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理者
殷锦绣
主修psychology，常写 popular science，喜欢photography，痴迷 Potter（Harry）
在知乎「木棉959」也可以找到我

理论提出者及其生平

杰伊贝·贝尔斯基（Jay Belsky）

杰伊贝·贝尔斯基（Jay Belsky），1978年在康奈尔大学（Cornell
University）获得人类发展和家庭研究博士学位，后任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The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的人类发展学教授，当前国际上儿童心理研究领域的公认专家、主要代表人物之一，在2013年的统计中位居美国儿童心理研究领域中心性首位（杨淑萍, 邸燕鸣, 魏新岗, 刘文, 2013）。2007年，他被授予美国心理学会居里·布朗芬布伦纳（Urie Bronfenbrenner）奖，以表彰他在科学与社会服务中对发展心理学的终身贡献。

Belsky主要从事儿童发展与家庭研究，由他提出的父母教养方式模型被广泛运用于对儿童教养方式的研究，具体研究领域包括：托育照顾、婴儿期和儿童早期亲子关系、婴幼儿期父母角色扮演、亲子功能的演化基础、婴幼儿安全依恋关系的起源等，发起了宾夕法尼亚州婴儿和家庭发展计划并担任主持者。

理论发展历程
在差别易感性模型出现之前，素质压力理论已经被应用到了儿童发展与家庭领域，认为一些儿童由于自身具有的“脆弱性”而对环境中的压力事件更易感，这些“脆弱性”可能是个性特征中的行为或气质因素、生理因素、基因因素(Belsky & Pluess, 2009), 还有一些弹性个体由于缺乏这些脆弱性因素而不易受到不利环境的影响(Cicchetti & Garmezy, 1993)。

但素质压力理论主要关注的是消极环境对脆弱性个体的不利影响，并未说明个体对积极环境的反应差异问题，实际上该模型暗含着弹性个体和脆弱性个体对积极环境或非逆境环境的影响没有差异 (Ellis, Boyce, Belsky, Bakermans-Kranenburg, & van IJzendoorn, 2011)。然而，有证据表明某些个体在消极环境和积极环境中都具有发展可塑性，而这种情形并不符合素质压力模型。

在这一背景下，1997年，Belsky 首次提出了差别易感性模型(Differential Susceptibility Model)，认为高易感性的个体所具有的“脆弱性”其实是“发展可塑性”，它一方面会使个体在易受消极环境的不利影响，另一方面也会易受到积极环境的积极影响。总之，环境是以一种更好或更差的方式在影响着个体的发展(Belsky et al., 2007)。

后来，与Belsky合作的研究者进一步发展了差别易感性模型，将Belsky提到这种“发展可塑性”与“环境敏感性（Environmental Sensitivity）”这一概念相结合，用以衡量个体对外界刺激感知和处理的能力（Pluess et al, 2017）。

代表性著作

Kopp, C. B., & Belsky, J. (1982). The child development in a social context. Addison-Wesley.

Belsky, J., Bakermanskranenburg, M. J., & Van Ijzendoorn, M. H. (2007). For better and for worse: Differential susceptibility to environmental influences. Current Directions in Psychological Science, 16(6), 300-304.

理论观点
简单来说，差别易感性的模型可以归纳如下图：

图 1 差别易感性模型（高鑫, 丁碧蕾, 冯姝慧, 邢淑芬, 2018）

差别易感性模型认为，儿童自身具有“环境敏感性”，不同儿童的可塑性并不相同，高敏感性（高可塑性）儿童对环境的敏感性更高，在消极环境下更容易表现出不良发展结果；而低敏感性（弹性）儿童则无论在哪种环境下，自身的发展结果受到的影响都更少。

这一说法可以用兰花-郁金香-蒲公英隐喻来描述，兰花代表少数较敏感的人，在理想环境中非常出色，而在不良环境中非常衰败；而蒲公英则代表大多数对环境不太敏感的人，耐受性非常强，在任何地方都能生长；属于中间敏感性群体的个体被称为郁金香型，没有兰花敏感，但比蒲公英敏感。

