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理者
唐莹莹
不擅长发展心理学的发展心理学学生|直觉型|预言家|八卦小分队队长

理论提出者及其生平

曼弗雷德·布洛伊勒（Manfred Bleuler）、大卫·罗森塔尔(David Rosenthal)。

曼弗雷德·布洛伊勒（Manfred Bleuler）

曼弗雷德·布洛伊勒（Manfred Bleuler，1903-1994），医生、精神病学家。Manfred Bleuler追随着父亲（也是他的博士生导师）尤金·布鲁勒（Eugen Bleuler）的研究方向，主要致力于精神分裂症的研究和治疗，并获得了1970年的斯坦利·迪恩（Stanley R. Dean）奖和1972年的马塞尔·本努瓦（Marcel Benoist Prize）。

Bleuler曾在苏黎世大学（University of Zurich）、利斯塔尔医院（Liestal hospital）和波士顿精神病理医院（Boston Psychopathic Hospital）等地学习医学、接受培训。1933年，他被任命为普费弗斯圣皮尔明斯堡精神病学部门（psychiatric departments at St. Pirminsberg, Pfäfers）和巴赛尔大学诊所（University Clinic, Basel）的主任医师。1942年，Bleuler成为苏黎世大学的精神病学教授和波克罗次立大学精神病诊所（University Psychiatric Clinic at Burghölzli）的主任，直至1969年退休。

Manfred Bleuler被誉为Bleuler学派最重要的学者，不仅因为他为他父亲提出的关于早发性痴呆和精神分裂症的理论提供了有价值的见解，Bleuler本身的研究也做出了巨大贡献，他最先详细地评估了环境变量对精神分裂症的发展和结果的影响，并且他关于晚发性精神分裂症、慢性和急性精神分裂症以及预后评估的课题有着重大的意义。

大卫·罗森塔尔（David Rosenthal）

大卫·罗森塔尔（David Rosenthal，1919-1996），医生，精神病学家。Rosenthal在乔治华盛顿大学取得心理学硕士学位，并且芝加哥大学获得心理学博士学位。他自1955年起为国立卫生院工作，直至1981年退休。1963年，David Rosenthal的研究首次获得了专业的认可，随后，他出版了《基因理论与异常行为》（Genetic Theory and Abnormal Behavior）和《精神分裂症的传播》（The Transmission of Schizophrenia）两书来记录他对精神分裂症的遗传学研究。

理论发展历程

素质‒压力模型最初由Bleuler (1963)和 Rosenthal (1963) 于 20 世纪 60 年代在有关精神分裂症的理论中提出，即精神分裂症是个体遗传素质与环境中的压力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模型中的素质（Diathesis）源于希腊语中的倾向（disposition）一词，指个体先天的生物或遗传特征，如气质、神经系统的敏感性、基因、认知和人格等(Sigelman & Rider, 2009)。

随后，素质‒压力模型也被发展心理学家用来解释那些处于消极环境中的脆弱性个体的发展问题。由于该模型认为心理问题的产生是由个体的风险素质和消极环境经历共同作用的结果，因此也被称为双重风险模型（dual-risk model）。Rosenthal(1963)认为，素质‒压力模型能够从真正意义上描述遗传和环境的交互作用。然而根据此模型提出的公式都比较模糊，因此该理论与模型也受到了一些批评，例如Belsky和Pluess (2009) 认为该模型“无论从理论上还是从实证上来说都是徒劳的。”

该模型与长期以来居心理学主导地位的消极研究取向（与积极心理学相对）一脉相承，将个体区分为易受性个体（vulnerability individual）和有韧性或者耐挫的个体（resilient individual），忽略了在积极环境条件下携带不同基因型个体的心理与行为表现的差异。

1997 年, Belsky 首次提出了差别易感性模型（Differential Susceptibility Model）。差别易感性模型强调个体受环境影响的差异性并不仅仅局限于逆境造成的负面影响，个体受积极经历或体验的影响也存在着差异性。

代表性著作

Manfred Bleuler

Bleuler, M. (1978). The schizophrenic disorders: Long-term patient and family studies. Yale University Press.

Bleuler, M., & Bleuler, R. (1986). Dementia praecox oder die Gruppe der Schizophrenien: Eugen Bleuler. The British Journal of Psychiatry, 149(5), 661-664.（德语书）

David Rosenthal

Rosenthal, D. (1970). Genetic theory and abnormal behavior. McGraw-Hill.

Rosenthal, D. (1971). Genetics of psychopathology. Genetics of psychopathology /. McGraw-Hill.

理论观点

素质‒压力模型的核心观点是携带某种“风险” （risk）或者“易受” （vulnerability）基因的个体更容易受到不良环境因素的影响而产生心理或行为问题(Monroe & Simons, 1991; Zuckerman, 1999)，如图1所示。

这里的素质是“脆弱性”的同义词，“脆弱性”可能是个性特征中的行为或气质因素（如困难气质）、本质上的生理或内表型因素（如高生理反应）以及基因因素（如5-HTTLPR 短等位基因） (Belsky & Pluess, 2009)。

图1 素质-压力模型（高鑫, 丁碧蕾, 冯姝慧, 邢淑芬, 2018; 王美萍, 2015）

该模型认为，个体对特定心理障碍的素质倾向可以由生活中的压力事件激发，如果个体是弹性的，也就是有韧性或者耐挫的个体，那么只有较高的生活压力才能使个体患病；相反，如果个体的脆弱性很高，即易受性个体，那么即使较低的压力也会使个体患病(Goforth, Pham, & Carlson, 2011)。

在个体发展过程中既有来自环境中的风险，也有来自于自身特性的风险，所以该模型也被研究者们称为双重风险模型（dual-risk model）(Belsky & Pluess, 2009)。

评估工具

素质‒压力模型属于基因‒环境交互作用模型，可以采用检验基因和环境交互作用的方式进行检验。

常用的、传统的检验方法主要包括两种：分组回归和包含交互项的分层回归，其中分层回归法是应用最为广泛的方法，它根据一定的标准将基因型或者环境变量分为不同的组别，然后分别考察不同组别中环境或者基因效应是否存在差别，如果存在则表明基因与环境存在交互效应，反之则不存在（王美萍，张文新，2010，2014）。分层回归通常是构建基因型（一般依据携带“风险”或者“敏感性”基因的数量而分为三类或者两类）与环境变量的交互项（即乘积项），然后依次将环境（X1）与基因型（D2）的主效应、交互项（X1D2）纳入方程（Y = B0 + B1X1 +B2D2 + B3X1D2 + E）中，如果交互项能够显著预测因变量（即所考察的心理或行为变量），即存在交互作用，进行进一步的检验（follow-up analysis），常为简单斜率检验（simple slope analysis），以探明交互作用的具体表现形式。

包含交互项的分层回归法一般以距离平均数正负一个标准差为标准，将连续计分的环境变量分为高（高于平均数一个标准差）、低（低于平均数一个标准差）两组，然后考察不同环境条件下携带不同基因型个体的心理或行为变量的差异(Caspi et al., 2002, Belsky & Beaver, 2011;Benjet, Thompson, & Gotlib, 2010; van IJzendoorn, Bakermans-Kranenburg, & Mesman, 2008)。

