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D（听觉处理障碍） 患者难以辨别声音上的细微区别。当有人说：Please raise your hand 时，他们听到的可能是“Please haze your plan”; 当你跟孩子说：Look at the cows over there时，他们听到的可能是 Look at the clown on the chair.
APD也被称为中枢听觉处理障碍，它并非是听力受损或是一种学习障碍。它只是意味着你的大脑无法以正常方式“听到”声音。它并非理解能力方面的问题。
APD可见诸各年龄段，通常起始于童年时期，但也可能在童年之后才开始出现。有2%至7%的孩子患有APD，而且男孩居多。这一障碍可导致学习迟缓，因此APD儿童在学校中可能需要额外帮助。
APD可能与其他导致相似症状的病症相关。实际上，它可能是阅读障碍的原因之一。而且，一些专家也认为，有的孩子被诊断为ADHD，但实际上他们只是患有APD。

Symptoms/症状

APD会影响孩子的说话方式与阅读、写作和拼写能力。他们可能会漏掉单词末尾音节，或者混淆相似读音。
而且人际之间对话对他们而言也存在挑战。他们可能无法处理别人所说的话，从而无法快速给出回复。
以下情形对他们来说也存在挑战:

紧跟谈话思路
定位声音来源
听音乐
记住口头指令，尤其是该类指令包含多个步骤时
理解别人所说的话，尤其是在嘈杂环境中，或不止一个人说话时

Causes/原因

医生们并不知道APD的确切起因，但它可能与以下因素相关：
疾病。长期而言、脑膜炎或铅中毒都可能会引发APD。一些患有神经系统疾病，比如多发性硬化症的患者也可能会患上APD。
早产或体重过轻。
头部损伤。
基因（APD可能会在家族中遗传）。

Testing/检测

医生可能会通过听力测试来诊断孩子的问题是否由听力受损引起。但只有听力专业医生（听觉矫治专家）才可以确诊APD。
听觉矫治专家会开展一系列更详尽专业的听力测试，测试中，孩子会听不同的声音，并在听到时做出回应。例如，可能会让孩子重复所听到的声音或按按钮。医生还可能会将无痛电极连放到孩子耳朵和头部，以检测他们的大脑会声音的反应。
孩子通常在7岁之后才可以进行这种测试，因为在7岁之前的测试结果可能并不精准。

Treatment/治疗

APD无法治愈，而且治疗方法也是因人而异的。治疗主要聚焦于以下几个方面：

Classroom support/课堂支持：
电子设备，比如FM（调频）设备，可以帮助孩子更清晰听到老师的话。另外老师也可以建议一些帮助他们集中注意力的方法，比如，坐在教室靠前位置，或减少背景杂音等。

Making other skills stronger/强化其他能力：
记忆能力、问题解决能力和其他学习技能都能够帮助孩子应对APD。

Therapy/专业矫正治疗：
语言矫正治疗可以帮助孩子识别声音，提升对话技能。针对孩子的具体问题提供相应的阅读支持，也会有帮助。

家中也可以做一些改变。比如铺地毯以减少回声；减少电视、收银设备或其他嘈杂电子设备的使用。

作者介绍
镜子: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部2019级本科生
！希望成为真诚勇敢的人

放假前：我一定要早点完成作业，之后美美地玩！
放假第一天：今天天气好好，一看就很适合出去玩，作业明天再写吧~
放假第二天：今天雨好大，好冷。被窝，暖暖，贴贴。
放假第三天：磨磨蹭蹭打开作业写了十题后……好累啊，玩个游戏休息一下吧。咦，怎么一天就过去了？
……
放假最后一天：完蛋了！作业还剩一大半，快写快写。

你的假期是否都是这样过去的？今天过后还有明天，明天过后还有下一个明天，拖一拖好像也不影响最后完成任务。即便每次都下定决心不再拖延，下一次仍然等到假期最后两天才开始动笔写作业。脑子里知识最多的时候往往在期末熬夜突击备考时，写作业最快的时候往往是deadline的前一天——像这样被deadline赶着走的人，常常自称为拖延症患者，“临时抱佛脚”是他们最擅长的技能。

1.“拦路虎”的自述——拖延是什么？

Steel(2007)将拖延（Procrastination）定义为人们自愿推迟开始或完成某一计划的行为，尽管预见到该行为会带来不良后果。在学习情境中，拖延就被称为学业拖延（Academic Procrastination）。学业拖延已经成为大中小学中普遍存在的现象，研究发现，超过40%的学生承认自己存在学业拖延(陈陈等, 2013)。
伴随着拖延而来的，除了越来越低的学习质量(Tuckman, 1991)，还有焦虑、抑郁等负性情绪(Milgram & Keinan, 1992)，严重者还会出现身心健康问题。拖延已经成为不少学生学业的“拦路虎”，因此，我们有必要了解拖延究竟是怎么形成的，并从中找寻解决问题的办法。

