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作者
陈若浠：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部2022级准硕士研究生

荐序：代际联合教养并非尽善尽美，为了孩子的身心健康发展，还须尽量规避祖辈父辈两代人之间的冲突。希望本篇文章能带给你一定的启发～

寒假将至，放假的孩子们将由谁来照看？不少双职工家庭会请祖辈来帮忙。我们在上一篇推文“祖辈帮忙带娃，对孩子的发展到底好还是不好”中提到，祖辈参与照顾孩子，总体上不会对孩子的社会适应能力产生不良影响。
但在祖辈、父辈联合抚养孩子的代际联合教养家庭中，祖辈和父辈难免会产生一些矛盾乃至冲突。研究表明，祖辈和父母在共同养育孩子的过程中，往往会在起居饮食、教育观念等方面存在分歧，且这种冲突比只有父母抚养孩子时出现得更多(Buckingham-Howes, Oberlander, Hurley, Fitzmaurice, & Black, 2011; 石翎, 2012)。

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看看，在祖辈和父辈一起带娃的过程中，容易产生哪些冲突？产生这些冲突的原因又有哪些？更重要的是，有哪些方法可以减少养育过程中的冲突。

代际联合教养中容易出现哪些冲突？

教育理念冲突
有关家长对幼儿成长和教育看法的调查显示，祖辈更关注幼儿的体质，父辈更重视幼儿的品德和性格，更多地对幼儿进行性格培养和品德教育(许颖, 孙巧锋, 2017)。
带娃的祖辈们容易忽视对孩子早期的智力开发，觉得“以前我养孩子时哪有那么多益智玩具，哪用上什么早教班？丢到大自然里撒野，亲近自然还省钱”……

而随着时代的发展，宝爸宝妈们更意识到早教的重要性，而且更担心自家宝贝落后于同龄的孩子：
“如果不让孩子接受早教，刚上幼儿园或小学时，别的孩子已经有基础了，他还啥也不懂，就和别人有了第一个差距，往后的差距岂不是会越来越大？”
“孩子的专注力、创造力、人际交往能力等‘软实力’要从小培养好，这样对长远的发展都有好处”
……
俗话说“3岁看大”，在内卷到“卷孩子”的时代，年轻家长们希望孩子从小把各种能力培养好，以后的日子才会过得更好。相比之下，祖辈的文化程度和教育意识与父辈存在较大差异，因而当他们来带孩子时，容易与宝爸宝妈们在抚养孩子的教育理念上产生分歧(石翎, 2012)。

抚养观念冲突
一般而言，祖辈在抚养过程中分工多为陪伴者的角色，父辈在孩子成长过程中更多的是承担教育者的角色，因此，这种角色差异造成了抚养观念的冲突。“孙子是我延续的根”，祖辈疼爱孙子甚至超过了孩子的亲爸亲妈，这种现象被叫作“隔代亲”，一边是宝爸宝妈只满足孩子合理的需求，在孩子犯错时进行严厉管教；一边是爱孙心切的祖辈对孩子“捧在手里怕摔了，含在嘴里怕化了”，甚至是无论孩子要什么，祖辈都能第一时间满足的无条件溺爱。这种抚养观念上的冲突也是教养矛盾产生的源头，它通过引发外在抚养行为冲突的方式影响孩子发展、危害家庭和谐。

其实不只是在代际间，夫妻之间亦会存在抚养观念的差异：“严父慈母”、“猫爸虎妈”等情况并不少见。毕竟，每个人的价值观和看待事物的方式都不同，在抚养观念上存在差异是正常的现象。尽管在抚养观念上不同家庭成员有不同的看法，家长们仍需要在尊重、理解彼此差异的基础上展开教养行为，减少针锋相对的行为冲突。

抚养行为冲突
祖辈在带娃时，由于部分经验的过时落后，容易做出一些宝爸宝妈们极力反对的抚养行为，例如：
“宝宝还没满一岁，我妈就给它把尿，说了多少次都不听！”
“我家奶奶怕宝宝吃饭掉得遍地，总喜欢直接喂宝宝，破坏了我培养孩子独立性的大计”
……
此外，祖辈来帮忙带娃，还经常会出现和宝爸宝妈“唱红白脸”的情况。在孩子犯错或出现其他矛盾时，宝爸宝妈对孩子严厉管教，而祖辈却宠着、护着孩子。这种抚养行为上的不一致，容易导致孩子价值观错乱，出现更多的问题行为(王燕, 钱怡明, 李皓燕, 王素芳, 陈斌斌, 2018)。

以上只是罗列出在代际联合教养家庭中几种常见的冲突类型。在一日日同柴米油盐酱醋茶打交道的过程中，从“吃什么有营养”到“怎么教才有道理”，从“放养更好”到“圈养更行”，祖辈与父辈难免还会产生其他各类的冲突。
在共同养育孩子时祖辈与父辈的冲突越多，孩子越容易出现情绪问题、品行问题和同伴交往问题，而且比起父母之间的冲突，祖辈和父辈之间的代际冲突行为，与孩子的各类问题行为关系更密切。即，代际教养行为上的差异越大，孩子行为与情绪问题越多、能力越低 (王燕等, 2018；江永强, 2021)。
可见，尽管祖辈帮忙带娃，在总体上不会对孩子的社会适应能力产生不良影响，但如果祖辈和父辈的冲突过多过大，还是不利于孩子发展的。

比起父母带娃时的冲突，代际之间的冲突似乎来得更多、更强烈，这是为什么呢？

为什么祖辈和父辈会存在冲突？

祖辈和父辈在抚养孩子时存在教养观念和行为上的冲突，背后有着理论的支持：
依据社会变迁与人类发展理论，社会文化、时代背景等环境因素均会对人们的生活产生影响。在该理论中，国家或群体都在不同程度上从礼俗社会(Gemeinschaft)变迁到法理社会(Gesellschaft)。
礼俗社会由规模较小的农村社群组成，社会成员的受教育水平偏低，生产技术较低，劳动分工简单。法理社会以规模较大的城市人口为主要特征，社会成员的受教育水平较高，生产方式先进，劳动分工高度分化。
祖辈和父辈在经济、人口、社会等方面有着不同的成长背景。例如出生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祖辈，和生于改革开放前后的父辈，所经历的社会经济背景存在较大差异，这种差异更容易让两代人在育儿观念和行为方式上出现分歧。例如一项研究表明，随着时代发展，与祖辈相比，父辈在教养方式上更尊重和鼓励孩子发展的自主性(Zhou, Yiu, Wu, & Greenfield, 2018)。
此外，根据家庭系统理论和共同养育模型，祖辈的加入增加了祖孙子系统、共同养育子系统等多个家庭子系统，子系统间的关系和相互作用更为复杂，所以祖辈和父辈更容易产生出现教养观念和行为上的分歧。

