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师大家庭与儿童发展实验室
我们隶属于北京师范大学发展心理研究院，专注于中国婚姻与家庭研究，致力于将实用有趣的学术成果分享给大家。

本期作者
邱辰琰
随遇而安，为所当为
雷亦婷
一个喜欢音乐的人

电影《流浪地球2》中，刘德华饰演的图恒宇是一名量子科学家，在一次意外中，他的女儿丫丫遭遇了车祸。在医护人员无力回天的时候，他决心要将丫丫的记忆上传到数字世界，从而阻止女儿的“死亡”，给她“完整的一生”……

我们都不可否认，生死是人生的一件大事儿，即使身为成年人，回答有关死亡的问题也并不轻松。或许有些年幼儿童的父母会对儿童突如其来的“死亡”问题而感到惊讶。比如：“爸爸妈妈以后也会死去吗？我也会吗？死后会去到哪里呢？我不想死，有什么办法可以不要死呢？”

听到孩子天真无邪的问话，作为家长或教育者的你会如何回应？是选择编造一个美丽的谎言，还是坦诚地将有关死亡的真相告知孩子？

01
究竟什么是死亡教育

死亡教育就是以死亡为主题，主要探究死亡、濒死与生命的关系，帮助个体了解死亡、理解生命的意义，从而改变其想法、感受、价值观乃至行为模式(康萍, 2009)。《医学伦理学词典》中将死亡教育定义为“指导人们如何正确认识、对待自己以及他人的生死问题的特殊教育”(杜治政, 2003)。

那么如何进行死亡教育呢？在分享如何对孩子进行死亡教育之前，我们先来解答两个大家较为关心的问题。

02
与儿童谈论死亡相关话题
会不会太早？

皮亚杰等发展心理学家认为低龄儿童缺乏抽象思维能力，据此，有人断定谈论死亡对低龄儿童而言为时尚早。但事实上，受到研究方法和时代背景的限制，皮亚杰阶段论框架下的研究可能在一定程度上低估了儿童的认知能力；且现在的儿童有更多的受教育机会和渠道，知识经验也比若干年代前的儿童更加丰富(朱莉琪, 方富熹, 2006)。

在《存在主义心理治疗》一书中，欧文·亚隆根据工作总结得出以下结论：

儿童对死亡的关注很普遍，这对他们的经验世界具有深远的影响。儿童的主要发展任务之一就是要应对无助感和消亡的恐惧。

儿童不仅非常关注死亡，而且这些关注开始的年龄远比人们想象得更早。

儿童对死亡的意识，以及他们应对死亡恐惧的方式，都会经过一系列顺次发展的阶段。

因此，每个阶段的儿童都有适宜的“死亡教育主题”。因此，此时与儿童谈论死亡话题不但不“超前”，反而很及时。儿童对死亡的最初理解不够客观、需要进一步学习才能成熟。并且在试图理解什么是死亡的过程中，他们将经历许多困惑，这也更加凸显了成人清晰而准确教导的重要性。

03
为什么
家长要对孩子进行死亡教育？

3.1
由家长对孩子进行死亡教育是必要

对年幼儿童来说，家庭教育是死亡教育的主要方式。年幼儿童社会活动范围狭窄，人际关系简单，对死亡的认知依赖生活经验。有研究表明，早期生活经验对儿童正确认识和理解死亡有较大的积极作用：目睹过亲人、宠物死亡情景或听过死亡有关故事传说的儿童，死亡认知水平更高(张向葵等, 1998)。家庭是儿童早期生活经验的最主要来源，因此，儿童早期对死亡认知的发展离不开家庭。

来自家庭的死亡教育，可以弥补我国学校死亡教育缺失的现状。在我国，死亡教育尚未形成规范的教育体系，也没有独立的课程教材。我国大陆中、小学几乎没有涉及死亡教育的课程，仅有少许高校为医学专业学生开设该课程，且并未得到普及(扈红蕾 等, 2018)。因此，想要孩子受到系统、完善的死亡教育，家长就要担任好引导者的角色。

3.2
死亡教育能给孩子带来什么？

让孩子了解何为死亡，明白死亡是所有生命的必然趋势，没有生命是永恒的。

让孩子明白生命珍贵不可儿戏，从而更好地避免危险行为和恶性事件，减少自杀、他杀等漠视生命的举动，珍惜自己和他人的生命(黄钰涵, 2018)。

培养孩子热爱生命的情感，有助于形成良好的生活习惯以及健康的生活意识，产生保护环境和生态的责任感。

对于年龄较大的儿童，接受死亡教育还能使其更好地体会到生命的意义，从而珍惜时间，努力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和理想(王曼, 2016)。

04
如何对孩子进行死亡教育？

4.1
我们可以做到：

带孩子参加葬礼、清明祭扫等活动，让孩子明白死亡是重要和被尊重的。

耐心、真诚地解答孩子关于自己和他人死亡的疑问。在孩子对身边的死亡现象表示焦虑或恐惧时，告诉孩子死亡是生命的一部分，鼓励孩子坦然接受人人都会死亡的现实，并乐观积极地绽放生命。

