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献选读

Coco有话说

民以食为天。食物不仅维系人的生存，也与情感相连。《舌尖上的中国》、《早餐中国》等美食记录片中，食物总是饱含着鲜明的文化特征与积极的情感体验，比如过年的饺子和汤圆都寓意着“团圆”和“美满”。其实，食物也与朋友相联系，比如，“伙伴”这个词在古代就是指共灶饮食、同“火”的人们。可见，食物或者饮食方式，也可能与人的社会生活有关，挑食忌口也会影响人们的社会交往乃至情感体验。

此外，最近的新冠病毒引起的肺炎，也可能与“吃”有关。所以，人们吃什么？怎样吃？实在是个“大”学问。

你有吃过一次就再也不想吃的食物吗？微博曾评选出过这样的食物，香菜、鱼腥草、香椿等都曾出现在榜单中。有些人在食用某些食物时会伴随强烈的生理排斥反应，因此在他们的食物“黑名单”中，可能会有某些特殊的食物。有人可能因为乳糖不耐受而不能喝牛奶；有人可能因为不能吃辣而不愿和朋友一起吃川菜或湘菜；有人可能因为宗教信仰而避免食用肉类…….这些由于过敏、消化系统疾病、宗教信仰、饮食习惯等原因，个体主动或被动限制吃某种或某些特定食物的现象，被称为食物限制（Food restriction）。

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的物质生活极大充裕，人们对食物的口味、材料、做法以及享用方式都越来越讲究，表现出的食物限制也越来越多。一项发表在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上的研究认为，食物限制会引发个体的孤独感。

孤独感（Loneliness）是指个体因在现实生活中建立的社会联结水平未达到其所期望达到的社会联结水平而产生的消极情感体验，它分为情境性孤独感（Situational loneliness）和长期孤独感（Chronic loneliness）两种类型。情境性孤独感是一种相对短暂的、因缺乏社会联结而产生的消极体验；而长期孤独感是一种更稳定的状态，是由于个体多年来无法发展出令人满意的社会关系造成的长期消极的孤独心境。

在该研究中，研究者首先通过问卷测量的方式发现，相比于没有食物限制的人，有食物限制的成人和儿童都会体验到更高的长期孤独感。

此外，研究者还采用实验操纵的方式设置食物受限制的情境（让假被试可以喝酒，而让真被试只能喝果汁）和食物不受限的情境（真、假被试都喝果汁），并比较这两种情境下真被试所体验的孤独感是否有差异。结果发现，被试在食物受限制的情境中体验的孤独感要明显更高。

那么为什么食物受限制就能使人感到孤独呢？研究者发现，这是因为食物焦虑的作用。食物焦虑（Food worries）是指食物受限制的个体在做出吃什么的决定时会花费太长时间，而这会使他们担心别人会避免和他们一起吃饭，或者会根据他们的食物选择偏好，对他们做出负面评价。也就是说，食物限制会引发个体的食物焦虑，从而进一步增加了个体的孤独感。

研究者在实验室操纵被试回忆自己食物受限和不受限两种情境，发现被试只有在食物受限的情境中才会产生食物焦虑，而且随之就体验到了情境性孤独感。

研究者还在真实的生活情境中验证了这一现象。通过选取64名犹太被试，在逾越节（犹太教的节日）期间（食物限制的情境）和逾越节过后（食物不受限的情境），对被试感知到的情境性孤独进行前后两次测量，研究者得到了同样的结果。但有趣的是，相比逾越节之后，在逾越节期间，食物受限制的犹太人，虽然确实感觉与非犹太人的联系更不紧密，但却感觉自己与其他犹太人（同样受到食物限制）的联系更为紧密。

总之，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会主动或被动面临食物限制的情境，在该情境中会体验到更高的孤独感，反复的食物限制经历也会让人们在生活中长期性地感受到孤独。

这项研究对我们有什么启发呢？

1

从发展心理学的角度看，食物在儿童形成和维系社会关系中起着重要作用，孩子在选择吃什么的时候，会对来自家人和朋友产生的社会暗示很敏感，甚至会把由这种社会线索引发的孤独感延伸到成年期。例如，一个乳糖不耐受的孩子，在课间加餐时可能会因为父母的反复告诫而恐惧牛奶，因而无法与大家一同喝牛奶，他此时就很有可能会产生情境性孤独。儿童如果反复经历这个过程，则有可能会形成长期孤独。因此，家长和老师应注意正确引导儿童，以防止食物受限对儿童身心发展的消极影响。

2

研究结果从饮食文化的角度强调了食物在文化中的作用。文化可以将食物消费作为限制内群体成员的信号，通过影响人们能吃和不能吃的东西来建立群体成员之间的联系。此外，人们在享受饮食限制加强内群体联结这一好处的同时，对饮食文化带来的消极体验也应多加关注，避免自己和群体中其他成员因食物限制产生孤独感。

3

虽然本研究表明食物限制会提高个体感知的孤独感，但这种消极影响也是有条件的。比如在饭桌上，那些公开表达他们食物限制的人比那些隐藏自己食物限制的人，常常对于社会接受自己的饮食习惯更有信心，他们就不会对来自他人的信息过于敏感而产生孤独感。另外，食物限制也可能会通过彰显个体的独特身份而使其受益，例如，聚餐时宣称不能喝酒的个体往往还会得到他人的格外照顾；由于文化或意识形态原因而主动选择食物限制的人，也会因为其价值观或信仰而得到他人的尊重。

4

新型冠状病毒的传播源头尚未查清，多地都贴出了“请居民不要购买活禽、野味”的告示。这种由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引发的食物限制，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人们对野生动物的关注，警醒人们理性看待饮食上的“猎奇”本质。但是，饮食方式突然改变可能会引起人们不同程度的消极情感体验。所以，有关部门也要关注人们这种消极的情绪体验，引导人们形成健康的饮食习惯，更好地适应社会生活。

参考文献：

Woolley, K., Fishbach, A., & Wang, R. M. (2019). Food Restriction and the Experience of Social Isolation.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Advance online publication. http://dx.doi.org/10.1037/pspi0000223.

