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候贤睿

“你愿意嫁给他吗？”

“我愿意。”

当说出这句我愿意之后，一对情侣便结成了夫妻，在童话故事中，王子和公主幸福的生活在了一起便结束了，而在现实生活中，事情恐怕没那么简单。

当一对情侣决定组建家庭时，他们会面临许多冲突，婚姻适应的结果会对夫妻双方产生重大的影响。Burgess和wallin（1953）认为婚姻适应是夫妻双方共同改变态度和行为以达到他们婚姻期望的过程。

01 婚姻适应的问题来源

新婚夫妻的婚姻适应问题主要涉及夫妻与原始家庭成员的适应、夫妻之间的相互适应、家庭与工作间的适应。夫妻间的相互适应又包括：

1）家务的分工

疲惫了一天之后谁来做家务？家务是一个人的责任还是共同分担？家务要做到什么程度？

2）金钱的处理

谁来赚钱养家？赚来的钱怎么分配？谁来掌管财政大权？

3）休闲活动的安排

当两人的兴趣冲突时该听谁的？出去旅游谁来安排？当一方想出去玩另一方只想睡觉该怎么办？

4）生活习惯和性生活的和谐

如何解决饮食差异？睡觉时间不一致怎么办？性生活的频率为多少最为合适？

5）亲子教育

面对教育观点冲突，谁说了算？孩子和对方关系更好怎么办？

当然夫妻间的适应问题不仅于此，您可以想想自己在婚姻过程中有哪些适应的问题呢？（张思嘉，2013）

02 婚姻冲突的解决方式

面对如此多的冲突，夫妻会采取一定的策略来处理，比如协调沟通、争吵、冷战等。

协调沟通：夫妻双方均能以积极的方式面对问题, 进行协商并努力找到可能的解决方法。（张锦涛，方晓义&戴丽琼，2009）采取协调沟通、合作解决的方式有利于婚姻质量的提高，（李晓敏,方晓义,琚晓燕,兰菁,陈怡& 郑颖娴，2016）从而促进婚姻适应。

争吵：夫妻双方均用消极的方式，互不相让，这样的解决方式会扩大冲突，不利于婚姻适应。

冷战：夫妻双方采用回避的方式，彼此不沟通，逃避问题解决，不利于婚姻适应。

03 从饮食趋同进程看婚姻适应进程

以饮食习惯冲突为例，人生四大事吃喝玩乐，吃总是排到第一位的。然而每个地区都有自己的饮食文化，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饮食习惯，当无辣不欢的川妹子和吃辣就头疼的广东汉子谈恋爱，每次吃饭都是一次无硝烟的战争。Caron F. Bove等人的一项研究发现，即使饮食习惯差异如此之大，当他们结婚之后，饮食趋同几乎是普遍的现象，即饮食习惯越来越相似，越来越倾向于吃相似的食物。

饮食趋同是婚姻适应的其中的一个类型，也会经历妥协 、牺牲、冲突、夫妻彼此的互动，通过饮食趋同进程的分析，我们可以思考一下自己的婚姻适应的进程是怎么样的？

1）早期，单次，对称

此类夫妻在新婚早期便彼此迁就，照顾到对方的饮食习惯，且共同为对方付出，双方的妥协程度几乎相同，只经历一次磨合期变快速形成了共同的饮食风格。

2）后期，单次，非对称

此类夫妻在新婚早期时存在很大差异，且双方都不妥协，都想坚持自己的饮食习惯。在新婚后期，双方开始妥协，但一方的牺牲比另一方更多，经历一次磨合形成共同的饮食风格。

3）多阶段，早期非对称，后期对称

此类夫妻的磨合是多阶段的。在新婚早期，A比B妥协的更多，达到了第一次的平衡，随着时间的推移，B比之前妥协的更多，A比之前妥协的更少，最终达到彼此妥协程度一直的平衡阶段，经历多个阶段形成饮食趋同。（ Caron F, Sobal & Rauschenbach,2002）

04 促进婚姻适应的方法

1、了解新婚适应，认识到新婚之后适应问题的必然性。两个独立的个体来自两个不同的家庭，有不同的生长环境，故存在很大的差异。存在差异的个体组成一个新的家庭之后必然会存在许多摩擦。

2、降低期待值，增加理解和包容。人无完人，要接纳对方会有一些缺点以及和自己会有分歧，增加对对方的理解和包容。

3、增加建设性沟通。在面对冲突时，夫妻双方减少抱怨和职责，可以以积极的方式提出问题，另一方以积极的方式来回应，从而促进问题解决。

参考文献：

Bove, Caron F, Jeffery Sobal, & Barbara S Rauschenbach. (2003).Food Choices among Newly Married Couples: Convergence, Conflict, Individualism, and Projects. Appetite 40.1 : 25-41.

张思嘉,（2013）.台灣文學學報 第21期 21. S.l.], Web.

张锦涛,方晓义&戴丽琼.（2009）.夫妻沟通模式与婚姻质量的关系.心理发展与教育,25(02):109-115.

李晓敏,方晓义,琚晓燕,兰菁,陈怡&郑颖娴.（2016）.新婚夫妻冲突解决与日常沟通对婚姻质量的影响[J].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24(01):13-17.

