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献选读
Coco有话说

说到从众，你会怎么想？是不是会想到墙头草随风倒？想到没有主见人云亦云？从众的确总是发生在群体生活中。人在社会生活中，有时会因为群体的压力而表现出与大多数人相一致的行为或观念，这就是从众现象。但是，人们会如何看待这些从众者呢？人们会如何评价那些按照群体决定行事的从众者呢？人们会赋予那些顾全大局、放弃个人利益的从众者更多消极品质还是积极品质呢？

本期推文将借助一篇文献，帮我们从动机的角度理解人们对从众者的评价。

研究者认为，人们对他人行为的评价，依赖于对其行为动机的判断，尤其是在评价行为善恶时，会依据自利与否推测其动机。所以，群体中的从众行为也可以以其动机分为两种，一种是自利的从众(self-interested conformity)，即为了获得群体中其他成员的喜欢和避免被他人排斥，或为了维护自己利益的从众；另一种是善意的从众行为(benevolent conformity），即为了让群体的决定顺利通过和促进群体关系的和谐，或为了维护群体利益的从众。

那么问题来了，人们对从众者动机的感知会如何影响对从众者做出评价呢？一项发表于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的研究对该问题进行了探讨。

在研究一中，研究者首先让被试回忆和描述自己认识的某个人的从众行为，并对其品质(strength of character)进行评价。

在控制组中，被试只需要回忆“自己认识的某个人调整自己的行为并与群体中的他人保持一致的情境，例如，在群体中表现出平时不会做的行为，表达自己平时不会相信的观点等”。在另外两个实验组中，被试还需要额外回忆自己认识的人做出从众行为的原因。其中，关注自我利益的实验组被试被诱导回忆和描述“这个从众者想得到其他群体成员的喜欢，不想被排斥”的情境；关注群体利益的实验组被试被诱导回忆和描述“这个从众者为了照顾群体中其他成员的感受”的情境。

然后，研究者要求所有被试对其想象的从众者做出评价。结果如图1所示，与关注群体利益组相比，控制组的被试和关注自我利益组的被试都对从众者的积极品质做出了更低的评价，并且，控制组与关注自我利益组的评价无差异。这说明人们普遍认为从众者的动机是自利的，无论人们是否被诱导去判断从众者的自利动机，人们都会认为其动机是自利的，因而对其有消极印象；而对于具有关注群体利益动机的从众者则会给予更多积极品质的评价。

图1 人们对不同动机从众者积极品质的评价

在研究二中，研究者让被试同样回忆和描述自己认识的某个人做出自利或善意的从众行为，然后探讨这两种不同的从众动机是否影响人们对从众者的能力和温暖特质，以及真诚性的评价。结果表明，善意的从众者除了被认为有更积极的品质外，也被认为拥有更高的能力和更温暖的特质。此外，善意的从众者还被评价为是更真诚的人。

这两项研究显示，从众的动机影响人们对从众者的评价，相比之下，善意的从众者会得到更积极的评价。

那么，我们又会产生另一个问题，人们会给予坚持自己的观点和立场、抵抗群体压力的不从众者更积极的评价，还是给予善意的从众者更积极的评价呢？

在研究三中，研究者让被试阅读他人在群体中从众或不从众的情境材料，然后对其做出判断。在从众条件下，被试了解到他人从众是因为他只考虑自己的利益，希望群体中的其他成员都喜欢自己（自利的从众者）或者是因为关心群体利益，希望群体决策能顺利通过（善意的从众者）；在非从众条件下，被试了解到他人不从众是为了显示自己的独立性，不想屈从同伴压力（自利的非从众者），或者是为了群体的利益，不希望群体做出错误的决定（善意的非从众者）。

研究结果表明，非从众者比从众者得到了更积极的评价，而且被认为有更高的能力，但是在温暖特质上得分并不高。此外，在从众条件下，善意的从众者得到更积极的评价，而且他们比自利的从众者在能力和温暖特质上都得分更高；而在非从众条件下，善意的非从众者和自利的非从众者在积极品质、能力和温暖特质上得到的评价都无显著差异。可见，善意的从众动机只影响人们对从众者的品质判断，并不影响人们对非从众者的评价，无论非从众者的动机如何，敢于打破群体规范，坚持自己想法的个体都被认为具有更积极的品质（见图2）。