与孩子一同欣赏涉及生死问题的绘本、小说、影视作品……游览自然博物馆、科技馆内与生命周期相关的部分，倾听孩子的见解、与孩子一起交流思考。

和孩子进行死亡的模拟想象系列活动：

回想自己以前丢失的心爱的东西/去世的宠物，如果能再给你一天时间与它相处，你想对它说/做些什么？

替自己最喜欢的小说/电影/电视剧/动画当中，已去世的某个角色写一封遗嘱。

……

4.2
针对年龄较小的孩子：

首先，死亡教育可以从身边的现象入手，如允许孩子们观察一些腐烂的蔬果，来消除他们对死亡的猜测，帮助孩子直观地认识死亡(徐广宇, 张纪云, 2016)。同时，幼儿对心爱之物的失去较为敏感，这时候可以通过举行小动物葬礼等方式缓解孩子的遗憾和难过，减少孩子对死亡的恐惧。

其次，由于2-7岁的孩子并不能完全理解死亡，他们对死亡的恐惧和焦虑更多来源于害怕分离和被抛弃。因此，家长要在死亡教育的同时注意安全感的建立，给予孩子陪伴和支持，“也许死亡有一天会使我们分离，但不变的是爸爸妈妈都会一直守护你、爱你，直至永远！”

4.3
对于年龄较大的孩子：

带领他们了解、参与相关的志愿活动，例如了解无偿献血，意识到这也是在挽救他人的生命；参与公益宣传，感受人类的互助和生命的另一种传递等。也可以鼓励孩子们努力实现人生理想，把握有限的生命，创造更多的人生价值，从而在精神层面上得到“生命的延续”等。

针对年龄更大的孩子，还可以适度进行一些难度较大的死亡想象活动。例如回答问题“在死亡之前，我想……”，并用它提问身边熟悉的人。这个死亡教育项目是对古代“memento mori（凡人皆有一死）”的当代再现，与之相关的全球公益项目有成千上万的人参加，也使对死亡的反思成为话题(Testoni et al., 2018)。

05
总结

死亡是任何人都无法逃避的自然生理现象，也是人生中重要的一部分，“只有真正认识死亡方能体会生命的意义”。作为家长，一堂好的死亡教育课不仅能让孩子从终结角度理解生命，从而珍惜当下，更好地生活；这段“特殊题材”的互动体验也会拉近亲子间的距离，让孩子在坦然面对现实的同时，深深感受到能帮助他们驱散死亡焦虑的爱与陪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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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划 | 蔺秀云
撰稿 | 邱辰琰 雷亦婷
编辑 | 李欣霏
排版 | 李欣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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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隶属于北京师范大学发展心理研究院，专注于中国婚姻与家庭研究，致力于将实用有趣的学术成果分享给大家。

本期作者
王 淼
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部2019级本科生

在近期上演的都市女性情感剧《今生也是第一次》中，女主陈兰青（唐艺昕饰）一直以为生孩子是一件很简单的事，然而在鬼门关走了一遭才生下女儿后，她发现产后的生活也是一地鸡毛：婆婆和妈妈一切都只为孩子考虑，承诺“你只管生就好”的丈夫也无法理解她的感受，陈兰青的饮食、娱乐乃至工作都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限制，还要忍着疼痛坚持给孩子喂奶。

最终痛苦达到巅峰的陈兰青爬上了楼顶，嘀咕着“我不要做妈妈”意欲跳楼，还好被丈夫拦下才没有酿成惨剧。

“女本柔弱，为母则刚”，这是对母亲的赞美，也是对母亲的束缚与苛求。生理上的不适已然会使一位母亲筋疲力竭，家人过多的要求和缺乏理解更是雪上加霜。日剧《产科医鸿鸟》中提到：“产后抑郁属于一种精神疾病，却因为带有‘产后’两个字，而被人们看轻了它的严重性。”妈妈并不是超人，我们需要了解、正视、并更科学地看待产后抑郁。

01
了解产后抑郁

产后抑郁

产后抑郁(postpartum depressive, PPD)一般指女性产后出现的抑郁症状，诊断标准与重性抑郁障碍相似，持续时间较长，且会明显地影响生活生理、人际交往、工作学习等功能，具体表现为烦躁、悲伤、沮丧、焦虑、恐惧等负性情绪，同时伴有头晕乏力、失眠、食欲不振等躯体症状，严重者甚至出现幻觉、自杀以及杀婴行为，需要接受治疗，多达10%-15%的产妇会经历这种严重、持久的情绪障碍(汪大彬 等, 2023)。

产后抑郁，从母亲到家庭

产后阶段，再坚强的女性也可能会无缘无故哭泣，再温柔的女性也可能会对不停哭闹的孩子抓狂，她们和家人并不了解或羞于承认产后抑郁，因而不能及时获得帮助与治疗，这让妈妈们承受更多的压力与负面评价，极有可能加重她们的抑郁症状，且得不到及时治疗的产后抑郁患者日后更易复发抑郁(Seyfried & Marcus, 2003)。

值得注意的是，产后抑郁所影响的并不只是母亲，而是整个家庭。

研究发现，产后抑郁患者会花更少的时间进行母乳喂养(Dias & Figueiredo, 2015)，且高达60%的产后抑郁患者会控制不住地出现攻击婴儿的想法(Patel et al., 2012)。