编辑 | 宗毅

整理者·殷锦绣

一、理论提出者及其著作

托马斯·布拉德伯里（Thomas Bradbury）和本杰明·卡尼（Benjamin Karney）

1、生平

托马斯·布拉德伯里（Thomas Bradbury），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Los Angeles）临床心理学教授，主要工作是婚姻的研究与干预。他带领团队进行了几项纵向研究，帮助解释婚姻是如何改变的，以及夫妻如何保持健康和牢固的关系。在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和约翰·坦普尔顿基金会(John Templeton Foundation)的资助下，布拉德伯里和他的合作者发表了140多篇研究论文，出版了一本关于亲密关系的本科教科书，以及参与了三本书籍的编辑，其中包括《婚姻心理学》(the Psychology of Marriage)。

本杰明·卡尼（Benjamin Karney），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Los Angeles）社会心理学教授，主要研究亲密关系领域，话题涉及压力对婚姻过程的影响，军事婚姻中的离婚率，青年和年轻人之间的亲密关系以及低收入人群的婚姻。卡尼是《婚姻与家庭》（Journal of Marriage and Family）、《家庭问题》（Journal of Family Issues）、《家庭心理学》（Journal of Family Psychology）、《人格与社会心理学》（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的编辑委员会成员。除了多次获奖，卡尼还两次获得了国家家庭关系委员会的Reuben Hill研究和理论奖，以表彰他对家庭科学的杰出贡献。

2、发展历程

早期的婚姻研究往往基于横断数据，尽管也对研究者们理解婚姻具有重要价值，但难以揭示婚姻中的变化；虽然有纵向研究，但缺少系统的总结和梳理。

1995年，卡尼和布拉德伯里首次通过对 115 项围绕婚姻质量和婚姻稳定性而进行的追踪研究进行总结，概括提出了两百多个可能会影响婚姻质量和婚姻稳定的变量，结果发现，对婚姻稳定来说，除了以往研究中经常提出的如婚前同居、相似性、婚龄等，还有以下几类变量也同样值得关注：

01人格特质

大量的研究都发现，外向性、冲动性、愉快、诚实等品质能积极影响个体的婚姻满意度和婚姻稳定；而神经质则会负向预测婚姻满意度。某些人步入婚姻时就带有持续的易感性（enduring vulnerability），可能包括个体成长家庭里的不幸经历、受教育程度低、适应不良的人格特质、拙劣的社交技能或者对婚姻的消极态度，这些都会增加离婚的风险。这些特征并不会使离婚必然发生，但它们会严重影响伴侣所遭遇的环境，还会影响到人们应对紧张的适应过程。如果伴侣足够幸运，遭逢的困难较少且较轻，即使那些应对和沟通技能拙劣的人也可能幸福地白头偕老。

02压力事件

不可预期的压力事件，如意外失业等，会导致婚姻稳定性和对婚姻的满意感都降低。几乎每一桩婚姻都必然会面临偶尔的压力事件，这需要伴侣彼此提供支持并适应新的环境。有些压力事件（比如一段时期的失业或重病在身）只会发生在某些特定的婚姻上，但另一些压力事件（比如怀孕、分娩和养育）则普遍存在。不断重复出现的小打击结合起来也会出人意料地令人紧张（Randall & Bodenmann, 2009）。

03婚姻关系中的几类重要行为

包括婚姻互动、积极的情感表达、消极的冲突解决模式、逃避、对积极行为的回报和消极行为的惩罚等。当出现压力事件时，伴侣必须应对和适应，但根据伴侣们的易感性，有些人比另些人处理得更好。不能成功地应对压力事件会使得压力更严重，如果应对不力引起婚姻质量的下降，伴侣的应对能力或许会进一步受损（Neff & Karney, 2004），最终长年累月的不满就可能会引起婚姻不稳定和离婚。

基于社会交换理论（social exchange theory; Levinger, 1965）、行为理论（behavioral theory; Gottman, 1982）、依恋理论（attachment theory; Bowlby, 1969）、危机ABC-X理论（crisis theory; Hill, 1949），卡尼和布拉德伯里认为，个人对压力的易感性、压力事件、适应过程三者存在相互影响作用，并通过适应过程影响婚姻质量，从而影响婚姻的稳定程度。

3、代表性著作

Karney, B. R., & Bradbury, T. N. （1995）. The longitudinal course of marital quality and stability: A review of theory, method, and research. Psychological Bulletin,118（1）, 3-34.

二、理论观点

（Karney, Bradbury, 1995）

卡尼和布拉德伯里将变量间的影响关系绘制如上图。

路径A：压力事件影响适应性过程。大量横向研究证明，压力事件会在适应性过程中发挥作用。

路径B：持续易感性影响适应性过程。夫妻适应环境压力的能力也受到个人易感性的影响，配偶给婚姻带来的持续易感性，可能通过对配偶适应压力的能力产生影响，从而对婚姻结果产生纵向影响。

路径C：持续易感性影响压力事件。虽然许多压力事件可能是随机变量（路径D）的产物，但有些压力事件和环境其实是由夫妻自身的易感性造成的。夫妻双方在婚姻中所带来的持续易感性会导致个人和夫妻双方所遇到的生活压力事件和环境；因此，应该同时研究这两个因素对婚姻发展的影响。

路径E：适应性过程影响压力事件。不良的适应能力可能使压力事件持续或恶化，而适当的适应能力可能有助于缓解压力事件。

路径F：适应性过程影响婚姻质量。Bradbury和Fincham（1991）提出假设，夫妻双方在问题解决后评价问题解决互动的方式应该调节行为交换和婚姻满意度变化之间的联系。根据这一观点，对互动的评估也应该影响配偶如何处理随后的互动。

路径G：婚姻质量影响适应性过程。对婚姻质量的判断会削弱或增强夫妻有效解决婚姻问题、为彼此提供情感支持以及适应压力事件的能力。

路径H：婚姻质量影响婚姻稳定性。由于反复的适应失败，婚姻质量可能会下降，婚姻不稳定的可能性也会相应增加。

总之，我们过去的经验和先天的特质使我们具备了亲密伴侣的优点和缺点,某些缺点也就是能破坏我们有效应对压力和变化的易感性；我们的应对技能和其他适应过程决定了压力增加还是被控减少；夫妻成功适应的能力影响了婚姻的质量，同时婚姻质量反过来又影响适应能力。