成人环境敏感性研究表明，根据环境敏感性可将人群划分为三个团体，31%的群体属于高敏感性团体，40%属于中等群体，剩下29%属于低敏感性群体（Lionetti et al., 2018)。而在儿童中，探究这一分布比例的研究还很少，Pluess等人在一项招募了334位来自多个民族的青少年研究中发现，其中20-35%的人为高敏感性群体，41-47%的人为中等敏感性团体，25-35%的人为低敏感性团体。

评估工具

为了将差别易感性从其他交互作用中区分出来，Belsky, Bakermans-Kranenburg 和 Van Ijzendoorn (2007) 提出了差别易感性模型的具体检验步骤。

图 2 差别易感性模型和素质-压力模型对比（Ellis, Boyce, Belsky, Bakermanskranenburg, & Van Ijzendoorn, 2011)

第一，检验易感性因素与环境因素之间是否存在交互作用(Belsky et al., 2007)；

第二，检验易感性因素和环境因素之间没有相关，这是检验差别易感性的关键步骤。例如，如果消极情绪性和父母的教养方式之间相关，则不能证明父母教养方式对于高消极情绪性婴儿具有更大的预测力度(Belsky et al., 2007);

第三，检验易感性因素和行为结果之间的相关关系。如果其相关不等于0，那么差别易感性模型不成立。这一步的目的是为了把差别易感性模型从素质压力或双重风险模型中分离出来；

第四，将回归图与差别易感性经典图形进行比较。只有符合上图中黑色虚线和灰色实线部分才证明是差别易感性模型，并且要求高易感性群体的斜率显著不等于0，同时其绝对值显著大于低(非)易感性群体斜率的绝对值；若符合上图黑色实线和灰色实线部分, 则证明是素质压力或双重风险模型(Ellis et al., 2011)；

最后, 替换易感性因素和行为结果, 检验模型的特异性。

后来，因为受到统计方法上的质疑，Belsky等人(2015)又概括出了几种诊断差别易感性的更严格的标准：第一, 使用显著性域(RoS)检验来决定易感性因素 M (如困难气质)的值域，并且结果变量 Y对预测变量 X 的回归在易感性因素的值域上是统计显著的，预测变量的范围应界定为 X±2SD；第二，使用交互效应比例(PoI)和受影响比例(PA)两个新标准。

如果直接衡量模型中的敏感性，可以使用儿童版高敏感性量表（Highly Sensitive Child (HSC) Scale）（Pluess et al., 2017），这一量表改编自Aron等人1997年编制使用的成人高敏感性量表（Highly Sensitive Person scale），包含了38道自我报告题目，如“我不喜欢令人不悦的气味”“我喜欢优美的声音”“喝可乐让我不舒服”；修订简短版有12道题目。虽然是新编量表，一经出版便受到了研究者的关注和应用。

研究证据
在差别易感性行为因素的研究中，研究者关注最多的就是儿童自身的困难气质。

有关儿童气质与养育环境的交互作用的研究为差别易感性模型提供了强有力的证据，这些研究既包括儿童的消极情绪性或困难气质与父母教养的交互作用，也涉及儿童气质对儿童保育经历的调节作用。研究表明儿童的气质和情绪特征改变着后天养育环境或经历对儿童发展的影响(Belsky et al., 2007)；困难气质的儿童如果早期经历了严厉的父母教养则会表现出更多外化问题, 如果经历的是积极的父母教养方式, 则会得到相反的研究结果(Poehlmann et al., 2012)；高消极情绪性的儿童不仅更易受积极同胞关系的有利影响，同时也更易受消极同胞关系的不利影响，这种结果也支持差别易感性模型( Morgan, Shaw, & Olino, 2012) 。