2.“拦路虎”成长记——拖延是怎么形成的？

有研究者把拖延背后的机制归结于一个问题：现在做还是以后做？这是一个决策问题，其答案受到个体从事某项任务的动机和任务中产生的负性体验的影响(张顺民,冯廷勇, 2017)。比如，面对一份几天后要交的作业时，我们越想完成这项作业，就越不会拖延，这是我们强烈的动机在促使我们行动。但如果在作业中遇到了一道难题，想了很久也做不出来，我们就会倾向于拖延，因为那道难题给了我们挫败的负性体验。

影响拖延的因素还有很多，我们可以从个体内部和外部两个方面分别来看。

从个体内部来看，影响拖延的因素主要有人格因素和认知因素。

1.人格因素
有研究表明，大五人格中的尽责性与学习拖延存在负相关(Schouwenburg et al., 2004)，神经质与拖延行为正相关(McCown & Johnson, 1991; Steel et al., 2001)。这是因为，具有尽责性特质的人通常十分自律，有很强的成就动机，这使他们不易拖延。具有神经质特质的人则更容易体验到焦虑、担忧等情绪，感受到更多的压力，他们的这些负性体验可能导致拖延。

2.认知因素
影响个体拖延的认知因素则比较复杂，包括动机、自我效能感和完美主义等(宋梅歌 等, 2015)。
自我效能（self-efficacy）是个体对自己完成某方面工作能力的自信程度(Bandura, 1977)，它将直接影响一个人的行为动机。如果一个人能十分自信地说自己有能力完成某项任务，那我们就说他的自我效能感高。自我效能感高时，个体完成一项任务就不会有太多拖延(Steel, 2007)，而是会有较高的内在动机，觉得完成这件事是轻松、简单的，甚至是愉悦的。
但迫于家长、老师的压力去完成任务就不会有这样的体验了。此时的动机是外部动机，个体的自我效能感也较低，促使他们学习的往往是外部压力，他们并没有太多的自主学习意愿，也不相信自己能很好地完成任务，所以容易导致拖延(Senecal et al., 1995)。
完美主义与拖延的关系并不是绝对的，适应不良的完美主义者会有更高水平的拖延，他们十分排斥自己的完美主义，而适应良好的完美主义者则比非完美主义者的拖延水平低，他们与自己的完美主义达成了协调(Johnson & Slaney, 1996; 陈陈 等, 2013 )。

从个体外部来看，拖延会受到任务特征与家庭环境的影响。

1.任务特征
一项任务是简单或者困难，是长期任务还是短期任务，任务重要还是不重要，任务的奖励和惩罚是什么……这些任务本身的特征都会影响拖延行为。人们会拖延，但并不是在所有任务上都会拖延，就好像面对各个学科的作业，有的人会先做数学，有的人会先做英语，因为这项任务对他们而言更容易完成。研究表明，人们在难度更大、不太重要及长期的任务上更容易拖延(Paden & Stell, 1997)。

2.家庭环境
家庭环境受到父母教养方式的影响，父母的教养方式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有重要作用，可以通过成就动机影响孩子的学业拖延，情感温暖的教养方式有助于孩子按时完成学业任务(杨青松 等, 2017)。

3.打败那只“拦路虎”——如何有效减少拖延？

了解了拖延受到个体内部和外部的种种因素影响之后，我们就可以对症下药，从个体认知、任务特征和环境等角度入手，跳出拖延的沼泽，打败学业中的“拦路虎”。
1.分解任务
既然拖延会带来诸多不良后果，那反其道而行之，快刀斩乱麻就行了吗？
Vangsness等人（2020）的研究结果表明，不论是拖到最后一刻才完成任务的“拖延者”，还是一开始就迅速完成任务的“忍者”，他们的表现都不如匀速完成任务的“乌龟”，前两种人不能按时完成学分修读的概率更大。
这个研究启示我们，可以将一个复杂任务分成若干个小任务，合理安排时间，一步一个脚印地去完成。同时，分解任务也会降低任务的难度，分散完成任务的压力，让我们有更高的动机去完成任务。这使得我们完成任务时更容易，任务的完成质量也有所提升。

乌龟型、忍者型和拖延型学生的完成任务模式(Vangsness et al., 2020)

