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师大中国婚姻家庭研究小组
我们隶属于北京师范大学发展心理研究院，专注于中国婚姻与家庭研究，致力于将实用有趣的学术成果分享给大家。
本期作者
石佳霖
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部2018级本科生

“我妈下周要过来长住，给咱们做家务”、“以前都是我爸妈帮我弄的”、“我妈说上次咱们吵架就是你的错，你得听她的”……
“亲爱的没有你我就活不下去！我不能没有你……”
“你要我怎样都可以，我都可以改……”

上面的对话你是否熟悉？在你与伴侣间或是在身边的人当中有没有出现过呢？人们常困扰的另一半“过于黏人”、“妈宝”、“不独立”，可能是由于他们自我分化水平较低造成的。

什么是自我分化

在莫雷.鲍恩(Murry Bowen)的跨代家庭治疗理论中，他认为人们的关系是由个性(Individuality)和归属(Togetherness)这两种互相平衡的生命力量所驱动的，我们每个人都既需要陪伴，也需要独立。而如何协调这两种力量、让我们独立的同时体会到亲密，以及平衡理智与情感，取决于鲍恩理论中的核心概念——自我分化。自我分化(differentiation of self)是一种区分情绪与理智，并且将自我独立于他人的能力，我们可以从两个层面进行定义：内心层面和人际关系层面。

在内心层面，自我分化指个体使情绪与思想分离的能力，自我分化水平较高的个体能够根据理性的判断来弹性运用情感和理智，例如在遇到问题时能将事件与情感分离开，冷静而独立地思考而不被紧张的情绪所左右。

在人际关系层面，自我分化指个体在与重要他人的亲密关系中，能够维持个人的独立和坚定的自我信念，不会丧失自我而去迎合对方，也不会过度卷入对方、将对方的事当作自己的事。而这两层含义之间的关系，个体内心层面的分化程度决定了其人际关系层面的分化状况，因为无法区分理智和情感的人，只能依据外界变化做出情绪反应，与他人毫无界线，完全融合在一起，或者与他人冷漠、疏离，形成情感上的阻断。

自我分化水平较低的表现

首先，自我分化水平较低的个体因为不能较好地分离情感与理智，因此很容易情绪化、失去自我控制，难以客观冷静地看待事物，可能总是因为激烈的情绪与冲动做出不理智的决定。其次，由于无法分离自我与他人，自我分化水平低的人在人际关系中可能会出现两种极端的状态：情感隔离或情感缠结。前者是一种刻意的疏离，回避与他人产生联系，也很难获得归属感，他们会否认关系的重要性以减轻自己的焦虑。后者则是与他人过度纠缠的状态，在面对父母、伴侣等重要他人时，自我分化程度较低的人在关系中没有边界，他们的情绪每时每刻都受到他人的影响，分不清是自己还是他人的情绪。在这种缠结的状态中，他们可能会过度迎合他人以求关系的维持，或是强迫他人和自己保持一致。

当自我分化较低的问题体现在婚姻当中，主要有两种具体表现。第一种就是与原生家庭的无法分离，在新组成的家庭生活当中，无法脱离原生家庭，或是经常受到来自原生家庭的影响。例如电视剧《三十而已》里的钟晓芹，在与丈夫的矛盾当中，她被指责“就是个没长大的孩子”，她的母亲经常来到她和丈夫的家里做饭、洗衣服，分担本来应该是她作为妻子的家庭责任。在与丈夫的争吵中，钟晓芹始终不明白：“我妈来给我们做饭有什么问题？”又如同《都挺好》的苏明成，受到母亲的宠爱，在经济上和情感上都无比依赖母亲，让他的妻子抱怨“就是个妈宝”。第二种表现就是与伴侣之间的过度依赖、过度缠结。许多人在亲密关系中会失去自我，生活全部围绕着另一半。而当对方感到喘不过气，想要离开时，他们又会反应过度，甚至采用极端、过激的方式以挽留对方，“一哭二闹三上吊”、表现出“我不能没有你，没有你我就活不了”的语言和行为。

（图源网络）

我们可以看到，自我分化较低不利于夫妻关系的发展，同样，也有研究证明，高自我分化个体更能感受到婚姻的幸福感和协调性(Bowen,1988)。那么，这种自我分化是如何发展而来的呢？

鲍恩指出 ，一个人的自我水平发展，离不开其原生家庭，而家庭的其中一个重要功能就是帮助成员个体化，找到自我。因此，原生家庭对于个体自我分化水平的发展格外重要。父母会将其自身的分化水平传递给孩子，父母的分化程度较低，孩子在家庭中也就无法得到较好的自我发展。下面我们一起来看看，自我分化是如何在原生家庭中传递的。

来自原生家庭的自我分化水平

鲍恩的理论指出，两个分化水平不高的人结合而构成的新家庭会不稳定，在问题出现时会带来带过度的情绪反应，产生焦虑。当焦虑增强时，人们会对情绪亲密性有更大的需求，而当这种需求在对方身上得不到满足时，其中一方可能会从家庭中的其他人那里寻求情感上的联结，以得到帮助，这时三个人就形成了“三角关系”。我们在之前的文章《混乱界线导致的“三角关系”丨家庭中的矛盾为什么会越变越复杂？》为大家介绍了这个同样是由鲍恩提出的概念，即“只要两人陷于无法解决的冲突中时，都会自动地卷入第三者，形成一个三角关系”。因此，当原生家庭中的父母因为自我分化水平较低而产生问题时，会选择他们认为最需要关心的孩子，将其卷入到三角关系当中，此时，这个孩子将成为家中最为依赖父母、分化水平最低的一个，与家庭分离的难度最大。

