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师大家庭与儿童发展实验室
我们隶属于北京师范大学发展心理研究院，专注于中国婚姻与家庭研究，致力于将实用有趣的学术成果分享给大家。

本期作者
谢彦彬
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部2020级本科生

『我从小缺爱, 希望有一个人可以给我很多爱。』

『我有心理创伤, 希望找个人来治愈我的创伤。』

『我心里有个很大的缺口, 需要找个人填满它。』

当我们在网络上搜索“情绪价值”一词, 我们可能会看到“需要找一个能提供情绪价值的伴侣”、“因为ta无法给我提供情绪价值, 所以我们分手了”等等诸如此类的说法。情绪价值看起来好像就是亲密关系中一方给另一方提供的资源, 可以让个体获得疗愈, 人们对于情绪价值的需求似乎跟“我想找个有钱的对象”异曲同工。

到底什么是情绪价值？

情绪价值=“矫情”？

情绪价值=把伴侣当作“情绪充电站”或是“情绪垃圾桶”？

01
什么是情绪价值？

情绪价值(emotional value)最早是经济学和营销学领域的术语, 后延伸到亲密关系中, 指的是亲密关系双方感知的情绪收益和情绪成本之间的差值, 即情绪价值=情绪收益-情绪成本(Bailey, 2001)。这里的“情绪收益”指的是个体积极的情绪体验, 比如愉悦、幸福或安全感等; 而“情绪成本”则为负面情绪体验, 例如伤心、生气或感到被欺骗等。

由此我们推论, 亲密关系中如果情绪收益>情绪成本, 即获得了正向的情绪价值, 这段关系也就更可能维持下去并逐步深入; 反之, 如果有一方甚至双方都一直处于不断付出、不断内耗却得不到想要的回应的状态, 即情绪收益<情绪成本, 则不利于关系的维持。

02
情绪价值=“矫情”？
——情绪价值是“必需品”

有些人或许会认为, 对情绪价值的需求其实就是“矫情”, 情绪价值并不是一段感情的必需品。实际上, 有研究表明情绪价值对于关系的维持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Seven, 2022), 并非仅仅是“奢侈品”, 而是“必需品”。

1
情绪价值vs物质价值

当亲密关系中情绪价值和物质价值难以两全的时候, 你会作何选择呢？

《小妇人》中的梅格曾经就面临了这样的两难处境。在那个人人都想挤进上流社会的年代, 她曾经最大的梦想就是嫁个有钱人, 坚定地认为自己一定会坚定地选择物质价值。但是, 梅格最终的选择, 是爱情。布鲁克没钱没地位, 遇到她的时候连个稳定的工作都没有。但布鲁克爱上的是她面具之下真正的自我，她找到了一个可以让她卸下面具生活的港湾。毫无疑问，在这场情绪价值和物质价值的角逐中，梅格选择了情绪价值。

2
为什么情绪价值对于关系的维持如此重要？

20世纪60年代, 美国社会学家霍曼斯提出了社会交换理论(Homans, 1958), 认为人们的社会行为都可以被看作是社会交换, 而交换行为的目的就是追求利益最大化。也就是说，人的活动就像“商品”, 人们从他人身上获得“收益”, 同时也需要付出“成本”。这里的“收益”和“成本”可以是物质的, 也可以是精神的。

因此从这一视角来看, 我们可以简单理解为, 一个人的价值=物质价值+情绪价值, 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维持离不开势均力敌的价值交换(安丽霞, 2007)。

情绪价值和物质价值同等重要, 生活中很多关系离不开物质价值的维系, 但同时, 情绪价值却是维持一段长久稳定的亲密关系的必要条件。根据社会交换理论不难推论, 一段关系能否长久地持续下去, 取决于双方的付出和收益是否对等。如果其中一方做出某种行为后没有得到预期的反馈, 那么交换就不成立, 该行为也就不会长期继续下去。同理, 在亲密关系中, 如果其中一方不断付出却迟迟得不到预期中的反馈, 那么这段关系也就很难长久维系(邱珊, 2010; 安丽霞, 2007)。

03
我们可以把伴侣当作 “情绪垃圾桶”吗？

“我把你当最亲近的人, 你却把我当成情绪垃圾桶？”——这是亲密关系中一个很常见的问题。在很多人的惯常思维中, 在遇到负面情绪困扰的时候, 伴侣理应承担起“树洞”的角色, 听对方倾诉, 给予其安慰和支持。

这种寻求安慰的想法本身没错, 但试想一下, 如果其中一方一直将另一方当作“情绪垃圾桶”, 不断索取情绪价值, 人总有承受的极限。长此以往, 就可能将彼此之间的关系推向破裂的边缘。因此, 希望伴侣为自己提供情绪价值, 并不等同于将ta当成“情绪垃圾桶”。

1
倾诉本身没有问题
——倾诉是个体的基本心理需要

美国人本主义心理学家西尼·朱拉德(Sidney Jourard)将个体告诉他人自己的信息, 以及真诚地分享自己秘密的感受与想法的行为定义为自我表露(self-disclosure)。因此, 伴侣之间的倾诉可以很好地拉近彼此的关系(Jourard & Lasakow, 1958) 。甚至有学者将亲密关系描述为通过自我表露和对方回馈的动态交互过程而发展起来的关系, 即个体向伴侣表达自己的想法和感受, 收到对方的回应, 并将这样的回应解释为理解与关怀(Laurenceau et al., 1998)。

2
为什么不能将伴侣当作“情绪垃圾桶”？
——倾听是心理能量的消耗

很少有人会在陌生人面前各种吐槽, 但在最亲近的人面前, 说话就可能肆无忌惮了。我们很容易因为关系太亲密, 而渐渐忽视了“边界感”。对于伴侣的信任, 会让我们忍不住把所有的委屈、抱怨和盘托出, 不怕暴露最狼狈的一面, 而同样因为这样的信任和亲近, 对方往往不会拒绝这样的倾诉, 只能想尽办法安慰。

