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co有话说

不知你是否也有这样的经历：喜爱的歌曲连续听了很多次后，似乎也没有最初那么打动人心；盼望已久的大餐连吃几顿后，可能也会变得索然无味。

难道世间所有的快乐最终都会归于平淡？是否存在更为持久的快乐体验呢？

当我们获得了心仪的物品时，通常会体验到开心、激动和幸福。然而，这种体验往往是短暂的。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对这些积极情绪的体验会逐渐淡化，最终回归到平静状态，这一过程被称为“享乐适应”（hedonic adaptation）。

享乐适应是人类基本认知过程的一大特点：在面对重复发生且无新奇变化的刺激时，我们对这一刺激的反应会逐渐弱化，甚至消失。这一特点有利于人类将有限的注意力资源用于更重要的事情上。

那么，享乐适应现象的存在，是否意味着我们将无法获得真正持久的快乐呢？答案并没有这么简单。

在近期发表于Psychological Science上的一项研究中，芝加哥大学的Ed O’Brien与西北大学的Samantha Kassirer通过2项精巧的实验证明，虽然“得到”给我们带来的快乐仅能维持较短的时间，但“付出”却可以给我们带来更为持久的快乐体验。帮助他人、参与志愿活动等亲社会行为不仅能给他人带来便利，更能为我们自己带来真实、可持续的快乐体验。

“付出”带来更持久的快乐

在研究1中，研究者要求实验参与者在接下来的连续5天内，每天花掉研究者提供的5美元。

一半参与者被随机分配为“获得组”，他们可以每天将这5元钱存入自己的账户，或为自己购买喜欢的饮料等。另一半的参与者被分配为“付出组”，他们需要每天为别人花费5元钱，例如作为小费赠送给服务员，或捐赠给自己信任的慈善机构等。花钱之余，实验参与者需要在每晚反馈参与活动的快乐程度。

结果显示，在为期5天的实验中，“获得组”被试体验到的快乐程度逐渐下降，但“付出组”被试的快乐程度却一直维持在较高的水平！

图1 “获得”组的快乐水平与“付出”组相比随时间下降得更快（研究1）

在研究2中，研究人员招募了500名实验参与者在网络上进行了10轮互动游戏。

在这一游戏中，参与者在每一轮都可以赚得一定的金额。不同的是，一半被试被告知他们在为自己赚得收益（即“获得组”），另一半被试却被告知他们在为某一慈善机构赢得基金（即“付出组”）。每轮游戏结束后，被试都需反馈参与该轮游戏的快乐程度。

结果发现，虽然游戏的不断重复让大家的快乐体验都有所下降，但“付出组”的下降速率却比“获得组”的慢得多！

图2 “付出”组快乐下降速率约等于“获得”组的一半（研究2）

总的来说，这两项实验都证明了，相比自己获益，我们在帮助他人时所体验到的快乐更为持久，也更不容易淡化。

这是因为，在帮助他人时，我们关注的更多是行为本身，而不是行为的结果，这有利于促进快乐的延续。另外，帮助他人可以满足我们的归属需要，获得亲社会名声，并展现自己的价值观，这些都能给予我们金钱获益以外更多的积极反馈。

正如我们之前提到的，人类追求幸福的方式多种多样。但如果你想获得长久而非短暂的幸福体验，那就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多做有意义的事，多多帮助他人吧！

参考文献：

O’Brien, E., & Kassirer, S. (2019). People are slow to adapt to the warm glow of giving. Psychological science, 30(2), 193-204. https://doi.org/10.1177/0956797618814145

推文作者：赵宇迪
修改：林靓 李文岐
插图：郭震
编辑：林靓
排版：董艺佳

作者介绍
陈子源

茫茫人海中，你是如何找到并最终决定和“那个ta”步入婚姻的殿堂？关于这个问题，Murstein在1970年就进行了研究，他提出了刺激-价值观-角色（stimulus-value-role）的三阶段婚姻选择模型，指出在婚恋自由的背景下，人们在正式选择进入婚姻前至少会经过三个选择匹配阶段。

阶段1：“一见钟情”

