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介绍：高彩鑫 安伟

[场景重现]

傍晚，怒气冲冲的妻子大声指责丈夫“你怎么又忘记刷碗了？”，丈夫沉默不语，“你怎么回事，跟你说过多少遍了，你怎么就是记不住！”，妻子越说越生气，内心的火气肉眼可见地不断上窜，旁边的丈夫仍旧一言不发，宛如没有听到，妻子看到丈夫不说话而更加恼怒，声音更加急切，在“火山爆发”的前夕，丈夫仍旧保持沉默，两人就这样陷入了“僵局”。

这个场景可能很多人都不会感到陌生，要么是自己经历过，要么是曾经看到过别人经历过。

如果你和伴侣之间也用这样的方式沟通，那么这种不恰当的互动模式可能正在严重损害着你们之间的亲密关系。

01
互动模式是什么

研究表明，在影响婚姻质量的关键因素中，夫妻之间的[互动模式]被认为是影响婚姻质量的关键因素（Karney & Bradbury, 1995）。

互动模式指的是夫妻双方互相表达感受和信息的方式和过程，包含言语和非言语信息，未经察觉时会成为一种惯用的模式。比如你和伴侣如何说话，在饭桌上如何交换眼神都是你们互动模式的体现。

Satir家庭治疗理论也强调了互动的重要性，她认为互动是人应对环境的方式，不适应的互动会导致家庭功能的失调（Satir，1983）。

另外，早期婚姻生活冲突中的不良互动是婚姻质量下降以及离婚的重要预测源（Lavner & Bradbury, 2010）。你们共同塑造的互动模式的重要性可见一斑。

02
我们总结了这些常见的夫妻互动模式

我们总结了以下两大类夫妻互动的行为：

在消极互动行为中，“指责、防御、轻视、冷若冰霜”被Gottman称为婚姻的“四大预警”行为(Gottman, 1994)。

按照消极行为和积极行为的比例，Gottman将夫妻关系划分为5类，包括：激烈型、温暖型、回避型、敌意型和敌意/分离型。其中，前三类夫妻总体积极行为多于消极行为；后两类夫妻的消极行为多于积极行为。

敌意型夫妻有积极行为，但消极行为远多于积极行为，比如常见通过防御、指责来应对对方的不满；敌意/分离型夫妻的积极行为较少，而消极行为较多，比如可能因为较小的事情便会大加指责对方。

接下来，
请大家猜一下哪种类别的夫妻的婚姻会更加稳定呢？

答案是前三类！
相比之下，后两类夫妻关系极不稳定。

另外，Christensen 和 Sullaway也对夫妻互动模式进行了研究，并将夫妻互动模式分三类：

建设性沟通

双方均能以积极的方式面对、协商解决问题，比如随着孩子长大，夫妻在教养孩子上感受到了新的困难，同时积极协商应对如何抚养青春期孩子的挑战。

要求/回避沟通(Demand-Withdraw Pattern)

指的是一方积极寻找解决问题的可能性，同时另一方选择回避的方式；这种模式普遍存在于夫妻互动中，特别是妻子要求-丈夫回避的模式，而且在不同文化背景下都一致存在(Christensen et al., 2006)。

双方回避沟通

双方均以回避的方式应对问题，比如伴侣双方对回谁家过年产生了矛盾，但彼此都没有对此发起沟通直接面对问题，而是选择了冷战，回避冲突也是夫妻沟通中最普遍的无效模式（陈玉英等，2010）。

03
不良互动模式可能是这样发生的

我们也很好奇，开始阶段甜如蜜糖的亲密关系究竟是如何走向崩溃的呢？我们翻看了很多心理学领域的专业资料，发现了这些：

只是出于自我保护

从个体的角度而言，回避沟通或许是一种自我保护策略，试想一下，当一个妻子怒气冲冲地指责伴侣又一次忘记了洗碗，这很可能会唤起丈夫被攻击的体验。

出于自我保护，他选择进入防御状态，回避沟通以自我安抚（Baker, 1980），所以下一次当你的伴侣采用让你难以理解的回应方式时，你可以提醒自己：对方或许只是在进行自我保护。

因为我们的依恋风格不同

现代依恋理论将成人依恋分为四种类型：安全型、迷恋型、冷漠型、恐惧型（Bartholomew, 1991）。从依恋关系的角度而言，亲密关系里令人痛苦的互动行为可能是对方不安全依恋类型的表现。

比如常见的是妻子作为迷恋型依恋类型，而丈夫是恐惧型依恋类型，在相处中往往容易出现前面提到的普遍的妻子要求-丈夫回避的模式（Christensen et al., 2006），即我们通俗说的“妻子追，丈夫逃”的追逃模式。