让我们来看一个例子，妻子非常依赖丈夫，自我分化水平比丈夫而言更低一些。妻子总是抱怨得不到足够的关心，导致他们经常发生冲突，而丈夫总是选择回避，疏离妻子。这使得妻子选择将关注转移到孩子身上，以满足自己情感上的需求，进而对孩子产生依赖，甚至出现使孩子配偶化的现象。丈夫在逃避后，缓解了他自己的焦虑，因此他能够接受妻子和孩子的过度卷入，这进一步强化了妻子与孩子间的依赖，以及妻子与丈夫间的疏离。

这就是自我分化水平在家庭中的传递机制，被过度关注的孩子在这种“被需要”下，不能得到较好的成长，例如生活上不能独立、需要照顾，从而促进了家长对孩子的关注，这种循环的模式使得孩子的自我分化没有得到较好的发展。

（图源网络）

如何提高自我分化水平

当我们了解了自我分化水平会在家庭当中传递下去，那么当我们的伴侣或是自身表现出分化较低时，应该怎样去改善呢？

首先，基于家庭治疗的理论，我们从家庭角度来寻找问题的根源是尤为重要的。鲍恩认为，家庭中的自我分化问题是多代传递的，个体可以通过父母的互动模式，以及他们各自原生家庭中的互动模式来探索。当我们发现在自己的原生家庭中出现上述所说的自我分化传递机制、或类似现象时，我们可以改变自己与家人的互动，跳出三角关系以减轻自己对家庭的依赖。而当观察到自己的家庭中存在自我分化较低的行为时，我们可以在与伴侣的相处中，尽可能避免出现同样的表现与互动。

其次，当伴侣指出或是自己发现过度依赖自己的原生家庭，比如在小家庭的生活中经常需要父母的帮助，或是需要他们的介入时，此时要有意识地从原生家庭中分离出来，意识到家庭的界线，更多考虑伴侣的感受，小家的成员解决小家的问题。

从个人角度，要提高自理能力，从生活上独立，例如学习做家务，在离家后努力尝试经济独立，拥有独自生活的能力，减少对伴侣或是对家庭的依赖；接着从精神上独立，锻炼自己独立思考和解决问题，遇到事情首先独立解决而非立即求助。坚定“我值得被尊重”，以及“别人的情绪不是我的错”的信念，在与他人的关系中保持自己的独立性，不盲目讨好、迎合他人的要求，首先满足自己，再满足他人。

最后，就是有孩子的夫妻如何教养，使孩子发展较好的自我分化水平。首先，要坚定家庭界线，避免病态的三角关系形成。父母要与孩子“分离”，发生在夫妻间的矛盾不要寻求孩子评理或是调解矛盾；而在孩子离家后，父母需要重新调整整个家庭的人际距离，不要过度干涉孩子的生活。此外，有研究表明，父母冲突频率越高、强度越大、解决情况越差，孩子的自我分化水平越低(邓林园, 2015)，因此，如何解决冲突、减少冲突对孩子的发展是很重要的。

（图源网络）

愿我们每个人即体会感性又拥有理智，享有亲密又独立，成为最好的自己。

参考文献：

Nichols, M. P. , & Davis, S. . 方晓义婚姻家庭治疗课题组, 译. (2018). 家庭治疗：概念与方法(第11版). 北京L师范大学出版社.
Irene Goldenburg & Herbert Goldenburg. 李正云等,译. (2005).家庭治疗概论(第六版).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Kerr, M., & Bowen, M. (1988). Family evaluation: An approach based on Bowen theory. New York, 235-257.
邓林园. (2015). 父母冲突与大学生恋爱冲突及其解决的关系：大学生自我分化的中介作用. 中国特殊教育,11.
王艳,安芹.(2014).大学生安全感、自我分化和人际关系的关系.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05), 877-880.
黄思思. (2015). 大学生压力知觉、应对方式和自我分化的关系及对抑郁的作用(硕士学位论文, 四川师范大学).
王春荣.(2012).大学生心理逆反与自我分化、心理健康的关系(硕士学位论文,西北师范大学).
吴倩.(2011).自我分化、应对方式及婚姻满意度的关系研究(硕士学位论文,河南大学).

图片来源于网络

撰写丨石佳霖
策划丨侯依依
编辑丨侯依依

北师大中国婚姻家庭研究小组
我们隶属于北京师范大学发展心理研究院，专注于中国婚姻与家庭研究，致力于将实用有趣的学术成果分享给大家。
• 本期作者 •
张寅冰
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部2017级本科生

上高中的时候，我非常害怕数学考试，每周一次的数学考试后我都会哭，一边哭一边恨自己考试时紧张过度导致大脑一片空白，这种对数学考试的巨大恐惧一直持续到上大学。有一天和朋友讨论起这件事，朋友表示自己也很害怕数学，觉得自己数学很差，我的第一反应是：这不是你的错，你已经很努力了，是太紧张导致的错误判断。但回到自己身上，我一直给自己贴着“数学低能儿”的标签，这样是合理的吗？

在加拿大获奖短片《fears》中，人们的恐惧被巧妙地具象化为一只只“小黑”，它们在一些特定时间地点出现，影响着人们的行为。创作者将藏在人们心中的情绪外化，生动展示我们如何与其共存，心理学家迈克·怀特(Michael White)和大卫·爱普斯顿(David Epston)提出的“叙事疗法”中的“问题外化”与创作者的“恐惧外化”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图中黑色的“小怪物”为外化的恐惧情绪，
演讲者被恐惧情绪“打败”）

什么是叙事疗法

叙事疗法由澳大利亚临床心理学家迈克·怀特(Michael White)和新西兰家庭治疗师大卫·爱普斯顿(David Epston)提出，怀特发展出了问题是如何影响人的新理念——将问题视作正作用于人们的东西，而非人们正在做的事情(Nichols等, 2018)。叙事疗法是指咨询师用适当的方式，帮助当事人找出遗漏片段，以唤起当事人改变的内在力量的过程，重新检视生活是叙事心理治疗的关键(沈之菲, 2004)。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人生故事，叙事治疗师认为自己的工作是帮助人们从充满问题的故事中（以及从我们时代偏见的僵化教条中）解放出来，赋予来访者积极主宰自身生活的力量，为新的更具建设性的自我看法开拓空间。他们不是问题解决者，而是关注来访者的天赋与能力，坚定地站在来访者的一边，帮助来访者用自己的力量克服困境(Nichols等, 2018)。