如何减少代际联合教养中的冲突？

在代际联合教养家庭中，尽管祖辈和父辈的冲突不可避免，但对冲突采用积极的应对方式将有助于家庭的和谐发展。以下将分享一些减少代际冲突的方法。
面对冲突，建议祖辈与父辈：
相互理解、彼此尊重。祖辈在育孙的过程中会出现波动的心理状态，如产生疲惫枯竭感、感到有压力或郁闷低落等情绪。父辈要理解祖辈在照顾孙辈时的难处，感恩他们的付出，尊重他们的教养观点与方法。而祖辈也要尊重父辈的想法，意识到父辈在文化素质、思想观念上随时代的变化，理解他们采取特定教养方式的原因。祖辈应避免在表面上和父辈达成“统一战线”，在背后却过度满足和宠溺孩子，这样会让孩子陷入奖惩不一致、原则性问题界限不清晰等认知混乱(戚海燕, 2011)。
积极沟通。祖辈和父辈在出现分歧时，要先冷静下来，主动交流各自对教养孩子的想法，了解彼此教养行为背后的原因，并讨论决定哪种方式最适合孩子健康成长。耐心有效地沟通，提出建设性的方法和可操作的建议，可以促进祖辈和父辈之间相互理解，形成统一的家庭价值观(付瑶, 2018)。

协商规则。祖辈和父辈可以通过协商设置一些家庭规则，如在发生冲突时不当着孩子的面进行争执、不把儿童卷入到冲突中等等。提前协商和设定规则，可以让祖辈与父辈在发生冲突后用理性、适当的方式来解决(王瑞晴, 2019)。
此外，对父辈来说，父母之间需要增强合作。比起祖辈和父辈的关系，父母双方的关系在家庭内部处于核心位置，对孩子的发展更为重要。父母间积极交流、紧密合作，在观念和立场上尽量保持一致，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家庭的整体氛围，从而影响孩子的社会行为表现(王燕等, 2018)。
对祖辈来说，应明确“父母主导”的观念。在代际联合教养家庭中，尽管祖辈帮忙照顾孩子，父辈仍在教养中占据主导地位。祖辈应树立在家庭教育以孩子父母为主导的观念，在适当的时候辅助父母，而不与父辈抢夺孩子的教养权(邢淑芬, 梁熙, 岳建宏, 王争艳, 2016)。

《幸福祖辈的心健康》这本书，关注了祖辈在育孙过程中常见的心理问题，并介绍了祖辈可以如何调适心理状态、处理好与父辈和孩子的关系、实现自身的精神需求。我们在这里推荐给家长们，希望你们能通过此书，更全面地了解祖辈与父辈联合抚养孩子的幸福秘诀。

随着“双减”政策的贯彻落实，家庭教育愈加得到人们的重视。正如上文所介绍的，尽管祖辈和父辈在共同养育孩子时难免会遇到冲突，在了解常见的冲突类型及背后的原因后，我们鼓励祖辈和父辈采用多种方式减少冲突，并协同起来——通过一起开展丰富多样的家庭教育活动，培养孩子的兴趣爱好，鼓励孩子德、智、体、美、劳全方面地发展，共同为孩子的健康成长保驾护航。

参考文献
Buckingham-Howes, S., Oberlander, S. E., Hurley, K. M., Fitzmaurice, S., & Black, M. M. (2011). Trajectories of adolescent mother-grandmother psychological conflict during early parenting and children's problem behaviors at age 7. Journal of clinical child and adolescent psychology, 40(3), 445–455.
Zhou, C., Yiu, W. Y. V., Wu, M. S., & Greenfield, P. M. (2018). Perception of cross-generational differences in child behavior and parent Socialization: A mixed-method interview study with grandmothers in China. Journal of Cross-Cultural Psychology, 49, 62–81.
付瑶.(2018).学前儿童父辈与祖辈教养冲突的研究(硕士学位论文). 四川师范大学, 四川.
江永强. (2021). 城市家庭中代际联合教养及其与幼儿社会适应的关系(博士学位论文).北京师范大学, 北京.
蔺秀云, 江永强. (2020). 幸福祖辈的心健康. 上海远东出版社, 上海.
戚海燕.(2011).祖辈抚养人对幼儿社会性发展影响的因素分析. 巢湖学院学报, 05, 116-120.
石翎. (2012). 隔代照顾下扩展家庭的冲突与和谐探析(硕士学位论文). 华东理工大学, 上海.
王瑞晴.(2019).城市隔代教养冲突对儿童行为问题的影响(硕士学位论文).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 北京.
王燕, 钱怡明, 李皓燕, 王素芳, 陈斌斌. (2018). 中国家庭共同养育结构下的“红脸白脸”行为研究——基于四组人群的数据分析. 苏州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 01, 100–111.
邢淑芬, 梁熙, 岳建宏, 王争艳.(2016).祖辈共同养育背景下多重依恋关系及对幼儿社会-情绪性发展的影响. 心理学报, 05, 518-528.
许颖, 孙巧锋.(2017).幼儿家长教养观念及方式的现状调查——基于祖、父辈教养的比较. 陕西学前师范学院学报, 10, 32-36.

策划 | 蔺秀云
撰写 | 陈若浠
编辑 | 王婉睿
排版 | 王婉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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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27日，家姻心理特邀专家咨询师徐洁老师，举办了一场主题为「箱庭疗法与儿童哀伤咨询理论与案例」的精彩沙龙。
徐老师系统介绍箱庭治疗与哀伤咨询的相关理论与实践，阐述了用家庭箱庭处理丧亲儿童的哀伤的理念与方法，并分享自己的探索与感悟。参会者都深刻认识到，无论对于来访者还是咨询师，丧失都是一个重要的议题，处理丧失后的哀伤是值得不断的探索与发展的。

1.哀伤的解读

徐洁老师首先分享道，每个人在生活中都可能经历丧失，比如分手、伤残、失业、疾病、衰老、死亡以及理想自我的丧失等等。无论对成人还是儿童，在丧失之后，都会产生很大变化。主要从以下三点对哀伤进行解读。