2.改变不合理信念
从认知角度入手，可以利用以Ellis的ABC理论发展起来的认知-行为技术进行干预，使个体意识到自己的不合理信念，建立更准确、符合现实的思维，从而改变行为(庞维国, 2010)。有的拖延者会认为，有天赋的人不需要太多努力就能轻松完成任务，因此在一件事情上花费过多精力会显得自己并不聪明，于是不愿意为事情投入太多努力，借拖延掩盖对自身能力的不自信。
事实上，天才往往万里挑一，平凡并不代表不出色，他们需要逐步接受真实的自己，认识到努力也是值得夸赞的品质。还有一些拖延者可能会夸大任务的难度、害怕自己失败，比如遇到作业中一直无法解决的难题时，个体从中体验到了挫败感，一方面会怀疑自己的能力，一方面会避免再次体验这种负性感受。这时就需要帮助他们建立对任务难度和自身能力的理性认识，克服恐惧心理，勇敢迈出第一步。

3.给予社会支持
父母、学校和同伴等可以通过建立学习小组，营造自律的氛围，向个体表达鼓励、信任等方式提供支持，帮助个体提升自我效能感，减少学业拖延(庞维国, 2010)。

总结

明日复明日，明日何其多。我生待明日，万事成蹉跎。拖延症已经成为当代学生的一大难题，在了解拖延的内部和外部影响因素后，希望大家面对“现在做还是以后做”这个问题时能够做出最适合自己的决策，祝大家都能赶得上deadline！

互动话题：
你有什么治理拖延症的独家秘方吗？
快来和大家分享~

参考文献：
Bandura, A. (1977). Self-efficacy: Toward a unifying theory of behavioral change. Psychological Review, 84(2), 191-215.
Counseling the procrastinator in academic settings (2004). .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Washington, DC.
Johnson, D. P., & Slaney, R. B. (1996). Perfectionism: Scale development and a study of perfectionistic clients in counseling. Journal of College Student Development, 37(1), 29-41.
McCown, W., & Johnson, J. (1991). Personality and chronic procrastination by university students during an academic examination period. 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12(5), 413-415.
Milgram, N. A., Gehrman, T., & Keinan, G. (1992). Procrastination and emotional upset: A typological model. 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13(12).
Paden, N., & Stell, R. (1997). Reducing procrastination through assignment and course design. Marketing Education Review, 7(2), 17–25.
Senécal, C., Koestner, R., & Vallerand, R. J. (1995). Self-regulation and academic procrastination.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135(5), 607.
Steel, P., Brothen, T., & Wambach, C. (2001). Procrastination and personality, performance, and mood. 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30(1), 95–106.
Steel, P. (2007). The nature of procrastination: A meta-analytic and theoretical review of quintessential self-regulatory failure.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33(1), 65-94.
Tuckman, B. W. (1991). The development and concurrent validation of the Procrastination Scale. Educational and Psychological Measurement, 51, 473– 480.
Vangsness, L, Young, ME, Vangsness, Lisa, & Young, Michael E. (2020). Turtle, Task Ninja, or Time Waster? Who Cares? Traditional Task-Completion Strategies Are Overrated. Psychological Science, 31(3), 306-315.
陈陈,燕婷 & 林崇德.(2013).大学生完美主义、自尊与学业拖延的关系. 心理发展与教育(04),368-377.
庞维国.(2010).大学生学习拖延研究综述. 心理科学(01),147-150.
宋梅歌,苏缇 & 冯廷勇.(2015).拖延行为的时间取向模型. 心理科学进展(07),1216-1225.
杨青松,石梦希 & 舒思.(2017).初中生学业拖延与家庭教养方式、成就动机的关系.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03),558-560+565.
张顺民 & 冯廷勇.(2017).拖延的决策模型. 心理科学(05),1242-1247.

策 划：方晓义
撰 稿：谭静文
编 辑：董姝驿
美 编：王双仪

人们通常认为自我满足感取决于一个人对自身真实程度、价值观、个人目标和依恋关系的客观评价。但其中一项关键影响因素却是：我们觉得我们是否比得上别人。我们的职业、感情、财富是否都在正轨上？我们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取决于我们认识的人，尤其是亲密好友或长期好友目前过的怎么样。我们是否应该对自己的外貌感到满意？同样，我们通过与亲朋好友的体重、头发、衣服和皮肤进行比较来评估这一问题。简而言之，自我满足感并非只源于我们绝对的价值观，而是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比其他人更好还是糟糕。

以自吹自擂和洋洋得意为语言的社交媒体为“社会比较”注入了全新力量、使其更加显著、蔓延到全球维度。随着近年来一些报告显示青少年群体——尤其是青春期少女中抑郁症比例不断提高，Instagram等社交媒体平台被认为是“用自我不满感影响青少年，从而导致青少年焦虑和不幸福”的元凶。即使心理学家们承认青春期少女抑郁症患病率与社交媒体使用率之间的关系并不能用于证明是社交媒体导致了抑郁症患病率上升，但人们依旧通常会坚持说：社交媒体肯定就是原因所在！因为我看不出还能有其他什么原因！

几乎没有人会说社交媒体上都是纯正面信息。实际上，我们可以将社交媒体视为在很大程度上是金玉其外的垃圾食品大餐。甚至当青春期少女们清楚知道她们看到的不过是精心呈现、通常经过P图，而且都是很肤浅的照片，她们依旧会自惭形秽。

