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献选读
Coco有话说

生活当中，我们常常会和不同的人交往，有的人被认为是“自己人”，而有的人则被认为是“外人”。那么，当“外人”在我们遭遇麻烦时向我们伸出援手，我们会有什么感受？我们会欣然接受来自“外人”的帮助吗？

《欧洲社会心理学杂志》（European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在2020年发表的一篇文章，探讨了人们如何感知，以及是否接受外群体成员的帮助这一问题，即探讨了群体成员身份对人们接受亲社会行为过程的影响。

通常情况下，群体成员身份（例如一个人是内群体成员还是外群体成员）会影响亲社会行为接受者对实施者动机的推断。如果我们将动机分为共情动机（指实施者从他人处境考虑，了解到了他人的困难和需要，因而急他人所急地想帮助他人的动机）和利己动机（指实施者为了展示自己的形象，提高自已的名声地位的动机）两种。那么根据以往的研究发现，研究者推断，相比于来自内群体成员的亲社会行为，个体对来自外群体成员的亲社会行为更少地做出共情动机的判断，因而也就不愿意接受其提供的帮助行为。

此外，群体成员身份也可能影响人们对实施者的互动预期，求其在对实施者亲社会动机进行判断之后影响更凸现。如果人们判断实施者的帮助行为不是出于共情动机，就会降低与其的亲社会互动预期，继而更不愿意接受其提供的亲社会行为。

但是，研究者认为，人们对外群体的偏见可能会加重对外群体的帮助行为实施者的消极态度。即如果人们对外群体有较强的偏见，就可能更不会觉得来自外群体的帮助是出于实施者的共情动机，所以，就会对随后的亲社会互动有更消极的预期，当然也就更不愿意接受来自外群体的亲社会行为了。

研究者提供三个实验来验证下图的模型。

图1 研究构想图

实验1以意大利本地的高中生为被试。研究者首先测量了被试对外国移民的偏见，之后让这些高中生被试想象如下情景：正当自己因为考试成绩差而难过时，有一名同学（助人者）邀请自己和ta一起学习。研究者向被试提供这位助人者的背景信息，告知一组被试说，助人者是意大利本地学生（内群体成员），而告知另一组被试说，助人者是外国移民（外群体成员）。然后，研究者测量了被试对帮助者动机的判断。

结果发现，助人者的身份并不影响被试对其帮助动机的判断，两组被试对助人者的动机判断没有显著差异。但这个实验可能混淆了群体成员身份这个变量，例如，无论是本地学生，还是移民学生，都有可能被认为是学校的同学，因此，群体身份的影响就不存在了。当然，也有可能是因为这些被试对外群体的偏见并不高，而只有那些对外群体存有较高偏见的被试才会认为外国移民学生的帮助动机不是出于共情。

因此，研究者在实验2和实验3中，通过邀请科索沃的阿尔巴尼亚族成年人参加研究来排除上述混淆。实验2通过呈现不同的塞尔维亚人所在城市的信息，来操纵被试对塞尔维亚人的偏见。一组被试得到积极的信息，比如塞尔维亚的城市是经济中心；而另一组被试得到消极的信息，比如塞尔维亚的城市是犯罪中心。实验3通过测量法，来衡量被试对塞尔维亚人的偏见。

随后，在实验2和实验3中，研究者要求成年被试想象自己深夜在车站等不着车时，有人可以提供顺风车送自己回家的情境。两个实验中的帮助行为实施者的群体身份都被操纵了，一组被试得知是阿尔巴尼亚同族人，另一组被试得知是塞尔维亚异族人。接着，研究者在实验2中测量了被试对帮助行为实施者动机的判断，以及接受帮助的意愿。在实验3中，研究者还测量了被试对自己接下来与帮助行为实施者互动的预期。

实验2和实验3的结果发现，相比于本族人，被试对外族帮助者动机的判断更消极，与帮助者互动的预期和接受帮助的意愿都更低。也就是说，被试认为外族的塞尔维亚人的帮助动机更“不怀好意”，所以随后与其的互动预期和接受其帮助的意愿也就更低。而且，不论是实验2中通过信息呈现操纵的对外群体的偏见，还是实验3中通过测量得到的被试的偏见，都可以调节模型中的变量关系，即只有在较高的偏见条件下，被试对来自外群体成员的动机判断、互动预期、接受其帮助的意愿等，都受到实施者身份的影响；而在被试对外群体的偏见不高的条件下，外群体成员身份的影响不大。

