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介绍
申新兰

疫情的影响、全球经济的动荡以及威胁到和平的各类冲突，都会让我们体验到一种潜在的丧失感。在这些各类丧失中，丧子事件对个体和家庭来说都是毁灭性的打击，也是所有丧亲中最严重、最痛苦的一种丧失类型。

它既是个人事件，会影响夫妻双方作为个体各自的身心健康。同时，也是家庭事件，会影响夫妻二人的亲密关系，以及家庭结构未来的走向。

在个体的层面，经历过子女丧失的父母在心理健康、身体状况等各个方面都更令人担忧，他们会感知到更高水平的压力、人际敏感度、及孤独感。

抑郁、创伤后应激障碍、延长哀伤障碍等的流行率也高于一般丧亲群体，同时，丧子父母慢性疾病的共病率更高，他们到医院就诊的频次显著高于非丧子人群，死亡率也高于一般人群的平均水平 (Zhang et al., 2020; Zhou et al., 2020)。

亲密关系的层面，一些研究发现个体的哀伤水平与夫妻间的关系满意度存在负相关关系。即个体的哀伤水平越高，亲密关系的满意度越低。同时，丧子父母对关系的满意度，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下降，离婚率也比一般家庭更高。

也有研究认为，失去孩子的哀伤是夫妻之间固有的人际关系过程。有些父母在经历丧子事件后会更加重视夫妻之间的情感互动，强调陪伴，在精神上彼此支持，在身体上相互关照，亲密关系的满意度并没有受到影响 (Rogers et al., 2008; 周宁宁, 2020)。

在一项研究针对 229 对丧子父母开展了追踪研究，分别在丧失发生后6个月、13个月、及20个月三个时间点进行了问卷的收集。结果表明，丧子父母感知到伴侣的哀伤强度与自己哀伤强度的相似性，与他们亲密关系的满意度呈现二次方效应 (Joronen et al., 2016)。

也就是说，当丧子父母认为伴侣的哀伤强度与自己相似时，他们对亲密关系的满意度最高；而无论他们感知到的伴侣的哀伤强度比自己高或是低，都会导致关系满意度的下降。

随着时间的推移，感知到伴侣与自己哀伤强度相似性的差异对关系满意度的负向影响会逐渐增强。如下图所显示的，在丧失刚刚发生时，伴侣与自己哀伤强度的不同似乎是相对可以接受的，但时间越长，这种感觉会变得越发痛苦。

图1：T1代表丧失发生后6个月，T2代表丧失发生后13个月，T3代表丧失发生后20个月。横坐标为感知到的哀伤水平的相似度。“-2”及“-1”代表感知到自己的哀伤强度比伴侣低；“0”代表感知到自己的哀伤强度和伴侣相似；“1”及“2”代表感知到自己的哀伤强度比伴侣高。纵坐标为关系的满意度。

对此，一种可能的解释是，一方面，伴侣之间在多个层面（如人格特征、情感、态度和兴趣等）的相似性本身就与亲密关系的满意度呈正相关。对于几乎所有的父母来说，失去孩子是一种陌生的情况，是重大的家庭压力事件。

在丧失的适应过程中，父母并不知道应该要如何反应和感受才是对的，对自身的反应也有很多的怀疑。而这时，如果伴侣的哀伤反应和自己相似，说明自己是正常的，哀伤的适应过程有可能会变得更加可预测及可被理解。

另外，感知到亲密关系中的伴侣与自己在情感上是相似的，表明伴侣是理解自己的，自己的感觉是可以被认可的。在面对如此大的丧失时，知道自己并不孤单，作为命运共同体的伴侣可以和自己共同应对，对亲密关系的满意度也会产生积极的影响。

另一方面，如果个体感知到伴侣的哀伤强度不如自己，他们可能会认为自己的伴侣并不依恋他们的孩子，或者伴侣不像自己那样在乎失去孩子这件事。

这样的看法可能会引起自己对伴侣的愤怒和责备。同时，感知到伴侣已经从创伤事件中走出来了，而自己却一直沉溺其中，也会产生自责或自己成为了负担等想法。

如果个体感知到伴侣的哀伤强度比自己高，他们可能会担心伴侣对自己的负面评价，并为自己没有那么强烈的哀伤情绪而感到内疚。此外，他们可能会觉得有义务为伴侣提供更多的支持。

在刚刚失去孩子时，丧亲父母可能会更多地关注自己的痛苦和哀伤，而无暇顾及夫妻双方的关系质量。随着时间的推移，情感强度的不同频，提供和接受支持之间长期的不平衡等，会使丧子父母产生疲惫和彼此消耗的感觉，继而对亲密关系的满意度产生负面影响。

这时，婚姻治疗也许是一个恰当的选择，帮助经历过丧子事件的夫妻双方更好地进行沟通，交流情感，提高亲密关系的满意度，继而支持到彼此。

综上所述，察觉到另一个人有类似的情绪对人们有一种安慰作用，特别是当他们处于压力之下。丧子父母如果意识到他们和伴侣经历了类似的哀伤强度，可能会更好地感受到伴侣的理解和认可，在他们的关系中感到较少的孤立或孤独感，并受益于与伴侣有相似程度的情感的安慰作用，体验到更大的关系满意度。