并且，不同依恋风格的成人在沟通方式上具有差异性。比如安全型依恋风格的个体更倾向于运用问题解决策略，而迷恋型依恋的个体更倾向于强迫和控制自己的伴侣（Pistole, 1989）。

由此可见，如果下一次你和伴侣在沟通模式上有分歧，或许你可以理解为这和彼此不同的依恋类型相关，并从这个角度出发尝试去解决。

04
有办法改变自己和伴侣的互动模式么？

觉察自己的情绪

在夫妻互动中往往因为情绪张力过大且尚未觉察，而容易采取令双方都追悔莫及的互动行为，然后日复一日构成让双方都感到痛苦的互动模式。这时候，最关键的是如何在反应之前能够暂停下来重新选择！而暂停的前提就是我们能够觉察自己那时那刻地感受和想法。

尝试发展积极的互动行为

在能够自我觉察的基础上，夫妻双方可以尝试采取更多的积极互动行为，逐步发展出令双方都感到舒服的互动模式。

值得提出的是，Gottman提出了平衡理论，认为夫妻之间有消极互动行为本身并不可怕，如果能与积极行为达到1：5的比例时，婚姻关系较为稳定（Gottman，1993）。

也就是说：你和伴侣的消极互动行为并不是亲密关系的全部，超量的积极互动行为仍然可以让你们的关系稳固。

寻求专业心理咨询的帮助

如果你和伴侣的互动模式令你们饱受困扰，多次努力调节后仍然效果甚微，或许你们可以考虑寻求专业心理咨询师的帮助，伴侣咨询或家庭咨询可以帮助你们更好地看到彼此的互动模式，进而获得关系的改善，共同迈向建设性沟通的互动模式。

看了这么多/你有什么想说的吗？

参考文献

Baker, W. H. (1980). Defensiveness in Communication: Its Causes, Effects, and Cures. Journal of Business Communication, 17(3), 33–43. doi: 10.1177/002194368001700304

Bartholomew, K., & Horowitz, L. M. (1991). Attachment styles among young adults: a test of a four-category model.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61(2), 226.

Christensen, A., Eldridge, K., Catta Preta, A. B., Lim, V. R., & Santagata, R. ( 2006) . Cross Cultural Con sistency of the Demand/Withdraw Interaction Pattern in Couples.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Family, 68 (4) , 1029-1044.

Gottman, J. M. ( 1994) . What predicts divorc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arital process and marital outcomes. Mahwah, NJ: Erlbaum.

Gottman, & Krokoff, L. J. (1989). Marital Interaction and Satisfaction: A Longitudinal View. Journal of Consulting and Clinical Psychology, 57(1), 47–52.

Graber EC, Laurenceau J- P, Miga E, et al. Conflict and love: Predicting newlywed marital outcomes from two interaction contexts. Journal of Family Psychology, 2011, 25(4): 541.

Kanter, J. B., Lavner, J. A., Lannin, D. G., Hilgard, J., & Monk, J. K. (2022). Does couple

communication predict later relationship quality and dissolution? A meta-analysis.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Family, 84(2), 533-551. https://doi.org/10.1111/jomf.12804

Karney, B. R., & Bradbury, T. N. (1995) . The Longitudinal Course of Marital quality and stability: A review of theory method and research.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18 (1) , 3-34.

Lavner JA, Bradbury TN. Patterns of change in marital satisfaction over the newlywed years.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Family, 2010, 72(5): 1171-1187 16

Satir, V. (1983). Conjoint Family Therapy. California: Science and Behavior Books.

Sullaway, M., & Christensen, A. (1983). Assessment of dysfunctional interaction patterns in couples.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the Family, 45(3), 653-660. https://doi.org/10.2307/351670

陈玉英,耿文秀 & 张磊.(2010).女性视角下的婚姻满意感影响因素——上海报告. 上海精神医学(S1),413-415.

策 划：安 伟
撰 稿：高彩鑫 安 伟
编 辑：崔 琪
美 编：郭雨馨
图源网络 |侵删

「松弛感」这个词，源于一条点赞超过46万的微博。

博主@黑猫白袜子在机场看到一个家庭，他们在遇到一个紧急事件的情况下，从容又淡定，一家人什么行李也没带就坐飞机去旅游了。

故事详情请点击下图👇🏻

这条微博下面，有的人联想到自己不够松弛的家庭关系，有的人表示“实在太羡慕了”，一时之间，「松弛感」成了全网特别火的热门词。

当然，在这个热门词的背后，还有很多我们想要去探讨的部分：不松弛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为什么松弛感这样难得？家庭中的松弛感代表了什么？

