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师大家庭与儿童发展实验室
我们隶属于北京师范大学发展心理研究院，专注于中国婚姻与家庭研究，致力于将实用有趣的学术成果分享给大家。

本期作者 卢思伶
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部2020级本科生

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生活成本增加、生活节奏加快，许多新手父母作为职场的主力军，通常很难有时间照顾和陪伴孩子。于是，越来越多的祖父母挑起了照顾孙辈的大梁。这种由祖辈承担主要或全部照顾、教育责任，并且持续时间达到一年以上的抚养方式，被称为隔代抚养(詹爽, 2017)。

每当我们谈起隔代抚养，往往都伴随着这样的担心：

“都说老人带娃容易有‘隔代亲’，会不会惯坏孩子？”

“爸妈有些思想观念过于老套、还有不少陋习，会不会让孩子养成不良习惯？”

“把娃交给爸妈带，回头跟我不亲了怎么办？”

…………

在以往的文献资料中，我们似乎更加关注隔代抚养给孩子造成的影响，却忽视了曾经把我们拉扯大的父母已经年迈，对于他们而言，养育孙辈并非易事。本期，我们将视线投向帮忙带娃的祖父母们，看看照料孙子女会给他们的生活带来怎样的影响和改变。

1.从个体的视角看
隔代抚养对老人自己身心健康的影响

“好不容易将孩子哄睡着，赶紧打扫房子，洗衣服做饭，等精疲力尽的时候想坐下休息，那时孩子又醒了。”

“吃饭上厕所都是一种奢侈，腾不出手做其他的事情。出个门都像打仗一样，上厕所要抱着娃，洗澡必须要很快地完成。家务做不完，吃饭从来没按时过。最可怕的是孩子半夜总是吵夜，自从有孩子后再也没有睡过整觉了。”

对大部分父母来说，带娃是件体力活，更何况是上了年纪且身体素质较差的老人呢？

隔代抚养或可导致老年人更多健康问题

隔代抚养需要耗费老人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不仅会增加老年人的劳动量，更可能让他们脱不开身，日常社交、看病、锻炼身体等等活动都会被耽误(顾超凡, 2019)。

科学研究表明，参与隔代抚养的老年人健康问题更多(Faps, 2010; Silverstein, 2008)、患冠心病的风险更高(Lee et al., 2011)、日常生活功能更受影响(Minkler, 1999)。还有研究发现，原本身体健康状况良好的祖辈在承担孙辈主要抚养责任后，身体功能和健康都发生了不良的变化，且伴随着焦虑等负性情绪的增加(Peterson, 2017)。

隔代抚养给老年人带来自我价值感

是否隔代抚养只会给老年人带来一些负面的影响呢？并不是。

由于身体机能的下降和社会环境因素的影响，老年人参与社会活动的机会、种类和频率都大打折扣(李渊柏, 2019)，这使得老年群体本身就面临着孤独感和缺乏自我价值感的问题。

虽然带娃很累，但有了孙子女在旁陪伴，祖父母的孤独感也能够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Aassive et al., 2012)。此外，照料孙子女的过程还能帮助老人获得自尊心和成就感，重新找到人生的目标(Di et al., 2016; Noriega et al., 2016)。

值得注意的是，隔代抚养是否能够产生这样积极的心理效益，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老人的意愿和心态。假如老人赋闲在家、乐于代劳，对他们而言，孩子就能够作为陪伴者和情感依托，更有机会形成良好的祖孙关系，带来积极的心理效益；然而，不少隔代抚养关系的形成都是受到客观压力的影响，父母和老人并非心甘情愿，此时，老人若将孩子视为负担，则更有可能产生焦虑、抑郁等负面情绪(张田, 傅宏, 2017)，在身心健康方面都受会到消极的影响。

2.从家庭的视角看
隔代抚养对老人生活的影响

“羊肉串不卫生，就不能吃。”

“今天你要是不好好吃饭就揍你！”

“你跟孩子发什么火？吃个羊肉串怕什么，走，爷爷给你买！”

由于生长在不同年代，祖辈与父辈之间的思想观念和教育理念存在差异，因此发生冲突的情况屡见不鲜。我们把这种因存在代际差异思想观念和行为模式导致的碰撞称为代际冲突(丁浩, 2019)。

加剧了老人与子女两个家庭间的冲突

在隔代抚养家庭中，由于孩子爸妈与家中老人和小孩的沟通相对贫乏，代际冲突问题往往更加严重。有学者对重庆市60个隔代抚养家庭进行调查，结果显示：祖辈与子女经常发生矛盾、甚至矛盾大到无法沟通的家庭占比高达43.7%(沈锄云, 2000)。

此外，祖辈的教养方式容易出现过度纵容、“重养轻教”等问题(童春旺, 2004; 刘云, 赵振国, 2013)，进而可能导致孩子学业表现更差(Edwards, 2003)，有更多的情绪和行为问题(刘云, 赵振国, 2013; 王玲凤, 2007)。这使得许多父母在发现孩子养成的各种坏习惯后，责怪老人溺爱孩子，与老人爆发冲突，进而导致两代人之间矛盾重重。

隔代抚养降低了老年人家庭的生活质量

在隔代抚养家庭中，除代际冲突外，祖父母之间的内部冲突也更为明显。研究证据表明，承担孙辈主要抚养责任的夫妻之间交流时间更少，存在更多的婚姻问题，更难感受到来自配偶的支持(Minkler et al., 1994)。然而，家庭支持是老人幸福感最为重要的来源(李渊柏, 2019)，冲突不断的家庭关系将严重损害老人的生活质量，亦不利于孩子的成长。

3.不得不隔代抚养的情况下
这样做可以有效降低隔代抚养的消极影响

那么，我们了解到隔代抚养对孩子成长的影响是存在多种可能性的，既有可能给老人带来自我价值感提升等积极影响，也有可能带来生活质量下降、家庭矛盾增多等消极影响。在现实生活中，大部分父母并非主动成为“甩手掌柜”，而是由于进城务工或工作压力不得不选择让老人帮忙照看孩子。假如实在没有办法照顾孩子，我们可以采取哪些方式方法来降低隔代抚养带来的消极影响呢？对此，本文提出以下建议：

