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献选读
Coco有话说

相比于帮助他人，开口求助是不是更加困难呢？在日常生活中，每个人都有需要向他人求助的时刻。但是，当人们遇到麻烦，身边又正好有人能帮上忙，“不要麻烦别人”的想法却往往会阻碍人们提出帮助请求。而且，在求助后，如果对方表现得不够热情，人们还会感到失落：觉得ta其实并不愿意提供帮助，只是不好意思拒绝罢了。然而，事实真的如此吗？今天推送的文献，将和大家一起探讨阻止人们寻求帮助的心理机制。

人们有给需要帮助的他人提供帮助的亲社会动机，因为提供帮助除了能使他人受益之外，也能让帮助者产生积极感受。但研究者发现，人们通常在向他人求助时感到困难。在不同的求助情境下，人们均低估了他人应答的可能性。以往研究对此现象的解释是低估依从效应(underestimation-of-compliance effect)，即请求者低估了帮助者的依从动机(compliance motivation)，特别是感觉被他们拒绝时自己会很不舒服，因此低估了他人同意帮助请求的可能性。

然而这一“低估依从机制”缺乏足够的实证支持。同时，研究者注意到人们也会系统性地低估他人对自己社交行为的积极反应，因此回避与他人交往。另外，人们倾向于认为他人行为是由自身利益驱动的，这种推论可能会导致对他人亲社会动机的低估。若从亲社会动机的角度解释，帮助者可能比请求者期望的更有亲社会动机，且有更积极的感受。这不同于被迫依从可能带来的负面体验。

基于此，研究者提出假设：需要帮助的人低估了他人在被求助时的亲社会动机，因此低估了他人的帮助意愿和积极情绪，因而不愿意求助。研究者通过6项实验来验证此假设（如图1所示）。

图1 研究框架图

在研究1a中，研究者探索了假设情境下请求者和帮助者对帮助意愿期望的差异。201名被试分别想象自己借手机（请求者）或被借手机（帮助者），从不同视角报告了预期的帮助者意愿和帮助后的情绪，并回答了有关帮助者动机的问题。结果表明，请求者低估了帮助者的帮助意愿，但并未低估拒绝请求不适感；低估了帮助者的积极情绪，高估了其不方便感；低估了帮助者的亲社会动机，高估其依从动机。中介分析结果分别如图2，图3，图4所示，初步证明了假设。

图2 请求者低估帮助者的亲社会动机，而非高估其依从动机，导致了对帮助者实际帮助意愿的低估。

图3 请求者低估帮助者的亲社会动机，而非高估其依从动机，导致了对帮助者帮助后积极情绪的低估。

图4 请求者低估帮助者的亲社会动机，高估其依从动机，导致了对帮助者不方便感的高估。

由于研究1a情境单一，研究1b将1024名被试分配到6种情境中，取得了相同的结果，表明在不同的想象帮助情境下，请求者均低估了他人的帮助意愿，因为他们低估了帮助者的亲社会动机。

研究2询问人们真实的请求/帮助记忆，针对回忆情景完成相同的测量，以提高生态效度。发现亲社会动机和依从动机都中介了帮助意愿、积极情绪和不方便感的视角差异。

但由于记忆可能存在偏差，研究3-5通过实际互动进一步检验假设。研究者在公园现场招募被试，设计需要陌生人帮助拍照的情境。结果与研究1一致。另外，请求者的焦虑与对帮助意愿的期望呈负相关，与对不方便感的期望呈正相关，而与对拒绝不适感、积极情绪的期望无关。由此可以推断：对他人帮助意愿的错误预期，造成了求助时的心理障碍。

研究4通过在同一情境中指定求助对象，排除了研究3的替代性解释：不确定向谁求助造成了对帮助者反应的误解，并扩展研究，探究对朋友的期望是否比对陌生人更准确。结果发现，无论是对陌生人还是对朋友，请求者都显著低估了他们的帮助意愿，尽管对朋友的低估程度较小。并且，请求者对朋友的亲社会动机期望更高，而帮助者对朋友或陌生人的亲社会动机预期则无差异。中介分析结果表明，亲社会动机在帮助意愿、积极情绪和不方便感上的中介作用具有视角差异。感知到的亲社会动机越低，请求者越认为提出的请求不方便，所以朋友或陌生人不愿意提供帮助。