从生理角度看，也有支持差别易感性模型的研究。交感神经系统（sympathetic nervous system, SNS）引起的某些生理反应能够调节环境和个体外化问题之间的关系，Wolff, Wadsworth, Wilhelm 和 Mauss (2012)对 4~5 岁儿童的研究发现，相对于迷走神经监管能力低的儿童, 高迷走神经监管力儿童在支持性的社会环境中有较低的 SNS 压力反应, 而在非支持环境中的 SNS 压力反应则会较高；副交感神经系统（PNS）引起的生理反应也作为调节因素发挥着作用，有研究者使用迷走神经张力和迷走神经抑制来调查副交感神经系统是否以及如何调节家庭中婚姻冲突与童年中期儿童的适应能力的关系，发现相比于高迷走神经张力的儿童，那些生长在较少婚姻冲突的家庭中的低迷走神经张力的儿童会出现更低的焦虑，而当处于高婚姻冲突的家庭中时则会表现出更高的焦虑；对迷走神经抑制的研究也出现了相似的证据 (El-Sheikh, Harger, &Whitson, 2001) 。

参考文献:

Belsky, J. (1997). Theory testing, effect-size evaluation, and differential susceptibility to rearing influence: The case of mothering and attachment. Child Development, 68(4), 598-600.

Belsky, J. (1997). Variation in susceptibility to environmental influence: An evolutionary argument. Psychological Inquiry, 8(3), 182-186.

Belsky, J., & Pluess, M. (2009). Beyond diathesis stress: Differential susceptibility to environmental influences.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35(6), 885-908.

Belsky, J., Newman, D. A., Widaman, K. F., Rodkin, P., Pluess, M., & Fraley, R. C., et al. (2015). Differential susceptibility to effects of maternal sensitivity? A study of candidate plasticity genes. Development and Psychopathology, 27(3), 725-46.

El-Sheikh, M., Harger, J., & Whitson, S. M. (2010). Exposure to interparental conflict and children's adjustment and physical health: The moderating role of vagal tone. Child Development, 72(6), 1617-1636.

Ellis, B. J., Boyce, W. T., Belsky, J., Bakermanskranenburg, M. J., & Van Ijzendoorn, M. H. (2011). Differential susceptibility to the environment: An evolutionary–neurodevelopmental theory. Development and Psychopathology, 23(1), 7-28.

Pluess, M., Assary, E., Lionetti, F., Lester, K. J., Krapohl, E., & Aron, E. N., et al. (2017). Environmental sensitivity in children: Development of the highly sensitive child scale and identification of sensitivity groups.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54(1), 51-70.

图片源自网络，侵删！
欢迎转载，转载需注明出处！公众媒体转载需授权，谢谢！

本期作者
杨一
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部本科生
中国婚姻家庭研究小组成员
典型的南方姑娘 爱好广泛 热爱生活

一家三口逛超市，孩子看到冰激凌让妈妈给她买，妈妈说：“因为昨天你犯了错误，今天惩罚你不准吃冰激凌。”孩子大声哭闹，妈妈依然坚持原则，而爸爸却说：“她喜欢就给她买吧。”妈妈急了，对女儿的管教总是受到丈夫的阻挠。

相信大家在电视剧或现实生活中都见过类似的场景，在许多家庭中夫妻双方经常因为孩子的教育而产生分歧和矛盾，最终导致家庭教育的失败。据研究统计，父母教养方式的不一致是一个比较突出的现象，占社会总数的48. 7%（方晓义，1998）。

著名的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说：

“父母对孩子的要求应该保持一致。只要孩子感到母亲和父亲对‘可以’、‘不可以’、‘应当’、‘不应当’等概念有不同的看法，那么最合理的事情在他看来也是暴力、强制、是对他的自由和欲望的践踏。”

01父母教育观念不一致的5大危害

① 容易使孩子不明是非
孩子的是非观很大程度上受到父母的影响。但若面对同一件事，妈妈说“不应该”，爸爸说“应该”，爸爸说要往东，妈妈偏偏说要往西，这会令孩子无所适从，不知到底该听谁的好。长此以往，容易模糊小孩的是非观。