但是, 倾诉者的负面情绪可能会影响倾听者, 倾听、共情和安慰也需要消耗很多的认知资源, 是对心理能量的一种消耗。

“情绪垃圾桶”因亲近而产生, 但也因亲近而变质, 变得像是隔着一道屏障, 慢慢疏离。因此, 自我表露不是毫无保留地和盘托出, 就算是伴侣之间也需要对自我表露的信息交换程度加以控制, 这有助于维护人际关系中的隐私边界(Derlega & Chaikin, 1977)。

04
我们应该如何给他人提供情绪价值呢？

1
先让自己真正长大——情绪成熟

辛德勒(2013)认为, 情绪稳定是成熟的标志之一。在人际关系中, 面对情绪困扰的时候保持理性, 适当地调整自己的情绪是对自己和关系负责的表现(司长河, 2014)。充当“情绪垃圾桶”甚至治愈心灵创伤是出于爱的行为, 并不是伴侣之间的义务，或者一味地要求伴侣成为情绪宣泄的“沙包”。在现实生活中，情绪成熟的人往往具有以下三个特点(Allen, 2011)：

1.负责——为自己的负面情绪负责, 也为自己给他人造成的负面情绪负责。

2.有适应能力——控制自己的情绪, 在适当的场合做出合适的反应。

3.给予——在情感上不仅仅关注自己的情感需求, 也要学会体察并共情他人的感受。

2
打开情绪表达的正确方式

(一) “告诉我你的感受，好吗？”——情绪表达的重要性

也许受到传统文化中“喜怒不形于色”等观念影响, 中国人在人际互动中较多采用情绪表达抑制策略, 并不善于用言语表达情感。关于夫妻关系的研究也证明了这一点, 中国夫妻常常因缺乏正确的情绪表达而引发冲突(周婷, 王登峰, 2012)。

成人依恋理论认为, 伴侣之间的情绪交流与回应形成了双方的情感联结, 畅通的情感联结需要双方告诉对方自己的动机和需要, 而在其中一方表达情绪和需求的时候, 另一方需要给予恰当的情绪反应。比如当ta表达负面情绪的时候, 另一方要做的是体察ta的情绪、尝试共情ta, 并给予合适的言语反馈。否则, 就可能导致双方情感的疏离, 进而演变为抱怨、冷战或争吵等形式的冲突。

(二) “谢谢你, 亲爱的”——不要吝啬表达感恩

我们在生活中也可以发现, 当你的付出得到了对方真诚的感谢时, 我们会感到满足和愉悦。研究结果表明(Algoe et al., 2008), 感恩有助于促进亲密关系的发展, 一个人的感恩和表达感激的程度都与他自己的婚姻满意度显著相关。此外, 交叉伴侣分析表明, 个人感受到的感激也能预测配偶的满足感(Gordon et al., 2011)。

情绪价值不是“矫情”，情绪价值也不等于单纯地把 ta 当作“情绪充电站”或是“情绪垃圾桶”。两个人的相遇或许有千百种缘分使然的可能，但每一段关系的维系则都是细水长流的同心同行。

参考文献

安丽霞. (2007). 霍曼斯交换理论背景下夫妻关系的尝试性描述. 长春师范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6(2), 22–26.

邱珊. (2010). 与霍曼斯交换理论的比较看布劳理论的发展. 才智, 15, 167–168.

司长河.(2014).什么是情绪上的成熟. 家庭医学(下半月)(12), 41.

约翰·A·辛德勒[美] 江月(译). (2013). 情绪稳定：检验成熟的标尺. 现代阅读, 8, 89–89.

Seven(2022). “年下恋”：情绪价值是关系核心竞争力, 中国妇女报, 2(7).

周婷 王登峰. (2012). 情绪表达抑制与心理健康的关系.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20(1), 65–68.

Algoe, Haidt, J., & Gable, S. L. (2008). Beyond Reciprocity: Gratitude and Relationships in Everyday Life. Emotion (Washington, D.C.), 8(3), 425–429.

Allen, R. (2011). How to Become Emotionally Mature. Rogerkallen.com

Bailey, J. J., Gremler, D. D., & McCollough, M. A. (2001). Service encounter emotional value: The dyadic influence of customer and employee emotions. Services Marketing Quarterly, 23(1), 1-24.

Derlega, V. J., & Chaikin, A. L. (1977). Privacy and self-disclosure in social relationships. Journal of Social Issues, 33(3), 102-115.

Gordon, Arnette, R. A. M., & Smith, R. E. (2011). Have you thanked your spouse today?: Felt and expressed gratitude among married couples. 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50(3), 339–343.

Homans, G. C. (1958). Social behavior as exchang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63, 597-606.

Lambert. (2010). Benefits of Expressing Gratitude : Expressing Gratitude to a Partner Changes One’s View of the Relationship. Psychological Science., 21(4), 574–580.

Laurenceau, Barrett, L. F., & Pietromonaco, P. R. (1998). Intimacy as an Interpersonal Process: The Importance of Self-Disclosure, Partner Disclosure, and Perceived Partner Responsiveness in Interpersonal Exchange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74(5), 1238–1251.

Johnson. (1999). Emotionally focused couples therapy: Status and challenges. Clinical Psychology., 6(1), 67–79.

Jourard, S., & Lasakow, P. (1958). Some Factors in Self-Disclosure. Journal of Abnormal and Social Psychology, 56(1), 91–98.