参考文献

Joronen, K., Kaunonen, M., & Aho, A. L. (2016). Parental relationship satisfaction after the death of a child. Scand J Caring Sci, 30(3), 499-506. https://doi.org/10.1111/scs.12270

Rogers, C. H., Floyd, F. J., Seltzer, M. M., Greenberg, J., & Hong, J. (2008). Long-term effects of the death of a child on parents' adjustment in midlife. J Fam Psychol, 22(2), 203-211. https://doi.org/10.1037/0893-3200.22.2.203

Zhang, H., Shang, Z., Wu, L., Sun, Z., Zhang, F., Sun, L., Zhou, Y., Wang, Y., & Liu, W. (2020). Prolonged grief disorder in Chinese Shidu parents who have lost their only child. Eur J Psychotraumatol, 11(1), 1726071. https://doi.org/10.1080/20008198.2020.1726071

Zhou, N., Wen, J., Stelzer, E. M., Killikelly, C., Yu, W., Xu, X., Shi, G., Luo, H., Wang, J., & Maercker, A. (2020). Prevalence and associated factors of prolonged grief disorder in Chinese parents bereaved by losing their only child. Psychiatry Res, 284, 112766. https://doi.org/10.1016/j.psychres.2020.112766

周宁宁. (2020). 失独父母的同命人支持对哀伤反应的作用. (北京师范大学)

策 划：刘祥宇
撰 稿：申新兰
编 辑：李宇昕
美 编：何文宣

作者介绍
陈子源

茫茫人海中，你是如何找到并最终决定和“那个ta”步入婚姻的殿堂？关于这个问题，Murstein在1970年就进行了研究，他提出了刺激-价值观-角色（stimulus-value-role）的三阶段婚姻选择模型，指出在婚恋自由的背景下，人们在正式选择进入婚姻前至少会经过三个选择匹配阶段。

阶段1：“一见钟情”

根据Murstein (1970)的模型，第一阶段是“刺激信息”匹配阶段。“刺激信息”也就是不需要通过深入接触和了解即可获得的对于一个人的基本认识，比如最直观的外貌、声音，又或者是社会地位。

这些信息形成了我们对一个人的初始判断，也综合构建了ta对我们的初始吸引力。其中，经常被关注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颜值”，在心理学研究中，也可以称为外表吸引力（physical attractiveness）。那么，像“颜值”这样的刺激信息，在关系的最初阶段，究竟会起到多重要的作用呢？

Luo和Zhang (2009)通过一项速配（speed dating）研究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探讨，在这个研究中，每一次实验最多有10名男性和10名女性参加，两两进行组合约会，每对组合的约会时间为5分钟，5分钟后，实验人员会按铃，男生则移动到下一个位置与另一位女生开始约会，直到所有组合完成约会。

实验结束后，参与者会评估对每一位约会对象的感受和看法，以反映对方对自己的吸引力（attraction）。实验结束后，研究者对一系列个人特征信息（包括基本人口学信息、外表吸引力、政治态度、个人价值观、个人兴趣、大五人格、情感、自尊以及成人依恋等等）对吸引力的影响作用进行评估。结果发现：无论对于男性还是女性，“颜值”都是对吸引力最具预测作用的因素。

图源 | seattletimes

不可否认的是，这些具有“高刺激性特征”的人在婚恋市场确实是很“抢手”的存在。毕竟，人类大抵是有些共同的世俗欲望（我要求也不高，不过就是希望ta长得好看，身材好，有稳定的工作，不菲的收入……就够了）。但这类人始终是少数，无法满足大部分人的需要。

因此，在实际的关系建立过程中，Murstein (1970)指出还有两个因素也需要考虑，一个是对自己的评估，还有就是对“社会交换”的综合考量。简单来说，就是还需要“掂量掂量”自己，并综合考量在追求配偶的时候，自身所拥有的资源，所需要付出的代价，以及对方可能带来的利益和潜在风险。

基于这样的综合评估，在刺激特征上具有相似性的伴侣，更可能会进入关系的下一个阶段。

阶段2：“相谈甚欢”

在经过了阶段1的相互吸引后，两个人开始进入下一阶段，开始产生更多生活中的交集和互动。在互动中，我们开始对对方“皮囊”下的“灵魂”有了初步的了解。在阶段1，可能在强大的“五官”吸引下，“三观”可以暂时放下，但是随着交往程度的加深，“三观”的一致开始更多地决定一段关系的走向。McNulty和Neff 等人(2008)的研究发现，对于新婚夫妻而言，外表吸引力已经不再是关系质量的正向预测因子。

因此Murstein (1970)指出，在第二个阶段中，具有更积极的关系进展的情侣，他们的价值观一致性更强。相似的观点，一致的看法，往往会成为一段关系发展的催化剂，在这个过程中，亲密度也不断提高。

