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幸童年&不睦原生家庭：杀不死你的东西让你变得更强大

没有人渴望拥有不幸童年。但与传统认知相悖的是，人们开始发现，不睦原生家庭反而会在一个人长大后带来益处。

Sarah成长于一个洛杉矶中产家庭，是家中独女。在为数不多他父亲回家吃晚饭的时候，她总是会希望父亲呆在办公室不要回来。她已经习惯了她母亲一个人给晚餐时分所带来的紧张气氛，但父亲回来后，她需要应对两个“酗酒”者，这远远超出了一个10岁孩子能够承受的范围。有的时候父母会相安无事，但有的时候，却可能会酒瓶砸头，大打出手。
Sarah的童年给她留下了难忘的印象。现在Sarah已经近60岁，婚姻幸福，有3个孙辈，同时还曾出版过自己的著作，另外也教授写作。她回忆说，她成长于“持续的情绪危机之中，我从来不曾感到舒适，从来无法放松。”她记得，她曾认为所有的事情都是她的错，并且她至今都会总是禁不住地向别人道歉。哪怕只是充满一丁点爱意的小举动，也会勾起她青少年时的回忆，让她感到被困、焦虑，想要逃离。“我觉得很对不起我的丈夫”她说道。“在十字路口等红灯时，他会牵住我的手，但我的本能反应却是甩开，逃走”。
但Sarah同时也认为她的成长经历也给了她大师级间谍般的观察能力。当别人有事情隐瞒她时，她能够立马察觉到，而且她几乎也能够如本能般地察觉到人们之间的力量抗衡状态。“我能立即观察到人们之间的关系，我能知道恐惧来自何处，坦诚来自何处。”这些她度过不幸福童年时期所必需的技能，在她成年后，似乎发挥了很有益的作用。

不幸福的童年会有哪些潜在的益处呢？这个问题并不简单，尤其是当每个不幸的童年都有各自不幸的方式。有些是贫困、有些是虐待，而有些则是由于长期的忽视，或“关爱不足”。而对这些各不相同的童年经历所展开的跨学科研究却显示，像Sarah一样的现状结果，并不只是由于她有一种“化逆境为动力”的心态。早期的人生经历会塑造我们的大脑，在某些方面给人带来损伤，却在另一些方面让人变强。一些孩子在童年时期压力环境下所做的适应行为，反而会在后来让他们从中受益。
但对于童年非常不幸的人而言，几乎没有人会愿意让他们的孩子也有同样的经历。但一个自认为是痛苦童年幸存者的人总结道：“我不得不说，童年时期所经历的痛苦，在后来，给我的确带来了一些益处。”