(1)在将孩子交给祖辈抚养之前，充分确认祖辈的意愿和身体状况。被动地承担孙辈抚养责任对祖辈身心健康都具有较大危害，所以在做出隔代抚养决定前，必须与祖辈充分协商。

(2)无论再忙也要抽出时间与家人保持联系。由隔代抚养导致的家庭矛盾主要源自于沟通的缺乏，但在外打拼的父母往往容易忽略这一点。

随着科技的发展，沟通更为方便、快捷，消息、语音和视频通话虽然不能代替亲身陪伴，却可以拉近家庭成员之间的心理距离，随时传达对家人的关心与牵挂。若是不能相伴身侧，不妨教教爸妈如何使用社交软件，约定好每周的通话时间，在丰富爸妈老年生活之余，还能帮助爸妈接触新时代的思想观念，最重要的是，让家人及时收到你的关心。

(3)有效沟通，向祖辈传达科学的教育理念。受制于社会发展水平，祖辈受教育年限普遍不高，在孙辈教养过程中可能存在许多误区。因此，向祖辈传达科学的教育理念尤为重要。与祖辈沟通的过程中，需要注意换位思考，给予充分的尊重与理解，在此基础上争取对方的支持。

(4)若条件允许，尽可能与祖辈分工合作、共同教养孩子(称为“代际联合抚养”)，不要将孩子完全“丢”给祖辈养育。研究表明，比起隔代抚养，代际联合抚养对祖辈心理健康、家庭关系和孩子成长都更有益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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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丁浩. (2019). 结构家庭治疗模式介入城市隔代抚养家庭代际冲突问题的研究--以Y市A家庭个案研究为例(硕士学位论文). 华中科技大学, 武汉.

顾超凡. (2019). 隔代抚养祖辈心理状况及影响因素的作用路径研究(硕士学位论文). 郑州大学, 郑州.

李渊柏. (2019). 老年人婚姻满意度与健康的关系: 交叉滞后研究(硕士学位论文). 北京师范大学, 北京.

刘云, 赵振国. (2013). 隔代教养对学前儿童情绪调节策略的影响. 学前教育研究, 2, 37–42.

沈锄云. (2000). 认知隔代教育. 老年人, 9, 4–5.

童春旺. (2004). 隔代教养: 未成年人犯罪不可忽视的家庭因素. 江西公安专科学校学报, 1, 43–45.

王玲凤. (2007). 隔代教养幼儿的心理健康状况调查. 中国心理卫生杂志, 21, 672–674.

詹爽. (2017). 亲子关系与亲隔代抚养儿童行为问题的关系: 儿童情绪调节的作用(硕士毕业论文). 北京师范大学, 北京.

张田, 傅宏. (2017). 隔代抚养关系中老年人心理状态的影响因素. 中国老年学杂志, 37(20), 5169–5170.

Aasssive, A., Arpino, B., & Goisis, A. (2012). Grandparenting and mothers’ labor force participation：A comparative analysis using the generations and gender survey. Demographic Research, 27(3), 53–84.

Di, G. G., Glaser, K., & Tinker, A. (2016). The impact of caring for grandchildren on the health of grandparents in Europe: A lifecourse approach. Social Science & Medicine, 152, 166–175.

Edwards, O. W. (2003). Living with grandma: A grandfamily study. School Psychology International, 24, 204–217.

Faps, H. W. (2010). Grandparenting: Diversity in grandparent experiences and needs for healthcare and support. Int J Evid Based Healthc, 8(4), 277–283.

Lee, S., Colditz, G., Berkman, L., & Kawachi, I. (2011). Caregiving to children and grandchildren and risk of coronary heart disease in women. American Journal of Public Health, 93(11), 1939–1944.

Minkler, M., Roe, K. M., & Robertson-Beckley, R. J. (1994). Raising grandchildren from crack-cocaine households: Effects on family and friendship ties of African-American women. American Journal of Orthopsychiatry, 64, 20–29.

Minkler, M. (1999). Intergenerational households headed by grandparents: Contexts, realities, and implications for policy. Journal of Aging Studies, 13, 199–218.

Noriega, C., Lopez, J., Dominguez, R., & Velasco, C. (2016). Perceptions of grandparents who provide auxiliary care: value transmission and child-rearing practice. Child & Family Social Work, 22(3), 1227–1236.

Peterson, T. L. (2017). Changes in health perceptions among older grandparents raising adolescent grandchildren. Soc Work Public Health, 32(6), 394–406.

Silverstein, L. A. B. M. (2008). Depressive symptoms among grandparents raising grandchildren: The impact of participation in multiple roles. Journal of Intergenerational Relationships, 6(3), 285–304.

策划 | 蔺秀云
撰写 | 卢思伶
编辑 | 丁欣怡
网络图源 | 侵删

作者介绍 李坷蔓

想象一下：你们家的小朋友今天放学回家时，手里拿着得了满分的试卷，洋洋得意地告诉你：“今天我考了一百分！班上只有几个人考到满分呢！”这个时候你会说点什么？你是否会表扬Ta，说：“我们宝贝真聪明，是爸爸妈妈的骄傲！”又或者，“总体看来还是不错，但一定要戒骄戒躁，下次继续努力！”

通常，我们认为夸奖是一种有利于孩子发展的教养行为。一方面，基于行为主义的观点，赞美是一种积极的强化物——父母教师的夸奖能让儿童朝着成年人所希望的方向行进。另一方面，父母（或主要照顾者）的表扬也能营造积极的家庭氛围，让孩子感受到父母的爱和支持(Webster-Stratton & Hammond, 1997)。然而，近年来心理学家的研究揭示了夸奖的“两面性”——如果家长和老师走入夸奖的误区，来自他们的赞美反而会阻碍儿童和青少年的发展。