这可能是因为观点本身就很带有主观色彩，反映了个体的自我概念，不一致可能会导致被拒绝的感觉，而相似价值观的伴侣的存在则可能会强化自我概念，带来更多正性的体验。并且观点上的相似也会给人带来相互喜欢的感觉。

阶段3：“成为我们”

随着交往的进一步深入，就来到了婚前选择的最后一个阶段——角色（role）。这就涉及到了更深层次的部分，比如人格。不同于前两个阶段强调的是伴侣间的相似性，这一阶段更多强调的是兼容性。因为婚后的两个人将成为一个紧密相连的系统，共同去应对所需要面临的任务和挑战。比如，如果有一方是事业型，一方是家庭型，并且二者都比较满意自己的家庭角色，那么二者的角色是匹配的，他们更可能顺利地进入婚姻，但是如果两个人都是事业型或者都是家庭型，则可能会给关系的进展带来很多困难。

此外，尽管Murstein (1970)的这一模型针对的是婚前的选择阶段，但也指出婚前对于角色的了解可能是不充分的，因为没有机会去体验真正的婚姻角色，而且人们在婚前也更可能展现出社会期许的一面而不是最真实的自我。因此，角色匹配及其对关系的影响可能是伴随婚姻全程的。

根据家庭生命周期理论，不同阶段的夫妻所面临的任务和婚姻目标是不同的，因此对于双方的角色要求也不同。比如有研究发现，不同于新婚夫妻，中年夫妻在尽责性和外向性上的相似不利于婚姻关系(Shiota & Levenson, 2007)，这可能是因为这一阶段需要面临很多事务型任务，比如孩子养育、老人赡养等，相似性可能不利于任务的分配。

与之相反，对于新婚夫妻而言，相似性则可能更多地促进亲密感的形成。总之，对于已婚夫妻而言，角色匹配可能是婚姻全程中都需要关注的一个问题，结合不同阶段所面临的任务进行适当的调整，或许有助于双方的婚姻关系。

看到这里，大家觉得这和我们传统观念里常说的“始于颜值，陷于才华，忠于人品”有什么同或不同的点么？大家又是如何在茫茫人海中遇见自己的人生伴侣呢，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分享出独属于你们的“相遇”~

参考文献

Luo, S. and G. Zhang (2009). What leads to romantic attraction: similarity, reciprocity, security, or beauty? Evidence from a speed-dating study. J Pers, 77(4), 933-964.

McNulty, J. K., et al. (2008). Beyond initial attraction: physical attractiveness in newlywed marriage. J Fam Psychol, 22(1), 135-143.

Murstein, B. I. (1970). Stimulus. Value. Role: A theory of marital choice.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the Family, 465-481.

Shiota, M. N. and R. W. Levenson (2007). "Birds of a feather don't always fly farthest: Similarity in big five personality predicts more negative marital satisfaction trajectories in long-term marriages." Psychology and Aging, 22(4), 666-675.

策 划：安 伟
撰 稿：陈子源
编 辑：李宇昕
美 编：杨婉婷

作者介绍
张宏宇

之前有一个朋友，当她向我描述自己发现男友出轨时，她说，“得知真相的那一刻，我死了”。被出轨带给人的情绪是如此强烈，旁观者感受到的恐怕不及当事人的十分之一。

有的人说，那种感觉犹如缺氧，是窒息，是心跳开始加快，鼻翼扩张，呼吸急促，是四肢开始控制不住的冰冷、颤抖、出汗，是双脚踩空，是大脑发木，是灵魂保护的抽离。

出轨带给我们的伤害如此之大，以至于有读者发来私信问我们，心理学有没有什么研究说明哪些情况下人的出轨概率会变高？

由此，笔者查阅了相关的文献，为大家整理了下面这些内容：

1.男人比女人更容易出轨吗？

大量研究证明性别是出轨行为的重要影响因素之一。过往主流文献认为男性比女性更可能出轨，例如，进化论提出了出轨会增加男性的遗传成功率的说法(Buss, 1994)，还有研究表明男性比女性更容易将爱情和性分离出来。

过去这些研究都加深了男性比女性更容易出轨的刻板印象。但是，近年越来越多的研究证明婚姻出轨率的性别差异正在逐渐缩小，尤其是45岁以下男女出轨率没有太大差别(Atkins DC, 2001)。甚至还有研究表示，当女性在婚姻恋爱关系中感到不快乐时，比男性更容易出轨(Brand RJ, 2007)。

因而，男性未必比女性更容易出轨，不同情况下可能会有不同的结果。

2.具有哪些心理特征的人更容易出轨？

1)自我价值感低的人可能更容易出轨

这类人很难从心底对自己有好的评价，觉得自己很差劲，甚至认为自己一无是处。这种低自尊的状态，使他们无法从自我内部获得价值感，而是极度依靠外界的评价和认可，比如执着于获得同事、领导、伴侣的认可。