显然，人们在社会生活中的“内”“外”意识是很强的，亲社会行为在群体层面上也有其规律和机制。当“外人”实施亲社会行为时，有时候可能并不能好心得到好报，但是，如果群体之间是友好关系，相互之间没有偏见的话，“内”和“外”之间的界限就会变淡或不产生影响了。

想一想，你的身边是不是也发生过这样的事呢？

参考文献：

Borinca, I., Falomir‐Pichastor, J. M., Andrighetto, L., & Durante, F. (2021). Outgroup prejudice and perceptions of prosocial intergroup behaviors. European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51(1), 40-53.https://doi.org/10.1002/ejsp.2712

推文作者：高芯芸
插图：彭重昊
编辑：彭重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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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选读
Coco有话说

共情是一种对别人的情绪感同身受的能力。在日常生活中，共情常常发生，例如，当要好的同伴晋升时我们会为TA感到开心；当好友遭受痛苦时我们会为TA感到难过。但是，共情并不总是对所有人自动发生的，而是有条件且容易受到其他因素影响的。一般来说，相比于亲近的人，我们更不容易对陌生人的开心或痛苦感同身受。本期推文将借助两篇文献分析共情发生的机制。

共情是自动而毫不费力的吗？一项2019年发表于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General的研究，发现共情其实存在认知成本。

研究者使用自编的实验室共情认知测量工具（共情选择任务）测量了共情的认知需求。共情选择任务总体包含两步：第一步，要求被试在红蓝两个卡牌中进行选择，第二步，呈现一张图片以及对应的指导语，被试要根据指导语完成指定任务（如图1所示）。具体来说，选择红色卡牌（不共情卡牌）的被试会被要求客观关注图片人物的外貌特征，并用一句话来描述TA的年龄和性别；选择蓝色卡牌（共情卡牌）的被试会被要求对图片人物的经历进行情绪关注，也用一句话来描述TA的内部体验和感受。最后将被试选择蓝色卡牌的比率作为其总体的共情水平。

被试完成共情选择任务之后，还要完成美国航空航天局任务负荷量表（NASA Task Load Index）的测查，以此评估他们完成每次共情选择任务的认知成本，包括“选择这张卡牌需要消耗多少脑力？”等问题。

图1 共情选择任务（左边红色卡牌为不共情卡牌/蓝色卡牌为共情卡牌）

该研究通过不断改变共情选择任务研究范式（例如，改变卡牌的颜色，去掉卡牌的标签，降低回答的难度等等）排除无关因素的干扰，在11项研究里反复验证，最终发现了共情回避效应（Empathy avoidance），即相比于共情卡牌，人们更倾向于选择不共情卡牌。而且当人们对他人的情绪感同身受的时间越长时，认知成本得分也会越高，这种不断增加的认知成本会使得人们不愿意继续消耗自身的认知资源来对他人进行共情。

可见，对他人共情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那么，人们为什么还会共情呢？人们在什么时候、在哪些情境中更可能对他人共情呢？共情会受到哪些动机影响呢？

另一项2020年发表于Journal of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的研究通过三个实验检验了金钱激励、社会奖励和道德框架三种动机对共情的影响。

在研究1中，研究者通过共情选择任务研究范式（具体过程可参照图1任务范式）设置了三种实验条件，分别是：共情获得金钱奖励组（即选择共情的被试可额外获得0.01美元），不共情获得金钱奖励组（即选择不共情的被试可额外获得0.01美元），以及控制组（即没有金钱获得）。共情选择任务允许被试在共情他人和不共情他人之间进行自由的选择，最后通过他们在共情选择任务中选择的共情比率作为共情水平。然后测量被试完成共情任务时的脑力需求、自我效能感和厌恶感三个认知负荷水平。