虽然她们知道她们看到的不过是有时她们所称的“面具”，她们也知道自己是在用自己乱糟糟的主观自我认知与别人精心打磨的假象在对比，但这些依旧于事无补。青春期少女们有时会谈到“cringebingeing（沉浸于一直刷那些让自己犯尴尬症的媒体账号内容）”——数小时沉浸在对“别人”，也或者说是网上别人资料的羡慕中，这些资料虽然光彩四溢，但实际上她们对此既不看重，也不欣赏。

为了更好地理解自我不满与社交媒体之间的关系，我们需要重点剖析青春期少女日常生活经历中的一些持续特征。

青少年对社会比较非常敏感。远在青春期少女开始使用社交媒体之前，在智能手机开始普及十年前，女孩子们会与杂志和电视上的女孩或成年女性模特对比，然后感到自卑消沉。2001年，英国的一众家长、老师和政客们召开了一次“身体形象峰会”，以应对他们在青春期少女群体中所看到的因不切实际的模特形象而导致的自我形象危机。2007年，在大众呼声下，美国心理协会成立了一个专项小组来报告一项补充问题：纸媒与荧幕图像中对女孩的性欲化。要求女孩必须长成某种特定外在形象、取悦他人、成为别人喜欢的样子，这种来自于整个社会文化的压力无处不在。导致青春期少女们自卑感的，是这些所被传递的信息，而不是信息传递工具。她们永远无法达到我们文化在女性外形方面所规定的理想标准，而且，在她们试图想要达成这些完美标准的过程中，也给她们的心理造成了重大伤害。

之所以青少年易于将自己与他人比较，按照别人的理想标准塑造自己，是因为他们正在试图参照他们的朋友、明星偶像、朋友们所尊敬的人，从而去构建新的自我身份，他们极易受到别人认可与否的影响——无论是在荧幕上、纸媒上、社媒上或是人际之间——因为他们自己并不确定自己外在形象如何、自己是谁。

当青少年们开心时，当他们觉得人生顺利时，他们更可能采用“向下比较”（谁比我更差一些？）而非向上比较（谁比我更好？）。当他们心情低沉时，似乎每个人都比他们更优秀更好，大多数的这种比较，都会让他们感到自卑。

一项近期预发布的论文进一步研究了这一话题，该论文显示，青春期少女对负面言论的记忆要比对正面言论的记忆更深刻。这与正常成年人的健康自恋迥然不同。在有着健康自恋的成年人中，他们更经常“向下比较”，觉得别人都不如自己，而且会很快忘记别人给他们的负面描述，也或者根本不以为意。相反，在青春期少女群体中，负面言论深植于她们的自我认知之中，促使她们产生自卑感。

像Instagram一样有着巨大影响力的社交媒体平台应该被管控，但对社交媒体的批评以及任何有效管控，都需要考虑到“自我比较”与“自我不满”这些复杂因素。即使社交媒体平台全盘整顿，因种种贬低女性的理念和标准而导致的负面情绪也依旧并不会消失。

另外，我们也不应忽视青少年与比自己“优秀”之人进行向上比较时所带来的积极影响。近期我与The Female Lead的合作研究显示，当青春期少女关注那些代表着她们兴趣和志向的女性时，她们的情绪会得到提振。她们自己会清除那些她们曾经“cringebinging”的账号，平台算法也开始为她们推荐对她们来说更健康的内容。如果社交媒体需要被管控，我们不能只是一味去看它可能造成的伤害，而是还需要了解它如何能够通过打击不健康文化理念来帮助青少年。

北师大中国婚姻家庭研究小组
我们隶属于北京师范大学发展心理研究院，专注于中国婚姻与家庭研究，致力于将实用有趣的学术成果分享给大家。

”孩子为什么总是哭？”
“他到底要什么？”
“他快把我榨干了”
……

影视剧《我是真的爱你》中，陈娇蕊这一角色生动诠释了许多新手母亲经历过的心理困境：本是情绪稳定的职场女强人，带领团队完成大小项目不在话下，却因为生育被“折磨”的歇斯底里、近乎癫狂。
在现实生活中，这类现象也屡见不鲜。袁咏仪在《妻子的浪漫旅行》提到自己曾经历产后抑郁，仅仅是看到妈妈拎着两个菜回家都能 哭出来，霍思燕也曾因父亲探望孩子而狂哭。产后抑郁这个词逐渐走进我们的视野，愈发常见，那么，究竟什么是产后抑郁呢？