就像《三十而已》中的渣男许幻山从同龄人和妻子身上获得不了想要的认可，但是在第三者林有有身上感到到自己被仰望崇拜，于是就在明知出轨不耻之下也放肆品尝禁果。

(图源：网络)

2)过度自恋的人可能更容易出轨

过度自恋的人常常认为自己魅力超群，会十分自信笃定的认为，这个世界上没有其他同性能竞争得过自己，异性都会折服于他们的光芒下。

为了证实这样的信念，他们就需要不仅一个的伴侣仰望自己、爱恋自己来证明自己的无限魅力。即便是面对已婚的人，他们也毫不在乎，甚至认为对方的婚姻一定有问题，其伴侣给不了幸福，只有自己是最优的选择。

3)神经质个体可能更容易出轨

神经质的人往往胆小怯懦、多愁善感，在感情中容易放弃承诺，由于难以信任伴侣从而更容易出轨。这点在依恋研究中也被证实，不安全依恋个体会比安全依恋出轨率更高(Whisman MA,2007)。

相反，伴侣双方都是认真坦诚且不太神经质的人，出轨风险会显著降低(Schimit, 2004)。

3.有过出轨经历的人更容易出轨吗？

确实如此。曾经出轨过的人比从未出轨过的人更容易出轨，正如那句俗话所说的，“出轨只有零次和无数次”。不仅如此，Weiser学者指出，与那些父母从未出轨的人相比，原生家庭中的父母曾经有过出轨行为的个体会有双倍的出轨率。

除此之外，酗酒、婚前性伙伴数量过多、对性持放任随意的态度的人，更容易在没有承诺或爱的情况下进行性行为，这些都是容易发生出轨行为的原因。

4.引发出轨最重要的原因是什么？

以上提到的一些因素，仅仅是某种可能，具备上述那些特点的人也未必一定会出轨。相比较上面那些，另一个重要的原因更需要引起我们的注意，那便是你对这段亲密关系的满意度。

通俗来说，如果你觉得自己的需求没有在恋爱婚姻中得到满足，比如认为伴侣不够爱自己、不支持自己，或是性需求没有得到满足，那出轨的概率就会提高。正如现实生活中很多的人，当他们对婚姻或爱情不满意时，就更容易往底线外试探，尝试出轨，甚至，他们会将婚姻的不满意作为他们出轨的理由。

在一项跨越17年的研究中,出轨既是婚姻痛苦的结果,也是婚姻痛苦的原因(Previti, 2004)。当婚恋中的一方出轨，必然引发亲密关系的最大危机，反过来让婚姻和感情更加痛苦。

(图源：网络)

在了解了出轨的原因之后，很多人会好奇如果经历被出轨应该怎么处理呢？笔者准备了几条tips：

01

自我关怀，允许“脆弱”。出轨对情绪等各方面都会造成巨大的伤害，遭遇出轨后，请及时关注和处理自己不良的情绪体验。接纳悲伤愤怒的自己，合理宣泄自己的负面情绪会更有利于走出阴霾。

02

重新评估恋爱或婚姻阶段。结合自己和伴侣的观念评估后续维系关系的可能性，充分考量经历过出轨这场暴风雨后两人之间的信任基础，做出选择。

03

寻求心理咨询。伴侣咨询的案例主题中半数涉及到出轨，大量文献证明了心理咨询对缓解出轨带来的创伤有着显著的疗愈效果。值得注意的是，通常情况下，在进行出轨主题的伴侣咨询前，要求出轨方结束与第三方的关系才能后续进行有效干预以长久维持咨询效果。

参考文献

Fincham, & May, R. W. (2017). Infidelity in romantic relationships. Current Opinion in Psychology, 13, 70–74. https://doi.org/10.1016/j.copsyc.2016.03.008

WEISER, & WEIGEL, D. J. (2017). Exploring intergenerational patterns of infidelity. Personal Relationships, 24(4), 933–952. https://doi.org/10.1111/pere.12222

Blow, & Hartnett, K. (2005). INFIDELITY IN COMMITTED RELATI0NSHIPS II: A SUBSTANTIVE REVIEW. Journal of Marital and Family Therapy, 31(2), 217–233. https://doi.org/10.1111/j.1752-0606.2005.tb01556.x

Warach, & Josephs, L. (2021). The aftershocks of infidelity: a review of infidelity-based attachment trauma. Sexual and Relationship Therapy, 36(1), 68–90. https://doi.org/10.1080/14681994.2019.1577961

Shackelford, & Buss, D. M. (1997). Cues to Infidelity. Personality &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 Journal of the Society for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23(10), 1034–1045. https://doi.org/10.1177/01461672972310004

Leeker, & Carlozzi, A. (2014). Effects of Sex, Sexual Orientation, Infidelity Expectations, and Love on Distress related to Emotional and Sexual Infidelity. Journal of Marital and Family Therapy, 40(1), 68–91. https://doi.org/10.1111/j.1752-0606.2012.00331.x

