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社会实验室丨身处困境能提高我们帮助他人的意愿？——身体脆弱知觉影响个体的亲社会行为

文献选读
Coco有话说

穷人和富人谁更会愿意帮助别人？这是一个争论已久的问题。多数人可能会认为富人更可能向他人伸出援手。然而，《请回答1988》中的德善父亲，虽身处住半地下室的境况，却依然时时接济贫困的老人；很多曾经历过困难贫寒的人也往往更愿意做慈善。本期推文所介绍的文献，探索了身体脆弱知觉是如何促进亲社会行为的。

幸福感和亲社会行为之间的关系常常被描述为一个正循环，认为幸福感高的人会更多地参与亲社会行为，而做好事又进一步增强了个体的幸福感。然而，一些研究发现，痛苦和低安全感的生活经历与亲社会行为之间也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原因可能在于，过去的痛苦增强了人们的共情能力，对需要帮助的人的同情，提高了个体实施亲社会行为的可能性。

过往研究表明，个人的经济状况，无论实际的还是感知的，都与他们的地位和权力有关，而与高地位者相比，低地位者表现出更多的群体行为和亲社会行为，也更支持平等的生活目标和价值观。然而，个体的其他劣势或感知到的脆弱性与亲社会行为的关系还有待检验。

研究者使用“感知的身体脆弱性”来描述个体受到的影响其身体健康的特定危险（如战争或疾病）威胁的程度。探讨自我的身体脆弱知觉如何影响个体的亲社会行为。研究者假设，个体感知到的身体脆弱性促进个体的亲社会行为，有两种可能的机制。

（1）依据互惠利他理论(reciprocal altruism theory)，感到自身脆弱的人可通过对他人的亲社会行为来保护自己，使自己的未来需求得到满足。即帮助他人可以使自己未来得到帮助。

（2）依据相似性假说，自己的受害经历会增加个体对有相似不幸遭遇的受害者的亲密感，而与受害者的亲密感进而增加个体对相似不幸受害者的亲社会行为，并可扩展到其他受害者。

研究者通过六项研究考察了个体感知到的身体脆弱性与其亲社会决策之间的关联，并考察了期间的中介机制。

研究1选取130名以色列大学生被试，测量武装冲突时期的身体脆弱性，由于战争期间人们的身体脆弱性较强，研究者认为这种威胁和脆弱的感觉可能会增强人们帮助和支持相关事业的意愿。学生通过邮件在线完成亲社会活动的数量、志愿服务的意愿、评估自己或他们亲近的人受伤的可能性的三种测量。研究结果显示感知到的身体脆弱性与亲社会活动的数量( r =.25, p =.005)和志愿服务意愿(r =.31, p =.009)呈正相关；感知到的身体脆弱性作预测变量，亲社会活动的数量和志愿服务意愿分别作结果变量的回归分析结果显著。

研究2探究了和平时期整体自我感知的身体脆弱性与亲社会行为之间的关联。研究结果表明个人感知的身体脆弱性与对组织的捐赠意愿(r =.17, p =.038)，以及与假设的捐献金额(r =.17, p =.032)呈现显著的正相关。

研究3为了增加研究结果的普遍性，首先测量了参与者向美国（非本国）一个非健康慈善组织的捐款意愿。其次，为了避免研究2中对慈善机构的描述可能会影响参与者对其身体脆弱性的感知，研究3中调换了测量顺序。研究结果表明感知到的脆弱性与志愿服务“国家犯罪受害者中心”或向该中心捐款的意愿(r = 0.39, p <.001)，以及假设的捐款金额(r =.26, p =.002)呈显著正相关。

研究4考察了与受助者亲密感的中介作用。此外，将先前的假设捐赠金额替换成实际捐赠金额。研究结果表明感知到的可能患癌率与被试愿意向以色列癌症协会捐赠的金额呈正相关(r =0.24, p <.001)。被试对与癌症患者亲密程度的评分与他们愿意捐赠的金额呈显著正相关(r = 0.27, p <.001)。以感知到的身体脆弱性为自变量，捐赠金额为因变量，亲密感为中介，结果表明存在部分中介效应(B = 0.36, SE = 0.12, 95%CI=[0.129,0.596])，且直接效应显著（见图1）。可见，对受助者的亲密感部分解释了感知到的身体脆弱性和捐赠之间的联系。

图1 研究4亲密感的中介作用分析结果

研究5对感知到的身体脆弱性进行了实验操纵，要求参与者想象他们被医生告知他们感染皮肤癌的风险，他们被随机分配到高风险或低风险状态，并被要求想象他们在不久的将来患皮肤癌的可能性，随后测量身体脆弱知觉以及向健康组织捐款可能性和愿意捐赠的金额。结果表明，高风险组感知到的身体脆弱性显著高于低风险组，高风险组的捐助意愿也更高，高风险组的捐助金额显著高于低风险组。以风险条件为自变量，以捐赠意愿为因变量，以感知到的身体脆弱性为中介，感知身体脆弱性具有完全的中介作用，直接效应不显著。

图2 研究5中介模型结果

研究6深入探索了影响个体感知到的身体脆弱性与帮助他人意愿关联性的可能原因有以下2种：①慈善机构远近位置不同的影响；②与受助者亲密感程度的影响。因此，研究6测量了参与者与捐赠受益人的亲密程度，并且操纵了非营利组织的位置试图研究两种可能机制的中介作用。结果显示，与非洲粮食不安全受害者相比，参与者更愿意向以色列粮食不安全的受害者捐款，但愿意捐赠的金额没有差异。

研究者还对研究2、3和6进行了元分析，结果表明，感知到的身体脆弱性与捐赠或自愿参加慈善事业的意愿间存在总体显著相关性，并且感知到的身体脆弱性与捐赠金额间存在总体显著相关性。研究者预期，当感知到的身体脆弱性变得更加突出时，感知到的身体脆弱性与亲社会性之间的联系会更强，如研究1（战争期间）和研究5（研究的操纵使脆弱性变得突出）。

本篇研究对过往理论进行了验证，排除了互惠解释，并支持了亲密感作中介的解释：两种共情形式可能会鼓励帮助他人行为：共情关注（他人导向）和个人痛苦（个人导向）。并且本研究更倾向于共情关注的解释，认为人们帮助他人时，会受到其他导向的情绪反应的激励，如同情或温柔，相较于不那么感知到身体脆弱性的参与者，高脆弱感知者表现出更高的捐助意愿和金额，并非是出于私利的未来保障。因此，身处困境的人由于对同样遭遇的人会有更多的共情和亲密感，其互助和亲社会倾向会更高。

参考文献：

Motsenok, M., Kogut, T., & Ritov, I. (2022). Perceived Physical Vulnerability Promotes Prosocial Behavior.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48(2), 254–267. https://doi.org/10.1177/01461672211005879

推文作者：李俊仪
插图：李俊仪，欧阳露雪
编辑：欧阳露雪
排版：欧阳露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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