图2 从众行为与从众动机交互影响人们对从众者品质的判断

总结：人们无时无刻不在进行着社会判断和评价。对待他人的从众行为，人们也会有不同的评价。根据上述研究，我们或许可以得到如下一些启示。

(1) 作为行动者，应该了解人们虽然会去推测行为者背后的动机，但更容易从行为本身做简单的判断，而且可能更相信“行胜于言”，倾向于认为从众的基本动机是自利的。

(2) 作为判断者，应尽量避免简单武断地对他人的行为进行判断，而应尽量在掌握更多的信息之后做出客观的评判，应意识到从众者行为背后的动机复杂性和多样性。

(3) 作为社会成员，在群体生活中做出从众或不从众的决策时，也应更多考虑群体利益和他人利益，这样不仅仅可获得他人的积极评价，更重要的是可促进群体的长远而积极的发展。

参考文献：

Wice, M., & Davidai, S. (2020). Benevolent conformity: The influence of perceived motives on judgments of conformity.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0146167220963702.

推文作者：苑明亮
插图：彭重昊
编辑：彭重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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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选读
Coco有话说

我们都熟悉“三国故事”中周瑜和诸葛亮的关系，周瑜似乎一直想超越诸葛亮的才智，还发出“既生瑜何生亮？”的叹息。

嫉妒是人性中最强大的情感力量之一，罗素也称其为人类最普遍、最根深蒂固的情感之一。它作为一种独特的、令人不愉快的情绪，源于社会比较，常发生于个体感到自己的财富、才能等不如相关的比较对象时，例如周瑜与诸葛亮的比较。嫉妒普遍存在，且消极影响广泛，因此，被标明为不健康的情绪。人们常会掩饰自己的嫉妒情绪。

问题是，当人们体验到对同团队成员的嫉妒情绪时，他们会怎么做？当被嫉妒者求助时会得到团队成员的帮助吗？

嫉妒(envy)，除了被定义为一种性格特征之外，还被定义为一种情境驱动的情绪，指当一个人缺乏他人的优秀品质、成就或财产时，由“希望他人也缺乏这些品质、成就或财产”的想法导致的情绪体验。

嫉妒最初被认为完全是一种恶意的敌对情绪，但近年来的研究认为嫉妒也有二元性，并假定它包含了破坏性和建设性两个方面。换言之，嫉妒会产生两种动机，一种是恶性动机(malicious motivation)，比如想要通过贬低或者伤害嫉妒对象来缩小自己与其的差距；另一种是良性动机(benign motivation)，比如想要通过自己的努力缩小自己与其的差距。显然，嫉妒导致的恶性动机通常是不被社会接受的，尤其是在期望互相帮助和合作的朋友之间、同事或者团队成员之间。如果个体公开表露自己的恶性动机，他很容易受到排斥。所以，嫉妒产生的恶性动机通常是隐蔽的，即人们更倾向于采用微妙、含蓄的手段来表现这种动机。

事实上，嫉妒在团队中尤其可能产生，因为团队成员间通常具有更高的相似性，且频繁的互动更容易引发社会比较。同时，随着现代组织中专业化程度的提高，即使是出色的成员也可能需要在他们不太熟悉的领域得到同伴的帮助。因此，寻求和提供帮助在团队合作中时有发生。那么问题来了，当人对同一个团队中的成员产生嫉妒情绪并伴随着恶性动机时，他会愿意或真的帮助这个嫉妒对象吗？

研究者提出了两种帮助类型：依赖型帮助(dependent help)和自主型帮助(autonomous help)。依赖型帮助是只提供问题的解决方案，从而加强受助者今后对他人帮助的依赖；而自主型帮助则提供解决问题的方案和工具，能够促进受助者能力的发展，使他们以后能够独立地解决问题。以往研究发现，施助者更倾向于向地位高(而非地位低)的求助者提供自主型帮助，因为他们认为这些人更有动力，也更有能力利用这些帮助。然而，当寻求帮助的人是嫉妒对象时，情况可能就不是这样了。对于心怀恶意的嫉妒者来说，通过选择向团队成员提供依赖而不是自主的帮助，既可以公开地、至少部分地遵守合作和帮助的规范，又可以微妙地维持求助者的无能和依赖，从而可以减轻自己感受到的威胁。