结果如图2所示，金钱激励确实能够增强人们的共情选择，尽管这些人在共情时需要付出更多的脑力活动。而在控制组却再次发现了共情回避效应，即在没有金钱激励的情况下，人们不愿意与他人共情。

图2 人们在金钱激励条件下的共情选择比率

研究1虽然证实了金钱奖励能够激发人们选择共情，但是这种金钱奖励是外在的物质奖励，其他非物质奖励是否也能激发人们的共情呢？于是，研究者在研究2中探讨了社会奖励对共情的作用。

在研究2中，研究者设置两种条件让被试选择是否共情。第一种条件是选择对陌生人共情或不共情，第二种条件是选择对亲密的人进行共情或不共情，然后对比两种条件下共情选择的比率是否存在差异。

结果如图3所示，相比于陌生人，人们更愿意对与自己关系亲密的人共情，尤其是当这个亲密的人处于痛苦之中时。同时发现，在对亲密的人进行共情时，人们的自我效能感更高，付出的脑力需求更低，感觉到的厌恶程度也更低。这些结果进一步说明人们更容易对亲密的人共情，并且此时感到认知负荷更低。

图3 人们在不同社会关系条件下的共情选择比率

研究3探讨了道德框架对共情选择的影响。研究者通过在共情选择任务之前呈现指导语，告知被试这是一项关于道德品质测量的任务，以此操纵共情的道德框架。研究结果表明，道德框架的操纵效应并不显著，所以在随后的共情选择任务中，人们的共情选择并没有显著受到道德框架的影响。虽然研究结果没有验证假设，但这并不能说明道德框架无法影响人们的共情。该结果可能是因为实验中道德框架的操纵太过微弱而导致的，有待将来研究进一步验证。

通过上述两篇文献，我们发现，人们实施共情时会考虑共情背后的成本（cost）和收益（benefit），无论是外在的金钱动机还是内部的社会动机都存在成本和收益的评估。只有当个体评估到共情具有一定的主观价值后，才会更愿意付出资源去选择共情。

然而，共情虽然存在认知成本，但动机对共情的影响也很大。具体而言，金钱奖励和亲密关系都是激励我们选择共情的动机因素。尽管共情时需要付出认知上的脑力活动，但物质的奖励和亲密关系的获得却会让个体觉得共情是有收益的，尤其在对亲密的人共情时，所以，人们更可能对亲密他人的喜乐哀惧感同身受。而道德框架对人们共情的影响，还需研究者们在进一步完善实验操纵程序后继续探索。

参考文献：

Cameron, C. D., Hutcherson, C. A., Ferguson, A. M., Scheffer, J. A., Hadjiandreou, E., & Inzlicht, M. (2019). Empathy is hard work: People choose to avoid empathy because of its cognitive costs.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General, 148(6), 962-976. doi:https://doi.org/10.1037/xge0000595

Ferguson, A. M., Cameron, C. D., & Inzlicht, M. (2020). Motivational effects on empathic choices.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90, 104010. doi:https://doi.org/10.1016/j.jesp.2020.104010

推文作者：杨小钧 林靓
插图：彭重昊
编辑：彭重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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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成果
Coco有话说

不道德行为不仅会对他人造成极大的伤害，同时也会使实施不道德行为的青少年学业成绩下降、人际关系受损，严重的不道德行为甚至会发展为长期的违法犯罪行为。因此，人们都很讨厌不道德行为，也想知道人格特质是不是与不道德行为有着某种关系？

最近我们实验室的一项研究发现，青少年的诚实-谦逊人格特质可以负向预测其不道德行为。我们也尝试揭示这个关系的内在机制，为家长和教师更好地理解青少年不道德行为的发生过程，进而减少不道德行为，促进青少年身心健康发展提供启发。

本篇推文就来介绍我们这项最新发表的科研成果，探讨诚实-谦逊人格与青少年不道德行为的关系，及其内在机制。

HEXACO人格六模型在大五人格模型的基础上，通过考察更广泛的语言文化背景，增加了诚实-谦逊人格(Honesty-Humility)这一维度。诚实-谦逊人格主要指个体与他人互动时维护公平和真诚的倾向，真诚、公正、谦虚以及避免贪婪四方面共同反映了一个人的诚实-谦逊性。已有研究发现，高诚实-谦逊的个体在与他人互动时常常会表现出更多的积极社会行为和更少的消极行为，比如更信任他人、更利他、更不愿意做出不当行为等。据此，我们认为，诚实-谦逊人格特质与青少年的不道德行为具有负相关。