今天的文章我们就来聊一聊夸奖孩子的“雷区”，以及正确夸奖孩子的4个关键。

同伴比较式夸奖 VS.个人比较式夸奖

日常生活中能发现，很多父母在表扬孩子的时候，隐约着会透出一种“比别人好”的意味。比如，孩子拿了第一名时，父母们会说：“你真棒，拿了这个比赛的第一名，表现得比其他人都好！”又比如，孩子期末考试结了，“你这次考试比我们单位老王家的儿子多考了十几分呢，真不错！”

当我们普遍意识到“别人家的孩子”式批评存在危害时，却往往忽略了那些习以为常的“别人家的孩子”式表扬同样不利于儿童发展。研究表明，在同伴比较式表扬下成长的儿童会倾向于以超越他人为努力目标，难以享受学习过程本身，并且出现更多的负面情绪（王桂平&陈会昌，2004；Corpus et al., 2006）。

虽然同伴比较式夸奖会对孩子产生消极影响，但并非不能使用比较的方法夸奖孩子。更恰当方式是与个人进行比较，夸奖孩子相比过去变得更加优秀的地方（王桂平&陈会昌，2004）。

比如，你可以夸奖孩子：“比起上次，你这次在这个知识点上没有再犯错了，真有进步！”或者告诉Ta，“这个学期你变得勤奋了很多，在学习上投入的时间明显更多了，效率似乎也提高了许多，变得更加专注了，很棒！”

盲目夸张式夸奖 VS. 感知一致性夸奖

随着时代发展，当今父母对西方文化和西方育儿方式越来越熟悉。在夸奖孩子的时候，可能也会使用一些西式的表扬方式——倾向于用夸张的形容词、语气和表情，表达对孩子的赞扬。

比如，当孩子完成了一幅画后，父母可能会说：“天呐！你画的这幅画简直太漂亮了！”这句话里的“天呐”、“简直”、“太漂亮了”都是比较夸张的词汇。父母们误以为这样的表述体现了自己对孩子的极大肯定，但却没有意识到盲目夸大的赞美对孩子，尤其是低自尊心孩子的消极影响。

Brummelman及其团队（2016）发现，当父母用盲目夸张的语言赞美孩子的普通作品时，这等同于树立了一个高标准：你“应该”表现得非常出色。而这样的信息，会让自卑的孩子们因为担心自己无法达到标准，而避免迎接任何挑战。这样一来，家长们出于好心的表扬，反而成为了低自尊孩子成长的阻碍，造成了他们错失学习机会的后果。

盲目夸张的赞美不可取，并不意味着过低的评价是个好选择。事实上，Lee等人（2016）发现，孩子感知到的表扬的准确性在表扬发挥作用的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当孩子感到赞美的盲目夸张时，他们在学业上的表现更差；当他们感到赞美过于不足时，则会出现更多的抑郁情绪。

要想孩子能从父母的夸奖中受益，得到更多的积极情绪、更好的学业表现，父母应该尽力保证自己的赞美与孩子感知到的情况一致，或稍微高于实际表现。比如，当孩子将自认为一般的画作呈现在你面前时，你不能说：“我们宝贝在画画上太有天赋了”，而应该说，“不错不错，今天你的作品在整体上真和谐，妈妈很喜欢”。

能力品质型夸奖 VS. 努力过程型夸奖

如果孩子取得了好成绩，你一般会怎么夸奖Ta呢？你会说“我家宝贝真是聪明”，还是“我家宝贝这次太努力了”？

心理学家将前者称为以个体为核心的反馈（person-feedback），即关注孩子个人能力、特质方面的夸奖；后者称为以过程为核心的反馈（process-feedback），即关注孩子行为、结果方面的夸奖，而这两种夸奖会对孩子的自我价值感产生不同的影响(Kamins & Dweck, 1999)。

研究发现，接受person-feedback的孩子，会形成一种“偶然的自我价值感”，他们将好的结果归因于自己有多聪明或者有多少价值，这让他们不愿意接受有挑战性的任务（更低的内在动机）、在任务上坚持时间更短（更少的坚持）以及面对挫折时感到沮丧、甚至羞愧（更多的无助反应）。相反的，接受process-feedback的孩子，则表现得更好，在遭到挫折时的情绪反应也不会那么极端(Cimpian et al., 2007; Gunderson et al., 2013)。

因此，如果你平时有夸奖孩子天赋的习惯，今后可不要继续在雷区“蹦迪”了。记得多多夸奖孩子们是通过什么样的过程取得成功的，比如他们的努力、坚持、不畏困难。你可以对孩子说：“宝贝，你在这个过程中的迎难而上和坚持不懈，爸爸妈妈都看在眼里。我们很为你的这种精神骄傲”。

口头言语式夸奖 VS. 目光交汇式夸奖

忙碌了一天之后，面对孩子的“求夸夸”行为，疲惫的你是否选择随便地回应孩子一句：“还不错”，甚至没有将眼神从老板的回复和同事的朋友圈中挪到孩子身上。这样宽泛而敷衍的口头表扬不仅无法对孩子起到促进发展的作用，反而可能让孩子觉得自己不被肯定、不被“看见”。

广义地讲，赞美是社会互动的一种形式，不仅包含口头上的语言，还包含非言语的行为。因此，在赞美孩子时，我们不仅要规避前文提到的语言“雷区”，还需要注意表扬孩子时自己的姿势、动作等非言语行为。

来自日本的一项最新研究（Onishi et al., 2020）表明，成功的表扬应该具备以下非言语特征：首先，表扬方和被表扬方应该彼此注视对方；其次，双方不能在赞美的过程中摇头晃脑，而应该尽量保持头部的稳定。

因此，以后在孩子“求夸夸”的时候，各位父母一定记得从工作或者娱乐中抬起头来，和孩子的目光交汇，并且保持头的位置，然后赞美孩子一句：“你今天表现得真好，专注时间比昨天长了两小时！”

对于大部分家长来说，夸奖可能是一个工具，可以让孩子们完成更好的发展；但对于孩子们来说，夸奖或许意味着“被爱的感觉”，那是一种更为持久的力量。因此，夸奖不是目的，爱才是目的。至少在夸奖的那一刻，我们要让孩子们感受到，我们在无条件地关注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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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动小情境

放学后，你的孩子告诉你，Ta的作文今天被老师当作唯一一篇范文，在全班同学面前朗读了，这时候，你会说——

参考文献

王桂平,陈会昌.(2004).表扬在儿童心理发展中的作用. 学前教育研究,38-40.