Ghochani, Safarian Toosi, M., & Khoynezhad, G. (2021). Investigation of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Combined Couple Therapy for Couples on the Improvement of Intimacy and PTSD.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Family Therapy, 49(3), 299–320. https://doi.org/10.1080/01926187.2020.1813657

Rachman. (2010). Betrayal: A psychological analysis. Behaviour Research and Therapy, 48(4), 304–311. https://doi.org/10.1016/j.brat.2009.12.002

策 划：刘祥宇
撰 稿：张宏宇
编 辑：李宇昕
美 编：郭雨馨

作者介绍
郑庆广

古语有云：“打江山易，守江山难。”在亲密关系方面，同样适用。一段亲密关系从埋下种子到生根发芽，懵懂暧昧期的每一分每一秒都令人小鹿乱撞；从枝繁叶茂到开花结果，蜜月热恋期的情侣们也都曾立下海誓山盟。然而，当这股激情退去之后，又有多少朵感情之花霎时失去了赖以生存的水分，转眼间就枯萎凋零。

到底怎样才能让亲密关系源远流长？其实，不止是你，心理学家们也想知道问题的答案。列夫·托尔斯泰说过，“幸福的家庭都是相同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为了探求一段好的亲密关系到底有没有共性特点，怎样才能有效提升一段亲密关系的质量，快来看看我们的心理学家们为此都做了什么。

Part 01
研究做了什么？

当我们在生活中遇到一个问题不知道该怎么解决的时候，我们总会想到可以参考一下身边的同学、朋友或者七大姑八大姨是怎么做的——面对着怎样才能提高亲密关系质量这个学术问题，研究者们的思路也是相似的：来自不同国家、不同大学的86名研究者拿出了他们所拥有的总共43个研究的数据库。

这些数据库中总共包含了来自多达11196对情侣或者夫妻的测验数据，合计共有2413种通过测验得到的变量(在这里可以简单理解为变量是指与我们的研究主题有关的影响因素)。

在这两千多种变量中，研究者首先按照同领域内其他研究的惯例，从中提取出两个变量作为衡量亲密关系质量这一概念的指标，它们分别是关系满意度(relationship satisfaction)和承诺(commitment)。

对于其余的所有变量，研究者把它们分成了两种类型：一种是用来描述一个人本身的各种心理特质的变量，我们称之为个体差异变量(individual difference variables)，例如一个人的焦虑水平、抑郁水平、共情能力，等等；而另一种则是用来描述一段关系所具有的特征的变量，我们称之为关系特征变量(relationship-specific variables)，例如两人之间的冲突程度、沟通方式、性满意度，等等。

接下来研究的核心就在于如何建立预测模型，从统计的角度检验上述的个体差异变量以及关系特征变量(我们称之为预测变量),对于被视作亲密关系质量的指标的关系满意度以及承诺两个变量(我们称之为因变量)的预测效果——也就是说：我们现在要做一个模型，这个模型可以让我们知道个体差异变量和关系特征变量对亲密关系质量(以关系满意度和承诺作为衡量指标)的影响是啥样的。

考虑到篇幅有限，我们在此只介绍一下研究者所做的最主要的预测分析。

结合上文提到过的预测变量可以分成个体差异变量和关系特征变量两类，而数据库中的所有变量都是针对情侣或夫妻双方进行测验得到的结果，也就是说，每个变量都有自我报告(actor-report)和伴侣报告(partner-report)两个版本(比方说，小A和小B一对夫妻一起填写了焦虑水平问卷，那么对于小A来说，自己填写的问卷结果就是自我报告版本的焦虑变量，小B填写的问卷结果就是伴侣报告版本的焦虑变量)。

那么，预测变量实际上可以划分为四类：

a) 自我报告的个体差异变量；
b) 伴侣报告的个体差异变量；
c) 自我报告的关系特征变量；
d) 伴侣报告的关系特征变量。

基于这四类，研究者又进一步组合，得到了额外的三种变量的集合：

e) 全部个体差异变量(a与b合并)；
f) 全部关系特征变量(c与d合并)；
g) 全部变量(e与f合并)。

于是，研究者以a~g这七种不同的变量组合分别作为预测变量，以关系满意度和承诺分别作为因变量，进行了预测模型的建构，以检验这七种不同的预测变量组合各自的预测效果。

Part 02
研究发现了什么？

分析发现，当以关系满意度为因变量时，使用不同组合预测变量的预测模型的解释率非常不同（解释率是指用于衡量一个模型中的预测变量能够多大程度上预测因变量的统计学指标，解释率越高，说明模型的预测效果越好）。

具体来说：

以自我报告的个体差异变量为预测变量时，解释率为19%；
以伴侣报告的个体差异变量为预测变量时，解释率为5%；
以全部个体差异变量为预测变量时，解释率为21%；
以自我报告的关系特征变量为预测变量时，解释率为45%；
以伴侣报告的关系特征变量为预测变量时，解释率为15%；
以全部关系特征变量为预测变量时，解释率为46%；
以全部变量为预测变量时，解释率为44%。