A New Perspective/新的视角

关于粗暴的养育方式所带来的弊端已经有很多文献资料。传统观点认为，童年时期的痛苦往往会在成年后给人带来更大挫折，因为这些经历给他们造成损伤，可能会让他们永远无法充分发挥自身潜能。他们可能会更易于在智力或记忆力测试上表现不佳。他们也可能更易于生病，像是慢性腰痛或心脏疾病等。
童年时期的巨大压力会使人形成一种“敌意归因偏差”（类似于“总感觉有刁民想害朕”）。也就是说，在别人看来并无不妥的情形，在他们眼里总是对他们存在威胁。这种认知障碍会影响他们的人际关系能力，而人际关系又是职业和社交领域的最重要成功因素。“本质而言，这是一种生理现象，或者说是一种“战斗或逃跑”的应激反应，”密歇根大学的Daniel Keating说道，“也就是说，你的应激反应机制总是会反应过激或过小。”反应过激，会导致，“即使有些东西本身并非威胁，只不过你把它想象或解读成威胁而已，你也会做出反应。”这样的话，还会让你花更长时间才能恢复正常状态。这一效应会导致孩子即使在毫无刺激的情形下，也会冲动鲁莽，变为内向阴郁的成年人，可能最终会变成那种动不动就勃然大怒的成年人。
荷兰Radboud大学的Willem Frankenhuis和Carolina de Weerth 一直感觉我们的传统观点将这一问题描述得过于悲观，因此他们发布了一篇引证翔实的文章，认为事实可能完全相反，或至少并非完全如此。根据近期的一些研究，童年坎坷的成年人在“察觉威胁”“监控威胁”的能力上，以及负面事件的记忆力上都要更胜一筹。那么，在适当条件下，有着不幸童年的孩子有没有可能在高效信息采集、评估别人声望和其他逻辑思考能力上表现更佳呢？
朝这一方向展开研究的研究人员们，如现在在明尼苏达大学卡尔森管理学院的Vladas Griskevicius认为，这一课题的核心问题其实是生活史理论的自然产物。生活史理论认为，人们会根据儿童时期的环境去规划他们的人生。宽泛地说，在物资充足、安全稳定环境中长大的人，往往会采取“慢”策略——他们会努力学习，延迟满足、较晚结婚生子，并基本上都会沿着传统中层或中上层孩子该走的轨迹成长。但童年时期经历不幸坎坷的孩子往往会选择“快”策略。例如，他们会更早有性经历，更早生子。在这种“快”策略中，“回报期”更短，他们的未来也并不那么稳定。他们更愿意很快获得回报，虽然回报会小一些，而不会选择去“放长线，钓大鱼”。
但我们是否可以不去想这种“慢”或“快”的生活策略是好是坏，而是去思考这两种策略在不同具体环境下的适应性。一个在稳定、充满爱意的家庭环境中长大的孩子，如果别人给他一块糖，告诉她她如果等一个小时，就会得到两块，那么对她而言，等待当然是最明智的选择。但如果她处于不睦家庭环境中，父母又很少兑现自己的承诺，那么，趁着能拿，就先拿走，这显然是很合理的选择。在这种环境下，能拿多少拿多少，并非代表“冲动”或“目光短浅”，反而也是一种明智策略。
将后一种行为视为“适应行为”是一码事儿，说“坎坷或不稳定童年环境会在未来带来切实益处”则是另一码事儿。

The Upside of Unpredictability/从积极的视角去看不稳定性

为探究不幸童年的潜在益处，Griskevicius和Chiraag Mittal带领的团队主要研究执行功能的两个要素：抑制控制或抑制，以及任务切换，即从一个任务切换至另一个任务的能力。他们先假设，在不稳定环境中成长的人可能会在抑制行为上表现差一些，但会更擅于任务切换，尤其是在一些会跟他们童年经历有联系的情形下。
开始前，为使研究对象们去思考“不稳定性”，他们先让一半的人阅读了一篇标题为《前路艰辛：21世纪的全新经济学》的文章，而另一半人则阅读了一个人寻找丢失的钥匙的文章。在抑制能力电脑测试中，成长于不稳定环境的人与阅读了那篇关于钥匙的文章的对照组相比，并无明显差异。而事先阅读了那篇经济不确定性文章的人，得分显著要低。
而当测试任务切换能力时，测试结果却非常不同。在对照分组条件下中，读两篇文章的两个分组表现相当。但在“不稳定性”分组条件下，“不稳定成长环境”群组则要超出“童年幸福”群组——他们能够更快速切换注意力，而且丝毫不影响精确度。
发展心理学家，犹他大学的Bruce Ellis将这种特征描述为：“自我抽离能力”。这种能力是一种思维上的灵活性，与创造力等特征成正比关系。原因可能是，成长于压力环境下的人往往会更愿意让事情“有始无终”，与成长于希望达成完美结果的家庭中的人们相比，正是这种对完美主义的缺乏，让他们能够不耽于过去，只聚焦于眼前必须要做的事情。
“我们绝不是在说压力童年对人们是好事情，”Mittal和Griskevicius表示。但是，更深入去观察每个人的潜在长处，无论他们背景如何，都能够有助于颠覆固有认知，无论是整个文化中的固有认知，或是成长于不稳定环境中的人们对自己的固有认知。在不稳定性环境中成长，很容易导致自我质疑，而去重新审视，就可能会消除这种自我质疑。
如果孩子在成长过程中，感觉到任何事物都不受他们控制，他们长大后，可能不会特别重视“控制感”，但这在动荡经济环境下，可能就会是一种有益的心态。对于位于纽约的软件开发者Steve而言，他童年时期对圣诞节最清晰的回忆，就是躲在地下室沙发下，避免被卷入他父母的争吵之中。他们总是在争吵，以至于他们根本没有时间照顾我们。Steve说道。他还回忆道，他也曾想要帮助家里做些事情，但是没有人告诉他该做什么，或者，即使当他完成家务后，也没有人告诉他完成的好还是不好。10岁左右的时候，他开始用剃须刀片割自己的胳膊，希望能得到关注，但依旧毫无效果。
“即使在比较好的时候，也总会感觉这一切很快都会结束，灾难马上就会来临”，他说，“实际上也的确总是如此。”
但作为成年人，Steve的适应性非常强，而且几乎会毫不犹豫地去冒很大风险。他确信是他的成长经历帮助他撑过了职业上的困难时期。当遇到重要问题时，比如说在哪儿工作，或在一段恋爱中投入多少，他总是对于这种不明确性，这种不知未来是成功还是失败的中间地带，有着很高的容忍度。
而其他的认知优势也正逐渐显现。现在就职于德克萨斯A&M的Chiragg Mittal正研究童年环境对记忆力的影响。根据他早期的发现结果，在不稳定环境中成长的人们更擅于“工作记忆更新”。也就是说，他们能够忘掉不再相关的信息，快速处理新增数据。
Bianchi认为，在压力环境中成长，可能会促进某种形式的联想学习——以及，能够认识到环境中的多重因素在某种方式上是相互联系的，或者，也能认识到，在既定条件下，某些行为会得到奖励或者惩罚。成长于多变环境中，她说道，可能会让人对环境中的变化感觉更敏锐、反应更快速。而在实验室中，这也意味着，受实验对象们可能会更快察觉到在电脑游戏中，他们接收了错误的指令，也能够更快相应更改自己的行为。“这会有很深远的影响，”Bianchi说道。这意味着习惯了依赖规则、信任指令的人们，比如，那些在更稳定环境中长大的人，即使在面对消极的结果时，可能也会坚守规则。而在压力环境中长大的人可能会更快去探索其他可能性，去尝试新奇的解决方案。