在社会生活中，我们常常发现，有些人明明做错了，却非但不愿意承认，还要为自己的错误辩护。例如，有人在马路上闯了红灯却说红绿灯设置不合理。这就是道德推脱现象，它指的是个体为自己不道德行为进行辩护从而使不道德行为合理化的认知策略，主要包括重新解释自己的行为并使其伤害性降低，尽力减少自己在行为后果中的责任以及降低对受害者的认同等。道德推脱能够降低个体因实施不道德行为而产生的内疚与自责，进而有可能促使个体做出更多的不道德行为。大量研究也发现，道德推脱能够显著预测个体的不道德行为。

而诚实-谦逊的人格特质显示了个体维护和保持公平与真诚的倾向，所以它可能会减少个体采用道德推脱策略为自身不道德行为进行辩护的可能。高诚实-谦逊的个体更倾向于真诚、公正地与他人互动。一方面，他们很少采用道德推脱认知策略，比如他们不会借助红绿灯设置不合理的理由去闯红灯；另一方面，他们能够真诚地接受自己的行为，即使自己做了有缺陷的事，也不愿降低道德标准去为自己寻找辩护的理由；相反，低诚实-谦逊的人更为自私和不真诚，他们更可能会为了避免自责和内疚而为自己的不道德行为进行开脱。

因此，我们推测，诚实-谦逊的人格特质与不道德行为之间的负相关是以道德推脱来中介的。

但是，个体的行为绝不会单纯受制于人格特质，而是人格与个体所处情境的交互作用的结果。以往研究发现，高诚实-谦逊的个体即使遭遇不公正对待也不会实施不道德行为，而低诚实-谦逊的个体在遭受不公平对待时，会有更多的理由实施不道德行为。那么，高诚实-谦逊的青少年在感知社会公正/不公正时，其不道德行为会不同吗？

系统合理化指个体对自身所处社会环境是否公平、合理，以及是否愿意维护和支持现存体系的主观感受。我们推测，系统合理化会调节诚实-谦逊人格与道德推脱及不道德行为之间的关系。具体来说，高诚实-谦逊的青少年，无论感知到所处的社会系统是否合理，他们都会按照真诚、公正的特质要求自己。而低诚实-谦逊性的青少年，当他们感到社会不公平、不合理时，他们会调整自己的道德标准，为不道德行为寻求辩护，进而实施更多的不道德行为。

图1 诚实-谦逊与不道德行为关系的有调节的中介模型

综上，我们提出了研究的理论模型（图1）。我们对3个城市的2576名高中生进行了问卷调查。结果发现，青少年的诚实-谦逊人格负向预测不道德行为，并且道德推脱在其中起到中介作用。

表1 有调节的中介模型的结果

我们还发现，高诚实-谦逊的青少年并非在任何时候都不做不道德行为，当他们感知系统不合理时，他们也有可能实施不道德行为；但当他们感知到系统合理时，他们就不愿意做不道德行为了。也就是说，即使是一个人格特质良好的青少年，当他感知周围环境不合理时，也会做一些不道德行为来维护自身利益。而不具备诚实-谦逊人格特质的青少年则会做更多不道德行为，无论其系统合理化水平如何。

图2 低系统合理化下，高诚实-谦逊的青少年也可能实施不道德行为

这项研究启示我们，

首先，教育者应高度重视青少年的成长环境，公平、合理的环境才有利于青少年的健康成长。

其次，尽管诚实-谦逊是一种较为稳定的人格特质，短时间内很难对其干预，但是个体早期成长环境会影响诚实-谦逊人格特质的形成（参见推文：幸福的童年，是善意人生的底色）。健康良好的家庭氛围对于个体成长非常重要。