1. 恢复由丧失改变的内部和外部世界的过程。
2. 守护和引导个体的精神在恢复和转换过程中进行哀悼。
3. 未解决的哀伤可能变成复杂、延长的。

徐洁老师介绍最新的哀伤研究进展，强调人们不仅仅只在哀伤中丧失很多东西，在经历完整的哀伤过程后或在进行哀伤咨询中完成哀悼，人们也会有创伤性的成长，从哀伤中获得礼物，包括对自我重新的认识，对人生意义的重新建构。著名的哀伤治疗研究者Neimeyer认为，人们通过走出哀伤的过程，虽然这个过程很痛苦或很幽暗，但人们完成这样一个过程之后，往往会发现人生新的意义，在创伤后成长。
哀伤理论观点提出，每一个人的哀伤都是非常独特的。有的人在亲人去世之后，他可能反应特别强烈，而有的人却没有反应，在急性哀伤期3-6个月的反应期间，任何反应都是可以被理解和尊重的。哀伤可能是非线性的，比如有的人在刚刚失去亲人的时候，可能他们的哀伤反应是非常激烈的，但是随着慢慢的重新适应亲人离世的生活，完成了很好的哀悼之后，差不多在一年之后恢复到他们原来的生活当中。
相反，对于那些存在病理性，复杂性的哀伤的来访，他们一开始可能没有典型的哀伤反应的，而过了若干年之后，可能在未来的生活当中，发展亲密关系中，或者面临重大选择时，激活出没有处理的哀伤，我们又会看到复杂性、非线性、多面的哀伤的过程。所以基于哀伤的复杂性、独特性、非线性，多面的，呼唤更多样的干预方法。

2.哀伤咨询及目标

目前在哀伤咨询过程里，大家达成了一些共识。丧亲后个体会通过哀伤过程获得内在心理的重组与平衡，如果能完成哀伤任务，个体就能从哀伤走向复原，反之可能发展为复杂哀伤及严重的生理和心理问题。现在ICD11诊断系统当中，延迟哀伤障碍（PGD），是单独的可诊断，可评估的障碍。徐老师提醒咨询师们在做咨询的过程，需要一定的对正常哀伤和异常哀伤来做评估的意识。
哀伤咨询是一个专门的方向，哀伤的理论同时借鉴整合其他治疗方法（提供心理教育、认知重构、人际支持、问题解决、艺术疗法，持续性联结）而发展出了一些专门的治疗模型。例如在家庭咨询，家庭成员突然离世，或是在咨询中期，我们发现正在解决的议题和来访或家庭中之前发生但没处理好的议题相关，咨询师需要借助哀伤咨询的一些重要方法和理念去做个体或者家庭咨询，在家庭治疗中有时需要优先处理家庭成员的哀伤及整个家庭的哀伤。
徐洁老师综合不同理论，梳理了四个方面的哀伤咨询目标。

1. 增加丧失的现实感。
2. 帮助来访者处理表现的和潜在的情感。
3. 帮助来访者处理和解决丧亲后的重新适应。
4. 协助来访者寻找与逝者保持联结的方式以重新开始新生活。

3.箱庭与哀伤咨询

聚焦于箱庭疗法的哀伤咨询，这一议题是有些沉重，对咨询师个人的经历产生一些挑战，同时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自我觉察的方向。个人经历的挑战、丧失和哀伤的治愈过程可以帮助咨询师发展对来访者提供共情和支持的能力。
徐老师分享了自己在箱庭中处理哀伤的个人经验，在做箱庭的过程中，触发了很多尘封的，好像压抑在潜意识中或者自己也非常回避的哀伤。徐老师对箱庭与哀伤咨询的关联产生了兴趣，并开始探索，感受到箱庭能够激发和承载那些意识状态下无法触及和表达的东西。通过将压抑在无意识中那沉淀已久的痛苦和悲伤等情绪再现或者说呈现于意识域，使内心世界得到梳理，痛苦和悲伤得到缓解或疏泄。

接下来徐洁老师为大家介绍理论方面相关的背景。箱庭疗法的一个重要的理论基础就是荣格的分析心理学，荣格关于个体化、人格发展的炼金术过程、荣格的象征、原型理论对理解箱庭疗法的将心灵整合、重新排序等转化功能提供了重要基础。哀伤者在箱庭中探索，有机会触发与整合、转化多层面的、不同阶段的哀伤。箱庭可以帮助丧亲者更好的体验和理解哀伤的复杂性。
在箱庭疗法与哀伤咨询相结合的可能性及可行性方面，徐洁老师分享了箱庭疗法的治疗机制与哀伤咨询理念的一致性，这样的一致性为在箱庭治疗过程中去处理哀伤提供了可能。

哀伤治疗非常强调治疗的关系，在哀伤咨询与箱庭治疗结合的研究中就有一种我们需要和来访者之间创造一个关系的圣殿理念。在一个关系性的圣殿里，治疗师的在场、抱持、没有评判和干预，是哀伤治疗质量和深度的重要特点。
在箱庭治疗中，沙箱的物理结构作为一个神圣的空间，能够涵容哀伤呈现时强烈的情绪。从某种程度上说，沙箱让哀伤成为可能。
治疗师作为见证人和来访者的痛苦一起工作，表现为共感，加入和共鸣。主动的共感、非评判和了解哀伤呈现的时刻，并且这也关系到治疗师自己的丧失体验、经历及个人哀伤治愈和转化历程。
箱庭治疗在共情方面不仅强调在意识层面的共情，也强调在潜意识层面的共情。共情的加入，治疗师与来访者的哀伤的表达产生共鸣。
哀伤在箱庭过程中是交织在一起的，可能发生在变化和转化中。哀伤可能是无意识层面的，模糊的，未定形的。哀伤可以以与阴影相关的方式表现，或者是以被忽视或否认的自我。哀伤的过程和哀伤体验是一个不断重新校准和与丧失有关的整合的连续体。未完成事件（unfinished business）会呈现出来。箱庭可以促进未完成事件被关注和整合。
哀伤的象征和行动会有很多的形式，也会随着个人与丧失对象的关系而发生变化。常见的象征包括：骨骼，怪物，花朵，珠宝，死神，悲伤的小狗，石头，骨头，水，埋葬，破坏，撞击，对角线，分裂，破坏等。哀伤的象征和行为可能以与哀伤完全不同的方式出现，可以在使用沙子，水、玩具构建作品的整个箱庭过程加以观察 。在箱庭中也存在与死亡和再生相关的原型，比如头骨、死亡符号等。

4.箱庭与丧亲儿童

徐洁老师聚焦儿童哀伤继续分享，儿童哀伤与成人哀伤有很大的不同。重大哀伤经历的影响可能使得儿童对世界的看法产生负面影响。与成人相比，儿童的应对策略有限，他们通常不具备描述情绪或他们的内心关注的语言能力，但是儿童常用行为或象征方式与他人沟通，表现出哀伤的部分，如通过艺术、游戏的方式。
同时，儿童的哀伤可能是零星而短暂的。由于他们的言语能力有限，可能会掩盖哀伤的持续时间。一些儿童容忍情绪痛苦的能力有限。与他们不同的非丧亲同伴，儿童会增加社会化的敏感性，并且一些儿童没有能力进行认知评估以了解死亡的含义，例如死亡和丧失的不可逆转、普遍性和必然性。咨询师需要了解儿童哀伤的特点，并把这部分内容纳入治疗中去。
因此，接下来徐洁老师为我们介绍了不同年龄阶段的儿童在死亡概念上的发展水平和差异性，不同年龄阶段儿童在游戏治疗中可能出现的出题，以及在哀伤表达方面不同年龄阶段的特点和需要。