Sorting It Out/分别对待

压力并非单维度事物，而且，尽管社会经济背景只是检验其后果的要素之一，但绝不是唯一要素。一些童年时期明显的压力因素，诸如：离异、家庭暴力、暴力、性虐待、情绪虐待等，以及某一家庭成员的精神疾病、酗酒、或滥用药品等，并不限于一个特定人群。成长于贫困但稳定和睦的家庭环境，以及成长于条件优越，但只有孩子取得好成绩时才能获得父母喜爱的家庭环境，二者带来的挑战是不同的。一些文化评论家，在观察千禧一代之后，认为千禧一代中，在父母赞扬声中长大，但缺乏竞争的人们，很少经历损失，可能会在成年后，在自信、受挫能力、决断能力方面存在欠缺。
一个人在童年时期所经受的压力，也似乎会对未来的思维认知产生积极影响。布法罗大学的Mark Seery开展的两个纵向研究显示，曾经历过中度压力的人，在受挫能力测试中，相比几乎无压力或压力过大的人群，得分要更高（也更不易于患慢性背痛疾病）。
对压力童年的重新审视，也是重新审视压力所造成的精神和生理后果这一更大课题其中的一部分。其中最有趣的是去甲肾上腺素的作用。去甲肾上腺素是一种“化学信使”，当我们注意到一些新事物、意外的事物或可怕事物时，它有助于增强我们的注意力。如剂量适中，它对大脑会是一种“神奇药物”，《压力测试》作者，临床心理学家和认知神经系统科学家Ian Robertson说道。去甲肾上腺素可以让大脑创造新的联系，并且有助于学习和记忆力。另外，去甲肾上腺素和IQ也是相辅相成的。IQ越高，面对挑战时，就会分泌更多的去甲肾上腺素。
这种激素带来的效果可能会解释，为什么在不睦环境中成长，会有助于更好、更快地去察觉威胁。比如，去察言观色，观察别人情绪或意图。但是也有个“度”。Robertson说道，如果压力过多，则会导致去甲肾上腺素分泌过多，从而会导致皮质醇的大量分泌。皮质醇对细胞有破坏作用，分泌量过多的话，会导致人在中年时期患上血管疾病，而且还与早逝有一定关系。
“压力所产生的影响取决于很多因素，”犹他大学童年适应研究组联合主任Frankenhuis说道。在性格方面的内在的生理差异，加上遗传基因组合，对于相同的教养方式，会形成截然不同的反应，而且，即使是在同一家庭环境中长大的人，也会在成年后形成不同的结果。另外，高压童年中的一些积极因素也会钝化这一影响。比如营养充足或有其他亲戚给予支持帮助等。而且，在不睦家庭中的不同压力类型，比如，各种的作为或不作为，也会对孩子产生不同的影响。掌掴孩子和没有能够去安抚一个在哭的孩子，二者是不同的，尽管二者都会产生影响。
像Sarah一样在长期情绪高压家庭环境下成长的人，相对于在暴力虐待等粗暴压力环境下长大的人，可能会在思维认知方面有着更多的受益，或者不同的受益。如果孩子情商较高或更机灵一些，就可能会弱化情绪高压所带来的影响，但暴力等却是无法提前应对或躲开的。