研究者通过四个实验探究了嫉妒对帮助的影响。

实验一中，参与者被随机分配到实验组(嫉妒组)和控制组。研究者向参与者呈现一段文字材料，让他想象一个工作场景：他与同事Terry以及另外三个候选人竞争晋升机会，结果获得了第二名。在晋升生效前的一个月里，他需要和Terry在同一个团队中为一个重要的项目一起工作。在实验组中，Terry得到了晋升；在控制组中，Terry也没有得到晋升(获得了第三名)，第三个人得到了晋升。随后让参与者报告嫉妒情绪、恶性动机、良性动机、帮助意愿和帮助类型。

结果发现，实验组和控制组的参与者在帮助意愿上没有显著差异，但实验组的参与者更不愿意向嫉妒对象提供自主型帮助。研究者进一步进行中介效应分析，发现恶性动机在嫉妒影响帮助意愿和提供自主型帮助的两条路径中均起到中介作用。

实验一的结果表明，对嫉妒对象的恶性动机会降低人们的帮助意愿、减少提供的自主型帮助。但是实验一不能完全排除两种可能性：第一，观察到的差异可能是由于控制组中同事的成绩(第三名)比参与者(第二名)更差导致的，即参与者更愿意给不如自己的同伴提供更多的帮助。由于人们通常害怕成为嫉妒的对象，他们会对表现不如自己的人表现出更多的亲社会倾向。第二，参与者认为获得晋升的同事很有能力，需要的帮助更少。因此，研究者又进行了实验二。

实验二的程序与实验一大致相同，但参与者是与两名同事Paul和Terry以及其他一些人竞争两项晋升机会。所有的参与者均没有得到晋升的机会，并且被告知其中一项晋升给了Paul，他是CEO的侄子，通常被认为是由于他与CEO的亲戚关系而获得晋升的。一半的参与者被告知第二项晋升给了Terry，他是一个非常投入和努力的员工，应该得到这次晋升；另一半的参与者被告知第二项晋升给了其他人，Terry也没有得到晋升。随后让被试报告嫉妒情绪、恶性动机、良性动机、帮助意愿、帮助时间和帮助类型。

结果发现，在两组中，相比于Terry(不论晋升与否)，人们对不值得晋升的Paul的帮助意愿更低、帮助时间更少、自主型帮助更少。进一步中介效应分析显示，恶性动机在其中起到了中介作用。

实验一和实验二通过假设场景探究了嫉妒对帮助意愿的影响，发现嫉妒情绪及其引发的恶性动机会降低人们对于嫉妒对象的帮助意愿，尤其是减少了自主型帮助。为了提高结果的有效性和普遍性，研究者在实验三和实验四中通过模拟的团队任务考察了嫉妒对实际帮助行为的影响。

实验三共包含两个阶段。在第一阶段，参与者完成一份问卷调查。他们需要填写性别、年龄和工龄。对于实验组(嫉妒组)，参与者需要回答与成就和收入相关的项目。对于控制组，参与者需要回答与工作习惯和偏好相关的问题(与成就或收入无关)。填完问卷后，研究者向所有参与者展示了“另一位参与者”完成的问卷。实际上，这位参与者是计算机模拟的，问卷的内容是由研究者操纵的。在嫉妒条件下，答卷显示他拥有大师的称号，并且赚了很多钱。在非嫉妒条件下，答卷体现了他的工作习惯和偏好。在第二阶段，参与者参与一项计算机化的团队任务。他被告知团队的同伴是在第一阶段配对的那位参与者，在任务期间，他有机会寻求和提供帮助。

结果显示，实验组和控制组在是否提供帮助和是否提供自主型帮助上均没有显著差异。研究者进一步检验了中介效应，发现恶性动机在嫉妒情绪影响提供自主型帮助的路径中起到了中介作用，但并不能中介嫉妒情绪到提供帮助的路径。

实验三的结果扩展了之前的发现，即恶性动机对提供自主型帮助的负面影响不仅表现在意愿上，而且表现在实际行为上。

实验四在实验三的基础上增加了嫉妒条件下同伴优势的随机性、不应得性和不可控制性。结果发现实验组的参与者更少向同伴提供帮助，但在提供自主型帮助上没有显著差异。实验四也进一步验证了恶性动机在嫉妒影响提供帮助和自主型帮助中的中介作用。