（图源网络）

叙事疗法中的问题外化

问题外化是指将问题与人分开，把贴上标签的人还原，让个体形成积极有力的自我观念。通过外化可以拓宽人们的叙事空间，从而对问题叙事进行解构和重构(沈之菲, 2004; 邓秀平, 2017)。比如对于一个孩子大便失禁的情况，用“卑鄙便便”来指代。通过改变语言描述，我们把这个孩子从“这是个大便失禁的孩子”的身份中解脱出来，问题是“大便失禁”，不是孩子本身，而这个孩子与其家人是对抗这个问题的“战友”(Nichols等, 2018)。

不同于社会对个人的看法，在叙事疗法中，个人不会被认为是具有问题或自己本身就是问题，个人和其家庭都不是问题，问题本身才是问题(Nichols等, 2018)。真正的关注点在问题带给家庭的影响，比如：“由于你和母亲之间的问题，你怎么看你和母亲之间的关系？”、“暴食如何影响你？”……

在进行问题外化时，问题几乎总是被拟人化，它们会被描述为尝试控制人们生活的不受欢迎的侵入物。问题外化能够帮助我们将自己和问题本身分离开来，减少自责，让我们看到自己是可以自主做出选择的，也能让家庭成员看到被问题遮掩的那个更健康的个体(蔡玲燕, 2019; Nichols等, 2018)。

（图源网络）

我们如何将问题外化

1、将问题命名
为了将问题从内部转移到关系中，我们可以用语言把问题变为影响关系的外部因素。具体做法为，将描述问题的句子或形容词变为名词(Carey, 2017)，比如将“你和伴侣之间没有激情的情况，对你们如何看待彼此有什么影响？”，变为“这种‘缺乏火花’的情况，对你们如何看待彼此有什么影响”。
2、展示问题对生活或关系的影响或后果
我们在将问题命名后，可以开始回顾这个问题开始出现的时间，看看它是如何对我们产生影响的(Carey, 2017)。比如课上小组报告前感到非常紧张时，将质问式的“我为什么总是紧张？”和“我这么紧张上台能不出糗吗？”改为“这样的紧张什么时候来到我身边的？”和“紧张对我的影响是什么？”。前者是一种将问题内化的方式，让我们认为自己就是问题来源，而后者则是把自己和紧张分离开，把自己放在了与紧张做斗争的位置上。
3、寻找被问题阻碍的有价值的东西
将问题外化后，我们就能和问题保持一定距离，然后发现被问题掩盖的那些我们认为有价值并且愿意去做的事情。外化不只是关注问题，也可以用在积极的内化品质上(比如尊重或开放的关系)。这些内化也是个人历史和所处文化背景的产物，所以我们通过问问题将他们外化(Carey, 2017)，比如：“这种开放和尊重是如何在这种关系的生活中发展起来的？”、“你是如何做到尊重和开放的?”“每个人都做出了什么贡献？”……

最后说两句

回到本文开头，我在大一经过一番痛苦挣扎后，逐渐与自己对数学考试的紧张“和解”，我开始意识到我的痛苦其实不来源与自己本身，而来源于对考试的过度紧张，我自己则是与紧张作斗争的那一方，将我自己与问题分离开才是合理的做法，于是在期末考试时总算是将所学的大部分知识展示在了卷面上。

（主角与“小黑”和谐相处）

你是否也有困扰自己的问题呢？试着将它外化吧，说不定有意想不到的效果！欢迎在评论区和我们分享~

参考文献：

蔡玲燕. (2019). 重构生命故事:叙事疗法在个案咨询中的运用. 青少年研究与实践, 34(02), 88–91.
沈之菲. (2004). 叙事心理治疗——一种后现代的心理咨询方法. 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
邓秀平. (2017). 问题外化技术在体验式课堂中的应用与探索. 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 6.
Carey, M. (2017). Externalizing in Narrative Therapy with Couples and Families. 收入 J. Lebow, A. Chambers, & D. C. Breunlin (编), Encyclopedia of Couple and Family Therapy (页 1–4). Springer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 https://doi.org/10.1007/978-3-319-15877-8_822-1
Nichols, M. P., Schwartz, R. C., & 方晓义婚姻家庭治疗课题组. (2018). 家庭治疗：概念与方法.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片来源于网络
撰写丨张寅冰
策划丨万 宜
编辑丨万 宜
排版丨杨婉婷

北师大中国婚姻家庭研究小组
我们隶属于北京师范大学发展心理研究院，专注于中国婚姻与家庭研究，致力于将实用有趣的学术成果分享给大家。
• 本期作者 •

徐可心
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部2018级本科生

你没有觉察到的事，就会变成你的命运。——荣格

笔者的一位朋友，隔三差五就会来吐槽自己的伴侣身上有某一种令她难以忍受的缺点，且口中的“缺点”始终是同一个。笔者从最开始的苦口婆心到后来已然逐渐习惯。最后朋友不得不为此分手，彼时已经耳朵生茧的笔者私下里很是松了一口气，但没过多久，同样的抱怨再一次响起了——尽管抱怨的对象已经不再是从前那位。

（图源网络）

想必很多人都有过这样“窒息”的经历，或者自己就是这位朋友。抱怨得多了，倾听者可能会感到很困惑——为什么就是不能好好沟通一下或是吸取教训呢？但其实有时候，当事人自己也是百思不得其解——怎么会又是这样？如果笔者的朋友让你想起了自己的某段经历，今天我们要介绍的“投射认同”的概念，或许可以帮你跳出这个不愉快的循环。

