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co有话说

生活中，人们常常面临利益分配的思考和决策，自私的人一有机会就会“占便宜”，通过侵占他人与社会的利益满足自身需要。自私行为不仅会使受害者利益受损，还会引起受害者的消极情绪反应，甚至使受害者产生模仿，自私地对待无辜他人, 引发自私行为的传递效应。

青少年正处于价值观形成的关键时期，更容易受同伴自私行为的影响，因此考察中学生自私行为的影响因素具有重要意义。那么，什么样心理特征的中学生更可能做出自私行为？如何抑制中学生的自私行为倾向呢？这都是值得探讨的重要问题。本期我们将探讨社会支配倾向对中学生自私行为倾向的影响及其机制。

我们的公众号曾发过两篇介绍青少年社会支配倾向的相关推文。推文“亲子依恋与青少年社会支配倾向的关系”谈到了影响青少年社会支配倾向的家庭因素，研究发现母子依恋越差的青少年越关注外在生活目标，因而具有更强的社会支配倾向。那么，一个人社会支配倾向的高低对于个体自身意味着什么呢？推文“支配型人格的人真的幸福吗？”探讨了这个问题，其中提到社会支配倾向高的个体更不容易获得幸福感。由此，我们可能还想知道，一个人社会支配倾向的高低对于他人意味着什么？其中的原因是什么？本推文将通过探讨社会支配倾向和自私行为的关系来部分回答这个问题。

前文已介绍社会支配倾向这种较为稳定的个人特质，会导致个人接受社会中某些形式的不平等，并采用某些信念、态度或价值观来强化或证明社会不平等的合理性。心理特权可能就是这样一种受社会支配倾向影响的个体信念。

心理特权（Psychological entitlement）是指一种感到有权利获得优待、被豁免社会责任的稳定而普遍的主观信念或知觉。前人研究发现，社会支配倾向高的人更不重视平等主义价值观，渴望拥有权力和更高的社会地位，主观上比其他人更有优越感。而且心理特权还会降低个体的社会责任感和换位思考能力，促使个体做出自私行为。那么，社会支配倾向是否可能通过增强人们的心理特权感而促使其做出自私行为呢？

为了检验这一推论，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部亲社会实验室毕业生白宝玉博士和杨莹博士与其他研究者合作，对江苏省一所中学的254名中学生进行了问卷调查。相关的研究报告已经在线发表于Child Indicators Research。

研究结果发现，社会支配倾向对中学生的自私行为具有显著的预测作用，社会支配倾向高的中学生具有更强的心理特权感，从而更可能做出自私行为（具体研究结果见下图所示）。

社会支配倾向与自私行为倾向关系的中介模型

此外，研究还发现，中学生的社会支配倾向存在性别差异和年龄差异，即男生的社会支配倾向显著高于女生，高年级中学生的社会支配倾向显著高于低年级中学生。

此研究结果对于教育有一定的启示。结合我们前期的两篇推文来看，社会支配倾向高的青少年不光自身幸福感低，而且有着更强的心理特权感，更可能做出自私行为，给他人带来伤害的同时也给同辈形成了不良影响，不利于青少年道德和社会性的健康发展，所以要干预青少年的社会支配倾向。

根据亲社会实验室的相关研究，社会支配倾向受到家庭中母子依恋质量的影响，中学生的社会支配倾向虽然刚刚开始萌芽，但已经表现出随着年级升高而增强的趋势，并且也受到性别和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的影响，说明中学生在社会化的过程中已经开始意识到并内化社会中隐含的权力和利益分配结构，并通过持有不同水平的社会支配倾向对其进行认知上的合理化。

结合已有的其他研究成果，我们建议，在孩子成长过程中，父母需要和孩子建立安全的依恋关系，平等相处，营造和谐民主的家庭氛围，学校也应该让青少年意识到平等对待他人的价值，努力培育注重平等的校园文化，增强青少年的平等主义价值观，从而降低其社会支配倾向和心理特权感，减弱其做出自私行为的倾向，促进青少年道德和社会性的健康发展。

该研究第一作者白宝玉现为武汉大学心理学系讲师，第四作者杨莹现为华东师范大学认知与心理学院讲师。

原文链接：

Bai, B.Y., Tan, X.Y., Zhang, N., Yang, Y. (2019). Social dominance orientation and selfish behaviors among Chinese adolescents: The mediating role of psychological entitlement. Child Indicators Research, 1-11.
https://doi.org/10.1007/s12187-019-09695-7.