在易感性-压力-适应模型中存在着反馈回路和交叉因素。归根结底，婚姻的质量取决于我们是谁（易感性）、我们遭逢的环境（压力）和我们应对环境的方式（适应性过程）三者的相互作用，并且在某种程度上这三个重要的因素还会彼此影响。

三、理论评价

这一理论优点显著：其一，该理论有效地将前人的四个理论融合在一起，不仅将影响婚姻关系的宏观因素、微观因素联结在一起；而且也提出了解释婚姻关系随时间发生变化的机制；同时也对婚姻质量和稳定随时间变化而产生不同结果的现实给出自己的解释。其二，该理论可有效地指导实证研究，鲜明地提出数条可以解释婚姻质量或稳定的路径，而这些路径可以很好地在实证研究中得以检验。

但其缺点也不容忽视。其一，忽视了婚姻质量与婚姻稳定间的复杂关系。虽然对婚姻质量和婚姻稳定的概念，研究者们很少产生混淆，但由于二者之间的高度正相关，因而很多研究者和实践者都会忽视二者之间的复杂关系。这一理论同样认为婚姻质量是可显著预测婚姻稳定的唯一指标，显然不及社会交换理论对二者关系探讨的深入、合理。其二，对压力事件对婚姻关系的影响的研究不够深入，特别是未能区分不同性质的压力事件的影响作用。

四、研究证据

由于易感性-压力-适应模型是一个综合模型，直接证明该模型需要大型纵向数据，先前的研究证据多为证明其中的部分路径，如：

路径A：压力事件影响适应性过程。如交流行为受到夫妻所面临的压力影响，例如，蓝领工人的失业（Aubry, Teffit, & Kingsbury, 1990）和空中交通管制员日常工作量的增加（Repetti, 1989）都与夫妻之间更多的负面互动相关；在两项日记研究中，消极的婚姻互动更可能出现在压力大的日子里，而且更可能出现在工作日，而不是周末（Bolger, DeLongis, Kessler, & Wethington, 1989;Halford, Gravestock, Lowe, & Scheldt, 1992）。

路径B：持续易感性影响适应性过程。如，夫妻对其原生家庭的自我报告与对自己婚姻抱怨的数量相关（Overall, Henry,& Woodward, 1974），也跟他们对婚姻制度的总体态度相关（Franklin, Janoff-Bulman, & Roberts, 1990）；来自婚姻不幸或破裂家庭的孩子，成年后社交能力较差（Franz, McClelland, & Weinberger, 1991; Koestner, Franz, & Weinberger, 1990）。在其他相对稳定的变量中，夫妻的教育水平（Griffin, 1993）、人格（McGonagle, Kessler, & Schilling, 1992）与他们的婚姻互动质量直接相关，尤其是消极情感与配偶对伴侣行为的归因相关（Karney et al., 1994）。

路径C：如，父母离异和早期环境对成人成就和适应的负面影响已经得到很好的证实（Amato & Keith, 1991; Rogers,1990; G. E. Vaillant & Vaillant, 1990）；童年时期的人格与成年后的成就水平有关（例如，Caspi, Bern, & Elder, 1989）。

路径E：适应性过程影响压力事件。如，较低的婚姻质量被发现可以预测心脏病发作后的长期恢复（Waltz, 1986），并且可以推断，患者和他们的配偶之间的行为交流可以调节这种效果。在对临床抑郁症患者的纵向研究中发现了更直接的证据，其中包括对其配偶情绪行为的直接观察（Hooley, Orley, & Teasdale, 1986）。

路径F：适应性过程影响婚姻质量。在问题讨论之前收集的生理唤醒基线水平可以预测婚姻满意度的下降（Levenson & Gottman, 1985）。

路径G：婚姻质量影响适应性过程。婚姻研究人员很少研究适应过程中变化的预测因子，因此支持这一假设的证据很少。然而，一项收集了新婚夫妇的社会情感行为的多项自我报告的纵向研究发现，配偶对婚姻质量的判断确实能预测伴侣行为的变化（Huston & Vangelisti, 1991; Noller, Feeney, Bonnell, & Callan, 1994）。具体来说，最初更满意的丈夫的妻子变得更深情，而最初更满意的妻子的丈夫在婚姻的前两年变得更少消极。

路径H：婚姻质量影响婚姻稳定性。一些最早的（如Terman, 1950）和一些最近的（如Kurdek, 1993）对婚姻的纵向研究发现，婚姻质量和婚姻稳定性之间存在联系。

在卡尼和布拉德伯里提出易感性-压力-适应模型之后，研究者开始尝试从整体上验证这一模型，如Langer等人（2008）采用主客体互倚模型和结构方程模型来研究人格特征和慢性压力作为婚姻早期身体攻击发展过程的预测因素，发现丈夫的人格特征预测了他们自己的身体攻击和压力轨迹，以及妻子的压力水平和身体攻击；妻子的性格特征预测了她们的压力水平和身体攻击性，并预测了她们身体攻击；随时间的变化随着时间的推移，丈夫和妻子的压力变化都预示着身体攻击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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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论整理者 • 唐莹莹

代表性人物及其生平

威廉姆·罗伯特·比弗斯（William·Robert·Beavers）

威廉姆·罗伯特·比弗斯（William·Robert·Beavers），南方卫理公会大学（Southern Methodist University）心理学教授、德克萨斯大学达拉斯西南医学中心（University of Texas Southwestern Medical Center at Dallas）的精神病学临床教授，是一位国际知名的精神病学家、作家和研究人员，并且创立了Beavers家庭研究中心。1999年，Beavers被同行医生评为达拉斯（Dallas）最佳精神病学专家。

理论发展历程

Beavers等人1977 年提出了家庭系统模式理论，该理论模型来源于临床实践和相关的研究观察。他们通过观察得出结论，家庭功能并非属于离散的类别，而是在一个连续的功能行为范围之内。并且，家庭系统的应变能力与家庭功能的发挥之间是一种线性关系，即家庭系统的能力越强，则家庭功能的发挥越好，而功能失调的家庭更倾向于僵化自己的交往方式。

研究者们将此模型与Olson环形模型对比 (Beavers & Voeller, 1983)，认为Beavers家庭系统模式避免了后者的缺陷，并反映了包括家庭在内许多生活系统的发展和分化的功能。

随后，Beavers和Hampson (1990)、Beavers和Hampson (2000)开发出了与该理论匹配的评估工具，并呈现出良好的信效度。

代表性著作

1.Hampson, R. B. & Beavers, W. R., Family Assessment: Contemporary and Cutting-Edge Strategies, Second Edition. Taylor and Francis, 2012, p. 83-114 32 p.