根据Murstein (1970)的模型，第一阶段是“刺激信息”匹配阶段。“刺激信息”也就是不需要通过深入接触和了解即可获得的对于一个人的基本认识，比如最直观的外貌、声音，又或者是社会地位。

这些信息形成了我们对一个人的初始判断，也综合构建了ta对我们的初始吸引力。其中，经常被关注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颜值”，在心理学研究中，也可以称为外表吸引力（physical attractiveness）。那么，像“颜值”这样的刺激信息，在关系的最初阶段，究竟会起到多重要的作用呢？

Luo和Zhang (2009)通过一项速配（speed dating）研究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探讨，在这个研究中，每一次实验最多有10名男性和10名女性参加，两两进行组合约会，每对组合的约会时间为5分钟，5分钟后，实验人员会按铃，男生则移动到下一个位置与另一位女生开始约会，直到所有组合完成约会。

实验结束后，参与者会评估对每一位约会对象的感受和看法，以反映对方对自己的吸引力（attraction）。实验结束后，研究者对一系列个人特征信息（包括基本人口学信息、外表吸引力、政治态度、个人价值观、个人兴趣、大五人格、情感、自尊以及成人依恋等等）对吸引力的影响作用进行评估。结果发现：无论对于男性还是女性，“颜值”都是对吸引力最具预测作用的因素。

图源 | seattletimes

不可否认的是，这些具有“高刺激性特征”的人在婚恋市场确实是很“抢手”的存在。毕竟，人类大抵是有些共同的世俗欲望（我要求也不高，不过就是希望ta长得好看，身材好，有稳定的工作，不菲的收入……就够了）。但这类人始终是少数，无法满足大部分人的需要。

因此，在实际的关系建立过程中，Murstein (1970)指出还有两个因素也需要考虑，一个是对自己的评估，还有就是对“社会交换”的综合考量。简单来说，就是还需要“掂量掂量”自己，并综合考量在追求配偶的时候，自身所拥有的资源，所需要付出的代价，以及对方可能带来的利益和潜在风险。

基于这样的综合评估，在刺激特征上具有相似性的伴侣，更可能会进入关系的下一个阶段。

阶段2：“相谈甚欢”

在经过了阶段1的相互吸引后，两个人开始进入下一阶段，开始产生更多生活中的交集和互动。在互动中，我们开始对对方“皮囊”下的“灵魂”有了初步的了解。在阶段1，可能在强大的“五官”吸引下，“三观”可以暂时放下，但是随着交往程度的加深，“三观”的一致开始更多地决定一段关系的走向。McNulty和Neff 等人(2008)的研究发现，对于新婚夫妻而言，外表吸引力已经不再是关系质量的正向预测因子。

因此Murstein (1970)指出，在第二个阶段中，具有更积极的关系进展的情侣，他们的价值观一致性更强。相似的观点，一致的看法，往往会成为一段关系发展的催化剂，在这个过程中，亲密度也不断提高。

这可能是因为观点本身就很带有主观色彩，反映了个体的自我概念，不一致可能会导致被拒绝的感觉，而相似价值观的伴侣的存在则可能会强化自我概念，带来更多正性的体验。并且观点上的相似也会给人带来相互喜欢的感觉。

阶段3：“成为我们”

随着交往的进一步深入，就来到了婚前选择的最后一个阶段——角色（role）。这就涉及到了更深层次的部分，比如人格。不同于前两个阶段强调的是伴侣间的相似性，这一阶段更多强调的是兼容性。因为婚后的两个人将成为一个紧密相连的系统，共同去应对所需要面临的任务和挑战。比如，如果有一方是事业型，一方是家庭型，并且二者都比较满意自己的家庭角色，那么二者的角色是匹配的，他们更可能顺利地进入婚姻，但是如果两个人都是事业型或者都是家庭型，则可能会给关系的进展带来很多困难。

此外，尽管Murstein (1970)的这一模型针对的是婚前的选择阶段，但也指出婚前对于角色的了解可能是不充分的，因为没有机会去体验真正的婚姻角色，而且人们在婚前也更可能展现出社会期许的一面而不是最真实的自我。因此，角色匹配及其对关系的影响可能是伴随婚姻全程的。