游戏与丧亲儿童
研究和临床实践表明游戏中对丧亲儿童自然的治疗力量包括可以通过玩具、象征和没有威胁的心像来表达丧失；通过游戏的体验和象征让儿童接受和领悟到死亡心理教育内容；通过游戏中隐喻的方式可以帮助儿童降低情绪的强度；在游戏中建立非评价的治疗性的关系，儿童可以安全的理解丧失的意义并发展出应对策略。
作为游戏治疗的一种，箱庭与丧亲儿童的工作原理是通过呈现而不是诉说，儿童可以通过沙、箱、玩具探索对生命、死亡、哀伤和生存的理解。
个体箱庭过程可以为儿童提供机会表达丧失，在呈现和体验哀伤的过程中，完成与逝去亲人的道别；箱庭的过程和治疗性的关系允许儿童的哀伤随时间而变化；儿童关于逝去亲人的记忆、反思与重新联结可以在箱庭过程中呈现和完成；箱庭的过程帮助丧亲儿童有一个空间从身体、感觉中与丧失和哀伤之间建立联结和锚定感；儿童透过箱庭过程能够分享当下的意识与潜意识的情绪和想法。这些过程对于完成儿童难以言语化的哀伤过程是非常必要、重要的。

5.家庭箱庭与儿童哀伤

家庭箱庭的理论背景
家庭治疗（Family Therapy）的理念引入箱庭疗法（Sandplay Therapy）中，以箱庭为媒介，处理家庭的问题。通过家庭成员在箱庭中表达家庭的动力关系，使治疗师在治疗中更容易获得对家庭全面客观的理解。家庭箱庭将系统式治疗的成份，与荣格派箱庭疗法整合，临床工作者会把家庭当成一个整体单元，而不是聚焦于家庭中的个体。

家庭箱庭处理哀伤的理念与方法
家庭箱庭的理念认为哀伤不仅是个人的也是家庭的；影响一个家庭成员就是影响整个家庭；每一个经历丧亲的家庭成员都会对其他成员有影响；通过箱庭过程表达哀伤时可以为个体和家庭治愈赋能。
另外，运用家庭箱庭处理儿童哀伤，还会将照顾者引入家庭。这样可以了解儿童全面而重要的信息；帮助他们为丧亲儿童提供支持和鼓励；也帮助孩子体验充满理解和尊重的沟通；家庭成员加入丧亲儿童的治疗性改变会更快，而且会促发成人和儿童自我改变的动力。
实践中运用家庭箱庭处理哀伤，首先为家庭提供简短的介绍，让他们为接下来的治疗做准备；强调箱庭是一个媒介，用以处理与哀伤有关的议题；还要为家庭提供关于边界、限制和安全性的信息（Carey，1999）。

具体操作

1. 治疗师应首先获得丧亲儿童的家庭信息：家庭系统结构是什么样？家庭不同的角色是如何分配的？家庭的特征包括家庭界限、沟通模式，问题解决和应对风格？
2. 之后考察被死亡打乱的家庭生活以及家庭用于重建稳定结构的机制（Silverman，2000）。
3. 接下来告诉家庭成员可以自由选用玩具在沙箱中创造世界，没有对和错。如果成人有阻抗，鼓励他们就像作为一个孩子一样去玩。
4. 家庭开始选择玩具在沙箱中创造他们的作品，有不同的制作方式。
5. 制作完成后向家庭成员提出邀请，分享他们的观察，讲述箱庭中的故事，并且分享他们可以呈现给其他人的故事（Carey，2006）。
6. 治疗师在家庭的结构加强之前要尽可能少的解释作品。之后，治疗师可以变得更指导性一些，可以选择接下来谁与谁一起工作，可以让家庭成员配对来体验需要处理的特殊的议题。

6.丧亲儿童的箱庭治疗案例

徐洁老师分享自己运用家庭箱庭处理儿童哀伤的案例，展示出来访者在箱庭中哀伤经验的变化过程。最后，徐老师总结了关于箱庭治疗和哀伤咨询可结合的初步理论和实践基础。在讨论环节，参会者积极分享自己的感悟与收获，并与徐洁老师探讨箱庭疗法与儿童哀伤咨询相关的困惑与难点。大家收获颇丰，本次沙龙完满落幕。

分享书籍

徐洁老师介绍
Ø 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部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Ø 北京师范大学发展与教育心理学博士，美国杨百翰大学、日本早稻田大学访问学者。
Ø 家姻心理专家咨询师
Ø 中国心理学会注册心理师，注册督导师、中德首届系统式家庭治疗高级督导师
Ø 中国心理学会婚姻家庭心理与咨询专业委员会委员、美国沙盘游戏协会会员、日本箱庭疗法学会会员
Ø 在国内外学术期刊发表儿童青少年与婚姻家庭治疗领域的多篇论文。著作包括《丧亲青少年的哀伤与箱庭治疗》、译著《给儿童和家庭的箱庭疗法》、《儿童与青少年的临床访谈》、《帮助孩子度过青春期》。

美 编：崔 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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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这样一群孩子，他们常常不太知道怎么和其他小朋友玩，经常一个人自顾自的玩耍或用别人接受不了的方式与他人社交；他们常常不能清楚准确的表达自己的想法和需要；他们常常做一些重复而无意义的行为或者不停的问你同一个问题；他们常常无缘无故大发脾气，很久也停不下来；他们常常上课注意力不集中，或下座位溜达，不能有效融入课堂；他们常常睡眠不好或挑食严重……

他们是一群什么样的孩子呢？他们是被称为孤独症的孩子，也就是俗话说的“自闭症儿童”。他们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的行为表现：
1.社会交往障碍
患有孤独症的儿童缺乏与他人的情感交流，缺乏对父母的依恋，对外界刺激不感兴趣。
2.言语和语言的交流障碍
社会交往中较少使用言语，模仿性言语、刻板性言语较多，人称代词容易混淆。
3.兴趣狭隘和刻板行为
刻板或仪式性行为较多，改变这些刻板或者仪式化的行为往往会引发他们的焦虑反应(Kanner, 1943)。