推文作者：白宝玉 杨莹
插图：郭震
编辑：林靓
排版：董艺佳

北师大家庭与儿童发展实验室 我们隶属于北京师范大学发展心理研究院，专注于中国婚姻与家庭研究，致力于将实用有趣的学术成果分享给大家。

本期作者：何婷 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部2020级博士生

荐序

孩子遇到困难或感到压力大时，父母常会给孩子支招，提出一些应对建议。不同的应对建议或许都可以帮助孩子解决此刻的困难、减轻当前的压力感，但如果从发展和成长的角度来看，不同的应对建议是否都会起到积极作用，促进孩子的心理健康发展？如何让孩子愿意听取父母的应对建议？这篇文章或许可以给宝爸宝妈们一些启示。

天真活泼的孩子们在公园里一起奔跑跳跃，整个画面都是一片美好和谐，突然一声哭喊打破了此时的快乐。原来是两个孩子因为“谁先玩积木”发生了争吵。家长们赶紧上前拉开两个孩子，并发生了以下对话：

家长A：丫丫，别哭啦，我们去玩别的，你看那个滑梯多有趣！
家长B：星星，既然你和丫丫都想玩，那不如想想怎么能让你们两个一起玩积木呢？你们合作拼一个城堡怎么样？

虽然家长们表达的内容不同，家长A试图通过转移孩子的注意力来安抚孩子的情绪，而家长B则鼓励孩子积极思考，找到一个双方都满意的解决方案，但这都是为了帮助孩子“社会化”，更具体地说，这是父母在对孩子进行应对社会化的过程。

什么是应对社会化？

Vol.01 定义

为人父母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帮助孩子“社会化”，即帮助孩子掌握社会规则，融入社会群体，适应人类大家庭。

社会化包含诸多方面，如应对社会化、情绪社会化、金钱社会化等等。

其中，应对社会化是指父母向孩子提供认知、情感和行为策略以帮助他们应对压力的过程(Abaied et al., 2010a)。在这个过程中，孩子从父母处了解并习得压力应对策略，并在生活中加以运用和内化，最终建立自己的一套压力应对技能体系。

父母的应对社会化主要通过两种方式进行(Kliewer et al., 1996, 2006)。

第一种是内隐式的应对社会化，即孩子通过模仿父母的应对行为来处理压力性事件。比如，父母在遇到压力时常会出门跑两圈，那么孩子经过潜移默化的观察学习，也会自然地习得这种应对方式，当自己感觉到压力时，也会选择运动的方式来应对。正所谓“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位老师”，要想培养孩子积极的应对方式，父母自己首先要养成好习惯哦！

第二种是外显式的应对社会化，即父母对孩子进行明确的指导和引导，就像案例中的家长A和家长B，通过语言直接给孩子提供一些应对问题的建议。这也是心理学研究者们感兴趣的主题。

应对社会化常见的类型

Vol.02 分类

家长给孩子提供的应对建议大致可以分为两类：脱离式的应对建议和参与式的应对建议。

脱离式的应对建议是指父母鼓励、引导孩子远离压力性事件，或与压力相关的认知和情绪反应，例如逃避、否认等。案例中的家长A给出的建议是转移注意力，这也是脱离式应对建议的一种。

常见的脱离式应对建议还有：
·阻止孩子想当下的问题、困境、压力
·转移孩子注意力，或让孩子忙起来，忽略孩子的感受
·远离让孩子感觉不好的事情或人（比如，离那些小朋友远点，不要和他们一起玩）
·一笑了之，或让孩子看开点

参与式的应对建议是指父母引导儿童青少年直接面对和处理压力性事件，或与压力相关的认知和情绪反应，例如直接解决问题、寻求支持等。案例中的家长B给出的建议是积极思考如何解决当下的困境，这就是典型的参与式应对建议(Abaied et al., 2010b)。

常见的参与式应对建议还有：
·积极应对当下的问题、困境、压力，想办法解决问题
·从发生的事情中寻找好的一面
·思考从这件事中学到了什么，收获了什么
·寻求他人帮助和支持
·向他人倾诉，表达内心的情绪和感受

不同应对社会化类型
的结果可能截然不同

Vol.03 结果

家长A和家长B给孩子们提供的应对建议能够在当下起到很好的效果，但是长期来看，这两种不同类型的应对建议对于孩子发展的影响是不同的，甚至是相反的。

脱离式应对建议不太利于孩子的身心发展。当孩子遭遇困境时，父母总告诉孩子看开点、算了吧、等等看等类似的脱离式应对建议，那么孩子在成长过程中更有可能表现出心理病理症状，如抑郁情绪、外化问题行为(Abaied & Rudolph, 2010a)、遇到问题更可能产生情绪失调并采取消极的应对方式(Kliewer et al., 2006)，他们也更易受到同伴交往问题的困扰(Abaied & Stanger, 2017)。

