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师大家庭与儿童发展实验室
我们隶属于北京师范大学发展心理研究院，专注于中国婚姻与家庭研究，致力于将实用有趣的学术成果分享给大家。

本期作者
陈雨馨 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部2022级 临床与咨询方向硕士在读

荐序：对孩子太好吧被人说太假太虚伪，稍微冷淡一点又被指责说后爸/后妈就是不心疼孩子，重组家庭的亲子关系中，往往面临更多的变数与挑战，家长们也往往会感到吃力不讨好，被各种嫌弃。那么家长该如何对待非亲生的孩子，这个度又该如何把握呢？一起来看看接下来这篇文章吧。

“我叫夏雪”“我叫夏雨”“我叫下冰雹！”

“您给点资金成吗？我想把这玩意儿染成绿的~”

“学了忘，忘了学，学了还得忘！忘了学，学了忘，忘了还得学！”

“反正生下来就给人当儿子了，给谁当都一样！”

这些语录一出现，许多人脑海里已经有声音了。回想起小时候准时准点等待《家有儿女》的时光，总是被刘星的台词和表情逗得乐不可支，在沙发上上蹿下跳。其实作为小朋友，除了开心之外还有羡慕，羡慕他们丰富多彩的家庭生活，更羡慕他们有这么开明、理解孩子的爸爸妈妈。

《家有儿女》巧妙地采用重组家庭作为故事展开的平台，小雨、小雪和刘星3个孩子分别来自两个离异家庭。这部轻喜剧没有避讳继父母与继子女的矛盾冲突，以及不同年龄阶段孩子成长的敏感问题；用生活化的故事片段为我们展现了中国文化背景下，重组家庭中如何用爱、公平、尊重和理解重建亲子关系，处理好子女的教育。

重组家庭的亲子关系难题

根据我国民政部《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仅针对内地居民）数据显示，2007-2020年，在结婚登记数据持续下降的背景情况下，离婚和再婚登记的数据在十多年间反而近乎翻倍，离婚登记由2007年209.8万对增长到2020年433.9万对；再婚人数从203.1万对升至455.9万对。

伴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婚恋观念的变化，重组家庭和再婚人口增加是世界范围内普遍现象（Coleman et al., 2000）。家庭重组后，配偶双方婚前的子女自然就成为新家庭的一员，但是人类的关系经由表面化发展到亲密需要时间（侯玉波, 2013），家庭关系也不例外；重组家庭中的夫妻与继子女在生活习惯、交往方式上必然存在差异；双方还可能带着前家庭未处理的情感纠纷……初期父母想要和继子女处好关系非常棘手。

目前国外教育学、社会学和心理学领域学者从多方面探究了重组家庭中常见的问题，其中最基础的就是“局外人”窘境：在三角关系中，关系比较紧密的两人是当事人，另一方是局外人。

在重组家庭中，子代对继父母角色会产生认同困难（Giddens, 1991），如果不能恰当化解，继父/母和孩子都会感到自己是家庭的“局外人”。《家有儿女》中刘梅和夏东海刚刚结婚时，不论继母刘梅怎样表现得温柔和蔼、善解人意，13岁的夏雪都很难认同她作为自己“真正”的母亲，一直称呼刘梅为“阿姨”，并且偷偷问自己的亲弟弟夏雨后妈有没有对他不好。

根据埃里克森（Erikson, 1902-1994）的心理社会发展阶段理论，家庭氛围是影响12-18岁的青少年形成自我同一性的需要因素，青少年需要一个开放的、温暖的家庭环境中获得归属感与安全感，才能有足够的空间进行自我探索。

家庭结构的重大变故势必会对青少年造成很大的影响（李星, 李红浪, 2006），“我还没从你离婚的阴影中走出来，你又给我找了一个后妈……”，成年人有家庭的选择权，而孩子却只能被动适应，这种面对挑战主动权的丧失也会增强对代际关系的不信任（Gibson, 2013），从而借助逃避的防御机制来应对周围环境。

重组家庭的问题如何影响家庭成员？

1. 对继子/女的影响

现实生活中，大多数最终走向解体的家庭，早在夫妻正式办理离婚手续之前一到两年的时间里，就充满了矛盾和争吵，失去了正常家庭的亲密与温馨。而孩子目睹了家庭城堡逐渐崩塌的全过程，如果继父（母）在这个时候出现，其实是成为了孩子痛苦和敌意的转移对象。

实证研究结果显示，相对于完整家庭的孩子，多数重组家庭的子女更不幸福，受到的负面影响很可能贯穿其一生。有继兄弟姐妹的重组家庭孩子的学业成绩更差，在学校受处分的频率也更高（Reifman et al., 2001）；特殊家庭结构的子女未成年饮酒和吸烟的可能性更大，犯罪率也更高（Vanassche et al., 2014）；重组家庭带来的适应不良压力更可能造成子女罹患抑郁和焦虑等精神障碍（Shafer et al., 2017）。家庭教育是导致子女心理和行为问题的重要因素，周晓红等学者（2012）研究了重组家庭中的教育情况，发现在重组家庭中，亲父母很可能出现补偿、违规、抛弃和诋毁等模式，而继父母可能出现放任、苛刻和炫耀等问题。

父母没有理解继子女真正的需求，这些教育模式导致再婚家庭教育的效果微乎其微，甚至对于未成年子女的健康成长有负面影响。

1. 对父母的影响

家庭系统中，父母与子女关系的本质是家庭成员在物质和精神方面进行交换，这种交换过程不仅局限于家庭内部，也受外部因素的影响，借由婚姻联结形成的新家庭会影响到父母双方背后更为复杂的社会力量。核心家庭中父母与子女的纵向代际关系也会影响到横向的夫妻关系甚至外部社会关系（Coleman et al., 2000）。

看上去，重组家庭继父母与子女的关系产生问题是有必然原因的，问题的后果也非常严重。那么家庭重组就一定会对代际关系产生负面影响吗？也不然，研究认为家庭关系才是影响孩子发展的最主要因素，就像决定离异家庭的子女表现的并不是离异这一件事，该类子女也并没有因为家庭结构比完整家庭的子女表现更差（张春泥, 2017）。

前沿研究逐渐不再从问题化视角看待重组家庭，而是倾向于多维度分析，家庭系统理论指出家庭关系建构在互动之上，因此所有的问题都是互动带来的结果，解决家庭问题的核心便是改善互动方式，帮助重组家庭子女适应新的环境，可以加强家庭网络的联结。那么，怎么做才是合适的、何种互动方式才是好的呢？

重组家庭的父母该如何对待非亲生孩子？

对子女的教育永远不可能是完美的，即便亲生的孩子也是如此，然而分析子女的诉求可以为构建家庭和谐关系提供指引。一方面，重组家庭子女和普通家庭儿童一样有着生存需求、归属与爱的需求以及其他更高层次的需求；另一方面，重组家庭孩子在每个层次上又有更细致、特殊的诉求（杜楠, 2019）。