其次，患有产后抑郁的母亲会更少回应孩子，对孩子的需求和情绪不敏感，也更多表现出消极情绪。这些行为都会新生儿造成不良影响，如使之身体健康状况更差、易患精神疾病、易形成不安全依恋、人际交往困难等(Burke, 2003)。

此外，在与产后抑郁母亲相处的过程中，父亲及其他亲密照料者也难免受到影响。夫妻关系以及母亲与长辈的关系可能出现前所未有的问题，而焦头烂额的父亲也同样容易患上抑郁(Field, 2010; Rao et al., 2020)。

02
是什么让母亲变得脆弱？

看了上述的这些内容，有些人可能产生这样的疑问：产后抑郁真有这么严重？

事实表明，产后抑郁可能和人们想象的不太一样。首先，产后抑郁的发生比人们想象得更普遍，不必为此自责。其次，产后抑郁的发病原因是复杂的，生理、环境和个人特质等因素都会影响到产妇患产后抑郁的风险。

（1）生理因素

激素水平变化的影响。激素水平的变化是无法避免的，其影响是难以凭主观意志控制的。妊娠期女性体内的雌二醇、孕酮等雌激素浓度显著增加，母体逐渐适应远超常值的雌激素水平，而产后雌激素水平迅速下降到孕前水平，某些对雌激素水平波动敏感的女性会因此出现抑郁症状。

（2）环境因素

缺乏社会支持会大大增加产妇患上产后抑郁症的风险。通俗来说，社会支持是指亲人、朋友等人向受助者提供的物质或精神上的帮助与支持。缺乏社会支持，特别是缺乏来自丈夫的支持，会让女性的育儿与家务负担加重、需求无法及时得到满足、体会到更多的挫败感，从而增加了其患病的风险(Cho et al., 2022; Terada et al., 2021)。

（3）个人特质

研究表明，神经质水平较高的个体情绪较不稳定。高神经质的女性在面临压力时会产生强烈的负面情绪，怀孕和分娩会为其带来压力，并导致她们陷入担忧、沉思和情感回避中，这使得她们更容易出现产后抑郁症状。类似地，脆弱人格（包含焦虑、担忧、敏感、缺乏自信、善变以及轻微的强迫等特质）会通过影响母亲自我效能感而诱发产后抑郁(Han et al., 2022; Puyané et al., 2022)。

除上述因素外，产妇年龄较小、失业、意外怀孕、早产、吸烟、滥用药物等因素也会导致其患产后抑郁风险增加。

03
预防产后抑郁，
我们可以做些什么？

了解了致病风险因素后，我们就有了预防产后抑郁的方向，下文将提出一些建议，希望能够给有小宝贝的家庭提供一些帮助。

（1）留心自身情况，及时进行筛查诊断

女性产后体内激素含量变化较大，情绪和精力容易受到影响，特别是平时对激素变化就比较敏感的人群（如经期及经期前后身体和情绪状态明显比平时差的女性）。妈妈们要关注自己的状态，如果出现产后抑郁相关症状要及时就医进行筛查，确诊则需要按医嘱进行治疗。

（2）适当运动、保持饮食健康，提升孕期身心抵抗力

身体健康是心理健康的基础。研究表明，孕期在专业指导下坚持运动(Lewis et al., 2021)，多吃水果、少吃氧化剂含量较高的红肉及其副产品等可以降低患产后抑郁的风险(Flor-Alemany et al., 2022)。健康的饮食、定期的锻炼、良好的睡眠都是抵御产后抑郁与压力的有效力量。

（3）学习育儿知识

妈妈们和家人可以在生产前通过阅读、网络、讲座、宣传栏等多了解科学的育儿知识，必要时可以进行线下或线上的医疗保健咨询，了解如何应对照顾孩子的过程中可能出现的挑战，这样可以增强妈妈抚养孩子的信心，缓解焦虑，也可以使准妈妈们面对这些问题时更加从容。

（4）家人和朋友的支持

分娩意味着离开工作或学校，要应付孩子的需要和问题，忍受身体上的疼痛，没有时间参加社交活动等。因此社会支持，特别是来自家庭成员的支持，对妈妈们来说是一种强有力的帮助。家人和朋友可以多向妈妈们表达关心、理解与爱，一同了解育儿和产后恢复的知识，在产后与其一同分担工作、家务和照顾孩子的责任，多鼓励和安慰她们。

04
已经患上产后抑郁，
怎样帮助母亲好起来？

产后抑郁和非产后抑郁类似，建议通过药物和心理治疗来缓解和治愈，越早接受治疗症状就能够越早得到控制，恢复所需的时间也越短。

（1）药物以及仪器治疗

确诊产后抑郁的妈妈们应遵医嘱坚持服用药物，按时复诊。如有必要，可以考虑接受经颅磁等仪器治疗以及在精神科医院住院治疗。

（2）心理治疗

具有以下特点的心理治疗在应对产后抑郁方面有着显著的效果：
a. 针对母亲自我效能感的治疗(Law et al., 2019)
b. 认知行为疗法、以正念为基础的认知训练、元认知训练等与认知相关的疗法(Bohne et al., 2022)
c. 婚姻/家庭/人际治疗：