参与式应对建议更利于孩子的身心发展。在孩子遇到困难、遭受压力时，父母能够引导孩子积极思考、勇于面对、寻求帮助、表露心声。如果父母常给孩子提供一些参与式的应对建议，那么孩子的发展会更偏向积极，他们会表现出更少的情绪和行为问题(Abaied & Rudolph, 2010a)、更好的社交技能(Abaied & Stanger, 2017)、更积极的应对方式(Kliewer et al., 2006)、更高的情绪调节能力和同伴接纳水平(Tu et al., 2021)等。而且，父母参与式的应对建议越多，孩子的学业适应也会越好(Tu et al., 2020)。

不过，也不是所有的脱离式应对建议都会给孩子造成不良的影响，这取决于孩子遇到了什么样的压力事件，这个压力事件是否可控、可改变。如果是一些我们无法控制、无法改变的压力，例如亲人去世，那么适度的脱离式应对建议反而更加积极有效。

因此到底该向孩子提供参与式的应对建议还是脱离式的应对建议，还得评估孩子遭遇的压力性事件的性质，在合适的时候提供恰当的应对建议，才能最大程度发挥积极效应。

如何让孩子父母的
应对社会化发挥作用？

Vol.04 策略

“我也知道哪种应对建议对孩子更好，可问题是孩子不听我的呀！”有些家长会因这样的问题而烦恼。

确实，由于心理的快速发展，孩子们越发想要获取自主权，想要自己做决定，如果出现这样的现象，家长应该感到欣慰：他/她在长大。当然，在孩子长大的过程中，父母仍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在孩子遇到困难时需要为其提供支持、帮助孩子习得积极有效的应对技能。

1）温暖和谐的亲子关系

高质量的亲子关系预示着亲子之间积极的情感联结，这对孩子的身心发展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保护性因素。亲子关系是否温暖融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父母对于孩子的教育效果。

如果亲子关系是和谐的，孩子往往会更容易听取父母的建议，听从家长的教导；但若亲子关系恶劣，父母对孩子的教育就无法起作用，孩子并不想听父母的教育。

2）父母的榜样力量

生活中经常会有这样的对话：
爸爸说：别吃糖了，不然牙齿上会长小虫子！
孩子反驳道：那你还抽烟呢，肺会变漆黑！

可见父母自身的行为方式会直接影响孩子。如果父母平时在遇到困难和压力时，可以采取一些积极的应对方式，比如运动、寻求帮助、想办法解决问题等，那么孩子也更可能听取并采取父母提供的应对建议。

3）及时的情绪回应

正面管教强调 “孩子感觉好，才能做得好(feel better, do better)”，这一点也可以改成“孩子感觉好，才会听”。当孩子遇到困难和压力时，往往会伴随有情绪唤起，如强烈的挫败感、愤怒、伤心、对自己失望等等。

此时父母应当先倾听孩子表达的内容和感受，安抚孩子的负面情绪，待孩子平静之后再讨论如何应对这样的压力性事件。切忌在孩子情绪不平稳时讲大道理哦！

4）积极的情绪表达

有位家长曾经分享过一段亲子对话：

儿子温和而坚定地看着大人眼睛说“你这么凶说话我不会听你的去做”，只要大人语气变温和，小家伙立马照做。

这段对话强调了家长说话方式的重要性。同样是提供应对建议，有些家长可以温和、耐心、积极地表达，孩子可以感受到来自父母的关爱和支持，因此更容易接受父母的建议。

有些家长“好话不好好说”，甚至含有嫌弃、不耐烦的语气，可想而知这样的表达会适得其反。

需要注意的是，对于不同年龄段的孩子，父母在提供应对建议时也需要有所考量。

对于年幼的孩子，例如幼儿园、小学低年级，父母提供应对建议的主动性可以更强一些，旨在帮助孩子了解、使用、掌握一些应对方式和策略。父母也可以采取“讨论”的方式，在向孩子传递应对建议的同时，促进他们自主思考。

但对于小学高年级段及青春期的孩子，父母应尊重其自主性发展的需求。安抚孩子的情绪后，可以询问孩子是否需要爸爸妈妈提供一些建议，如果孩子表示想自己处理，那么父母应当尊重孩子的想法。

当然，父母在支持孩子自主性的过程中，并不代表完全放任不管，而是要保持亲子之间的沟通渠道畅通，要有耐心，愿意让青少年以他们自己的方式来接近你，与你沟通。

“社会化”是一项耗时长久的巨大工程，却实实在在是通过那些看似平淡无奇的家庭生活完成一大部分。最理想的局面是，孩子成功社会化，父母在这个过程中也得到了内心的修炼与个人的成长。如何实现双赢，是每个父母都需要思考和学习的。