来看今天的文章，也欢迎你在评论区和我们分享你的答案。

01 松弛感，或许是个奢侈品
@喜贝 | 渴望松弛感的老大

我感觉我是一个特别需要松弛感的人，因为从小到大我就没松弛过。

我在家里排行老大，没错，这个老大就是传说中被家庭委以重任的老大。因为老大这个头衔，我一直倍感压力，主要的压力来源有两个，这两个压力从小到大一直伴随着。

从读小学有自我意识开始，一方面是觉得自己花钱在学校上学、不能替父母承接家庭负担的内疚；另一方面是一心觉得要照顾好弟弟妹妹的长姐责任。

当然，作为老大，曾经享受过“独生子”的待遇，那时候的感觉是“家里有什么好像都是我的”，比如说，如果家里只有一个苹果，爸爸妈妈一定会留给我；后来有了弟弟妹妹，变成了“家里有什么都不是我的”。

这种巨大的落差感也一度令我活得小心翼翼，因为不知道自己做错了什么，否则爸妈为什么不爱自己了呢？或者我要如何努力去获取爸爸妈妈的爱呢？

感觉自己在家里的地位和弟弟妹妹无法相提并论，主要是体现在我们仨发生矛盾和冲突的时候，还记得每次不论是我和弟弟还是妹妹发生争执，也不论是到底为了什么而争执（因为发现爸妈从来不问原因），想要找爸妈评理，得到的永远都是一句“你是老大”。

只需要这简单的一句话，我就被永远定在错误的十字架上，爸妈说：老大就应该包容小的，老大就应该照顾小的，老大要懂事，老大就应该多干活……

我非常清楚对于老大来说，“松弛感是个奢侈品”，爸妈对我有很多的期待，渐渐地，我也内化了这些期待和责任，时间久了变成了我自身的一部分。

所以作为老大的责任、压力、焦虑一直伴随着我，即便现在我已经分得清楚哪些是我的责任、哪些不是我的责任，即便我已经认清和接受了自己“放松不下来是个事实”这件事。

02 松弛感，是家庭成员互动的结果
@刘祥宇 | 心理工作者

我能想象到，假如类似的事情发生在很多其他家庭里，可能就是另外一个剧本：

当妈妈发现证件过期，会首先感到无比自责：“为什么我偏偏就忘记检查他的证件了？”

当她怀着愧疚的心情，给飞机上的大部队打电话告知这样的情况时，飞机上的人会炸锅，焦虑会在整个家庭里迅速传递：“啊，怎么办，我的电脑还在行李里，没有电脑怎么工作”，“他两来不了那不是所有的行程都得重新定了”，电话里的妈妈毫无疑问接收到了这样的信息，她因此更加自责焦虑。

而在她旁边的孩子，百分百地感知到了妈妈的情绪，他会觉得是自己拖累了大家，如果这时妈妈难以承受焦虑，也许会转头跟孩子说：“我那天不是让你把你证件拿给我看嘛，你怎么就忘了呢，我有那么多事情要准备，就不能给我懂事一点”……

假如剧本这样发展，你会发现，整个家庭成员的焦虑情绪全部都聚焦到了这个孩子身上，最终这个孩子会变得无比紧张，他脑海中只剩下一个信念：“一切都是我的错”。

心理学家Bowen将这种现象称为“投射到小孩身上”，也就是后来我们常说的“三角化焦虑”。

Bowen的系统家庭理论认为，情绪不是以个人为单位，而是以家庭为单位的。他曾举过一个特别形象的例子，就像是在一个牛群中，一旦有一只牛受到了惊吓，整个牛群都会骚动起来。

家庭中任何影响个人的事，也会影响家庭系统中的其他人。这就是为什么一个家庭保有“松弛感”是一件非常难得的事。

这意味着这个家庭里大部分人能够保持比较高水平的分化程度，也就是在家庭里保持一个情绪的相对独立性，而不是像我们设想的那个家庭剧本那样，家庭成员无法区分出每个人面临的不确定性和麻烦都是不同的，而是彻底放弃了各自的情绪独特性，完全跟整体系统融合在了一起。

03 松弛感，是允许关系里的“不松驰”
@高文洁 | 临床与咨询心理在读研究生

看到这个家庭的状态，我也是羡慕的。

临上飞机了发现孩子证件过期，所有的行李都无法办理托运，于是妈妈陪着证件过期的孩子回家，剩下的一家人当下放弃所有行李，继续乐呵呵地出门旅游。

整个事情的过程中，最让我触动的一点是：没有人在寻找家庭里的“替罪羊”。

“替罪羊”（Scapegoating）说的是，一个家庭把已经发生的坏事归咎于某个家庭成员的行为，借此可以保全家庭的形象。

就好像我们在家庭中经常看到的：爸爸觉得孩子沉迷网络游戏是“问题”，妈妈觉得爸爸对家庭投入不够是“问题”，爸爸觉得妈妈不会教育孩子是“问题”，总有一个家庭成员要被当成“问题”，为整个家庭的不幸买单。