研究5在实验室情境中，以2（请求者vs.帮助者视角）×2（第一人称vs.第三人称请求类型）被试间设计，得到更严谨的结果。研究者设置了一个完成计数任务获得奖金的情境，通过实验操纵，让任务难度大的被试发出请求，并在帮助实施前后都通过问卷评估参与者对帮助的信念。结果显示，不同视角下帮助信念的差异与请求类型无关，无论是什么请求，请求者都低估了帮助者的帮助意愿和积极情绪。中介分析结果同研究4。此外，请求者的看法在接受帮助后有一定程度的改变，但与实际信念相比，仍低估了帮助者的帮助意愿和积极情绪，高估了他们的不方便感。

图5 研究1-5中视角下的帮助意愿、积极情绪和不方便感的中介分析结果

上述系列研究结果向我们表明，人们不仅误解了他人应答帮助请求的可能性，还误解了提供帮助后的体验，却高估了他人提供帮助的不方便感。这似乎源于请求者没有意识到他人有多想帮助，即低估了帮助者的亲社会动机，高估了依从动机。

对他人亲社会动机的低估，可能源于“人是自利的”这一根深蒂固的信念，以及低估了亲社会互动后他人积极感受的广泛倾向。当然，本研究所使用的请求相对简单、容易满足，若需要的帮助比较困难，则可能会让人感觉到较高的代价，因此促进更多的依从动机。总之，一个简单直接的帮助请求不仅大概率不会被拒绝，反而会给帮助者带来积极的感受。因此，当需要帮助时，请您放下被拒绝的忧虑吧，大胆放心地向他人说出您的请求。

参考文献：

Zhao, & Epley, N. (2022). Surprisingly Happy to Have Helped: Underestimating Prosociality Creates a Misplaced Barrier to Asking for Help. Psychological Science, 33(10), 1708–1731.

推文作者：肖岚
插图：荣鹏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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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co有话说

穷人和富人谁更会愿意帮助别人？这是一个争论已久的问题。多数人可能会认为富人更可能向他人伸出援手。然而，《请回答1988》中的德善父亲，虽身处住半地下室的境况，却依然时时接济贫困的老人；很多曾经历过困难贫寒的人也往往更愿意做慈善。本期推文所介绍的文献，探索了身体脆弱知觉是如何促进亲社会行为的。

幸福感和亲社会行为之间的关系常常被描述为一个正循环，认为幸福感高的人会更多地参与亲社会行为，而做好事又进一步增强了个体的幸福感。然而，一些研究发现，痛苦和低安全感的生活经历与亲社会行为之间也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原因可能在于，过去的痛苦增强了人们的共情能力，对需要帮助的人的同情，提高了个体实施亲社会行为的可能性。

过往研究表明，个人的经济状况，无论实际的还是感知的，都与他们的地位和权力有关，而与高地位者相比，低地位者表现出更多的群体行为和亲社会行为，也更支持平等的生活目标和价值观。然而，个体的其他劣势或感知到的脆弱性与亲社会行为的关系还有待检验。

研究者使用“感知的身体脆弱性”来描述个体受到的影响其身体健康的特定危险（如战争或疾病）威胁的程度。探讨自我的身体脆弱知觉如何影响个体的亲社会行为。研究者假设，个体感知到的身体脆弱性促进个体的亲社会行为，有两种可能的机制。

（1）依据互惠利他理论(reciprocal altruism theory)，感到自身脆弱的人可通过对他人的亲社会行为来保护自己，使自己的未来需求得到满足。即帮助他人可以使自己未来得到帮助。

（2）依据相似性假说，自己的受害经历会增加个体对有相似不幸遭遇的受害者的亲密感，而与受害者的亲密感进而增加个体对相似不幸受害者的亲社会行为，并可扩展到其他受害者。

研究者通过六项研究考察了个体感知到的身体脆弱性与其亲社会决策之间的关联，并考察了期间的中介机制。

研究1选取130名以色列大学生被试，测量武装冲突时期的身体脆弱性，由于战争期间人们的身体脆弱性较强，研究者认为这种威胁和脆弱的感觉可能会增强人们帮助和支持相关事业的意愿。学生通过邮件在线完成亲社会活动的数量、志愿服务的意愿、评估自己或他们亲近的人受伤的可能性的三种测量。研究结果显示感知到的身体脆弱性与亲社会活动的数量( r =.25, p =.005)和志愿服务意愿(r =.31, p =.009)呈正相关；感知到的身体脆弱性作预测变量，亲社会活动的数量和志愿服务意愿分别作结果变量的回归分析结果显著。