然而，采用传统检验方法并不能很好地区分素质‒压力模型和差异易感性模型。因此，Roisman等人(2012)提出了显著性区域（region of significance, RoS）分析法，考察了自变量与因变量关联显著时调节变量所有的取值，假如某基因与因变量在环境变量的低分端区域即消极环境，而不是高分端区域即消极环境缺失或积极环境显著关联时, 则支持素质‒压力模型, 如果在两端区域均显著关联, 则支持差异易感性模型。

除此之外，Widaman等人(2012)提出了新参数回归模型（Re-parameterized regression model）法，以回归线的交叉点（crosspoint）为标准进行中心化[Y = A0 + B1（X1 ‒ C） + B3（X1 ‒ C） D2 + E]，不仅能够直接计算交叉点的值, 而且能够估计出其区间范围，假如基因和环境的交互作用呈按序型（ordinal），且两条回归线的交叉点位于或接近于积极环境的一端（横坐标的右端）, 则该交互作用符合素质‒压力模型，若交互作用呈非按序型（disordinal）, 且两条回归线的交叉点位于或接近于横坐标的中间, 则该交互作用支持不同易感性模型。

研究证据

尽管素质‒压力模型仅仅考虑到了消极环境，但仍然得到了很多实证研究的支持，它们分别从不同“素质”，即个性特征中的行为或气质因素、本质上的生理或内表型因素（指与基因成分和神经精神疾患临床症状相关的生物指标）以及基因因素的角度为该模型提供了证据。

Belsky，Hsieh和Crnic(1998)探讨了婴幼儿不良情绪和对抚养影响的敏感性对3岁男孩外化行为问题和抑制（inhibition）的影响，结果发现，对于婴儿时期高度消极的个体来说，父母教养方式能够较好地预测他们的外化行为问题和抑制。

Cummings，El-Sheikh，Kouros和Keller(2007)对157名儿童进行了两次评估，观察他们在成年人争论和问题解决情境下的皮肤传导水平反应性（Skin Conductance Level Reactivity, SCLR），结果发现，SCLR能够纵向预测儿童的内化、外化和社会适应问题，拥有更高的SCLR的个体更容易受到父母抑郁症状的影响。

Caspi等人(2002)的研究考察了单胺氧化酶 A 基因上游可变串联重复序列（monoamine oxidase A gene-upstream variable number of tandem repeat, MAOA-uVNTR）多态性与儿童期虐待对反社会行为的交互作用, 结果发现，携带低活性基因型并且童年期遭受过虐待的个体比那些没有受虐经历的个体更可能表现出反社会行为, 但对于携带高活性基因型的个体来说, 受虐经历对反社会行为并无显著影响。

参考文献:

Bleuler, M. (1963). Conception of schizophrenia within the last fifty years and today. Proceedings of the Royal Society of Medicine, 56(10), 945–952.

Goforth, A. N., Pham, A. V., & Carlson, J. S. (2011). Diathesis-stress model. In encyclopedia of child behavior and development (pp. 502-503). Springer, Boston, MA.

Rosenthal, D. (1963). Theoretical overview: A suggested conceptual framework. In D. Rosenthal (Ed.), The Genain quadruplets: A case study and theoretical analysis of heredity and environment in schizophrenia (pp. 505–516). New York: Basic Books Inc.

Sigelman, C. K., & Rider, E. A. (2009). Developmental psychopathology. Life-span human development, 468-495.

Zuckerman, M. (1999). Diathesis-stress models. In M. Zuckerman, Vulnerability to psychopathology: A biosocial model (pp. 3-23). Washington, DC, US: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策划|李玉莲
编辑|杨烁

本期作者
辛翔宇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研究生
不会吹口哨，也不会打响指，但我是个酷Girl。

代表性人物及其著作

莫雷·鲍恩

生平

莫雷·鲍恩对家庭的兴趣开始于20世纪40年代晚期，他还在曼宁格诊所做精神科医生的时候。鲍恩把他的注意力转向神秘的精神分裂症，他受到了患者与母亲之间细腻的情绪敏感性的冲击。有的人把这个叫做共生，好像它是一种变异。而鲍恩认为这只是对自然过程的一种夸张，一种更强烈的情绪反应倾向，这种情绪存在于所有的关系中。

1954年，鲍恩换到国家精神卫生研究院工作（NIMH），在那里他开展了一个项目，邀请精神分裂患者及其全部家庭成员一起前来就医。他发现母亲与她心理失常的子女之间不稳定的联结不可避免地会把整个家庭卷进来。这个问题的核心是焦虑型依恋，是一种被焦虑感所驱使的病理性的亲密。在有这样问题的家庭中，人们都是其他人行为的情绪囚犯。这种在情绪上黏在一起，或情绪缠结关系的标志是缺乏个体的自主性。

1959年，国家精神卫生研究院的项目结束后，鲍恩去了乔治顿大学，他开始对那些问题相对不是很严重的家庭进行工作。而他发现了许多与他之前在精神病患家庭中观察到的一样的机制。这让他确信所有家庭都是沿着情绪缠结和分化这个连续统一体变化发展的。

在乔治顿大学的第31个年头，鲍恩发展出了一套全面的家庭治疗理论，这启发了整个一代的学生，成为了国际上著名的家庭治疗运动领导者。他在长期病痛之后于1990年的10月去世。

莫雷·鲍恩开创的跨代家庭治疗流派形成了一套系统的理论和治疗思路，被认为是经典的系统家庭治疗方法。

发展历程

鲍恩的学生菲利普·格林和托马斯·福格蒂，于1973年参与建立了位于纽约新罗谢尔（New Rochelle）的家庭学习中心。在格林的带领下，家庭学习中心变成了家庭治疗训练领域主要的研究中心之一。菲利普·格林通过对鲍恩理论的应用著成了一些最经典的家庭治疗临床书籍，他的两本书《婚姻冲突的评估和治疗》（The Evaluation and Treatment of Marital Conflict）以及《处理三角关系》(Working with Relationship Triangles)都是在家庭治疗领域最有用的书籍。

贝蒂·卡特是高度受尊重的鲍恩学派治疗师。她也是性别平等的强有力倡导者。贝蒂·卡特和莫妮卡·麦戈德里克最著名的是她们对家庭生命周期的阐述(Carter & McGoldrick,1999)，以及对家庭治疗领域女权主义的倡导。

迈克·科尔(Michael Kerr)做了鲍恩很长一段时间的学生和同事，他对鲍恩学派理论出色的理解在《家庭评估》(Family Evaluation)（Kerr & 鲍恩, 1988）一书得到了充分体现。现在，科尔担任位于缅因州埃斯勒斯博罗岛（Islesboro，Maine）的鲍恩理论学院的院长。

代表性著作

※Bowen.(1976)．Theory and Practice of Psychotherapy．In P．J．Guerin,ed．，Family Therapy．New York：Gardner Press.

※Bowen，M．(1978)．Family therapy in clinical practice. New York：Aronson．

※Kerr & 鲍恩《家庭评估》(Family Evaluation)，1988.

※ 菲利普·格林 《婚姻冲突的评估和治疗》（The Evaluation and Treatment of Marital Conflict）、《处理三角关系》(Working with Relationship Triangles)

※Kerr, Michael E.; Bowen, Murray. Family evaluation: An approach based on Bowen theory, Chapter xii, 400 Pages. New York, NY, US: W W Norton & Co, 1988.