(1) 归属与爱：渴望平常的家庭

重组家庭子女不仅渴望和普通家庭子女一样的民主、平等的亲子关系，更希望一个“平常化”的家庭关系，也就是在家庭中被父母当做自然的家人，不需要特意的讨好，也不会被故意冷落。原有的家庭关系被打破，子女更加渴望拥有安全感，亲父母一方的关怀是安全感最重要的来源。因此亲父母的行动非常重要，如果亲父母能提供持续的、稳定的陪伴，继父母是否符合期待就不那么重要了。

(2) 自尊与尊重：自主而非强迫

在重组家庭中子女往往会迫切的寻求自主性，从父母离异起就被迫跟随其中一方生活，再被迫进入重组家庭，被迫接受新的父母和兄弟姐妹，自主权被严重削弱，子女积累了强烈的被尊重的需要。例如在称呼的认同感方面，孩子尤其不希望被迫称呼继父母为“父亲、母亲”，强迫的要求反而会让孩子对这段被迫接受的关系更加厌恶。

(3) 自我实现：自我被全面接纳

根据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自我实现需求也包括能够接纳现实，正确面对自身和生活中的缺憾，重组家庭的子女需要这种能力来接纳父母婚姻的过失、不完美的原生家庭，和新的家庭生活。

了解子女的需求后，继父母一方还需要对亲子关系的实质有更加理性客观的认识。现代良好的家庭关系早已不仅局限于传统的“父慈子孝”、“血浓于水”的观念了。在新时代个体化和现代化发展趋势的影响下，家庭并不一定要同步协调发展，而是成员在不断地在价值观和利益上持续努力地理解对方，家庭允许差异存在，仍旧愿意不断沟通与交流，继父/母可以尝试做“主动表达”的模范，建构一个非完美、具有弹性的家庭系统。

在家庭刚刚重组的阶段，亲父母一方处理夫妻关系、亲子关系的方式非常重要。初接触阶段由于继父母对孩子来说是相对陌生的，可以求助于配偶（亲父母）传达自己的善意和接纳，尝试让孩子卸下防备。如果亲父母一方可以提供耐心、稳定的陪伴，并逐渐从话语中心者过渡为话语的连接者，进而继父母就可以和孩子直接沟通。在这个过程中继父母可以主动创造相处机会，积累共同的经验与回忆，譬如寻找相似的兴趣爱好，举办家庭活动等。

想要重建和谐的代际关系，继父/母也不必做单方面的努力，可以通过平等的倾听与尊重，有意识引导子女发挥主观能动性，在家庭中拥有自己的独立角色。让子女意识到自己除了“某个人的孩子”、“某个人的继子”之外，更重要的是拥有独立意识、富含社会性的个体。帮助子女提高自我认同感的同时，也有助于他们摆脱对过去原生家庭伤害的纠缠，接受自我之后往往才能与他人建立新的关系。

最后，重建一个家庭的过程充满了未知和挑战，请牢记重组家庭的代际和谐关系需要长时间的相处积累，与普通家庭达到和谐状态存在时间跨度上的区别。所以不要担心，不要心急，情感会在共同度过的时光里一点一点沉淀。

参考文献

Coleman, M., Ganong, L., & Fine, M. (2000). Reinvestigating remarriage: Another decade of progress.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Family, 62(4), 1288-1307.https://doi.org/https://doi.org/10.1111/j.1741-3737.2000.01288.x

Gibson, D. M. (2013). Ambiguous roles in a stepfamily: Using maps of narrative practices to develop a new family story with adolescents and parents. Contemporary Family Therapy, 35(4), 793-805. https://doi.org/10.1007/s10591-013-9258-2

Giddens, A. (1991). Modernity and Self-identity. Polity Press.

Reifman, A., Villa, L. C., Amans, J. A., Rethinam, V., & Telesca, T. Y. (2001). Children of divorce in the 1990s. Journal of Divorce & Remarriage, 36(1-2), 27-36. https://doi.org/10.1300/J087v36n01_02

Shafer, K., Jensen, T. M., & Holmes, E. K. (2017). Divorce stress, stepfamily stress, and depression among emerging adult stepchildren. Journal of Child and Family Studies, 26(3), 851-862. https://doi.org/10.1007/s10826-016-0617-0

Vanassche, S., Sodermans, A. K., Matthijs, K., & Swicegood, G. (2014). The effects of family type, family relationships and parental role models on delinquency and alcohol use among flemish adolescents. Journal of Child and Family Studies, 23(1), 128-143. https://doi.org/10.1007/s10826-012-9699-5

杜楠. (2019). 家庭系统理论视角下重组家庭的代际互动关系研究 [硕士, 华东理工大学].

侯玉波. (2013). 社会心理学.北京大学出版社.

李星, & 李红浪. (2006). 单亲家庭隔代教育的心理学思考. 南昌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06), 63-66.

张春泥. (2017). 家庭变迁与青年发展——当代中国青年父母离婚对子女发展的影响——基于CFPS2010-2014的经验研究. 中国青年研究.

策划 | 蔺秀云
作者 | 陈雨馨
编辑 | 王婉睿
排版 | 丁欣怡

北师大家庭与儿童发展实验室
我们隶属于北京师范大学发展心理研究院，专注于中国婚姻与家庭研究，致力于将实用有趣的学术成果分享给大家。

本期作者
王雪迪 韩思思 王婉睿

前情提要：

每年11月25日被定为“国际消除家庭暴力日”。历史上的这一天，米拉贝尔三姐妹因家庭暴力被杀害，永远地失去了生命。为了纪念这一事件，1981年7月，第一届拉丁美洲女权主义大会宣布把11月25日作为反暴力日。

“打自己的老婆/老公是正常的事情，这是家务事，别人管不着。”每当提起夫妻双方因为一些事情大打出手时，人们总是会认为这是家庭内部的矛盾，是一个家丑不可外扬的事情。

对于那些被打的受害人，人们往往恨铁不成钢忍不住质问TA们：“你为什么不离开TA？”、“你怎么不还手，非要被打死才甘心吗？”。也有人持着怀疑态度：“被打也有你自己的问题吧？要不是你做了什么事情，TA怎么会这么生气，以至于动手打你？”、“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挨打也是你自己找的”。

被家暴者也许还忍不住的幻想：那个恨不得把自己打死的人，也许有一天会醒悟过来，然后回过头来弥补自己的损失。但现实会这样吗？

01
家暴的现状：只是小概率事件？

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数据(2011)显示：在整个婚姻生活中曾遭受过配偶侮辱、谩骂、殴打、限制人身自由、经济控制、强迫性生活等不同形式家庭暴力的女性占24.7%，其中，明确表示遭受过配偶殴打的已婚女性为5.5%。这也就意味着，在婚姻中，每4个女性就有一个遭受过不同形式的家庭暴力。

2013年美国家暴热线的统计数据显示：一个受害者平均要经过7次的努力尝试，才能真正离开一个施暴者。摆脱家暴并不容易，其中被牵涉到的因素甚多，以至于被家暴者一次又一次的忍气吞声，也令家暴者更加地肆无忌惮。

夫妻家庭暴力作为当今社会最为突出的家暴形式，是一种与现代文明格格不入的毒瘤。2015年12月27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成功的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当你身边有人正在遭受着家庭暴力的折磨，不妨鼓励TA使用法律武器保护自己吧！