② 让孩子“见风使舵”
父母双方，一个唱白脸—迁就、保护孩子，另一个唱红脸—铁面无私、严厉教育。而孩子有自我保护的心理，会利用父母的分歧“见风使舵”，寻找有利于自己的那一方，这可能导致孩子面对父亲和母亲时有着完全不同的行为表现。

③ 引发儿童问题行为
国外研究发现父母抚养方式的不一致与儿童的问题行为有非常明显的关系。Richman等人（1977）的调查发现儿童问题行为与父母对孩子的教育不一致、父母经常争吵、家庭婚姻状况不良等相关联。此外，Mccord 等人在对儿童青少年犯罪的状况进行研究后指出, 不管何种教养方式, 只要父母一致, 孩子犯罪的可能性就会减少。由此可见，父母教养方式的一致性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④ 降低父母的威信
马卡连柯提出的威信理论指出教育者的威信与其教育作用的发挥呈正比，也就是说，父母的威信越高，积极的教育效果越好（余云珠，2006）。然而在孩子面前产生教育分歧会直接影响父母的权威性。孩子本来会自然地以为家长的话就是对的，但若父母一方当着孩子的面产生分歧，甚至彼此质疑对方、否定对方的教育方式时，会使孩子对父母产生失望的情绪，破坏父母在孩子心中的形象，降低了父母的威信。

⑤ 影响孩子的心理健康
教育理念的分歧会导致父母产生更多有关教育方式的冲突，这类冲突与孩子有直接关系，它对孩子的负面影响比那些与孩子无关的冲突更大。孩子会认为“爸爸妈妈都是因为我才吵架”，实证研究也发现，在这类冲突中孩子表现出更多的自责、羞耻和恐惧（Grych& Fincham, 2010）。

此外，根据Davies和Cummings (1994)的情绪安全假设，婚姻冲突会引起儿童长期的情绪压力，儿童可能会长期经历自己无法控制的消极情绪和不安全感，导致各种问题心理和问题行为。

然而分歧是难以避免的，夫妻双方由于成长经历、知识水平或价值观的差异对孩子的教育方式难免产生一些分歧。那么...

02父母该如何合理化解教育理念分歧，形成“统一战线”呢？

在孩子面前避免正面冲突，互相尊重维护双方威信。

父母一方在教育孩子时，另一方不要立刻介入，就算对方教育方式失当，也不要当着孩子的面轻易指责对方。夫妻双方都有一种要维护自己的尊严和权威的心理需要，简单粗暴的指责只会引发彼此间的“战争”。

父母双方要互相尊重，维护彼此的威信。比如：孩子在背后议论母亲，父亲听了不能不闻不问，应该提醒孩子有意见当面跟母亲沟通，不该在背后议论。

若存在分歧应该事后心平气和地沟通。

存在分歧时，父母可以在事后寻找适当的时机，心平气和地沟通和讨论，然后一致得出一个不容协商的结果告诉孩子，真诚又开放的交流是很重要的。

研究表明，夫妻积极的沟通能够显著地改善婚姻关系，提高婚姻质量（Sigman，2010）。因此夫妻双方应该经常进行高质量沟通，只有把夫妻关系先理顺了，亲子关系才能理顺，家庭才能和谐幸福，孩子的教育问题也就引刃而解了。

夫妻双方应该共同学习，通力合作。

夫妻在教育理念上有分歧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彼此的认知不同步。先进的育儿理念不仅要自己学习还要分享给你的爱人，鼓励对方一起学习。比如，夫妻双方可以一起看一本书或是参加一门育儿课程，保证你们的教育观念在一些大方向上能够保持一致。

家庭教育中夫妻产生分歧时很常见的，但是并不能一个人唱红脸一个人唱白脸，而是父母在面对同一事件时一起唱红脸或一起唱白脸。“统一战线”才是处理孩子问题最正确的方式。父母的教育效应不应该是相互抵消，而是团结一致，教育孩子朝一个共同的方向发展。

参考文献：

池丽萍, & 王耘. (2002).婚姻冲突与儿童问题行为关系研究的理论进展.心理科学进展, 10(4), 411-417.