Brophy, J. (1981). Teacher praise: A functional analysis. Review of Educational Research, 51(1), 5–32. https://doi.org/10.3102/00346543051001005

Brummelman, E., Crocker, J., & Bushman, B. J. (2016). The praise paradox: When and why praise backfires in children with low self‐esteem. Child Development Perspectives, 10(2), 111-115.

Brummelman, E., Nelemans, S. A., Thomaes, S., & Orobio de Castro, B. (2017). When parents’ praise inflates, children's self‐esteem deflates. Child development, 88(6), 1799-1809.

Brummelman, E., Thomaes, S., Orobio de Castro, B., Overbeek, G., & Bushman, B. J. (2014). “That’s not just beautiful—That’s incredibly beautiful!” Psychological Science, 25(3), 728–735.

Corpus, J. H., Ogle, C. M., & Love-Geiger, K. E. (2006). The effects of social-comparison versus mastery praise on children’s intrinsic motivation. Motivation and Emotion, 30(4), 333–343. https://doi.org/10.1007/s11031-006-9039-4

Henderlong, J., & Lepper, M. R. (2002). The effects of praise on children’s intrinsic motivation: A review and synthesis.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28(5), 774–795. https://doi.org/10.1037//0033-2909.128.5.774

Lee, H. I., Kim, Y.-H., Kesebir, P., & Han, D. E. (2016). Understanding when parental praise leads to optimal child outcomes. Social Psychological and Personality Science, 8(6), 679–688. https://doi.org/10.1177/1948550616683020

Onishi, T., Yamauchi, A., Ishii, R., Aono, Y., & Miyata, A. (2020, October). Analyzing Nonverbal Behaviors along with Praising. In Proceedings of the 2020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Multimodal Interaction (pp. 609-613).

Webster-Stratton, C., & Hammond, M. (1997). Treating children with early-onset conduct problems: A comparison of child and parent training interventions. Journal of Consulting and Clinical Psychology, 65(1), 93–109. https://doi.org/10.1037/0022-006x.65.1.93

Weeland, J., Brummelman, E., Jaffee, S. R., Chhangur, R. R., van der Giessen, D., Matthys, W., Orobio de Castro, B., & Overbeek, G. (2022). Does caregivers’ use of praise reduce children’s externalizing behavior? A longitudinal observational test in the context of a parenting program.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58(7), 1371–1385. https://doi.org/10.1037/dev0001357

Cimpian, A., Arce, H.-M. C., Markman, E. M., & Dweck, C. S. (2007). Subtle Linguistic Cues Affect Children's Motivation. Psychological science, 18(4), 314-316. https://doi.org/10.1111/j.1467-9280.2007.01896.x

Gunderson, E. A., Gripshover, S. J., Romero, C., Dweck, C. S., Goldin-Meadow, S., & Levine, S. C. (2013). Parent Praise to 1- to 3-Year-Olds Predicts Children's Motivational Frameworks 5 Years Later. Child development, 84(5), 1526-1541. https://doi.org/10.1111/cdev.12064

Kamins, M. L., & Dweck, C. S. (1999). Person Versus Process Praise and Criticism: Implications for Contingent Self-Worth and Coping.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35(3), 835-847. https://doi.org/10.1037/0012-1649.35.3.835

撰 稿：李坷蔓
责 编：高文洁
美 编：杨婉婷

作者介绍 熊青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自己的孩子突然不想上学，甚至表现出退缩与恐惧，你就需要考虑一种情况——孩子是否在学校遭遇了欺凌。

如果你发现孩子并没有与同学明显的冲突情况，但却不愿意与人交际，就要排除隐性欺凌这种可能。

隐性欺凌（Covert Bullying）是一种危害性不是很突出，通常是隐蔽的、非身体上的攻击性行为，如散布谣言、离间关系等，却会伤害到孩子的同伴关系、归属感、友谊和自尊等重要的情感关系和体验。

被欺凌者将会面临社会和心理上的伤害，包括更低的人际参与度、更高的孤独感、更低的安全感和更高水平的抑郁等等，其痛苦并不比身体上的伤害低，但其流行率却可能高于外显的欺凌行为。（Cross, Shaw, Hearn, Epstein, Monks, Lester, & Thomas, 2009；Moffat, Redmond & Raghavendra，2019）。

图片来源：
(https://disabilityinsider.com/2019/09/11/health/covert-bullying-higher-among-young-girls-with-disabilities/）

隐性欺凌是欺凌中的一类，符合Olweus对于欺凌定义的基本要件：持强凌弱、有意的、反复伤害，这意味着欺凌者会给受欺凌者营造一种无望的、难以逃离的氛围。

经典的习得性无助实验告诉我们，当处无法摆脱伤害的情况下，有机体会对伤害不做出任何抵抗，选择承受，而那一些选择极端结果的孩子，则是此种无望下的最后倔强。

隐性欺凌在具有上述难以逃离的特点的同时，其隐蔽性加剧了欺凌对于受害者的危害性。因为隐蔽不容易被发现，而更能持续较长时间；因为独立看单次行为伤害低，被家长、教师认为是小事情而忽视。

隐性欺凌的不作为模型（Cycle of inaction to address covert bullying）揭示了被隐性欺凌的青少年所感到绝望和无助的原因：

当教师和家长或因为或缺乏知识和经验来识别隐性欺凌，或认为隐蔽欺凌的危害看起来比较轻微、性质不算恶劣，而不采取即时处理，就会导致这种隐蔽欺凌得以维持。

然后，受欺凌的学生由于教师或家长的轻视、不作为而不愿意诉说，进而产生无力感；也导致参与欺凌的学生认为隐蔽欺凌是被容忍或宽恕的。

最终，导致被隐蔽欺凌的学生很少寻求帮助，获得支持和心理重建的机会就更少了；也滋生出一种隐蔽欺凌的亚文化，巩固了欺凌实施的条件，让被欺凌者陷在一个不能自拔的循环中（Cross et al., 2009）。

