会影响个体的行为，其中便包括了个体的亲社会行为。亲社会行为是人们在社会交往中表现出的友好积极的、有利于他人的行为，如对他人的帮助和支持。在过去研究中，对于社会排斥与亲社会行为的关系，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受到社会排斥将减少个体的亲社会行为，当个体感觉到自己被排斥时，内心与他人产生积极友好的社会连接的基本需求被打破，帮助他人的意愿降低。与之相反，第二种观点认为受到社会排斥将增加个体的亲社会行为，当个体感觉到排斥后，与他人产生联结的归属感需求未得到满足，进而试图通过亲社会行为重新融入群体，帮助他人的意愿提高。

那么，上述两种观点是否相互矛盾呢？事实上，先前研究并没有对社会排斥的两种表现形式——社会忽视和社会拒绝展开分类讨论，因而造成了两种观点在表面上的对立。

我们认为，遭受社会拒绝与遭受社会忽视的个体在亲社会行为表现上存在差异，且归属感需求对社会排斥与助人意愿之间的关系具有调节作用（图1）

图1 社会排斥与助人意愿的调节模型

通过情境问卷，我们运用社会排斥的回忆范式，对172名城市人口进行了初步测查。结果发现，在亲社会意愿上，受到社会忽视的被调查者与控制组之间没有显著差异；相比之下，遭受社会拒绝的被调查者表现出了更低的助人意愿。

我们推测，受到社会拒绝者认为他人注意到了自己且不予以接纳，于是对群体及群体中他人的信任受到了破坏，且被拒绝者的自尊可能受到伤害 ，最终相应地做出排斥行为或减少亲社会行为。

进一步研究中，我们在实验室环境下，对66名大学生的归属感需求及受到排斥后的助人行为意愿进行了测量。表1、表2的结果证明，归属感需求对社会拒绝与助人意愿之间的调节作用显著，且社会拒绝对于低归属感需求者的亲社会意愿影响更大。低归属感需求水平的个体遭受的被拒绝程度越高，就表现出越低的助人意愿；而高归属需求水平的个体在遭受社会拒绝后，助人意愿不会出现显著变化。也就是说，不在意自己是否合群的人，越被他人排斥就越不愿意帮助别人；而时常关注自己是否合群的人，即使被他人排斥也依然愿意伸出援手。

我们认为，归属需求较高的个体与他人建立联系的需求较高，受到社会拒绝时更可能通过行为来修复或弥补与他人的关系，这种特质促使他们通过亲社会行为来维护关系，缓解了社会拒绝对亲社会意愿的降低作用；而归属需求较低的个体与他人建立联系的需求较低，受到社会拒绝时不太可能因为被排斥而从事弥补行为，因而自然地降低了亲社会意愿。

原文链接：

李沛沛, 黄程, & 寇彧. (2017). 社会排斥与个体助人意愿:归属感需求的调节作用.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25(004), 597-602.

推文作者：李沛沛、李想
插图：彭重昊
编辑：彭重昊
排版：彭重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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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选读
Coco有话说

每个人都有秘密，我们向他人吐露过秘密，也倾听过他人的秘密。每个秘密总是伴随着这样一句话：“你可千万不要告诉别人”。然而，人们一定会遵守约定保守他人的秘密吗？本篇研究将为你解读保守秘密的反面，即人们为何揭露他人的秘密。

人们重视保护自己的秘密如同重视维护自己的声誉，因为秘密一旦被公之于众便会招来非议。保守他人的秘密也是如此，而且保守他人的秘密还与忠诚（loyalty）相连，而忠诚是道德基础之一。但是，为他人保守秘密，有时也让人感到负担。那么，什么情况下人们会选择摆脱负担、揭露他人的秘密呢？

以往研究发现，当目睹他人从事违背自己道德观念的行为时，人们会产生相应的情感反应，如道德义愤（moral outrage），并且会想要通过惩罚违背者来维护和恢复自己所坚持的道德准则。道德义愤是由愤怒和厌恶构成的复合情绪，感到义愤与想要惩罚他人违背道德准则的行为有关。由于人们通常按照他们认为的违规行为所造成的伤害程度，给予违背者“应得的惩罚”，所以，伤害程度越深，道德义愤就越强烈，人们惩罚违背者的意愿也越强烈。因此，人们有可能将揭露引发其道德义愤的不道德秘密作为惩罚的手段。

综上，研究者假设，当他人的秘密违背人们的道德观念时，人们会产生道德义愤，从而将揭露他人的秘密。

研究者通过八个研究验证了上述假设。

研究1旨在检验人们是否更可能揭露不道德的秘密而不是道德中立的秘密。参与者被随机分配到不道德秘密条件和道德中立秘密条件。结果发现，相比道德中立的秘密（M = 1.73, SD = .93），参与者更可能揭露不道德的秘密（M = 2.41, SD = 1.33），t(139) = 3.50，p = .001。

随后，研究者探查其中的原因，即检验中介机制。

研究2中参与者首先阅读一篇真实的新闻报道：黑客泄露提供出轨服务的网站的用户信息（2a），黑客泄露英国最大的堕胎服务机构的患者记录（2b），然后对出轨和堕胎行为进行道德判断，并报告自己的道德义愤，并表达揭露网站用户/机构患者秘密的态度。结果发现，参与者认为出轨/堕胎行为的不道德程度与揭露网站用户/机构患者秘密显著相关。中介效应分析（图1）发现道德义愤在其中起到中介作用。参与者越是认为出轨/堕胎行为不道德，产生的道德义愤就越强烈，进而越同意揭露网站用户/机构患者的秘密。