什么是产后抑郁？

当我们在谈论“产后抑郁”的时候，其实是在讨论两个概念：产后情绪低落(Baby Blue)和产后抑郁症(postpartum depression, PPD)。
50%-80%的新手妈妈生产后都产生了情绪低落，抑郁的现象，但产后情绪低落并非心理疾病，而是一种身体对于分娩的正常反应(Stewart, 2016)。
而产后抑郁症是产褥期出现的一种持续情绪低落的心境障碍，常表现为悲伤、抑郁、无意义感、无价值感、对未来无希望甚至有自伤自杀倾向(Yusuff, Sherin, & Li, 2015；Liu, Yan, & Gao, 2017)，是一种产后情绪低落加重导致的心理疾病。典型的产后抑郁症多于产后6周内发生，病期可持续6个月甚至更长时间(Fisher et al., 2016)。

产后抑郁的表现

产后抑郁症远比我们想象中常见。在发达国家，它的发病率为6%-38%，在发展中国家更是高达20%-57%(Flom, Chiu, & Tamayo, 2018)。这意味着，在中国，每十个产妇中，就至少有两人经历过产后抑郁。
当然，男性也有患产后抑郁症的风险，研究证明，“父亲产后抑郁”(在孩子出生一年内患抑郁症)的患病率在8%-11%之间(Glasser & Lerner, 2018)。
面对着可爱的新生儿，原本应该感到快乐和满足的父母们，为什么却在经历抑郁情绪呢？

产后抑郁是如何发生的？

产后抑郁的发生与生理、心理和社会等因素息息相关。

• 生理因素：女性从怀孕到分娩，身体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孕期逐渐累积至较高水平的黄体酮和雌激素，在分娩后的3天内迅速下降至孕前水平。激素的波动和内分泌的变化是造成女性情绪产生波动的因素之一(Wieck et al., 1991)。此外，分娩所带来的疼痛也容易让产妇产生消极情绪，从而导致抑郁。
• 心理因素：完成从妻子到妈妈的角色转变并非易事，突如其来的育儿重担很容易让女性手足无措难以适应。如何照顾好新生儿，让宝宝健康成长，这些问题所带来的巨大的心理压力本就是抑郁产生的重要原因。更何况一些女性还需要兼顾事业，夜晚被啼哭吵醒哺育婴儿，白天打着瞌睡完成工作，疲劳和睡眠缺乏与职位被取代的忧虑共同加重了产妇的抑郁风险。
• 社会因素：照顾婴儿是一件几乎24小时不能间断的工作，新手妈妈自然也需要来自家人的帮助和支持。家人对产妇的关注缺失，尤其是丈夫对于产妇的关爱不足会成为其产后抑郁症的风险因素(Ghubash & Eapen, 2009)。在中国独特的文化背景下，“婆婆”的存在同样不容小觑。一方面，不同的生活习惯和育儿观念会带来冲突；另一方面，传统文化中的情感压抑也导致产妇在表达情绪时被婆婆指责“矫情”。这些事件都会对产妇的心理健康造成负面影响。

除上述因素，如果产妇本身性格脆弱易感、神经质，或对自己能否承担起母亲的责任充满怀疑，则有更大可能患产后抑郁(Beck, 2002)；此外，有精神病家族史的产妇, 产后抑郁症的发病率要高于正常产妇(钱宝凤, 2008)。

产后抑郁有什么危害呢？

1.对产妇自身的影响

• 记忆力减退。俗话说“一孕傻三年”，这种现象在产后抑郁患者中尤为普遍，产后抑郁症患者通常伴随记忆力减退的症状(Pio, Jansen, & Hler, 2012)。

• 身体不适。产后抑郁往往伴随食欲不振、消化不良、心悸、失眠等躯体症状表现，影响日常生活状态。
• 消极的情绪状态。产妇可能出现反复的沮丧、哭泣、焦虑、易激惹、易怒等情绪，这些消极情绪体验长期保持，将加强患有抑郁症的风险。产后抑郁严重者甚至会出现妄想、幻觉，甚至自杀、杀婴等。据统计，严重抑郁发作的产妇自杀死亡率可达15%到25%(李祥会, 2018)。

2.对新生儿的影响
产后抑郁不利于新生儿的身心健康。
产后抑郁所带来的焦虑体验，会减少母亲催产素分泌和母乳的产生，同时对母乳中的成分造成影响；产后抑郁还有可能会减少母亲喂孩子母乳的次数，危害孩子的生长发育。大量证据表明，产后母亲的心理状况问题会增加儿童认知功能障碍、语言障碍、行为问题的风险(Closa, Gispert, & Canals, 2017)。
另一方面，婴儿期的孩子是温室里娇嫩的花朵，需要双亲的抚慰和温柔呵护，但患有产后抑郁的父母很可能因自身情绪低落而忽略了孩子的情感需求，与孩子亲密互动(包括肢体接触)的减少会提高孩子形成非安全型依恋风格的风险水平，进而对孩子未来成长发展带来隐患。