02
家暴的成因：哪些人更容易产生家暴行为？

一、人口变量学因素

①性别因素

有关夫妻暴力的性别差异一直饱受争议，大部分传统研究认为，男性更可能会成为施暴者(Langhinrichsen, 2010)。有调查显示，18-39岁的女性是遭受伴侣躯体暴力和精神暴力的高危人群(Burazeri, Roshi, & Jewkes, 2005; Robert, Thompson, & Amy, 2006)。

但随着研究的推进，研究者发现年龄较大的男性更有可能成为亲密伴侣躯体虐待的受害者(Yan & Chan, 2012)。具体来看，男性实施性胁迫的的概率和频率显著高于女性，而女性实施躯体暴力和精神暴力的概率和频率显著高于男性(何影, 2010)。因此，男女施暴比例相当，性别差异更多表现在实施暴力的类型上。

②年龄、教育水平与经济因素

此外，妻子年龄比丈夫小的女性更易遭受虐待(Naved & Persson, 2005)。教育水平偏低、收入偏低、在经济上依赖丈夫的女性也更容易遭受家庭暴力，教育水平偏低的男性也更容易对伴侣实施暴力。

二、社会心理因素

①情绪调节

有研究表明，积极情绪对内隐攻击性具有抑制作用，而消极情绪对个体的内隐攻击性具有促进作用(陈艳, 2012)。暴力行为是负性情绪失调的表现，如果负面情绪长时间得不到调整，内隐攻击性会通过暴力行为表现出来(刘洁芸, 2021)。

②童年经验

观察学习理论由美国心理学家班杜拉在20世纪60年代提出，是指人们仅仅通过观察他人（榜样）的行为及其结果就能学会某种复杂行为，又称替代学习。观察学习理论认为，攻击性行为是可以通过后天习得的，那些观看暴力影片的孩子模仿影片中成人的攻击性行为的可能性更高。因此，儿童期遭受或目睹家庭暴力将大大增加其成年后成为施暴者的概率。

③自尊水平

自尊(self-esteem)水平低的人更可能会成为施暴者。自尊是个人基于自我评价产生和形成的一种自重、自爱，并要求受到他人、集体和社会尊重的情感体验。许多人实施暴力行为，是为了补偿他们的不安全感和低自尊，他们试图通过压制伴侣来获取尊重和赢得自我价值感。

④依恋风格

成人的依恋类型分为安全型依恋、焦虑型依恋、回避型依恋、恐惧的回避型依恋四类。安全型依恋可以减少暴力行为的发生，而焦虑型依恋和回避型依恋等非安全型依恋则会促进暴力行为的发生(Tussey et al., 2018)。

安全型依恋的个体对亲密感及其对他人的需求感到舒适，即相信自己是被爱着的且自己是值得被爱的，他们遇到矛盾时能够以恰当的、安全的方式表达自己的依恋需求；而非安全型依恋风格的个体常常会站在控制的立场上面对他人(Mikulincer & Shaver, 2016)，他们难以直接表达自己的情感需要，而是采用强烈的指责或抱怨、更直接的支配态度、甚至是暴力行为（包括言语暴力、身体暴力、冷暴力等）来向伴侣表达情感诉求。

⑤社会支持

家庭暴力之所以能愈演愈烈，受虐者的不断隐忍也需要承担责任。不良的社会支持或缺乏社会支持是受虐者隐忍不发、不敢奋起反抗最常见的影响因素(邹韶红, 张亚林, 2007)。许多受虐者与支持系统隔绝，对自身价值的唯一确认即来自禁锢TA的人，比如前面推文中提到的煤气灯效应，其中的煤气灯人惯常以“爱”之名架空受虐者的社会联结，使其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

03
家暴的识别：只是骂了TA几句，算家暴吗？

前文列举了一些家庭暴力的成因，但并不是具有这些特质的人都有进行家庭暴力的倾向。单从个人的特质和经历等层面形成的标签化印象并不能作为家暴是否发生的评判标准，真正了解家庭暴力的具体表现形式才能帮助人们做出正确的判断，规避伤害。

1、身体暴力：作为比较常见的家庭暴力类型，身体暴力主要是指一方对另一方进行肉体上的摧残。在具体表现形式上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几类：

推、拖、打、踢或挠对方
用拳头或工具伤害对方的身体
使用刀或其他武器进行威胁

2、精神暴力：精神暴力主要指施暴者对受害者进行精神上的折磨，主要有以下几种表现形式：

损坏对对方来说很重要的事物
侮辱、谩骂、贬低对方，降低对方的自我价值
以伤害其他家庭成员为威胁，强迫对方做不喜欢的事情

3、性暴力：性暴力发生在夫妻或亲密的伴侣之间，是家庭暴力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受害者在身体上的伤害较为隐蔽，但在精神层面造成的伤害和屈辱则让人无法承受。

强迫对方看色情片
强迫对方做任何不想做的性行为
强迫对方在不愿意的时候发生性关系

4、经济控制：经济控制指一方对另一方的经济收入和支出及其使用和决定进行控制，使对方处于没有自由的经济支配权的生活中。

禁止伴侣找工作、上班赚钱
违背伴侣意愿拿走伴侣收入
掌管经济大权，并严格控制伴侣支出

04
面对家庭暴力，我们可以做些什么？

一、发生了家暴，我该怎么办？

避免激怒施暴者，避免暴力升级。

相信自己是有价值的，值得被爱的。家庭暴力的发生并不是因为你做错了什么，你始终是值得被爱的。必要时向心理咨询师寻求专业帮助。

在保护好自己的前提下告诉他人自己的遭遇，包括家人、朋友等等。即使不愿马上寻求帮助，也可以多一个人关注自身的安全。

二、好友遭遇了家暴，我该如何帮助TA？

NO：

不要让受害者觉得是自己的问题。“TA为什么打你啊”、“你如果没有错，TA为什么会打你”……这些话语都在暗示受害者，是自己的原因导致暴力的发生，降低受害者的自我价值感。

不要贸然替受害者找施暴者聊聊。这种行为可能会让施暴者感觉到自己的权威被挑战，从而导致暴力升级。

不要强迫受害者离开这段关系。受害者和施暴者之间的关系是复杂的，对于受害者来说，他们有可能被施暴者威胁，也有可能被施暴者暴行后的忏悔所打动。是否离开这段关系是一个复杂的权衡过程，而强迫受害者离开，可能会让受害者觉得自己没有被倾听。

YES：

与TA谈论目前的处境。身陷家暴的人，可能不太容易提及“家暴”这样的标签。因此可以用具体的事来进行善意接近：好久都没看见你了，你怎么样？我留意到你看对方的眼神，看起来你好像有点怕他？我很担心你。

与TA保持一定程度的定期联系。一方面，可以通过定期联络确定TA的生命安全；另一方面也可以通过这种形式告诉TA，如果TA需要，你会一直站在TA的身后支持着TA，哪怕对方没有发生改变，我们也不会因此而抛弃TA。

永远支持和鼓励TA寻求专业心理帮助。

参考文献

陈艳. (2012). 情绪调节策略对内隐攻击性的影响(硕士学位论文). 浙江师范大学.

刘洁芸.(2021).老年夫妻依恋与夫妻暴力的关系：情绪调节策略的作用(硕士学位论文). 天津师范大学.