理论观点

鲍恩认为系统理论是一种思考方式，而非一套干预方法。根据鲍恩的理论，家庭中核心的问题是情绪纠结；主要的目标是分化。情绪纠结从对他人本能的需要发展出来，但是是对这种需求不健康的夸大。一些人将纠结直接表现为对于亲密归属的过度需求；另一些人则用一种独立的外表来诠释它。不管是哪种情况，蔓延的焦虑都会导致亲密关系中的自动化反应，并且限制自主性的功能。

除了将他对家庭问题的分析拓展深化到个体的焦虑中，鲍恩还拓宽了关注点，使三角关系成为分析中的通用概念——可以适用于规则和实践。当人们不能解决他们的差异的时候，自动地将第三方卷入的趋势会稳定关系，但也会将冲突冻结在原处。鲍恩提出大部分家庭都有三角关系这一复杂问题，这在整个家庭治疗领域都是非常重要的概念。

鲍恩不提倡治疗师努力去修复关系，而是鼓励他们保持中立，在有冲突的关系中通过过程提问来探索情绪过程。鲍恩流派治疗师很少给建议。他们只是不断地问问题。这样做的目的不是解决人们的问题，而是帮助他们学习看到自己在家庭系统运作中扮演着怎样的角色。这种自我发觉并不仅仅是一个关乎自省的问题，因为理解是修复关系和提升自我自主功能的工具。

鲍恩的理论用五个有关联的概念描述了作为一种跨代关系网络，家庭是如何塑造了个性与归属之间的交互作用的过程（Bowen, 1966,1976），这些概念是:自我分化(differentiation of self)、三角关系（triangles）、跨代情绪过程(multigenerational emotional processes)、情感阻断(emotional cutoff)和社会情感过程(societal emotional processes)。

自我分化 (Differentiation of Self)

鲍恩理论的基石既包含个体心灵内部的概念，也包含人际之间的概念。跟自我强度类似，自我分化（differentiation of self）反应的是一种思考和反省的能力，而不是自动地对情绪压力作出的反应（Kerr & Bowen, 1988）。它是一种即使是在面对焦虑的时候，也能够灵活、明智地做出行为的能力。

情绪三角关系 (Emotional Triangles)

导致情感三角活动的主要因素是焦虑。焦虑的增加会使人们更加需要彼此情感而接近，当两个人之间出现问题时，被害人的感觉会促使个人去寻求其他人的同情，或者将第三方拉入冲突之中。第三方的卷入，可以将焦虑分散在三角关系中，从而得到缓解。

跨代情绪过程 (Multigenerational Emotional Processes)

多年来，家庭中的情绪能量以相互联系的方式运作。鲍恩起初使用未分化家庭的自我混乱（undifferentiated family ego mass）来描述过度的情感反应，或使用家庭中的纠结(fusion)来进行描述。一个缺乏分化的家庭会出现情绪反应过度的孩子。这可能会通过跟父母的情绪过度卷入或情绪阻断表现出来。而这种状况又会反过来带来新的关系中的纠结——因为具有有限情绪资源的人倾向于把他们所有的需求都投射到彼此身上。

由于这种新的纠结是不稳定的，它很可能会产生下述一种或几种情况：（1）情绪疏离；（2）身体或情绪上的功能障碍；（3）明显的冲突，或者（4）将问题投射到孩子身上。这些问题的强度跟未分化的程度、在原生家庭中情感阻断的程度，以及系统中的压力相关。

情绪阻断 (Emotional Cut off)

情绪阻断（emotional cut off）描述了一些人在关系里处理焦虑的方式。父母与孩子之间的纠结程度越高，发生阻断的可能就越大。一些人通过离开来寻求距离感；而另一些人则通过避免亲密关系或在第三方在场的情况下隔离自己的情绪来寻求距离感。

社会情绪过程 (Societal Emotional Process)

鲍恩期待现代人能更多地关注社会对家庭功能的影响。科尔和鲍恩（1988）引用了一个例子，在高压力的社会中会导致高犯罪率。鲍恩同意性别歧视、阶级和种族歧视是有害的社会情绪过程，但是他认为具有高水平分化度的家庭能更好地抵御这些有害的社会影响。

鲍恩还提出了家庭投射过程和多代传递过程。家庭投射过程(family projection process)与对象关系理论中的投射有些类似。鲍恩认为稳定的家庭情绪状态必须要每个成员都有很好的分化力。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倾向于选择分化力相近的人结婚，如果两人的分化水平较高，则能建立健康稳定的家庭关系；如果两个分化力低的人结婚，就很容易出现“融合”或形成“未分化家庭自我泥团”，夫妻双方会产生焦虑、紧张、依赖等不良情绪。

当父母的分化水平不高时，容易把压力和分化力的缺乏投射给下一代，造成孩子的自我分化低。这就是多代传递过程(multi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指祖父母、曾祖父母等对一个家庭的心理病理有影响。同时，年长的兄姐对年幼弟妹也会有影响；夫妻在兄弟姐妹中的排行对他们做父母的方式有影响。因此鲍恩比较重视一个人在兄弟姐妹中的行为方式，他认为这将影响到他如何做父母。

治疗技术

鲍恩学派治疗的主要技术包括家庭发展图、过程提问、关系实验、去三角化、教练技术、使用“主语我”，以及置换故事。

家庭发展图(Genogram)

除了记录一些基本信息数据，家庭发展图还用来追溯关系的冲突、阻断和三角关系。这个收集信息的过程有时候本身就是一种治疗：家庭成员经常说，“我从来没想过这些事件是怎么拼凑在一起的”。家庭评估中的家庭发展图(Genograms in Family Assessment) （McGoldrick & Gerson, 1985）是使用家庭发展图开展工作的最综合的入门指南。

中立化三角关系(Neutralizing Triangles)

如果一个治疗师可以在家庭带进治疗中的情绪反应中保持独立，来访者就会更好地减少他们的情绪化，并开始更清晰地思考他们的问题。但是危险的地方在于，家庭使用情绪三角化来稳定冲突的过程也会吞噬治疗师。如果是这样，治疗就会陷入僵局。另一方面，如果治疗师能够在情绪缠结中保持独立——换句话说保持去三角化——的话，家庭系统和它的成员们就会冷静下来，就可以开始处理家庭困境。

过程提问(Process Questions)

每一位家庭成员都会被问到一系列问题，旨在缓和他们的情绪并促使他们进行客观的反应。过程提问也被用来帮助管理和中立三角关系，包括那些可能在治疗师和不同家庭成员之间建立起的潜在的三角关系。过程提问的目的在于使焦虑平复下来。也可以通过过程提问获得家庭感知问题的方式，以及导致问题的背后机制等类似信息。如果过程提问能够降低焦虑，人们就能够更清晰地思考。这种清晰让他们能够发现更多处理他们问题的潜在选择。

关系实验(Relationship Experiments)

关系实验是围绕主要的三角化结构变化所进行的。目的是帮助家庭成员意识到系统的过程，并且学习意识到自己在这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对这种实验最好的说明可能来自福格蒂发展出的情绪追求者和逃离者模型。治疗师鼓励追求者控制他们的追求，不要再继续提要求，减少对于情感联系的压力，并且看看他们自己和关系发生了什么。这个练习并不是一个神奇的治愈方法（如一些人期待的），而是能够帮助澄清被卷入的情绪过程。治疗师鼓励逃避者朝他们的伴侣迈进一步，并且与之沟通自己的个人的想法和感受——换句话说，找到一个替代的方法来避免对方的要求或对对方的要求做出让步。

教练技术(Coaching)