参考文献

Abaied, J. L., & Rudolph, K. D. (2010a). Mothers as a resource in times of stress: Interactive contributions of socialization of coping and stress to youth psychopathology. Journal of Abnormal Child Psychology, 38(2), 273–289. https://doi.org/10.1007/s10802-009-9364-7
Abaied, J. L., & Rudolph, K. D. (2010b). Contributions of maternal adult attachment to socialization of coping. Journal of Social and Personal Relationships, 27(5), 637–657. https://doi.org/10.1177/0265407510368966
Abaied, J. L., & Stanger, S. B. (2017). Socialization of coping in a predominantly female sample of caregivers: Contributions to children’s social adjustment in middle childhood. Journal of Family Psychology, 31(7), 958–964. https://doi.org/10.1037/fam0000342
Kliewer, W., Fearnow, M. D., & Miller, P. A. (1996). Coping socialization in middle childhood: Tests of maternal and paternal influences. Child Development, 67(5), 2339. https://doi.org/10.2307/1131627
Kliewer, W., Parrish, K. A., Taylor, K. W., Jackson, K., Walker, J. M., & Shivy, V. A. (2006). Socialization of coping with community violence: Influences of caregiver coaching, modeling, and family context. Child Development, 77(3), 605–623. https://doi.org/10.1111/j.1467-8624.2006.00893.x
Tu, K. M., Cai, T., & Li, X. (2020). Adolescent coping with academic challenges: The role of parental socialization of coping. Journal of Adolescence, 81(1), 27–38. https://doi.org/10.1016/j.adolescence.2020.03.008
Tu, K. M., Erath, S. A., Pettit, G. S., & Vandenberg, C. (2021). Parents’ responses to peer victimization: Associations with early adolescent coping and peer victimization. The Journal of Early Adolescence, 41(1), 167–196. https://doi.org/10.1177/0272431619899468

策划 | 蔺秀云
撰写 | 何 婷
编辑 | 韩思思
排版 | 王婉睿
图片来源于网络，侵删

文献选读
Coco有话说

以往研究发现，儿童在资源分配中偏好平等，但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们逐渐会考虑到背景因素，开始重视公平原则。但是，儿童道德决策过程的神经机制是怎样的呢？让我们通过一篇文献来一探究竟吧！

研究背景

在大多数分配公平的背景下，儿童（3-6岁）表现出平等主义的取向，希望平等地分配资源。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们在资源分配的情况下会逐步考虑资源的稀缺性、被分配者所付出的努力和是否处于弱势地位等因素。7-9岁的儿童对资源的分配更加基于公平(equity)而非平等(equality)的考虑。这说明，儿童在成长过程中逐渐将一些背景信息纳入了决策考量中，即习得了“公平”概念。研究还发现，3至8岁儿童在资源分配决策时，还发展出区分必需品和奢侈品的能力。年幼儿童会把必需品和奢侈品都更多地分配给努力工作者，而年长儿童则仅把奢侈品更多地分配给努力工作者。青少年逐渐学会了将接收者需求这样的关键背景信息纳入社会决策考虑之中，但这些道德决策的内在神经基础尚不清楚。

据此，本研究通过ERPs的研究方法，探究儿童和青少年如何基于背景信息进行资源分配的道德决策以及内在的认知神经机制。

研究方法

样本:

八十二名8~16岁的健康儿童青少年（45名女性）被根据年龄划分为儿童组(8~11岁)和青少年组(11~16岁)。

实验流程:

被试来到实验室后，依次完成人口学调查、资源分配游戏(Resource Allocation Game; 佩戴32导脑电帽)、后续问卷调查和免费大米游戏(Free Rice Game)。

实验设计:

研究采用2(资源类型：奢侈品 vs.必需品)×3(分配方式：全给贫困地区 vs.平分 vs.全给富裕地区)×2(年龄群体：儿童 vs.青少年)的三因素混合实验设计，其中资源类型和分配方式是组内变量，年龄群体是组间变量。

资源分配游戏

研究考察了儿童在评估第三人称资源分配时对重要背景信息(例如贫困/富裕地区，奢侈品/必需品)的考虑。奢侈品指不错但并非必要的资源(如，学校里的糖果，公园里的喂鸟器)；而必需品指对该地的运作至关重要的资源(如，学校里的书，公园里的饮水机)。

在这个游戏的block中，被试都看到了破旧的/富有的（代表贫穷地区与富裕地区）学校或建筑物的图片，以及与这组地方相对应的两种资源（被称为 "礼物"）的描述。所有被试都被告知，一个地方 "很穷，没有许多它需要的东西"，一个地方 "很富裕，有它需要的大部分东西"。他们还被告知，社区人员正在向这些地方赠送这些礼物，被试的工作是决定社区人员是否按照他们提议的方式赠送礼物。被试需要仔细观察两份礼物的分配情况（都给贫困地区，都给富裕地区，或者平分），并评价社区人员是否做好了礼物的分配。被试可以回答 "Yes"（表示他们做得很好），"No"（表示他们没有做好），或者"Maybe"（表示不确定）。整个范式共有6种条件(如图所示)，每种条件有42个试次。地区有七个，包括火车站、学校、教堂、公园、医院、消防局和操场。