图：隐性欺凌不作为模型

相对其他群体，青少年更容易体会这个绝望，因为孩子们的世界并不是很大，当欺凌发生时，这就是他们的全部世界，这点被很多成年人忽视。

例如，目前隐蔽欺凌正在经历着“幕后到屏幕后面”转变，言语攻击和欺凌很容易转化为短信、电子邮件、即时通讯和聊天室等任何信息交流的方式。

对于受隐性欺凌者，尤其是处于“假想舞台”阶段（认为自己的行为和心理活动像似在舞台的聚光灯下被观众所知晓）的青少年，这种负面的、乃至威胁性的信息将迅速充满孩子的认知和思考。

曾有一位小学生在自己喜欢的游戏中遭到诽谤、侮辱，而家长认为这些都不是现实的，不理他们就可以，但孩子却在脑海里时时感受这事件，感觉别人的眼神也是异样的，恐惧、抑郁等消极情绪依然占据孩子的内心，非常痛苦。

01
你的孩子容易遭受隐性欺凌吗？

容易受到隐性欺凌孩子常会具有以下特点：

1.具有容易引起负面联想的既有属性，如生理生存在缺陷或身体瘦弱、个头不高，特殊的家庭背景等等会成为欺凌者很容易利用的攻击点，也便于其传播形成伤害。

2.在性格上，内向、敏感、害羞，不善于维护自身权益，容易成为隐性欺凌的受害者。

3.在人际关系上，缺乏朋友，缺少支持，更容易成为取笑和孤立的对象。

4.不是讨老师喜欢的类型，在老师那里也较少得到表扬的孩子容易在与欺凌者的力量平衡中处于不利方面，而受到攻击。当然也有非常优秀的同学，因为被嫉妒而遭受隐性欺凌，但其社会支持相比更为丰富，消极影响会相对有限。

5.与父母沟通不畅。孩子们更有可能与他们的父母谈论被欺凌的问题，研究显示有超越半数的受隐性欺凌的学生曾向父母提及过被欺凌的事情（Cross et al., 2009），但此时很多父母并不总是知道如何去进一步收集信息、提供支持（姚建龙，2020）。

02
面对隐性欺凌，教师和家长该如何应对

结合研究发现，家长与老师可以从以下7种方式中入手去应对可能的隐性欺凌：

1.认识隐性欺凌的危害，重视承受隐性欺凌中孩子的感受——一种反复体验的贬低、孤立、威胁所引发的绝望、无助的感觉。

2.家长要与孩子保持良好的关系，将家庭建设成为孩子安全港和避难所，不要让父母自己成为孩子的压力源，让孩子一旦遇到隐性欺凌，在家里至少还可以有那么几小时可以自我缓解和修复（Krieger，2019）。

3.父母和教师要与孩子定期沟通，注意多渠道收集孩子的信息，如孩子的网络空间内容，其他学生反映的情况等等。

4.关注孩子的心理和行为变化，如突然不合群、郁郁寡欢、反复上课注意力不集中、成绩明显下降、拒绝来学校、放学回家时间变化、躲避家长的行为反应（如家长来后迅速关闭聊天记录或页面）、在家里因为一点小事情生气或莫名其妙发脾气等，如无找到具体诱发事件，就要进一步观察、询问是否受到了隐性欺凌。

5.即时介入、制止隐性欺凌行为。通过老师和家长的介入，改变隐蔽欺凌中的权力不平衡的情况（Nelson, Burns, Kendall, & Schonert-Reichl, 2017），让孩子保持在隐性欺凌范围之外。

6.增强孩子人际交往和应对欺凌的方法和技巧，增强孩子的自信心。因为隐性欺凌者多会使用心理上的操纵、诡计等（Krieger 2019），具有更好的应对能力，将有利于实现被欺凌者的自我保护。

7.限制在学校使用个人科技产品等也被认为可以减少隐性欺凌发生的可能性（Cross, 2009）。

隐性欺凌会给孩子心灵上带来深远的伤害，要花数倍乃至余生的时间岁月去疗愈。提防隐形欺凌，需要每一位家长与老师的关注与努力。

参考文献

姚建龙等(2020). 防治校园欺凌：学理与实证. 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Barnes, A., Cross, D., Lester, L., Hearn, L., Epstein, M., & Monks, H. (2012). The Invisibility of Covert Bullying Among Students: Challenges for School Intervention. Australian Journal of Guidance and Counselling, 22(2), 206-226. https://doi.org/10.1017/jgc.2012.27

Chang, V. (2021). Inconsistent Definitions of Bullying: A Need to Examine People’s Judgments and Reasoning about Bullying and Cyberbullying. Human Development, 65, 144–159. https://doi.org/10.1159/000516838

Cross, D., Shaw, T., Hearn, L., Epstein, M., Monks, H., Lester, L., & Thomas, L. (2009). Australian Covert Bullying Prevalence Study. Perth, Australia: Child Health Promotion Research Centre, Edith Cowan University. This Report is posted at Research Online. https://ro.ecu.edu.au/ecuworks/6795

Krieger A. (2019). On Covert Bullying. my kid is gay. https://www.mykidisgay.com/blog/on-covert-bullying

Moffat, A. K., Redmond, G., & Raghavendra, P. (2019). The Impact of Social Network Characteristics and Gender on Covert Bullying in Australian Students with Disability in the Middle Years, Journal of School Violence, 18:4, 613-629, https://doi.org/10.1080/15388220.2019.1644180

Nelson, H. J., Burns, S. K., Kendall, G. E., & Schonert-Reichl, K. A. (2017). The Factors That Influence and Protect Against Power Imbalance in Covert Bullying Among Preadolescent Children at School. The Journal of School Nursing, 34(4), 281–291. https://doi.org/10.1177/1059840517748417