什么是投射认同

投射认同中的 “投射”是指一个人把自己具有的感情、意志、特性等加诸于他人身上，认为其他人有与自己一样的想法、感受等等(瞿佳昌, 邹成锡, 2011)。而投射认同则是指将自己无法接受的某种感情或人格特质投加诸射到于他人身上，并诱导他人以与之相符的特定方式行动或者作出反应的行为模式(Cashdan, 1988)。简单的来说，在投射认同的心理机制下，我们会“诱导“伴侣做出自己讨厌的行为。举个例子，当你因为爱人喜怒无常、乱发脾气而感到忍无可忍的同时，自己可能正在毫无理由地晚归、频繁出现本可以避免的约会迟到或者回避对方“好好谈一谈”的请求来“诱导”对方发脾气。

可能会有人提出质疑，我明明很讨厌ta的这种行为，怎么可能反过来诱导ta这么做呢？

这是因为投射认同属于一种心理防御机制，它源于个体年幼时与亲人的相处，这时的互动模式随着个体长大，会逐渐内化成个体的一部分，并持续影响长大后的人际关系(王文娟, 2015)。换句话讲，这种做法来自于童年的经历，归根结底是为了保护自己。

我们可以回忆一下，自己的童年里是不是有过一个暴躁的爸爸、严厉的妈妈或是自私的姐姐，自己有没有因此而感到恐惧或窘迫过？如果儿时的养育者具有诸如自私这样让儿童感觉恐惧或焦虑的负面品质，儿童不愿意将亲人看作是“坏人”，就只好把自私这种品质单独提取出来，视自私为“万恶之源”，一切自私的人都因此而“变坏”。但孩子往往会在耳濡目染之下与父母越来越像，也形成与其相似的特质。当ta成年后一旦表现出自私的行为，就会因自己也成为“坏人”而感到恐惧和不安。但完全避免一种行为和感受是很难的，特别是这种品质被贴上特殊的标签时，一个人往往会对这种品质更敏感，越怕自己成为“自私的人”，越是容易注意到自己产生的每一点自私的想法，被这种品质所控制(尼克尔斯, 戴维斯著, 方晓义婚姻家庭治疗课题组译, 家庭治疗 概念和方法, 2018)。

这种矛盾情况导致情绪处于夹缝中，不能表现出来也无法避免。但如果这些品质是出现在其他人身上，尤其是在亲密关系中，人们就可以指责对方身上的这些特质或是认为对方更“坏”，从而回避、弱化实际存在于自己身上的这一品质(尼克尔斯, 戴维斯著, 方晓义婚姻家庭治疗课题组译, 家庭治疗概念和方法, 2018)。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人们通过成长中经年累月所习得的对这种品质的应对方式，像操控提线木偶一样诱使对方代替自己表现出自己所压抑着的这些行为。

例如，父亲暴躁的性格导致孩子认为一切表现出愤怒的人都是坏人，长大后ta可能会做出一些令伴侣生气的事情来将自己的愤怒“安置“到伴侣身上，并以此谴责伴侣乱发脾气。通过这种方式，我们可以避免意识到实际上是自己在生气，从而达到防御的目的，抵抗“认为自己是坏人”导致的负面情绪，比如自尊下降或是感到焦虑。

（图源网络）

现在再回到开头所提到的经历，我们会发现，当一个人反反复复地表达同一个不满时，听起来矛头似乎是指向伴侣，但背后可能暗含着对自己身上出现这种特性的害怕和焦虑。因此即使ta第n遍因为“又是这样”而抓狂，ta的行为可能反而在维持伴侣的“坏”，以避免自己被迫接受对自己的“坏”评价。

投射认同让人觉得“看呐，是他在做‘坏事’，我什么都没做”，看似撇清了自己，但迫使伴侣做出这些“坏”行为的同时，自己也不得不重复童年的经历，再次与自己最讨厌的这种人相处。更何况，过去不良的关系不应当成为破坏现在与未来新的亲密关系的理由。那么如果原因来自已经过去的童年，我们应该如何跳出投射认同的循环呢？

如何改变亲密关系中的投射认同

童年糟糕的经历并不意味着未来被注定了，即使我们在很多年后才发现自己因此受到影响，但从意识到的这一刻起，我们仍然有机会做出改变。如果你或你的朋友深受投射认同影响，因而被困在一段又一段无法忍受的亲密关系中，或者成为了伴侣投射的对象，下面有一些建议，或许可以帮助你或你的朋友更深入地了解自己，改善亲密关系。
1、发现自己的情绪
当我们在亲密关系中发现自己反复被同一个问题困扰时，不妨问问自己，真正令自己感到棘手的，是对方表现出的行为本身，还是自己的情绪呢？

例如在上面的例子中，我们可以考虑在激怒伴侣的同时，自己心里是不是也正压抑着强烈的情绪，能否承认和接纳自己存在这种情绪的事实。只有意识到自己真实存在的情绪，才有可能据此做出改变。
2、改变对情绪的认识
当觉得自己“坏”到一无是处时，很少有人能继续保持愉快。但我们可以尝试改变这种儿时形成的 “一坏尽坏”的认识，中肯地认识这些情绪。

我们可以尝试追溯童年时受到影响的经历，思考自己为什么会对这些情绪形成这种负面认识。是某位家人情绪非常不稳定？还是家庭环境过于严厉？当潜移默化的影响变得明确可见时，重新以成年人的思想看待这位产生影响的养育者，我们会意识到即便具有这种负面品质也不意味着ta是个面面俱坏的人，同理，即使自己的身上存在这样的一部分，也并不是不可接受的。
3、学会处理情绪
在成长过程中，由于尽可能地回避了某些“坏”品质，我们可能没有学会如何管理这些强烈的情绪。但永远避免某种感受是不现实的，当我们能够面对这些情绪和具有这些情绪的自己时，可以开始尝试在可控的范围内表达情绪，寻找恰当的表现行为。