推文作者：胡月琴
修改：郭震 林靓
插图：郭震
编辑：林靓
排版：董艺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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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co有话说

自2019年12月以来，新冠肺炎（“COVID-19”）疫情一直牵动着全国人民的心，我们每天都会关注很多疫情相关的信息。对这些信息的认知会影响我们的情绪感受，而起伏的情绪也将影响着我们的行为。面对此次疫情，如何应对和调控情绪，进而保持冷静和客观的状态投入到日常的生活和学习工作中，是我们每个人都面临和要解决的问题。

由北京幸福公益基金会和清华大学心理学系联合发起的“抗击疫情 心理援助”的公益项目，以专业性、有效性、长久性为原则，自1月29日开始在云视频会议平台上开展了针对心理援助者的心理危机干预的专业培训。本期推文整理了寇彧教授在2月14日第二期专家培训课程中的讲座内容，主要探讨“情绪信念”在情绪对人们行为中的影响，并介绍两种有效的情绪调节策略，帮助大家积极应对疫情信息。

最近，相信我们每个人每天都在关注着疫情的发展态势，看到网络上的各种信息，我们可能会感到焦虑，恐慌，坐立不安，感觉自己什么也做不了，也更容易跟身边的人吵架；但也有人虽然会感到焦虑，不安，却能沉着应对，比如定时关注疫情官方信息，做自己力所能及的捐助，积极配合国家政策，等待疫情拐点和好消息的出现。

为什么面对疫情，同样感到焦虑恐慌，但是个体的行为表现会不同呢？情绪到底是如何影响我们的行为？根据以往研究，我们认为这可能受到个体的情绪信念的影响，即，情绪通过情绪信念来影响人的行为。

一、什么是情绪信念，情绪信念如何形成

信念是指个体对某种观点坚信不疑的态度和看法。我们常见的信念有“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事实上我们对情绪也有自己的态度和看法，也即每个人其实都有自己的情绪信念。

Ford和Gross围绕情绪信念做了大量的研究，他们认为，对我们的情绪体验和情绪调节影响比较大的情绪信念有两类：一是关于情绪是好/不好的信念，主要反映了个体对情绪的评价性态度；二是情绪是否可控的信念，这反映了个体能否积极主动调节情绪的信念。

情绪信念的形成与我们的价值观以及生活经历有关，如果个体在成长过程中经历很多负性生活事件，经常体验消极情绪，就很容易产生情绪是不好的，情绪是不可控的信念。从这个角度来讲，每个人的生活经历不同，价值观不同，情绪信念也会不同。

情绪信念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和普遍性；但是情绪信念也会因情绪的性质、发生背景、情绪强度、持续时间、情绪目标、表达方式等的变化而不同，比如有人会认为强烈的情绪都不好，中等程度的情绪就很好，而有的人认为高兴的情绪就好，生气的情绪则不好且不可控。从这个角度说，情绪信念也有特殊性和变化性。

此外，特定文化对某种情绪的赞许也会影响个体的情绪信念，比如中国传统文化提倡中庸，也更重视人际关系的和谐，所以就更提倡情绪的稳定和适度隐藏，因而会使人们认为太激烈的情绪不好，比如乐极容易生悲。

二、情绪如何通过情绪信念影响人的行为

上面我们讲到个体的情绪体验影响其情绪信念的形成。研究者还发现不同的情绪信念也会对行为产生不同的影响。

首先，情绪信念影响个体的当下行为。例如，相信情绪是不好的个体，会更关注引起消极情绪的压力源；有些家长认为愤怒的情绪是有价值的，他们通常就会更包容自己孩子的生气或愤怒情绪，让孩子表达出来，促进孩子情绪的健康发展；有些人相信情绪是不可控的，他们在生气时，会更认为是他人惹自己生气的，进而体验到更强烈的消极情绪。

其次，情绪信念也影响个体的长期行为。例如，相信情绪是不好的人，其心理健康水平比较低，幸福感比较低；相信表达愤怒对问题解决有用的个体，则可能会经常表达愤怒情绪，长期积累，有可能会形成攻击和暴力的人格特征；而相信情绪不可控的个体可能更容易沉溺于情绪中，不能积极地调节自身情绪状态，进而更可能产生抑郁症状。可见，情绪体验影响着情绪信念的形成，而情绪信念进而影响了我们的行为。

那么，情绪信念又如何影响行为呢？它是通过引发人们做出情绪调节的决策，进而选择适合的情绪调节策略来影响行为的。

三、如何有效调节情绪

下面主要介绍两种方法。

1
提高情绪胜任力

简单说，情绪胜任力（Emotional Competence）表现在四个方面：情绪觉知，情绪识别，情绪表达和情绪调节。

情绪觉知就是当自己处于情绪状态时，自己能够意识到自己的情绪并知晓自己当下体验到的是什么情绪；情绪识别是指知道引发自己或他人情绪的线索，以及通过什么可以辨别自己或他人的情绪；情绪表达说的是按照情境规范表达情绪，所以会涉及特定文化及环境的赞许性要求，比如男孩当众流泪常常不被赞许，所以经常有男孩压抑悲伤的情绪；情绪调节是说个体有意识地把不被赞许的情绪调节成被接受的，或者把过度的情绪调节成适度的等等。

提高情绪胜任力，可以通过以下几方面来努力：

（1）有意识地训练自己察觉当下的情绪状态。学习或了解更多的情绪词汇，提高觉察情绪的敏感性等都是有效的做法；

（2）时常跟自己描述自己的感受或者审视他人的情绪感受，以及关注是什么让我们能知晓自己或他人的情绪感受，也就是说要注意并反思帮我们识别各种情绪的线索。具体来说，既可以通过表现于外的表情、动作，引发情绪的情境、事件，旁观者的情绪反应来识别情绪，也可以通过内在的心理感受来体验情绪。这两方面都能够帮助我们识别情绪线索；