图1 资源分配游戏流程图

第一人称分配任务

在资源分配游戏之后，被试摘下脑电帽，并玩一个名为 "你会怎么做？"的游戏。在这个游戏中，他们以第一人称的方式决定如何分配资源。被试看到了他们在资源分配游戏中看到的每一种情况，并被告知，现在轮到他们决定如何赠送礼物了。对于每一种资源类型（奢侈品和必需品），他们需要决定是将两种礼物都送给贫穷地区（both-to-poor），或将两种礼物都送给富裕地区（both-to-rich），或两个地区均分礼物（equal）。

免费大米任务

为了评估亲社会行为和捐赠行为，被试在完成第一人称分配任务和填写青春期发育量表后，被邀请玩在线游戏《免费大米》(www.freerice.com)。被试被告知他们可以在网上回答问题，每答对一个问题，大米就会被捐赠给那些生活在贫困国家、买不起食物的人。被试可以自行决定是否玩该游戏及玩多久。被试选择的游戏时间会作为亲社会行为的指标。

研究结果

在第一人称分配任务中，对于必需品资源，青少年更愿意做出both-to-poor 的决策，而儿童更愿意做出equal的决策。

在资源分配任务中，equal的决策所诱发的早期成分ERN波幅显著大于both-to-poor和both-to-rich的决策所诱发的ERN波幅。此外，儿童所诱发的ERN波幅显著大于青少年ERN波幅。

相比于奢侈品，必需品所诱发的P3和LPP波幅更大。此外，青少年对于both-to-poor over equal的决策所诱发P3波幅显著大于儿童的。

图2 资源分配任务中P3和LPP波形图

研究者将脑电与行为指标进行相关分析，发现EPN的差异波(both-to-poor - equal)与儿童对必需品both-to-poor - equal的评分呈负相关。即，EPN差异波波幅越大，儿童更偏好平等分配。而P3差异波波幅越大，青少年更偏好公平分配。

图3 资源分配任务中 EPN和P3与行为指标的相关关系

此外，P3和LPP的差异波波幅越大，青少年更愿意花较长时间玩免费大米，表现出更高水平的亲社会行为。

图4 资源分配任务中P3和LPP与免费大米行为指标的相关关系

讨论

该研究又一次证实了，随着年龄的增长儿童逐渐能够将背景因素纳入他们对公平分配的理解。儿童在面对平均分配时会诱发更大的EPN波幅，表现出对资源平均分配的优先反应；而青少年面对必需品的both-to-poor和none-to-poor时会诱发更大P300波幅。

研究发现，儿童和青少年的差异主要体现在他们面对分配方式时所诱发的早、中期脑电成分上。在8-10岁的儿童中，对分配方式的评分是由EPN所指示的对equal的自动优先注意的强度来预测的。相反，青少年群体对分配方式的评分是由P3成分预测的。这意味着随着青少年的成熟，在复杂的社会决策中，二次评估和自上而下的认知是必要的。

最后，P3和LPP的差异波与青少年后续的免费大米的行为表现显著正相关，证实了P3或LPP与个体在社会道德情境中的反应密切相关。该研究进一步提供了儿童道德决策中的认知神经层面的证据。

文献来源：

Meidenbauer, K. L., Cowell, J. M., Killen, M., & Decety, J. (2018). A developmental neuroscience study of moral decision making regarding resource allocation. Child Development, 89(4), 1177–1192. https://doi.org/10.1111/cdev.12698

参考文献：

Rizzo, M. T., Elenbaas, L., Cooley, S., & Killen, M. (2016). Children’s recognition of fairness and others’ welfare in a resource allocation task: Age related changes.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52, 1307–1317. https://doi.org/10.1037/dev00001

Rizzo, M. T., & Killen, M. (2016). Children’s understanding of equity in the context of inequality. British Journal of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34, 569–581. https://doi.org/10.1111/bjdp.12150

推文作者：王林欣
插图：王林欣
编辑：代馨竹
排版：彭重昊

Coco有话说

一般情况下，个体如果对社会规范有更深入的认识，应该会更遵守该规范。但在现实生活中，却常常有人“明知故犯”，例如，乱扔垃圾，过马路时闯红灯，考试作弊，甚至做出严重违法的腐败行为。

那么，当事人明明知道这么做不对，为何还要这么做呢？儿童青少年会怎么看待这个现象？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们对此现象更为容忍吗？