写在最后

投射认同本质上是为了将自己和难以承受的负面评价隔离开，起到自我保护的作用。但是蒙住双眼并不能解决问题，反而会对自己所爱的和爱自己的人造成伤害。当我们长大成人，逐渐摆脱儿童时期非好即坏的是非观，也有了足够的能力处理当时面对的困难，或许是时候做出一些努力，回顾童年时可能不是那么愉快的经历，意识到一直未被接纳的情绪，尝试面对这部分真实存在的自己。

看完这篇文章，你的脑海中是否会浮现出一些画面？在你的关系里，是否也有“投射认同“导致的不愉快呢？和我们分享一下吧~

参考文献：
Sheldon Cashdan. (1988). Object relations therapy. W.W. Norton & Co.
尼克尔斯, 戴维斯, & 方晓义婚姻家庭治疗课题组. (2018). 家庭治疗 概念和方法.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王文娟. (2015). 从投射性认同角度谈原生家庭对个体亲密关系的影响. 心理技术与应用. (07):55-58.
瞿佳昌,邹成锡. (2011). 论投射效应对人际关系的影响. 新西部(下旬.理论版). (13):181+177.

图片来源于网络
撰写丨徐可心
策划丨万 宜
编辑丨侯依依
排版丨杨婉婷

北师大中国婚姻家庭研究小组
我们隶属于北京师范大学发展心理研究院，专注于中国婚姻与家庭研究，致力于将实用有趣的学术成果分享给大家。
• 本期作者 •
曹沛伶
北京师范大学 2018届本科生

2021年5月4日，比尔·`盖茨夫妇宣布离婚，两人在各自的推特账户上发布声明说：“在对我们的关系进行了大量的思考和行动之后，我们已经决定结束我们的婚姻。我们不再相信可以在生活的下一阶段作为一对夫妇共同成长……当我们开始探索这种新生活时，我们希望外界给我们的家庭空间和隐私。”

两人的爱情一直在被大众见证：好友巴菲特高度认可梅琳达，并且说比尔需要梅琳达；比尔·盖茨和纪录片导演打牌打赢了，导演夸赞比尔在人生和牌上的幸运，比尔·盖茨立刻回道他在“爱”上也很幸运；比尔和梅琳达在结婚25周年采访中提到，维持婚姻关系靠耐心；去年情人节，比尔·盖茨晒出与梅琳达一起逛水果市场的照片，并且配文："我无法再找到这一生更好的伴侣了。"

结婚27年，拥有相同的知识底蕴、相同的理想、相似的生活情趣，两人是夫妻更是战友，曾经成就了彼此，将来还将互相维系事业。那么究竟是什么导致这对看似完美的夫妇离婚呢？让我们从《家庭治疗》的角度来看看吧！

社会交换理论

从婚姻家庭中的社会交换理论（theory of social exchange, Thibaut & Kelly, 1959）来说，人们在社会交往中，都努力使关系中的回报最大化，使成本最小化。一段成功的婚姻关系，配偶双方都致力于公共利益最大化；而一段不成功的关系，配偶双方忙于保护自己免受伤害以至于都没有考虑如何给对方快乐。

毫无疑问，比尔和梅琳达的婚姻关系，是一段成功的婚姻关系。婚后2年，梅琳达退出微软，一心养育孩子、发展慈善事业。她避免了在外朝九晚五工作，生活中的金钱和社会地位都因比尔而得到保障，因此，后续她能够投身于自己喜爱的慈善事业。而比尔能成为世界上最年轻的亿万富翁，梅琳达在他身后提供了强而有力的社会支持，让他可以一颗心放在事业上。可以说，梅琳达成就了比尔，比尔也成就了梅琳达。
3.png
社会理论交换图

行为交换理论

离婚并不能说明这段关系是失败的，只能说他们选择结束了这段关系。如此成功优秀的“社会”婚姻竟然也会结束？这其中的原因可以用行为交换理论来解释。

行为交换理论（behavior exchange theory, Thibaut & Kelly, 1959）认为，良好的关系是付出和回报的一种平衡。与社会交换理论不同的是，行为交换理论基于的是行为而非社会关系。简单来说，就是社会交换理论更关注夫妻之间的社会地位和收益，而行为交换理论更关注夫妻之间的相处。有研究表明，夫妻间的行为，比如爱情、沟通和照顾孩子是婚姻满意度中最重要的因素(Lavner, Karney, & Bradbury, 2016; Culp, Culp, Noland, & Anderson, 2006; Estrada, 2009)，而婚姻中出现的不愉快行为（如吵架、冷战、家暴等）对婚姻满意度的降低程度远远大于愉快行为（如夸奖、拥抱、亲吻等）对婚姻满意度的提升程度（Weiss, 1978; Wills, Weiss, & Patterson, 1974）。Gottman（1989）研究表明，一件不好的事情或一个不好的行为需要五件事情或五个好的行为才能弥补。因此，良好婚姻关系的维持，需要尽可能多的愉快行为的交换和尽可能少的不愉快行为的交换。

正常的婚姻，不可能只有愉快行为而没有不愉快行为。比尔·盖茨和梅琳达的关系也是如此。梅琳达在自传《The Moment of Lift》中写道比尔沉迷于读书而对她的忙碌熟视无睹；在采访中谈到，双方无法平衡家庭和生活，并且会因为给基金会写公开信而吵架。请你回忆一下，生活中是否有这样的例子：丈夫沉迷于打游戏而不理妻子的求助，第一次妻子让丈夫做家务的时候，丈夫因沉迷游戏忽视此事，等他回过神才发现妻子已经干完了活，并且没有再打扰丈夫。下一次妻子要求丈夫帮忙打扫卫生的而丈夫不愿意的时候，他想起上次的经历——打游戏能够避免干活，于是又继续打游戏，逃避了干活。长此以往，丈夫发现打游戏不仅能带来快乐还能不用干活，还能避免妻子唠叨。熟悉心理学的朋友应该知道，他们之间被相互强化了。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之间的互动越来越消极，渐渐地，互动变成了对他们之间的爱的消耗。