（3）通过剖析情绪的产生原因和后果，学习适应环境的情绪表达规范。比如，当我们意识/觉察到愤怒情绪的后果时，我们就可能会想可不可以改变自己的情绪表达方式？事实上，情绪表达有一定的规范，如果我们学会了符合或者适应文化规范的情绪表达方式，就能更合适地去表达自己的情绪了。这也是情绪胜任力的一个方面。

（4）情绪调节：情绪调节的过程涉及到两方面的问题，一个是这个情绪可不可以转变的问题，即一种情绪能不能转换成别的情绪？比如愤怒可不可以转换成平静？难过可不可以转换成开心？另一个是情绪的强度可不可以改变的问题，即强烈的愤怒能不能变成不太强烈的愤怒呢？非常难过可不可以变成不太难过呢？其实这两者都是可以做到的。我们前面讲到的情绪觉知、情绪识别、情绪表达，其实也都是在做情绪的调节。

2
提高自信力

我们都能发现，自信的人总是举止得体，沉着冷静，他们往往可以抓住新机遇，应对挫折并迅速从打击中恢复过来，能迎接新挑战，主动做出适应性改变。如果个体具有了自信的行动力，就会采取积极的行动，进而影响情绪调节。我们一起来看看，怎样通过提高自信力来调节情绪。我们介绍两种具体的技术：

（1）认知解离技术

这个技术有两个要点。一是通过描述自己的感受，提醒自己：感受和体验不等同于你自己；二是通过想象自己对自己的言语，意识到：这些想法未必是事实，它们只是自己的想法而已。

例如，假设有六个人疑似感染新型冠状病毒而被隔离。他们六人可能会有什么想法呢？

不难看出，这六个人对于同样一件事情的想法很不相同，当他有不同想法的时候，其感受也不同。所以我们一定要意识到自己的感受和自己的想法，觉察到自己与自己的感受和想法是完全不同的。这就是认知解离技术。

当我们能够将自己从自己的想法或感受中分离出来时，就会去对自己的想法或感受重新评价，而重新评价的结果很可能会使自己形成完全不同的感受，所以情绪就也不同了。

（2）FACADe 技术——摆脱消极观念

当我们利用认知解离技术，把自己和自己的情绪以及自己的想法解离开以后，接下来我们可以采用摆脱消极观念的FACADe技术。这个技术总体上来说就是摆脱消极观念。具体的做法是：

a）首先写下当时的情绪体验（感受，Feeling），并给自己的情绪体验打分。比如你正在体验悲伤，那么你的悲伤有多大强度？满分是10分，它是9分还是8分呢？

b）写下或意识到自己在当下情绪的影响下无法完成的事情（行动，Action）。例如，你是不是因为悲伤连床都起不来了？饭也吃不下了？

c）想一想是什么（情形，circumstance）让你产生了当下这种悲伤的情绪？比如，我们很多人都认为是当前的疫情造成了自己的不良情绪。

d）然后，我们需要仔细觉察，每当自己感到悲伤或其他情绪时，脑子中会自动地冒出些什么想法？会自动冒出哪些自己无法控制的消极想法（automatic negative thoughts）？比如有些人会觉得自己软弱，有些人会觉得自己运气不好，还有些人觉得自己很无能等等。

e）我们一定要寻找上述感受、行动，以及各种各样的自动出现的消极想法当中的不足之处或漏洞（defects），即哪一些是没有依据的，是凭空自动冒出来的，我们要找到它们的不合理之处，然后去应对它。我们来一起看看下面的例子：

如果我们仔细反思一下，不难找到这个人想法中的漏洞，例如：

大家不难看出来吧，如果我们找到那些在自己情绪不佳时自动冒出的消极想法的漏洞，就可以使自己的情绪变得更好一些，或者至少可以缓解自己的情绪强度。当然，这样做还可以提高自己的自信力。

所以，通过认知解离技术和FACADe技术，完全可以提升我们的自信力，也可以调节我们的情绪。但是要掌握这两种技术，必须要通过反复的循序渐进的训练。

最近一段时间，随着疫情的发展及各方面的努力，除了医护人员在抗疫一线外，大多数朋友们都是待在家里。很多人因为长时间没有规律性地工作而烦闷，没有与朋友同事的相聚而孤独；孩子们也因为学校未开学而可能长时间使用手机、电脑等，因为不能与小朋友交流而无所事事，这也引起了家长们的担忧，怕他们陷入网络成瘾，怕他们无事生非。所有这些都是非常正常的情绪反应，面对这些情绪，我们先接受它们，明白它们的产生机制，然后，使用今天所讲到的情绪信念及情绪调节来理性应对。

在当前抗击疫情的关键时刻，我们不仅需要积极看待不确定的信息，通过有效选择增强稳定感。而且，在面对信息引起的情绪起伏和困扰的时候，更需要通过情绪信念做出调节情绪的决策，而不是消极等待。我们既要积极而有效地调节情绪，而调节情绪时也需要按照情绪的规律来科学地实施。

主要参考资料：

Ford, B. Q., & Gross, J. J. (2019). Why beliefs about emotion matter: An emotion-regulation perspective. Current Directions in Psychological Science, 28(1), 74–81. https://doi.org/10.1177/0963721418806697
寇彧，张庆鹏.（2017），青少年亲社会行为促进：理论与方法，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英】罗布·杨（Rob Yeung）著，寇彧等译（2018）. 自信:成为最好的自己（第3版）， 中国工信出版集团，人民邮电出版社。

推文作者：寇彧，姚小喃，林靓
插图：郭震
编辑：林靓
排版：董艺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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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选读