李玲.(2018).我国家庭暴力法律问题研究(硕士学位论文), 云南财经大学.

邹韶红, 张亚林. (2007). 夫妻暴力及其心理社会高危因素.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15(3), 300–303.

Naved, & Persson, L. Å. (2005). Factors Associated with Spousal Physical Violence Against Women in Bangladesh. Studies in Family Planning, 36(4), 289–300.

Burazeri G，Roshi E，Jewkes R(2005). Factors associated with spousal physical violence in Albania: Cross sectional study, BMJ, 331(75), 197–201.

Mikulincer, M., & Shaver, P. R. (2016). Attachment in adulthood: Structure, dynamics, and change (2nd ed.). New York: Guilford Press.

Robert S., Thompson M.D, Amy E(2006). Intimate partner violence prevalence, types, and chronicity in adult women. American Journal of Preventive Medicine, 30(6), 446–457.

Tussey, Tyler, K. A., & Simons, L. G. (2021). Poor Parenting, Attachment Style, and Dating Violence Perpetration Among College Students. Journal of Interpersonal Violence, 36(5-6), 2097–2116.

策划 | 蔺秀云
撰稿 | 王雪迪 韩思思 王婉睿
编辑 | 李欣霏
排版 | 李欣霏
图源网络 | 侵删

作者介绍：周含芳
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部博士在读生
一位关注儿童青少年情绪调节和社会适应的家庭治疗师

临近期末的前一个月，是全国各地家庭治疗师最忙碌的月份之一，前来求助的问题中，最让家长苦恼的问题莫过于：孩子拒绝去上学。

由于学业是儿童青少年阶段最主要的发展任务，学生拒学的行为，相当于一个成年人突然不去工作了，两者都是社会功能出现严重问题的体现。

而且，让家长更为焦虑和担忧的是，随着社会高速发展和技术不断迭代，许多低技能工作纷纷被淘汰，未来的职业和工作更加需要高新技术人才，这意味着自家孩子“拒学”行为如果持续，可能导致孩子在未来社会中没有竞争优势。

拒学是在校中小学生常见的心理行为问题，会给家庭和社会带来严重影响。世界范围内拒学行为发生率在1%-5%之间 (Park et al., 2015)。

例如，Havik等人 (2015)对5465名11-15岁学生进行了大样本的测量，发现每个班级中约有一个孩子(约4%) 因拒学问题缺勤。

拒学现象本身广泛存在于各个国家，我国因拒学行为导致的就医和需要心理咨询的人数也在不断增加 (朱丽 等, 2019)。

那为什么孩子会拒学呢？我们又应该如何处理呢？

01
拒学的定义和特点

探讨原因之前，我们先了解一下什么是拒学。拒学行为 (school refusal，SR)指在儿童青少年自己不愿意去上学或不愿在学校呆一整天。Heyne等人（2011）提出了一个有效鉴别拒学的经典标准，如下:

1、上学困难，长时间地缺勤：过去两周出勤率低于80% (不包括合理理由的缺勤，比如需要做手术等)；

2、严重的情绪不安，包括但不限于以下症状:面临上学时会过度恐惧、发脾气、痛苦或抱怨、感到身体不舒服，甚至出现躯体反应，比如胃痛、头晕、头疼，但没有明显的器质性病变；

3、上学期间，孩子在父母知情的情况下呆在家里，即家长知道孩子的去向；

4、没有同时出现的DSM-IV品行障碍，比如犯罪行为、破坏行为和性行为；

5、家长明确承诺孩子可以全勤上学，即父母希望孩子去上学，而不是留在家里照顾弟弟妹妹或者打零工。

拒学与逃学（Truancy）的概念不同，逃学的孩子不太可能对上学过度焦虑或害怕。他们的缺勤更有可能是因为对学业缺乏兴趣，想参与更有吸引力的娱乐活动，以及不愿意遵从学校的要求和行为准则。

而且与“拒学者”不同的是，“逃学者”经常试图向父母隐瞒自己的缺课，并在其他反社会的同伴的陪同下从事违法和破坏行为。

此外，如果是父母积极鼓励孩子旷课导致的缺勤(例如，让孩子留在家承担照看弟弟妹妹或者病人的责任)也被认为是逃学，而不是拒学。

尽管较小比例的缺勤学生同时表现出“逃学者”和“拒学者”的特征，但是帮助这两类儿童青少年的方法有很大差别 (Berg, 2002)，本文的重点将放在那些符合“拒学”标准的儿童青少年上。

02
厌学的原因

当一个孩子上学有困难时，背后的原因可能是很多的。国内外对拒学问题的研究已经有五十多年，科学家们发现拒学的原因包括两大方面，分别是：

1
焦虑障碍（Anxiety disorders）

焦虑的来源有几个方面：

（1）与照顾者的分离焦虑。分离焦虑是导致儿童拒学的常见原因之一。研究发现，3/4左右患有分离焦虑症的儿童都有过拒学的经历 (Hella & Bernstein, 2012)。

最初的观点认为分离焦虑可以解释几乎所有拒学问题的原因，但是随着研究深入，这一观点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被推翻了。

因为“分离焦虑”这一解释低估了学校因素的影响，而且无法解释为什么拒学的高峰年龄在11至13岁之间 (Elliott & Place, 2019)，因为按照分离焦虑的解释，拒学问题的高峰应该出现在6岁左右。

（2）学校环境中负性事件或负性体验。学校里的负性事件或体验是拒学的重要因素，也是焦虑的主要来源 (Knollman et al., 2010)。

一方面，学校是经常需要社交的环境，包括当众演讲、朗诵和上课回答问题，拒学很可能是社交焦虑导致的 (Beidel, 1998)。

另一方面，学校经常会对学生进行各种评价，包括各种随堂测试、考试、教师反馈等，对评价恐惧的学生也会导致他们害怕上学 (Havik et al., 2015)。

（3）学业压力。学业压力通常会因重要考试（比如，期末考、中考、高考）而加剧，各种重要且难度高的考试通常会导致难以忍受的高度焦虑(Connor, 2003; Denscombe, 2000; Putwain, 2007)。

（4）消极的同伴经历。消极的同伴经历包括被同学排挤或者欺负，有的学生还需要应对“偏见欺凌”，即因为性取向、信仰和残疾等原因被边缘化 (Walton, 2017)。

（5）学校教职工的态度。Torrens Armstrong等人(2011) 调查了学校教职工对拒学学生的评价，发现他们会对拒学的学生有不同程度的指责，并且认同遭受欺负的合法性，即认为学生时代或多或少会遭受欺负，这是不可避免和控制的。

虽然目前还不清楚学校教职工的这些理念对接下来拒学学生行为的改变有何影响，但是可以预料到，如果学校职工认为学生遭受欺负以及拒学是他们无法管控的事情，那么他们也不会在住宿、座位安排等方面特殊关照这些学生。

因此，评估不仅要确定拒绝背后的原因，还要考虑学校工作人员对这些原因的理解如何影响他们支持和帮助拒学孩子的意愿。

2
拒学会带来一些好处

拒学的第二大类原因，是拒绝有一定的功能性，包括：

（1）回避负面情绪，通常是回避某些特定的恐惧；

（2）逃离负性社交和评价环境；

（3）获得照顾者的关注；

（4）寻求校园之外的强化。

当然，孩子拒绝上学可能经常带来重叠功能。为了更加详细和细致的了解，专业人员在评估时可以使用拒学量表作为工具，辅以访谈和观察，以及尽量获取来自家长、教师和儿童青少年等多来源的信息。