家庭新成员的到来会使夫妻对彼此的关心减少，此时妻子的身体与心理都处于较为脆弱的状态，而丈夫需要努力工作来补偿妻子产假期间家庭收入的减少，二者很难为彼此提供支持，且更容易发生冲突，使婚姻满意度降低。此外，妈妈们与婆婆的关系对其心理健康乃至夫妻关系都有重要的影响。

（3）侧重婴儿护理的干预

改善婴儿睡眠质量等针对婴儿及其身体健康的干预能够缓解妈妈们的焦虑，并改善其身体健康状况，从而缓解其抑郁症状(Skodova et al., 2022)。

（4）进行体育锻炼

坚持运动不仅能够预防产后抑郁，还能够减轻已经患病女性的症状(He et al., 2023)，但需要在医生等专业人士的指导下进行体育运动。

05
写在最后

妈妈不必是超人，请多给自己一些宽容与关怀，幸福快乐的妈妈能够给宝宝更好的爱。产后抑郁不是洪水猛兽，科学预防，积极就医，全家共同努力，焦虑与悲伤终会云开雾散。感谢每一位伟大的母亲以及默默支持她们的家人。

“我希望你被爱着，我希望你要快乐。”

END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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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划 | 蔺秀云
撰稿 | 王 淼
编辑 | 丁欣怡
排版 | 丁欣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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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师大家庭与儿童发展实验室
我们隶属于北京师范大学发展心理研究院，专注于中国婚姻与家庭研究，致力于将实用有趣的学术成果分享给大家。

本期作者
谢彦彬
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部2020级本科生

『我从小缺爱, 希望有一个人可以给我很多爱。』

『我有心理创伤, 希望找个人来治愈我的创伤。』

『我心里有个很大的缺口, 需要找个人填满它。』

当我们在网络上搜索“情绪价值”一词, 我们可能会看到“需要找一个能提供情绪价值的伴侣”、“因为ta无法给我提供情绪价值, 所以我们分手了”等等诸如此类的说法。情绪价值看起来好像就是亲密关系中一方给另一方提供的资源, 可以让个体获得疗愈, 人们对于情绪价值的需求似乎跟“我想找个有钱的对象”异曲同工。

到底什么是情绪价值？

情绪价值=“矫情”？

情绪价值=把伴侣当作“情绪充电站”或是“情绪垃圾桶”？

01
什么是情绪价值？

情绪价值(emotional value)最早是经济学和营销学领域的术语, 后延伸到亲密关系中, 指的是亲密关系双方感知的情绪收益和情绪成本之间的差值, 即情绪价值=情绪收益-情绪成本(Bailey, 2001)。这里的“情绪收益”指的是个体积极的情绪体验, 比如愉悦、幸福或安全感等; 而“情绪成本”则为负面情绪体验, 例如伤心、生气或感到被欺骗等。

由此我们推论, 亲密关系中如果情绪收益>情绪成本, 即获得了正向的情绪价值, 这段关系也就更可能维持下去并逐步深入; 反之, 如果有一方甚至双方都一直处于不断付出、不断内耗却得不到想要的回应的状态, 即情绪收益<情绪成本, 则不利于关系的维持。

02
情绪价值=“矫情”？
——情绪价值是“必需品”

有些人或许会认为, 对情绪价值的需求其实就是“矫情”, 情绪价值并不是一段感情的必需品。实际上, 有研究表明情绪价值对于关系的维持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Seven, 2022), 并非仅仅是“奢侈品”, 而是“必需品”。

1
情绪价值vs物质价值

当亲密关系中情绪价值和物质价值难以两全的时候, 你会作何选择呢？

《小妇人》中的梅格曾经就面临了这样的两难处境。在那个人人都想挤进上流社会的年代, 她曾经最大的梦想就是嫁个有钱人, 坚定地认为自己一定会坚定地选择物质价值。但是, 梅格最终的选择, 是爱情。布鲁克没钱没地位, 遇到她的时候连个稳定的工作都没有。但布鲁克爱上的是她面具之下真正的自我，她找到了一个可以让她卸下面具生活的港湾。毫无疑问，在这场情绪价值和物质价值的角逐中，梅格选择了情绪价值。

2
为什么情绪价值对于关系的维持如此重要？

20世纪60年代, 美国社会学家霍曼斯提出了社会交换理论(Homans, 1958), 认为人们的社会行为都可以被看作是社会交换, 而交换行为的目的就是追求利益最大化。也就是说，人的活动就像“商品”, 人们从他人身上获得“收益”, 同时也需要付出“成本”。这里的“收益”和“成本”可以是物质的, 也可以是精神的。

因此从这一视角来看, 我们可以简单理解为, 一个人的价值=物质价值+情绪价值, 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维持离不开势均力敌的价值交换(安丽霞, 2007)。

情绪价值和物质价值同等重要, 生活中很多关系离不开物质价值的维系, 但同时, 情绪价值却是维持一段长久稳定的亲密关系的必要条件。根据社会交换理论不难推论, 一段关系能否长久地持续下去, 取决于双方的付出和收益是否对等。如果其中一方做出某种行为后没有得到预期的反馈, 那么交换就不成立, 该行为也就不会长期继续下去。同理, 在亲密关系中, 如果其中一方不断付出却迟迟得不到预期中的反馈, 那么这段关系也就很难长久维系(邱珊, 2010; 安丽霞, 2007)。