根据家庭生命周期理论，不同阶段的夫妻所面临的任务和婚姻目标是不同的，因此对于双方的角色要求也不同。比如有研究发现，不同于新婚夫妻，中年夫妻在尽责性和外向性上的相似不利于婚姻关系(Shiota & Levenson, 2007)，这可能是因为这一阶段需要面临很多事务型任务，比如孩子养育、老人赡养等，相似性可能不利于任务的分配。

与之相反，对于新婚夫妻而言，相似性则可能更多地促进亲密感的形成。总之，对于已婚夫妻而言，角色匹配可能是婚姻全程中都需要关注的一个问题，结合不同阶段所面临的任务进行适当的调整，或许有助于双方的婚姻关系。

看到这里，大家觉得这和我们传统观念里常说的“始于颜值，陷于才华，忠于人品”有什么同或不同的点么？大家又是如何在茫茫人海中遇见自己的人生伴侣呢，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分享出独属于你们的“相遇”~

参考文献

Luo, S. and G. Zhang (2009). What leads to romantic attraction: similarity, reciprocity, security, or beauty? Evidence from a speed-dating study. J Pers, 77(4), 933-964.

McNulty, J. K., et al. (2008). Beyond initial attraction: physical attractiveness in newlywed marriage. J Fam Psychol, 22(1), 135-143.

Murstein, B. I. (1970). Stimulus. Value. Role: A theory of marital choice.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the Family, 465-481.

Shiota, M. N. and R. W. Levenson (2007). "Birds of a feather don't always fly farthest: Similarity in big five personality predicts more negative marital satisfaction trajectories in long-term marriages." Psychology and Aging, 22(4), 666-675.

策 划：安 伟
撰 稿：陈子源
编 辑：李宇昕
美 编：杨婉婷

作者介绍
张宏宇

之前有一个朋友，当她向我描述自己发现男友出轨时，她说，“得知真相的那一刻，我死了”。被出轨带给人的情绪是如此强烈，旁观者感受到的恐怕不及当事人的十分之一。

有的人说，那种感觉犹如缺氧，是窒息，是心跳开始加快，鼻翼扩张，呼吸急促，是四肢开始控制不住的冰冷、颤抖、出汗，是双脚踩空，是大脑发木，是灵魂保护的抽离。

出轨带给我们的伤害如此之大，以至于有读者发来私信问我们，心理学有没有什么研究说明哪些情况下人的出轨概率会变高？

由此，笔者查阅了相关的文献，为大家整理了下面这些内容：

1.男人比女人更容易出轨吗？

大量研究证明性别是出轨行为的重要影响因素之一。过往主流文献认为男性比女性更可能出轨，例如，进化论提出了出轨会增加男性的遗传成功率的说法(Buss, 1994)，还有研究表明男性比女性更容易将爱情和性分离出来。

过去这些研究都加深了男性比女性更容易出轨的刻板印象。但是，近年越来越多的研究证明婚姻出轨率的性别差异正在逐渐缩小，尤其是45岁以下男女出轨率没有太大差别(Atkins DC, 2001)。甚至还有研究表示，当女性在婚姻恋爱关系中感到不快乐时，比男性更容易出轨(Brand RJ, 2007)。

因而，男性未必比女性更容易出轨，不同情况下可能会有不同的结果。

2.具有哪些心理特征的人更容易出轨？

1)自我价值感低的人可能更容易出轨

这类人很难从心底对自己有好的评价，觉得自己很差劲，甚至认为自己一无是处。这种低自尊的状态，使他们无法从自我内部获得价值感，而是极度依靠外界的评价和认可，比如执着于获得同事、领导、伴侣的认可。

就像《三十而已》中的渣男许幻山从同龄人和妻子身上获得不了想要的认可，但是在第三者林有有身上感到到自己被仰望崇拜，于是就在明知出轨不耻之下也放肆品尝禁果。

(图源：网络)