相反，在行为互动理论中成功互动的夫妻，能够通过努力改变他们的活动，避免不正当的强化，发展共同的活动和兴趣爱好，并及时沟通以避免不愉快行为对婚姻的侵蚀。

如何更好地保持婚姻的活力？

1及时有效解决

健康良好的家庭并非不存在冲突，而是他们能够在冲突出现时，及时有效解决（Gottman & Krokoff, 1989）。首先，解决冲突的时间非常重要，需要在冲突发生后尽快解决问题。如果拖一两天，解决问题的效果就已经减弱了，更不用说十天半个月了。通常在健康的家庭中，双方只聚焦于当下的问题，在问题出现后及时沟通，就事论事。其次，清楚地描述事情的发生，具体地表达自己的感受，并向对方提出自己的请求，希望对方有所改变，而不是一味抱怨和批评。这是一种基于未来的对话，而非基于过去的对话。

比如做家务的问题，“我看到你在我做家务的时候看书，我一个人做家务很累，我希望你能够帮我分担一些”的表达方式比“你只知道在我做家务的时候看书，一点都不关心我”更温和、更容易表达出当下自己的感受，更有可能得到对方的积极回应。在对话中，应该表达出当下的想法和感受，心平气和表达自己的需求，而不是一味抱怨。以肯定句的句式开头更加有效：“我欣赏你……的方式，另外我希望……”

一段良好的关系，需要双方共同维持，及时有效地解决矛盾比把矛盾堆积起来一起解决有效很多~

2.增加期望行为

行为交换理论不仅能够解释问题为何存在，也能够解决问题。夫妻双方各自列出希望对方做的三件事情并制定夫妻双方的“关爱日”，这样方便双方进行明确的交换行为。所谓“关爱日”，是夫妻在“关爱日”当天，一方要尽可能多地关心照顾另一方（Stuart, 1980）。“关爱日”能够以一种积极的强化方式促进彼此的愉快行为，减少不期望的不愉快行为，从而提高婚姻满意度。

再以上面的夫妻为例，假设妻子列出的最希望丈夫做的是“帮忙做家务”，丈夫列出的最希望妻子做的是“多夸一些自己”，两人在关爱日中，丈夫主动帮忙做家务，这时候妻子看到后很开心，夸奖丈夫主动干活；或者妻子先夸了丈夫，丈夫发现自己的期望达到了，就会主动去干活了。不管是哪种方式，都能够促进双方之间的愉快行为。相信在这种情况下，他们的婚姻满意度也会更高。

这种方法需要保证双方都能以对方可以接受的坦诚态度进行交流，如果双方顾及过多，或者说在一种防御状态下进行交流，那么效果将大打折扣。

1. 非暴力沟通

非暴力沟通的理念来自于马歇尔博士的《非暴力沟通》，这是一本能带给人们爱、和谐与幸福的书。非暴力沟通认为，人性本善，暴力的沟通方式是后天习得的，这依赖于一系列的原则和方式，通过言语的交流来促进自己与他人的联系。具体的表达方式依赖于特定情境、个人风格及文化环境，精髓在与对观察、感受、需要和请求四个要素的觉察和运用。

如果妻子说：“你就知道看书，一点都不关心我，我都干了这么久的家务活了，你都不知道帮我一下。都怪你，你一点也不体谅我。”作为丈夫，你会怎么回应呢？

有避免吵架的敷衍型：“好好好，我干好了吧。”也有指责型：“我在外边也很累的好不好，好不容易在家休息一会，你也不知道体谅我？”

如果使用非暴力沟通，应该怎么交流呢？

   丈夫：“我知道，你一直干家务很辛苦，你为这个家确实付出了很多（观察），我感到非常幸运能有你这样的妻子（感受），但我在工作上确实非常累，很希望在家中有休息的时间可以看看书（需要），所以你能让我看会书吗（请求）？如果你觉得做家务很累的话，我也非常愿意做，等我没有这么累的时候帮助你好吗？”

   在这种表达方式中，丈夫表明自己知道妻子为这个家的付出，肯定了妻子的行为，这样在拒绝妻子的时候，妻子的消极情绪可以得到恰当缓解，不容易引发矛盾。给妻子提出未来的承诺，也能够起到安抚的作用。

总之，解决伴侣之间行为问题的方法有很多，并且大部分都很简单。可为什么还有这么多情侣最终分手、婚姻走向破裂的情况呢？大概是因为他们没有使用恰当的表达方式吧。

希望屏幕前的你在看完这篇文章后，能够使用恰当的方式及时解决矛盾，结合行为交换理论增强你与爱人的愉快行为，拥有一段美好的爱情！

参考文献：
Culp, A. M., Culp, R. E., Noland D., & Anderson J. W.. (2006). Stress, marital satisfaction, and child care provision by mothers of adolescent mothers: Considerations to make when providing services. Children and Youth Services Review, 28(6), 673-681.
Estrada, R., & University of Denver. Counseling Psychology. (2009). An Examination of Love and Marital Satisfaction in Long -term Marriages, Dissertation Abstracts International 70-12B.
Gottman, J. M., & Krokoff, L. J. (1989). Marital Interaction and Satisfaction. Journal of Consulting and Clinical Psychology, 57(1), 47-52.
Lavner, J. A., Karney, B. R., & Bradbury, T. N. (2016). Does Couples' Communication Predict Marital Satisfaction, or Does Marital Satisfaction Predict Communication?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Family, 78(3), 680-694.
Stuart, R. B. (1980). Helping couples change: a social learning approach to marital therapy. Guilford Press.
Thibaut, J. W., & Kelley, H. H. (1959). The Social Psychology of Groups. New York: Wiley.
Weiss, R. L. (1978). The conceptualization of marriage from a behavioral perspective.
Wills, Thomas A, Weiss, Robert L, & Patterson, Gerald R. (1974). A behavioral analysis of the determinants of marital satisfaction. Journal of Consulting and Clinical Psychology, 42(6), 802-811.
尼克尔斯, 戴维斯, & 方晓义婚姻家庭治疗课题组. (2018). 家庭治疗 概念和方法 concepts and methods.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罗森堡, & 崔天. (2020). 非暴力沟通 两性篇 A practical guide to extraordinary relationships (马歇尔之非暴力沟通系列作品集). 北京: 华夏出版社.