2.Beavers, W. R., & Voeller, M. N. Family models: Comparing and contrasting the Olson circumplex model with the Beavers systems model. Family Process, 1983, 22(1), 85-97.

3.Hampson, R. B., & Beavers, W. R. Measuring family therapy outcome in a clinical setting: Families that do better or do worse in therapy. Family Process, 1996, 35(3), 347-361.

4.Beavers, R., & Hampson, R. B. The Beavers systems model of family functioning. Journal of Family Therapy, 22(2), 2000, 128-143.

5.Beavers, W. R. Psychotherapy and growth: A family systems perspective. New York: Brunner/Mazel. 1977, p. 14.

理论观点

Beavers等人1977年提出了家庭系统模式理论。他们认为，家庭系统的应变能力与家庭功能的发挥之间是一种线性关系，即家庭系统的能力越强，则家庭功能的发挥越好。

图1 改编自Beavers和Hampson (2000)

Beavers 的系统模式理论从两个维度考察家庭功能：一是家庭在关系结构、反应灵活性等方面的特征，它与家庭功能发挥的效果之间呈线性关系；二是家庭成员的交往风格，它与家庭功能发挥的效果之间呈非线性关系，处于两个极端的向心型交往和离心型交往均不利于家庭功能的发挥，家庭成员常会出现适应障碍。根据第一个维度，可以将家庭分为5种类型：严重障碍型、边缘型、中间型、适当型和最佳型。

最佳型家庭中的家庭成员拥有系统导向，他们能够意识到许多原因相互作用会产生特定的结果，并且原因和结果是互换的（例如，严厉的惩罚会导致攻击行为，而攻击行为也会引起严厉的惩罚）。最佳型家庭中亲密行为很常见，家庭成员能够平等交流，并且对彼此的观点和选择相互尊重，每个人的个性可以充分发展，个人边界清晰，虽然存在冲突，但通常会很快解决。

适当型家庭与最佳型家庭有所不同，前者更加控制导向，经常会试图通过恐吓或者直接动手来解决问题。因此，家庭成员会试图获得更多的权力，而父母在情感方面的回报较少，尽管通常是有效的。适当型家庭的亲密度和信任度更低，喜悦更少，自发性更差，但这些仍然是足够的。通常，适当型家庭中存在性别角色刻板印象，即认为男性大多是传统的、强势的和冷静的，而女性更多是情绪化、容易抑郁的。

中间型家庭通常有功能正常但脆弱的孩子，父母和孩子都容易受到心理问题的影响，根据其成员交往模式可以分为3类：向心型中间家庭、离心型中间家庭和混合型中间家庭。中间型家庭有明显的控制导向和权力差异，权力斗争和未经协商的纪律很常见。中间型家庭的成员认为人们基本上是反社会的，因此他们的努力控制被认为是必要的。这些家庭成员没有边界问题。向心型中间家庭的成员希望公开、专制的控制能够获得成功，父母的操纵或者间接控制是最小的。敌意的表达不被赞许，因此是隐蔽的，而关怀的表达则是被赞许的。向心型中间家庭的成员对规则和权威有适度的自发性并极度关注。性别刻板印象的观念在这一群体中占比最大，像孩子的女性和沉默、强壮的男性比比皆是。离心型中间家庭也试图通过恐吓历来进行控制，但并不指望这种方式会有效。在离心型中间家庭中，公开的敌意、指责和攻击屡见不鲜，而温暖和关心的表达反而会引起焦虑。被轻易释放的负面情绪为离心型中间家庭提供了能量。父母呆在家里的时间很少，孩子们搬出家庭，住进临近街区的时间比正常家庭要早很多。权力问题没能得到解决，并且这种矛盾是公开的。混合型中间家庭有相互交替、相互竞争的向心和离心行为，因此在中间家庭中处于中游地位，并不极端。

在边缘型家庭中，混乱的公开权力斗争与无效但持续努力地建立统治/服从模式交替出现，每个家庭成员在满足自己或他人的情感需求上缺乏技巧。这些家庭既不像严重障碍型家庭那样功能失调，但也不像中间型家庭那样有效地建立稳定的控制导向。边缘型家庭根据其成员间的交往风格可以分为两类：向心型边缘家庭和离心型边缘家庭。在向心型边缘家庭中，混乱更多地是口头上的，而不是行为上的，控制斗争强烈，但通常是隐蔽的。公开的反抗或偷偷表达愤怒是不被期待的，也就是说，并不在家庭规则之内。在向心型边缘家庭中有时会出现重度强迫症患者和厌食症患者。离心型边缘家庭在愤怒表达方面要“开放”的多，家长关系非常糟糕，而且经常会发生激烈的争吵。孩子们学会了操控父母那不稳定而又摇摆不定的子系统，有时候还会形成边缘型人格障碍。