03
我们可以把伴侣当作 “情绪垃圾桶”吗？

“我把你当最亲近的人, 你却把我当成情绪垃圾桶？”——这是亲密关系中一个很常见的问题。在很多人的惯常思维中, 在遇到负面情绪困扰的时候, 伴侣理应承担起“树洞”的角色, 听对方倾诉, 给予其安慰和支持。

这种寻求安慰的想法本身没错, 但试想一下, 如果其中一方一直将另一方当作“情绪垃圾桶”, 不断索取情绪价值, 人总有承受的极限。长此以往, 就可能将彼此之间的关系推向破裂的边缘。因此, 希望伴侣为自己提供情绪价值, 并不等同于将ta当成“情绪垃圾桶”。

1
倾诉本身没有问题
——倾诉是个体的基本心理需要

美国人本主义心理学家西尼·朱拉德(Sidney Jourard)将个体告诉他人自己的信息, 以及真诚地分享自己秘密的感受与想法的行为定义为自我表露(self-disclosure)。因此, 伴侣之间的倾诉可以很好地拉近彼此的关系(Jourard & Lasakow, 1958) 。甚至有学者将亲密关系描述为通过自我表露和对方回馈的动态交互过程而发展起来的关系, 即个体向伴侣表达自己的想法和感受, 收到对方的回应, 并将这样的回应解释为理解与关怀(Laurenceau et al., 1998)。

2
为什么不能将伴侣当作“情绪垃圾桶”？
——倾听是心理能量的消耗

很少有人会在陌生人面前各种吐槽, 但在最亲近的人面前, 说话就可能肆无忌惮了。我们很容易因为关系太亲密, 而渐渐忽视了“边界感”。对于伴侣的信任, 会让我们忍不住把所有的委屈、抱怨和盘托出, 不怕暴露最狼狈的一面, 而同样因为这样的信任和亲近, 对方往往不会拒绝这样的倾诉, 只能想尽办法安慰。

但是, 倾诉者的负面情绪可能会影响倾听者, 倾听、共情和安慰也需要消耗很多的认知资源, 是对心理能量的一种消耗。

“情绪垃圾桶”因亲近而产生, 但也因亲近而变质, 变得像是隔着一道屏障, 慢慢疏离。因此, 自我表露不是毫无保留地和盘托出, 就算是伴侣之间也需要对自我表露的信息交换程度加以控制, 这有助于维护人际关系中的隐私边界(Derlega & Chaikin, 1977)。

04
我们应该如何给他人提供情绪价值呢？

1
先让自己真正长大——情绪成熟

辛德勒(2013)认为, 情绪稳定是成熟的标志之一。在人际关系中, 面对情绪困扰的时候保持理性, 适当地调整自己的情绪是对自己和关系负责的表现(司长河, 2014)。充当“情绪垃圾桶”甚至治愈心灵创伤是出于爱的行为, 并不是伴侣之间的义务，或者一味地要求伴侣成为情绪宣泄的“沙包”。在现实生活中，情绪成熟的人往往具有以下三个特点(Allen, 2011)：

1.负责——为自己的负面情绪负责, 也为自己给他人造成的负面情绪负责。

2.有适应能力——控制自己的情绪, 在适当的场合做出合适的反应。

3.给予——在情感上不仅仅关注自己的情感需求, 也要学会体察并共情他人的感受。

2
打开情绪表达的正确方式

(一) “告诉我你的感受，好吗？”——情绪表达的重要性

也许受到传统文化中“喜怒不形于色”等观念影响, 中国人在人际互动中较多采用情绪表达抑制策略, 并不善于用言语表达情感。关于夫妻关系的研究也证明了这一点, 中国夫妻常常因缺乏正确的情绪表达而引发冲突(周婷, 王登峰, 2012)。

成人依恋理论认为, 伴侣之间的情绪交流与回应形成了双方的情感联结, 畅通的情感联结需要双方告诉对方自己的动机和需要, 而在其中一方表达情绪和需求的时候, 另一方需要给予恰当的情绪反应。比如当ta表达负面情绪的时候, 另一方要做的是体察ta的情绪、尝试共情ta, 并给予合适的言语反馈。否则, 就可能导致双方情感的疏离, 进而演变为抱怨、冷战或争吵等形式的冲突。

(二) “谢谢你, 亲爱的”——不要吝啬表达感恩

我们在生活中也可以发现, 当你的付出得到了对方真诚的感谢时, 我们会感到满足和愉悦。研究结果表明(Algoe et al., 2008), 感恩有助于促进亲密关系的发展, 一个人的感恩和表达感激的程度都与他自己的婚姻满意度显著相关。此外, 交叉伴侣分析表明, 个人感受到的感激也能预测配偶的满足感(Gordon et al., 2011)。

情绪价值不是“矫情”，情绪价值也不等于单纯地把 ta 当作“情绪充电站”或是“情绪垃圾桶”。两个人的相遇或许有千百种缘分使然的可能，但每一段关系的维系则都是细水长流的同心同行。

参考文献

安丽霞. (2007). 霍曼斯交换理论背景下夫妻关系的尝试性描述. 长春师范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6(2), 22–26.