孤独症儿童按旧的分类标准精神疾病分类手册(DSM-IV)中分为典型孤独症、雷特综合征、儿童瓦解障碍、高功能孤独症、阿斯伯格孤独症和未分化的广泛发展性障碍(PDD-NOS)；新的分类标准中(DSM-5)把孤独症分为三种类型，分别是轻度、中度和重度孤独症。孤独症属于一种发育障碍类疾病，就是说它会涉及到儿童发育的很多方面，绝大多数案例都是先天的，并非后天教养方式导致的。
孤独症儿童自发现以来，新闻媒体报道的患病率呈现井喷式增长的趋势：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患病率为6-13.9/万；90年代以后，患病率增长为1/600；到了2005年，患病率则为1/166。目前韩国是2.6%，日本是1.6%，英国是1.5到1.6，美国最新统计数据为1:59，患病率比2016年发布的数据1:68上升了15%(CDC, 2018)。已经实现了从1985年之前罕见病到流行病的转变。男孩患自闭症的数量是女孩的4倍(Fombonne, 1999)，但女孩的症状一般较男孩更为严重，预后效果也比男孩要差。

孤独症不仅给儿童带来不良影响，而且也给家庭和社会带来很多压力。如何改善孤独症儿童的症状，使其更好地适应和融入到学校和社会，已成为家庭、学校和社会关注的一大问题。现在流行的干预方法主要是针对儿童自身的干预，包括：
1.应用行为分析法(Applied Behavior Analysis, ABA)
Lovass(1987)认为：“ABA是一门可以有效改善人类行为的干预方法，它是借助行为学的原理和策略，来改善孤独症儿童的社会性行为”。
2.关键反应训练法(Pivotal Response Treatment，PRT)
Koegel等人(1975)认为：“采用PRT可以对孤独症儿童的关键领域进行有效的干预，也能够实现较为长期的效果，这些关键的领域发展以后还可以促进其他领域行为的改善，并能继续泛化到不同的情境中”。
3.结构化教学法
Eric(1972)认为：对孤独症儿童所处的物理环境、学习或活动顺序进行积极的组织和调整，可以有效促进孤独症儿童能力的培养。同时利用视觉提示的方法。可以更好地发挥孤独症儿童的善于视觉学习的优势。构建结构化的支持性学习和生活环境，使之更适用于儿童的理解特点，增加其对于环境中事件的可预知性，可以更好地促进孤独症儿童的学习。
除此以外，还有很多针对孤独症儿童的干预方法。这些干预方法尽管取得了一些成效，但是效果有限，往往缺少对孤独症儿童日常生活的家庭系统进行有效的利用和干预推进。让干预不够全面和无法效益最大化。如在以往的孤独症儿童干预中，主要是通过机构干预进行的。很多家庭过于放大和依赖机构的干预，忽视了家庭干预的重要性。家庭是社会的核心细胞，更是个人成长的首要环境(韩刚跃, 2012)。很多孤独症儿童家庭长期奔波于各个训练机构，错过了儿童干预的最佳时期和家庭在干预中可以发挥的主体作用。使原本可以更好改善的孤独症儿童的感知水平、认知水平、语言能力等长期处于低水平状态。事实上，家庭在孤独症儿童的干预训练中作用至关重要。成功的孤独症儿童教育康复70%来源于家庭(韩刚跃, 2012)。

针对上述情况，北京师范大学婚姻家庭研究与咨询中心建立了由方晓义教授和王海平老师为主，包括博士生、硕士生和本科生为成员的研究和干预团队，从协同干预的方式出发（Roy，2010），围绕家庭治疗理论，创立了集“个体-亲子-夫妻-社会资源”干预于一体的孤独症儿童家庭协同干预体系，并付诸实践，取得了良好的干预效果。

高功能孤独症儿童的家庭协同干预案例

干预前儿童及家庭的基本情况
小Z，女，12岁。小学六年级第一学期。3岁时在当地三甲医院儿童精神科被诊断为孤独症。诊断依据包括《孤独症行为检查表》(ABC量表)65分；《克氏孤独症行为检查表》8分，两项诊断均达到诊断标准。五年级时情绪行为问题十分突出，课堂喊叫、无故发笑、存在咬手打头等自伤行为；下座位，干扰课堂；学业知识难以理解跟随，对他人无内在交往需求等问题。在家休学一年。小Z休学后，母亲辞职在家，负责她的教育训练。父亲工作忙碌。由于母亲全天陪伴小Z，负责生活和教育干预，身心疲惫，重度抑郁水平。
到目前为止，对小Z及其家庭进行了为期2.5年的家庭系统干预，每月1次。干预的主要内容包括：
1.个体干预
主要进行了:
（1）社会性发展调节；
（2）感知觉调节；
（3）注意力调节；
（4）语言调节；
（5）动作控制力调节；
（6）认知调节。
2.家庭干预
（1）家长抑郁焦虑调节；
（2）亲子互动模式改变；
（3）家庭作业辅导模式调整；
（4）家校沟通模式调整；
（5）社交规则理解及技能干预。
通过这些干预方法的实施，小Z的症状得到了极大的改善。下面呈现了干预前后家长和教师的反馈。

干预半年后评估反馈

干预半年后家长反馈

干预半年后班主任的反馈

小Z刚刚独立参加完初二年级的会考，成绩合格。小Z在“个体-亲子-夫妻-社会资源”协同干预模式下，在2.5年的时间实现了最大的改变。

参考文献：
美国精神医学学会编著，张道龙等译(2015).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第五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杨晓玲（2006），解密孤独症，北京：华夏出版社
William L.Heward著，肖非等译（2007），特殊需要儿童教育导论（第八版），北京：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韦小满（2006），特殊儿童心理评估，北京：华夏出版社
Lorna wing著，孙敦科译（2008），孤独症谱系障碍，北京：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仁可雨（2016），家庭治疗在自闭症儿童干预中的应用综述，陕西学前师范学院学报，2016（7），143
邹小兵（2005），以家庭为基地的短期结构化教育治疗儿童孤独症的疗效，中国儿童保健杂志，2005（2），88
杜东巍(2013)，社会支持视角下社会工作介入对自闭症儿童家长的研究，硕士，吉林大学，2013，45
林云强（2013），自闭症儿童家庭干预方法的研究，当代青年研究，2013（5），107-112
Botkin, D. R. (2000). Family play therapy: A creative approach to including young children in family therapy. Journal of systemic therapies, 19(3), 31-42.
Heussler, H., Polnay, L., Marder, E., Standen, P., & Butler, N. (2001). Prevalence of autism in early 1970s may have been underestimated. Bmj, 323(7313), 633.