图源自网络

策划 | 万 宜
撰写 | 曹沛伶
编辑 | 侯依依

北师大中国婚姻家庭研究小组
我们隶属于北京师范大学发展心理研究院，专注于中国婚姻与家庭研究，致力于将实用有趣的学术成果分享给大家。
• 本期作者 •
张昱凌
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部2018级本科生

在家庭治疗中，咨询师常常听见这样的话——

“我家孩子厌学的这个问题，可愁死我们夫妻俩了。”
“她总是这样，永远都不跟我说真心话，越问她说得越少。”
“我们好吃好喝地供着他，他有什么好抑郁的呢？”
……

俗话说，家家有本难念的经。我们每个人的家庭中，也许都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不过，你有没有想过，也许“问题”并不完全只有它消极的一面呢？有时候，我们也能够通过赋予它积极的意义来改变自身的看法、从而找到建设新生活的途径。今天我们要介绍的，就是这样的一种技术——来自系统式家庭治疗的“积极再定义”。

什么是积极再定义

积极再定义(positive connotation)是系统式家庭治疗(systematic family therapy)中常用的一种技术。顾名思义，就是从积极正向的角度重新看待家庭成员及家庭系统所表现出的某些“症状”和“问题”，对它们进行重新定义（徐宏飞, 2020）。

比如说，“令父母忧心忡忡的抑郁孩子”，就可以有这样一种解释——孩子的抑郁吸引着父母的关注，转移了他们对彼此关系中冲突的注意力，让他们不再吵架吵到几近分崩离析的地步，而父母的焦虑则可能体现了他们对孩子的关怀，让孩子感受到自己还是被爱着的。在这个过程中，让孩子和家长都感到痛苦的抑郁发挥了积极的功能。

在家庭治疗中，咨询师通过重新界定问题、从积极的方面来描述某些事实，引导家庭成员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待他们原以为是“问题”的部分。在这个过程中，咨询师会强调问题的产生与特定的情境是有关联的（付再学, 2008），这使得行为中“积极”的部分拥有了实现的可能性。

（图源网络侵删）

不过，虽然都有“积极”的一面，但“积极再定义”与我们日常所说的赞扬是有所不同的。尽管White(2000)指出，积极的赞扬、给予肯定等行为可能会是病症与痛苦的解药，但赞扬本身其实还是顺应了主流的评价——人们只有在面对符合某些主流标准的行为时，才会给予赞扬 (Umbelino, Ana Brígida, 2003)。

仔细想想，当我们面对自家厌学的孩子时，肯定很难真诚地说出“厌学的你实在是太棒了”这样的赞赏吧？毕竟在我们的主流视角里，“厌学”几乎可以说是孩子“有问题”的标签，也是一件非常让家长着急上火的事情。

但积极再定义并不是直接扭转或否认这些主流视角，它承认主流价值，但同时也给予一种新的可能性。对着家庭中厌学的孩子，咨询师可能会说：“孩子出现了厌学的症状，可能是希望用这种方式变相地引起你们的关注，把你们对夫妻问题的关注转移到他的身上，从而减少对你们问题的关注” ，但咨询师并不会说：“主流文化的标准是错的，学习就是百无一用！

积极再定义的作用

1、积极看待“问题”
在我们的主流文化中，人们通常对失败给予选择性的关注，并对失败加上消极的标签(Umbelino, Ana Brígida, 2003)。在这样的主流文化影响下，当家庭中的成员出现“问题”和“症状”时，我们通常会以消极的态度面对它，想要尽快地消除、解决或是扭转它。

这当然是我们最容易做出的一种反应。然而，当问题过于棘手，或是当我们只看到“出了问题的当事人”，没有将ta放在家庭系统中来看待时，我们很难有效地解决问题。长此以往，症结依然存在，而我们的情绪也愈发恶化。

Umbelino和Ana Brígida(2003)指出，积极再定义能够帮助我们在面对问题的时候，创造一个和主流文化相对立的积极语境。它能够帮助我们看到，目前的症状或问题其实仍有它积极的意义，这能够帮助我们解除消极态度的恶性循环。

（图源网络侵删）

比如说，在我们的主流文化中，我们会认为夫妻吵架是一种消极的互动模式，然而，对于“习惯了”吵架的夫妻而言，即便他们意识到了这当中的坏处，一时半会也很难改变。但如果将吵架视作一种他们沟通和表达情感的方式，夫妻双方看见了彼此行为背后的需求其实是积极的，他们就有可能对此有不同的态度。
2、转换家庭目标
当家庭系统中的成员能够换一个角度看待所谓的“问题”时，他们对彼此行为的理解也会随之发生变化。

沈晓萍（2020）指出，有了改变，家庭成员才会开始新的尝试。在对家庭成员的症状有了新的解释之后，家庭系统中的其他成员也可能不再执着于消除症状，转而去思考如何更好地重建生活（李红娟, 罗锦秀, 2010）。

就比如，许多的家庭里都住着这样一对控制型的父亲与叛逆的孩子——父亲总想要替孩子做决定、主宰孩子的一切，而孩子总想着反叛父亲，争夺做决定的权力。无疑，这种冲突会让整个家庭煎熬不已。而如果家庭成员能够看见，父亲的控制其实表达了对孩子的关心，怕孩子因做错事而影响到自己的未来，而孩子的反叛是希望父亲能够意识到自己是独立的个体、减少父亲事事为自己操心的忧虑，这样的积极阐释就有可能让家庭成员了解到彼此的动机，从而改用更令彼此舒服的相处方式来表达相同的情感。