策划 | 蔺秀云
撰稿 | 谢彦彬
排版 | 李欣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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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师大家庭与儿童发展实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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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作者
翟予童
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部21级本科生
一个脚踏实地的有理想的人

听过不少父母的抱怨：“我们家孩子小时候很乖很听话，没想到上了中学之后就好像是换了一个人，常常一脸心事愁眉不解的样子，问他他又不耐烦，还啥事都要和大人对着干，怎么越长大越不好管了呢，发愁啊！”

孩子进入青春期，不少父母都感到头疼，以往的乖宝宝开始变得不听话，还动不动就发脾气，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孩子变身大魔王，就像是换了一个人，父母们感到不解：青春期叛逆到底什么时候结束呢？自己该怎么对待青春期叛逆的孩子？最关键的啥是青春期叛逆啊？感觉自己青春期的时候也没这么折腾吧。父母们怎么也想不起来自己的青春期是怎么度过的。

1
青春期叛逆的那些事儿

青春期叛逆指的是青少年对成年人，尤其是家长和老师的期望一概否定的心理对抗现象，且其对象具有泛化性，也就是对于很多人和事都会产生心理对抗(宋专茂, 1991)。

许多研究者都曾指出叛逆心理是青春期这一阶段孩子出现的正常心理现象，其目的主要是为了获得独立和尊严(陈梅, 2021)，Frankel & Dullaert (1977)也论述道，叛逆是青少年对个人的一种展现，是对建立一定自主性的尝试和对自己价值体系的发展，是将以自我为中心的理想世界与现实世界比较的过程。适度的叛逆，还有利于青少年构建自我身份认同(Swierczek et al., 2018)。因此家长和老师并不用为此过度担心和烦恼，父母们以平常心态来面对就行。

那么，在讨论应对青少年叛逆的具体对策之前，或许家长们需要先了解一下为什么孩子在青春期会出现叛逆的心理和行为，都会有哪些影响因素和影响机制以及它们是如何运作的，这样才能更好地找到相应的对策。

2
一起看看青春期孩子叛逆的原因

青少年自身的原因

从生理方面看，当发育至青少年时期，孩子的大脑发育更加成熟，神经系统愈加完善，思维能力显著增强，但认知控制系统尚不发达，不能很好的对自身的行为进行控制，容易冲动。因此，青少年在学习生活中遇到一些不如意的事情时，会释放更多的肾上腺素，使得神经过分兴奋，思维不受控制，导致其容易做出叛逆的行为(Zhang & Li, 2022)。

从心理方面看，青少年的心理发展与生理发展存在不平衡，二者在青春期都迅速发展，但心理成熟往往比生理成熟滞后(罗兰, 2018)。青少年时期是寻求自我同一性的重要时期，开始具有了独立的思维和强烈的自主意识，讨厌被成年人支配，同时有很强的自尊心。当这些不能被满足的时候，他们会对外界持怀疑和否定态度，表现出抗拒来发泄自己的不满情绪。

外部环境的原因

首先，青少年的行为和性格与家庭和教育环境紧密相关(Wei, 2005)。一些家长对孩子实行高压式的管教方法，严格要求孩子执行自己所制定的规矩。专制型的教养会让孩子觉得他们失去了自主的权利，感到家长不尊重自己。尤其是对于青春期自我意识快速觉醒的青少年来说，越给他们施压，越容易引起他们的叛逆心理，最终会形成恶性循环。

同时，另一个极端——溺爱型的养育则会缺乏对孩子自主能力的培养，致使孩子过于以自我为中心，蛮横不讲理，不服从家长的管教，稍有不顺就会乱发脾气，这种现象如今广泛存在于独生子女家庭中(陈梅, 2021)，也是青春期叛逆形成的重要原因。

其次，青春期孩子逆反心理的另一大原因源自高压的学习环境。在如今这个以应试教育为主的时代，许多学校常常从单维的考试成绩来评定一个学生，而忽视其全方面的发展，对于青春期心理健康方面的教育相对较少。“题海战术”、“军事化管理”等教育方案层出不穷，很多青春期学生在这样的环境下不能很好地调控自身情绪、认知自我，就容易产生厌学、违反校规校纪的叛逆行为。

此外，同伴对青春期个体叛逆的影响也非常重要。青春期是个体独立意识觉醒的关键时期，也就是孩子渐渐脱离父母的一个过程，此时，同伴对于青少年来说就是很重要的一个群体。由于人的社会性，青少年很容易被周围的同伴影响，有时为了所谓的合群不被孤立，迫于同伴压力会习得一些不好的习惯(罗兰, 2018)。

例如自己身边的同学都与家长、老师对着干，那么自己也不得不这样做，不然会在同伴间很没有面子。所以，同伴关系质量的好坏也会影响青少年叛逆的程度。

最后，网络信息也是影响青春期个体叛逆的因素之一。虽然青少年尚未走入社会，但在当今互联网高度普及的情况下，社会上的各种信息会通过网络、社交媒体等传递给青少年。这些信息纷繁复杂，且缺乏筛选检查，可能会让青少年过早地暴露在成人世界的信息下，一些过激言论和暴力元素会对缺少判断力的青少年产生误导，进而加剧青少年的叛逆心理和行为，甚至走上犯罪的道路。

3
解决青春期叛逆问题，我们可以做些什么？

态度上

•正确认知青春期叛逆：家长在面对青春期的孩子时，对其叛逆的心理和行为，要重视但不必夸大。青春期的叛逆与心理病态表现是不同的，它代表着孩子的成长和进步。除非是叛逆行为过度，已经严重影响了孩子正常的生活学习，需要及时进行心理咨询；而在可接受范围内的逆反行为，家长需要尽可能地用平常心来看待就行，不必过于紧张。

理念上

•关注自我同一性培养：自我同一性是指孩子对“我是谁”“我将来要做什么”和“我在社会中处于什么位置”的回答(Schreurs, 2001)。

在我国这个中学学业压力极大的环境背景下，学校老师和家长们都会把注意力集中在青少年的学习成绩上，激励其好好学习、努力进取，对自己的子女或学生寄予高期望。但其实，青少年自我同一性的培养比学业成就对于这一阶段的孩子来说更重要，青春期叛逆的背后是自我同一性的发展，没有正确处理同一性发展会带来大量青春期心理问题(赵玉成, 2020)。