事实上呢？当我们把一个家庭成员放在“问题”的位置上时，我们可能不会感到内心坦然，反而是在无形中增强了家庭关系里的紧张和焦虑感。

这么看来，微博上的这一家子人真的很可爱。

你看，当一件坏事发生了，没有人指责那个证件过期的孩子，没有人怪罪那个忘记检查自己孩子证件的妈妈，没有人因为行李不能托运而对机场工作人员感到愤怒，没有人懊悔自己或者其他人怎么不多带一些随身物品……这样也可以。

这个家庭里的“松弛”，恰恰是他们共同允许了一个“不松弛”事件的发生。

我们好像很难去承认，有些坏事就是会发生的。

尤其是在一个家庭当中，不同的角色和立场，出现令人不舒服的摩擦以及权力的分配和流动，都是正常且必要的。所以，“松弛”意味着什么？可能正是接纳它们，不执着于这是某个人的错误，允许冲突和矛盾的存在。这样就好。

愿每个家庭都能在不松弛的张力中，得到一种松弛的人生~

策 划：高文洁
编 辑：崔 琪
美 编：何文宣
图源 |《请回答1988》，侵删

作者介绍：刘祥宇

家暴对于很多家庭来说，都是无法言说的痛。

根据2010年第三期中国妇女调查数据显示，24.7%的妇女曾遭受过配偶不同形式的家庭暴力，妇联系统每年收到妇女遭受家暴投诉4到5万件。

要知道，现实的数字可能要远超过统计值，因为对于很多人来说，本着“家丑不可外扬”的原则，家暴都是一件羞耻的、不能跟人分享的事。可想而知，除了那些寻求帮助的人，还有多少家庭在默默承受家暴的侵害。

几年前，我被派到某个小学做问题学生的观察访谈，其中有一个孩子很难不引起我的注意。短短一节课的时间，他抢了同桌的课本2次，起哄和挑衅其他同学不下5次，离开自己的座位无数次，然而，令人惊讶的是，站在台上的老师却连一次警告都没有。

课后我跟班主任了解了这位学生的情况，才了解到除了班主任，其他科任老师基本对他束手无策。在访谈中，当我问及他的父母，他像是在讲别人的故事一般，非常云淡风轻地对我说：“上周他们吵架，我爸打我跟我妈，结果把我妈的腰椎打坏了，邻居听到动静太大报了警，然后我妈就被送到医院，我爸被抓走了……”

很难想象，在如此的家庭环境中成长的孩子会有多艰难。

与同伴发生冲突，他们不知道可以通过怎样的方式解决问题，他们从父母那里学会的只有暴力行动。

大量的实证研究表明，遭遇家暴的儿童在成长中会面临多方面的困难，这些困难包括攻击性增加(Bousha & Twentyman, 1984)，糟糕的同伴关系(DeanMalik, Richards & Stringer, 1986)，缺乏同理性(Main & George, 1985)，抑郁症(Kazdin, Moser, Colbus & Bell, 1985)，认知水平下降(Hoffman-Plotkin & Twen-tyman, 1984)。

并不是只有殴打才算家暴

提到家暴，我们第一反应可能会想到童年阴影电视剧《不要跟陌生人说话》里面的安嘉和，实际上，家暴的范围非常广。

比如，就有人曾经问我：“我老公一怒之下把我推倒在地上，这算家暴吗？”“我老婆有一次气到不行，把家里东西全部砸光了，这算家暴吗？”

确实，心理学研究领域在对家暴的定义上也存在分歧，家暴带来的伤害、家暴发生的原因等等，都会使家庭暴力呈现出比较复杂的现状。但是，在有分歧的基础上，多年的研究还是在某些问题上达成了共识：

不止是严重的身体伤害才叫家暴。某项冲突量表（CTS）衡量了妇女遭受暴力程度的每日评级，将家暴分为了不同程度，包括：辱骂、中度严重的暴力（即扔东西或踢东西、推搡妻子）和严重暴力事件（即踢或打妻子、殴打妻子、用枪或刀威胁妻子）。

不止是肢体冲突，威胁性言语行为和恐吓也应当被视为家庭暴力的组成部分 (Chalk & King, 1998; Jouriles et al., 2001)。

正如《反家庭暴力法》中所规定的，家庭暴力是指家庭成员之间以殴打、捆绑、残害、限制人身自由以及经常性辱骂、恐吓等方式实施的身体、精神等侵害行为都属于家庭暴力的范畴。