我们今天就来分析一下这个现象背后的原因。

很明显，那些“明知故犯”的人，是私欲较重的人。除此之外，心理学家发现，有两种规范影响着人们在具体情境下的社会行为。

一种是“应该如何做”的规范，它是一种“指令性规范”，是存在于人们意识中的应当如何去做的规范。例如，道德规范。

另一种是“实际如何做”的规范，它是一种“示范性规范”，指大多数人在某个特定情境中按照其行事的规范，是反映人们真实行为的规范。

显然，指令性规范与示范性规范一致时，它们共同影响着人们的行为，但当它们不一致时，人们会遵守哪种规范呢？

在一项针对儿童青少年的研究中，研究者探讨了这个问题。

研究者首先通过访谈小学、初中和高中的学生，确定了学生们普遍熟悉的一种违规情境，即家长为了孩子能够进入重点高中而行贿校长的情境；然后，以此为基础编制了假设情境问卷。

在研究1中，研究者要求招募的儿童青少年（分别为10岁左右、13岁左右、16岁左右）先阅读问卷描述的违规情境，然后评估自己对违规行为的容忍度，并对违规行为进行道德评估（对指令性规范的认知）；同时，研究者测量了他们感知到的“违规现象的普遍性”（对示范性规范的感知）。

结果发现，随着儿童青少年的年龄的增长，他们对该违规行为的容忍度逐渐提高，而且感知到的“示范性规范”能够解释这种随年龄而提高的对违规行为的容忍度；但对违规的“道德评估”则与他们的年龄无关，即从小学到高中，学生们都明确知道“这种行为是不道德的”。可见，道德评估不能解释对违规的容忍度随年龄而提高的现象（见表1）。

为了进一步验证示范性规范对不同年龄儿童青少年违规容忍度判断的作用，研究2采用实验的方法，在与研究1相同的违规情境中操纵不良示范性规范，以检验其对小学、初中和高中学生的判断的影响。

结果表明，在高不良示范性规范条件下，随着年龄的增长，儿童青少年对违规行为的容忍度也在提高；但在低不良示范性规范条件下，则没有出现这种情况（见图1）。

该研究说明，当示范性规范与指令性规范不一致时，并且当示范性规范被认为是普遍存在时，儿童青少年更容易受到示范性规范的影响，进而对违规行为更为容忍，即使他们知道示范性规范是错误的；而且，这个现象随儿童青少年的年龄增长而愈加普遍。

这项研究结果显示，示范性规范对人们的社会行为的影响有时会大于指令性规范的作用，由此，对儿童青少年的道德教育，乃至整个社会公德的维护具有重要启示。

第一，政府执法机构应采取措施，使指令性规范更明晰，执行得更有力，同时严厉打击违规违法行为，不能使其成为示范性规范。

第二，各级学校和全社会应倡导积极的亲社会风尚，使其成为示范性规范，从而加强德育工作的实效性。

第三，帮助儿童青少年树立正确的道德观和价值观，使其能够自觉抵御不良示范性规范的影响。

现在，我们知道了“明知故犯”背后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示范性规范的影响。那么，人们为什么会遵守示范性规范而违背指令性规范呢？这可能是因为示范性规范提供了特定情境中多数人的行为信息，使人们产生了“法不责众”的侥幸心理。如果你对此感兴趣，敬请期待本公众号随后推文的进一步解释。

本研究由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部亲社会实验室完成，第一作者王锦现为天津师范大学心理学部讲师，第二作者傅鑫媛现为中央财经大学社会与心理学院讲师，第三作者张兰鸽现为北京邮电大学心理咨询中心教师。

原文链接：

Jin Wang, Xinyuan Fu, Lange Zhang & Yu Kou*. (2015). The Impacts of Moral Evaluations and Descriptive Norms on Children's and Adolescents’ Tolerance of Transgression. Journal of Pacific Rim Psychology, 9, 86-96. doi:10.1017/ prp.2015.11

推文作者：王锦
摄影：寇彧
插图：郭震
编辑：林靓
排版：董艺佳

北师大家庭与儿童发展实验室
我们隶属于北京师范大学发展心理研究院，专注于中国婚姻与家庭研究，致力于将实用有趣的学术成果分享给大家。

本期作者
孙艺宁
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部2019级本科生

荐序

儿童总是对身边的一切未知抱有单纯而浓烈的好奇心，而提问则是儿童在满足好奇心的过程中受阻时，寻求外界帮助的行为之一。提问作为儿童认知发展的重要力量，是引导儿童从“黑暗王国走向光明世界”的桥梁。

然而，家长在面对孩子的“奇思妙问”时常常会束手无措而潦草应对，在一定程度上这无疑会浇灭孩子向外探索的热情，甚至建立错误的知识结构。这期就让我们通过一项最新的心理学研究，来一起学习“回答”的艺术吧！

“为什么不同鸟蛋的颜色不一样？”