邱珊. (2010). 与霍曼斯交换理论的比较看布劳理论的发展. 才智, 15, 167–168.

司长河.(2014).什么是情绪上的成熟. 家庭医学(下半月)(12), 41.

约翰·A·辛德勒[美] 江月(译). (2013). 情绪稳定：检验成熟的标尺. 现代阅读, 8, 89–89.

Seven(2022). “年下恋”：情绪价值是关系核心竞争力, 中国妇女报, 2(7).

周婷 王登峰. (2012). 情绪表达抑制与心理健康的关系.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20(1), 65–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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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len, R. (2011). How to Become Emotionally Mature. Rogerkalle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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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rlega, V. J., & Chaikin, A. L. (1977). Privacy and self-disclosure in social relationships. Journal of Social Issues, 33(3), 102-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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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mans, G. C. (1958). Social behavior as exchang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63, 597-606.

Lambert. (2010). Benefits of Expressing Gratitude : Expressing Gratitude to a Partner Changes One’s View of the Relationship. Psychological Science., 21(4), 574–580.

Laurenceau, Barrett, L. F., & Pietromonaco, P. R. (1998). Intimacy as an Interpersonal Process: The Importance of Self-Disclosure, Partner Disclosure, and Perceived Partner Responsiveness in Interpersonal Exchange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74(5), 1238–1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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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urard, S., & Lasakow, P. (1958). Some Factors in Self-Disclosure. Journal of Abnormal and Social Psychology, 56(1), 91–98.

策划 | 蔺秀云
撰稿 | 谢彦彬
排版 | 李欣霏
图源网络 | 侵删

北师大家庭与儿童发展实验室
我们隶属于北京师范大学发展心理研究院，专注于中国婚姻与家庭研究，致力于将实用有趣的学术成果分享给大家。

本期作者
张琦
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部2020级本科生。喜欢排球、秋日和温暖有力的文字。

请大家现在开始在头脑中想象这样一个场景：某天孩子放学回到家，皱着眉头苦着脸，父母想知道孩子怎么了，刚刚开口说了一两句话孩子便开始放声大哭。

1
帮助孩子认识情绪

上述四种选择分别对应了中国父母的四种元情绪理念：情绪不干涉、情绪教导、情绪摒弃以及情绪紊乱(叶光辉等, 2005)。具有不同元情绪理念的父母会对孩子采取不同的情绪教育策略，进而影响孩子情绪能力的发展。

研究发现，具有情绪教导理念的父母在面对孩子的消极情绪时能给予包容和温暖的情绪反应，并能教导孩子积极应对情绪，促进孩子情绪能力的发展(Gottman et al., 1996; Katz & Windecker-Nelson, 2006)。而其余三种元情绪理念则对孩子的情绪能力及其他社会化行为的发展无益。

拥有情绪教导理念的父母能敏感觉察自己和孩子的情绪，了解孩子的各种情绪反应，帮助孩子正确认识情绪感受，并与孩子共同解决情绪问题(Liang et al., 2013)。

那么，父母该如何践行情绪教导理念，帮助孩子认识自己的情绪呢？

首先，我们需要认识到0~12岁的孩子常常通过行为来表达自己的感受。由于情绪是一种复杂且较为抽象的身心体验，年龄较小的孩子的认知水平尚未发育完全，当遇到诱发情绪的事件时，他们可能不知道该如何应对，只能用原始的方式来表达，例如哭闹、扔东西等。

其次，父母可以尝试通过询问的方式来确认诱发孩子行为的情绪。例如：“同学误会你拿走了他的铅笔，你是不是感到委屈、难过，所以哭了？”这样不仅能让孩子知道自己哭泣背后的原因，还能学会具体描述情绪的字词。

2
引导孩子表达情绪

当情绪积攒到一定程度时，人们会采用某些方式将其表达出来，以释放强烈情绪带来的身体紧张感。针对低年龄儿童认知发展特点，父母需要引导孩子，让孩子明白：情绪的出现并不是问题，如何表达情绪才是关键。在不伤害自己和他人的情况下，适当地呐喊和运动等方式都可以起到发泄情绪、缓解紧张的作用。

除了用行为发泄情绪外，父母可以引导孩子用言语来表达情绪。

《3-6 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指出，用言语表达消极情绪能让孩子更主动地控制自己的情绪，采取更理智的反应。这个表达的过程不仅能锻炼孩子的思维组织能力、语言表达能力，还能使孩子学会用恰当的语言与他人沟通，发展人际交往能力。

3
共同解决情绪问题

当孩子遇到情绪问题时，父母需要尊重ta的情绪体验，和ta一同探索如何解决问题。例如，父母可以这样对孩子说：“同学说你坏话，你感到很生气，打了他一拳。在这个时候，你感到生气是正常的，但是打人是不好的，我们还可以怎么做呢？”。并且在此过程中，父母还可以给孩子提供调节情绪的策略。例如：“你感到生气的时候，尝试深呼吸让自己的情绪平复下来。然后再向老师寻求帮助。”