常见的三种家庭暴力模式

常见的人际暴力模型有三种动态形式。

1 暴力循环模式

这种模式下的家庭暴力跟亲密关系中的压力呈现一种相关。一般情况下，暴力在关系中高度紧张的时候爆发，之后肇事者道歉并试图做出补偿，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蜜月”期又会再次被不断积累的压力所侵蚀，直到暴力再次发生(Walker，2016)。

2 控制模式

这种模式下的家庭暴力，主要表现为家庭中的某一成员通过暴力来控制伴侣而持续使用的一种策略(Pence & Paymar，1993)。在现实情况中，这种模式的家庭暴力也很常见，施暴的一方常常是充满强烈的控制欲的，通过暴力来使另一半屈服。

3 强化模式

这种模式跟家庭制度有关(Giles-Sims,1985)，暴力常常出人意料地开始，由于受到家庭中默认的一些潜规则和制度的影响，家庭成员默许了这种行为，这样的默许使得暴力行为得到加强(Gelles & Straus,1988)。这种模式尤其在农村可以看到，在依然封建的大男子主义观念的影响下，“男人打女人”常常被看作是理所应当的一件再寻常不过的事，这种家庭制度和潜规则的默许自然会强化家暴的动态模式的形成。

你要知道的导致家庭暴力的因素

导致家庭暴力发生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不止有家暴者的个人因素，还有亲密关系中的互动因素，同时也会很大程度地受到外部环境的影响。

1 有过暴力和攻击历史的人更容易家暴

研究发现，能够最大化预测家庭暴力的因素就是这个人的暴力史。如果一个人过去常常因为暴力而与周围人起冲突，或者你发现对方过去的感情经历中，都是因为家暴而分手或离婚的，那就一定要提高警惕。

2 自控能力低的人更容易家暴

当我们愤怒的时候，谁都免不了会有攻击倾向，在家庭和亲密关系中，我们产生暴力冲动是一件正常的事，但，一个具有良好自控能力的人，可以成功地遏制暴力冲动发展为暴力行为。因此，一个自控力很差的人，就很容易在关键时刻，控制情绪失败而爆发暴力行为(Baumeister, & Boone, 2004)。

3 不良的互动方式会促成家暴

当暴力发生的时候，人们会在那一刻去做一个决定，是否要实施暴力。而这个做决定的过程就是一个关键时刻，如果在这个关键时刻，他的伴侣说：“怎么，你还想打我，你来呀，有种就来打我”，那么这种直接的挑衅般的回应就可能把事态升级，进一步加剧对方的愤怒情绪，从而促成暴力(Gottman, 1998)。所以，在暴力即将发生的时刻，我们如何去回应就显得格外重要，更理性的方式，也许是给出对方足够的空间去冷静，等过一段时间再去回应 (Yovetich & Rusbult, 1994)。

4 贫困也与家庭暴力有密切相关

多项研究表明，家庭贫困、事业受损会跟男性的家暴行为有很大的相关性。这可能跟男性的身份认同有关。社会期待男性是有能力的、有钱的、事业成功的，当男性在这些方面受挫时，就会对自己的身份认同产生困难，从而更容易通过家暴这种展现男性力量的方式来释放自己。

遭遇家暴了怎么办

一旦家暴发生我们就要想办法尽可能的保护好自己。

首先，如果是比较轻度的家庭暴力，比如辱骂、砸东西等，那么就要在彼此冷静下来后，认真地谈论家庭暴力这件事。毋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很多时候，当我们觉得这些都是小事，不足挂齿时，往往会产生一种默认效应，可能会促进家暴的进一步形成。所以，在这种轻度家庭暴力产生时，就应当足够谨慎，引起注意，防止不可挽回的后果发生。

其次，如果你面临了比较重的家庭暴力，就可能要寻求外界帮助，包括但不限于：

-马上求救，拨打110报警电话
-向法院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
-向所在社区、妇联等单位寻求帮助
-向民政局申请庇护
-寻求法律援助
-搜集被家暴的证据以备法律程序需要，如公安机关出警记录，伤情鉴定书，打砸照片、录音等
-寻求心理专业人员的帮助，做相应的心理辅导

家庭暴力不容小觑，我们要对其有深刻的认识，如果你看到这篇文章，请转发给你的家人和朋友。

参考文献

https://www.wsic.ac.cn/uploadfile/2019/1023/20191023691202.pdf 中国妇女研究网

Bousha, D. M., & Twentyman, C. T. (1984). Mother–child interactional style in abuse, neglect, and control groups: Naturalistic observations in the home. Journal of abnormal psychology, 93(1), 106.

Dean, A. L., Malik, M. M., Richards, W., & Stringer, S. A. (1986). Effects of parental maltreatment on children's conceptions of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s.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22(5), 617.

Main, M., & George, C. (1985). Responses of abused and disadvantaged toddlers to distress in agemates: A study in the day care setting.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21(3), 407.