严重障碍型家庭最大的不足在沟通领域，其最大的需要是沟通的连贯性，其成员在谈判和适应能力方面最为有限，家庭成员几乎没有能力解决矛盾以及选择和追求目标，在讨论过程中，他们缺乏共同的注意力焦点，情感上的疏远也阻碍了令人满意的相处。严重障碍型家庭中的任何人显然都没有公开的权力，而且由于控制是通过各种隐秘和间接的手段进行的，因此家庭功能显得很混乱。根据其成员间的交往风格也可将其分为两类：向心型严重障碍家庭和离心型严重障碍家庭。向心型严重障碍家庭有一个坚固的、隔绝的外部边界。在外人看来，这种家庭是不寻常的。这种家庭中儿童的情绪发展可能会延迟，分离/个性化的发展需要与家庭对团聚和极端家庭忠诚的坚持之间存在钱啊割裂的冲突。离心型严重障碍家庭在家庭和社区之间的界限很脆弱，成员之间经常分离、公开敌对，并且极其蔑视依赖、脆弱、人类的温柔和温暖。这与向心型严重障碍家庭的特征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但两者混乱、不完整的交流和失衡的适应性水平却十分相似。来自离心型严重障碍家庭的儿童在社交情感发展方面可能也会像向心型严重障碍家庭一样受限。

评估工具

基于Beavers系统模式理论所编制的评估工具可以将家庭分为九种类型中的一种或者家庭组成（family groupings; Beavers and Hampson, 1990），共包括三种，自我报告家庭清单（Self-Report Family Inventory, SFI; Beavers & Hampson, 1990）、Beavers互动能力量表（Beavers Interactional Competence Scale, BICS; Beavers & Hampson, 2000）以及Beavers互动风格量表（Beavers Interactional Style Scale, BIS; Beavers & Hampson, 2000)）。BIS和BICS是观察性的临床分级评估方式，而SFI是自我报告量表。

自我报告家庭清单适用于11岁以上的家庭成员，它共包括36题项，由5个分量表构成，分别为健康/能力、冲突、凝聚力、领导力和情绪表达能力。健康/能力分量表包括19题项，涉及到家庭情感、父母联盟（parental coalitions）、问题解决能力、自主性和个性、乐观与悲观的观点和对家庭成员的接受度；冲突分量表包括12项，涉及显性冲突和隐性冲突，包括争吵、指责、公开打架、承担个人责任、未解决的冲突和消极情绪基调（negative feeling tone）；凝聚力分量表包括5个题项，涉及到家庭团聚、内部和外部对家庭的满意度以及在一起的时间；领导力分量表包括3个题项，包括父母领导力、指导性（directiveness）和控制的程度；情绪表达量表包括6个题项，涉及到温暖、关怀、亲密的语言和非言语表达（Hampson & Beavers, 1988）。

SFI采用五点计分，1代表“非常符合我们的家庭”，3代表“有些符合我们的家庭”，5代表“非常不符合我们的家庭”，信效度良好，α系数在0.84~0.93之间，重测信度在0.85以上，与BICS之间的典型相关系数为0.62以上（Hampson et al., 1989）。

Beavers互动能力量表和Beavers互动风格量表都是为测量家庭互动而设计的，由受过训练的评分员完成。评分员需观察时长为10分钟的家庭互动的片段，家庭成员在此期间讨论此问题：您希望看到您的家庭发生什么变化？每个互动量表由5点或10点的几个分量表组成，并且非常具体地说明了应该如何评分。

其中，BICS量表用于评估一个家庭的整体健康和能力水平，由以下十三个分量表组成：

1. 家庭结构：

①显性权力（Overt Power; 从混乱到平等）；

②父母联盟（从父母子女联盟到强大的父母联盟）；

③亲密关系（从模糊的边界到清晰的边界）。

1. 神话（Mythology; 从一致到不一致）
2. 目标导向的谈判（从非常高效到非常低效）
3. 自主性：

①表达清晰度（从非常清楚到非常不清楚）；

②责任（从经常对行为负责到偶尔对行为负责）；

③开放性（从非常开放到不接受）。

1. 家庭情感：

①情感范围（从直接、广泛表达到很少表达）；

②情绪和语气（从热情乐观到愤世嫉俗和悲观）；

③未解决的冲突（从严重的、未解决的冲突到没有未解决的冲突）；

④共情（从一致的共情到没有共情）。

1. 整体的健康情况（从病态到健康）

BICS分量表之间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94，评分者信度在85%以上，与SFI之间的典型相关系数为0.62以上，与McMaster家庭评估量表中的一般功能分量表的典型相关系数为0.68，信效度良好。

BIS被用来评估一个家庭的风格，从离心到向心，由以下八个分量表组成：

1. 满足依赖需要（从忽略需求到满足需求）；
2. 冲突管理（从公开到秘密）；
3. 空间使用（成员之间的空间从大到小）；
4. 给外人留下的印象（从努力给人留下好印象到漠不关心）；
5. 自我报告的亲密程度（从强调亲密到否认亲密）；
6. 对主张的管理（从不鼓励主张到鼓励主张）；
7. 积极和消极情绪的表达（从积极为主到消极为主）；
8. 整体风格（从向心到离心）。

BIS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88，信度良好。

研究证据

Holtom-Viesel和Allan (2014)的元分析显示，进食障碍患者家庭的家庭功能较一般家庭更差，但并不一定有典型的家庭功能障碍。此外，无论进食障碍的严重程度如何，对家庭功能有更积极看法的患者通常治疗结果和康复情况更好。

Leung, Shek和Li (2016)发现，假如青少年报告出较差的家庭功能，而母亲报告出更积极的家庭功能，青少年的发展会更好；在青少年报告出较低水平的家庭功能时，相较于母亲报告出更积极家庭功能的家庭，母亲报告家庭功能较差的家庭（即与青少年报告水平一致）中青少年发展相对更好。