从整体上观察解释率的变化，我们可以发现以自我报告的变量为预测变量的解释率要远高于以相应的伴侣报告的变量为预测变量的解释率，其差距甚至高达3-4倍。此外，以关系特征变量为预测变量的解释率也明显高于以个体差异变量为预测变量的解释率。

这些发现可能也比较符合我们对亲密关系的普遍认知：自身的特质和心理感受更能影响自己所体验到的亲密关系质量，以及一段关系中涉及到互动双方的特征比仅涉及到一方的个体特质对于亲密关系质量更加重要。

结果中值得注意的一点在于，以自我报告的关系特征变量为预测变量的解释率达到了45%，且如果再在预测模型中加入伴侣报告的关系特征变量(也即构成了全部的关系特征变量)或再进一步加入个体差异变量(也即构成全部变量)，解释率都几乎没有发生变化。

这说明，自我报告的关系特征变量很可能蕴含了远多于其余几种类型的变量的信息，以至于即便将其余几种变量都加入自我报告的关系特征变量的预测模型之中，也不能提供更多的新信息以供预测。换句话说，自我所感受到的关系特征，对于亲密关系质量有十分重要的影响。

而当以承诺为因变量时，使用不同组合预测变量的预测模型的解释率也很有差异。不难发现，使用不同预测变量组合带来的解释率变化的大致情况与以关系满意度为因变量时十分类似，不过整体上各个解释率的数值均略有降低。

具体来说：

以自我报告的个体差异变量为预测变量时，解释率为16%；
以伴侣报告的个体差异变量为预测变量时，解释率为4%；
以全部个体差异变量为预测变量时，解释率为17%；
以自我报告的关系特征变量为预测变量时，解释率为35%；
以伴侣报告的关系特征变量为预测变量时，解释率为11%；
以全部关系特征变量为预测变量时，解释率为36%；
以全部变量为预测变量时，解释率为34%。

进一步地，研究者审视了在关系特征变量和个体差异变量这两类变量中，具体哪些变量在上述预测的过程中表现更好，并进行排序，分别筛选出了预测表现最佳的前五名关系特征变量和前五名个体差异变量。

前五名关系特征变量分别为：

1) 感知到的伴侣承诺(perceived partner commitment)
2）欣赏(appreciation)
3）性满意度(sexual satisfaction)
4) 感知到的伴侣满意度(perceived partner satisfaction)
5) 冲突(conflict)

前五名个体差异变量分别为：

1）对生活的满意度(satisfaction with life)
2）消极情绪(negative affect)
3）抑郁(depression)
4）依恋焦虑(attachment anxiety)
5）依恋回避(attachment avoidance)

Part 03
研究说明了什么？

什么因素决定了你和你的另一半之间的满意度和忠诚度？怎样才能有效提升你们之间的亲密关系质量？

研究的结果表明，消极情绪和抑郁的情绪体验以及不安全的依恋风格和依恋类型等等确实都有可能是一段亲密关系之中的风险因素——但是，如果你恰巧正在经历这些消极的因素，也不必太过于为此而感到悲观——如果能努力从例如欣赏、性满意度以及减少冲突等角度去努力建设和发展亲密关系，就能够有效地减轻这些风险因素的负面影响。

总而言之，个体自己对于所处亲密关系的特征的感知和认识，对亲密关系质量的高低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

——那么，读到这里的你，有没有信心去更好地经营你和ta的亲密关系呢？

参考文献

Joel, S., Eastwick, P. W., Allison, C. J., Arriaga, X. B., Baker, Z. G., Bar-Kalifa, E., ... & Wolf, S. (2020). Machine learning uncovers the most robust self-report predictors of relationship quality across 43 longitudinal couples studies.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117(32), 19061-19071.

策 划：刘祥宇
撰 稿：郑庆广
编 辑：李宇昕
美 编：杨婉婷

作者介绍:李宇昕 安 伟

当今时代，随着经济格局的变化和社会产业的调整，竞争开始加剧，越来越多的女性开始投入到职场中来,这就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女性对于家庭生活的投入，而相应地男性也比以往较多地卷入了家庭角色。

现实生活中的绝大多数人都面临工作家庭冲突的问题，如何平衡好工作和家庭几乎是每一对夫妻都需要解决的世纪难题。

很多人都非常羡慕把工作和家庭都安排得井井有条的人，但在现实生活中这样的人真的存在吗？

著名演员马伊琍就曾在采访中多次被问到这个问题。对此，她发微博说道：“每次采访必被问到‘作为一名女演员和两个孩子的妈妈，你是如何平衡好你的事业和家庭？’特别想知道这个问题是专为女人们设计的吗？下次也请问问男演员们，好想知道他们的答案是什么。”并明确表示不能平衡。