Kazdin, A. E., Moser, J., Colbus, D., & Bell, R. (1985). Depressive symptoms among physically abused and psychiatrically disturbed children. Journal of Abnormal Psychology, 94(3), 298.

Hoffman-Plotkin, D., & Twentyman, C. T. (1984). A multimodal assessment of behavioral and cognitive deficits in abused and neglected preschoolers. Child development, 794-802.

Chalk, R., & King, P. A. (1998). Violence in families: Assessing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programs. National Academy Press, 2101 Constitution Avenue NW, Washington, DC 20418.

Jouriles, E. N., McDonald, R., Spiller, L., Norwood, W. D., Swank, P. R., Stephens, N., ... & Buzy, W. M. (2001). Reducing conduct problems among children of battered women. Journal of Consulting and Clinical psychology, 69(5), 774.

Walker, L. E. (2016). The battered woman syndrome. Springer publishing company.

Pence, E., Paymar, M., & Ritmeester, T. (1993). Education groups for men who batter: The Duluth model. Springer Publishing Company.

Giles-Sims, J. (1985). A longitudinal study of battered children of battered wives. Family Relations, 205-210.

Gelles, R. J., & Straus, M. A. (1988). Intimate violence. Simon & Schuster.

Jacobson, N. S., & Gottman, J. M. (1998). When men batter women: New insights into ending abusive relationships. Simon and Schuster.

Yovetich, N. A., & Rusbult, C. E. (1994). Accommodative behavior in close relationships: Exploring transformation of motivation.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30(2), 138-164.

Jewkes, R. (2002). Intimate partner violence: causes and prevention. The lancet, 359(9315), 1423-1429.

策 划：刘祥宇
撰 稿：刘祥宇
编 辑：高文洁
美 编：郭雨馨

作者介绍
贾继超 安伟

生活中我们都有这样的体验：开心时与亲朋好友分享会让我们快乐加倍，emo时对亲朋好友诉说能让我们难过减轻。心理学家更是发现，频繁社交不仅能够让人保持良好的心态，还能促使人们投入到体育运动中、建立良好的饮食习惯、拥有健康的体魄甚至更为长寿。这所有的一切似乎都在提示我们，为了自己的身心健康我们要多和家人及朋友互动。

然而，还有一些时刻，自己静静会让我们感到更舒适。无论是拉上床帘戴上耳机静静看书追剧的大学生，还是下班后留在车里玩游戏整理心情的上班族，都有办法找到自己的秘密基地去享受独处的时光，进行自我放松。因为极其频繁地与他人社交可能会挤占个体独处的宝贵时刻和从事其他活动的时间，限制我们的身心健康。

这说明社交也要“张弛有度”，过于自闭或过于社牛似乎都不是最有利于我们身心健康的生活方式。那么，多久和亲朋好友社交一次最有助于我们的身心健康呢？

最近发表在Social Psychological and Personality Science 上的一个研究探讨了这一问题。该研究分别关注了人们与邻居、朋友和同事的社交频率以及人们与家人的社交频率，并检验了这些社交频率与人们身体健康、死亡风险以及生存时间的关系。

01
一定程度的社交有助于身体健康
同时高频率社交对于亲朋的作用不同

日常生活中，人们通常会认为社交频率越高的人越是积极乐观、大方且自信，Ta们也会越经常地锻炼身体、选择更健康的食物或者去做定期的医疗筛查项目。总之，人们对于具备高频率社交属性的个体的描述总是更积极的。似乎，社交频率更高的个体更健康是一个毫无疑问的结果。

事实真的如此吗？那么，是不是说社交的频率越高越好呢？社交频率和身体健康的关系恰好是Stavrova等人的研究成果之一，他们对来自37个国家的30多万人进行了研究。结果发现，对于社交频率与身体健康状况的关系而言，研究结果如下图：

数据来源 | Stavrova, O. et al. (2021)

上面这张图的左半部分表明：当人们与朋友、邻居和同事的社交频率在“从不接触”到“每月一次”之间时，频率增加会带来身体越健康的显著改善；当社交频率高于“每月一次”时，频率增加不再能带来人们的身体健康的显著提升（图中红色的线条在长方形中的坡度越陡，表示身体健康的改善程度越显著）；

上面这张图的右半部分表明：当人们与家人的社交频率在“从不接触”到“每月一次”之间时，频率增加会带来身体越健康的显著改善；当社交频率高于“每月一次”时，频率增加不仅不会使人们身体健康进一步改善，还会使人们的健康状况恶化。