临床研究也支持了Beavers系统模式理论，Hampson和Beavers (1996)分析了434个接受了8年临床治疗的家庭，这些家庭的治疗师们都接受过Beavers系统模式理论的培训。结果显示，75.8的家庭问题在一定程度上有所改善，参加六次或六次以上治疗的家庭的治愈率为9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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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论整理者 • 唐莹莹

代表性人物及其生平

哈罗德·威伦斯基（Harold Wilensky）

哈罗德·威伦斯基（Harold Wilensky）博士（1923-2011），美国的组织社会学家，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政治学名誉教授，美国艺术与科学学院（American Academy of Arts and Sciences）的研究员，著有13本书和70余篇文章。

Wilensky在工业转型对现代社会结构、文化和政治的影响方面做出了重大贡献，他是研究福利国家和社会政策等方面的先驱。洛威尔·特纳（Lowell Turner）教授认为，Wilensky是当代伟大的跨学科社会科学家之一。

理论发展历程

自从工业化时期开始，一部分研究者们就开始关注这一时期的工作演变、家庭模式变化以及二者之间的关系，并提出了几种不同的理论。溢出理论（Spillover Theory）就是其中之一。溢出理论最初由Wilensky（1960）在研究工作对生活的影响时提出，同时被提出的还有补偿理论（Compensatory Theory）和分割理论（Segmentation Theory）。Wilensky认为，溢出指的是工作中的经验会被带入到非工作的时间当中。

随后，Parker（1971）扩展了溢出理论，并将其命名为扩展模式（Extension Pattern）。Parker认为工作和休闲之间没有明显的界限，休闲更多的是一种“精神状态（State of Mind）”，而不是一段特定的时间或者活动。因此，溢出并不仅仅是工作对生活的单向影响，而是工作和非工作界面的互相影响。这种影响也不仅仅是积极的，也有可能是消极的。

工作-家庭相关的文献中讨论了两个版本的溢出效应。其中一个版本主要关注工作域与家庭域内一个不同但相关的构念的相似之处（Judge & Watanabe, 1994），例如工作和家庭满意度、工作和家庭价值观之间的关系（Near, Rice, & Hunt, 1980; Piotrkowski, 1979）。另一个版本则认为，溢出是指经验从不同域之间转移（Near, l984），例如在家中表现出了工作疲劳。然而，这种溢出并不代表着一种联系的机制，因为它本身并不意味着工作构念和家庭构念之间的关系。举例来说，在家中出现工作疲劳，表明一个域内产生的经验在另一个域中展示，但它并不表明后一个领域内的构念受到影响。如果出现这种效果，例如工作疲劳会抑制家庭角色需求的实现（Eckenrode & Gore, l990），那么在工作构念和家庭构念之间才会建立联系。

Bakker和Demerouti（2013）整合了溢出理论和交叉理论，提出了溢出-交叉模型（Spillover-Crossover Model, SCM），并且提出与工作相关的经验首先会溢出到家庭域，然后通过社会互动转移到配偶身上。SCM模型假定溢出机制起源于个体的工作环境，并将工作环境中的要求和特征分为工作要求和工作资源，应对前者会使个体产生紧张感等负面感受，而后者指的是工作中能够帮助应对工作要求的部分，是潜在的动力。

代表性著作

1.Wilensky, H. L., & Lebeaux, C. N. Industrial society and social welfare. Free Press, 1966.

2.Wilensky, H. L. Organizational intelligence: Knowledge and policy in government and industry. Quid Pro Books, 2015, Vol. 19.

3.Wilensky, H. L. The welfare state and equality: structural and ideological roots of public expenditures. Univ of California Press, 1974, Vol. 140.

4.Wilensky, H. L. Rich democracies: Political economy, public policy, and performance. Univ of California Press, 2002.

理论观点

工作和家庭有各自的域，域又有其边界，这是边界理论（Boundary Theory）的基础。边界的模糊会造成工作-家庭冲突问题。工作和家庭两个域的边界主要有分割（Segmentation）、溢出（Spillover）和补偿（Compensation）3 种 关 系（Staines, 1980；Burke & Greenglass, 1987；Edwards & Rothbard, 2000）。由此衍生出的溢出理论是描述家庭与工作关系的理论。

溢出理论认为，工作和家庭两个生活域的边界存在非对称渗透，工作和家庭的边界根据一个域的需求向另一个域以非均等频率或侵入程度进行非对称渗透（Frone, Russell, & Cooper, 1992）。工作和家庭域中的价值观、压力、情绪和行为等会相互影响，个体经常会将一个领域的经验带入另一个领域。

溢出分为积极溢出（Positive Spillover）和消极溢出（Negative Spillover）两种。最初的研究关注于消极溢出，采用工作-家庭冲突的视角，假设在多个角色中，个体因缺乏时间和经历来履行所有角色的义务(Zedeck & Mosier, 1990)，这种消极溢出也是工作—家庭冲突发生的根本原因（Higgins & Duxbury, 1992）。最典型的例子是个体受到工作压力引发的困扰纠缠和耗损，导致其不能充分参与到家庭生活中（Higgins & Duxbury，1992）。

随后积极溢出逐渐受到研究者的关注，最典型的例子是工作中的满意和激励能够带来更多的家庭满意和精力。基于扩张主义的假设，多重角色的优势大于劣势，Greenhaus和Powell（2006）认为，这种多重角色可以通过三种方式来产生积极效果：①多个角色可以对幸福感产生附加效应；②角色可以缓冲其他角色的压力；③一个角色的经验可以给另一个角色和经验带来积极的结果和经验。

家庭-工作溢出按照方向和效价可以分为四种，即工作到家庭的积极溢出、工作到家庭的消极溢出、家庭到工作的积极溢出和家庭到工作的消极溢出。研究者发现，工作域和家庭域之间是不对称的（Pleck, 1977），家庭界限比工作界限要弱一些，因此家庭域内的内容更少侵入到工作领域之中（Eagle, Miles, Icenogle, 1997），假如人们与自己的配偶发生了争执，很少会与上司讨论这个问题，但另一方面，人们很有可能会与配偶讨论和上司之间的冲突。