唐文辉. (2017).家庭教育中幼儿规则养成存在的问题及对策.教育导刊(下半月)(3), 78-81.

余云珠. (2006). 马卡连柯父母威信理论的构成及启示. 教育评论(5), 87-89.

方晓义, & 郑宇. (1998). 初中生父母抚养方式的研究. 心理发展与教育, V14(4), 33-37.

Grych, J. H., & Fincham, F. D. (2010). Children's appraisals of marital conflict: initial investigations of the cognitive-contextual framework. Child Development, 64(1), 215-230.

Burton, J. P. (1998). Marital conflict and child adjustment : children's perceptions of marital conflict. Developmental Psychobiology, 56(4), 836-49.

Davies, P. T., & Cummings, E. M. (1994). Marital conflict and child adjustment: An emotional security hypothesis.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16(3), 387-411.

Sigman, S. J. (2010). Handling the discontinuous aspects of continuous social relationships: toward research on the persistence of social forms. Communication Theory, 1(2), 106-127.

图片源自网络，侵删！

欢迎转载，转载需注明出处！公众媒体转载需授权，谢谢！

本期作者
刘晓彤
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部在读本科生
婚姻家庭研究小组成员
胶片机狂热者 女权主义者

在《爸爸去哪儿》中，可爱的嗯哼深受观众的喜爱。
节目中，嗯哼哭的时候爸爸常用“男子汉不哭”来安慰。我们还能在很多镜头中看到嗯哼已经开始用“男子汉标准”来约束自己做一个“听话”的孩子。
很多父母都期待孩子能变得坚强勇敢，这种期待对于男孩子更甚，而一直以来，流泪、害羞等词语父母更是不希望在男孩子身上出现的。

我们对小男孩们的期待，怎样影响着我们对他们情绪的反应？

父母对孩子消极情绪的反应模式作为一种教养方式，是指当孩子处于某种消极情绪中(如害怕、焦虑或生气)时，父母对孩子消极情绪给予的回应模式——接受的、支持的回应模式(如帮助孩子解决问题，或是安慰孩子)或是惩罚性的、非支持性的回应模式(如否定孩子的感受，或因孩子哭而惩罚他们)。

许多父母对不同性别孩子的期待不同，导致他们对不同性别的孩子在一些消极情感回应上也有不同的做法（Cassano，2010）。

有研究显示，受性别刻板印象的影响，父亲更鼓励儿子独立和竞争，而更关心女儿的人际交往，相比于男孩也鼓励女孩的依恋行为。当孩子出现伤心、难过的消极情绪时，如果是男孩，父母（特别是父亲）会更倾向于使用非支持的回应模式（刘丽莎，2013）。

父母对孩子消极情绪的不同应对方式，对孩子的发展有什么影响？

父母对孩子消极情绪的反应方式是对儿童情感社会性发展的间接或直接的教育，与孩子的社会能力、情感能力的发展关系密切。父母对孩子消极情绪的应对方式可能会影响孩子情绪特征和社会技能的发展（李燕，2010）。

Buck(1984)发现，当孩子表现出消极情感时，如果父母不能接受孩子的这种消极情绪，那么他们就会逐渐学会隐藏他们的情感；如果父母开放地用同情和支持的方式对孩子的忧伤感受给予反应，孩子就可能学会毫不害羞的表达忧伤，并在与他人互动中表现出对他人较高的同情心。

此外，父母对孩子消极情感的支持性反应还会鼓励孩子对情感表达规则的尝试(Eisenberg & Fabes，1994；Garneretat，1994)，使孩子学会按建设性的、易于为他人所接受的方式表达或表现和控制他们的情感，避免在情绪化的背景中产生过度反应(Eisenberg&babes，1992；Hofman，1983)。

在我国文化中，抑制情绪表达在某些情况下被认为具有适应性，因而不少中国家长在面对自己孩子的失落、伤心、愤怒等消极情绪时常常使用忽略作为反应(Matsumotoetal，2008)。