策 划：方晓义
撰 稿：王海平
编 辑：李宇昕
美 编：杨婉婷

一眨眼又快到了年底了。
你会不会面临着令人头大的难题：
一边是工作任务激增而“忙到飞起”；
一边是家里的“淘气包”需要照顾。
在这种情况下，请爷爷奶奶或姥姥姥爷来帮忙带娃，或许会成为宝爸宝妈们尤其是城市双职工家庭的第一选择，家庭也因而成为了代际联合教养的家庭。
随着城市生活压力不断升高、双职工家庭日益增多，越来越多的祖辈帮子女照料孙子，使代际联合教养逐渐成为现代城市家庭中的主流教养方式。一项在北京、广州等全国六大城市的调查显示，祖辈参与养育孩子的比例接近80% (岳坤, 2018)。随着三孩生育政策的实施，城市家庭中让祖辈来帮忙带娃的代际联合教养现象会更为普遍。

因为有亲人照顾着孩子，宝爸宝妈们松了一口气，但内心也许仍会暗暗担忧：祖辈帮忙带娃，对宝贝的发展究竟好还是不好呢？
请看下面的内容。

什么是代际联合教养？

代际联合教养(intergenerational parenting coalition, IGPC, Goh & Kuczynski, 2010)，指祖辈和父辈以分工投入的形式联合教养孩子(江永强, 2021)，也就是说除了宝爸宝妈自己承担养育孩子的责任，祖辈也共同参与到孩子的抚养中，为孙辈的成长付出时间和精力。
值得注意的是，代际联合教养与隔代教养不同。代际联合教养强调祖辈只是部分参与到家庭分工中，和宝爸宝妈一同抚养孩子，隔代教养强调孩子的照料主要由祖辈负责，即使年轻家长和祖辈同住，祖辈仍承担了大部分的教养责任(郭筱琳, 2014)，留守儿童就是一种比较极端的隔代抚养形式。

在中国，乘风破浪的青年一代，一边揣着“要趁年轻先赚它一个亿”的小目标，加班熬夜拼事业；一边还不能忽视家庭这个中国民族核心的文化传统。网络上这些热搜曾一度上榜：“过年回家面对祖辈的催婚，我该闭嘴还是顶嘴？”、“阿姨，我们还没结婚呢，您咋就开始催生了？”、“作为职场女性，我要如何平衡工作和家庭？”……调侃背后折射出的，正是年轻人希望极力解决家庭与事业冲突的无奈。
生活中方方面面都在飞速发展的“内卷时代”，孩子更是不能输在起跑线上。
面对“想把孩子教好”和“为了工作没时间带娃”的矛盾，要不要让祖辈来帮忙带娃的纠结背后，反映出宝爸宝妈们的担心：让祖辈来带娃，对孩子的发展究竟好不好？

代际联合教养对孩子发展好不好？

小明因为恶作剧被老师请家长。回家后，爸爸想严厉地教育他一顿。不料奶奶闻讯冲了出来，把小明护在身后：“孩子还小呢，调皮是正常的，长大了自然就懂事了！用不着那么严格，小时候你不也调皮得很，还不如小明听话呢……”
在教育孩子时唱“红白脸”，只是宝爸宝妈们和祖辈冲突的一个缩影。

尤其是又听到隔壁家长抱怨“我这孩子就是从小让爷爷奶奶惯坏了”，看到其他家庭里祖辈对孩子的溺爱之举，你是否更加纠结：到底要不要让自己的爸妈来帮忙带娃？

代际联合教养的好处？

比起夫妻俩自个儿“手忙脚乱”地带娃，祖辈前来做帮手，组成养育孩子的“团队”，有着一些大家熟知的益处(石翎, 2012)：
从孩子成长的角度，祖辈毕竟把咱们拉扯长大，积累了丰富的育儿经验，更了解孩子在不同阶段的心理和思想变化，这些经验将有助于孩子的成长。
对早出晚归工作的宝爸宝妈们而言，祖辈反正退休了，在白天空闲的时间较多，在家里照看学龄前的幼儿，或接送学龄孩子上下学，不仅丰富了祖辈的退休生活，节省了请保姆或托管的开支，而且更让人放心。
对祖辈来说，比起孤零零地成为“空巢老人”，照顾孙子能减少内心的空虚寂寞，有利于老人自身身心健康的发展。

“可是，不是有很多祖辈把孩子惯坏的‘前车之鉴’吗？这些负面例子不就说明祖辈带娃是不好的吗？”
事实上，没有这么武断！
一项科学研究表明，代际联合教养家庭中的孩子，与宝爸宝妈自己抚养的孩子相比，在社会适应能力上并没有显著的差别(江永强，2021)。
具体来说，两种抚养背景下，孩子在情绪状态、活跃程度和亲社会行为表现上并没有多大的差异，孩子可以很好地适应社会，谋求健康成长，因而不能武断地认为“让祖辈来带娃就是不好的”。
在代际联合教养家庭中，祖辈与父辈通常有着明确的任务分工：祖辈更多地照管孩子的生活起居，父母更多地投入于幼儿的休闲玩乐和成长教育(江永强，2021)。
多少人的童年回忆里，奶奶熬的炖汤是独特的幸福味道，外婆织的围巾在寒冬里格外暖和……这体现出祖辈在照顾孩子吃喝穿戴方面起到了独特的作用；
而在策划亲子游等娱乐活动、每天检查孩子作业等方面，父母有更多的关注和投入。这种明确的家庭分工，有利于充分发挥每一位家庭成员的作用，促进孩子更好地发展。

祖辈帮忙带娃的好处，除了让家庭成员“各司其职”地助力孩子发展以外，他们对孩子的温暖与关爱，还有利于降低孩子的孤独感(孔屏, 周丽娜, 刘娟, 2010)。此外，祖孙间如果能形成起稳定、安全的情感关系，还有助于孩子情绪调节和社会适应能力的发展、减少孩子的问题行为(闻明晶等, 2020)、增加孩子的亲社会行为(杨承瑞, 2020)……
这么看来，让祖辈帮忙带娃，不仅省心，还有不少益处呢。

代际联合教养≠隔代抚养

宝爸宝妈们需要注意，尽管祖辈帮忙带娃省心有益，但也不能完全把孩子“丢”给他们抚养。
正如上文提到的，我们要把代际联合教养与隔代抚养区分开：隔代抚养中祖辈对孩子的抚养起核心作用。
许多研究表明，如果孩子主要由祖辈照料，父母的关爱较少，他们的情绪稳定性(Dolbin & Hayslip, 2014)和社会适应能力更差(郭筱琳, 2014)，情绪和行为问题更多(刘云, 赵振国, 2013; 王玲凤, 2007)。这可能与祖辈对孩子的教养相对纵容(刘云, 赵振国, 2013)，“重养轻教”(童春旺, 2004)等因素有关。