研究2探究了和平时期整体自我感知的身体脆弱性与亲社会行为之间的关联。研究结果表明个人感知的身体脆弱性与对组织的捐赠意愿(r =.17, p =.038)，以及与假设的捐献金额(r =.17, p =.032)呈现显著的正相关。

研究3为了增加研究结果的普遍性，首先测量了参与者向美国（非本国）一个非健康慈善组织的捐款意愿。其次，为了避免研究2中对慈善机构的描述可能会影响参与者对其身体脆弱性的感知，研究3中调换了测量顺序。研究结果表明感知到的脆弱性与志愿服务“国家犯罪受害者中心”或向该中心捐款的意愿(r = 0.39, p <.001)，以及假设的捐款金额(r =.26, p =.002)呈显著正相关。

研究4考察了与受助者亲密感的中介作用。此外，将先前的假设捐赠金额替换成实际捐赠金额。研究结果表明感知到的可能患癌率与被试愿意向以色列癌症协会捐赠的金额呈正相关(r =0.24, p <.001)。被试对与癌症患者亲密程度的评分与他们愿意捐赠的金额呈显著正相关(r = 0.27, p <.001)。以感知到的身体脆弱性为自变量，捐赠金额为因变量，亲密感为中介，结果表明存在部分中介效应(B = 0.36, SE = 0.12, 95%CI=[0.129,0.596])，且直接效应显著（见图1）。可见，对受助者的亲密感部分解释了感知到的身体脆弱性和捐赠之间的联系。

图1 研究4亲密感的中介作用分析结果

研究5对感知到的身体脆弱性进行了实验操纵，要求参与者想象他们被医生告知他们感染皮肤癌的风险，他们被随机分配到高风险或低风险状态，并被要求想象他们在不久的将来患皮肤癌的可能性，随后测量身体脆弱知觉以及向健康组织捐款可能性和愿意捐赠的金额。结果表明，高风险组感知到的身体脆弱性显著高于低风险组，高风险组的捐助意愿也更高，高风险组的捐助金额显著高于低风险组。以风险条件为自变量，以捐赠意愿为因变量，以感知到的身体脆弱性为中介，感知身体脆弱性具有完全的中介作用，直接效应不显著。

图2 研究5中介模型结果

研究6深入探索了影响个体感知到的身体脆弱性与帮助他人意愿关联性的可能原因有以下2种：①慈善机构远近位置不同的影响；②与受助者亲密感程度的影响。因此，研究6测量了参与者与捐赠受益人的亲密程度，并且操纵了非营利组织的位置试图研究两种可能机制的中介作用。结果显示，与非洲粮食不安全受害者相比，参与者更愿意向以色列粮食不安全的受害者捐款，但愿意捐赠的金额没有差异。

研究者还对研究2、3和6进行了元分析，结果表明，感知到的身体脆弱性与捐赠或自愿参加慈善事业的意愿间存在总体显著相关性，并且感知到的身体脆弱性与捐赠金额间存在总体显著相关性。研究者预期，当感知到的身体脆弱性变得更加突出时，感知到的身体脆弱性与亲社会性之间的联系会更强，如研究1（战争期间）和研究5（研究的操纵使脆弱性变得突出）。

本篇研究对过往理论进行了验证，排除了互惠解释，并支持了亲密感作中介的解释：两种共情形式可能会鼓励帮助他人行为：共情关注（他人导向）和个人痛苦（个人导向）。并且本研究更倾向于共情关注的解释，认为人们帮助他人时，会受到其他导向的情绪反应的激励，如同情或温柔，相较于不那么感知到身体脆弱性的参与者，高脆弱感知者表现出更高的捐助意愿和金额，并非是出于私利的未来保障。因此，身处困境的人由于对同样遭遇的人会有更多的共情和亲密感，其互助和亲社会倾向会更高。

参考文献：

Motsenok, M., Kogut, T., & Ritov, I. (2022). Perceived Physical Vulnerability Promotes Prosocial Behavior.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48(2), 254–267. https://doi.org/10.1177/01461672211005879

推文作者：李俊仪
插图：李俊仪，欧阳露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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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co有话说

随着经济不平等的提升，相较于外貌，品质等其他属性，财富和地位的重要性愈发凸显，物质主义、唯金钱论等问题愈发突出。这些现象似乎在暗示着经济不平等催生了人们对财富和地位的渴望。今天分享的文章就深入探讨了是否真的存在这种联系。

经济不平等指社会中收入和财富等经济资源的不平等分配。许多研究发现，经济不平等与许多负面的生理、心理和社会后果相关。以往的研究者从社会认同和地位焦虑视角对经济不平等的影响进行了解释，而研究者认为，经济不平等助长了人们对财富和地位的渴望，进而造成了上述消极影响。