所以，除了关注孩子的学业，家长和学校也需更多地关注青少年自我认知发展，促进孩子的心理健康发展。

情感上

•给予关爱和支持：青少年神经中枢的自我控制和自我调节能力尚不完善，使其逆反心理有很强情绪性(宋专茂, 1991)，所以青春期孩子的情感很不稳定，需要成年人给予更多的情感支持。这要求父母对于孩子的需求要敏感，孩子做一件事情不管是否达到期望，都应尽可能向他表示自己情感上的支持，不要对孩子冷脸或将自己在生活、工作上的不满发泄在孩子身上。

方法上

•增加沟通交流：青少年大脑神经系统发育愈加成熟，思维变得非常活跃，会思考更多抽象概念和假想事件(戴维·谢弗, 2009)，他们有许多自己的想法，但缺少一个倾听的人。家长可以多与青少年沟通交流（比如多聊聊家庭和学校生活、对同性和异性朋友的看法、学业上的困难、对自己未来的规划等方面的内容），了解他们的想法和思维方式，从他们的角度看待问题，帮助青少年拥有健康的心理。

•培养辩证思维：青少年的思维与成年人不同，由于青少年有强烈的以自我为中心的倾向，看待问题主观性强(戴维·谢弗, 2009)，再加之其社会经验的缺乏，易产生非黑即白的思维。有研究发现青春期叛逆强度与年轻人对思维效率控制有关。同时，相对主义、辩证思维有助于调和矛盾的观点和立场，促进理解和解决冲突(Swierczek et al., 2018)。

•引导正确方向：青少年对外界信息的是非判断能力尚不完善，家长不宜因为工作忙的原因疏忽对青少年的成长发展的引导。例如，多了解孩子身边的朋友有哪些、关系是否良好；对孩子使用电子产品进行正确的引导和教育……关注青少年的发展情况并在重要节点对其进行积极引导，是保障青少年心理健康的有效路径。

参考文献

Frankel, J., & Dullaert, J. (1977). Is adolescent rebellion universal? Adolescence, 12(46), 227-236.

Schreurs, B. (2001). NATO Research and Study Group 31 “onOfficer Selection” Survey. In: Lescreve, F. J., Arabian, J., Bailey, M., et al (Eds.), Officer Selection (pp. 45-51). Ottawa: St. Joseph Press.

Swierczek, A., Gurba, E., Duda, M., & Gurba, K. (2018, July 2-4). Youth rebellion and its modification under the influence of educational activities. 10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Education and New Learning Technologies, Palma, Spain.

Zhang, Z., & Li, C. (2022). Adolescent rebellion causes and guiding strategies. Science Insights, 40(4), 485-487.

陈梅. (2021). 中小学生青春期叛逆心理的成因及正确引导策略探究. 考试周刊(11), 17-18.

戴维·谢弗. (2009). 发展心理学：儿童与青少年（第8版）(邹泓 译).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罗兰. (2018). 论青少年叛逆心理. 教育教学论坛(22), 220-221.

宋专茂. (1991). 青少年逆反心理调查研究. 心理发展与教育, 7, 45-47.

魏彬. (2005). 中学生人际关系对心理健康的影响及教育引导(教育硕士学位论文, 山东师范大学).

赵玉成.(2020). 青春期叛逆的背后是发展自我同一性. 上海教育(25), 1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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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写 | 翟予童
编辑 | 李欣霏
排版 | 李欣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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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师大家庭与儿童发展实验室
我们隶属于北京师范大学发展心理研究院，专注于中国婚姻与家庭研究，致力于将实用有趣的学术成果分享给大家。

本期作者
张昱凌
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部2022级专硕

在电视剧《想见你》中，高中生陈韵如是一个安静、内向的女生，也因为她的不善交际，有同学评论她是个“怪咖”，甚至对她进行孤立和嘲讽。她的弟弟陈思源，也因为不愿意母亲的特殊职业被人知晓，而在学校遭到高年级学生的敲诈勒索、威胁恐吓。

在影视剧之外的现实生活中，这样的事情也并不罕见，小到侮辱性的外号、言语上的挤兑和隐性的孤立，大到肢体层面的暴力、勒索以及威胁，在校园的角落中，有一些孩子正承受着令他们痛苦不堪的“校园欺凌”。

1
什么是校园欺凌

有学者将校园欺凌定义为一种发生在学校（及合理辐射区域，比如学校周边的店铺、班级组织春游的目的地等）的、针对校内学生的持续攻击行为，这种攻击可能是心理层面的，也可能是物理层面的(任海涛, 2016)。

校园欺凌现象可能比我们想象得更普遍。一项调查显示，在我国大陆地区的不同学校，有2%~66%的学生都曾受过校园欺凌，2%~34%的学生曾是校园欺凌的参与者(Chan & Wong, 2015)。校园中求学的孩子们，正是处于成长黄金时段的儿童与青少年，参与欺凌或受欺凌的经历，大多会在他们成长的轨道中留下痕迹。

受欺凌者可能因为长期受到欺负、孤立，而自尊感降低，长期处于焦虑、担忧、抑郁等消极情绪中，也有的孩子因为在校园中受到欺负，出于逃避和自我保护的心理，变得厌学、拒学。而欺凌者则有可能在欺凌行为中强化攻击性强的人格特点，或是难以融入与同龄人的正常交往中(章恩友, 陈胜, 2016)。

上述校园欺凌数据及校园欺凌所造成的诸多负面影响，无不提醒着我们：校园欺凌是异常值得重视的现象，家长与学校需共同合作来减少这一情况的发生。

在了解如何防范校园欺凌之前，我们先一起来看看为什么校园欺凌事件会不断上演。

2
为什么会发生校园欺凌

Ta们与“恶”的距离：为什么参与欺凌？

在个体是否更具有攻击性这个方面，的确存在一些先天生理因素的影响。有学者认为：一部分人的大脑中枢回路异常，导致情绪调控失常，进而失去自我控制能力、引发暴力与攻击行为(郑开诚, 张芳德, 2002)。