第三，家长和教师应重视青少年的道德推脱现象，帮助他们学会自我关怀，避免道德推脱，进而抑制不道德行为（参见推文：亲社会实验室 | 拥有充盈“自我”的人可以减少不道德行为吗？）。

本研究第一作者郭震现为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部在读博士研究生，第二作者李文岐现为南京大学助理研究员，第三作者杨莹现为华东师范大学晨晖学者。

原文链接：

Guo, Z., Li, W., Yang, Y., & Kou, Y*. (2021). Honesty-Humility and unethical behavior in adolescents: The mediating role of moral disengagement and the moderating role of system justification. Journal of Adolescence, 90, 11–22. https://doi.org/10.1016/j.adolescence.2021.05.009

推文作者：郭震
插图：郭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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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成果
Coco有话说

权力会影响人的亲社会行为吗？一方面，有权力的人通常会拥有更多资源，如果为他人提供帮助，所付出的代价可能更低，因而帮助他人时应该更容易；但另一方面，人们又常常认为有权力的人更冷酷、高高在上，不在意别人的疾苦，因而也就不太可能帮助他人。那么，“权力会使人渐渐失去温厚善良的美德”吗？权力与亲社会行为有何关系呢？

权力，意味着控制资源的能力和影响他人的能力。人们普遍认为，与低权力者相比，高权力者更为自我中心，例如，美林证券公司(Merrill Lynch)前首席执行官在公司濒临破产之际，还花费85000美元为自己的办公室购买了一条地毯。更多实证研究也发现，在经济博弈游戏中，被启动高权力感的被试往往比低权力感的被试为他人分配的代币更少。一些研究者还认为，高权力者通常认为他们更有权获得资源、奖励或特权，较少考虑他人。因此，高权力者在分配稀缺资源时可能会表现得更顾自己，更少利他。

此外，权力也意味着可以在不受社会干预或少受干预的情况下控制有价值的资源，因而高权力者不需要依赖他人就能满足自己的欲望和需求，所以他们与他人建立社会关系和参与社会互动的动机也就较低。因此，高权力者尽管有更多资源，但他们表现亲社会行为的动机却较低。

那么，权力影响亲社会行为的内在机制是什么呢？

观点采择指的是人们将自己置于他人的处境中去理解他人的想法、感受和动机的过程。社会距离理论指出，权力会产生不对称的社会距离，高权力者比低权力者经历更多的主观距离，这会降低高权力者的共情准确性，使其无法准确的理解他人的想法和感受。此外，如之前所述，掌权者所具有的控制稀缺资源的能力使他们不需要依赖他人能够轻松地满足自己的需要。因此，高权力者也缺乏相应的动机去了解他人的想法或者从他人的角度考虑问题。所以，权力感可能会降低个体的观点采择能力。

观点采择能力被认为是亲社会行为的首要认知条件。根据共情-利他假说，观点采择不仅可以直接促进亲社会行为，也可以通过激发共情关心（共情的情感成分），从而产生亲社会动机。因此，我们认为，观点采择的降低可能解释了权力感对亲社会行为的消极影响。

然而，权力并不总是降低个体的亲社会行为。有研究者发现，公共关系取向（即，关注他人的需求，帮助他人的同时不期待特定回报）的高权力者会建立更多的社会责任目标，从而做出更多的亲社会行为；而交换关系取向（即，不关注他人需求，在帮助他人获利之后期待特定回报）的高权力者则会建立更多的自利目标，从而做出更多的自利行为。上述结果表明，权力在影响人们的行为时，还会受制于个体的内在特质或动机。因此，我们认为，探讨权力与亲社会行为的关系时，个人的内在特质是不能被忽视的因素。

作为一种较为稳定的个人特质，道德认同是个体以道德品质为核心建立起来的自我概念，反映个体对公平、关爱他人、忠诚等良好品质的认可程度，是个体自我概念中的道德成分，是道德动机和道德行为的一个重要来源。道德认同程度较高的个体更倾向于建立他人导向（other-oriented）目标，更愿意从他人的角度考虑问题，也更多的做出亲社会行为；而道德认同程度较低的个体则更倾向于建立自我导向（self-oriented）目标，他们更多的从自己的角度出发，不太可能照顾到别人的感受，也更少的做出亲社会行为。由于权力促进了个体的目标导向行为，因此我们推测，道德认同可能会调节权力感与观点采择和亲社会行为之间的关系。具体来说，当个体道德认同程度较低时，权力感与观点采择和亲社会行为呈现负相关关系；当个体道德认同程度较高时，权力感与观点采择和亲社会行为呈现正相关关系。