（图源网络）

Part.01 什么是工作家庭冲突

20世纪五、六十年代，Greenhaus和Beutell提出了工作-家庭冲突的概念，并指出工作家庭冲突是由于工作角色和家庭角色对个体的要求不相容而产生的一种角色间的冲突。Frone等人指出, 工作家庭冲突具有双向性,分为工作-家庭冲突 (work-to-family conflict, WFC)和家庭-工作冲突 (family-to-work conflict, FWC)。

工作-家庭冲突是指工作领域的要求对家庭方面的需求产生阻碍,比如说：

你在单位忙碌了一天，挤了好久的地铁或者公共汽车拖着疲惫的身躯回到家，看到TA已经在家,蛮以为TA会做好了饭菜等着你回来吃，结果没有想到，TA开口就是：“家里没菜了，你咋没有顺道买点菜回来？晚上吃啥啊？”听到这话，你内心一股无名之火就开始往上涌……

家庭-工作冲突是指家庭领域的要求对工作方面的需求产生阻碍,比如说：

早上起来，单位有个重要的会等着你去汇报，你着急出门上班。这个时候，听见你的爱人说，“我今天要去见个重要的客户，我没有时间送孩子了，你去送一下孩子。”然后头也不回地就离开了家。

Part.02 工作家庭冲突对婚姻的影响

有研究表明，超过50%的员工存在对工作与生活的界限模糊不清的状况。目前国内外的诸多学者对这一话题进行了广泛的关注和研究。

李超平（2003）通过对医护人员的研究发现，工作家庭冲突与其职业倦怠呈显著正相关。也就是说当医护人员感知到的工作家庭冲突越高，Ta们越容易对工作失去热情，丧失工作兴趣，面对工作感到疲乏、倦怠。

郑颖娴等（2015）通过对北京市228对新婚夫妻的研究表明：夫妻的工作对家庭的冲突都高于家庭对工作的冲突，夫妻感知到的工作压力更大，工作的要求对家庭方面的需求产生了更多的影响。并且工作家庭冲突对婚姻质量有消极的影响(刘浈, 方晓义, 兰菁, 琚晓燕, 郑颖娴, 2020)。

Frone（2000）等研究发现，长时间的工作家庭冲突会促使人们出现抑郁情绪、压力过大，并导致其生理健康水平下降等负面影响。另外，Lallukka（2010）的研究发现工作家庭冲突和个体不健康的生活习惯高度相关，也就是说人们经历的工作家庭冲突越高，通常这些人的生活方式越是不健康，比如说吸烟、酗酒等。

综上所述，工作家庭冲突对于人们的工作和家庭带去了诸多的消极影响，甚至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导致遭遇高工作家庭冲突的个体身体健康水平下降，并造成情绪情感方面的困扰和压力。

如何缓解或消除双职工家庭中由工作家庭冲突所带来的对其婚姻的不良影响，我们可以试试下面的方法。

Part.03 如何减少工作家庭冲突对婚姻造成的负面影响

01 给自己时间缓解压力

首先，我们要意识到，如果你回到家中因伴侣做的某些事而突然发怒，这可能是由于你在今天的工作中积累了一些情绪。同样，如果你的伴侣阴沉着脸回家，带着怒气回答你问的“怎么了？”，你也要意识到，TA可能刚刚经历了一些糟糕的事情。对此，双方可以设置一个防止事态恶化的暗语或者和对方约定类似的事情发生的时候，半小时后再沟通。

想要长久的解决类似的问题，这里有一个绝妙的建议：夫妻可以安排每周周末的下午是一个抱怨的时间，在这个下午，双方可以任意选择舒服的姿势窝在沙发里，抱怨最近发生的任何的麻烦，并设置一些共同遵守的规则，比如：

1. 认真听对方说话、不打断
2. 不对对方作出对错的评价
3. 不对对方的表述作出评判
4. 结束时候给对方一个拥抱

02 及时地给予伴侣支持

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将夫妻支持看作是婚姻关系的重要预测指标 (Conger，Rueter，& Elder，1999；Pasch & Bradbu，1998)。夫妻支持，是指在婚姻关系中发生的，能够使对方获得帮助，感受到被关爱、被肯定、被重视的支持性行为，包括情感支持 、自尊支持 、信息支持和工具性支持 (Cobb，1976；Wills，et al.，2000)。

01情感支持

当你的伴侣向你抱怨工作的不顺，千万不要敷衍回复TA“没事，大家都这样”或者“要不就辞职吧。”这种“不走心的关心”和“乱指挥”不会让对方更好一些，反而让TA更加难过。或许“发生了什么，和我说说，我们一起看看怎么办”会让对方感到更多支持的力量，亲亲、抱抱会让TA感觉到你愿意和TA一起分担。

02自尊支持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优势和劣势。有的伴侣会嘲笑对方的短处，或者事事逞强显示自己的优越，泼冷水、贬低、指责成了夫妻之间最擅长的互动，谈何收获幸福的婚姻呢？每个人都有尊严，维护对方的尊严，增强对方的自信，多给予对方肯定和鼓励，婚姻也会更美满。