（图源网络侵删）

“看见，是疗愈的开始。”当我们能够看到行为在系统中的作用、对彼此的理解发生了变化，我们的想法和行为通常也就会随之改变。积极再定义让我们不再将症状视为洪水猛兽，不再急于“消除症状”，它为我们提供了与症状和平共处的可能性，帮助我们静下心来正视症结背后的需求。
3、提高家庭凝聚力
让我们先来想象这样的一对夫妻：妻子忙于工作，每天很晚回家，即使回了家也通常沉默不语，一副看起来很疲惫的样子。丈夫非常担心妻子的状况，时常询问妻子是否在工作上遇到了不顺心的事。但妻子并不向丈夫完全地袒露自己的内心，只含糊回应几句。时间一长，丈夫追问得更加频繁，而妻子的回应也愈发地简短了。

这看起来是一对“问题”夫妻：焦虑的丈夫和回避的妻子，他们之间的沟通越来越无效，互动似乎也是僵化的。我们很容易想到他们会如何指责彼此——

妻子会说：“你总是不能够体谅我的辛苦，我也需要有自己的空间”。

而丈夫会说：“你总是不相信我能够分担你的困难，回避沟通的明明是你”。

（图源网络侵删）

但如果他们能够使用积极再定义的方式看待彼此的行为——妻子的回避，是因为她不想让丈夫为自己的事情担心，而丈夫的询问，是希望妻子能够体会到自己在关心她，他们的行为其实是在为维护家庭的稳定做努力。通过对家庭中的行为赋予积极意义，也能使家庭成员理解彼此，提高家庭凝聚力（Nichols, Schwartz, 2004/2018）。

如何积极再定义

1、建立系统的家庭观
积极再定义是系统式家庭治疗中的常用技术之一，因此，我们在运用积极再定义的方法时，也尽量要在系统的家庭观下进行。

当我们认为某个家庭成员将受益于某种症状时，家庭成员的改变有可能会更难发生。但当我们认为家庭成员的症状并非为了保护某个具体的人，而是为了维持家庭的总体和谐，家庭成员就更有可能去寻找更具有适应意义的方法，来保证家庭的稳定性(Nichols, Schwartz, 2004/2018)。

举个例子，如果我们将家庭中孩子的抑郁阐释为“ta是为了让自己有机会好好休息”，这虽然也是一种再定义，却可能导致家庭成员不愿意做改变——毕竟，这种解释所牵涉到的只有孩子自己，抑郁症状的出现也只是为了孩子的利益。但如果我们将其放在整个家庭系统中进行解释——“ta可能是在用这种方式来维护这个家庭的稳定，因为，如果父母能够更多地关注自己，他们就不会只看见夫妻关系中的矛盾了 ”，那么家庭成员将意识到抑郁这个“症状”是与自己息息相关的，就会更愿意一同去寻找一些更舒服的手段。

另外，如果我们认为家庭中的成员有“好”有“坏”，我们很难将家庭看作一个整体的系统（Nichols, Schwartz, 2004/2018）。因此，如果我们想在系统的家庭观下去使用积极再定义的方法，就需要明白，家庭成员固定的行为都是在维护家庭的稳定性和凝聚力。

2、不评判的态度
主流文化的视角本身就带给我们许多的评价，而积极再定义的方式实际上正是在帮助我们跳出评价之外，启发我们用不一样的视角来看待事情。如果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仍然使用带有评价色彩的语言，那便违背了积极再定义的初衷。不评判的立场尊重了家庭成员自身的解释能力，也让家庭成员不感到被评价。

比如说，一个家庭中也许会有一位焦虑的母亲，在主流的评价中，她的焦虑也许是不好的、给家人压力的，但如果要说她“都是为了孩子着想，是一位非常负责任的母亲”，虽然这是一种积极评价，可能会令母亲感到好受一些，但这一方面违背了积极再定义“不评判”的初衷，另一方面，其他的家庭成员在听见这种有评价的解释时，也可能会想要拒绝和排斥它——孩子可能会觉得自己根本没有得到所谓的好处。

如果要中立地使用积极再定义，我们也许会说：“这位母亲可能是在用她的焦虑让家人看见自己身上的重担。”只是呈现，而不评判，这是使用积极再定义时应有的基本态度。

写在最后

在我们每个人的家庭中，总是会有这样或那样令人苦恼的议题存在。面对这些议题时，“解决问题”是我们一贯的思维定势，然而，有些时候，我们在想到解决问题这一步之前，也可以使用诸如积极再定义这样的方法，帮助我们从多个角度去看待问题，让家庭系统顺利地运转下去，而且我们可以学以致用，在你的家庭中，有哪些时候你可以使用积极再定义的技术促进问题的改变呢？

参考文献：
Umbelino, Ana Brígida. (2003). Positive Connotation. Journal of Family Psychotherapy, 14(2), 13-29.
White, M. (2000). Reflecting Teamwork as Definitional Ceremony Revisited. In White M. (Eds). Reflections on Narrative Practice: Essays and Interviews. Adelaide: Dulwich Centre Publications.
李红娟, 罗锦秀. (2010). 系统家庭治疗技术在心理治疗中的应用. 校园心理, 008(002), 118-120.
付再学. (2008). 系统家庭治疗法及其在中国的应用分析. 社会工作, (6), 8-11.
徐宏飞. (2020). 系统式家庭治疗在应激性个案干预中的应用. 江苏教育(16), 17-18.
沈晓萍. (2020). 系统式家庭治疗在家长沙龙培训中的应用. 江苏教育(16), 19-20.
尼克尔斯, 戴维斯. (2018). 家庭治疗：概念和方法（方晓义婚姻家庭治疗课题组 译）.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文中图片未标注的皆源自网络

策划 | 侯依依
撰写 | 张昱凌
编辑 | 万 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