然而，仅仅是先天因素的差异，并不足以让一个人成为一名施暴者。班杜拉的社会学习理论表明，一些校园欺凌参与者的行为可能正是通过模仿、强化而习得的。

例如，在一些存在暴力的家庭中，孩子们或是习得了用暴力作为解决问题的手段，或是将使用暴力视作具有权威、保护自己不受欺负的方式，类似的行为模式衍生到学校场景中，就成了校园欺凌(孙时进, 施泽艺, 2017)。

“一个巴掌拍不响”：是受害者的错吗？

有研究者指出，一些特定的个性特点会导致孩子们更容易成为被攻击的对象。比如说被动、顺从、敏感、缺乏自信(Salmivalli ＆ Isaacs, 2005) 。这样的孩子在欺凌事件中通常难以组织有效的反抗，同时，他们也更有可能从自己身上找原因，认为受到欺凌是自己有问题，这种思维会导致他们不愿意向外界求助，从而将自己陷于更艰难的困局。

同时，欺凌事件的发生也可能与家庭的养育环境有关。例如，当父母对孩子的成长过度焦虑和卷入，孩子很容易对父母形成不恰当的依赖，那么与同龄人的交往技能也就很难得到充分的发展，从而成为被孤立和欺凌的对象(Olweus, 1980)。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当我们讨论校园欺凌受害方时，并不是认同和宣扬“受害者有罪论”，而是希望找到规避欺凌、更好为受害者施以援手的方式。我们也希望成人能够向受欺凌的孩子们传达这样的观点：受到欺负也许是有原因的，也许没有，但不论如何，受到欺凌都不意味着是“你的错”，更不意味着“你有问题”。

“旁观者”的推动作用：沉默可能是帮凶？

在校园欺凌中，有欺凌者与受欺凌者，但绝大多数的孩子所拥有的角色是“旁观者”。旁观者往往并非校园欺凌的直接诱发因素，但他们的行为却会对欺凌事件的发生产生莫大的影响。

旁观的角色有三种，一是完全不知道欺凌事件的发生，二是知情但不做什么，三是知情并采取行动，这种行动可能是阻止欺凌事件继续，也可能是参与到欺凌当中(王中杰, 刘华山, 2004)。其中，只有当旁观者知情并阻止欺凌事件，才能有效地遏制欺凌的恶化与蔓延。

可惜的是，群体过程理论表明，当校园欺凌发生时，尽管许多人能意识到这是错误的、不该发生的，旁观者却并不总是会施以援手，反而会通过加入施暴者、言语嘲讽或是置身事外等方式，进一步将受害者的处境边缘化(武亦文, 缪绍疆, 2017)。在这种情形中，受害者会更不信任自己的同伴，而施暴者则会认识到欺凌手段的有效性，在这样的过程中，校园欺凌得到了强化。

有些时候，旁观者不加干预的沉默，反而可能给到欺凌事件当事人一种信号：欺凌者会认为自己的行为没有问题，而受欺凌者则会意识到自己很难获得帮助。因此，看似沉默的旁观者们，并不能减少欺凌事件的发生或让欺凌事件停止，却可能使这类事件变本加厉地发生。

3
面对校园欺凌，家长该怎么办

任何一位家长在了解到校园欺凌事件后，或多或少地，都会对自己的孩子产生一些担心：我的孩子会不会成为被欺凌的对象？如果发生了这样的事情，我该怎么帮助ta？

本文，我们将着重从家庭的角度展开讲讲，父母（或其他抚养者）该如何在家庭教养中给予孩子支持、减少校园欺凌事件的发生及如何减轻其负面影响。

为孩子创造良好的家庭环境

前文已经讲到，家庭教养方式、家庭氛围等是校园欺凌事件发生与发展的重要影响因素。因此，平时塑造和维护良好的家庭环境便是至关重要的一环。

首先，家长要避免过于专制的教养方式，尤其要意识到暴力行为对孩子的影响，尽量减少使用体罚作为问题的解决方式，更要坚决杜绝家庭暴力的滋生。

其次，家长也要避免对孩子的溺爱，给予孩子适当的自主权，帮助孩子逐步培养自己的社交能力与生活技能，让孩子逐步从家庭走到同伴中，发展自己的解决问题能力与人际交往能力。

与孩子谈论欺凌这件事

与孩子充分地讨论欺凌这件事，能够让孩子提前了解到自己可以在这些事件中做些什么，从而在一定程度上起到防患于未然的作用。

从教育孩子不做欺凌者的角度，家长可以对孩子进行共情教育，采用换位思考的方式，引导孩子设身处地的想一想：如果是自己处在那种被欺负、被孤立的环境中，会有什么样的感受？通过这样的方式，孩子会明白：没有人愿意成为校园欺凌的受害者。“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自己不愿意遭遇的事情，也不应加之于他人身上。

从保护孩子不受欺凌的角度，家长则可以告诉孩子，当遇到这样的事情时要怎么保护自己、如何向外界求助，让孩子感受到：不论发生什么，爸爸妈妈都会是ta坚强的后盾，当欺凌发生时，向父母求助并非是一件需要犹豫、害怕、羞耻的事情。这会让孩子在遭遇校园欺凌事件时，能够更快、更早地向父母求助，并获得相应的支持和保护。

从不作为旁观者推波助澜、维护校园安全的角度，家长可以告诉孩子，目睹欺凌事件发生时，可以先寻求值得信任的师长帮助，在保护自己安全的前提下，请更有权威、更有力量的一方介入到欺凌当中。