3.对家庭关系的危害
产后抑郁可能会给家庭关系带来消极影响。最容易受到产后抑郁患者情绪影响的人，除了孩子就是配偶。患有产后抑郁的患者，其配偶也更容易出现焦虑、抑郁等负面情绪。若夫妻的情绪没有得到及时有效地调节与疏导，将会出现家庭矛盾，不利于夫妻关系、家庭关系的良性循环。剧中的陈娇蕊即在月子期间与老公、婆婆产生难以调和的矛盾，最终以离婚收场。

应该如何预防产后抑郁的发生呢？

1. 有计划的怀孕，不打无准备之仗
研究表明意外妊娠、顺其自然妊娠是产后抑郁的危险因素(王琼瑶等, 2018)，意外怀孕的夫妻双方，还没有做好准备承担抚育孩子的重任。孩子的到来有可能会打破现有的工作、家庭、经济等方面的平衡，比如有些孕妈为了未出生的孩子不得不放弃工作升职的机会，有的家庭可能面临更大的经济压力……
养育孩子所造成的影响往往与个人的自我实现相冲突，这会增加个人的心理压力，从而出现焦虑、抑郁等不良心理问题(罗岗, 董林红, 2015)，而有计划的怀孕可以有效规避这些潜在风险。

2.学习带娃技巧，提升自我效能感
Gross等(2016)的研究发现父母亲产后抑郁程度和其育儿自我效能呈负相关。也就是说越会带娃的双亲，越相信自己有让孩子提供健康成长的能力，越少出现怀疑、焦虑和压力等负面情绪，从而越不容易出现产后抑郁。

正在经历产后抑郁怎么破？

1.悦纳自身情绪，积极自我调节
据统计，50%-80%的新手妈妈在生产后的几天情绪更容易起伏，遭受到不顺心的时候更容易产生情绪化反应，这是一种普遍存在的的现象。产妇自身首先要做的就是意识到这种情绪的存在、允许消极情绪的存在，积极调节情绪，遇到事情切忌消极归因。比如丈夫问：“孩子怎么又哭了，要不要我冲点奶粉”，丈夫可能只是觉得妻子太累了，想帮妻子分担一些，而不是在指责妻子奶水不够没有喂饱孩子。

2.抓住休息机会，调整生活节奏
宝宝总是哭闹需要哄睡、每隔两个小时要喂一次奶……宝宝的出生，增添了很多过去没有的生活负担和压力，打乱了夫妻尤其是产妇的生活节奏，包括睡眠和餐饮等等，给产妇带来了很多情绪困扰。在高精神压力的状况下同时处理这么多增加的日常事务，最要紧的是抓住机会能睡就睡一小会儿，以补充体力，尽量减少连轴转生活节奏为产妇带来的身体和心理的双重消耗。

3.获取爱人社会支持，维持和谐家庭关系
社会支持可以缓解孕产期的压力，降低产后抑郁发生的风险(龙周婷, 2014)。在产褥期这段时间内，只靠妻子自身调节情绪往往比平时要难得多，这个阶段丈夫是妻子除孩子外最为亲近的人，丈夫的无条件支持与包容显得尤为重要。丈夫要密切关注妻子的情绪变化，做好婆媳关系的调节者，要参与到孩子的抚养活动中去，要和妻子分享外面世界发生的事情，尽最大可能帮助妻子共同度过难关。

4.建立社会联结，走出思维局限
在坐月子的过程中，产妇需要一个月甚至数个月都待在狭小的起居室里，无法与外界接触，每天围着孩子转。这种社交空间、社交关系的急剧变化容易给产妇的心理造成压力。社会刺激减少，产妇更容易产生思维局限、钻牛角尖、情绪敏感。因此在身体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产妇可以约上三五好友来家中畅聊或者出门散散步，以获得社会联结；事业心强的产妇，也可以适当和同事交流新的工作进展，一举两得。