Coco有话说

抗击疫情的特殊时期依然不知什么时候才能结束。对于广大学生党来说，本应该丰富多彩的假期生活是不是只剩下了吃饭、睡觉、刷手机？如果查看一下过去一个月的日均屏幕使用时间，你可能会惊叹于手机在这段时期扮演了多么重要的角色。在我们沉醉于刷手机的过程中，是否会产生这样的错觉：这小小的智能手机已然成了支配我们时间的主人？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发布的第44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止到2019年6月，我国手机网民规模达到8.47亿，网民使用手机上网的比例高达99.1%。可以说，智能手机已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作为一款集社交、娱乐、出行、理财等等功能于一体的电子设备，智能手机的快速普及极大地便利了人们的生活，但电子技术的高速发展却伴随着人们对于手机的过度依赖。

在这个漫长而又只能待在家的特殊时期，大家都目睹了如下场景，沉迷于各种短视频平台的父母，刷微信群消息刷到停不下来的爷爷奶奶，当然还有那个抱着手机爱不释手，脸上的表情偶尔严肃偶尔灿烂的自己。在我们惊讶于小小手机屏幕竟有如此魔力的同时，也开始担忧过度使用手机所带来后果。在这个特殊的时期，到底怎样才能避免问题性手机使用呢？

问题性手机使用，又称为手机成瘾，即过度或者无节制地使用手机。通常表现为沉浸式的手机使用，无法控制使用时间，在不适当的情境中使用手机，无手机就感到恐惧等等。

那么，这样使用手机会给人们带来什么样的负面影响呢？一项2018年发表于Journal of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的文章从社交的角度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探讨。

皮尤研究中心的调查结果显示，近90%的手机用户表示，他们会在面对面的社交活动中使用手机。看起来，人们并不认为使用手机会对社交活动产生影响。但是，来自加拿大的研究者通过两项研究，探讨了使用手机是否以及如何影响人们在面对面的社交活动中所获得的社交和情感收益。

在研究一中，304名被试在一家咖啡馆参与了一项所谓的“外出就餐体验研究”。研究以小组的形式进行，每个实验组由3-5名朋友或家人组成，且被随机分配到使用手机或不使用手机的情景中。

在使用手机的情景中，研究者告诉被试，他们在点餐后需要回答一个调查问题，这个问题由研究助理通过短信的形式发给他们。为了确保他们收到了调查问题，被试要把手机放在桌子上，并且调成响铃或震动模式。而在不使用手机的情景中，调查问题以书面形式呈现给参与者，并要求他们把手机调成静音，放到一个盒子里。

最后的研究结果显示，在这两种不同的实验条件下，被试报告的社交和情感体验呈现出一定程度的差异。相对于不使用手机组，使用手机组的被试体验到更少的社会连接感，更多的压力唤起，更少的积极情绪和愉悦感。

那么，为什么只是在餐桌上携带手机就可以显著地降低个体的愉悦感呢？研究结果进一步发现，手机的存在干扰了个体在与他人进行面对面社交时的专注力，从而削弱了社会交往的情感回报。

研究二考察了在不同社交互动中的手机使用、注意力分散和幸福感的关系。123名被试参与了一个为期一周的调查研究，每天需要完成5次线上调查。调查内容与参与者在开始调查之前15分钟内的经历有关，包括他们使用智能手机的次数、是否有面对面的社交活动、过去的15分钟是否感到有趣、是否喜欢过去的15分钟等。

结果显示，在面对面的社交活动中，使用过智能手机的个体比没有使用手机的个体报告了更大程度的注意力分散，更多的负面情绪，更低的社会连接感，以及更低的愉悦感。

上述两项研究结果一致表明，在聚餐等面对面的社交场合中，使用智能手机将会损害人们社交过程的心理收益。

当然，智能手机对我们的影响不仅仅局限于社交场合中，作为分心物的智能手机还可能产生一些我们意想不到的影响。比如，一项2019年发表在Physiology & Behavior的一篇文章介绍了在用餐时使用手机对人体卡路里摄入量的影响。

62名成年被试参与了一项为期4天的零食实验。在控制了可能会对结果产生影响的因素之后，参与者需要分别在三种条件下进食，即无分心物条件，使用手机条件，阅读杂志条件。在每一种条件中，被试都获得同样丰富的食物，比如苏打水、饼干、巧克力、酸奶、面包、水果等。进食没有时间限制，参与者可以吃到完全满意为止。在每一种实验条件完成之后，研究者评估被试摄入的热量。

结果发现，被试全神贯注进食时所摄取的总热量要显著低于一边使用手机或者一边阅读杂志一边进食的被试所摄取的总热量。而使用手机进食和阅读杂志进食所摄取的热量没有显著差异。

这项研究结果表明，如果人们在进食时被其他无关事物分散注意力的话，将会摄取更多的卡路里。研究者在解释这一现象时认为，其主要机制是干扰物的存在影响了食物记忆的形成。也就是说，在进食时插入一个注意力分散物会妨碍大脑对摄入食物量的正确处理，阻碍饱腹感的产生。

技术进步促进了人们行为习惯的改变，如今“手机上餐桌”的现象越来越普遍，高科技电子设备成了成年人甚至儿童在用餐时的主要消遣工具。当爱美的你还在不断地为自己愈发不受控制的食欲而困扰时，或许应该去反思一下自己是否有类似的行为习惯呢？

不仅如此，不良的手机使用习惯所带来的影响还是多方面的。一项针对中国香港中学生的调查研究发现，问题性手机使用与抑郁、身体疼痛，日间嗜睡等一系列健康问题有关。该研究已在线发表于Addictive Behaviors上。

来自香港五所中学的一共729名中学生参与了这项调查，他们分别填写了问题性手机使用量表，抑郁焦虑压力量表，简版疼痛评估量表，以及Epworth睡眠量表。

结果发现，手机使用时间与抑郁、身体疼痛和日间嗜睡呈显著的正相关，问题性手机使用者在以上三项指标中的得分显著更高。此外，结果还显示，在手机使用的时间上存在性别差异。在该研究群体中，女生使用手机的时间要高于男生，且面临着更为严重的健康问题。