在欺凌发生后，积极寻求家校合作

如果家长确认孩子就是受欺凌的一方，除了做好孩子心理上的安抚之外，也需积极向可信任的学校教师反馈（例如班主任），详细并实事求是地告知孩子受欺凌的时间、地点、欺凌的参与者与见证者。这样方便学校及时介入和干预。

在反映情况之后，一方面家长需继续与校方保持联系，了解校园欺凌事件的干预计划及进展，并积极主动地配合学校老师的工作；另一方面，家长需在后续的家庭生活中持续关注孩子的身心健康状况，并让孩子认识到，如果类似的事情再次发生，自己可以寻求家人和老师的帮助。家长积极干预的行为会让孩子明白，并不是因为自己不好才会受欺凌，自己是可以得到爱与保护的。

当然，如果欺凌事件过于严重，家长观察到孩子的心理状态久未恢复，也需要进一步寻求心理咨询等专业途径，来帮助孩子恢复内心的秩序。

参考文献

Chan, H. C., & Wong, D. S. (2015). The overlap between school bullying perpetration and victimization: assessing the psychological, familial, and school factors of chinese adolescents in Hong Kong. Journal of Child and Family Studies, 24(11), 3224-3234．

Juvonen, J., & Graham, S. (2014) . Bullying in schools: the power of bullies and the plight of victims. Psychology, 65(65) , 159-185．

Olweus, D. (1980) . Familial and temperamental determinants of aggressive behavior in adolescent boys: a causal analysis.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16(6), 644-660.

Salmivalli, C., & Isaacs, J. (2005). Prospective relations among victimization, rejection, friendlessness, and children’s self- and peer- perceptions. Child Development, 76(6), 1161-1171.

任海涛. (2017). “校园欺凌”的概念界定及其法律责任.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 (02), 43-50+118.

孙时进, 施泽艺. (2017). 校园欺凌的心理因素和治理方法：心理学的视角.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 (02), 51-56+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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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划丨蔺秀云
作者丨张昱凌
排版丨张昱凌
图源网络丨侵删

北师大家庭与儿童发展实验室
我们隶属于北京师范大学发展心理研究院，专注于中国婚姻与家庭研究，致力于将实用有趣的学术成果分享给大家。

本期作者 食纸象
食纸象，以纸为生

“抱怨并愤怒的母亲，委屈而心寒的妻子”，这是影视剧中经常呈现的片段，更是现实生活的真实写照。

在母亲和妻子中间，往往还夹着一位不知所措、左右为难的丈夫：一边是含辛茹苦养育自己的妈妈，一边是相濡以沫朝夕相伴的妻子。站在妻子这边，就委屈了妈妈，又会被扣上“娶了媳妇忘了娘”的不孝罪名；站在妈妈这边，又委屈了妻子，让妻子愈发觉得自己是个“外人”。

那么，丈夫们要如何“左右逢源”，交出一份让双方都满意的答卷呢？答案就是：站在妻子这边，支持妻子。从本质上来说，新家庭的特点决定了丈夫需要“听老婆的”，而新家庭的融洽、和谐，需要从多个角度协同努力。

PART 01
新家庭的特点

新家庭的成立：明确界限

两个人相遇、相识、相爱，并带着承诺与责任，选择彼此作为自己的爱人，建立一个新家庭——根据家庭生命周期理论(Mattessich & Hill, 1987)，此时的新家庭处于建构与发展的初始阶段。在这个阶段，有一个重要的要求是设置和适应界线，以建造良好和牢固的家庭结构(尼克尔斯, 戴维斯, 2018)。

夫妻双方都需要意识到：新家庭是独立于夫妻双方的原生家庭而存在的，新家庭才是自己未来生活的核心。如果夫妻双方未能与原生家庭建立起良好的界线、与原生家庭过于紧密缠结，就可能导致原生家庭入侵新家庭的边界，这将不利于新家庭建立完善和独立的系统。

例如，丈夫从小就对母亲言听计从，已经习惯了与母亲的相处方式，因此当母亲对新家庭予以管束和控制时，丈夫不会觉得不舒服，而是习以为常，但妻子有可能会因此感到自己的界线被侵犯，进而反感和反抗，婆媳矛盾就会在这种不一致中生发出来。

而和妻子站在同一阵线上的举动意味着：丈夫与妻子站在一起，就是在划清小家与原生家庭之间的界线。丈夫正是在通过这样的行为告诉妈妈：我和妻子已经组建了新的家庭，我们也有权利也有能力自己解决新家庭的问题。

新家庭的互动：角色转变

在新家庭中，家庭成员身上或多或少带有来自原生家庭的互动模式，这些互动模式有助于我们与原生家庭的成员（父母、兄弟姐妹）更融洽地生活，但不一定适用于新家庭。原来的儿子和女儿，现在变成了丈夫和妻子。这种角色的转变，也意味着需要建立新的互动模式。

而新互动模式的建立往往是件困难的事，这就好比两块坚硬的石头要磨出彼此的形状以相互契合，双方都需要付出一定程度的努力。夫妻双方要在一次次的冲突和矛盾中，不断调整自己的行为，以建立夫妻间的良好互动模式，爱、宽容、尊重、支持则是良好互动模式建立的催化剂。

遇到婆媳矛盾时，丈夫如果支持妻子、站在妻子这边，并借此机会充分沟通、听听妻子的想法，也能够增进了解、拉近距离，进而更容易建立起新家庭的良好互动模式。

新家庭的关系：时代色彩

在传统中国社会，亲子关系是至关重要的。传统社会强调“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在传统文化中，亲属结构的基础是亲子关系，家庭是在父亲和儿子之间进行代际传递的，而夫妻关系只是这种亲子关系的附属，婚姻通常是服务于宗族利益的手段，而非目的。