参考文献
陈莉莉. (2018). 婴儿气质、产妇感知压力对产后抑郁的影响及社会支持的中介效应研究. 硕士学位论文，山东大学.
李祥会. (2018). 浅谈产后抑郁的巨大危害及预防措施. 饮食保健, 5(37), 98–99.
龙周婷. (2014). 产后抑郁预测因素的纵向研究. 山东大学.
罗岗, 董林红. (2015). 产妇配偶产后抑郁研究进展. 护理学报, 8, 26-29.
钱宝凤. (2008). 产后抑郁症的成因分析及预防. 中国医疗前沿, 3(17), 110-111.
沈荣. (2011). 产后抑郁现状和影响因素调查分析及其心理干预效果研究. 硕士学位论文, 山西医科大学.
唐杰, 王婷婷. (2017). 新生儿父亲产后抑郁影响因素及对策研究进展. 中国护理管理, 17(12), 1692–1694. .
王琼瑶, 严双琴, 翁婷婷, 曹慧, 陶玲玲, 舒娜. (2018). 产后抑郁与非计划妊娠的关系. 中国妇幼保健, 33(5), 1138–1140.
吴迅. (2020). 产后抑郁症的影响因素及心理治疗的研究进展. 科技风, 30, 2.
谢萍, 倪慧琼. (2014). 产后抑郁症的相关因素及护理体会.赣南医学院学报, 4, 622-623.
杨小羽, 何荣霞. (2019). 产后抑郁的危害及相关影响因素的研究进展. 西北国防医学杂志(2), 5.
赵阿霞. (2014). 产后抑郁症的相关因素及治疗进展研究. 中国药物经济学, 9(8), 71-72.
Beck, C. T. (2002). Predictors of postpartum depression. Nursing Research, 50(5), 275–285.
Closa-Monasterolo, Gispert-Llaurado, M., Canals, J., Luque, V., Zaragoza-Jordana, M., Koletzko, B., Grote, V., Weber, M., Gruszfeld, D., Szott, K., Verduci, E., ReDionigi, A., Hoyos, J., Brasselle, G., & Escribano Subías, J. (2017). The Effect of Postpartum Depression and Current Mental Health Problems of the Mother on Child Behaviour at Eight Years. Maternal and Child Health Journal, 21(7), 1563–1572.
Figueiredo, Canário, C., & Field, T. (2014). Breastfeeding is negatively affected by prenatal depression and reduces postpartum depression. Psychological Medicine, 44(5), 927–936.
Fisher, Wisner, K. L., Clark, C. T., Sit, D. K., Luther, J. F., & Wisniewski, S. (2016). Factors associated with onset timing, symptoms, and severity of depression identified in the postpartum period. Journal of Affective Disorders, 203, 111–120.
Flom, J. D., Mathilda, Y. H., Marcela, T. O., Lourdes, S. , Curtin, P. C. , & Wright, R. J. , et al. (2018). Subconstructs of the Edinburgh Postpartum Depression Scale in a postpartum sample in Mexico City. Journal of Affective Disorders, 238, 142–146.
Giallo, R., Pilkington, P., Borschmann, R., Seymour, M., Dunning, M. , & Brown, S. . (2018). The prevalence and correlates of self-harm ideation trajectories in australian women from pregnancy to 4-years postpartum. Journal of Affective Disorders, 229, 152-158.
Glasser, S., & Lerner-Geva, L. (2019). Focus on fathers: paternal depression in the perinatal period. Perspectives in Public Health, 139(4), 195–198.
Gross, C. L. , & Marcussen, K. . (2016). Postpartum depression in mothers and fathers: the role of parenting efficacy expectations during the transition to parenthood. Sex Roles, 76(5-6), 290–305.
Liu, S. , Yan, Y. , Gao, X. , Xiang, S. , Sha, T. , Zeng, G., & He, Q. (2017). Risk factors for postpartum depression among Chinese women: Path model analysis. BMC Pregnancy & Childbirth, 17(1), 133.
Mohamad Yusuff, Tang, L., Binns, C. W., & Lee, A. H. (2015). Prevalence and risk factors for postnatal depression in Sabah, Malaysia: A cohort study. Women and Birth : Journal of the Australian College of Midwives, 28(1), 25–29.
Paulson, J. F. , Dauber, S. , & Leiferman, J. A. . (2006). Individual and combined effects of postpartum depression in mothers and fathers on parenting behavior. Pediatrics, 118(2), 659-668.
Stewart, & Vigod, S. (2016). Postpartum Depression. The 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 375(22), 2177–2186.
Wieck, A., Kumar, R., Hirst, A. D., Marks, M. N., Campbell, I. C., & Checkley, S. A. (1991). Increased sensitivity of dopamine receptors and recurrence of affective psychosis after childbirth. British Medical Journal, 303(6803), 613–616.

策划 | 蔺秀云
撰写 & 编辑 | 王婉睿 王雪迪 韩思思
排版 | 王婉睿

10月27日，家姻心理特邀高级咨询师王海平老师，举办了一场主题为「孤独症谱系障碍儿童及其共病障碍的特点与在咨询中的识别」的精彩沙龙。

王老师在这个领域拥有十多年的研究与实践经验，积累了大量丰富宝贵的经验。她系统地介绍了孤独症（以下简称ASD）的发展趋势、成因及分类，还详细阐述了ASD常见共病问题分类和特点，以及在儿童咨询中的系统观。参会者都被王老师的教育情怀深深触动，并且与老师共同探讨了具体咨询场景中的困惑和容易混淆的难点。