基于上述结果，我们建立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图1）。具体来说，对于道德认同程度较低的个体来说，权力感降低其观点采择能力，从而减少亲社会行为；对于道德认同程度较高的个体来说，权力感提升其观点采择能力，从而增加亲社会行为。

图1 权力与亲社会行为关系的有调节的中介模型

我们以388名中国大学生为对象进行了问卷调查，测量了他们的一般权力感、日常生活中的亲社会行为、以及道德认同和观点采择。结果发现，权力感负向预测了日常生活中的亲社会行为，观点采择在其中起到显著的中介作用。调节效应分析结果显示，道德认同显著调节了权力感和观点采择以及亲社会行为之间的关系（图2）。具体来说，当个体道德认同程度较低时，权力感负向预测了观点采择和亲社会行为；当个体道德认同程度较高时，权力感与观点采择和亲社会行为的关系不显著。

图2 权力感与观点采择和亲社会行为之间的关系：道德认同的调节作用

本研究从相关层面上探讨了权力与亲社会行为之间的关系，虽然无法揭示二者之间的因果关系，但通过对其中介机制和调节机制的探讨，依然可以给我们一些启发：

中国社会是一个高权力距离的社会，对权威的服从被视为一种主导规范。因此，掌权者通常会认为他们更有权获得资源、奖励或特权，而较少考虑他人的利益，也更少的做出亲社会行为。

高权力者较少的亲社会行为，可能并不完全出于较低的亲社会意愿，也有可能是因为其较低的观点采择能力。他们具有较高的自我中心性，对帮助情境不敏感，很难考虑他人的想法和感受。

当然，我们的研究也发现，权力并非使所有的人都失去了温厚善良的美德。那些本身就具有良好内在特质的个体不仅不会受到权力的消极影响，甚至可能会被高权力激发出更多的亲社会意愿。因此，当我们决定把权力赋予一个人的时候，不仅仅要看他是否有能力掌握权力，更重要的是看他是否愿意正确的使用权力。

具体文献：

Sun, P., Li, H., Liu, Z., Ren, M., Guo, Q., Kou, Y. (2021). When and why does sense of power hinder self-reported helping behavior? Testing a moderated mediation model in Chinese undergraduates. Journal of Applied Social Psychology. 51(5), 502-512.

推文作者：孙鹏
插图：彭重昊
编辑：彭重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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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选读
Coco有话说

假如你在工作中升职加薪了，或遇到其他好事了，成功了，你会和你的同事分享好消息吗？一般来说，人们需要在交流沟通中给他人留下良好的印象，分享成功的消息可以展现自己的能力；但是人们也希望与他人维持和谐的关系，而分享成功的消息有可能会招来他人的嫉妒，为人际交往带来负面影响。

本期推文为大家介绍一篇文献，是关于分享者（communicator）分享或隐瞒自己的成功消息时，接受者（target）的反应以及其中的心理机制。

沟通中的陷阱：
分享成功

取得成功是一件令人开心的事，但是和他人分享自己的成功又可能会陷入沟通“陷阱”。比如，人际交往中既温暖又有能力的人更令人喜爱。可是有研究发现，向他人展现能力会导致自己的温暖性下降，尤其在社会比较凸显的情况下，当个体强调自身成就时，会让人特别感觉到威胁，并带来嫉妒情绪。

事实上，人们已经意识到了这种“沟通陷阱”，所以人们常会选择自嘲的策略来与他人分享自己的成功消息。研究发现，人们有时会隐瞒较高的地位身份，以维持人际关系的和谐。在吹捧自己的时候，也会利用先抑后扬的方式，例如“凡尔赛”。总之，人们担心与他人分享成功会令人不快，这使得人们可能通过说谎或隐瞒来避免分享成功的消息