以上介绍的三篇研究文献，分别从社交、饮食、心理健康的角度对问题手机使用的后果进行了阐述。我们不得不承认，不良的手机使用习惯给人们带来了极大的负面影响。但是，事事皆有两面性，智能手机的快速发展毫无疑问极大地方便了人们的生活。在这个抗击疫情的特殊时期里，我们停课不停学，大中小学各个学段都已经开始了线上教学活动，正是以智能手机为代表的电子设备保障了我们从现实课堂到“云端课堂”的顺利过渡。

不过，网络课堂也不能成为我们长时间沉浸式使用智能手机的理由。我们在进行必要的“云学习”的同时，更应该注意合理地使用智能手机，避免过度的手机使用。在这里，我们有以下建议：

第一，保持和发展良好的现实情境中的社交关系，避免过度依赖网络社交。虽然现在还不是进行聚集性社交的时候，但是我们却有了更多的时间陪伴我们的家人。我们可以利用这段宝贵的时间多陪爷爷奶奶说说话，帮助老人排遣孤独感。毕竟，在家里闷着的不止你一个，老人比你更容易感到孤独。

第二，关闭不必要的手机APP通知提醒，如微博、短视频平台等。虽然我们不是每次都会查看这些通知信息，但手机的每次提醒都像是在对我们说“快来看看我”。毫无疑问，这些频繁的手机通知已经成为了我们日常生活中最主要的分心物。

第三，转移注意力，培养良好积极的生活习惯。比如，利用空闲时间做一些小范围的健身运动、家务活动；睡前练练书法陶冶心境，或者养成睡前阅读的好习惯等等。

最后，可以通过设置每日手机屏幕使用时间限额，或者APP使用时间限额，从而达到有效管理手机使用时间的目的。毕竟，我们才是手机的主人。

参考文献：

Dwyer, R. J., Kushlev, K., & Dunn, E. W. (2018). Smartphone use undermines enjoyment of face-to-face social interactions.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78, 233-239.

da Mata Gonçalves, R. F., de Almeida Barreto, D., Monteiro, P. I., Zangeronimo, M. G., Castelo, P. M., van der Bilt, A., & Pereira, L. J. (2019). Smartphone use while eating increases caloric ingestion. Physiology & behavior, 204, 93-99.

Ng, K. C., Wu, L. H., Lam, H. Y., Lam, L. K., Nip, P. Y., Ng, C. M., ... & Leung, S. F. (2020).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mobile phone use and depressive symptoms, bodily pain, and daytime sleepiness in Hong Kong secondary school students. Addictive behaviors, 101, 105975.

推文作者：孙鹏
插图：郭震
编辑：林靓
排版：董艺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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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成果

Coco有话说

“亲社会实验室”公众号之前已推送过几篇关于不同社会阶层的文章，探讨了与阶层相关的亲社会名声问题，亲社会人格问题，以及希望感和幸福感问题等等。在这些研究文献与成果中，都发现了不同社会阶层个体之间存在较大的差异，而对其差异的来源，目前还众说纷呈，研究结果也并不完全一致。

本篇推文介绍亲社会实验室最新发表的科研成果，主要探讨不同社会阶层者对于社会公平的态度。研究首先揭示出，对于社会公平与否的看法，不同阶层之间确实存在差异；其次，个体的社会阶层存在主观感知与客观指标之分，二者并不完全一致，而且对社会公平感会有不同的预测作用；第三，研究尝试探讨了为什么主客观社会阶层会与社会公平感有不同关系。

社会阶层与公平感

在社会和政治心理学的研究中，有学者依据以往理论提出了“阶层合理化假说”。这一假说认为，虽然处于弱势地位的群体（如低社会阶层者）生活过得更为艰辛，但他们却往往更倾向于认为社会是公平、合理的，且不想改变当下的社会现状。

这一多少有些反直觉的假说引发了国内外研究者的好奇。在过往十余年的研究历程中，有的实证研究支持这一观点，但也有研究对其表示质疑。总之，研究者并未对这一十分有趣但又颇具争议的观点达成一致。

为了继续深入探讨这一问题，并在一定程度上澄清以往研究间的矛盾，我们通过五项系列研究考察了社会阶层与系统合理化之间的关系。研究成果于2020年1月在线发表于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杂志。

我们在这一研究中的核心观点是，要判断哪一社会阶层更觉得社会公平，取决于社会阶层是如何被定义和衡量的。

如何衡量社会阶层

在心理学的研究中，研究者通常将衡量社会阶层的指标分为两类，客观社会阶层与主观社会阶层。

客观社会阶层通过个体掌握客观社会资源的多少来反映其社会地位的高低，通常包括收入、受教育水平和职业声望等指标（可以理解为：你年薪多少、初中毕业还是拥有大学文凭、是普通职工还是管理人员？）。

主观社会阶层则依据个体对自己所处社会地位的主观感知来衡量其地位的高低，常常通过梯子量表进行测量。如下图所示，假如这个梯子代表了人们所处的不同社会阶层，等级越高，表示其所处的阶层地位越高。你觉得与他人相比，自己处于1~10的哪一级？

图：主观社会阶层的测量

一般来说，主、客观社会阶层的各个指标之间存在相关，但二者的关系其实并不强，只有小到中等程度的相关。也就是说，有的人虽然客观社会阶层较高（如收入高、受教育水平高、或职业声望高），但其主观上却并不觉得自己属于高社会阶层；与之对应，有的人客观社会阶层较低，但主观上却觉得自己处于较高的社会地位。

我们的发现

个体的主、客观社会阶层之间较弱的关系，决定了二者对社会公平感的影响可能是不同的，但以往研究并未重视这一差异。

我们认为，主观社会阶层较高的人认为自己处于优势地位，因而有更强的动机去合理化自己的高地位。例如，他们认为社会分层是必然的，也反对有利于降低贫富差距的再分配政策。因此，这一群体应该更倾向于合理化社会现状，因为这与维护其自身地位的逻辑是一致的。