财富指人们能够获得的具体物质资源，而地位则是反映人们在社会中相对位置的抽象社会结构。在一个不平等的社会中，人们之间财富和地位的差距变得更加明显，财富变得更容易被用于分类自己和他人。因此，为了融入属性更加积极的群体和缓解地位焦虑，人们寻求更多财富和更高社会地位的需求会更加强烈。物质等级视角（material rank perspective）指出，在高经济不平等的环境中，相较于其他属性，财富在地位排序中的重要性更加突出，从而驱使人们寻求更多的财富以提高社会等级。由此，研究者提出假设：与生活在平等社会中的人相比，生活在不平等社会中的人更加渴望财富(H1a)和地位(H1b)。

但在探索人们对于财富地位的渴望时，不能忽视其原有的财富和地位水平的影响。在高不平等的条件下，不同社会阶层的个体反应可能会不同。一方面，因为低社会阶层群体拥有更少的物质和社会资源，对自身的不利地位感到更大的焦虑，所以他们更有追求财富和地位的压力和动机，以缓冲不平等的负面后果和加入更积极的高社会阶层群体。因此，研究者提出假设2：相较于高阶层群体，经济不平等更强烈地影响低阶层群体提升财富(H2a)和地位(H2b)的渴望。

另一方面，越是不平等的社会，失去地位和财富的后果就越严重。因此，为了维持自身已有的积极优势，缓解对失去地位的恐惧，高社会阶层的群体可能反而会更加渴望财富和地位。由此，研究者提出假设3：相较于低阶层群体，经济不平等更强烈地影响高阶层群体提升财富(H3a)和地位(H3b)的渴望。

研究者指出，之所以会提出两个竞争性的假设，是因为不同阶层追求财富和地位的性质可能不同。正如联合国秘书长在2021年大会讲话中所说的：“亿万富翁在太空兜风，而百万人民在地球挨饿。”低阶层群体寻求更多的财富和地位，可能想要改变资源缺乏的现状，即“自我提升”；而高阶层群体寻求更多的财富和地位，更可能是为了寻求比他人更高的社会地位，进一步与他人区分，以避免被超越，即“社会比较”。因此，两个看似相反的假设也许会在不同的追求财富地位动机的情况下分别成立。

研究者通过三个研究验证了上述三个假设。研究框架如图1所示。

图1 研究框架图

在研究1中，研究者想要通过实验获得经济不平等影响人们对财富和地位的渴望的初步证据。研究在M-Turk招募了321名美国被试，告知被试将在一个虚构的社会中开始新生活，并被随机分配到不平等程度高或低的条件下。在高不平等条件下，高中低三个收入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相对较大，而在低不平等条件下，三个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相对较小。在充分想象自己在新的社会环境中的生活之后，被试分别报告了他们对于财富和地位的渴望。结果发现，在控制了性别、种族和年龄之后，高经济不平等条件下的个体对财富和地位的渴望都显著高于低经济不平等条件下的个体，验证了假设1a和假设1b。

在研究2中，研究者希望在大规模跨国样本中再次验证研究1的结果，同时检验社会阶层的调节作用是否成立。研究使用了世界价值观调查(World Values Survey, WVS)第五和第六波中有关社会阶层以及对于财富和地位的渴望的测量数据，最终共包含了来自73个国家和地区的141,477 名被试。此外，研究者还使用世界银行公开数据中的国家GINI系数作为客观经济不平等的指标，使用国家层面的人均GDP和贫困率作为社会总体资产水平的指标。

结果发现，基尼系数与财富渴望和地位渴望均呈显著正相关。经济不平等程度越高，人们在国家层面上对财富和地位的渴望越高（如图2所示）。在控制了人均GDP和贫困率后，多层线性回归的结果显示，基尼系数与社会阶层的交互作用能分别显著预测对财富和对地位的渴望。简单斜率检验结果表明，“高不平等-高渴望”的联系在低阶层群体中增强，具体结果如图3所示。在控制了社会资产水平的情况下，经济不平等仍然能正向预测人们对于财富和地位的渴望，且这种预测作用在低阶层群体中的效应更强，证明了假设2。