在现代中国社会，夫妻关系逐渐成为家庭的核心(Ellen, 2000)。与传统社会相比，生育功能不再是婚姻的首要目的，情感功能越来越受重视，因此夫妻把更多的关注转向了彼此(罗红, 2014)，婚姻本身就是目的。

许多心理学研究都表明，和睦的夫妻关系益处无穷：良好的婚姻质量可以让婚姻关系更加稳定，提高夫妻各自的幸福感和生活满意度( Proulx et al., 2007)，并有利于子女的心理健康和心理适应(Wahyuningsih et al., 2020)。

由此可见，如果丈夫能够在婆媳矛盾中表示对妻子的支持，令妻子感受到被接纳、被尊重、被爱，有助于营造温馨的家庭氛围，促进良好夫妻关系的建立和新家庭的良性发展。

PART 02
哪些事情可以使婆媳关系更加融洽？

既然“听老婆的话”益处多多，那么要如何将这一原则“贯彻到底”，在妈妈和老婆之间“左右逢源”，增进婆媳感情并获得一个和谐美好的家庭呢？

表明观点：划清界限

很多时候，婆婆希望以女主人的身份，要求小家按照自己的想法做事，“我是长辈，我说了算”“这样对孩子好”“我都是为了你们好”。因此，如果丈夫能够表现出“放轻松”的状态，通过各种方式向妈妈传达诸如“这些都是小问题”“我们有能力自己解决”的想法，来减少妈妈对新家庭的干涉。

寻找契机：理性沟通

如果母亲和妻子没有到剑拔弩张的地步，尚可以友好、理性地沟通，那么丈夫可以创造一个轻松、家常的氛围，让妈妈和老婆“培养感情”，进而冷静地解决矛盾。如果矛盾根深蒂固、无法调解，那就暂时避开矛盾，聊聊其他话题。

地理阻隔：缓解冲突

和婆婆分开住，是一种有效地缓解日常婆媳冲突的方法。当建立了地理的界线之后，婆婆与小家产生的接触就相当有限，一定程度上缓冲了婆婆对小家的入侵，不仅减少了冲突的发生，也能促进夫妻二人专心经营小家，培养独立解决问题的能力，并有时间和精力完善小家的家庭功能。

PART 03
写在最后

亲子关系是血缘纽带，夫妻关系是情感纽带。血缘纽带无法改变，情感纽带需要我们更加用心地维护和经营。现代社会，诸多大龄青年迟迟不婚，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源于恐惧婚姻生活的一地鸡毛、恐惧婚姻生活对个人时空与能量的吞噬。

选择开启婚姻这种人生体验，我们就会与一个毫无血缘关系的人成为亲人，这需要我们尝试着在新的关系中，发展问题解决的能力，在婚姻的琐碎中找到让彼此适应的平衡点，共同营造充满温馨和爱意的婚姻生活。

参考文献

Ellen, E. P. (2000). Just how do I love thee?: Marital relations in urban China.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the Family, 62(1), 32–47.

OBRADOVIĆ, J., & ČUDINA-OBRADOVIĆ, M. (1998). Marital quality: Definition, causes and consequences. Društvena istraživanja: časopis za opća društvena pitanja, 7(4-5 (36-37)), 659–682.

Proulx, C. M., Helms, H. M., & Buehler, C. (2007). Marital quality and personal well‐being: A meta‐analysis.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family, 69(3), 576–593.

Nichols, & Schwartz, R. C. (1998). Family therapy : concepts and methods (4th ed.)(F. Xiaoyi, Trans.). Allyn and Bacon.

[迈克尔·尼克尔斯, 西恩·戴维斯. (1998). 家庭治疗: 概念与方法（第4版）(方晓义婚姻家庭治疗课题组 译).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Steinmetz, & Sussman, M. B. (1987). Handbook of marriage and the family (Steinmetz & M. B. Sussman, Eds.; 1st ed. 1987.). Plenum Press.

Wahyuningsih, H., Kusumaningrum, F. A., & Novitasari, R. (2020). Parental marital quality and adolescent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A meta-analysis. Cogent Psychology, 7(1).

Walsh, F. (Ed.). (1982). Normal family processes. New York: Guilford Press.

罗红. (2014). 中国传统社会差序格局与家庭婚姻伦理——以巴金小说《家》为例分析. 四川职业技术学院学报(03), 69-73.

策划丨蔺秀云
撰写丨食纸象
编辑&排版丨张昱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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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作者 崔琪

不知不觉，2022年已经走到了12月，我们也迎来了愈发寒风凛冽的冬天。在这寒冷的日子里，相信很多人都想窝在温暖的屋子里，重温那部暖冬必备韩剧——《请回答1988》。这部韩剧讲述了1988年起发生在双门洞胡同的五个家庭间平凡而温暖的岁月。而女主角德善，就是这个故事的主要成员。

德善是家里的第二个孩子，上有成绩优秀的姐姐、下有备受宠爱的弟弟，德善夹在中间，成了被父母忽视的那个孩子。妈妈只给姐姐和弟弟煎鸡蛋、分鸡腿，爸爸也只给弟弟买冰淇淋，家里还会在姐姐生日那天顺带给德善庆生，因为三天后是德善自己的生日。父母的偏心最终让德善情绪爆发，也终于让家人看到了他们对德善的疏忽和德善的委屈。

在多子女家庭中，这种父母偏爱的现象似乎经常出现，很多父母都会对孩子有一定的差别对待。尤其是近年来，随着二胎、三胎政策的推出与落实，越来越多的中国家庭从一家三口变成了一家四口、一家五口，家庭成员的增加与家庭结构的改变无疑给父母带来了新的挑战，也对整个家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想必很多二胎、三胎家庭的父母都会思考，我该怎么对待不同的孩子呢？我能做到公平吗？我能让孩子们都健康成长吗？