通过上述四个实验，研究者证实了嫉妒对帮助意愿和帮助行为的影响，即人们更不愿意向自己嫉妒的对象提供帮助，尤其是自主型帮助。并且，这种效应是由恶性动机所驱动的。

但是，以往的研究也告诉我们，减少帮助将会损害个人和团队的表现。出于共同利益的追求，我们更应该遵守团队契约，团结互助。同时，团队的领导者也应当谨慎制定竞争性的激励措施，避免嫉妒引发的恶性动机带来难以预料的后果。此外，作为团队的一份子，我们既可能是提供帮助的人，也可能成为寻求帮助的人。所以，作为团队成员，最好是自己警惕由嫉妒情绪导致的恶性动机。

参考文献：

Montal-Rosenberg, R., & Moran, S. (2020). Envy and help giving.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DOI: 10.1037/pspi0000340

推文作者：丁越
插图：丁越
编辑：彭重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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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成果
Coco有话说

你会安慰或关怀自己吗？

想象一下，当你的朋友向你诉苦“这次的任务做得很糟糕”时，你会怎样安慰他呢？你或许会拍拍他说“不要紧，这只是一次的失败，好好想想下次怎么改进”，但当自己的任务做得很糟糕或面对自己的不足时，你会怎样安慰自己呢？你或许压根都不会安慰，反而会埋怨自己“你怎么这么糟糕，连这点事都做不好”。看起来，“爱别人”似乎要比“爱自己”容易一些。但是，研究发现，爱自己不仅能够提升自身的幸福体验，还能够引导人们更好地体会他人的善意进而更好地爱别人。关怀自我不仅具有积极的自我功能，而且具有积极的社会功能。

本期推文继续介绍我们有关自我关怀的研究，这项研究考察了自我关怀、感恩与亲社会行为之间的纵向关系。

在先前的推文中，我们介绍了自我关怀的核心特征、维度及其对心理健康的作用（科研成果 | 善待自己，对生活报之以歌）。我们还发现了自我关怀能够减少青少年的不道德行为（亲社会实验室 | 拥有充盈“自我”的人可以减少不道德行为吗？）。此外，我们通过一项横向的问卷研究，说明了关爱自己并不意味着自我中心，相反，自我关怀的特质与社会联结、信任和亲社会行为都存在正向关联（科研成果 | 在帮助别人前，请先给自己戴好氧气面罩！）。但是，从纵向发展的视角看，自我关怀的提升影响青少年的亲社会行为吗？如果有影响的话，又是通过什么发生的呢？

我们已经知道，自我关怀强调的是“爱自己”，但是，它并不是强调以自我为中心，真正的关怀却能够消除“自我”与“他人”的界限。尤其是当个体意识到困难与挫折是所有人都会遇到的时候，这种关怀能够拉近个体与他人的联结感。因此，当他人遇到困境时，高自我关怀者更可能将困难的经历知觉为人类的共性，向处在困境中的他人伸出援手，将指向自我的善意传递给其他人。那么，自我关怀促进青少年亲社会行为发展的机制是什么呢？我们认为，这个过程可能涉及另一个对他人表达善意的体验——感恩。

感恩是指个体在接受来自他人和世界的恩惠时，产生的一种积极、愉快的体验。从情绪效价看，感恩是一种积极情绪，因此感恩对个体自身的幸福感、心理健康起着重要的促进作用；从社会功能看，感恩也是一种道德情绪，它推动个体关心他人并回报他人，进而更广泛地传递亲社会行为。我们认为，自我关怀能够培养青少年的感恩。

一方面，拥有自我关怀思维和正念态度的青少年更可能觉察、欣赏所处情境中积极美好的一面。研究发现，哪怕是与周围的人发生了冲突，正念态度能够帮助个体客观地看待自己当下的“怒火”，调整好情绪后用建设性的方式解决冲突，并且在事后会用更感恩的心态看待冲突和矛盾，认为这些经历使双方成为更好的人。另一方面，普遍人性观消除了自我与他人的界限，高自我关怀者更可能将自己视为渺小的存在，置身于全人类这个大集体中，更可能感受与他人和世界的联结感，因而更可能激起感激之情。

我们对1525名初中生进行了追踪。从初一到初三，每一年都通过自我报告的形式调查了他们的自我关怀、感恩以及亲社会行为水平。通过传统交叉滞后模型（traditional cross-lagged panel model），我们发现在个体间水平，自我关怀能够纵向预测感恩及亲社会行为的发展，而感恩与亲社会行为之间存在双向的预测关系。换言之，自我关怀能够通过提高个体的感恩水平进而增加其亲社会行为，自我关怀也能增加亲社会行为，进而提高个体的感恩水平。