03
怎么应对？如何干预？

干预的首要目标是减少拒学孩子的情绪困扰和增加学校出勤率，这些能帮助他们走上正常的发展路径。

但由于拒学的原因多种多样，且因个人而异，Elliott和Place (2012)指出，“拒学”甚至可能是另一个问题（比如，身体问题或者学习功能不足）的附带症状。

因此，在进行干预之前，家长和心理咨询工作者需要先对拒学背后的可能原因进行仔细的评估和筛查，避免误判。

在进行初步评估时，首先要确认与焦虑相关的躯体症状（如心悸或胃痛），是否是因为身体问题引起的，因此，先去医院进行身体检查是有必要的。

其次，需要对拒学孩子的学习能力进行评估，因为学习功能不足（比如，上课听不懂，不会做题，跟不上老师进度）是很多拒学孩子经常抱怨学校的地方 (Fernando & Perera, 2012)。

智力评估，特别是语言能力评估，将有助于接下来采用什么样的方法更适合帮助拒学的孩子。

第三，对孩子的认知思维模式进行详细的了解是很重要的。例如，有证据表明，拒学的孩子更有可能对失败抱有悲观的想法，比如某一次或几次考试成绩不好就觉得自己很笨 (Place, Hulsmeier, Davis, & Taylor, 2000, 2002)，这可能会削弱他们应对困难时的自我效能感。

目前常见的疗法包括精神分析、认知行为治疗、行为治疗、家庭治疗、短期焦点治疗和药物治疗等，根据个人需要，可以采用不同的治疗方法。

其中，最受欢迎的方法仍然是认知行为治疗，以往研究也建议认知行为疗法结合家庭治疗和药物治疗。总之，许多治疗方法都关注家庭和学校中可能增加或减轻焦虑的环境因素。

1
认知行为疗法

认知行为疗法 (CBT)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成为拒学问题的首选治疗方法(Elliott & Place, 2019)。CBT通常结合了心理教育、放松训练、社交技能训练、系统脱敏和认知重构等方法。

在最近的一系列综述中，发现CBT确实可以有效地缓解儿童青少年的一系列焦虑症状 (Higa-McMillan et al., 2016)。

Reissner、Hebebrand和Knollmann (2015)开发了一种基于治疗手册的、多模式治疗方法，包括四个模块，其中最重要的模块是使用认知行为疗法，专门解决拒学问题，其余三个模块的重点分别是家庭治疗、与学校有关的辅导和提供具体策略，以协助儿童在社会和其他环境中更有效地应对困难。

Walter等人(2010)对长期缺课的焦虑抑郁青少年采用了CBT疗法，辅以家庭工作、住院患者支持(包括逐步脱敏和有效利用休闲时间的培训)，发现干预效果良好：被干预的孩子出勤率显著提高，共病的心理健康问题显著减少。

2
家庭治疗

在制定干预计划时，家庭是需要考虑的关键因素。Berg (1992)的研究观察到，只有当孩子真的意识到父母希望他们回归学校时,才会逐渐恢复正常上学。在大多数情况下，家庭和学校工作人员一起参与干预是必不可少的 (Doobay, 2008)。

许多父母试图将孩子的困难归咎于学校，但孩子的拒学与家庭环境的高压和焦虑也是密不可分的。重要的是，学校的改变很少能解决问题。

当面对自己的孩子苦苦哀求、且高度痛苦的样子,父母通常需要很大的帮助和支持来维持一个“坚定的、有同情心的、但没有商量余地” 的立场,即充分地理解和共情孩子的痛苦，但是依旧坚定地要求他们回到学校的立场。

Kearney和Silverman (1995)描述五种经常出现孩子拒学的家庭类型，包括:家长很强势又很多冲突的家庭、彼此之间过度依赖和缠结的家庭、家庭成员之间几乎没有互动的家庭、与家庭外的团体或组织互动很少的家庭、孩子有精神类疾病的健康家庭。

他们认为,这些不同类型的家庭将需要不同形式的家庭治疗干预,干预重点有可能是孩子，有可能是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和互动，需要视情况而定。

虽然家庭疗法长期以来一直被提倡用于治疗拒学问题 (Bryce & Baird, 1986; Richardson, 2016)，但是很少单独地使用家庭治疗这一个方法干预，目前针对家庭关系的干预工作通常嵌入在CBT计划中(Heyne et al., 2014; Reissner et al., 2015)。

3
药物治疗

拒学问题的药物治疗一直是有争议的，但是由于很少有研究调查服药对儿童青少年拒学问题的作用，因此也无法得知药物治疗对解决拒学问题的准确作用。

但以往研究已经证明药物治疗对于治疗焦虑症有很明显的作用(Ipser, Stein, Hawkridge, & Hoppe, 2009)，抗焦虑药物的临床效果明显大于安慰剂药物。

选择性5 -羟色胺再摄取抑制剂（Selective serotonin reuptake inhibitors, SSRIs)因其有效性和安全性被认为是儿童和青少年焦虑症的首选药物治疗方法。

其他药物如三环抗抑郁药(tricyclic antidepressants)、镇定剂（anxiolytics）、肾上腺素α受体激动剂（alpha-adrenergic agonists）和肾上腺素能阻滞剂（beta-adrenergic blocking agents）也被使用。

总之，对拒学的定义、原因和已有治疗方案进行了系统性分析后可以发现，拒学是一个全世界教育和心理咨询工作者共同面对的难题，对拒学的干预尽量做到早发现早干预，进行充分评估后进行多方法的干预。

对拒学问题的干预研究中发现，无论采用何种干预方法，对年龄较小的儿童更为有效 (Prabhuswamy, Srinath, Girimaji, & Seshadri, 2007; Valles & Oddy, 1984)。

有几个因素可能导致干预大一点的孩子时效果不够明显：一是，拒学的青少年往往比年幼的孩子有更强的自主意识和自主权利，这导致他们拒绝大人的约束；

二是青少年时期的学业任务难度更大，在非常重要且难度高的考试临近时，拒学的青少年要重返学校去面对更复杂、要求更高、更专业的课程时可能会遇到更大的困难，拒学的青少年在校期间往往会经历更严重的症状 (Hella & Bernstein, 2012; Heyne, Sauter, Ollendick, van Widenfelt, & Westenberg, 2014)。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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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 稿：周含芳
责 编：高文洁
美 编：何文宣
图 源 | pinterest，侵删

北师大家庭与儿童发展实验室
我们隶属于北京师范大学发展心理研究院，专注于中国婚姻与家庭研究，致力于将实用有趣的学术成果分享给大家。

本期作者：姜 赛
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部2019级本科生

荐序

回流儿童曾经跟随父母在城市生活学习，但又不得不返回家乡。回乡后，适应新的学校，和新的老师同学相处，应对心理上的变化都是巨大的挑战。他们需要更多的关注和支持，让我们试着去了解他们的感受，并看看能为他们做些什么吧~