策 划：刘祥宇
撰 稿：熊 青
编 辑：崔 琪
美 编：何文宣

北师大家庭与儿童发展实验室
我们隶属于北京师范大学发展心理研究院，专注于中国婚姻与家庭研究，致力于将实用有趣的学术成果分享给大家。

本期作者
陈雨馨 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部2022级 临床与咨询方向硕士在读

荐序：对孩子太好吧被人说太假太虚伪，稍微冷淡一点又被指责说后爸/后妈就是不心疼孩子，重组家庭的亲子关系中，往往面临更多的变数与挑战，家长们也往往会感到吃力不讨好，被各种嫌弃。那么家长该如何对待非亲生的孩子，这个度又该如何把握呢？一起来看看接下来这篇文章吧。

“我叫夏雪”“我叫夏雨”“我叫下冰雹！”

“您给点资金成吗？我想把这玩意儿染成绿的~”

“学了忘，忘了学，学了还得忘！忘了学，学了忘，忘了还得学！”

“反正生下来就给人当儿子了，给谁当都一样！”

这些语录一出现，许多人脑海里已经有声音了。回想起小时候准时准点等待《家有儿女》的时光，总是被刘星的台词和表情逗得乐不可支，在沙发上上蹿下跳。其实作为小朋友，除了开心之外还有羡慕，羡慕他们丰富多彩的家庭生活，更羡慕他们有这么开明、理解孩子的爸爸妈妈。

《家有儿女》巧妙地采用重组家庭作为故事展开的平台，小雨、小雪和刘星3个孩子分别来自两个离异家庭。这部轻喜剧没有避讳继父母与继子女的矛盾冲突，以及不同年龄阶段孩子成长的敏感问题；用生活化的故事片段为我们展现了中国文化背景下，重组家庭中如何用爱、公平、尊重和理解重建亲子关系，处理好子女的教育。

重组家庭的亲子关系难题

根据我国民政部《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仅针对内地居民）数据显示，2007-2020年，在结婚登记数据持续下降的背景情况下，离婚和再婚登记的数据在十多年间反而近乎翻倍，离婚登记由2007年209.8万对增长到2020年433.9万对；再婚人数从203.1万对升至455.9万对。

伴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婚恋观念的变化，重组家庭和再婚人口增加是世界范围内普遍现象（Coleman et al., 2000）。家庭重组后，配偶双方婚前的子女自然就成为新家庭的一员，但是人类的关系经由表面化发展到亲密需要时间（侯玉波, 2013），家庭关系也不例外；重组家庭中的夫妻与继子女在生活习惯、交往方式上必然存在差异；双方还可能带着前家庭未处理的情感纠纷……初期父母想要和继子女处好关系非常棘手。

目前国外教育学、社会学和心理学领域学者从多方面探究了重组家庭中常见的问题，其中最基础的就是“局外人”窘境：在三角关系中，关系比较紧密的两人是当事人，另一方是局外人。

在重组家庭中，子代对继父母角色会产生认同困难（Giddens, 1991），如果不能恰当化解，继父/母和孩子都会感到自己是家庭的“局外人”。《家有儿女》中刘梅和夏东海刚刚结婚时，不论继母刘梅怎样表现得温柔和蔼、善解人意，13岁的夏雪都很难认同她作为自己“真正”的母亲，一直称呼刘梅为“阿姨”，并且偷偷问自己的亲弟弟夏雨后妈有没有对他不好。

根据埃里克森（Erikson, 1902-1994）的心理社会发展阶段理论，家庭氛围是影响12-18岁的青少年形成自我同一性的需要因素，青少年需要一个开放的、温暖的家庭环境中获得归属感与安全感，才能有足够的空间进行自我探索。

家庭结构的重大变故势必会对青少年造成很大的影响（李星, 李红浪, 2006），“我还没从你离婚的阴影中走出来，你又给我找了一个后妈……”，成年人有家庭的选择权，而孩子却只能被动适应，这种面对挑战主动权的丧失也会增强对代际关系的不信任（Gibson, 2013），从而借助逃避的防御机制来应对周围环境。

重组家庭的问题如何影响家庭成员？

1. 对继子/女的影响

现实生活中，大多数最终走向解体的家庭，早在夫妻正式办理离婚手续之前一到两年的时间里，就充满了矛盾和争吵，失去了正常家庭的亲密与温馨。而孩子目睹了家庭城堡逐渐崩塌的全过程，如果继父（母）在这个时候出现，其实是成为了孩子痛苦和敌意的转移对象。

实证研究结果显示，相对于完整家庭的孩子，多数重组家庭的子女更不幸福，受到的负面影响很可能贯穿其一生。有继兄弟姐妹的重组家庭孩子的学业成绩更差，在学校受处分的频率也更高（Reifman et al., 2001）；特殊家庭结构的子女未成年饮酒和吸烟的可能性更大，犯罪率也更高（Vanassche et al., 2014）；重组家庭带来的适应不良压力更可能造成子女罹患抑郁和焦虑等精神障碍（Shafer et al., 2017）。家庭教育是导致子女心理和行为问题的重要因素，周晓红等学者（2012）研究了重组家庭中的教育情况，发现在重组家庭中，亲父母很可能出现补偿、违规、抛弃和诋毁等模式，而继父母可能出现放任、苛刻和炫耀等问题。

父母没有理解继子女真正的需求，这些教育模式导致再婚家庭教育的效果微乎其微，甚至对于未成年子女的健康成长有负面影响。

1. 对父母的影响

家庭系统中，父母与子女关系的本质是家庭成员在物质和精神方面进行交换，这种交换过程不仅局限于家庭内部，也受外部因素的影响，借由婚姻联结形成的新家庭会影响到父母双方背后更为复杂的社会力量。核心家庭中父母与子女的纵向代际关系也会影响到横向的夫妻关系甚至外部社会关系（Coleman et al., 2000）。