相反，客观社会阶层较高的人在主观上可能并不一定觉得自己占据优势地位。事实上，受教育水平和收入较高的人往往接触了更多现代化的思想，他们对社会有更高的期望和要求，也更容易发现当前社会中存在的问题。因而，他们可能倾向于认为当前的社会并没有那么完美，还有很大的提高空间。

为了验证上述推论，我们首先分析了两万余名被试的主、客观社会阶层与其社会公平感的关系。结果发现，不管是在成年人群体中，还是在青少年群体中，客观社会阶层越高（即收入和受教育程度较高）的人越觉得社会不那么公平完美，而主观社会阶层越高的人，却越觉得社会是公平的。

然后，我们探讨了主、客观社会阶层预测社会公平感的心理机制。结果显示，客观社会阶层越高的个体，由于拥有的知识和接触的媒介与其他人不同，因而他们在政治观念上更偏向自由主义，也更倾向于认为当前的社会并不完美和公平；客观社会阶层越低的个体，在政治观念上更偏向保守主义，因而倾向于合理化社会现状。而主观社会阶层越高的个体，则更倾向于对当前的社会现状作出乐观估计，认为社会流动性较为充足，因而觉得当前的社会是公平的。

图：主客观社会阶层预测系统合理化的中介机制（研究5）

启示

这项研究对我们有什么启示呢？

1

本研究表明，认为社会不够公平的是两个不同群体。一个是受教育程度和收入水平较高的群体，另一个是主观社会阶层较低的群体。然而，这两个群体社会公平感较低的原因却并不相同。

前者认为社会不公是因为现实与理想不符，社会发展水平没有达到自身的预期；后者认为社会不公更多是因为感知到社会不具有向上流动性，自己在未来也很难改变当下的不利处境。

这一研究发现对于如何进一步完善社会制度，从而提高全社会民众的公平感和良好心态具有指导意义。

2

阶层议题是当下社会心理学界的研究热点之一，但研究者对于社会阶层不同指标之间的差异还未给予足够重视。

本研究发现，主观和客观社会阶层对于公平感具有不同的预测作用。而更进一步来说，主、客观社会阶层内部的多个指标的含义和作用其实也可能会有所不同。这是值得未来研究注意并要进一步澄清的重要问题。

3

值得思考的是，为什么客观社会阶层较低的人也愿意合理化社会现状？其实，在之前的推文中，我们已经分析过，合理化社会现状可以给人以希望，提升心理健康水平，这对人们进行更好的社会适应具有重要作用。

本研究第一作者李文岐现为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部在读博士研究生，第二作者杨莹现为华东师范大学晨辉学者，第三作者伍俊辉现为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部博士后/特聘研究员。

原文链接：

Li, W., Yang, Y., Wu, J., & Kou, Y*. (2020). Testing the status-legitimacy hypothesis in China: Objective and subjective socioeconomic status divergently predict system justification.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doi:10.1177/0146167219893997

推文作者：李文岐
插图：郭震
编辑：林靓
排版：董艺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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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co有话说

在国内外社会多重流动的背景下，基于不同文化传统、社会规范、思维习惯和行为模式而出现了类型众多的社群或团体。这些群体在频繁接触的过程中形成了多类型、多角度和多层面的文化互动现实，并对社会心态和社会行动产生深刻的影响。

《中国社会心理学评论》第17辑的十一篇论文聚焦于“群际互动与亲社会行为”这一主题，从群际接触、群际助人、群体认同、群际高级社会情感乃至于更抽象的群际认知哲学等角度出发，尝试揭开群际感知背后精微的社会心理内涵和复杂的文化经验根系，为提升群际融合品质找到新的路径。

为什么要研究群际亲社会行为？

在社会变革和文化变迁的语境下，多重流动的社会现实促成了不同类型的文化传统、社会习俗、思维习惯和行为模式在同一个时间和空间内发生重叠，形成了多类型、多角度和多层面的社会文化互动现实。在此背景下的社会心态也会随之发生变化。

随着资源流动和人员流动的不断加剧，中国社会出现的群体类型越来越多，新型群体的形成和发展是一个动态而多变的过程，这就使得基于群体间接触和互动所形成的社会结构也变得越来越复杂。社会成员针对“外群体及外群体成员”的心理表征呈现出多层次的复杂特征。在国内流动/跨国流动的群际互动框架内，本地人基于针对外地人/外国人群体的观感和接触，对这些城市新移民身份的积极印象或污名感知，会以想象、隐喻或代表性符号的方式透过传媒和人际沟通的渠道最终生成特定的社会表征模型，进而深化并巩固成为共识性的大众经验。

这一整套始终处在动态调整中的群际互动经验是在社会流动的多重叠加特征和社会群体多元并存的外部现实、以及在心理表征和人际互构的内部过程共同作用下形成的。内外因素促成的社会共识对其持有者产生了规范性影响，进而指导他们的思想和行动。

群际互动的过程既复杂又多变，据此建立的各类群际关系也呈现出了形式多元、内涵丰富的形态，并展现出迥然不同的价值对照关系，包括在外显意愿层面上的积极态度对照内隐认知层面上的消极偏见，以及在积极的外群体态度背后对照内群体规范认同逻辑。这就使得“如何整合外显态度与内隐认知、如何整合内群体规范与跨群体利益，并在此基础上实现真正的群际和谐”成为颇具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的研究议题。这也是本专辑聚焦于“群际亲社会行为”的缘起和初衷。

群际互动的过程隐含了不同规范、习俗和价值取向之间的对话与交融，同时也折射出了不同群体之间由于权力和地位的差别而出现的合作、冲突或博弈，此外还有这些群体所依托的文化在频繁接触中所激荡出来的创意和智慧。上述内容背后的建设性内涵（比如群体层面上的积极态度和良性互动）和破坏性内涵（比如群际偏见、歧视甚至冲突）是并存的，对于建设性内涵的培育和促进能够在很大程度上消解群际互动中的破坏性内涵。