此外，也可以通过培养孩子的积极思维来提升孩子调节情绪的能力。情绪ABC理论认为，诱发性事件(activating event)是相对固定的，而不同的认知解释(也称信念，beliefs)可以影响人们的行为结果(consequence)。当孩子能用积极的思维方式去解释他们遇到的事情时，就可以减少由不合理信念带来的情绪困扰。

例如：当孩子外出游玩却走错路时，ta可能感到着急或不满。但用积极的思维看待这件事，可以发现，虽然走错了路，但这条路的风景有不一样的美，享受意料之外的美景让人感到快乐和欣喜。

同时需要注意的是，并不是消极情绪一出现就要立刻去解决它。在某种程度上，消极情绪对人类的发展具有适应性意义(任俊, 2006)。父母要做的是让孩子学会将消极情绪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内。

4
调整自身的行为，做孩子情绪调节的榜样

家庭是孩子的第一所学校，父母更是孩子认识事物、探索世界的榜样。父母的情绪行为会潜移默化地影响孩子的情绪管理能力。

研究发现，在压力情境中，孩子会参照父母在相似情境中的调节策略来理解情绪事件的意义，并以相同的方式去管理自己的情绪表现(Silk et al., 2006)。一方面，父母积极调节自身情绪能给孩子树立适宜情绪体验、控制情绪表达等方面的榜样，从而促进孩子情绪调节的良好发展。

另一方面，情绪调节能力高的父母不仅善于管理自己的情绪，也善于有效应对其他家庭成员的情绪，由此营造良好的家庭情绪氛围(刘航 等, 2019)。家庭中积极情绪的表达有利于提高孩子的情绪调节能力，而过多的消极情绪表达则会阻碍孩子情绪调节能力的发展(Morris et al., 2007)。

情绪是天生的，但如何恰当地表达和调节情绪则需要后天的学习。在孩子成长的早期阶段，父母采取恰当的情绪教育策略不仅能帮助孩子更好地发展情绪能力和人际交往能力，而且教导过程中父母和孩子的互动也是亲子共同成长的难忘时光。

参考文献

刘航, 刘秀丽, 郭莹莹. (2019). 家庭环境对儿童情绪调节的影响：因素、机制与启示. 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3, 148–155.

任俊. (2006). 积极心理学 = Positive psychology. 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叶光辉, 郑欣佩, 杨永端. (2005). 母亲的后设情绪理念对国小子女依附倾向的影响. 中华心理学刊, 47(2), 181–195.

Gottman, J. M., Katz, L. F., & Hooven, C. (1996). Parental Meta-Emotion Philosophy and the Emotional Life of Families: Theoretical Models and Preliminary Data.

Katz, L. F., & Windecker-Nelson, B. (2006). Domestic violence, emotion coaching, and child adjustment. Journal of Family Psychology, 20(1), 56–67.

Liang Z.-B., Zhang G.-Z., Chen H.-C., & Zhang P. (2013). Relations among Parental Meta-Emotion Philosophy, Parental Emotion Expressivity, and Children’s Social Competence: Relations among Parental Meta-Emotion Philosophy, Parental Emotion Expressivity, and Children’s Social Competence. Acta Psychologica Sinica, 44(2), 199–210.

Morris, A. S., Silk, J. S., Steinberg, L., Myers, S. S., & Robinson, L. R. (2007). The Role of the Family Context in the Development of Emotion Regulation. Social Development, 16(2), 361–388.

Silk, J. S., Shaw, D. S., Skuban, E. M., Oland, A. A., & Kovacs, M. (2006). Emotion regulation strategies in offspring of childhood-onset depressed mothers. Journal of Child Psychology and Psychiatry, 47(1), 6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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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稿丨张 琦
排版丨张昱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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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师大家庭与儿童发展实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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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作者
姜赛
一个喜欢雨和音乐的普通人

画家文森特·威廉·梵高，在37岁的时候开枪自杀，据悉其生前疑似患有双相情感障碍，曾经出现过多次情绪剧烈波动的情况，也曾在精神病医院接受治疗。自2015年起，世界双相障碍协会和国际双相情感障碍基金会将3月30日（也是梵高的生日）设立为“世界双相情感障碍日”。

双相情感障碍更广为人知的名字是“躁郁症”，是一组患病率高、复发率高、自杀率高的精神障碍。严格按照诊断标准来看，双相障碍在人群中的患病率约为1%，将标准放宽到有类似症状后，患病率约为5%。统计数据显示，双相障碍个体的自杀风险至少是普通人群的15倍，有6%~7% 的双相障碍患者死于自杀(Schaffer et al., 2015)。

01
什么是双相情感障碍

定义和表现

双相障碍（Bipolar disorders，BD），也称双相情感障碍，是指既有躁狂或轻躁狂发作，又有抑郁发作的一类心境障碍。它之所以被称为“双相”，是因为患者的心境会在高峰和低谷两极之间来回波动。