教练技术是鲍恩流派用来替代更加情绪化卷入的角色，这在其他治疗模式中很常见。通过扮演教练的角色，鲍恩流派的治疗师希望能够避免接管来访者的角色，或避免卷入到家庭三角关系中。教练的过程不意味着告诉人们怎么去做。它是通过设计问题来帮助人们描绘出自己家庭的情绪过程，以及自己在其中扮演的角色。

使用“主语我”(The “I”-Position)

“主语我”是对个人主张的冷静清晰的陈述。在紧张程度增长的情况下，它通常具有让个人从情绪化中分离出来，并采取“主语我”定位的稳定效果。采取一个个人的立场——说你自己的感受而非其他人在做什么——是打破情绪化循环的最直接的方法之一。

置换故事

使用书籍、电影或者影像里的故事为家庭及其成员提供一些系统的刺激和信息，这些故事的内容与家庭目前存在的情感过程与三角关系相关，让家庭成员了解其家庭系统的功能，降低他们的防御性，改善他们的互动关系。

案例
（节选自《家庭治疗》11版第4章）

由于16岁的戴维在学校表现很糟糕，肯尼迪一家希望来做一次家庭治疗。 戴维在一家私立学校濒临退学，一方面，作为学生，他成绩很差；另一方面，他还会在晚上跟朋友酗酒、吸食大麻。一天放学后的晚上，他喝得大醉才回家，父亲敦促他好好学习，并收回了他的驾照。然而，这些努力并没有多大成效，因为戴维并不尊重同样也是酒鬼且经常醉倒在家门口的父亲。戴维的继母与他们共同生活刚刚两年时间，也没办法控制他，并且她非常清楚这一点，也不再做任何尝试。

我告诉戴维的父母，这次约见不会采用家庭治疗的方式，因为戴维对不每晚宿醉且不寻求改变的父亲并没有尊重之意。但我同意约见戴维，并努力帮助他把学业提高到及格水平。

戴维最终以合格的成绩度过了11年级。接下来的几年里，我继续采用“别扭的替身父亲”的方式与戴维见面。尽管我一直坚持不为有酗酒成员的家庭做咨询，但还是在3-4个风险时刻约见了这个家庭。前三次风险时刻里，肯尼迪先生喝酒（最后变成可卡因成瘾）失控 ，他的父亲和妻子仍坚持让他重新接受治疗。

这个个案中最突出的三角关系是肯尼迪先生的妻子和父亲站在一起给他施加压力让他戒酒。他已经去了酗酒康复治疗中心几次了，即使他好几次都完成了全部的治疗过程，但他也还是很快就恢复饮酒了。唯一让他寻求帮助的理由是他妻子和父亲给他下了最后通牒。他的妻子威胁离开他，他的父亲威胁不分给他任何家庭财产。如果三角关系得不到修正，那么这个个案就不会有任何改善。

我鼓励肯尼迪先生的妻子和父亲在解决问题的同时尽量减少反应。同时在针对肯尼迪先生酗酒的事情上，两人应该尽量分开。肯尼迪先生需要有自己的立场，而非遵从他妻子和父亲的愿望。事实上，我质疑他如果对待家人态度诚恳的话，是否意味着要告诉他们他其实并不打算戒酒。他决定告诉他们，他在努力想要控制饮酒和吸食可卡因的时候，他并不是真的打算要把他们完全戒掉。

我鼓励肯尼迪先生的父亲退后一步，让剩下的两个人去解决问题。他非常不情愿地同意了。然后，我让肯尼迪太太对自己停止了徒劳地让丈夫不再饮酒的努力的感受做一个清晰的说明。我鼓励她保持与岳父的联系，但是不要每次都告诉她的丈夫。两个月后，肯尼迪先生决定停止饮酒和使用可卡因。

这一次他成功完成了28天的康复治疗疗程，并且开始参加匿名戒酒会和匿名戒毒会。六周后他再次复发。在接下来的8个月中，肯尼迪先生的饮酒和可卡因使用行为变得更加严重了。最后，在与牙买加毒贩的严重争执后，肯尼迪先生作了一个严肃的决定：要让自己清醒起来。这一次，不再去他父亲推荐的当地康复中心，他自己做了一番研究，并决定去一个有名的加州的药物使用治疗中心。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肯尼迪先生已经戒酒10年了。

参考文献：
王丽萍. (2006). 家庭治疗的流派和发展脉络探究. (Doctoral dissertation, 鲁东大学).
迈克 P. 尼克尔斯, 肖恩 D. 戴维斯. 家庭治疗[M]. 11.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 2018.

编辑|杨烁

作者介绍
候贤睿

我是候贤睿，一名新手咨询师，也是一名结构派的家庭咨询师，从事咨询工作两年，个人执业一年，个案量1100小时。

这篇文章我将结合个人经历与专业解读，用近7000字来为大家详细讲述：

家庭咨询为什么有用、如何给家庭关系带来改变；作为心理咨询师如何克服挑战，实现快速且平稳的成长。

01
与家庭治疗结缘

很多人都说，学心理学的人多少都有点“毛病”，想要通过学习一些知识自救，这大概也是选择心理学的动机之一，我个人选择家庭治疗的初衷也和我自己的原生家庭有关。

作为较为传统的中国家庭，我的家庭也会存在许多问题，如果用一些时髦的词来形容他，那就是“丧偶式育儿”、“诈尸式育儿”，父亲在外工作、应酬，我好像已经习惯了他的不存在，突然“冒出来”后，又会看到父母彼此争吵，印象比较深刻的是家长会几乎都是母亲去开，送我上大学的时候也是母亲和姑姑一起去的，总会羡慕其他的家庭父母会共同养育孩子。

作为家里唯一的孩子，我总认为我有责任改变我的家庭关系，也希望能够让我之后自己组建的家庭更加幸福，当我知道心理咨询有家庭治疗取向的时候，便义无反顾的选择了。

02
学习家庭治疗-助人自助

学习家庭治疗的第一门课，也是对我影响最大的一门课是我的导师方晓义教授的家庭治疗课程，在这门课中我完成了对我自己家庭的自助过程，同时也奠定了我的治疗流派的选择。

在课上，我始终不忘我是带着“拯救家庭的任务”来的，还记得方老师的第一节课让给我们写下想要改变的家庭的问题，随着对家庭治疗许多概念的学习，我的问题也随之解决。结构派家庭治疗强调先发现原有的家庭互动模式，之后再去发展新的互动模式。

原有的家庭互动模式

在学习之后，我发现了我的家庭存在三角关系。

三角关系主要指父母与子女之间的结构。在家庭系统中，如果夫妻之间出现冲突，双方或其中一方就可能会产生明显的焦虑。此时，为了减轻焦虑，另一个家庭成员就会进入夫妻关系中，平衡他们之间的关系，构成三角关系(陈大球等，2015)。

一开始，三角关系的产生是为了减轻焦虑，而看似平衡的三角形反而是对家庭有害的。作为被三角化的孩子，可以分享一些我的真实体验。

A 孩子的责任感和内疚感

当父母发生冲突时，我们有可能主动或被动卷入到他们的关系中，比如一方父母会主动邀请孩子来劝对方和自己和好，或传话，或吐槽另一方，或孩子主动加入，劝解双方。

无论是主动还是被动卷入，许多孩子会认为改善父母冲突是自己的责任，所以他们会想各种办法。我曾经学习网络上方法，在情人节的时候督促父母给对方发情人节祝福短信，在一方生日的时候主动提示对方送生日祝福等，甚至也帮父亲买过情人节的巧克力，在双方争吵的时候利用“我在学习，能不能安静些”让他们停止争吵，也会在两方之间来回劝慰。