“为什么北极熊的毛是白色的？”

“鱼儿在水下是怎么呼吸的？”

由于儿童对于世界中万千气象的好奇心，在与孩子一起看自然频道或逛博物馆时，家长们总能听到孩子们源源不断的提问。

儿童的好奇心需要家长的细心呵护，它是“形成反省思维胚芽中的最初成分”，如果不能将好奇心引向正确的理智，就可能使其退化或消散。

美国著名教育学家、心理学家杜威在《我们怎样思维》中指出：无论是使用行动向外探索的好奇心还是使用语言所提出疑问的好奇心都应该被充分引导，教育者目前最关键的任务是充分引导儿童的好奇心，让理智得到更好的发展(Dewey, 1910)。教育者的回答对儿童的认知发展至关重要。

那么什么样的回答是孩子喜欢的、对孩子有益的呢？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让我们先来看看家长们通常会通过哪些方式来回答/解释孩子提出的问题吧。

家长会如何解释问题？

儿童非常依赖他人的指导去了解世界，特别是在那些很难独立学习的领域中——生物学就是这样一个领域。对动物和植物总是充满了好奇心是孩子的天性，但他们往往不能通过日常观察来满足自己的好奇。在这种情况下，父母对于问题的解释就显得尤为重要。在2021年Candice等人发表在发展心理学Q1期刊《Child Development》的研究中，研究者选取了八个代表性的生物学知识问题，使用提示解释任务(PET)收集了家长对这些提问的回答，将家长解释问题的特征提炼成三个方面：类型、准确程度以及特殊模式。

（1）类型

家长对于问题的解释可能包括“机械型解释”和“目的论解释”两种模式。

机械型解释表现为提及某事发生的机制或过程，无论对机制描述的详略程度如何。

例如：
Q.蝙蝠为什么能在黑暗中觅食呢？
A.因为它们有一种特殊的视觉机制来帮助它们在黑暗中看见东西。
目的论解释则表现为提及某事发生的目的。

例如：
Q.为什么鸟在冬天要飞往南方呢？
A.因为这样它们就能在寒冷的季节中找到食物并生存下来。

（2）准确程度

家长对问题的解释有对有错，因此准确程度也是回答特征的重要组成部分。需要注意的是，有些回答也许是“准确”的，但不一定正确地解释了儿童原本提出的问题。

例如：
Q.蜜蜂是怎么制作蜂蜜的？
A.它们从花朵里得到它们需要的并运回巢中，接着生产出蜂蜜。

在这个例子中，家长的回答在内容上并没有错误，但实际上并没有正面回答孩子的问题。

（3）特殊模式

家长的解释中也存在一系列特殊的模式，研究者共举出了6种模式作为测量的指标。

1 超自然解释：将事件的发生归因于非科学的来源。
例：Q.为什么北极熊的毛是白色的？
A.因为这是上帝给它的。

2 教条式言语：强调事物的发展方式是不可避免、不可改变的。
例：Q.为什么鸟在冬天要飞往南方呢？
A.因为它们知道自己需要什么，它们就是这样伟大的生物。

3 构筑桥梁：用孩子的常识或经历来解释问题。
例：Q.为什么不同鸟蛋的颜色不一样？
A.你知道，我们从商店买的鸡蛋，有些是白色的，有些是棕色的，就像我们在学校和外面认识的朋友一样。我们看起来都不一样，我们有不同的特征，不同的颜色，鸟类也是如此。

4 信息搜索：提及从互联网或他人处获得答案。
例：Q.蜜蜂是怎么制作蜂蜜的？
A.你还记得我们去农场的时候吗？（农场主）为我们展示蜜蜂如何酿蜜，如何建造蜂巢和授粉。也许我们可以去他们的家里问一问。

5 知识限制：表现出对回答的不自信，或者直接回答“我不知道”。

6 脚手架问题：提出问题来鼓励孩子进行进一步的思考。
例：Q.为什么北极熊的毛是白色的？
A.你觉得它们为什么会有白色的毛？如果它们生活在其他地方，它们会有同样颜色的皮毛吗？

谁的孩子表现更好？

除了提炼家长解释生物学问题的特征之外，研究者们还选取了孩子的生物学知识水平以及言语水平两个维度进行了测试。通过对这两个维度进行编码、分析，研究者们发现家长的解释特征与儿童的测试表现之间存在不少有趣的联系。

（1）答得越对，做得越好

数据显示，那些对孩子的问题提供更多正确回答的父母，其孩子在生物学知识的表现也更好。而且，父母回答正确与否对孩子生物学理解的影响远超于父母解释的字数以及父母本身的教育水平对其的影响。