03信息支持

帮助伴侣收集工作方面相关的信息，为对方规划一些清单攻略，给出一些建议，这都是给予对方的信息支持，但需要注意的是，这些建议和信息要在对方愿意接受和提出需求的前提下给予，并且要适度和适当，而非以指示和命令的方式。

04工具性支持

当对方遇到困难时，我们可以为对方提供实质上物质、经济的支持或者是知识、技能、方法上的援助，帮助TA解决问题。

03 发现积极的应对方式

研究发现，积极应对方式有助于提高婚姻满意度，而消极应对方式则有损于婚姻满意度。工作家庭冲突与个体的消极应对方式呈正相关，与积极应对方式呈负相关。运用积极的应对方式可以在某种程度上缓解工作家庭冲突。

比如说，家庭中家务活儿一定是两个人的事情，而不是妻子或者丈夫一方的责任。面对不做家务的丈夫，妻子采取指责、抱怨的方法只会让丈夫更加远离厨房、甚至影响两个人的感情；遇上不擅长做家务的妻子，丈夫的嘲笑也不会使得妻子更熟识家务。

这个时候积极的应对方式是一起面对、共同商议。比如说两个人要商量着对家务做适当分工，一起分担家务工作，想办法解决这个难题。另外，在其中一方无法平衡工作和家务活儿时，要告诉配偶，寻求支持和帮助。在两个人实在没有办法更好承担家务的时候，学会向外求助，比如说请一个钟点工。

04 降低对自己和他人的期望

工作家庭冲突的研究很大程度上建立在角色理论的基础之上(Kahn，Wolfe，Quinn，Snoek，＆Rosenthal，1964；Katz& Kahn，1978)。Kahn和Quinn(1970)认为：某种角色包括哪些内容和要求既和他人的期望有关，也和承担这个角色的人自己的价值观相关。

有的人总是期望自己同时把工作和家庭都能兼顾的很好，各方面事情处理完美，可以很好的扮演多种社会角色。但现实往往很难达到，反而让我们陷入焦虑、无力、自责当中。因此，我们可以接受自己并不是无所不能的，接受自己的局限和不完美，降低对自己和他人的期望，在自己能力范围内，尽力承担起工作和家庭的责任就好。

最后，我们还发现有一些国家和地区为了应对工作家庭冲突已经率先作出了一系列举措，从法律条规的角度给职工的话语权注入能量，以便更好地保障职员的家庭生活。

比如法国新劳动法规定“晚上6点后到早上9点之前的非正常工作时间，公司将不允许向员工发送邮件，也不可以向员工打电话”；而荷兰老板对付员工加班的办法更是一绝，可能你正在伏案工作，然后你的办公桌突然间开始上升，你怎么够都够不着……

人生很难两全其美，工作和家庭的冲突难以避免，冲突本身并不是幸福婚姻的杀手，了解它、战胜它，维系长久的幸福婚姻，需要夫妻双方协商合作，共同承担责任，才能奏出和谐乐章。

参考文献
李超平, 时勘, 罗正学(2003)等. 医护人员工作家庭冲突与工作倦 怠的关系 [J]. 中国心理卫生杂志, (12):7-9.
薛梦雅. (2020). 工作家庭冲突与婚姻质量的关系： 应对方式的中介作用. 北京师范大学.
翟方钰(2018). 工作—家庭冲突研究综述[J].商学院, (04):115-120.
郑颖娴, 肖佳莹, 李晓敏, 兰菁, 琚晓燕, 方晓义. (2015). 新婚夫妻工作家庭冲突对婚姻质量的预测作用. Chinese Journal of Clinical Psychology, 23(6), 1070–1074.
侯娟, 方晓义. (2015). 婚姻压力与婚姻质量：婚姻承诺和夫妻支持的调节作用. 心理与行为研究, 13(1), 87–98.
刘浈, 方晓义, 兰菁, 琚晓燕, 郑颖娴. (2020).工作家庭冲突对婚姻质量的即时和长时效应：配偶支持的中介作用. Chinese Journal of Clinical Psychology, 28(5) ,954-959.
丁秀玲. “高校教师工作-家庭冲突与应对方式.” 重庆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5, no. 4 (2011): 15–20.
Conger, Rueter, M. A., & Elder, G. H. (1999). Couple Resilience to Economic Pressure.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76(1), 54–71.
Cobb, Sidney. “Social Support as a Moderator of Life Stress.” Psychosomatic medicine 38, no. 5 (1976): 300–314.
Frone,M.R., (2000). Work family conflict and employee psychiatric disorders: The National Co morbidity Study. 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 85:888-895.
Kahn，R. L．,Wolfe，D. M．，Quinn，R．，Snoek，J. D．，&Rosenthal，R. A．(1964)．Organizational stress．New York：Wiley．
Katz, D., & Kahn, R. (1978). The social psychology of organizations(2nded.). New York: John Wiley & Sons.

策 划：方晓义
撰 稿：李宇昕 安 伟
编 辑：李宇昕
美 编：杨婉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