但在这样的尝试之后，发现并没有起到很大的效果，这时候内疚感就会产生。我会发现无论我做什么，他们的关系都没有好转，这时候会产生“他们吵架都是因为我”“我没法帮他们，我是没有用的”，甚至会认为自己没有为这家庭做出贡献，自己的出生也是有罪的、无用的。这样的内疚感会影响个体的自我价值感，认为自己是不好的、无价值的。

在许多家庭中，孩子为了帮助父母改善关系，也会表现出许多问题，比如抑郁症、焦虑症、不去上学、想要自杀等，通过这样的方式来改变父母对于自身关系的关注，进而改变他们的关系，但往往孩子会成为家庭最大的牺牲者。

B 孩子自我发展受限

在三角关系中，孩子对于父母关系、家庭关系的关注要比同龄人更多，而对于外界的、自身的事情关注较少。

青春期本该是和同伴交往最多的时期，但那时候只要回到家中，我就会询问他们的关系，想要帮他们改变。而许多受到严重影响的孩子，无法专注于自身的学业、和朋友的交往、对于未来的计划，他们与家庭的卷入过深，让他们无法发展自己的生活，许多孩子无法去上学，即使成年了也无法离家，也可能是受到此影响。

C 夫妻间缺少直接沟通

当关系中存在第三方，夫妻之间就可以减少沟通，不需要直接面对他们的问题，因为总有第三方可以帮忙调停，长期以来他们的交往模式、沟通方式不会得到调整，对于他们关系的根本改善也是无意义的。

新的互动模式的发展

当我意识到了我看似关心父母、为父母关系负责的种种努力是无用的，甚至会影响他们的夫妻关系，影响到我自己的时候，我开始像课上学到的一样，发展新的互动模式。而家庭治疗中会强调，家庭是一个系统，一个人的变化会带动整个家庭系统的变化。

对于现有的三角关系，我做了一个决定，就是我要主动退出。假期回家时，母亲偶尔也会告诉我他俩又吵架的内容，对父亲的不满，这时候我会回复“我理解你需要找人倾诉，但如果告诉我的话其实并不会对我们的家庭有帮助，反而是会有伤害的，这是你们两个的事情”；当母亲让我给父亲打电话叫他回来吃饭或者请我转达一些话的时候，我会拒绝，并请他们自己直接交流。

或许有的人会觉得这样的拒绝是残忍的、不理解母亲的，其实在此过程中我也会有一些内疚感，觉得我好像没有理解母亲，伤害到了她，这也是许多家庭的负向互动维持的原因。但当我更明确我的家庭原有的模式是负向的，必须要有人开始打破这个循环，必须坚定自己。

当我这样反复尝试之后，我自己受到他们关系的影响减少了，我可以更多的关注我的生活。而一段时间后我也发现了他们之间关系的变化，我看到他们可以有直接的沟通，之前的一些误会也开始解开，双方也愿意为一些事情做出改变。

03
为何选择结构派家庭治疗

家庭治疗中有许多流派，包括结构式家庭治疗（Structural）、策略式家庭治疗(Strategic)、系统式/米兰家庭治疗(Systemic/Milan)、体验式家庭治疗(Experiential)、叙事治疗(Narrative Therapy)、情绪焦点治疗（Emotionally Focused Therapy）等，我个人的取向是整合偏结构式家庭治疗的风格。

结构式家庭治疗发端于20世纪60年代，是由萨尔瓦多.米纽钦(Salvador Minuchin)创建的，治疗的原则是重建家庭结构，改变相应的规则，并将家庭系统僵化的、模糊的界限变得清晰并具有渗透性，设法改变维持家庭问题或症状的家庭互动模式(安民兵，2006)。

在选择结构式家庭治疗的过程，对我来说好像是顺理成章、没有任何纠结的。

自己家庭的改变

就如上文所说，在学习家庭治疗的过程中，对于结构式家庭治疗中的一些概念，包括家庭系统、三角关系、家庭界线等概念的学习，都让我对我的家庭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也发展出了新的互动模式，当我看到我可以通过这种方式自助的时候，我更加有信心可以使用它帮到别人，也让我在助人的路上更加坚定和安心。

对结构式治疗理念的认同

结构式家庭治疗认为，家庭问题或个体症状的根源在于家庭结构的功能不良，而家庭组织的功能失调是维持问题的主要因素。也就是说在结构式的家庭治疗看来，个体的问题并不是问题，维持个体问题的家庭结构才是问题。

举个例子来讲，对于一个无法上学的青少年，如果从个体咨询的角度来看，会关注这个青少年自身的原因，比如对学习缺少认同感、成就感、人际关系比较差等，而从结构式的家庭治疗，我们会把个体放到家庭的结构中看，看到他出现厌学问题背后的家庭结构，以及问题出现后的家庭的变化，比如有的家庭父母有严重的争吵，青少年想要拯救家庭，卷入了三角关系中，通过表现厌学的症状来转移父母的关注，这样父母就不会再去关心他们的关系问题，这个家庭就暂时得到了“拯救”；比如有的家庭的教养方式非常权威，孩子的声音没有被听到、需求没有被满足，那么他就会通过表现不去上学的症状获得父母的关注，去和父母争夺权力。

如果是上述情况，假设我们只从个体的层面来进行干预，当孩子回到家庭中，维持问题的模式没有改变，他的问题可能还会再次出现，而结构式家庭治疗会把孩子放入系统中去考虑，这样治疗效果的维持会更加长久。

结构式家庭治疗的特点

结构式家庭治疗很大的特点是它更加关注当下的互动，咨询师会主动加入家庭，扰动家庭的原有的互动模式，挑战家庭之前的理解，让家庭在现场就开始动起来。我在实践中也深有体会。

NO.1 结构式家庭治疗的互动性

在咨询的现场，一般我们会邀请主要的家庭成员来到现场，且在不同的咨询阶段可能会有一些变化。对于家庭来讲，有许多矛盾、秘密是无法在家庭中表达的，在生活中，担心伤害到对方，我们总用“善意的谎言”，或者保持沉默。

而在家庭治疗的现场，提供一个安全的、可控的、保密的环境，家庭可以去谈之前无法在现实中谈到的事情，以及每个成员真实的想法和感受。

这些完全真实的想法有时候会引发更加激烈的冲突，甚至有些家庭成员听到之后会感觉到自己很受伤、受挫，这样的真相是很有冲击性的，但也会带来更大的改变动力，家庭改变的主动性也会增加。

这种真实的互动除了带来冲击，也会有触动。在一些真实的、深层的感受被表达，比如担心自己不被爱、没有被关心的委屈、对于被爱的期待、对于孩子真实的夸赞。

在咨询中我会经常听到“这件事情ta从来没有告诉过我”“ta从来没有这么关心过我”“这是ta第一次这样夸我”，也有的家庭会在现场通过肢体的方式表达，比如拥抱、坐的位置更近、用手抚摸后背等行为。