Bakker和Demerouti（2013）整合了溢出理论和交叉理论，提出了溢出-交叉模型（Spillover-Crossover Model, SCM），他们认为，与工作相关的经验首先会溢出到家庭域，然后通过社会互动转移到配偶身上。也有研究者认为，工作-家庭溢出和交叉可以如下图所示。

图1 溢出效应和交叉效应示意图（Amstad & Semmer, 2011）

评估工具

美国全国中年发展调查（National Survey of Midlife Development in the United States, MIDUS）中包含了工作-家庭溢出量表（Grzywacz & Marks, 2000）。工作-家庭溢出量表共包括8项，其中四个项目评估工作和家庭消极的溢出效应，例如，“工作压力让你在家里变得易怒”，四个项目评价积极的溢出效应，例如，“你在工作中使用的技能对你在家里必须做的事情是有帮助的”，采用5点评分，1表示从不，5表示一直是。所有的项目求和计算总分。Lawson，Davis，Crouter和O’Neill（2013）发现，积极溢出效应中有一项与其他项相关较低，删除之后消极溢出一致性系数为0.80，积极溢出一致性系数为0.61。

Hanson，Hammer和Colton（2006）编制了11项的工作-家庭积极溢出量表，中文版由Liu，Kwan和Mao（2012）在中国的文化背景下修订。该量表有三个维度，包括情感、基于行为的工具和基于价值观的工具性的积极溢出，英文版一致性系数达到0.96，中文版为0.88。

Tang，Huang和Wang（2017）编制了家庭-工作资源溢出量表（Family–work Resource Spillover Scale），共包括3项，采用7点评分，可以计算所有题目的总分和平均分。该量表一致性系数为0.74，同时采用MIDUS对其效度进行检验的结果也令人满意。

研究证据

基于溢出理论的研究大多采用问卷法、日记法和访谈法，可以按照溢出的方向将其分为三类，只关注工作对家庭的影响、关注家庭对工作的影响，或者并不对其进行区分，考虑总体的情况。

Sok，Blomme和Tromp（2014）采用问卷调查的方式，探究了支持性和创新性两种组织文化对工作-家庭溢出的影响。结果表明，灵活的工作-家庭安排所表达出的组织中的支持性文化可以增强从工作域到家庭域的积极溢出，减少消极溢出。

Crouter（1984）对55名员工进行半结构化访谈，结果显示，大多数员工都意识到他们的家庭生活影响到了他们的工作。并且，相比于父亲和子女年龄较大的母亲，家有幼儿的母亲最有可能报告出比较高水平的溢出。这项研究也证明了家庭对工作的溢出效应。

Grzywacz、Almeida和McDonald（2002）使用了国家调查的数据，来探究工作-家庭溢出的情况。使用MIDUS的子样本，进行了国家日常经验研究（National Study of Daily Experiences），即一项8天的日记研究，结果表明年龄可以持续预测工作-家庭的消极溢出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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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整理者 • 殷锦绣

代表性人物及其生平

格利克（Paul C. Glick）

Paul C. Glick（1911-2006）是一位著名的家庭人口统计学家，在人口普查局（the Bureau of the Census）工作了40年，同时也是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社会学系（the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at Arizona State University）的杰出学者和兼职教授。

1933年，Glick在迪堡大学（DePauw University）取得了学士学位后，进入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University of Wisconsin-Madison）攻读硕士和博士学位，并于1938年取得社会学博士学位。1947年，他第一次提出了清晰且相对完整的家庭生命周期模型；1957年撰写的《美国家庭》（American Families）一书、1970年撰写的《婚姻和离婚：社会和经济研究》（Marriage and Divorce: A Social and Economic Study）等都是家庭社会学领域的经典著作。

理论发展历程

Murphy和Staples(1979)总结了家庭生命周期理论的发展，并将其分为三个发展阶段：初创时期、扩展时期和修正时期。

家庭生命周期最初的萌芽形成于1903年，Rowntree在对贫困的研究中发现，贫困与家庭所处的阶段有密切的联系。人们在一些特殊阶段，如尚未成年、养育子女、进入老年等阶段，消费大于收人的可能性更大，容易陷入贫困。Rowntree将人的一生按照年龄从出生到死亡分成9个阶段，并分析贫困产生的差异性。这种划分方法严格意义上来说，并不是家庭的生命周期，而是依照个人的生命历程进行的划分，因此，从严格意义上说，初创时期的家庭生命周期理论上是将个人生命历程，或者家庭子女生命历程与家庭夫妻关系混搭的一种研究模型。但把家庭的重大事件对个人从贫困一不贫困之间转换的分析思路，直接影响到后来家庭生命周期理论的发展，所以，在所有的家庭生命周期分析中，事件(event)和转换(transit)都是最为重要的指标。

在初创时期之后，家庭生命周期理论发展被更多的学者扩展和完善。除了正式提出者Glick之外，杜瓦尔（Duvall）和希尔（Hill）都作出了重要贡献。

1947年，Glick第一次提出了清晰且相对完整的家庭生命周期模型，被社会人口学家们视为最基础和传播最广泛的家庭生命周期模型。Glick认为，家庭生命周期中最为重要的事件包括初婚、第一个子女出生、最后一个子女出生、第一个子女离开父母家（结婚）、最后一个子女离开父母家（结婚）、配偶一方死亡、残存一方死亡等七个事件，并将家庭生命周期按照核心家庭的历史，从结婚至配偶死亡导致解体划分为形成、扩展、扩展完成、收缩、收缩完成和解体六个阶段。这种简单明晰的划分方法，不仅给出了家庭生命周期阶段性的划分，而且使用美国人口普查数据计算出每个阶段所持续的时间，能够适用于当时美国核心家庭的变化过程，由于其数据的可获得性和可计算性，更为社会人口学家们所使用。