02
高频率的社交不仅不会有助于健康
还可能会增加个体的死亡风险

同时，Stavrova等人还对社交频率与个体死亡风险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探索。研究长达27年，通过对大约5万人这么多年的追踪调查，Stavrova等人发现：尽管更高频率的接触与更好的健康相关，但是在死亡风险方面，过高的社交频率并不会对人们产生更有利的影响。

对收集到的数据进行统计分析（社交频率与个体死亡风险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如下图：

数据来源 | Stavrova, O. et al. (2021)

当人们与朋友、邻居和同事的社交频率在“从不接触”到“每月一次”之间时，频率越高，死亡的可能性越低；当社交频率高于“每月一次”时，频率的增加不仅不能带来死亡风险降低，还会增加死亡风险；

数据来源 | Stavrova, O. et al. (2021)

当人们与家人的社交频率在“从不接触”到“每月一次”之间时，频率越高，死亡的可能性越低；社交频率为“每月一次”和“每周一次”的个体死亡风险相等；而当社交频率高于“每周一次”时，频率的增加不仅不能使死亡风险降低，还会增加死亡风险。

03
适当的社交频率
有助于提升个体的生存时间

为了探明社交频率与个体生存时间的关系。Stavrova等人检验了已故受访者的生存时间与其社交频率的关系，对收集到的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并绘制了在不同社交频率状态下，人们的生存时间曲线。对于社交频率与生存时间的关系而言，研究结果显示：

数据来源 | Stavrova, O. et al. (2021)

上面这张图的左半部分表明：不论与朋友、同事及邻居见面的频率如何，个体的生存时间都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下降。从不与朋友见面组生存时间下降幅度最大。随着与朋友社交频率增加，下降幅度逐渐缩小，直到每月一次及每周一次组，生存时间下降幅度最小。而与朋友社交频率增加到每日一次时，生存时间的下降幅度再次变得陡峭。

上面这张图的右半部分表明：不论与家人的社交频率如何，生存时间都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下降。从不与家人见面组生存时间的下降幅度最大。其他各组生存时间的下降幅度则相似。

综合来看：上述研究结果均说明，社交并非越多越好，高频率的社会互动并不一定与最佳的结果相关。相反，更适度的社交频率被认为是好的，“每月一次”的社交频率足以产生对我们有益的健康好处。超过这个频率以后，我们并不会更健康、更长寿，甚至还会面临身体健康恶化、死亡风险增加以及生存时间缩短的情况。

关于今天的社交与身心健康关系的话题，你有什么想要说的吗？你的社交频率是怎样的呢，欢迎在评论区写下留言，和我们分享你的故事~

参考文献

Stavrova, O., & Ren, D. (2021). Is more always better? Examining the nonlinear association of social contact frequency with physical health and longevity. Social Psychological and Personality Science, 12(6), 1058-1070.

策 划：安 伟
撰 稿：贾继超 安 伟
编 辑：李宇昕
美 编：杨婉婷

作者介绍
申新兰

疫情的影响、全球经济的动荡以及威胁到和平的各类冲突，都会让我们体验到一种潜在的丧失感。在这些各类丧失中，丧子事件对个体和家庭来说都是毁灭性的打击，也是所有丧亲中最严重、最痛苦的一种丧失类型。

它既是个人事件，会影响夫妻双方作为个体各自的身心健康。同时，也是家庭事件，会影响夫妻二人的亲密关系，以及家庭结构未来的走向。

在个体的层面，经历过子女丧失的父母在心理健康、身体状况等各个方面都更令人担忧，他们会感知到更高水平的压力、人际敏感度、及孤独感。

抑郁、创伤后应激障碍、延长哀伤障碍等的流行率也高于一般丧亲群体，同时，丧子父母慢性疾病的共病率更高，他们到医院就诊的频次显著高于非丧子人群，死亡率也高于一般人群的平均水平 (Zhang et al., 2020; Zhou et al., 2020)。

亲密关系的层面，一些研究发现个体的哀伤水平与夫妻间的关系满意度存在负相关关系。即个体的哀伤水平越高，亲密关系的满意度越低。同时，丧子父母对关系的满意度，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下降，离婚率也比一般家庭更高。

也有研究认为，失去孩子的哀伤是夫妻之间固有的人际关系过程。有些父母在经历丧子事件后会更加重视夫妻之间的情感互动，强调陪伴，在精神上彼此支持，在身体上相互关照，亲密关系的满意度并没有受到影响 (Rogers et al., 2008; 周宁宁, 2020)。

在一项研究针对 229 对丧子父母开展了追踪研究，分别在丧失发生后6个月、13个月、及20个月三个时间点进行了问卷的收集。结果表明，丧子父母感知到伴侣的哀伤强度与自己哀伤强度的相似性，与他们亲密关系的满意度呈现二次方效应 (Joronen et al., 2016)。