看上去，重组家庭继父母与子女的关系产生问题是有必然原因的，问题的后果也非常严重。那么家庭重组就一定会对代际关系产生负面影响吗？也不然，研究认为家庭关系才是影响孩子发展的最主要因素，就像决定离异家庭的子女表现的并不是离异这一件事，该类子女也并没有因为家庭结构比完整家庭的子女表现更差（张春泥, 2017）。

前沿研究逐渐不再从问题化视角看待重组家庭，而是倾向于多维度分析，家庭系统理论指出家庭关系建构在互动之上，因此所有的问题都是互动带来的结果，解决家庭问题的核心便是改善互动方式，帮助重组家庭子女适应新的环境，可以加强家庭网络的联结。那么，怎么做才是合适的、何种互动方式才是好的呢？

重组家庭的父母该如何对待非亲生孩子？

对子女的教育永远不可能是完美的，即便亲生的孩子也是如此，然而分析子女的诉求可以为构建家庭和谐关系提供指引。一方面，重组家庭子女和普通家庭儿童一样有着生存需求、归属与爱的需求以及其他更高层次的需求；另一方面，重组家庭孩子在每个层次上又有更细致、特殊的诉求（杜楠, 2019）。

(1) 归属与爱：渴望平常的家庭

重组家庭子女不仅渴望和普通家庭子女一样的民主、平等的亲子关系，更希望一个“平常化”的家庭关系，也就是在家庭中被父母当做自然的家人，不需要特意的讨好，也不会被故意冷落。原有的家庭关系被打破，子女更加渴望拥有安全感，亲父母一方的关怀是安全感最重要的来源。因此亲父母的行动非常重要，如果亲父母能提供持续的、稳定的陪伴，继父母是否符合期待就不那么重要了。

(2) 自尊与尊重：自主而非强迫

在重组家庭中子女往往会迫切的寻求自主性，从父母离异起就被迫跟随其中一方生活，再被迫进入重组家庭，被迫接受新的父母和兄弟姐妹，自主权被严重削弱，子女积累了强烈的被尊重的需要。例如在称呼的认同感方面，孩子尤其不希望被迫称呼继父母为“父亲、母亲”，强迫的要求反而会让孩子对这段被迫接受的关系更加厌恶。

(3) 自我实现：自我被全面接纳

根据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自我实现需求也包括能够接纳现实，正确面对自身和生活中的缺憾，重组家庭的子女需要这种能力来接纳父母婚姻的过失、不完美的原生家庭，和新的家庭生活。

了解子女的需求后，继父母一方还需要对亲子关系的实质有更加理性客观的认识。现代良好的家庭关系早已不仅局限于传统的“父慈子孝”、“血浓于水”的观念了。在新时代个体化和现代化发展趋势的影响下，家庭并不一定要同步协调发展，而是成员在不断地在价值观和利益上持续努力地理解对方，家庭允许差异存在，仍旧愿意不断沟通与交流，继父/母可以尝试做“主动表达”的模范，建构一个非完美、具有弹性的家庭系统。

在家庭刚刚重组的阶段，亲父母一方处理夫妻关系、亲子关系的方式非常重要。初接触阶段由于继父母对孩子来说是相对陌生的，可以求助于配偶（亲父母）传达自己的善意和接纳，尝试让孩子卸下防备。如果亲父母一方可以提供耐心、稳定的陪伴，并逐渐从话语中心者过渡为话语的连接者，进而继父母就可以和孩子直接沟通。在这个过程中继父母可以主动创造相处机会，积累共同的经验与回忆，譬如寻找相似的兴趣爱好，举办家庭活动等。

想要重建和谐的代际关系，继父/母也不必做单方面的努力，可以通过平等的倾听与尊重，有意识引导子女发挥主观能动性，在家庭中拥有自己的独立角色。让子女意识到自己除了“某个人的孩子”、“某个人的继子”之外，更重要的是拥有独立意识、富含社会性的个体。帮助子女提高自我认同感的同时，也有助于他们摆脱对过去原生家庭伤害的纠缠，接受自我之后往往才能与他人建立新的关系。

最后，重建一个家庭的过程充满了未知和挑战，请牢记重组家庭的代际和谐关系需要长时间的相处积累，与普通家庭达到和谐状态存在时间跨度上的区别。所以不要担心，不要心急，情感会在共同度过的时光里一点一点沉淀。

参考文献

Coleman, M., Ganong, L., & Fine, M. (2000). Reinvestigating remarriage: Another decade of progress.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Family, 62(4), 1288-1307.https://doi.org/https://doi.org/10.1111/j.1741-3737.2000.01288.x

Gibson, D. M. (2013). Ambiguous roles in a stepfamily: Using maps of narrative practices to develop a new family story with adolescents and parents. Contemporary Family Therapy, 35(4), 793-805. https://doi.org/10.1007/s10591-013-9258-2

Giddens, A. (1991). Modernity and Self-identity. Polity Press.

Reifman, A., Villa, L. C., Amans, J. A., Rethinam, V., & Telesca, T. Y. (2001). Children of divorce in the 1990s. Journal of Divorce & Remarriage, 36(1-2), 27-36. https://doi.org/10.1300/J087v36n01_02

Shafer, K., Jensen, T. M., & Holmes, E. K. (2017). Divorce stress, stepfamily stress, and depression among emerging adult stepchildren. Journal of Child and Family Studies, 26(3), 851-862. https://doi.org/10.1007/s10826-016-0617-0

Vanassche, S., Sodermans, A. K., Matthijs, K., & Swicegood, G. (2014). The effects of family type, family relationships and parental role models on delinquency and alcohol use among flemish adolescents. Journal of Child and Family Studies, 23(1), 128-143. https://doi.org/10.1007/s10826-012-9699-5

杜楠. (2019). 家庭系统理论视角下重组家庭的代际互动关系研究 [硕士, 华东理工大学].

侯玉波. (2013). 社会心理学.北京大学出版社.

李星, & 李红浪. (2006). 单亲家庭隔代教育的心理学思考. 南昌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06), 63-66.

张春泥. (2017). 家庭变迁与青年发展——当代中国青年父母离婚对子女发展的影响——基于CFPS2010-2014的经验研究. 中国青年研究.