而在众多青少年犯罪调查中，男孩的比例总是远高于女孩，有研究指出男性暴力型违法犯罪的青少年在愤怒情绪的表达与控制方面存在缺陷，男性青少年犯罪，尤其是暴力犯罪者的愤怒情绪水平较高，而高水平的愤怒情绪又与其父母的教养与应对方式相关（邵阳，2009）。

以上结果让我们不得不去对我们的教育做出一些反思——在带有性别刻板印象的教育理念中，我们是不是使得一些孩子失去了他们感受自己情绪以及表达情绪的能力？

我们也无意强调要让所有父母都参照同一个标准养育孩子，但我们更希望看到的是，孩子们能够以他们的天性来应对自己成长道路上的喜怒哀乐。

作为父母，我们如何处理孩子的消极情绪？

我们需要意识到，无论大人还是孩子都有自己的需求，当自己的需要与现实有冲突，产生不同的情绪反应是正常的。

我们可以尝试鼓励孩子认识情绪（“我知道你现在很伤心”），给予情感关注（“看见你这样，爸爸（妈妈）也觉得很苦恼”），尝试一同探究引发事件、了解孩子的需求（“你能告诉我发生什么了吗？”）。

“由鼓励表达、情感关注和问题关注组成的支持性关注对孩子的社会能力能起到积极作用。父母应对幼儿的消极情绪予以重视，引导幼儿探索情绪事件，正确认识和学习处理消极情绪。”

一些小男孩在他们才刚刚弄清楚“原来女孩子就是尿尿方式和我们不一样”的年纪，社会就要求他们做个“男子汉”，这时他们对这三个字的定义可能就只是“男子汉不能伤心不能哭”。这样的社会期待长久以来都存在着，但我们借用鲁迅先生的一句话——从来如此，便对么？

如果我们从一个小男孩两岁开始就不断地告诉他们不能“像个女孩”一样掉眼泪，其实也是在告诉他们，“男孩不能有柔弱的时候”“只有女孩是脆弱的”，以及“女孩都是脆弱的”。

可，这也许并不是我们真正想看到的。

愿每个孩子都能自由成长。

参考文献：

Matsumoto, D., Yoo, S. H., Fontaine, J., Anguaswong, A. M., Arriola, M., & Ataca, B., et al. (2008). Mapping expressive differences around the worl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motional display rules and individualism versus collectivism. Journal of Cross-Cultura Psychology, 39(1), 55-74.

邵阳, 谢斌, 乔屹, & 黄乐萍. (2009). 男性暴力型违法犯罪青少年的愤怒情绪特征与父母教养方式对照研究.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17(4), 481-483.）

李燕, 贺婷婷, 俞凯, & 刘佩丽. (2010). 父母对孩子消极情绪的反应方式及其与幼儿社会技能关系的研究. 心理科学(2), 452-455.）

刘丽莎, 李燕芳, 吕莹, & 李艳玮. (2013). 父亲参与教养状况对学前儿童社会技能的作用. 心理发展与教育, 29(1), 38-45.

李晓巍, 杨青青, & 邹泓. (2017). 父母对幼儿消极情绪的反应方式与幼儿情绪调节能力的关系. 心理发展与教育, 33(4), 385-393.

Gottman, J. M., Katz, L. F., & Hooven, C. (1996). Parental meta-emotion philosophy and the emotional life of families: theoretical models and preliminary data. Journal of Family Psychology, 10(10), 243-268.

Eisenberg, N., Fabes, R. A., Carlo, G., Troyer, D., Speer, A. L., & Karbon, M., et al. (1992). The relations of maternal practices and characteristics to children's vicarious emotional responsiveness. Child Development, 63(3), 583–602.

Cassano, M. C., & Zeman, J. L. (2010). Parental socialization of sadness regulation in middle childhood: the role of expectations and gender.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46(5), 1214-26.

图片源自网络，侵删！
欢迎转载，转载需注明出处！公众媒体转载需授权，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