敲黑板划重点

让祖辈来带娃，对孩子的发展究竟好不好？
让我们对上面的研究结果总结一下：尽管个别“祖辈把孩子宠坏”的案例耸人听闻，祖辈帮忙带娃，并不会对孩子的社会适应能力产生明显的不良影响。当家庭成员间分工明确、冲突得到合理解决时，祖辈的协助是有利于孩子的健康发展的！然而，如果祖辈“独挑大梁”，成为孩子的主要抚养者，孩子更容易因管束较少等原因出现问题行为。
看到这里，让祖辈帮忙带娃的你也许松了一口气。但仔细一想，也许仍会心存疑虑——代际联合教养，就是最理想的抚养模式吗？为什么我和祖辈一起养孩子时，就不断地有冲突爆发，让我又气又无奈呢？
诚然，代际联合教养不是尽善尽美的，祖辈在参与照料孩子的过程中，难免会与父辈产生冲突，家庭中也会面临一些养育难题。祖辈和父辈在一起带孩子时容易产生哪些冲突？产生这些冲突的原因有哪些？如何解决养育过程中的冲突？我们将在后续的推文中详细介绍，敬请关注！

参考文献:
Buckingham-Howes, S., Oberlander, S. E., Hurley, K. M., Fitzmaurice, S., & Black, M. M. (2011). Trajectories of adolescent mother-grandmother psychological conflict during early parenting and children's problem behaviors at age 7. Journal of clinical child and adolescent psychology, 40(3), 445–455.
Li, X., & Liu, Q. (2020). Parent–grandparent coparenting relationship, marital conflict and parent–child relationship in Chinese parent–grandparent coparenting families. Children and Youth Services Review, 109, 104733.
Zhou, C., Yiu, W. Y. V., Wu, M. S., & Greenfield, P. M. (2018). Perception of cross-generational differences in child behavior and parent Socialization: A mixed-method interview study with grandmothers in China. Journal of Cross-Cultural Psychology, 49, 62–81.
郭筱琳. (2014). 隔代抚养对儿童言语能力, 执行功能, 心理理论发展的影响: 一年追踪研究.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22, 1072–1076.
江永强. (2021). 城市家庭中代际联合教养及其与幼儿社会适应的关系(博士学位论文).北京师范大学, 北京.
孔屏, 周丽娜, 刘娟. (2010). 祖父母教养与孙子女情绪适应关系的实证研究. 教育学术月刊, 8, 81–83.
刘云, 赵振国. (2013). 隔代教养对学前儿童情绪调节策略的影响. 学前教育研究, 2, 37–42.
石翎. (2012). 隔代照顾下扩展家庭的冲突与和谐探析(硕士学位论文). 华东理工大学, 上海.
童春旺. (2004). 隔代教养:未成年人犯罪不可忽视的家庭因素. 江西公安专科学校学报, 1, 43–45.
王玲凤. (2007). 隔代教养幼儿的心理健康状况调查. 中国心理卫生杂志, 21, 672–674.
王燕, 钱怡明, 李皓燕, 王素芳, 陈斌斌. (2018). 中国家庭共同养育结构下的“红脸白脸”行为研究——基于四组人群的数据分析. 苏州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 01, 100–111.
闻明晶, 滕树元, 冯晓杭, 田金来, 张向葵. (2020). 祖辈共同养育模式下幼儿母子依恋对问题行为的影响：祖孙依恋的中介作用. 心理与行为研究, 2, 208–213.
杨承瑞. (2020). 隔代抚养模式下家庭关系的特点及其对孙辈亲社会行为的影响(硕士学位论文). 山西大学, 山西.
岳坤. (2018). 祖辈参与教养的十大发现. 中国教育报, 第10版.

策划 | 蔺秀云
撰写 | 陈若浠
编辑 | 王婉睿
排版 | 韩思思
图片来源于网络，侵删

作者介绍
镜子: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部2019级本科生
！希望成为真诚勇敢的人

放假前：我一定要早点完成作业，之后美美地玩！
放假第一天：今天天气好好，一看就很适合出去玩，作业明天再写吧~
放假第二天：今天雨好大，好冷。被窝，暖暖，贴贴。
放假第三天：磨磨蹭蹭打开作业写了十题后……好累啊，玩个游戏休息一下吧。咦，怎么一天就过去了？
……
放假最后一天：完蛋了！作业还剩一大半，快写快写。

你的假期是否都是这样过去的？今天过后还有明天，明天过后还有下一个明天，拖一拖好像也不影响最后完成任务。即便每次都下定决心不再拖延，下一次仍然等到假期最后两天才开始动笔写作业。脑子里知识最多的时候往往在期末熬夜突击备考时，写作业最快的时候往往是deadline的前一天——像这样被deadline赶着走的人，常常自称为拖延症患者，“临时抱佛脚”是他们最擅长的技能。

1.“拦路虎”的自述——拖延是什么？

Steel(2007)将拖延（Procrastination）定义为人们自愿推迟开始或完成某一计划的行为，尽管预见到该行为会带来不良后果。在学习情境中，拖延就被称为学业拖延（Academic Procrastination）。学业拖延已经成为大中小学中普遍存在的现象，研究发现，超过40%的学生承认自己存在学业拖延(陈陈等, 2013)。
伴随着拖延而来的，除了越来越低的学习质量(Tuckman, 1991)，还有焦虑、抑郁等负性情绪(Milgram & Keinan, 1992)，严重者还会出现身心健康问题。拖延已经成为不少学生学业的“拦路虎”，因此，我们有必要了解拖延究竟是怎么形成的，并从中找寻解决问题的办法。

2.“拦路虎”成长记——拖延是怎么形成的？

有研究者把拖延背后的机制归结于一个问题：现在做还是以后做？这是一个决策问题，其答案受到个体从事某项任务的动机和任务中产生的负性体验的影响(张顺民,冯廷勇, 2017)。比如，面对一份几天后要交的作业时，我们越想完成这项作业，就越不会拖延，这是我们强烈的动机在促使我们行动。但如果在作业中遇到了一道难题，想了很久也做不出来，我们就会倾向于拖延，因为那道难题给了我们挫败的负性体验。

影响拖延的因素还有很多，我们可以从个体内部和外部两个方面分别来看。

从个体内部来看，影响拖延的因素主要有人格因素和认知因素。

1.人格因素
有研究表明，大五人格中的尽责性与学习拖延存在负相关(Schouwenburg et al., 2004)，神经质与拖延行为正相关(McCown & Johnson, 1991; Steel et al., 2001)。这是因为，具有尽责性特质的人通常十分自律，有很强的成就动机，这使他们不易拖延。具有神经质特质的人则更容易体验到焦虑、担忧等情绪，感受到更多的压力，他们的这些负性体验可能导致拖延。