孩子：

“为什么其他小朋友可以留在学校，而我要和大家分开？”

“回到家乡，我感觉一切都很陌生。”

“没有人陪在身边，没有朋友，我很孤独。”

“我好像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人……世界这么大，好像没有一个属于我的地方。”

家长：

“爸爸妈妈也努力地争取过。想尽量让你上一个好一点的学校。”

“我们会尽量地多陪伴你，爸爸妈妈都很爱你。”

“如果你遇到了困难，要及时地告诉爸爸妈妈，我们一起解决。”

什么是回流儿童？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的数据显示，2020年中国的流动人口有近3.76亿，较2010年时增长了69.73%。其中流动人口子女约1.3亿人，超过中国儿童总数的40%。受人口流动影响的儿童主要有以下两类：第一种是父母外出到其他城市，把孩子留在家乡让留下来的亲属照看，此时孩子被称为留守儿童；另一种是子女和父母一起到新的城市生活，此时孩子成为流动儿童。

近年来，随着经济、政策、社会等因素的变化，很多长居于城市的流动儿童返回老家就读。这些至少有过一次跟随父母在城市生活或求学的经历，但由于各种原因又返回家乡的儿童被称为“回流儿童”。回流儿童有随父母在城市生活的经历，其中的较大一部分在返乡后又会成为留守儿童，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流动和留守的双重特点(韩嘉玲, 张亚楠, 刘月, 2020)。

从大城市返乡后， 生活中的一切好像都变了

从城市返回家乡后，孩子的生活环境面临着方方面面的变化，这些变化带给孩子们的影响是值得家长和老师们重视的。

1、学业方面：不同的教材，不同的学业要求

不同地区使用的教材结构可能有所区别，课程进度也不同，这会对回流儿童的学业适应造成很大的影响(张宝歌, 2012)。城市学校的英语进度往往超过乡村地区，在返乡以后，面对较为简单的课程内容，有一部分孩子的学习兴趣会降低，不太愿意认真听课和完成学业任务(金馨悦, 2021)。而部分城市数学课程的进度相对较慢，学生在返回家乡以后，因为没有接触过一些知识点，影响到了新课程的学习，导致成绩下降(田施英, 2008)。教材结构的改变可能会打乱孩子原先建成的知识体系，孩子需要花费约一个学期的时间来完成新旧教材的衔接(韩嘉玲, 刘月, 杨佳星, 2020)。如果跟不上新学校的进度，孩子的自信心可能会受到打击，甚至产生厌学情绪(张宝歌, 2012)。

除了课程的变化外，学校的要求和氛围也会有所不同。大城市的学校常常强调素质教育和全面发展，有丰富的课余活动；而在一些地方的教育体系中，可能仍然将成绩作为衡量学生的标准，将关注的重心放在主课的成绩上。从宽松的学校氛围转换到更为紧张的应试教育，是回流儿童返乡后需要面对的另一个重大考验(韩嘉玲, 刘月, 杨佳星, 2020)。

虽然回流给孩子的学业适应带来了各方面的挑战，但是也有研究发现，回流儿童仍然具有强烈的学习动机(乔世延 等, 2021)。在访谈中也发现，孩子们能够理解家长的辛苦，想通过好好学习来报答父母，帮家里分担压力(田施英, 2008)。

2、人际关系方面：新的校园环境，新的老师，新的同学

回流儿童要经历多次学习、生活和交友圈等的变化，这些变化让他们较难形成稳定的社交圈，影响他们的人际关系发展(丛玉明 等, 2014)。

首先是语言变化的影响。有些地区仍以说方言为主，老师在课堂上使用方言，同学们在学校里用方言交流，对于不会方言的回流儿童来说，语言的壁垒会让他们更难适应和融入新的学校(韩嘉玲, 刘月, 杨佳星, 2020)。Koo等人(2014)的访谈研究中遇到过一位孩子，当其他同学在场时，她会用带有地方口音的普通话和研究者交流，而当其他同学离开后，又改为使用普通话。她解释道：“家乡话并不容易学，也不容易说。但是我在刚回来时说普通话，被同学们说‘傲慢’，他们说我应该用家乡话而不是普通话。”

师生关系对学生的心理健康、学业成绩和学习投入都有重要影响(Arslan & Polat, 2016)。当老师采取民主的管理方式，积极了解学生的需要，关注学生的生活时，学生愿意积极地参与班级活动，与身边的同学融洽相处，也能够更好地适应学校生活(谭千保, 陈宇, 2007)。良好的师生关系也能够让学生感受到老师的信任和支持，降低学生感受到的学业压力(Luo et al., 2020)。而低质量的师生关系容易让学生产生孤独感等负面情绪，还会降低学生对学习的积极性(吴艳 等, 2012)。黎煦等人(2019)对四川及河北两省137所农村寄宿制学校的调查研究发现，与当地儿童相比，回流儿童感受到的教师关心程度更低。这也提示我们，回流儿童期待得到老师的关注和支持，这对他们适应新学校的生活有重要的作用。

同学交往是学生人际交往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同学关系亲近的孩子能够拥有更强的归属感和亲密感，更好地适应学校生活(金灿灿, 邹泓, 2012; 谭千保, 陈宇, 2007)。有研究发现，对于父母不在身边的孩子，友谊是重要的保护因素，能够降低他们的孤独感，为他们提供重要的社会支持(Wen & Lin, 2012; 彭美, 2020)。对回流儿童而言，在新学校建立朋友关系可能需要一段时间，班级可以营造温暖友善的氛围，来帮助他们更顺利地融入新的环境。

3、家庭关系方面：“爸爸妈妈不能陪在我身边”

有父母双方或一方陪伴的孩子能够更好地适应返回家乡后的生活(张文玉, 宋映泉, 2020)。相对于父母陪伴回乡的孩子而言，父母不在身边（尤其是母亲不在身边）的儿童会感受到更多的孤独和不安(袁博成 等, 2014)。这可能是因为当母亲与孩子一起生活时，能够提供即时的情感支持，并与孩子一起应对困难。

回流儿童中，父母均不在身边的儿童占65.51%，孩子见到父母的频率也明显低于非回流儿童(张文玉, 宋映泉, 2020)。当父母不能陪同孩子一起返乡时，一般会选择将孩子送到寄宿学校或由家中的其他亲戚（往往是祖父母）抚养。祖父母或亲戚朋友对孩子的监护可能较多偏向生活起居方面，在学业和心理上能为孩子提供的帮助和支持相对较少(金馨悦, 2021)。此外，在亲戚家生活的孩子还会有“毕竟是在别人家里”的担忧，不敢说心里话，担心弄坏别人家的东西，逐渐变得小心翼翼(田施英, 2008)。而对于需要住宿生活的儿童来说，自己独立生活也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尤其是小学低年级的孩子可能还无法独立地照顾自己的起居，需要更多的照顾和指引(韩嘉玲, 刘月, 杨佳星, 2020)。

同一学校儿童与父母见面频率对比(张文玉, 宋映泉, 2020)

虽然父母可能因为一些原因无法和孩子一起生活，但仍然能够为孩子提供支持，独自返乡的孩子也非常需要父母的支持。有研究发现，父亲与孩子的亲近关系能够提高孩子的生活满意度，让孩子感受到更多的积极情绪；而母亲与孩子的亲近关系能够帮助孩子缓解负面情绪，降低孤独感(Zhao et al., 2015)。

