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姻家庭理论 | 溢出理论（Spillover Theory）
• 理论整理者 • 唐莹莹
代表性人物及其生平
哈罗德·威伦斯基（Harold Wilensky）
哈罗德·威伦斯基（Harold Wilensky）博士（1923-2011），美国的组织社会学家，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政治学名誉教授，美国艺术与科学学院（American Academy of Arts and Sciences）的研究员，著有13本书和70余篇文章。
Wilensky在工业转型对现代社会结构、文化和政治的影响方面做出了重大贡献，他是研究福利国家和社会政策等方面的先驱。洛威尔·特纳（Lowell Turner）教授认为，Wilensky是当代伟大的跨学科社会科学家之一。
理论发展历程
自从工业化时期开始，一部分研究者们就开始关注这一时期的工作演变、家庭模式变化以及二者之间的关系，并提出了几种不同的理论。溢出理论（Spillover Theory）就是其中之一。溢出理论最初由Wilensky（1960）在研究工作对生活的影响时提出，同时被提出的还有补偿理论（Compensatory Theory）和分割理论（Segmentation Theory）。Wilensky认为，溢出指的是工作中的经验会被带入到非工作的时间当中。
随后，Parker（1971）扩展了溢出理论，并将其命名为扩展模式（Extension Pattern）。Parker认为工作和休闲之间没有明显的界限，休闲更多的是一种“精神状态（State of Mind）”，而不是一段特定的时间或者活动。因此，溢出并不仅仅是工作对生活的单向影响，而是工作和非工作界面的互相影响。这种影响也不仅仅是积极的，也有可能是消极的。
工作-家庭相关的文献中讨论了两个版本的溢出效应。其中一个版本主要关注工作域与家庭域内一个不同但相关的构念的相似之处（Judge & Watanabe, 1994），例如工作和家庭满意度、工作和家庭价值观之间的关系（Near, Rice, & Hunt, 1980; Piotrkowski, 1979）。另一个版本则认为，溢出是指经验从不同域之间转移（Near, l984），例如在家中表现出了工作疲劳。然而，这种溢出并不代表着一种联系的机制，因为它本身并不意味着工作构念和家庭构念之间的关系。举例来说，在家中出现工作疲劳，表明一个域内产生的经验在另一个域中展示，但它并不表明后一个领域内的构念受到影响。如果出现这种效果，例如工作疲劳会抑制家庭角色需求的实现（Eckenrode & Gore, l990），那么在工作构念和家庭构念之间才会建立联系。
Bakker和Demerouti（2013）整合了溢出理论和交叉理论，提出了溢出-交叉模型（Spillover-Crossover Model, SCM），并且提出与工作相关的经验首先会溢出到家庭域，然后通过社会互动转移到配偶身上。SCM模型假定溢出机制起源于个体的工作环境，并将工作环境中的要求和特征分为工作要求和工作资源，应对前者会使个体产生紧张感等负面感受，而后者指的是工作中能够帮助应对工作要求的部分，是潜在的动力。
代表性著作
1.Wilensky, H. L., & Lebeaux, C. N. Industrial society and social welfare. Free Press, 1966.
2.Wilensky, H. L. Organizational intelligence: Knowledge and policy in government and industry. Quid Pro Books, 2015, Vol. 19.
3.Wilensky, H. L. The welfare state and equality: structural and ideological roots of public expenditures. Univ of California Press, 1974, Vol. 140.
4.Wilensky, H. L. Rich democracies: Political economy, public policy, and performance. Univ of California Press, 2002.