2)过度自恋的人可能更容易出轨

过度自恋的人常常认为自己魅力超群，会十分自信笃定的认为，这个世界上没有其他同性能竞争得过自己，异性都会折服于他们的光芒下。

为了证实这样的信念，他们就需要不仅一个的伴侣仰望自己、爱恋自己来证明自己的无限魅力。即便是面对已婚的人，他们也毫不在乎，甚至认为对方的婚姻一定有问题，其伴侣给不了幸福，只有自己是最优的选择。

3)神经质个体可能更容易出轨

神经质的人往往胆小怯懦、多愁善感，在感情中容易放弃承诺，由于难以信任伴侣从而更容易出轨。这点在依恋研究中也被证实，不安全依恋个体会比安全依恋出轨率更高(Whisman MA,2007)。

相反，伴侣双方都是认真坦诚且不太神经质的人，出轨风险会显著降低(Schimit, 2004)。

3.有过出轨经历的人更容易出轨吗？

确实如此。曾经出轨过的人比从未出轨过的人更容易出轨，正如那句俗话所说的，“出轨只有零次和无数次”。不仅如此，Weiser学者指出，与那些父母从未出轨的人相比，原生家庭中的父母曾经有过出轨行为的个体会有双倍的出轨率。

除此之外，酗酒、婚前性伙伴数量过多、对性持放任随意的态度的人，更容易在没有承诺或爱的情况下进行性行为，这些都是容易发生出轨行为的原因。

4.引发出轨最重要的原因是什么？

以上提到的一些因素，仅仅是某种可能，具备上述那些特点的人也未必一定会出轨。相比较上面那些，另一个重要的原因更需要引起我们的注意，那便是你对这段亲密关系的满意度。

通俗来说，如果你觉得自己的需求没有在恋爱婚姻中得到满足，比如认为伴侣不够爱自己、不支持自己，或是性需求没有得到满足，那出轨的概率就会提高。正如现实生活中很多的人，当他们对婚姻或爱情不满意时，就更容易往底线外试探，尝试出轨，甚至，他们会将婚姻的不满意作为他们出轨的理由。

在一项跨越17年的研究中,出轨既是婚姻痛苦的结果,也是婚姻痛苦的原因(Previti, 2004)。当婚恋中的一方出轨，必然引发亲密关系的最大危机，反过来让婚姻和感情更加痛苦。

(图源：网络)

在了解了出轨的原因之后，很多人会好奇如果经历被出轨应该怎么处理呢？笔者准备了几条tips：

01

自我关怀，允许“脆弱”。出轨对情绪等各方面都会造成巨大的伤害，遭遇出轨后，请及时关注和处理自己不良的情绪体验。接纳悲伤愤怒的自己，合理宣泄自己的负面情绪会更有利于走出阴霾。

02

重新评估恋爱或婚姻阶段。结合自己和伴侣的观念评估后续维系关系的可能性，充分考量经历过出轨这场暴风雨后两人之间的信任基础，做出选择。

03

寻求心理咨询。伴侣咨询的案例主题中半数涉及到出轨，大量文献证明了心理咨询对缓解出轨带来的创伤有着显著的疗愈效果。值得注意的是，通常情况下，在进行出轨主题的伴侣咨询前，要求出轨方结束与第三方的关系才能后续进行有效干预以长久维持咨询效果。

参考文献

Fincham, & May, R. W. (2017). Infidelity in romantic relationships. Current Opinion in Psychology, 13, 70–74. https://doi.org/10.1016/j.copsyc.2016.03.008

WEISER, & WEIGEL, D. J. (2017). Exploring intergenerational patterns of infidelity. Personal Relationships, 24(4), 933–952. https://doi.org/10.1111/pere.12222

Blow, & Hartnett, K. (2005). INFIDELITY IN COMMITTED RELATI0NSHIPS II: A SUBSTANTIVE REVIEW. Journal of Marital and Family Therapy, 31(2), 217–233. https://doi.org/10.1111/j.1752-0606.2005.tb01556.x

Warach, & Josephs, L. (2021). The aftershocks of infidelity: a review of infidelity-based attachment trauma. Sexual and Relationship Therapy, 36(1), 68–90. https://doi.org/10.1080/14681994.2019.1577961