（2）有“错”还是无“知”？

当对孩子提出问题的答案不确定时，你会选择直接给出不确定的答案还是承认自己的无知呢？

研究者们发现，当父母不知道参考答案时，有时会选择向外部寻求帮助（例如百度、谷歌等搜索引擎），向孩子们展示当他们不知道答案时寻找更多信息的重要性，这可能会促进孩子的自主学习。另一方面，与至少搜索过一次信息的父母相比，从未搜索过信息的父母提供不准确信息的可能性更大，提供正确回答的可能性更小。

这些发现也支持这样一个观点：向孩子提供不准确信息的父母可能也不会为孩子提供能够核实他们答案的工具——这种做法可能会对长期学习产生不良影响。

（3）机械还是目的

俗话说：“对症下药。”回答问题也是如此。面对不同类型的问题，机械型解释与目的论解释各有各的优势：机械型解释更适合回答“如何”、“怎样”的问题，而目的论解释更适合回答“为什么”的问题。

（4）越难=越好？

在PET测验中，家长们面对的生物学提问有难有易。那么，能回答出难题的家长，他的孩子在生物学领域中的知识表现是不是也更优秀呢？

研究显示，这种关系确实是存在的——那些对生物学有特别了解，并能正确回答更有挑战性问题的父母，他们的孩子也更了解生物学。与此同时，研究结果还表明，即使父母对生物学了解不多，无法非常准确地回答生物学难题，但只要语言表达清晰流畅，他们的孩子仍可能拥有较高的言语能力得分。相反，那些在回答简单的问题也无法流畅地表达自己的观点的父母，他们的孩子在语言智力测试中的得分也更低。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无论问题是难是易，流畅的表述与准确的回答都与孩子更优秀的表现相关联。

给家长们的建议

（1）重视每个问题

家长对于孩子每一个提问都不容忽视，因为每一次回答对孩子来说都是宝贵的学习经历。对于孩子简单的提问，可以考虑采用更富趣味的回答方式，例如采用修辞、联想等技巧，以培养孩子的言语能力；对于孩子提出的专业性较强或难度大的问题，要重视其正确性，培养孩子对于科学事实的严谨态度。

（2）提供正确解释

对于孩子来说，父母是获取信息的重要来源，更是可靠来源。因此，在面对孩子的好奇心时，家长要尽量提供正确的解释——而不是模棱两可或答非所问的敷衍。解释的正确性不仅关系到孩子的知识建构，也会在潜移默化中影响孩子对于提问的态度。

（3）丰富解释内容

家长解释的丰富性对于孩子的成长同样有着深远的影响，孩子得到的解释越丰富，在知识方面的表现越好。在回答问题时，家长可以同时采用机械型解释与目的论解释的两种思路对孩子进行解释，既回答目的，也解释机制，这样更有助于孩子从多种视角看待问题。

（4）敢于承认无知

有时候，由于顾忌自己在孩子心中的形象，家长可能会避免将自己的无知展现在孩子面前。也许家长们可以学着转换思路，自己的“知识盲区”恰恰可以被转化为与孩子共同进步的机会！当碰到无法回答或不确定的问题时，试着与孩子一起向外探索，共同寻求解决问题的多种可能性。在这一过程中，孩子收获的不仅是新知识，还有解决疑问的全新路径以及与家长共同进步的珍贵体验。

写在最后

提问是儿童戏逐科学世界、哲学世界和诗意世界的生活方式(李艳, 黄伟, 2020)。每一个孩子都是独一无二的，提出的问题自然也五花八门、千奇百怪。家长在掌握回答问题的技巧的同时，更重要的是要“谛听”孩子的疑问，发自内心地从孩子的视角理解其好奇心的萌发，谦虚而纯洁地与孩子共同解决疑惑，以呵护“胚芽”的茁壮成长。

参考文献

Mills, Danovitch, J. H., Mugambi, V. N., Sands, K. R., & Pattisapu Fox, C. (2022). “Why do dogs pant?”: Characteristics of parental explanations about science predict children’s knowledge. Child Development, 93(2), 326–340.

李艳, 黄伟. (2020). 试论提问在儿童生命发展中的意义. 教育研究与实验, (03), 26–31.

约翰·杜威. (2005). 我们怎样思维 经验与教育 (第2版). 北京: 人民教育出版社.

袁宗金. (2019). 家庭教养方式与儿童提问的关系研究. Proceedings of 2019 7th ICASS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Education Innovation, Sport Science and Health (EISSH 2019), Seoul.

袁宗金.(2019).家庭教养方式与儿童提问的关系研究..(eds.) Proceedings of 2019 7th ICASS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Education Innovation, Sport Science and Health(EISSH 2019)(Education Innovation, Sport Science and Health,VOL.136)(pp.511-516)..

策划 | 蔺秀云
撰写 | 孙艺宁
编辑 | 王婉睿
排版 | 王雪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