理论观点
工作和家庭有各自的域，域又有其边界，这是边界理论（Boundary Theory）的基础。边界的模糊会造成工作-家庭冲突问题。工作和家庭两个域的边界主要有分割（Segmentation）、溢出（Spillover）和补偿（Compensation）3 种 关 系（Staines, 1980；Burke & Greenglass, 1987；Edwards & Rothbard, 2000）。由此衍生出的溢出理论是描述家庭与工作关系的理论。
溢出理论认为，工作和家庭两个生活域的边界存在非对称渗透，工作和家庭的边界根据一个域的需求向另一个域以非均等频率或侵入程度进行非对称渗透（Frone, Russell, & Cooper, 1992）。工作和家庭域中的价值观、压力、情绪和行为等会相互影响，个体经常会将一个领域的经验带入另一个领域。
溢出分为积极溢出（Positive Spillover）和消极溢出（Negative Spillover）两种。最初的研究关注于消极溢出，采用工作-家庭冲突的视角，假设在多个角色中，个体因缺乏时间和经历来履行所有角色的义务(Zedeck & Mosier, 1990)，这种消极溢出也是工作—家庭冲突发生的根本原因（Higgins & Duxbury, 1992）。最典型的例子是个体受到工作压力引发的困扰纠缠和耗损，导致其不能充分参与到家庭生活中（Higgins & Duxbury，1992）。
随后积极溢出逐渐受到研究者的关注，最典型的例子是工作中的满意和激励能够带来更多的家庭满意和精力。基于扩张主义的假设，多重角色的优势大于劣势，Greenhaus和Powell（2006）认为，这种多重角色可以通过三种方式来产生积极效果：①多个角色可以对幸福感产生附加效应；②角色可以缓冲其他角色的压力；③一个角色的经验可以给另一个角色和经验带来积极的结果和经验。
家庭-工作溢出按照方向和效价可以分为四种，即工作到家庭的积极溢出、工作到家庭的消极溢出、家庭到工作的积极溢出和家庭到工作的消极溢出。研究者发现，工作域和家庭域之间是不对称的（Pleck, 1977），家庭界限比工作界限要弱一些，因此家庭域内的内容更少侵入到工作领域之中（Eagle, Miles, Icenogle, 1997），假如人们与自己的配偶发生了争执，很少会与上司讨论这个问题，但另一方面，人们很有可能会与配偶讨论和上司之间的冲突。
Bakker和Demerouti（2013）整合了溢出理论和交叉理论，提出了溢出-交叉模型（Spillover-Crossover Model, SCM），他们认为，与工作相关的经验首先会溢出到家庭域，然后通过社会互动转移到配偶身上。也有研究者认为，工作-家庭溢出和交叉可以如下图所示。
图1 溢出效应和交叉效应示意图（Amstad & Semmer, 2011）
评估工具
美国全国中年发展调查（National Survey of Midlife Development in the United States, MIDUS）中包含了工作-家庭溢出量表（Grzywacz & Marks, 2000）。工作-家庭溢出量表共包括8项，其中四个项目评估工作和家庭消极的溢出效应，例如，“工作压力让你在家里变得易怒”，四个项目评价积极的溢出效应，例如，“你在工作中使用的技能对你在家里必须做的事情是有帮助的”，采用5点评分，1表示从不，5表示一直是。所有的项目求和计算总分。Lawson，Davis，Crouter和O’Neill（2013）发现，积极溢出效应中有一项与其他项相关较低，删除之后消极溢出一致性系数为0.80，积极溢出一致性系数为0.61。
Hanson，Hammer和Colton（2006）编制了11项的工作-家庭积极溢出量表，中文版由Liu，Kwan和Mao（2012）在中国的文化背景下修订。该量表有三个维度，包括情感、基于行为的工具和基于价值观的工具性的积极溢出，英文版一致性系数达到0.96，中文版为0.88。
Tang，Huang和Wang（2017）编制了家庭-工作资源溢出量表（Family–work Resource Spillover Scale），共包括3项，采用7点评分，可以计算所有题目的总分和平均分。该量表一致性系数为0.74，同时采用MIDUS对其效度进行检验的结果也令人满意。
研究证据
基于溢出理论的研究大多采用问卷法、日记法和访谈法，可以按照溢出的方向将其分为三类，只关注工作对家庭的影响、关注家庭对工作的影响，或者并不对其进行区分，考虑总体的情况。
Sok，Blomme和Tromp（2014）采用问卷调查的方式，探究了支持性和创新性两种组织文化对工作-家庭溢出的影响。结果表明，灵活的工作-家庭安排所表达出的组织中的支持性文化可以增强从工作域到家庭域的积极溢出，减少消极溢出。
Crouter（1984）对55名员工进行半结构化访谈，结果显示，大多数员工都意识到他们的家庭生活影响到了他们的工作。并且，相比于父亲和子女年龄较大的母亲，家有幼儿的母亲最有可能报告出比较高水平的溢出。这项研究也证明了家庭对工作的溢出效应。
Grzywacz、Almeida和McDonald（2002）使用了国家调查的数据，来探究工作-家庭溢出的情况。使用MIDUS的子样本，进行了国家日常经验研究（National Study of Daily Experiences），即一项8天的日记研究，结果表明年龄可以持续预测工作-家庭的消极溢出效应。
参考文献:
Bakker, A. B., & Demerouti, E. (2013). The spillover-crossover model. New frontiers in work and family research, 54-70.
Burke, R. J., & Greenglass, E. R. (1987). Work and family. In C. L. Cooper & I. T. Robertson (Eds.),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industrial and organizational psychology 1987 (pp. 273-320). Oxford, England: John Wiley & Sons.Eckenrode, J., & Gore, S. (1990). Stress between work and family.
Edwards, J. R., & Rothbard, N. P. (2000). Mechanisms linking work and family: Clarify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work and family constructs.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25(1), 178-199.
Staines, G. L. (1980). Spillover versus compensation: A review of the literature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work and nonwork. Human relations, 33(2), 111-129.
Wilensky, H. L. (1960). Work, careers and social integration. International Social Science Journal, 12(4), 543-560.
策划 | 李玉莲
编辑 | 杨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