Shackelford, & Buss, D. M. (1997). Cues to Infidelity. Personality &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 Journal of the Society for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23(10), 1034–1045. https://doi.org/10.1177/01461672972310004

Leeker, & Carlozzi, A. (2014). Effects of Sex, Sexual Orientation, Infidelity Expectations, and Love on Distress related to Emotional and Sexual Infidelity. Journal of Marital and Family Therapy, 40(1), 68–91. https://doi.org/10.1111/j.1752-0606.2012.00331.x

Ghochani, Safarian Toosi, M., & Khoynezhad, G. (2021). Investigation of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Combined Couple Therapy for Couples on the Improvement of Intimacy and PTSD.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Family Therapy, 49(3), 299–320. https://doi.org/10.1080/01926187.2020.1813657

Rachman. (2010). Betrayal: A psychological analysis. Behaviour Research and Therapy, 48(4), 304–311. https://doi.org/10.1016/j.brat.2009.12.002

策 划：刘祥宇
撰 稿：张宏宇
编 辑：李宇昕
美 编：郭雨馨

作者介绍
郑庆广

古语有云：“打江山易，守江山难。”在亲密关系方面，同样适用。一段亲密关系从埋下种子到生根发芽，懵懂暧昧期的每一分每一秒都令人小鹿乱撞；从枝繁叶茂到开花结果，蜜月热恋期的情侣们也都曾立下海誓山盟。然而，当这股激情退去之后，又有多少朵感情之花霎时失去了赖以生存的水分，转眼间就枯萎凋零。

到底怎样才能让亲密关系源远流长？其实，不止是你，心理学家们也想知道问题的答案。列夫·托尔斯泰说过，“幸福的家庭都是相同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为了探求一段好的亲密关系到底有没有共性特点，怎样才能有效提升一段亲密关系的质量，快来看看我们的心理学家们为此都做了什么。

Part 01
研究做了什么？

当我们在生活中遇到一个问题不知道该怎么解决的时候，我们总会想到可以参考一下身边的同学、朋友或者七大姑八大姨是怎么做的——面对着怎样才能提高亲密关系质量这个学术问题，研究者们的思路也是相似的：来自不同国家、不同大学的86名研究者拿出了他们所拥有的总共43个研究的数据库。

这些数据库中总共包含了来自多达11196对情侣或者夫妻的测验数据，合计共有2413种通过测验得到的变量(在这里可以简单理解为变量是指与我们的研究主题有关的影响因素)。

在这两千多种变量中，研究者首先按照同领域内其他研究的惯例，从中提取出两个变量作为衡量亲密关系质量这一概念的指标，它们分别是关系满意度(relationship satisfaction)和承诺(commitment)。

对于其余的所有变量，研究者把它们分成了两种类型：一种是用来描述一个人本身的各种心理特质的变量，我们称之为个体差异变量(individual difference variables)，例如一个人的焦虑水平、抑郁水平、共情能力，等等；而另一种则是用来描述一段关系所具有的特征的变量，我们称之为关系特征变量(relationship-specific variables)，例如两人之间的冲突程度、沟通方式、性满意度，等等。

接下来研究的核心就在于如何建立预测模型，从统计的角度检验上述的个体差异变量以及关系特征变量(我们称之为预测变量),对于被视作亲密关系质量的指标的关系满意度以及承诺两个变量(我们称之为因变量)的预测效果——也就是说：我们现在要做一个模型，这个模型可以让我们知道个体差异变量和关系特征变量对亲密关系质量(以关系满意度和承诺作为衡量指标)的影响是啥样的。

考虑到篇幅有限，我们在此只介绍一下研究者所做的最主要的预测分析。

结合上文提到过的预测变量可以分成个体差异变量和关系特征变量两类，而数据库中的所有变量都是针对情侣或夫妻双方进行测验得到的结果，也就是说，每个变量都有自我报告(actor-report)和伴侣报告(partner-report)两个版本(比方说，小A和小B一对夫妻一起填写了焦虑水平问卷，那么对于小A来说，自己填写的问卷结果就是自我报告版本的焦虑变量，小B填写的问卷结果就是伴侣报告版本的焦虑变量)。