今天，我们就来探讨一下父母偏爱现象及其对孩子的影响与应对方法。

01
什么是父母偏爱？

父母偏爱，又称为父母差别对待，是指父母教养或被认为教养某一个或某几个孩子的方式更加积极，在情感付出、资源投入或者行为管教等方面更多地指向某一个或某几个子女，而更少地指向其他子女（Brody et al., 1998; Jensen, & Whiteman, 2014; 罗芮等, 2022）。

父母偏爱现象普遍存在于多子女家庭之中，根据Shebloski等人（2005）的调查，美国有65%的家庭存在父母偏爱，而东方家庭受儒家等级思想和“重男轻女”思想的影响，父母偏爱现象更为普遍、偏爱水平也更高（Barrett Singer, & Weinstein, 2000）。

这种偏爱体现在很多方面，以出生顺序为例，在二胎家庭中，父母往往会给头胎儿童更多的权利、分配给他们更多家务，给二胎儿童更多的照料和更长时间的陪伴(Tucker et al., 2003)；而在三胎家庭中，二胎儿童则是不太会被偏爱的那个（Salmon et al., 2012），就像上面提到的德善那样。

当然，并不是每个家庭都会存在这种情况，父母对孩子的差别对待会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出生顺序只是其中之一。张婷婷和曹晓君（2021）对可能的影响因素进行了概述，将其分为内部和外部两个方面。

内部因素：儿童的性别、出生顺序、发展水平、个人特质、身心健康以及儿童对父母差别对待的认知，父母的个人特质、情绪、受教育程度等。

外部因素：家庭混乱、婚姻关系、家庭类型、家庭经济地位、文化环境等。

请你回想一下，你们家是否受其中某些因素的影响而存在父母偏爱呢？你的家庭又因为这种偏爱出现了什么样的变化呢？带着这种思考，我们继续探讨父母偏爱的影响。

02
父母偏爱对孩子的影响

首先，从个体的角度看，父母的差别对待会对儿童产生较多负面影响。有研究表明，父母偏爱与子女的情绪、行为问题有关（Coldwell et al., 2008; Singer, & Weinstein, 2000），并远超过父母教养本身的影响，无论父母的教养方式是积极的，还是多管教、少温暖的，当孩子感受到来自父母的差别对待时，都会产生不公平感，从而导致孩子在童年和青春期表现出更多问题行为，如抑郁、攻击行为等(Boyle et al., 2004; Jensen et al., 2018; Jeannin & van Leeuwen, 2015; 石鑫欣, 吴怡霏, 冯迎, 2022)。

这种消极影响并不仅仅出现在不被偏爱的孩子身上，被过度偏爱的孩子同样会存在这些问题，因为他们都有可能认为自己应该得到的与已经得到的之间存在差距（Kowal et al., 2002）。

其次，从家庭的角度看，父母偏爱会影响同胞、亲子之间的关系。在不同年龄阶段，父母对孩子的差别对待都往往会引起同胞间的敌意和冲突。

比较常见的一个现象的是，当父母为了养育年幼的孩子而忽视年长的孩子时，被忽视的孩子就会将弟弟/妹妹视作竞争对手，表现出各种问题行为、乃至出现发展水平的倒退以赢回父母的注意，而这种嫉妒情绪也会对随后同胞关系的建立产生消极影响。

而父母在面对这些同胞冲突时，会感受到自己与被忽视孩子之间的关系变得疏远，产生一些负面的感受，比如内疚、伤感等，这些感受有时反而会进一步阻碍父母有效处理出现在孩子身上的问题，并使亲子关系更加紧张（陈斌斌, 施泽艺, 2017）。

可以看到，父母偏爱对家庭有着诸多不利之处，但我们也需要看到父母差别对待的积极一面，并采取有效措施来减少其消极影响。

03
如何有效应对父母偏爱？

进行“因材施教”的差异化教养

对于父母而言，做到“绝对平等”是十分困难的，而且孩子想要的也并不是绝对平等。有研究表明，父母对自己的略微偏爱是青少年认为最符合公平原则的做法，因为这意味着父母能够根据孩子的不同特征和需求，有针对性地进行教养（罗芮 等, 2022）。因此，父母应注意观察孩子之间的区别，因材施教，通过这种差异化教养促进儿童的个性化发展，使父母差别对待带来更高的收益。

引导孩子正确归因

父母的差别对待有时并非有意为之，甚至父母可能觉得自己是公平的、没有偏心的。但孩子往往并不清楚父母行为背后的真正原因，可能会对父母的想法产生误解，认为自己受到了不公正对待，并因此表现出各种问题行为。所以父母可以在日常生活中加强与孩子之间的沟通，培养孩子的判断力，引导孩子对父母的差别对待进行正确归因，从而减少潜在的家庭冲突、避免父母差别对待的恶性升级（张婷婷, 曹晓君, 2021）。

有意识地降低差别对待

父母可以通过学校讲座、媒体报道、专业资料等途径了解父母偏爱的消极后果，当认识到自己对某个孩子有较大程度的偏爱或忽视时，主动地、有意识地降低这种差别对待，并对当前孩子的情绪和行为进行观察，以孩子能接受的方式对待他们，进行合理的干预教育，从而最大程度减少父母差别对待带来的危害（张婷婷, 曹晓君, 2021）。

大家是否有与父母偏爱相关的经历呢？是否有其他应对父母偏爱的有效方法呢？欢迎大家「留言」讨论。

参考文献

陈斌斌, 施泽艺. (2017). 二胎家庭的父母养育. 心理科学进展, (07), 1172-1181.

罗芮, 赵云燕, 何然, 王耘, 陈福美. (2022). 二孩家庭父母偏爱的特点及其与青少年抑郁的关系. 心理与行为研究, (05), 657-664.

石鑫欣, 吴怡霏, 冯迎. (2022). 父母差别对待与青少年问题行为的关系：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 心理与行为研究, (05), 644-6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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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 划：刘祥宇
撰 稿：崔 琪
编 辑：高文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