也就是说，当丧子父母认为伴侣的哀伤强度与自己相似时，他们对亲密关系的满意度最高；而无论他们感知到的伴侣的哀伤强度比自己高或是低，都会导致关系满意度的下降。

随着时间的推移，感知到伴侣与自己哀伤强度相似性的差异对关系满意度的负向影响会逐渐增强。如下图所显示的，在丧失刚刚发生时，伴侣与自己哀伤强度的不同似乎是相对可以接受的，但时间越长，这种感觉会变得越发痛苦。

图1：T1代表丧失发生后6个月，T2代表丧失发生后13个月，T3代表丧失发生后20个月。横坐标为感知到的哀伤水平的相似度。“-2”及“-1”代表感知到自己的哀伤强度比伴侣低；“0”代表感知到自己的哀伤强度和伴侣相似；“1”及“2”代表感知到自己的哀伤强度比伴侣高。纵坐标为关系的满意度。

对此，一种可能的解释是，一方面，伴侣之间在多个层面（如人格特征、情感、态度和兴趣等）的相似性本身就与亲密关系的满意度呈正相关。对于几乎所有的父母来说，失去孩子是一种陌生的情况，是重大的家庭压力事件。

在丧失的适应过程中，父母并不知道应该要如何反应和感受才是对的，对自身的反应也有很多的怀疑。而这时，如果伴侣的哀伤反应和自己相似，说明自己是正常的，哀伤的适应过程有可能会变得更加可预测及可被理解。

另外，感知到亲密关系中的伴侣与自己在情感上是相似的，表明伴侣是理解自己的，自己的感觉是可以被认可的。在面对如此大的丧失时，知道自己并不孤单，作为命运共同体的伴侣可以和自己共同应对，对亲密关系的满意度也会产生积极的影响。

另一方面，如果个体感知到伴侣的哀伤强度不如自己，他们可能会认为自己的伴侣并不依恋他们的孩子，或者伴侣不像自己那样在乎失去孩子这件事。

这样的看法可能会引起自己对伴侣的愤怒和责备。同时，感知到伴侣已经从创伤事件中走出来了，而自己却一直沉溺其中，也会产生自责或自己成为了负担等想法。

如果个体感知到伴侣的哀伤强度比自己高，他们可能会担心伴侣对自己的负面评价，并为自己没有那么强烈的哀伤情绪而感到内疚。此外，他们可能会觉得有义务为伴侣提供更多的支持。

在刚刚失去孩子时，丧亲父母可能会更多地关注自己的痛苦和哀伤，而无暇顾及夫妻双方的关系质量。随着时间的推移，情感强度的不同频，提供和接受支持之间长期的不平衡等，会使丧子父母产生疲惫和彼此消耗的感觉，继而对亲密关系的满意度产生负面影响。

这时，婚姻治疗也许是一个恰当的选择，帮助经历过丧子事件的夫妻双方更好地进行沟通，交流情感，提高亲密关系的满意度，继而支持到彼此。

综上所述，察觉到另一个人有类似的情绪对人们有一种安慰作用，特别是当他们处于压力之下。丧子父母如果意识到他们和伴侣经历了类似的哀伤强度，可能会更好地感受到伴侣的理解和认可，在他们的关系中感到较少的孤立或孤独感，并受益于与伴侣有相似程度的情感的安慰作用，体验到更大的关系满意度。

参考文献

Joronen, K., Kaunonen, M., & Aho, A. L. (2016). Parental relationship satisfaction after the death of a child. Scand J Caring Sci, 30(3), 499-506. https://doi.org/10.1111/scs.12270

Rogers, C. H., Floyd, F. J., Seltzer, M. M., Greenberg, J., & Hong, J. (2008). Long-term effects of the death of a child on parents' adjustment in midlife. J Fam Psychol, 22(2), 203-211. https://doi.org/10.1037/0893-3200.22.2.203

Zhang, H., Shang, Z., Wu, L., Sun, Z., Zhang, F., Sun, L., Zhou, Y., Wang, Y., & Liu, W. (2020). Prolonged grief disorder in Chinese Shidu parents who have lost their only child. Eur J Psychotraumatol, 11(1), 1726071. https://doi.org/10.1080/20008198.2020.1726071

Zhou, N., Wen, J., Stelzer, E. M., Killikelly, C., Yu, W., Xu, X., Shi, G., Luo, H., Wang, J., & Maercker, A. (2020). Prevalence and associated factors of prolonged grief disorder in Chinese parents bereaved by losing their only child. Psychiatry Res, 284, 112766. https://doi.org/10.1016/j.psychres.2020.112766

周宁宁. (2020). 失独父母的同命人支持对哀伤反应的作用. (北京师范大学)

策 划：刘祥宇
撰 稿：申新兰
编 辑：李宇昕
美 编：何文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