这样直接的、真诚的表达会让家庭成员彼此的理解更加深入，而作为咨询师的角色，我也经常会被家庭成员真挚的爱所打动，我想这也是家庭治疗的魅力所在。

NO.2 结构式家庭咨询师的主动性

相比其他的家庭治疗流派，结构式家庭咨询师会更加主动的加入家庭，并对家庭的互动模式扰动，让家庭改变他们原有的对问题的看法，改变家庭的结构。

在我的咨询现场，我也会有一些现场对于咨询互动的挑战，比如面对一个卷入夫妻关系的孩子，我会使用空间界线设置的方法，在谈论夫妻关系的时候，邀请孩子坐在我的旁边(这也是从我的导师方晓义教授的课程中学到的方式)，面对激烈的冲突，我会邀请家庭先暂停，使用深呼吸的方式先调整当下的情绪，面对总是同时说话的家庭，我会制定规则，每次只能有一位家庭成员发言，当然，这些干预都是建立在咨询假设、对来访家庭的理解之上，同时也会去不断判断干预是否有效，进而验证自己的假设。

在我个人的实践经验中，使用结构式家庭治疗的家庭改变速度比较快，一般10次左右就能看到较为明显的效果。我认为有以下两点原因：第一是家庭通过真实的互动看到了自己家庭中存在的问题，家庭的改变意愿增加，第二是咨询师所做的拓展家庭对于问题理解的工作比较夯实，家庭意识到了如果他们不改变，孩子的问题会一直存在，他们的动力会进一步增加。

04
家庭咨询师的成长之路

培训及课程

研究生期间，我学习了方晓义教授的《家庭治疗》、蔺秀云教授的《家庭治疗理论》等课程，并且读了一些和家庭治疗相关的书籍如《大师的手艺与绝活》、《家庭治疗》、《婚姻治疗的九个步骤》、《亲爱的，我们别吵了》等，对于家庭治疗的理论、理念有了基本的了解。

近期，我参加整合式家庭治疗(MFT)的培训，从多个视角，系统地学习家庭治疗有关的知识，且同时可以用在我的实践过程中。

实习

让我能够成为家庭咨询师，也非常感谢我所在的咨询机构“家姻心理”提供实习的平台，在研一开始，我在家姻心理担任预约员，与来访直接接触，收集来访家庭的信息，并进行初始的评估，在此过程积累了评估家庭、评估危机的能力，也锻炼了我和家庭建立关系的能力。

实习之后，家姻心理提供跟诊的机会，即专家咨询师在做咨询，我作为跟诊员进行现场的观摩，能够看到专业的咨询师如何与家庭建立关系、如何改变家庭的互动方式等，每次观摩之后都会绝对的血赚一个亿。

经历了实习阶段，我正式成为了家庭咨询师，一开始是和一位同学进行联合咨询，即两个咨询师共同面对一个家庭。作为新手咨询师，面对家庭的时候会有焦虑、胆怯，对于家庭的理解也无法非常深入，而我的伙伴可以在我需要的时候提供直接的支持，也可以在咨询结束后提供更多的对家庭的理解以及一些新的干预思路。

督导

想要在新手阶段让自己平稳成长，持续接受督导是非常重要的。

在我开始做咨询师之后，我接受每周一次的个体督导，以及每两周一次的团体督导。我的督导师徐洁老师在家庭治疗方面非常有经验，我们每次督导的时候都会有至少一半的时间讨论我的家庭个案。

在督导过程中，能够让我明白我当下处于哪个咨询阶段，对于这个家庭有更加系统的理解，当我遇到许多挑战，如青少年在咨询中不说话、家庭在咨询中激烈的争吵、有家庭成员不愿意来到现场等比较棘手的情况，我的督导师也会给与直接的指导，告诉我这样的情况咨询师可以怎么做，对于我的技术提升也帮助非常大。

同时，督导其实也是反思的过程，家庭治疗非常强调中立性、拓展对个体问题的建构，通过个案的讨论督导师也会直接反馈我当下的中立性如何，当下是否到了行动、改变的阶段，让我对自己的状态也有很多觉察。

除了个体督导外，家姻心理也提供两周一次的团体督导，督导师是方晓义教授。每一次的团体督导都会有一位咨询师汇报个案，其他同学提问，最后督导师也会回答督导问题、提供对个案的理解。

在这个过程中，在听个案的过程中一方面可以学到许多咨询师做的好的地方，另一方面在和同学们一起讨论、头脑风暴的时候，会发现可以从很多角度收集家庭的信息、理解家庭，最重要的是，方老师总能够对于家庭提供更加系统的个案概念化。

在团体督导的过程中，一直被强调的咨询师的中立性、个案概念化和咨询目标以及咨询过程是否是相符合的、拓展家庭对于问题的建构、个案概念化的系统性等，在我做咨询的过程中，也会去反复地提醒自己这些方面。

05
实践中遇到的挑战

有句话叫做“清官难断家务事”，即使是古代的官员，面对复杂的家庭情况，也会觉得很棘手，作为家庭咨询师，我在工作的过程中也会遇到很多挑战，这也是许多家庭咨询师会遇到的情况。

青少年的阻抗

在家庭咨询中，青少年不愿意配合、不讲话、或者挑战咨询师，这种情况非常常见，可能是由于青少年是父母强制带过来的，他会认为自己没有问题，不需要做咨询，或者认为咨询师和家长是一伙的，想要通过咨询改变自己，所以他们会表现出主动或者被动的抗拒。这时候就要求咨询师要有良好的觉察，判断青少年表现出阻抗的原因，并且有较好的建立关系的能力。

激烈的家庭冲突

大家一定都经历或看到过家庭冲突的情景，大家都情绪激动、相互攻击，处于这个场景之下的人通常能够感受到很强烈的情绪冲击，而且可能出现许多人同时说话、声音非常大、无法打断的情景，而这是家庭咨询师经常需要面对的情景，要求家庭咨询师能够承受这种情绪场，同时做出适当的反应。

一些对价值观的挑战

我们总说咨询要求咨询师的价值中立，即放下自己原有的价值观，从来访的角度去理解、共情，但也会经常遇到挑战，比如做夫妻咨询的咨询师经常会遇到一个主题即某一方出轨，来到咨询室，这时候要求咨询师要放下自己的价值观，不去判断出轨是否是不道德的、错误的，而是从夫妻的互动出发，聚焦他们每个人的感受、深层需要。

某位家庭成员不愿意来到现场

理想的家庭治疗情况，是咨询师可以邀请需要来的家庭成员都来参加，但由于一些原因，经常出现的情况是某些家庭成员是无法来到现场的，可能是客观的现实原因比如父母离异、一方父母生病或去世，只有一方父母能来，或者有的成员觉得自己没有必要参加，也不认同心理咨询，还有就是日常情况就是某一方缺位，在咨询室表现出了家庭模式。

面对这样的情况，就要求咨询师首先要有系统观，相信家庭是一个系统，对来到咨询室的人做工作就能改变整个家庭，其次也需要一定的灵活性，灵活的随着来到现场的成员调整自己的咨询方式和方向。

咨询的中立性

做结构式家庭治疗，要求咨询师保持中立，既要共情、理解每一个人，也需要站在中间，不偏向任何一方，如果出现了非中立性，其他的成员会感受到不被咨询师重视、喜欢，同时他们的资源也会无法发挥。

比如作为年轻的咨询师，我们比较容易出现的情况就是站在孩子的一边指责父母，而这样子一方面完全否定了孩子的责任，另一方面父母会感觉到更加无助、无力，想要达成配合，希望父母改变就变得更加困难。家庭咨询师需要时刻觉察自己的中立性，这样才能更好的帮助家庭。

总结

家庭咨询师可能是世界上见到家庭争吵、冲突最多的职业之一，但也是发现家庭资源，感受真诚的爱、陪伴的职业，随着每一次改变的见证，都会感觉到生命和情感的真实和鲜活。

参考文献

陈大球, 罗海东, 陈大强, 刘向来, 俞爱军, & 唐彩霞等. (2015). 86例焦虑障碍青少年家庭三角关系特征研究. 四川精神卫生, 28(2), 4.
安民兵. (2006). 结构家庭治疗法在青少年社会工作中的应用. 山西青年管理干部学院学报, 19(3), 14-15.