Crafting Happier Endings/幸福掌握在自己手中

曾在童年时期大多时间都是在独自应对暴力成性、疑神疑鬼、精神分裂的母亲，如今已是85岁的Lillian承认她一般都会怀疑人们的动机和本意。但是她也具有非常大的灵活性，总是能够很快切换方向。她的工作经历中包括演员、画家、戏剧教授、大学主任、社区管理员、企业家等。他丈夫曾因工作原因多次搬迁，其中也包括曾需要前往日本待很长一段时间。因此Lillian也就不得不经常调整她自己的职业目标。“这对我来说并不是什么难事，”她说道，“我从不指望我生命中有任何能够持久的东西，除了我自己应对变化的能力。”
对于向Lillian一样在压力环境下成长的孩子，如果能够对他们的思维认知方式有更深入的了解，那么就可能会让学校课程和学校环境更适于他们的长处和注意力特征。Ellis说道：今天，对于被老师或社会服务工作者定义为“高风险”孩子们，对他们的“干涉”方式可以说像是从“猫爪”中得到灵感的。在他们看来，这些孩子们就像是“猫爪张开”的猫咪们。而所谓的对他们的帮助，本质上都是想要“让这些猫咪们把爪子收回去”，比如说，更信赖他人、更适应学校环境，跟老师多沟通等。换言之，他们在强迫这些孩子表现得像其他正常环境下成长的孩子一样。但是，从本质上去改变一个人是很难的，教育工作者们可能会发现，与其去压制，不如去顺应这些孩子们的行为方式。
小说家和心理医师们一直以来都知道，坎坷童年往往会让人物变得更复杂、更有冲击力。“没有经受过苦难的人，是很无趣的”，心理医师Ian Morgan Cron说道。他还半开玩笑地说，“和幸福的人交谈，你会觉得，哦，天哪，跟他们我根本什么生意都做不成，因为他们身上根本无缝可钻。”
但是在他的从业经历中，Cron也亲眼目睹了，如果一个人在成长过程中，自己的智力、性格和精神状态一直备受质疑，那么他们很可能最后也就会同化、屈从于这种质疑，让这种质疑成真：“我无法从我所经历的痛苦中恢复过来。我没有成功所需的基础……”就这样，他们对自己的前途也充满怀疑，可能就会导致他们逃避机会，或沉溺于过去的痛苦，不能自拔。
我们的社会开始对不幸童年的影响有着更全面的理解，同时，能够学着去应对童年压力、学着不屈从于自己惨淡未来的人们也能够产生新的希望。“我们的人生故事如何讲述，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中，”Cron说道。“在一次集体理疗过程中，我让人们转向他们右边的人，然后说‘能用5分钟的时间给我讲一下你的人生故事吗？那些让你觉得自己是受害者的故事？’”，结束之后，我又要求他们，“现在转向刚才那个人，然后，重新讲一遍这个故事，只不过，这次从你是一个英雄的角度去讲述。”然后他们问：“什么？这样也可以吗？”当然可以。
在这种事情上，你是有决定权的，而且无需去篡改整个故事经历。这些故事是的的确确发生的，我们不会去否认这些事实，他说道，但是我们如何去解读这一故事，却取决于我们。而且，我们的解读方式，会产生巨大的治愈效果。
已经完全接受了过去经历的人们，无需被别人劝说。“我从不否认过去，我只是一个现实主义者，”Lillian说道，“我已经学会去改变所能够改变的，接受无法改变的。而且，我一直记着，我依旧在这里，还在积极地生活着。我坚信我们每个人其实都还有更多尚待开发的潜力。可能性是无穷无尽的，而并不是恐怖可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