在社会心理学、文化心理学和移民社会学的多学科交叉视角下，关于亲社会行为（prosocial behavior）的解释模型和干预机制可以为探索群际互动中的建设性内涵提供丰富的研究资源。在传统的个体主义心理学范式下，亲社会行为被界定为发生在个体之间具有利他属性的、旨在提升人际关系并通过巩固规范和强化习俗来促进内群体和谐的积极行动。从概念的原型结构来看，人际互动层面上的亲社会行为既涉及到特质性、利他性和社交性等自我/个体心理特征，同时也涉及到诸如遵守群体规范/维护社会公益这样的群体心理特征（张庆鹏，寇彧，2011），它一方面促进了积极自我概念的建立和良性人际关系的改善，另一方面，这些改善的不断积累也潜在地推动了积极社会共识的形成，最终建立稳定的亲社会规范，成为建立成熟社会的核心基础。这表明亲社会行为是联结自我认知和群体认知的纽带，也是在内群体规范认同和跨群体社会互动之间建立积极联系的粘合剂。

如果将人际社交层面上的“亲社会”的理念切入到群际关系的研究领域，则可以将个体心理层面上的亲社会动机和心理行为模式拓展到群际互动层面，并提炼出“群际亲社会行为”这一概念。群际亲社会行为在表象层面上依然是发生在个体之间的具有友好、合作、分享和互助等特征的积极行动，但形式上的人际行为隐含了群际互动的意蕴，由于身兼不同群体身份的施助者和受助者同时也各自稳定地拥有相应的身份认同，这使得群际亲社会行为在内核层面上成为基于个体身份认同的群体间行动。我们可以透过群际亲社会行为来分析变迁背景下的群体形成和发展过程、群际互动的形式和内容以及由此结成的各种关系，进而探索如何在纷繁复杂的群际互动中消解偏见与歧视、促进群际和谐与族群融合，呼应“当代中国走向世界”语境下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全球伙伴关系网”、“世界朋友圈”等议题。

在全球化浪潮风起云涌的今天，来自不同文化或不同社群的人们不可避免地要进行频繁的接触（包括跨国贸易、跨境留学、跨境就业甚至跨国通婚等），基于“亲社会”构造起来的建设性的群际互动内涵对于这种多元复杂的接触过程具有重要价值，这种价值不止体现于消除偏见和化解冲突（或者通过冲突来协调各方面力量之间的相互作用，发挥平衡社会的功能），而且还体现于重塑共识和提升融合品质，并实现更为深刻的文化整合。可见，在这方面所开展的研究正使得“群际亲社会行为”日益成为一个有趣且重要的领域。

自主性群际亲社会行为：积极群体关系表征下的良性社会互动

我们可以将基于群际亲社会行为建立的社会关系理解为“不同群体成员通过社会表征建构出来的积极的、建设性的社会联结/关系”。与个体层面上的亲社会行为相比，群际亲社会行为涉及到自我与群体的关系，以及内群体与外群体的关系，因而是在多层嵌套的复杂系统中发生的社会互动，也就必然需要以人群中业已形成的普遍共识或集体社会表征为基础。就群际亲社会行动中的当事双方而言，关系表征的影响因素以及运行机制更多地反映了群体之间在一些重要议题上的对话与博弈，这些议题涉及到双方在“施助-受助”或“互助”的过程中进行帮助、合作、分享等亲社会互动时，制约或影响他们行为的规范是如何建立的。而这些规范一旦建立之后，随之出现两种典型的亲社会群际关系。

第一种是依赖定向关系（dependency-oriented relationship），施助者强调内外群体的差别和内群体的独特性，通过为受助者提供直接的问题解决方案，借以稳定或扩大群际阶层差异，进而获得受助者的长期依赖，因此虽然表面上是积极的，其实质却是为解决群际威胁的“亲-内群体（pro-ingroup）”行为，其中不乏针对外群体的控制、排斥等消极互动,而该取向下的求助者则将求助情境归因为自身能力不足所致。这种关系反映了群际互动过程中的负面要素（张兰鸽等，2015）。

第二种是自主定向关系（autonomy-oriented relationship），这种关系框架内的群际助人行为涉及“自主独立性”、“求同包容性”等核心特征，施助者强调群际共性，可以容忍不同群体之间的多样性，通过为受助者提供解决问题的工具去尊重后者的自主价值及独立尊严，试图在利他主义框架内缩小阶层差异，并与幸福感和积极情绪产生正向联系，最终建立起良性的群际关系。该取向下的求助者则会基于求助情境产生较强的动机去解决当前的技术性问题（张兰鸽等，2015）。因此，自主定向的群际亲社会行为具备了更多的建设性内涵。自主定向关系反映了群际互动过程中的正面要素。比如在解决诸如利益分配、责任分担和冲突解决等问题时，双方会更多地考虑平等协商，并且都可以接受为了解决问题而做出各自妥协的方案。建设性群际关系一方面更容易促进群体之间基于其所依托的文化在频繁接触中激荡出创意和智慧，另一方面也可以促进群体之间的良性互动，进而建立积极而稳定的群际关系，实现良性的社会建构，避免出现由于偏见、歧视、攻击等冲突所引发的破坏性局面。

亲社会群际互动中的依赖型关系和自主型关系都是在人们对于内群体与外群体之间的相对阶层位置和权力分配格局进行感知、表征和判断的基础上形成的。在群际互动的语境下，差异性表征的激活使得同样的助人场景背后隐含了不同的行动逻辑和价值诉求。很明显，依赖定向较容易引发群际偏见、敌对甚至冲突，而自主定向则更倾向于对应友善合作的良性互动，后者在本质上具备了亲社会行为的积极内涵，有助于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群际融合。

因此，后续关于群际亲社会行为的研究应着眼于其中的“自主性”内涵展开深入探讨，比如从自我认知、社会表征、社交性情绪/情感以及群体规范等角度出发去探讨其影响因素，再比如从基于群际接触、文化学习、多样性表征训练以及交叉认同分类训练等角度去促进自主性群际亲社会行为的发生。