在陌生的环境中，回流儿童会感受到什么？

研究者调查了17000余名寄宿制学校中的儿童，发现回流儿童在各项心理行为适应指标上均低于留守儿童和父母在身边的儿童(张文玉, 宋映泉, 2020)。儿童和青少年时期是生理和心理急速发展变化的时期，有必要关注回流儿童的心理变化和需求，以帮助他们缓解心理上的适应压力(田蒙, 2010)。

1、身份认同：我属于城市还是属于家乡？

回流儿童在城市上学时，被城市学生看作进城务工人员的子女；在返乡后，又被家乡的同学视为城里人，无论在城市还是家乡，似乎都被视为了“局外人”。这种来自成长环境的双重排斥是危害回流儿童的心理健康的重要原因(黎煦, 朱志胜, 2018)。张宝歌(2012)对黑龙江省中小学近2000名儿童的调查显示，由于环境的不断改变，有81.70%的学生产生了严重的心理困惑。此外，原先生活在大城市的孩子突然回到了家乡，繁华、现代化的环境被更为质朴简单的环境取代，环境上的变化可能导致孩子产生对自身身份认同的怀疑和对农村环境的失望，进而产生较强的心理冲突(黎煦 等, 2019)。

2、心理需求：渴望归属和爱

回流儿童 “局外人”的身份，使得他们更渴望寻求群体归属感和友谊，渴望得到父母的关心。袁乙今等人(2018)对回流儿童进行了深度的访谈，并统计了孩子们提到的需求。可以看出，物质上的需要虽然有被提及，但并非最主要的；孩子们最为渴望的是归属和爱，包括“关心”“爱”“亲密”“温暖”；此外，他们也希望能够得到身边人的尊重。

杨丽芳和董永贵(2022)对有回流经历的大学生进行了深度访谈，请他们回顾自己在留守-流动-再留守期间的感受，发现在他们对这段频繁更换环境的经历持有较为消极的态度。在回流期间，他们和父母沟通的机会很少，得不到关心，体验到明显的无归属感，觉得自己“不被爱”，“被抛弃”。在与他人相处的过程中，他们不太愿意透露自己的心事，很难主动亲近别人，但在内心深处，也会期待着能够得到来自父母、老师和同学的关心。

3、独自返乡：强烈的孤独感

回流儿童在访谈中表现出了对父母的强烈思念：年龄较小的小学生们边说边哭；年龄较大的初中生们则表现出了超过年龄的沉稳(韩嘉玲, 刘月, 杨佳星, 2020)。有孩子提到：“每个同学离开父母的感觉都不是很好的。我希望放假的时间长一点，因为父母很少回来，回来陪我的时间也很短。”

此外，也有很多孩子在访谈中表达了对朋友的想念和对现在还没能交到朋友的失落，他们常常提到自己“没有朋友”。有许多孩子的好友都在原先生活的城市，而在返乡以后，他们察觉到自己和新同学之间有一种“障碍”，阻止他们进一步亲近和交流(Koo et al., 2014)。频繁的流动影响了孩子的同伴关系，与同学之间的陌生和隔阂也让流动儿童体验到强烈的孤独感和社交焦虑(蔺秀云 等, 2009)。

有一位孩子在访谈中说：“刚回来的时候我很孤单。一切对我来说都是那么陌生。我留在学校，和同学们生活在同一个教室里。但我很难和他们沟通，我们没有任何共同之处……我很孤独。”独自返乡的回流儿童不仅缺少了父母的陪伴，同时还要面临交友方面的困难，是非常孤单，需要关心的。

与孩子一起应对变化，家长可以做什么？

1、提早告知，预先准备

在做出返回家乡（或换一个城市生活）的决定后，家长要提前告知孩子，并耐心为孩子解释原因和新生活环境的情况。转换环境对孩子而言是一个很大的变化，需要一段缓冲期来准备(王莉, 2021)。对于可能发生的变化，家长也可以提前帮助孩子适应，如：在家里和孩子用方言交谈；帮孩子提前搜集家乡用到的教材；协助孩子保持和朋友的联系等。

2、多关心、陪伴孩子

对于回流儿童而言，由于环境的转变，朋友关系和师生关系很难维持，亲子关系是孩子最亲密的关系，也是重要的支持来源(周驰亮, 杨茂庆, 2022)。在同伴关系缺失的情况下，父母对流动儿童的关心和照顾对儿童问题行为的减少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能帮助儿童更好地适应(金灿灿 等, 2012)。尤其是在刚回流的时间里，父母需要密切关注孩子在生活、关系、心理上的适应情况，积极地帮助孩子解决适应困难。在工作之余，父母也可以多与孩子沟通交流，耐心倾听孩子的感受，多多向孩子表达关心和爱。如果父母和孩子不在一起生活，也可以通过打电话、写信、多回家看看等方式与孩子保持情感联系，让孩子感受到支持和爱(赵景欣 等, 2013)。

3、主动与老师沟通，了解情况

Barnard(2004)通过对1000多名儿童的追踪研究发现，家庭和学校的联系越紧密，儿童的辍学率越低，高中毕业率也越高。也有干预研究发现，家庭和学校的紧密联系能够减少孩子的问题行为，形成家校合力有助于孩子更好地适应(Stormshak et al., 2011)。家长可以与老师保持定期沟通，主动地了解孩子的适应情况，以便及时发现孩子遇到的困难并提供帮助。

无论是流动、留守还是回流，都可以看作是儿童在不同时空下的某种生活状态。强调回流儿童这一群体的存在，并非想要将回流儿童的身份作为某种标签，而是希望在需要应对巨大变化的时期，他们可以得到更多的重视和关心，能够更好地适应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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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划 | 蔺秀云
撰写 | 姜赛
编辑 | 王婉睿
排版 | 丁欣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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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co有话说

游戏是儿童认识世界的重要方式，也是获得愉快体验的基本活动。游戏占据了儿童大部分的活动时间，但它不是洪水猛兽。它能使儿童探索世界、增长知识，当然它并不能完全取代儿童所有的学习和社交活动。了解游戏对于儿童发展的促进作用和潜在威胁，有利于家长和老师更好地引导孩子进行游戏，用好这把“双刃剑”。

游戏促进儿童的认知发展

游戏包含着丰富的认知成分，因此在游戏的过程中，儿童的认知能力可以得到极大的发展。

集中注意力。在大部分游戏中，儿童需要将注意力集中在特定的游戏情境或游戏道具上，例如踢毽子、找异同等。这些游戏活动不仅能使儿童体验专注的感受，还能训练他们将注意力分配在多个对象上、在不同任务间随意转换注意力。

展开想象力。许多游戏需要儿童在假想情景下再现真实生活。比如“过家家”，需要儿童扮演妈妈、医生等不同的角色，这就要求儿童能通过自己的想象，模仿生活中各种角色的行为，创造出应对突发事件的角色和行为，发展处理复杂问题的能力。

训练记忆力。游戏中的各种规则，对于儿童来说都是新异的刺激。它们会作用于儿童的感受器，通过儿童的理解加工，被储存在大脑中，适当的时候，这些信息会被作为经验提取出来，加以利用。所以，游戏对于儿童的记忆力训练是颇有益处的。