那么，预测变量实际上可以划分为四类：

a) 自我报告的个体差异变量；
b) 伴侣报告的个体差异变量；
c) 自我报告的关系特征变量；
d) 伴侣报告的关系特征变量。

基于这四类，研究者又进一步组合，得到了额外的三种变量的集合：

e) 全部个体差异变量(a与b合并)；
f) 全部关系特征变量(c与d合并)；
g) 全部变量(e与f合并)。

于是，研究者以a~g这七种不同的变量组合分别作为预测变量，以关系满意度和承诺分别作为因变量，进行了预测模型的建构，以检验这七种不同的预测变量组合各自的预测效果。

Part 02
研究发现了什么？

分析发现，当以关系满意度为因变量时，使用不同组合预测变量的预测模型的解释率非常不同（解释率是指用于衡量一个模型中的预测变量能够多大程度上预测因变量的统计学指标，解释率越高，说明模型的预测效果越好）。

具体来说：

以自我报告的个体差异变量为预测变量时，解释率为19%；
以伴侣报告的个体差异变量为预测变量时，解释率为5%；
以全部个体差异变量为预测变量时，解释率为21%；
以自我报告的关系特征变量为预测变量时，解释率为45%；
以伴侣报告的关系特征变量为预测变量时，解释率为15%；
以全部关系特征变量为预测变量时，解释率为46%；
以全部变量为预测变量时，解释率为44%。

从整体上观察解释率的变化，我们可以发现以自我报告的变量为预测变量的解释率要远高于以相应的伴侣报告的变量为预测变量的解释率，其差距甚至高达3-4倍。此外，以关系特征变量为预测变量的解释率也明显高于以个体差异变量为预测变量的解释率。

这些发现可能也比较符合我们对亲密关系的普遍认知：自身的特质和心理感受更能影响自己所体验到的亲密关系质量，以及一段关系中涉及到互动双方的特征比仅涉及到一方的个体特质对于亲密关系质量更加重要。

结果中值得注意的一点在于，以自我报告的关系特征变量为预测变量的解释率达到了45%，且如果再在预测模型中加入伴侣报告的关系特征变量(也即构成了全部的关系特征变量)或再进一步加入个体差异变量(也即构成全部变量)，解释率都几乎没有发生变化。

这说明，自我报告的关系特征变量很可能蕴含了远多于其余几种类型的变量的信息，以至于即便将其余几种变量都加入自我报告的关系特征变量的预测模型之中，也不能提供更多的新信息以供预测。换句话说，自我所感受到的关系特征，对于亲密关系质量有十分重要的影响。

而当以承诺为因变量时，使用不同组合预测变量的预测模型的解释率也很有差异。不难发现，使用不同预测变量组合带来的解释率变化的大致情况与以关系满意度为因变量时十分类似，不过整体上各个解释率的数值均略有降低。

具体来说：

以自我报告的个体差异变量为预测变量时，解释率为16%；
以伴侣报告的个体差异变量为预测变量时，解释率为4%；
以全部个体差异变量为预测变量时，解释率为17%；
以自我报告的关系特征变量为预测变量时，解释率为35%；
以伴侣报告的关系特征变量为预测变量时，解释率为11%；
以全部关系特征变量为预测变量时，解释率为36%；
以全部变量为预测变量时，解释率为34%。

进一步地，研究者审视了在关系特征变量和个体差异变量这两类变量中，具体哪些变量在上述预测的过程中表现更好，并进行排序，分别筛选出了预测表现最佳的前五名关系特征变量和前五名个体差异变量。

前五名关系特征变量分别为：

1) 感知到的伴侣承诺(perceived partner commitment)
2）欣赏(appreciation)
3）性满意度(sexual satisfaction)
4) 感知到的伴侣满意度(perceived partner satisfaction)
5) 冲突(conflict)

前五名个体差异变量分别为：

1）对生活的满意度(satisfaction with life)
2）消极情绪(negative affect)
3）抑郁(depression)
4）依恋焦虑(attachment anxiety)
5）依恋回避(attachment avoidance)