图1 研究2中介效应检验结果

研究3中，研究者操纵道德框架作为调节变量。

参与者先阅读20条人们常遇到的被要求保守的秘密（如偷窃、出轨、堕胎、自残等）。在有道德框架条件下，参与者需对这20条秘密涉及的行为进行道德判断并报告引起的道德义愤，再评定对揭露秘密的态度；在无道德框架条件下，参与者先评定对揭露秘密的态度，再报告道德判断和道德义愤。结果发现，参与者判断秘密的不道德程度与对揭露秘密的态度显著相关。有调节的中介效应分析发现（图2），相比于无道德框架的参与者，有道德框架条件下，道德判断通过道德义愤预测揭露秘密的中介效应更强。

图2 研究3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检验结果

研究4中，由于人们通常认为有意的不道德行为比无意的不道德行为更加不道德，研究者通过行为意图操纵了秘密的道德程度，进而考察人们对揭露秘密的态度。

参与者先阅读基于20条人们通常保守的秘密编写的片段（例如，在有意条件下，一个女人故意偷走了一件珠宝；在无意条件下，一个很小的孩子把一件珠宝放进了女人的夹克口袋，然后被不小心偷走了）。参与者对每个片段涉及的行为进行道德判断，并报告道德义愤和对揭露秘密的态度。结果与研究2和研究3的相似，研究者也通过实验操纵再次验证了中介过程（图3）。

图3 研究4中介效应检验结果

研究5试图进一步厘清惩罚动机与揭露秘密的关系。

研究者通过秘密涉及的行为是否受到惩罚操纵了惩罚动机，从而比较人们是否更想揭露那些未曾受到惩罚的行为，而不是已经受到惩罚的行为。参与者阅读基于5条人们通常保守的秘密编写的片段（例如你的朋友告诉你，她从商店偷了一件昂贵的珠宝。在未受惩罚条件下，商店不得不让她离开，因为商店没有权力搜身；在受到惩罚条件下，她还回了珠宝并支付了一大笔罚款，但没有其他人知道这件事）。要求参与者报告自己是否会揭露秘密和自己的道德义愤，以及八卦这个秘密是否有价值和有趣（作为替代中介）。结果发现，相比于已经受到惩罚的行为，参与者更可能揭露那些未受到惩罚的行为。中介效应分析发现（图4），在控制了八卦这些秘密的价值和有趣程度后，道德义愤在惩罚动机与揭露秘密中起到中介作用。当秘密涉及的不道德行为已受惩罚时，参与者所感受到的道德愤怒会减少，因此降低了揭露秘密的可能，而秘密是否受到惩罚并不影响参与者报告的八卦这些秘密的价值和有趣程度。

图4 研究5中介效应检验结果

通过上述系列研究，尽管已经明确了人们对秘密的道德判断，通过道德义愤影响揭露秘密这一过程，但该过程是否为秘密信息所独有？

研究6通过操纵信息是否为秘密，来检验上述中介过程的适用条件。参与者阅读基于7条人们通常保守的秘密编写的片段（例如你的朋友告诉你，她从商店偷了一件昂贵的珠宝并被抓住了。在秘密条件下，朋友很高兴能侥幸逃脱，并说她不想让其他人知道这件事；在非秘密条件下，朋友很高兴能逃脱惩罚，并说她完全不介意其他人发现这件事）。与研究5一样，要求参与者报告是否会揭露信息和自己的道德义愤，以及八卦这些信息的价值和有趣程度。结果发现，参与者感到道德义愤的程度与揭露信息显著正相关。有调节的中介效应分析发现（图5），在秘密条件下，参与者越是义愤，越认为揭露秘密可作为惩罚手段，进而越可能揭露秘密；而在非秘密条件下，八卦信息的价值和有趣程度中介了道德义愤对揭露信息的影响。可见，对于秘密和非秘密信息，人们决定揭露它们的动机是不一样的。只有当不道德信息是秘密时，人们才会出于惩罚动机去揭露。

图5 研究6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检验结果

但是上述研究结果能否推广到日常生活情境中？

研究7和研究8要求参与者报告过去的揭密行为再次检验了上述中介机制。结果同样发现（图6、图7），人们判断秘密涉及的行为越不道德，道德义愤越强烈，越认为揭露或八卦秘密可作为惩罚，进而更可能揭露秘密。

图6 研究7中介效应检验结果

图7 研究8中介效应检验结果

通过上述八个研究，研究者发现，尽管有不少条件限制，但感知到他人秘密的不道德程度可以预测人们是否揭露秘密，道德义愤中介着这个过程。可见，道德是左右人们行为的标尺，在秘密揭露方面也是如此。当他人的秘密违背了人们的道德判断时，人们产生的道德义愤会促使其通过揭露秘密来实施惩罚。这是人们正义良心使然，是难能可贵的“珍宝”！

现实社会生活中时常显现不道德行为和为不道德行为的辩护，可能正是这些辩护和各种不道德行为的理由，为不道德行为者推脱了责任、找到了借口，进而维护了其“道德的自我形象”。由此，我们是否应该更加重视良好社会秩序或环境的建立与维护？更加重视个人的道德修养？避免不道德行为的任何借口。

参考文献：

Salerno, J. M., & Slepian, M. L. (2022). Morality, punishment, and revealing other people’s secret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doi:10.1037/pspa0000284

推文作者：丁越
插图：甄宸
编辑：甄宸
排版：彭重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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