策 划：刘祥宇
撰 稿：候贤睿
编 辑：李宇昕
美 编：郭雨馨

家姻心理为不断精进咨询师的专业水平，向社会提供更为专业的心理咨询服务，采取不同于以往以讲座为主的方式，针对当下社会特别关注的儿童青少年“厌学“问题，家姻心理于2022年4月7日邀请了三位对厌学问题具有丰富咨询经验的咨询师：琚晓燕、刘杨和李东艳，为全体咨询师和预约员举办了一场主题为「家姻三人行—漫谈“厌学”」的精彩沙龙。

老师们一起分享了“厌学”家庭治疗可能遇到的棘手问题，并结合丰富的案例，讨论了“厌学”孩子的共性和差异，以及有效的处理方式和咨询经验。

一、针对厌学孩子的家庭治疗：前期的评估

在第一个环节，三位咨询师共同讨论了“厌学”家庭治疗可能遇到的难题。

琚晓燕老师认为咨询师始终面临“不确定性”，需要在咨询过程中摸索前进。

刘杨老师表示认可，并认为提高容忍“不确定性”的能力很重要。同时，她也指出厌学的孩子是失功能的，咨询师首先需要分清楚现在孩子处在什么程度和阶段。如孩子厌学1-3个月属于短期，如果与人还有互动接触，咨询师就比较好工作；中期或晚期，孩子与人接触非常少，工作起来就会比较困难。

其次，咨询师需要做一定的心理教育，坦诚地告诉家长孩子处于哪个阶段，咨询师能做和不能做的是什么。家长需要清晰地了解，治疗师要做的不是让孩子上学，而是重建家庭关系。

李东艳老师提出，咨询师需要留意自身的急躁。厌学家庭一般都是带着紧迫的心情前来求助的，孩子都有段时间不去学校，家长或许也已经找过一些专家和咨询师。对她来说，主要的挑战有以下几个：最大的挑战是父母的期待；二是自己也有孩子，容易产生认同和受影响；三是厌学问题是有时代特征的命题，没有成熟经验可以借鉴，需要咨询师自己根据实际情况去摸索。

二、针对厌学孩子的家庭治疗：改变中的曲折

在谈到对“厌学”孩子的观察时，琚晓燕老师认为这类孩子一般有两种特点，一是家庭功能出现问题，如厌学在家的孩子起到了联结父母关系的作用；二是孩子本身就有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但父母并不了解。

李东艳老师总结了“厌学”孩子身上可能出现的不同情况，并主张作为咨询师不能一概而论，而需要根据情况做综合判断：包括抑郁和焦虑、自我否定的思维方式、在学校遭到重大挫折（如成绩下降或人际关系不好）、阿兹伯格或多动症等导致学习障碍的生理基础、夫妻和亲子冲突。

其中当家庭关系出现问题产生压力时，家庭成员往往容易采取指责、回避的方式，孩子的自主性很少，或家庭成员边界不清晰。此外，当教学环境不符合孩子自身学习策略和特点时，孩子也会出现不愿意去学校的情况。

刘杨老师提到这类孩子普遍都是聪明、敏感的，对人际关系和内在世界的深入思考比较多，由此对家庭的内在变化吸收也比较多。其次，部分孩子是因为家庭功能损伤而厌学，比如孩子跟父母之间缺乏关于读书和学习价值的探讨和交流，导致孩子尚未形成关于学习重要作用的认知。

还有一类孩子本身就有高功能自闭症，且家庭关系存在问题，父母不愿意直面孩子的问题。所以很多时候厌学只是表象，咨询师需要深入家庭系统工作，思考工作的着眼点。

其他咨询师也积极参与讨论，指出不同年龄阶段的孩子问题程度不同，与其父母属于不同年代有关。如小学阶段进展更快，因为父母大多是八零后，会主动学习育儿和教育知识；高中及大学阶段孩子的父母往往心理保健意识更薄弱，容易归咎于孩子自身的问题，因此咨询师需要花更多时间做心理教育工作。

三、针对厌学孩子的家庭治疗：咨询师的反思与坚持

在咨询师们的踊跃提问中，沙龙进入了第三阶段。围绕“如何在咨询早期与父母一起制定具体化的治疗策略和方案”的问题，三位老师从不同角度给出了解答。

琚晓燕老师强调咨询师需要辨别厌学的本质，分清楚孩子是厌学习、厌学校、厌父母还是厌世。刘杨老师认为咨询师要跟来访工作，而非按照理想的理论工作。所以在初步评估中，咨询师需要摸清家庭的特点，制定符合家庭当前情况和特点的方案。

李东艳老师将咨询师跟父母沟通的过程比喻成谈合约，她认为咨询师给出的方案需要匹配家庭的感受和需求。李东艳老师指出，父母最在意的三个点是咨询师懂不懂孩子；最后要做成什么样子；以及咨询师打算怎么做，也就是咨询方案。

此外，老师还分享了自己以往的治疗步骤和宝贵经验：首先处理父母的内疚感，把父母的焦虑正常化；其次，咨询师将基本假设分享给孩子和父母，重点是用家庭成员自己说过的话，而非用专业术语；第三步是与父母和孩子一起去澄清假设，达成共识。

最后，咨询师再从成长性的角度分析具体可见的指标，比如从情绪状态、自尊水平、关系状态、对立违抗行为几个角度，来看孩子恢复到什么程度更容易去上学。

在沙龙接近尾声时，琚晓燕老师还提到一种普遍的现象：在孩子好转时，父母可能又重新回到原来模式，这时咨询师会产生压力和失望。李东艳老师认为，咨询师的压力来自于自我怀疑，这个部分跟父母面对孩子问题时的情绪是平行的，此时咨询师的自我觉察和稳定能给父母起到示范的作用。

本次沙龙以“三人行”的创新形式展开，受到了咨询师们的热烈欢迎和踊跃参与，并纷纷表示希望在未来开展更多类似形式的活动。也能够为大家提供更有实践指导意义、高质量的内容分享。

{李东艳老师}
北京林业大学心理健康教育中心专职咨询师。

{琚晓燕老师}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社会工作系硕士生导师，副教授。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博士。中国心理卫生协会首批注册心理师。

{刘杨老师}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心理系副教授，硕士生导师，资深家庭治疗师。中国社会心理学会婚姻家庭委员会、中国优生优育协会孕育与生殖专业委员会委员。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大学伯克利分校合作访问学者。目前的主要研究方向：家庭与儿童心理健康、弱势群体临床心理等。