Part 03
研究说明了什么？

什么因素决定了你和你的另一半之间的满意度和忠诚度？怎样才能有效提升你们之间的亲密关系质量？

研究的结果表明，消极情绪和抑郁的情绪体验以及不安全的依恋风格和依恋类型等等确实都有可能是一段亲密关系之中的风险因素——但是，如果你恰巧正在经历这些消极的因素，也不必太过于为此而感到悲观——如果能努力从例如欣赏、性满意度以及减少冲突等角度去努力建设和发展亲密关系，就能够有效地减轻这些风险因素的负面影响。

总而言之，个体自己对于所处亲密关系的特征的感知和认识，对亲密关系质量的高低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

——那么，读到这里的你，有没有信心去更好地经营你和ta的亲密关系呢？

参考文献

Joel, S., Eastwick, P. W., Allison, C. J., Arriaga, X. B., Baker, Z. G., Bar-Kalifa, E., ... & Wolf, S. (2020). Machine learning uncovers the most robust self-report predictors of relationship quality across 43 longitudinal couples studies.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117(32), 19061-19071.

策 划：刘祥宇
撰 稿：郑庆广
编 辑：李宇昕
美 编：杨婉婷

本期作者：荀梦钰 刘祥宇

“我分手了，一个星期前他还是跟我最亲密的人，这种感觉好像做梦一般，恍如隔世。这两天我没有一天是平静的，我劝自己，既然结束了就好好过自己的日子，但是我做不到，我忍不住看他的朋友圈，翻看以前拍的照片，然后不受控制地崩溃大哭……”

这是一位女生失恋后的内心独白。分手是一种关系的丧失，这意味着我们失去了曾经那个亲近的人，也意味着失去了彼此共同设想的未来，因而很多人在分手后感觉生活失去了方向。

当我们越是处在这种失控中，相应的，想要重新获得掌控感的欲望也会越强，所以我们常常希望自己身上有一个可以控制情感的开关，在分手后立刻走出痛苦，迎接新的关系、新的生活，殊不知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事，相反，越是想要控制，反而会更加失控。

研究发现，大学生在失恋3个月后，对自己和前任的愤怒、攻击会减少；失恋12个月后才会有明显的行动去认识新的人、探索新的关系（肖友琴，2019）。

也就是说，走出失恋不可避免地要经历一个自然的过程。

失恋后的四个阶段

1970年，心理学家约翰·鲍尔比提出了著名的“哀伤阶段”，主要包括4个阶段。

阶段1：麻木、震惊

有学者访谈了失恋1年以上、且经历过严重心理痛苦的人在分手的第一个阶段情绪最为强烈（颜笑&贾晓明，2018）。

在分手后，所有的愤怒、悲伤都会无法掩饰地喷涌而出，当情绪过于强烈时还可能会痛苦到麻木。如果你在没有准备的情况下“被分手”了，这种痛苦感将会更加剧烈，甚至会伴随持续的崩溃，严重者还可能发生肢体和言语暴力。

阶段2：寻找、渴望

当强烈的情绪暴风雨过去之后，你会非常渴望与失去的人重新建立连接。也许每天会有无数个瞬间回想到过去，也许会敏感于分手后的变化，早上起来发现少了“早安”，微信置顶的位置不再有那个熟悉的头像，双人餐变成单人餐……

关系结束后依然有潜在的修复可能，这个阶段“希望仍存”，一个人可能会用直接、间接的方式不断确认这段关系是否真的结束了。

例如，你可能会在分手后依然跟对方保持联系，或者频繁追踪对方的社交状态、特别想知道ta过得如何，或者不断思考“如果我当初怎样是不是就不会分手”。显然，这个阶段是充满矛盾和挣扎的时期。

阶段3：沮丧、抑郁

当复合的希望彻底破灭后，你就会开始沮丧。弗洛伊德对“抑郁”的状态做了仔细的描述，那是一种“深刻而痛苦的沮丧感、对外部世界失去兴趣、能力全面受限、爱的能力丧失，个体明显偏离了自身的生活常态”。