图：初中生自我关怀、感恩与亲社会行为的传统交叉滞后模型

考虑到不同个体在相关变量的均值上存在差异，我们进一步使用随机截距交叉滞后模型（random intercepts cross-lagged panel model）在个体内水平对三个变量的关系进行检验，结果发现，自我关怀同样能够纵向预测感恩和亲社会行为的发展，但感恩与亲社会行为之间的相互预测不显著，这可能意味着感恩与亲社会行为之间的关系更多地体现在个体间的特质水平，而不是以一种动态的方式发生在个体内部（关于两种模型探究问题的差异可参考Hamaker, Kuiper, & Grasman, 2015; Orth, Clark, Donnellan, & Robins, 2020）。

青春期是个体品德、价值观与社会性发展的关键阶段。我们这项研究在初中生群体中发现了自我关怀的善意（Kindness）传递链条：对自己的善意能够帮个体更好地识别与感激来自身边的善意，也更能够将善意传递给其他人。可见，自我关怀的积极品质有助于初中生感恩情绪的培养，也有利于他们做出更多的亲社会行为。

不要小看“爱自己”！“爱自己”并不意味着“自私”或“自我中心”，相反，“爱自己”的积极态度不仅有益于个体自身的心理健康和幸福感的提升，还能增益个体的社会功能，将关怀与友善推己及人。也只有“爱自己”的人才可能具备更充盈的、强大的、健康的、积极的自我概念，进而体现出自主的助人行为。未来我们可以考虑通过自我关怀的干预训练，来引导更多的青少年关怀自我、感受善意、表达善意、传递善意。

参考文献：

Hamaker, E. L., Kuiper, R. M., & Grasman, R. P. (2015). A critique of the cross-lagged panel model. Psychological Methods, 20 (1), 102–116. https://doi.org/10.1037/a0038889

Orth, U., Clark, D. A., Donnellan, M. B., & Robins, R. W. (2020). Testing Prospective Effects in Longitudinal Research: Comparing Seven Competing Cross-Lagged Model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Advance online publication. http://dx.doi.org/10.1037/pspp0000358

原文文献：

Yang, Y., Kong, X., Guo, Z., & Kou, Y. (2021). Can Self-compassion Promote Gratitude and Prosocial Behavior in Adolescents? A 3-Year Longitudinal Study from China. Mindfulness. Advance online publication. https://doi.org/10.1007/s12671-021-01605-9

推文作者：杨莹 孔祥静 郭震
插图：郭震
编辑：彭重昊
排版：彭重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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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选读
Coco有话说

过去，一些学者诸如康德、弗洛伊德认为，女性因为情绪化程度比男性更高，所以道德推理能力不如男性。但现如今大量的研究则表明，女性的确体验到的情绪更加强烈，但是与男性相比，她们更少参与不道德行为，并会更严格地谴责不道德行为。

那么，两性在面对同一道德问题时，是因为感受到的情绪不同而做出了不同的道德判断，表现出不同的道德行为意图吗？本期推文将通过一篇研究来讨论两性对不道德问题的看法及情绪体验。

性别和情绪

道德判断和道德行为通常受到人们的情绪体验和管理情绪的方式所影响。一般而言，女性会体验到更多的自我意识道德情绪（self-conscious moral emotion，个体根据道德自我认同标准所产生的道德相关情绪）和更高的移情关注（empathic concern），而大量的研究也已经证明移情关注可以调节道德判断中的性别差异。

同时，情绪中的性别差异也体现在情绪强度和调节情绪的方式上。研究表明，与男性相比，女性报告的某些情绪强度更高，也更倾向于去关注自己的情绪，而男性则更倾向于抑制自己的情绪。然而在道德困境中，抑制情绪会导致人们忽视不良的情绪后果，一味去追逐功利。一项元分析的研究也表明，在道德困境中，女性对造成伤害的情绪反应更强烈，也更少做功利主义的决定。

性别角色、社会化和刻板印象

在社会化的过程中，性别角色也塑造了两性对道德的关注及道德相关情绪体验的不同。女性通常被期望是热情而有爱的，这种社会化过程可能导致女性将道德和自尊融入到自我的组成部分中。有学者指出，女性特质的性别角色与更高的罪恶感（guilt）和羞耻感（shame proneness）相关。