作者：家姻心理咨询师 王海平

有这样一群孩子，他们常常不太知道怎么和其他小朋友玩，经常一个人自顾自的玩耍或用别人接受不了的方式与他人社交；他们常常不能清楚准确的表达自己的想法和需要；他们常常做一些重复而无意义的行为或者不停的问你同一个问题；他们常常无缘无故大发脾气，很久也停不下来；他们常常上课注意力不集中，或下座位溜达，不能有效融入课堂；他们常常睡眠不好或挑食严重……

他们是一群什么样的孩子呢？他们是被称为孤独症的孩子，也就是俗话说的“自闭症儿童”。他们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的行为表现：

#01 社会交往障碍

患有孤独症的儿童缺乏与他人的情感交流，缺乏对父母的依恋，对外界刺激不感兴趣。

#02 言语和语言的交流障碍

社会交往中较少使用言语，模仿性言语、刻板性言语较多，人称代词容易混淆。

#03 兴趣狭隘和刻板行为

刻板或仪式性行为较多(DSM-5,2015)，改变这些刻板或者仪式化的行为往往会引发他们的焦虑反应。

孤独症儿童按旧的分类标准精神疾病分类手册(DSM-IV)中分为典型孤独症、雷特综合征、儿童瓦解障碍、高功能孤独症、阿斯伯格孤独症和未分化的广泛发展性障碍(PDD-NOS)。

新的分类标准中(DSM-5)把孤独症分为三种类型，分别是轻度、中度和重度孤独症。孤独症属于一种发育障碍类疾病，就是说它会涉及到儿童发育的很多方面，绝大多数案例都是先天的，并非后天教养方式导致的。

孤独症儿童自发现以来，新闻媒体报道的患病率呈现井喷式增长的趋势：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患病率为6-13.9/万；90年代以后，患病率增长为1/600；到了2005年，患病率则为1/166。

目前韩国是2.6%，日本是1.6%，英国是1.5到1.6，美国最新统计数据为1:59，患病率比2016年发布的数据1:68上升了15%(CDC, 2018)。已经实现了从1985年之前罕见病到流行病的转变。

男孩患自闭症的数量是女孩的4倍(Fombonne, 1999)，但女孩的症状一般较男孩更为严重，预后效果也比男孩要差。

孤独症不仅给儿童带来不良影响，而且也给家庭和社会带来很多压力。如何改善孤独症儿童的症状，使其更好地适应和融入到学校和社会，已成为家庭、学校和社会关注的一大问题。现在流行的干预方法主要是针对儿童自身的干预，包括：

#01 应用行为分析法

(Applied Behavior Analysis, ABA)

Lovass(1987)认为：“ABA是一门可以有效改善人类行为的干预方法，它是借助行为学的原理和策略，来改善孤独症儿童的社会性行为”。

#02 关键反应训练法

(Pivotal Response Treatment，PRT)

Koegel等人(1975)认为：“采用PRT可以对孤独症儿童的关键领域进行有效的干预，也能够实现较为长期的效果，这些关键的领域发展以后还可以促进其他领域行为的改善，并能继续泛化到不同的情境中”。

#03 结构化教学法

Eric(1972)认为：对孤独症儿童所处的物理环境、学习或活动顺序进行积极的组织和调整，可以有效促进孤独症儿童能力的培养。同时利用视觉提示的方法。可以更好地发挥孤独症儿童的善于视觉学习的优势。构建结构化的支持性学习和生活环境，使之更适用于儿童的理解特点，增加其对于环境中事件的可预知性，可以更好地促进孤独症儿童的学习。

除此以外，还有很多针对孤独症儿童的干预方法。这些干预方法尽管取得了一些成效，但是效果有限，往往缺少对孤独症儿童日常生活的家庭系统进行有效的利用和干预推进。让干预不够全面和无法效益最大化。如在以往的孤独症儿童干预中，主要是通过机构干预进行的。很多家庭过于放大和依赖机构的干预，忽视了家庭干预的重要性。

家庭是社会的核心细胞，更是个人成长的首要环境(韩刚跃, 2012)。很多孤独症儿童家庭长期奔波于各个训练机构，错过了儿童干预的最佳时期和家庭在干预中可以发挥的主体作用。使原本可以更好改善的孤独症儿童的感知水平、认知水平、语言能力等长期处于低水平状态。事实上，家庭在孤独症儿童的干预训练中作用至关重要。成功的孤独症儿童教育康复70%来源于家庭(韩刚跃, 2012)。

针对上述情况，北京师范大学婚姻家庭研究与咨询中心建立了由方晓义教授和王海平老师为主，包括博士生、硕士生和本科生为成员的研究和干预团队，从协同干预的方式出发(Roy, 2010)，围绕家庭治疗理论，创立了集“个体-亲子-夫妻-社会资源”干预于一体的孤独症儿童家庭协同干预体系，并付诸实践，取得了良好的干预效果。

高功能孤独症儿童的家庭协同干预案例

干预前儿童及家庭的基本情况

小Z，女，12岁。小学六年级第一学期。3岁时在当地三甲医院儿童精神科被诊断为孤独症。诊断依据包括《孤独症行为检查表》(ABC量表)65分；《克氏孤独症行为检查表》8分，两项诊断均达到诊断标准。

五年级时情绪行为问题十分突出，课堂喊叫、无故发笑、存在咬手打头等自伤行为；下座位，干扰课堂；学业知识难以理解跟随，对他人无内在交往需求等问题。在家休学一年。小Z休学后，母亲辞职在家，负责她的教育训练。父亲工作忙碌。由于母亲全天陪伴小Z，负责生活和教育干预，身心疲惫，重度抑郁水平。

到目前为止，对小Z及其家庭进行了为期半年的家庭系统干预，每月1次。干预的主要内容包括：

#01 个体干预

主要进行了:

（1）社会性发展调节；

（2）感知觉调节；

（3）注意力调节；

（4）语言调节；

（5）动作控制力调节；

（6）认知调节。

#02 家庭干预

（1）家长抑郁焦虑调节；

（2）亲子互动模式改变；

（3）家庭作业辅导模式调整；

（4）家校沟通模式调整；

（5）社交规则理解及技能干预。

通过这些干预方法的实施，小Z的症状得到了极大的改善。下面呈现了干预前后家长和教师的反馈。

干预半年后评估反馈

干预半年后家长反馈

干预半年后班主任的反馈

小Z刚刚独立参加完初二年级的会考，成绩合格。小Z在“个体-亲子-夫妻—社会资源”协同干预模式下，在半年的时间实现了很大的改变。

参考文献

美国精神医学学会编著，张道龙等译(2015).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第五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杨晓玲（2006），解密孤独症，北京：华夏出版社

William L.Heward著，肖非等译（2007），特殊需要儿童教育导论（第八版），北京：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韦小满（2006），特殊儿童心理评估，北京：华夏出版社

Lorna wing著，孙敦科译（2008），孤独症谱系障碍，北京：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仁可雨（2016），家庭治疗在自闭症儿童干预中的应用综述，陕西学前师范学院学报，2016（7），143

邹小兵（2005），以家庭为基地的短期结构化教育治疗儿童孤独症的疗效，中国儿童保健杂志，2005（2），88

杜东巍(2013)，社会支持视角下社会工作介入对自闭症儿童家长的研究，硕士，吉林大学，2013，45

林云强（2013），自闭症儿童家庭干预方法的研究，当代青年研究，2013（5），107-112

Darla R.Botkin（2000），Family play therapy; A creative approach to including Young children in family therapy,2000（19）,31-42

策 划：方晓义

撰 稿：王海平

编 辑：李宇昕

美 编：杨婉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