在躁狂或轻躁狂的“高峰”期，至少一周（轻躁狂为4天）内每天的大部分时间里，患者在各个方面都表现出“活动增高”的特点。

在心理上，有明显异常的、持续的心情高涨，或变得极为敏感和容易激怒。

在行为上，个体从事的活动明显增加，说话增多，还可能做出一些不计后果的冲动行为（如使用成瘾性药物、参与危险活动、无节制地消费等）。

在思维上，个体可能变得盲目自大或自负，甚至产生幻觉，思考的内容也可能会变得非常跳跃，容易随着情境改变；在生理上，个体的精力变得格外旺盛，对睡眠的需求明显减少。

在抑郁的“低谷”中，患者持续两周以上，在每天的大部分时间里，有明显且持续的情绪低落、兴趣丧失、思维迟缓症状。

个体可能会认为自己没有价值，或是贬低、责怪自己，体验到强烈的无力、无望、无价值感。

个体的食欲、体重、睡眠状况等可能发生明显变化，或出现一些身体上的疼痛。

患者可能产生想要自杀的念头、形成自杀的具体计划甚至实施自杀行为。

双相障碍的类型

双相障碍有不同的类型，主要的类型是双相Ⅰ型和双相Ⅱ型。图片中显示了患者的心境随着时间变化的常见模式。

双相Ⅰ型障碍的患者会有至少一次的躁狂发作；双相Ⅱ型障碍的患者会出现严重的抑郁发作和至少一次的轻躁狂发作。轻躁狂的症状与躁狂相似，但持续的时间更短，也不会严重到损害个体的日常生活，因此也很容易被忽视或是看作某种正常状态，导致误诊，影响治疗。

虽然我们每个人都会短暂地经历悲伤或快乐的阶段，但是对于心境障碍的患者来说，这种心境持续的时间很长，而且会对他们的正常生活产生严重的负面影响，使他们无法维持正常的学习、工作、社交等活动。

02
个体患双相障碍的可能原因

生理因素

基因研究发现，双相障碍的遗传率很高，在20%~45%的范围内(Kerig & Ludlow, 2014)。基因影响着人的生理系统，如大脑额叶和边缘系统的结构，调节情绪的激素的释放等(Fleck et al., 2012)。当遇到一些会带来痛苦的事件时，这些生理系统无法正常发挥作用，使个体表现出各种心理或身体上的症状。

心理社会因素

童年期的创伤性经历会增加孩子患双相障碍的风险。研究发现，患者心理功能受损的程度和住院的次数与遭受情感忽视和虐待的程度有关，在童年期遭受过躯体虐待、情绪忽视的患者在长大后更容易出现情绪问题(Larsson et al., 2013)。

03
应对双相情感障碍，我们可以做什么

从这些线索发现可能存在的问题

在儿童中，双相障碍的预兆常常是一些情绪症状，例如，在一天中出现多次的情绪摇摆循环，极快地从情绪的高峰转向情绪的低谷(Kerig & Ludlow, 2014)。当孩子在一段时间内常常因为一些极小的刺激变得非常愤怒（甚至无法控制地攻击他人），或是情绪极为低落，对所有事情失去兴趣时，需要对孩子的心理状态多加注意。

如何寻求帮助和控制疾病

当出现疑似的严重症状或感觉到生活受到明显影响时，需要及时寻求帮助和治疗。精神专科医院或综合医院的精神科可以做出较为可靠的诊断，并提供对应的治疗方案。药物治疗是双相障碍治疗的必要手段，心理治疗可以作为对药物治疗的补充，帮助解决病症和药物治疗带来的问题。

可以为身边的他们做些什么

双相障碍是一种慢性的、容易复发的疾病，需要长期的护理和关注。与双相障碍的斗争，需要病人和家人朋友的共同努力。那么，作为家人或朋友，可以为他们做些什么呢？

首先，了解双相障碍的知识，减少对患者的误解。双相障碍是一种病理性的障碍，患者在疾病发作期间的“失控”的行为不是因为任性或无理取闹，而是因为疾病，这需要通过治疗来恢复。

其次，为患者提供安全的环境和稳定的支持。例如，关心他们的想法和需求，坚定地陪伴他们，表达对他们的支持和爱。

另外，在关心患者的同时，也不要忽视对自己的照顾。当察觉到压力过大时，可以寻求家人朋友的支持或心理咨询师的帮助，或是参与一些其他的活动来缓解压力。

04
写在最后

凯·雷德菲尔德·杰米森教授在自传《躁郁之心：我与躁郁症共处的30年》中记录了自己的感受：“它什么时候会再次复发？哪些感觉是真实的？哪个我才是真正的我？是那个狂野、冲动、喧闹、充满能量、疯狂诡异的我，还是那个羞涩、退缩、绝望、企图自杀、走向毁灭、疲惫不堪的我？也许两者兼而有之，但我真希望两者都不存在。”

与这样复杂多变的心境共存绝非易事，多试着了解他们一些，多给他们一些时间和支持，双相障碍是可以通过科学的治疗应对和控制的，他们的发展也不会因此受限。就像《Next to Normal》的结尾，女儿对妈妈唱的那样：“正常的生活离我太遥远，只要近于正常就好，那是我愿意尝试的。”

参考文献

董湘萍, 尚倩倩, 张芸, 胥云霞, 陈立芳. (2019). 双相情感障碍患者自我效能感的相关因素研究. 四川医学, 40(01), 47–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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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划丨蔺秀云
撰稿丨姜 赛
编辑丨张昱凌
排版丨张昱凌
图源网络丨侵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