与此相反，男性通常被期望要更注重竞争而非社会关系，这种社会化的过程可能会导致男性更倾向于追逐个人利益而违背规则。同时，社会化过程也导致男性更少表达情感，尤其是在经历负面情绪时。因此，男性在道德困境中更可能抑制不道德行为所带来的消极情绪，而将其当作可以取得成就的机会。

同时，研究发现，当要求被试想象自己做出偏离行为（如顺手牵羊）时，男性比女性报告了更高的积极情绪。另一项研究也发现，男性在回忆考试作弊的经历后，也报告了更强的积极情绪。这些现象都表明，男性可能会因为对不道德事件认知中所蕴含的积极情绪，而更积极地看待不道德行为。

为了考察了人们面对道德困境时，两性是否会因为情绪体验不同而做出不同的道德判断，对此研究者进行了一系列的实验研究。

在实验一中，研究者让被试分别对自己的情绪（情绪体验强度、情绪管理策略以及对道德越轨事件的内疚和羞耻）进行判定，接下来，要求他们对六个涉及“通过不道德的机会换取个人利益”的情景进行道德错误性和伤害性评分。

结果表明，性别与道德错误评估显著相关，即相比男性，女性认为这一系列事件的不道德性更高。同时，结果也显示女性在内疚和羞耻上的情绪体验都高于男性。研究者进一步对数据进行中介效应分析，发现正是因为更强烈的情绪体验，使得女性对道德问题的谴责更加强烈。

从实验一的结果可以看出，女性对不道德行为的强烈谴责，是经由其体验的道德情绪中介的。因此，研究者在实验二中控制了女性对不道德情景的情绪体验，进而探究女性是否会因情绪体验的减弱而表现出对不道德行为的容忍。

实验二将被试随机分配到实验组和控制组中，实验组被试要下调或忽略体验到的情绪，被引导“尽可能专注在阅读材料上，减少负面情绪体验”，进入到一种无情绪状态（unemotional condition）；控制组被试没有得到额外指示。两组被试都要阅读三则涉及不道德商业决策的材料，然后评估自己做出这种不道德决定的可能性。

结果如图1所示，在无情绪条件下，女性被试展现出了更高的和同组男性无显著差异的不道德决策参与意图。而在控制组中，女性对不道德行为的参与意愿要显著低于同组男性及无情绪组的女性。也就是说，当忽视自己的情感体验后，女性对不道德行为的容忍性增强了。

图1 无情绪条件下女性被试的不道德意图显著高于控制组中女性的不道德意图

实验二看来支持研究者的假设。可是问题来了，为什么实验组的操作并没有影响男性的不道德行为意图呢？为了探究其原因，研究者在实验三中检测了被试的情绪体验。

实验三中的被试除了需要对商业决策的不道德程度做出判断外，还需要预估自己在做出不道德决策后，可能体验到的道德情绪（愧疚、后悔和羞愧）与积极情绪（开心、自豪和高兴）的强度。

结果如图2所示，男性比女性表现出了更低的道德情绪和更高的积极情绪。这表明，研究二中的无情绪操纵之所以只对女性产生影响，是因为女性的道德情绪体验的基础水平更高。同时男性所展示出的更高的积极情绪，也解释了男性为什么有较高的不道德行为参与意愿。

图2 预估做出不道德行为后，男性表现出了更低的道德情绪和更高的积极情绪

然而，面对上述研究结果，我们又会产生新的问题，两性是不是因为对情绪的不同预期而导致了不同的不道德行为意图呢？

于是，研究者在实验四中重新测量了被试对“对自己有利且不会被发现”不道德事件的情绪预期（积极情绪包括开心和高兴，道德情绪包括愧疚，羞耻和后悔），以及他们参与这个不道德行为的可能性。同时，研究者还考察了道德推脱和道德认同以及印象管理和性别角色等潜在的解释变量。

结果表明，相较于男性，女性表现出更低的不道德意图，并预期体验到更强的道德情绪和更弱的积极情绪。而且预期的情绪体验和印象管理在性别和不道德行为意图的关系中发挥着中介作用。说明即便有其他的潜在变量的影响，预期的情绪体验仍是解释道德意图中性别差异的最重要因素。

至此，我们看到，四个实验所呈现的道德困境并没有一个明确的受害者，而这一因素可能会抑制男性的道德关切。因此，为了进一步扩大研究的生态效度，研究者在第五个实验中进一步考察了不同情景下道德困境中的两性差异。