曾经亲密的人早已变成自我的一部分，恋人的丧失也是一定程度上自我的丧失，所以它必然会影响到生活的方方面面，一个人的自我价值感也会有所波动。

阶段4：重组、恢复

当经过上面三个阶段痛苦的洗礼后，随着时间的推移，某一天你也许会真的豁然开朗，在呼喊了一次次的“我要放下”之后，真的放下。不会期待再期待与前任复合、不会再想要时刻关注对方的生活，而是开始重新经营自己的生活。

如果这个阶段顺利，你会发展出新的智慧：你能记住过去这段关系带来的笑声，你也能坦然面对与之相伴的泪水，你或许还会反思自己过去的言行、并积极构想下一段关系应该有何不同。

当然，也有人会困在前三个阶段里出不来，他们难以重组和恢复，如果你在失恋后，陷入了长时间的痛苦中，始终没办法走出来，面对新生活，那就一定要寻求专业人士的帮助。

值得注意的是，也有其他理论对丧失的阶段做了不同划分，你不需要把它们当作金圭玉臬套在自己身上，只是有所了解，从而更能接纳自己的某些反应。

分手后，如何更快地成长？

1、建设性的反刍

在分手后，如果你体会到很多难以控制的、不想要的想法，是很正常的，比如看到旧物件就想起某段跟前任的过往。这种反复沉浸在过去的消极事件的现象就叫做反刍。

显然，这种被动的反刍会带来更高的抑郁水平。但你也不必纠结于此，可以在它发生后加入主动性，创造建设性的反刍。

什么样的反刍是建设性的？你只要知道，当你又被迫陷入过去的沉思中时，主动问自己以下一些问题即可：

1）我会思考是否能从这次经历里获得意义
2）我会努力让自己思考我对这次经历的感受、并处理这些感受
3）我会思考我从中学到了什么
4）我会思考这次经历对我的未来会有何影响，包括我与他人的关系、我对世界的看法（Cann et al.，2011）

当你重新解读和定义失恋这件事时，你就会有新的发现。有研究表明，在“分手后成长”上，失恋后的认知加工更为重要（del Palacio-González et al.，2017）。如果你能从主动的反刍中发现积极的意义，你会更有可能降低抑郁水平、发展出新的智慧。

2、灵活应用调节策略

当一件消极的事情发生，通常有两种应对策略，一种是关注问题的策略，一种是关注情绪的策略。前者是指直接处理压力的来源，后者是指处理因压力而产生的情绪（Studley，& Chung，M. C.，2015）。

当我们能灵活运用这两种策略时，就能起到很好的调节作用。一个简单的例子是，如果看到某件外套能让你持续想起前任，产生难以控制的情绪，你可以努力去体验、表达、处理这样的情绪（关注情绪的应对策略），但如果它反复发生，也许你可以直接把这件外套收起来（关注问题的应对策略）。

这也是为什么在分手后，我会一如既往地劝大家要跟前任断联，最好删掉对方的手机号码，微信等，因为这种断联的方式本身就是一种指向问题的应对策略，比起调节情绪，采取一些行动可能见效更快。

总的来说，走出失恋的痛苦是一个过程，它需要你接纳一些、也改变一些。如果你发现自己在某个阶段被卡住，可以及时寻求专业服务的帮助。

有时候，分手也不见得是一件坏事，相反，它可以促使你将注意力回到自己身上，反思过去的关系模式中存在的问题。成长总是会伴随着阵痛，但只要挺过去，终会迎来破茧成蝶的一天。

参考文献：

肖友琴.大学生失恋应对方式及其与爱情价值观的关系研究 【D】.重庆:西南大学。2009. 
颜笑;贾晓明. (2018). 大学生失恋哀伤过程的定性研究. Zhongguo Xin Li Wei Sheng Za Zhi, 32(3), 233–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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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ley, & Chung, M. C. (2015). Posttraumatic Stress and Well-Being Following Relationship Dissolution: Coping,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Symptoms From Past Trauma, and Traumatic Growth. Journal of Loss & Trauma, 20(4), 317–3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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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 划：方晓义
撰 稿：荀梦钰 刘祥宇
编 辑：李宇昕
美 编：何文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