2.认知因素
影响个体拖延的认知因素则比较复杂，包括动机、自我效能感和完美主义等(宋梅歌 等, 2015)。
自我效能（self-efficacy）是个体对自己完成某方面工作能力的自信程度(Bandura, 1977)，它将直接影响一个人的行为动机。如果一个人能十分自信地说自己有能力完成某项任务，那我们就说他的自我效能感高。自我效能感高时，个体完成一项任务就不会有太多拖延(Steel, 2007)，而是会有较高的内在动机，觉得完成这件事是轻松、简单的，甚至是愉悦的。
但迫于家长、老师的压力去完成任务就不会有这样的体验了。此时的动机是外部动机，个体的自我效能感也较低，促使他们学习的往往是外部压力，他们并没有太多的自主学习意愿，也不相信自己能很好地完成任务，所以容易导致拖延(Senecal et al., 1995)。
完美主义与拖延的关系并不是绝对的，适应不良的完美主义者会有更高水平的拖延，他们十分排斥自己的完美主义，而适应良好的完美主义者则比非完美主义者的拖延水平低，他们与自己的完美主义达成了协调(Johnson & Slaney, 1996; 陈陈 等, 2013 )。

从个体外部来看，拖延会受到任务特征与家庭环境的影响。

1.任务特征
一项任务是简单或者困难，是长期任务还是短期任务，任务重要还是不重要，任务的奖励和惩罚是什么……这些任务本身的特征都会影响拖延行为。人们会拖延，但并不是在所有任务上都会拖延，就好像面对各个学科的作业，有的人会先做数学，有的人会先做英语，因为这项任务对他们而言更容易完成。研究表明，人们在难度更大、不太重要及长期的任务上更容易拖延(Paden & Stell, 1997)。

2.家庭环境
家庭环境受到父母教养方式的影响，父母的教养方式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有重要作用，可以通过成就动机影响孩子的学业拖延，情感温暖的教养方式有助于孩子按时完成学业任务(杨青松 等, 2017)。

3.打败那只“拦路虎”——如何有效减少拖延？

了解了拖延受到个体内部和外部的种种因素影响之后，我们就可以对症下药，从个体认知、任务特征和环境等角度入手，跳出拖延的沼泽，打败学业中的“拦路虎”。
1.分解任务
既然拖延会带来诸多不良后果，那反其道而行之，快刀斩乱麻就行了吗？
Vangsness等人（2020）的研究结果表明，不论是拖到最后一刻才完成任务的“拖延者”，还是一开始就迅速完成任务的“忍者”，他们的表现都不如匀速完成任务的“乌龟”，前两种人不能按时完成学分修读的概率更大。
这个研究启示我们，可以将一个复杂任务分成若干个小任务，合理安排时间，一步一个脚印地去完成。同时，分解任务也会降低任务的难度，分散完成任务的压力，让我们有更高的动机去完成任务。这使得我们完成任务时更容易，任务的完成质量也有所提升。

乌龟型、忍者型和拖延型学生的完成任务模式(Vangsness et al., 2020)

2.改变不合理信念
从认知角度入手，可以利用以Ellis的ABC理论发展起来的认知-行为技术进行干预，使个体意识到自己的不合理信念，建立更准确、符合现实的思维，从而改变行为(庞维国, 2010)。有的拖延者会认为，有天赋的人不需要太多努力就能轻松完成任务，因此在一件事情上花费过多精力会显得自己并不聪明，于是不愿意为事情投入太多努力，借拖延掩盖对自身能力的不自信。
事实上，天才往往万里挑一，平凡并不代表不出色，他们需要逐步接受真实的自己，认识到努力也是值得夸赞的品质。还有一些拖延者可能会夸大任务的难度、害怕自己失败，比如遇到作业中一直无法解决的难题时，个体从中体验到了挫败感，一方面会怀疑自己的能力，一方面会避免再次体验这种负性感受。这时就需要帮助他们建立对任务难度和自身能力的理性认识，克服恐惧心理，勇敢迈出第一步。

3.给予社会支持
父母、学校和同伴等可以通过建立学习小组，营造自律的氛围，向个体表达鼓励、信任等方式提供支持，帮助个体提升自我效能感，减少学业拖延(庞维国, 2010)。

总结

明日复明日，明日何其多。我生待明日，万事成蹉跎。拖延症已经成为当代学生的一大难题，在了解拖延的内部和外部影响因素后，希望大家面对“现在做还是以后做”这个问题时能够做出最适合自己的决策，祝大家都能赶得上dead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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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Bandura, A. (1977). Self-efficacy: Toward a unifying theory of behavioral change. Psychological Review, 84(2), 191-215.
Counseling the procrastinator in academic settings (2004). .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Washington, DC.
Johnson, D. P., & Slaney, R. B. (1996). Perfectionism: Scale development and a study of perfectionistic clients in counseling. Journal of College Student Development, 37(1), 29-41.
McCown, W., & Johnson, J. (1991). Personality and chronic procrastination by university students during an academic examination period. 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12(5), 413-415.
Milgram, N. A., Gehrman, T., & Keinan, G. (1992). Procrastination and emotional upset: A typological model. 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13(12).
Paden, N., & Stell, R. (1997). Reducing procrastination through assignment and course design. Marketing Education Review, 7(2), 17–25.
Senécal, C., Koestner, R., & Vallerand, R. J. (1995). Self-regulation and academic procrastination.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135(5), 607.
Steel, P., Brothen, T., & Wambach, C. (2001). Procrastination and personality, performance, and mood. 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30(1), 95–106.
Steel, P. (2007). The nature of procrastination: A meta-analytic and theoretical review of quintessential self-regulatory failure.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33(1), 65-94.
Tuckman, B. W. (1991). The development and concurrent validation of the Procrastination Scale. Educational and Psychological Measurement, 51, 473– 480.
Vangsness, L, Young, ME, Vangsness, Lisa, & Young, Michael E. (2020). Turtle, Task Ninja, or Time Waster? Who Cares? Traditional Task-Completion Strategies Are Overrated. Psychological Science, 31(3), 306-315.
陈陈,燕婷 & 林崇德.(2013).大学生完美主义、自尊与学业拖延的关系. 心理发展与教育(04),368-377.
庞维国.(2010).大学生学习拖延研究综述. 心理科学(01),147-150.
宋梅歌,苏缇 & 冯廷勇.(2015).拖延行为的时间取向模型. 心理科学进展(07),1216-1225.
杨青松,石梦希 & 舒思.(2017).初中生学业拖延与家庭教养方式、成就动机的关系.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03),558-560+565.
张顺民 & 冯廷勇.(2017).拖延的决策模型. 心理科学(05),1242-1247.

策 划：方晓义
撰 稿：谭静文
编 辑：董姝驿
美 编：王双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