策划 | 蔺秀云
作者 | 陈雨馨
编辑 | 王婉睿
排版 | 丁欣怡

科研成果
Coco有话说

不道德行为不仅会对他人造成极大的伤害，同时也会使实施不道德行为的青少年学业成绩下降、人际关系受损，严重的不道德行为甚至会发展为长期的违法犯罪行为。因此，人们都很讨厌不道德行为，也想知道人格特质是不是与不道德行为有着某种关系？

最近我们实验室的一项研究发现，青少年的诚实-谦逊人格特质可以负向预测其不道德行为。我们也尝试揭示这个关系的内在机制，为家长和教师更好地理解青少年不道德行为的发生过程，进而减少不道德行为，促进青少年身心健康发展提供启发。

本篇推文就来介绍我们这项最新发表的科研成果，探讨诚实-谦逊人格与青少年不道德行为的关系，及其内在机制。

HEXACO人格六模型在大五人格模型的基础上，通过考察更广泛的语言文化背景，增加了诚实-谦逊人格(Honesty-Humility)这一维度。诚实-谦逊人格主要指个体与他人互动时维护公平和真诚的倾向，真诚、公正、谦虚以及避免贪婪四方面共同反映了一个人的诚实-谦逊性。已有研究发现，高诚实-谦逊的个体在与他人互动时常常会表现出更多的积极社会行为和更少的消极行为，比如更信任他人、更利他、更不愿意做出不当行为等。据此，我们认为，诚实-谦逊人格特质与青少年的不道德行为具有负相关。

在社会生活中，我们常常发现，有些人明明做错了，却非但不愿意承认，还要为自己的错误辩护。例如，有人在马路上闯了红灯却说红绿灯设置不合理。这就是道德推脱现象，它指的是个体为自己不道德行为进行辩护从而使不道德行为合理化的认知策略，主要包括重新解释自己的行为并使其伤害性降低，尽力减少自己在行为后果中的责任以及降低对受害者的认同等。道德推脱能够降低个体因实施不道德行为而产生的内疚与自责，进而有可能促使个体做出更多的不道德行为。大量研究也发现，道德推脱能够显著预测个体的不道德行为。

而诚实-谦逊的人格特质显示了个体维护和保持公平与真诚的倾向，所以它可能会减少个体采用道德推脱策略为自身不道德行为进行辩护的可能。高诚实-谦逊的个体更倾向于真诚、公正地与他人互动。一方面，他们很少采用道德推脱认知策略，比如他们不会借助红绿灯设置不合理的理由去闯红灯；另一方面，他们能够真诚地接受自己的行为，即使自己做了有缺陷的事，也不愿降低道德标准去为自己寻找辩护的理由；相反，低诚实-谦逊的人更为自私和不真诚，他们更可能会为了避免自责和内疚而为自己的不道德行为进行开脱。

因此，我们推测，诚实-谦逊的人格特质与不道德行为之间的负相关是以道德推脱来中介的。

但是，个体的行为绝不会单纯受制于人格特质，而是人格与个体所处情境的交互作用的结果。以往研究发现，高诚实-谦逊的个体即使遭遇不公正对待也不会实施不道德行为，而低诚实-谦逊的个体在遭受不公平对待时，会有更多的理由实施不道德行为。那么，高诚实-谦逊的青少年在感知社会公正/不公正时，其不道德行为会不同吗？

系统合理化指个体对自身所处社会环境是否公平、合理，以及是否愿意维护和支持现存体系的主观感受。我们推测，系统合理化会调节诚实-谦逊人格与道德推脱及不道德行为之间的关系。具体来说，高诚实-谦逊的青少年，无论感知到所处的社会系统是否合理，他们都会按照真诚、公正的特质要求自己。而低诚实-谦逊性的青少年，当他们感到社会不公平、不合理时，他们会调整自己的道德标准，为不道德行为寻求辩护，进而实施更多的不道德行为。

图1 诚实-谦逊与不道德行为关系的有调节的中介模型

综上，我们提出了研究的理论模型（图1）。我们对3个城市的2576名高中生进行了问卷调查。结果发现，青少年的诚实-谦逊人格负向预测不道德行为，并且道德推脱在其中起到中介作用。

表1 有调节的中介模型的结果

我们还发现，高诚实-谦逊的青少年并非在任何时候都不做不道德行为，当他们感知系统不合理时，他们也有可能实施不道德行为；但当他们感知到系统合理时，他们就不愿意做不道德行为了。也就是说，即使是一个人格特质良好的青少年，当他感知周围环境不合理时，也会做一些不道德行为来维护自身利益。而不具备诚实-谦逊人格特质的青少年则会做更多不道德行为，无论其系统合理化水平如何。

图2 低系统合理化下，高诚实-谦逊的青少年也可能实施不道德行为

这项研究启示我们，

首先，教育者应高度重视青少年的成长环境，公平、合理的环境才有利于青少年的健康成长。

其次，尽管诚实-谦逊是一种较为稳定的人格特质，短时间内很难对其干预，但是个体早期成长环境会影响诚实-谦逊人格特质的形成（参见推文：幸福的童年，是善意人生的底色）。健康良好的家庭氛围对于个体成长非常重要。

第三，家长和教师应重视青少年的道德推脱现象，帮助他们学会自我关怀，避免道德推脱，进而抑制不道德行为（参见推文：亲社会实验室 | 拥有充盈“自我”的人可以减少不道德行为吗？）。

本研究第一作者郭震现为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部在读博士研究生，第二作者李文岐现为南京大学助理研究员，第三作者杨莹现为华东师范大学晨晖学者。

原文链接：

Guo, Z., Li, W., Yang, Y., & Kou, Y*. (2021). Honesty-Humility and unethical behavior in adolescents: The mediating role of moral disengagement and the moderating role of system justification. Journal of Adolescence, 90, 11–22. https://doi.org/10.1016/j.adolescence.2021.05.009

推文作者：郭震
插图：郭震
编辑：彭重昊
排版：彭重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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