隐瞒的代价

然而，隐瞒成功的消息也会带来一系列的代价。例如，人们一旦发现你有所隐瞒，就会觉得你更不值得喜爱和信任，同时也会觉得与你的亲密感更低。相反，通过分享成功的消息却有额外的益处。例如前面说过的这会让人觉得你有能力，而且还为他人提供了一个对好消息做出积极回应的机会，可以促进关系的亲密度和相互的信任感。隐瞒成功自然就少了这样的机会。

由此，研究者认为隐瞒成功带来的代价是大的，而且是由信息接受者对分享者动机的推断所中介的。

举个例子，小明在升职加薪后没有告知同事小刚，小刚知道后会推断这是因为小明觉得自己会嫉妒他，小刚觉得小明代替自己做了决定，是一种“家长式动机(paternalistic motives)”，即分享者基于自己觉得的对接受者最好的假设来替接受者做决定，进而达到有助于接受者的目的。尽管这种家长式动机可能出于善意，但接受者却可能会感到被冒犯，因为这反映了分享者对接受者性格和情绪的消极评价(即小明觉得小刚会嫉妒，而不会为自己的成功开心)。

研究者通过8个实验采用多种实验范式(假设情境、真实人际互动等)在不同的人际关系(同学、同事、情侣等)下，对隐瞒成功的不同结果（人际感受、情绪反馈，印象管理评价和行为），以及家长式动机的中介作用，进行了检验。

结果表明，隐瞒成功确实会使接受者认为分享者有更高的家长式动机，进而接受者产生更消极的感受(受冒犯、更低的人际亲密感)；情绪虽然感到更少的嫉妒，但也会更少感到开心；印象管理评价上虽然会认为分享者更谦虚，但对其能力和温暖的评价却都会更低；行为上则觉得自己不被信任，而且接受者也更不愿意花钱来维持与分享者的关系。另外，研究者还发现，即使在不同的条件下（回答直接问题 vs. 回答间接问题；公开 vs. 隐私；亲密关系 vs. 疏远关系），隐瞒成功消息导致的上述结果依然都存在。

例如在实验3中，研究者考察了假设工作情境下，学术界人士对关系好的同事隐瞒求职面试通过这一信息的反应。实验中，被试已经通过网站知道了自己的同事找工作成功的消息，之后被随机分配到隐瞒成功组和分享成功组。在隐瞒成功组中，同事并未告诉被试他找到了满意的教职；在分享成功组中，同事告知被试他找到了满意的教职。随后，研究者测量了被试感知到的被冒犯程度、与同事的人际亲密度、感知的同事家长式动机强度、对同事的信任感以及未来与该同事合作的意向。

结果如表1所示。显然，同事隐瞒成功的信息让被试感到了更强的被冒犯，更低的人际亲密感，更多的家长式动机，更少地信任同事，此外也更不愿意和同事合作。此外，家长式动机在隐瞒成功与感知的冒犯程度中起中介作用(Indirect effect = -1.23, SE = 0.25, 95% CI [-1.72, -0.74])。

表1 隐瞒成功带来更消极的人际代价

从这项研究中，我们知道，人际交往过程中的双方心理还挺微妙的。尽管人们向他人隐瞒成功消息的动机是复杂的，不排除有善意的成分，但是替别人做决定的心态可能是需要人们警惕的；相互之间的信任是人际之间良好交往的前提，当你获得成功时，不要一味地觉得他人就一定会嫉妒，并因此而隐瞒成功的消息，这样带来的人际代价更大。

需要注意的是，这项研究的所有被试都是美国人，所以将结果推论到不同文化背景时需要谨慎。因为不同的文化下，人际交往的规则不同，人们的共享现实也不同，推崇的价值观念差异很可能使人们对隐瞒成功消息的后果有不同理解。

参考文献：

Roberts, A. R., Levine, E. E., & Sezer, O. (2021). Hiding succes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20(5), 1261–1286. https://doi.org/10.1037/pspi000032

推文作者：郭震
插图：郭震
编辑：彭重昊
排版：彭重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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