基于会聚主义文化心理机制的群际亲社会互动

在国内流动和跨境流动的双重作用下，当代中国走向了前所未有的多元文化交融时代。在这个背景下出现了林林总总的群体类型，随之也制造出了纷繁复杂的群际互动议题。群际亲社会行为作为联结自我认知和群体认知的纽带，蕴含于行动背后的积极要素折射出了全球化浪潮下的群性光辉，并在一个更高的抽象水平上揭示出多种文化互动场景下推动群际合作或消减群际冲突的底层逻辑。

为了阐明这种“揭示”的内涵，我们需要全面审视当代多群体交互现实背后的文化心理机制。在多重流动和跨文化碰撞等复杂社会现实的交织下，无论是站在坚持内群体独特性的文化本质主义（essentialism）立场，还是站在强调无差别群际平等的文化色盲主义（colorblindness）立场，甚或是站在既接受多样性又鼓励自由表达与行动的文化多元主义（multiculturalism）立场，都很难完整并准确地判断群际互动的本质和成效（邹智敏，江叶诗，2015）。

因为群际互动中多种文化间的相互影响兼具多样性和整合性的内涵，这种内涵可以借助于影响源的叠加性特征和影响过程的多重性特征来加以理解。某种文化基于特定的侧面（而不是全部要素）对其成员产生影响，而其他可能更重要的影响则来自另一种文化的特定侧面，个体的认知和行为是在多种文化会聚之后被塑造形成的（Morries，Chiu & Liu，2015）。这就促成了几种风貌与内涵皆存在差异的群体形态可以共存于同一个场域之内，伴随着新群体的不断出现，行为主体存储的社会与文化知识涵盖了两套或多套文化系统，不同系统之间存在相互借用、相互吸收和相互转换的涵化（acculturation）关系，它们被整合在一起对社会行为产生了影响。这一观点优化了上述三种立场背后的理论解释力，进而指向了最早由Prashad（2001）提出的文化会聚主义（polyculturalism）理念。

文化会聚主义理念启发我们基于本文的阐述继续向深层的社会心理学议题空间拓展，进而将群际亲社会行为纳入到文化系统建构的动态进程中。不同的文化形态在对话、混搭和转换迭代的过程中会聚为全新的文化系统，群际亲社会行为在其中扮演了联结、凝聚与整合的角色。群际亲社会行为既可以为社会建设与文化重构过程中的跨群体互助、协调、提升与整合等议题提供道路选择或方法路径，在多元杂处的文化融合背景下揭示出两个或多个文化系统对群体行为的综合作用机制；还可以在群际互助的过程中探寻不同类型的群体在文化、规范或价值取向等方面的对话与融合，梳理出积极群际关系的形成与发展和群际权力健康合理运作的原理。

本专辑收集了一组围绕“群际亲社会行为”这个主题的系列研究论文，目的是在上述视角下探索群际互动背后的文化心理机制，并为如何消除偏见、提升与改善群际关系提供实证依据。

本专辑的论文大致可分为三类，第一类研究直接探讨了不同因素对群际亲社会行为的影响及其内部机制。例如赵玉芳团队以壮族和苗族大学生为被试，基于两个系列的实验发现了共同内群体认同对外群体帮助的提升作用，并且揭示了感知相似性在其中所发挥的中介作用；谢天团队以慈善捐助为例，考察了“个人怀旧”在满足基本心理需求的基础上对群际亲社会行为的正向预测作用；路红团队采用博弈游戏范式，考察了感知到的疾病传染性与致死程度对群际亲社会行为决策的影响，同时验证了状态移情的中介作用。

第二类研究聚焦于群际互动过程中的态度和动机。例如寇彧团队的研究发现，少数人群体的内群体精神利益满足降低了外群体投射，继而促进了他们对多数人群体的积极态度；于海涛团队以汉族大学生为被试，通过三个系列研究探索了想象的群际接触对内隐群际态度的影响，并检验了民族观的中介作用；夏瑞雪团队的研究揭示了社会认同程度和群际威胁感知对不同民族间群际态度的交互影响；韦庆旺团队考察了群体本质主义的自然类别维度及群体实体性维度与群际刻板印象（能力-热情）的关系；徐华女团队则借助质性访谈的方法，深入挖掘了青年志愿者和艾滋病感染儿童之间的群际帮助行动背后的多重初始动机（如痛苦感知、感恩图报、追求正义等）。

第三类研究将亲社会行为置于文化心理结构和文化会聚主义的层面上，探讨行为背后的文化意义。例如杨宜音团队深度描绘了中原民族散杂居地区的回汉通婚家庭日常生活场景，在社会距离最近的文化接触形态下讨论了婚内族际文化融合心理边界的特性；吴胜涛和高承海团队的研究揭示了文化心理结构中的集体主义倾向与亲社会行为关系的族群异质性和差异性；吴胜涛团队的另一项研究则探讨了亲社会正义感的阶层差异及其文化价值基础，发现文化心理结构中的个体主义倾向调节了亲社会正义感的阶层差异。

心理学研究最大的价值应在于，当其理论贡献反照到社会现场之后可以发挥其阐释现实和解决问题的实际功能。本专辑关于“社会群体”和“群际关系”的研究契合了“全面开放新格局下继续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这一宏观战略，同时也回应了“国家安全的基础管理”和“跨区域的系统性人口迁移治理”的现实需求，希望能够将不同类型的群际关系背后的生成机制和促进策略作为当前实现族群共生和文化共融的实践抓手，为建立和提升有关城乡社区融合、多元文化交流互动、跨文化和跨族裔间合作等方面的社会治理策略体系提供实践性参考。

注：本文部分节选自《中国社会心理学评论·第17辑：群际互动与亲社会行为》卷首文章《群际互动中的亲社会行为：全球化浪潮下的“群性光辉”》，本专辑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年2月出版，集刊主编：杨宜音，执行主编：张庆鹏，寇彧。

推文作者：张庆鹏
插图：郭震
编辑：林靓
排版：董艺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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