在实验五中，被试被随机分配到三个实验条件下。在关系过失组（relational transgression）中，被试需要回忆并写下自己曾经对朋友做出的不道德行为；在行为者过失组（agentic transgression）中，被试需要回忆并写下自己曾经为了在工作或学习上取得成就而做出的不道德行为；在控制组中，被试只需要回忆并写下上一次他们去商店的情景。每组被试完成回忆后，需要对自己现在所感受到的道德情绪进行评估。

结果如下图所示，关系过失组中，男性体验到了和女性一样高的道德情绪，在行为者过失组中，男性体验到的道德情绪却显著低于女性。人们在关系过失中体验到的后悔情绪也要显著高于行为者过失下的情绪。

图3 左图表示在关系过失组中，两性体验到的道德情绪无显著差异，在行为者过失组中，男性体验到的道德情绪显著低于女性；右图表示关系过失组中的被试所体验到的后悔情绪显著高于行为者过失组中被试的体验

这一结果说明，在关系相关的过失中，男女两性表现出相似强度的道德情绪。与行为者过失行为相比，关系的过失行为引发了更高的道德情绪和后悔，表明人际不道德对男女双方都更令人苦恼。同时，这也说明男性对道德的判断更加具有情境性，即男性会在关系过失行为中展现更高强度的情绪体验，而女性则并不会因情境的不同而体验到不同的道德情绪。

上述五项研究表明，情感上的性别差异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两性在不道德行为意图上的差异。虽然传统观念认为，女性的情绪化制约了她们的道德推理能力，但目前的实验数据则显示，在不道德决策面前，女性正是因为更强烈的情绪体验而减弱了不道德行为意图。

参考文献：

Ward, S. J. , & King, L. A. . (2018). Gender differences in emotion explain women's lower immoral intentions and harsher moral condemnation.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44(5), 653-669.DOI: 10.1177/0146167217744525

推文作者：彭重昊
插图：郭震
编辑：彭重昊
排版：彭重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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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成果
Coco有话说

刚出生不久的婴儿已经有很丰富的表情了（虽然他们最初的表情是本能的），例如微笑、皱眉、眯眼、撇嘴、啼哭等等，这种情绪的表达对个体的社会适应具有重要意义，成人正是依据婴儿的表情来做出他/她有什么需要的判断的。

随后，我们会发现，孩子不但表情会越来越有目的性，而且还逐步能使用情绪词汇来表达自己的需求。但是，你知道5-6岁的幼儿能够理解和运用哪些情绪词汇吗？可别小看这个问题。当孩子能运用词汇表达自己的意愿和需求时，说明他们已经具有了一定的抽象概括能力。

探索幼儿情绪词汇的发展不仅可以为幼儿园和家长培养孩子情绪理解和表达能力提供实证支持，也可以为幼儿学习情绪绘本提供一定的参考，更重要的是，帮助幼儿学习更多的情绪词汇，准确理解和运用情绪词汇，还可促进他们学会情绪管理。

本期推文将介绍我们实验室的一项研究，我们一起来看看5-6岁幼儿的情绪词汇发展水平，看看他们能够理解和运用哪些情绪词汇。

对情绪词汇的理解和运用是情绪理解和表达的一部分，情绪词汇理解是指个体面对情绪词汇时，能够领会其含义，能将其与对应的人物情绪或与引发人物情绪的情境线索进行匹配的能力。情绪词汇运用是指个体通过口语或书写的方式，使用情绪词汇表达人物所体验的情绪的能力。以往研究发现，5岁左右的幼儿已经能够通过他人所处的情境来理解他人的情绪，并能够熟练使用“高兴”这个情绪词汇来表达积极情绪，但对于那些描述消极情绪的情绪词汇还比较生疏。幼儿6岁左右时能够理解快乐、悲伤、愤怒、恐惧等情绪词汇，并且已经掌握了一定的情绪表达规则。

但是以往研究并没有准确获知5-6岁幼儿到底能理解和运用多少情绪词汇以及能理解和运用哪些情绪词汇。我们知道，四种基本情绪（高兴、悲伤、愤怒和恐惧）是个体与生俱来、不需要通过后天学习就能够理解和表达的。所以，我们通过准实验设计，以北京和青岛两地幼儿园的60名5-6岁幼儿为被试，对其能理解和运用的四种基本情绪范畴的具体情绪词汇进行了考察。