发展语言能力。语言是在不断训练中逐步完善的，游戏为儿童提供了表达和练习语言的环境。在游戏中，儿童要学会用语言表达自己的想法并理解他人的意思，在反复练习中发展理解和运用语言规则的能力。

游戏促进儿童社会性发展

游戏不仅是儿童认识世界的方式，还是儿童主要的社会生活方式。儿童往往通过游戏来模拟或再现他们经历过的生活事件，进而建立社会关系，习得社会规则。

了解角色期望。儿童在进行角色扮演类游戏时，需要扮演不同的角色并符合角色行为的社会规范。比如儿童在扮演警察的时候，要思考警察保护人民安全的职责，这有助于他们体验不同角色的心理，加深对角色的理解。

习得社会规则。儿童往往是和他人一起参与游戏的，在与他人互动的过程中，会知道哪些行为是合适的，哪些行为是不可取的。比如当打人后受到同伴的排挤，儿童就知道打人是不对的，这比家长的口头教育更深刻，在以后的生活中他们也会遵守这些社会规则。

学会社会比较。儿童在游戏中通过与其他小朋友的比较，逐渐学会 “好”与“坏”、 “强”与 “弱”等等相对的标准。比如画画，儿童起初对自己的能力没有一个清晰的认知，但通过与一同玩画画游戏的同伴进行比较，就可以知道自己能力的真实信息了。

处理人际冲突。在游戏过程中，因为争抢游戏资源或建立游戏规则而出现意见分歧是很常见的，儿童会在这个过程中学会协商、轮流、合作等等解决冲突的策略，并在一次次的练习中巩固这些策略，熟练处理人际冲突。

游戏促进儿童大脑的发展。对于游戏的功能，脑科学研究也从大脑发展的角度提出了新的观点。游戏可以促进脑的发展，主要有以下表现。

游戏促进大脑的发育

大脑具有可塑性，早期经验决定大脑中神经元的命运。有研究表明0-5岁是大脑发育的关键期，是遗传基因与环境的相互作用逐渐完善脑功能模块的构建过程，丰富的环境刺激显得尤为重要。如果错过了这一时期，大脑功能的组建和相关能力的发展就会变得更加困难。所以关键期的游戏剥夺对于儿童大脑发展的负面影响也是致命的。

形成并巩固突触结构。突触是连接神经元的重要结构，也是信息传递的关键部位。早期大脑神经突触联系形成最为迅速，人在出生后头20年里神经突触密度的变化呈倒U型，即刚出生时低，童年期达到高峰而成年后又降低下来，而突触的生长遵循“用进废退”的原则。游戏可以带给儿童丰富的环境刺激，促进突触的形成与保持。如果儿童被剥夺了游戏，就意味着缺乏这些刺激，会导致突触减少和神经元的死亡。

促进情绪脑的发展。游戏也带给人各种复杂的情绪体验，儿童在游戏中可以感受到很多情绪，并通过表情或肢体语言表现出来。当儿童兴奋地尖叫或悲伤地痛哭时，同伴及成人的反馈等，都能增强儿童脑生物电信号、有助于连接大脑稳定的回路。

事实上，游戏进程与脑的发展是相互促进的。一方面，游戏使脑神经结构变得更加复杂，另一方面，更为复杂的神经结构又为儿童参与更高级的游戏活动乃至社会生活提供了生理基础。

例如我们上面讲到的儿童认知发展和社会性发展，首先都需要有大脑的控制，比如使儿童保持活跃状态，集中注意力，在活动中坚持下去，同时也需要使儿童的各种活动（包括游戏）在一个积极愉悦的情绪状态下进行，避免或调整消极情绪带来的影响，还需要能够保证儿童不断调节自己的活动，随时根据游戏或活动进程转移注意力，控制心理资源的使用等。这就是为什么“会玩的孩子更聪明”或“聪明的孩子更会玩”。

警惕危害健康

尽管游戏对儿童成长有诸多好处，但如果不注意引导，游戏也会产生危害。

游戏对脑的损伤。游戏中也有不良刺激，它们可能会造成大脑不可逆的转变。与电视对儿童的影响类似，游戏中也不可避免地会有暴力、赌博等不良刺激，如果儿童沉溺于含有消极内容的游戏中，大脑就会受到影响，出现机能紊乱的现象。例如失去控制能力，长期处于高亢的唤醒和极度的兴奋或悲伤情绪之中。尤其是儿童和青少年的大脑还处于发育阶段，长期处于上述的不良状况下，疲劳难以恢复，就如同橡皮筋被绷得过紧一样，对突触结构和情绪脑的损伤是不可逆转的。

传统游戏和网络游戏的危害

不当游戏除了对脑可能造成一定损伤外，传统游戏和网络游戏本身也可能存在一些隐患。

有的传统游戏像斗鸡、玩弹弓等，如果操作不当，就有可能造成儿童自己和同伴的人身安全危害。有些集体游戏也难免具有不同团队之间的冲突，如果把握不好，可能会产生同伴冲突，妨碍儿童社会性发展。成年人要为儿童提供符合年龄特征的游戏。皮亚杰认知发展理论指出，0-2岁儿童的游戏是练习性游戏，这种游戏使儿童感觉到他能控制自己和环境，从而产生乐趣。2-7岁儿童的游戏是象征游戏，可以让儿童体验丰富的情感和学习不同的行为技能，有助于儿童去自我中心化。此后，儿童还会在游戏（比如篮球比赛）中理解并学习遵守规则。所以，家长、教师要根据儿童的年龄特点来为他们提供不同的游戏。

电子游戏也有不容忽视的弊端，例如密集的感官刺激与高度竞技性容易让儿童花费大量的时间，过载的信息与不加甄别的内容会给儿童不恰当的价值引导。身心尚未成熟的儿童青少年如果沉溺其中的话，就可能失去正常的作息节律，引发近视、注意力障碍、网络成瘾等身心问题。

心理学研究发现，儿童网络游戏成瘾的主要原因是网络游戏可以满足儿童的一些心理需求。例如它让儿童认识新朋友、建立游戏团体，获得归属感和社会支持；儿童只需要花费一些时间和精力，就能完成游戏任务，体验到成功的喜悦。而这些基本的心理需要如果在现实生活和学习中得不到满足，儿童就容易通过网络游戏来满足。所以，家长和老师要为儿童建立良好的社会支持系统，鼓励其充分发挥自主性，尽可能避免他们通过网络游戏来寻求满足。

在儿童游戏中，家长和老师可以注意观察，发掘他们的兴趣，将其与未来发展方向、职业理想相联系，鼓励儿童在游戏世界中探索自我、发展自我，为其提供充分的讨论环境与心理支持。也许未来的宇航员就是童年玩火箭模型时种下的航天梦，未来的舞蹈家就是童年在跳舞毯上发现了自己的天赋。

作者耿攀系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本科生，张梦圆系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博士生，寇彧系北京师范大学发展心理研究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原文刊登于《教育家》2020年总第243期。

推文作者：耿攀、张梦圆、寇彧
插图：郭震
编辑：林靓
排版：彭重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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