ASD概念、发展趋势及成因

孤独症(autism)，亦称自闭症，是一种神经性行为综合征。最早由美国儿童精神医学之父肯纳在1943年提出。主要临床表现有社交障碍、言语发育迟缓、刻板或仪式性行为。后来，奥地利医生阿斯伯格1944年首次提出阿斯伯格综合征的概念。今天，孤独症谱系障碍已经成为一种具有弥散型特点的儿童期常见精神障碍。

王海平老师介绍到，根据2000年美国的统计数据，每150个新生儿中就有1个孩子属于孤独症谱系障碍，到2008年该数值则升高到1/88，成了新生儿常见问题中比例最高的一类问题。直到2016年，美国疾控中心的一项调查显示1/54的新生儿均为孤独症谱系障碍，这让教育和干预都变得猝不及防。以美国为例，每年将近707 000至1,116,000的孤独症青少年迈入社会，社会服务体系的建立也成为很大的难题。

除了孤独症自身的快速增长以外，这个变化产生的原因也跟该病症的诊断和评估变得更加精细有关。中国暂时没有如此准确的统计。

关于孤独症的成因，王海平老师主要从功能性磁共振研究（fMRI）、遗传学研究和怀孕及出生时的问题三方面进行了分析。ASD患者在执行情感面孔匹配任务、观察他人眼睛猜测他人意图任务及句子理解的脑工作机制时，相应脑区的激活明显减低。比如孤独症谱系障碍的孩子在学校两年了，仍然不认识一个同学。王海平老师总结说，根据他跟这个群体打交道的经验，大部分ASD患者的病因跟基因和遗传关系更大 。

ASD的分类及类别之间的共性与差异

根据DSM-5（美国精神疾病诊断分类手册第五版），孤独症谱系障碍包括先天所指的早期婴儿孤独症、儿童孤独症、卡纳氏孤独症（Kanner）、高功能孤独症、非典型孤独症、未定义的广泛发育障碍、儿童瓦解障碍和阿斯伯格综合征。

王海平老师就这些分类的主要差异进行了区分：广泛发育障碍患者，具备部分孤独症谱系患者的特点，但又不完全具备或其他特点不典型，这类患者功能相对较好、程度较轻；典型ASD患者，能力一般或较差、生活不能自理；高功能ASD患者，智力范围基本正常，生活可以自理；阿斯伯格患者功能比较好，约占比10%，通常确诊较晚，属于心理治疗师接触较多的一类患者。儿童瓦解障碍患者也属于功能较差的类型，三四岁之后出现功能倒退，干预后效较差；雷特综合征通常只发生在女孩身上，严重时怪异动作较多，患者通常生命较短，一般不会活到成年。

孤独症谱系障碍的核心特征体现在社会交往、沟通障碍和刻板行为三个主要方面，其中言语和社交障碍表现突出。患者同时也会缺失心理理论，简单来说，孤独症患者很难分析他人的感受、想法、需要等，从而推测或诠释其行为或说话背后的意思，预测对方下一步的动向或作出对方期待的反应。

ASD的常见共病问题分类及特点

王海平老师说道，孤独症谱系障碍儿童的干预难点就难在共病(指两种疾病共同存在)的问题上，很多家庭努力了十几年都没办法触及到核心障碍的干预上。所以咨询师要了解这些共病的问题，并且也要掌握共病问题和核心障碍之间的治疗顺序。比如占比最高就是ADHD（注意缺陷与多动障碍），典型表现就是神游，这些问题显然影响了孩子的社交、听课质量等。

王海平老师还指出，目前孤独症谱系障碍家庭中还存在着多种问题，如：家庭互动系统的问题、家长的心理上的焦虑状态和思路上的选择问题，以及缺乏针对自己孩子清晰的思路和个别化的、具体化的指导等等。这些因素都放大了孩子自身的谱系问题和干预的难度，并逐渐的认为这就是孩子自身的问题造成的，并使之合理化——这是很多孤独症的孩子干预失败的主要原因。

最后，王海平老师还介绍了如何从儿童个体、家庭及环境匹配建立儿童ASD咨询中的系统观，并且就参与者在具体咨询场景中的困惑和难点进行了探讨，为本次沙龙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王海平老师个人简介

中国心理学会注册心理师，心理测量师。主要咨询领域包括孤独症谱系障碍儿童至成年、其他发展障碍及抑郁焦虑儿童青少年的家庭治疗。长期从事北京、广东、重庆等一些地区的融合教育骨干教师、住校社工及家长培训工作。出版青少年心理自助丛书《走出孤独》，参与编写《家安心安：新冠肺炎疫情下的家庭和心理自助手册》、《资源教师的培养与实践》、《未成年人道德体验例话》。

美 编：杨婉婷

地 址：北京市海淀区学院南路12号北京师范大学南院京师科技大厦A座510
网 址：http://www.jiayinxinli.com
联系电话：(010)62279199
微信公众号：家姻心理
邮 箱：service@jiayinxinli.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