首先，我们根据前人的研究和我们的预实验，编制了5-6岁幼儿的情绪词汇表（包含四种情绪类型的59个情绪词汇）。其次，我们通过情绪词汇理解任务：给幼儿呈现四幅分别表达了高兴、悲伤、愤怒、恐惧情绪的人脸情绪图片（见图1、图2、图3、图4），并为幼儿逐一读出情绪词汇列表中的所有词汇，请他们将每个情绪词汇与情绪图片匹配；之后，我们又给幼儿讲了四个表达了高兴、悲伤、愤怒、恐惧情绪的情景故事，在讲完每个故事之后都给幼儿口头呈现四个分别表达四种情绪的情绪词汇，请幼儿将词汇与情景故事进行匹配。最后，在情绪词汇运用任务中，我们给幼儿提供了同样的四幅情绪图片，请幼儿尽可能多地用词语描述图片中人物的情绪。

我们的研究发现，5-6岁幼儿能够理解描述四种基本情绪的词汇约33个。其中“高兴”类词汇12个，主要包括快乐、高兴、幸福、开心、兴奋、愉快、满意、欢喜、快活、欣喜、兴高采烈、欢欣；“悲伤”类词汇9个，主要包括悲伤、难过、伤心、不快乐、悲哀、痛苦、哀伤、忧伤、闷闷不乐；“愤怒”类词汇7个，主要包括生气、愤怒、气愤、怒气冲冲、发怒、狂怒、暴怒；“恐惧”类词汇5个，主要包括害怕、受惊、紧张、惧怕、惊慌。5-6岁幼儿能够运用描述四种基本情绪的词汇约6个，其中“高兴”类词汇2个（高兴、开心）、“悲伤”类词汇2个（伤心、不开心）、“愤怒”类词汇1个（生气）、“恐惧”类词汇1个（害怕）。

总的说来，相比描述悲伤、愤怒和恐惧类型的词汇，5-6岁幼儿能够更多地理解描述高兴类型的词汇；幼儿运用高兴类词汇的能力要高于运用愤怒和恐惧类型情绪词汇的能力；幼儿对悲伤和愤怒类的情绪词汇的运用，都要好于对恐惧类词汇的运用，但是幼儿运用高兴类和悲伤类的情绪词汇不存在显著差异。这可能与日常生活中幼儿接触到的情绪类型有关，对更熟悉的情绪类型词汇的理解和运用相对较好，而对接触较少，以及相对抽象的情绪词汇的理解和运用相对较差。此外，5-6岁幼儿对四种基本情绪词汇的理解和运用没有明显的性别差异。

可见，5-6岁幼儿正处于情绪理解和表达的发展时期，他们已经能够理解诸多情绪词汇，但是运用情绪词汇的能力明显落后于其理解情绪词汇的能力。

本研究启示我们：

首先，5-6岁幼儿已经具有一定的情绪词汇理解和运用词汇表达情绪体验的能力，父母和教师在日常生活和教学中，可注意综合运用多种方法增加幼儿接触情绪词汇的机会，为幼儿提供宽松和鼓励的情绪表达环境，尤其要鼓励并引导他们使用已经理解的情绪词汇来准确表达他们的情绪体验。

其次，幼儿教师和家长在引导幼儿的活动中，也可以采用图片、视频、小故事等多种形式，促进幼儿对于相关情绪词汇的理解和表达，这样幼儿能够更准确地表达自身情绪，从而提升情绪沟通效率和情绪调节能力，这将有助于幼儿释放情绪、加强情绪管理、培养情绪胜任力。

最后，相关教育部门和机构可以结合5-6岁幼儿情绪词汇理解和表达的发展特点，开发、编制适合此阶段幼儿心理发展特点的情绪绘本。例如，可以在绘本中通过生动有趣的情景故事和情绪图片，让幼儿在欣赏故事和图片的同时，加深其对相关情绪词汇的理解和运用。

作者简介

唐久晴，陕西师范大学心理学院在读硕士研究生
姚小喃，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部在读博士研究生

参考文献：
唐久晴，姚小喃，寇彧*. (2021). 5~6岁幼儿对四种基本情绪相关词汇的理解和运用. 学前教育研究，(2)，30-41.

推文作者：唐久晴 姚小喃
插图：唐久晴
编辑：彭重昊
排版：彭重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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