但这一理论也招致了很多批评，如没有像其他学者那样重视子女年龄的变化，而是以子女出生子女结婚或者子女离家为主要代表。

几乎与Glick同时，在1946年 Duvall和他的同事们建立了一个四阶段的家庭生命周期模型，但这一成果在Glick之后的1948年才得以发表。随后，Duvall和Hill将家庭生命周期四阶段模型扩展为家庭生命周期七阶段模型。1964年，Hill将家庭生命周期七阶段模型扩展成为九阶段模型。与Glick的七阶段模型集中在按照妇女年龄的家庭生命周期事件的转折点不同，Duvall和Hill的家庭生命周期模型更加注重家庭中子女的成长过程，更为强调子女年龄的变化，也更多地承袭了社会心理学的传统。在社会心理学领域，大家更多承袭了 Duvall和Hill的家庭生命周期划分。

经过Glick、 Duvall和Hill对家庭生命周期的梳理和阐述，家庭生命周期各个阶段的基本概念和内涵已经比较完整，应当说基本可以作为完整的论框架或者模型用于家庭研究之中。后来的学者在Glick、Duvall和Hill家庭生命周期模型的基础上，对家庭生命周期模型提出了各种更为精细的分方法。

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家庭生命周期类型产生了很大变异，传统的家庭事件发生的时间序列有所变化。比如非婚同居、非婚生育的现象，以及离婚和单亲家庭数量的快速上升，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倾向于不结婚，或者是即便结婚了也不生子女。这些变化使得家庭生命周期中原有的只能应对初婚家庭的概念明显不合时宜，也因此诞生了许多更适应新时代及不同文化的家庭生命周期理论，即此时进入了修正时期。Murphy和 Staples(1979)认为其中最为重要的是Rogders在1962年提出的10阶段、Wells和Gubar在1966年提出的9阶段、Duvall在1971年提出的8阶段家庭生命周期模型。

而在中国，家庭生命周期理论模型的最初推演主要集中在台湾的学者，杨静利和刘一龙(2002)将台湾家庭生命周期的变化描述为未婚、有偶无子女、有偶有子女、死亡四个阶段；而大陆学者认为家庭生命周期模型对中国解释力有限(吴兴旺, 1999)，由于现实生活中的家庭类型太复杂，一些家庭很难归于某一生命周期阶段，因此有学者按照自己研究分析的目的和需要对家庭生命周期进行划分(姬雄华, 2008)。

代表性著作

1.Carter, H., & Glick, P. C. (1970). Marriage and Divorce: A Social and Economic Stud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Glick, P. C. (1957). American Families. Russell & Russell.

理论观点

不同研究者提出的模型阶段也不同，但无论划分为多少个阶段，总体的观点原则都是这样的：

1.所有家庭都随时间而变化。有些变化是可预测的，有些变化是不可预测的；

2.每个阶段都有其需要完成的主要任务，只有较好地完成了这些任务，家庭才能顺利地过渡到下一个阶段；

3.家庭危机更容易在家庭阶段转变的时候出现；

4.家庭生命周期具有普遍性，但也具有特殊性。

研究方法

家庭生命周期理论在研究数据和方法上也有一个不断演进的过程。

从研究数据而言，最初的家庭生命周期使用的数据主要来自横断面的数据，有的甚至是一个较小范围内的调查数据。这种数据一般只能对家庭生命周期进行简单的划分和描述，无法分析家庭生命周期的变化趋势和原因。

后来的研究者数据使用有比较大的改善，他们开始使用多期的横断面数据进行比较研究，这样就能够刻画家庭生命周期的变化过程，使得家庭生命周期从一个断点性和类型学的分析工具，进而变为能够适用于家庭变迁方面经验研究和实证研究分析框架。 Lansing和Kish(1957)就家庭生命周期模型与单一使用年龄分组模型检验了个人的六个不同经济特征，他们认为家庭生命周期模型比年龄分组模型更有解释力，因为家庭生命周期中包含了更多的个人角色内涵。故家庭生命周期完全可以像年龄等变量一样，作为一个自变量来使用。

在数据使用方面，Glick本人不但提出了家庭生命周期的基本模型，而且使用人口普查的数据加以分析，并根据变化，更新了家庭生命周期不同阶段性延续时间的变化。当然这样与他本人在人口普查局工作，能够更为容易地获得这些数据有关(Glick，1977)。

研究证据

修正后的家庭生命周期模型给家庭社会学家、消费和市场研究者等提供了更多的帮助。

Montgomery和Sore(1997)使用爱情态度量表测量了250个成人样本，并按照他们所处的家庭生命周期分为四组：大学年龄的单身青年人、已婚无子女青年人、已婚有子女成年人、已婚子女离家的成年人，发现在四组人群之间关于爱情态度存在显著的差异。他们发现没有结婚的青年人比已婚人群对爱情的态度更富有热情，而有子女的成年人则更为含蓄。

Fritzsche(1981)综合使用了 Murphy和 Staples以及Wells和Gubar的家庭生命周期模型，发现年轻单身家庭的能源消耗，特别是天然气消耗是最少的在有子女已婚中年家庭能源消耗是最多的，特别是汽油、木材和燃煤。而在随后的家庭生命周期的各阶段中，能源消耗会逐渐降低。

McLeod和Ellis(1983)按照家庭生命周期的分类方法能够有效地解释家庭户的住房消费模式，特别是人均住房消费情况，因为家庭发展不同阶段对住房的需求是不一样的，比如有子女的家庭需要更多的房间来做婴儿房和游戏房，故在有儿童和青少年的家庭生命周期阶段，需要更多额外的房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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