图2

研究2中经济不平等与对财富（左）和地位（右）渴望的散点图

图3

研究2中社会阶层在经济不平等与对财富（左）和地位（右）渴望中的调节作用

在研究3中，研究者想要同时操纵经济不平等和社会阶层，进一步检验二者及其交互作用和对财富、地位渴望之间的因果关系。此外，研究者还想探索经济不平等和社会阶层对不同性质（自我提升和社会比较）的财富和地位渴望是否存在不同的预测作用。研究者在Prolific 平台上招募了596名英国被试，被试被告知他们将在一个虚构的社会中开始新生活，并被随机分配到不平等程度高或低的国家之中，随机成为对应国家中的高阶层或低阶层的居民。在充分想象自己在新社会中的生活之后，研究测量了被试在三种动机条件下的对财富和地位的渴望，分别是为了比现在的自己更好（自我提升）、为了比他人更好（社会比较）和没有参照对象（一般条件）。

结果发现，经济不平等能显著正向预测自我提升、社会比较以及一般条件下的财富和地位渴望。经济不平等与社会阶层之间的交互项预测作用显著，简单斜率分析表明。在一般条件和社会比较条件下，经济不平等对高阶层群体提升财富和地位渴望的预测作用更强，具体见图4-5；在自我提升条件下，经济不平等对低阶层群体提升财富和地位渴望的预测作用更强，具体见图6。

图4

一般条件下，经济不平等和社会阶层对追求财富（左）地位（右）的预测作用

图5

为了社会比较而追求财富（左）地位（右）时，经济不平等和社会阶层对其预测作用

图6

为了自我提升而追求财富（左）地位（右）时，经济不平等和社会阶层对其预测作用

“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追求财富和地位似乎是人类社会中正常的事，但当社会环境施加推力时，人们对此的渴望更大，也更难抵抗这些压力。总的来说，研究发现高经济不平等确实会助长个体对财富和地位的渴求，而对于不同社会阶层的个体，追求财富和地位的动机却不同。在高不平等社会中，当人们想要改变资源缺乏的现状时，低社会阶层个体会更加渴望财富和地位；当人们想要保持自身相较于他人的优越性时，高社会阶层个体会更加渴望财富和地位。

参考文献：

Wang, Z., Jetten, J., & Steffens, N. K. (2022). Restless in an Unequal World: Economic Inequality Fuels the Desire for Wealth and Status. Personality &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Advance online publication. https://doi.org/10.1177/01461672221083747

推文作者：欧阳露雪
插图：王亚婧
编辑：王亚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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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co有话说

“善有善报”体现了帮助的互惠规范，“农夫与蛇”却警醒世人好心未必有好报。究竟什么情形下提供帮助会引发恩将仇报呢？本期推送将和大家一起探究工作情境下的恩将仇报是怎样发生的。

关于帮助，既往研究大多基于社会交换理论去探索帮助的互惠规范。但在现实生活中，受助者并不总是回馈施助者，有时甚至会去伤害施助者。那么何时以及为什么受助者会对施助者表现出消极态度和行为呢？

本研究认为接受帮助带来的地位威胁和随后的反应状态，可以解释“恩将仇报”现象。帮助可以分为两类：与任务相关的帮助、与人相关的帮助。因为帮助受助者解决与任务相关的问题，突出了施助者的专业知识——一个状态指标。所以本研究的模型只涉及到接受与任务相关的帮助，而不适用于接受与人相关的帮助。

社会比较信息是影响接受任务相关帮助与地位威胁之间联系的关键因素。受助者接受任务相关的帮助时，可能会将自己与施助者进行比较，并搜索信息以重新评估自己。当受助者感知到不利的社会比较信息，即施助者的能力高于自己时，接受与任务相关的帮助更容易引起地位威胁。也就是受助者感知的相对能力调节了接受任务相关帮助与受助者感受到的地位威胁之间的关系（假设1）。

当人们意识到自己的地位受到威胁时，他们很可能会经历嫉妒，嫉妒提醒人们需要重新获得地位。相对能力通过地位威胁调节接受与任务相关的帮助与嫉妒之间的间接效应，当受助者从能力较强的施助者那里获得任务相关帮助时，更有可能感受到嫉妒（假设2）。

社会阻抑包括诸如破坏某人在工作上取得的成功、给某人“冷暴力”等行为，与更明显的负面人际行为相比，社会阻抑是隐蔽和阴险的，也因此成为应对嫉妒的一个有吸引力的策略。受助者可能会通过社会阻抑来应对嫉妒，阻碍施助者的成功，动摇施助者的地位。嫉妒向个人发出信号，表明他们可能遭受社会地位的损失，促使他们去解决潜在的地位威胁:受助者的嫉妒和对施助者的社会阻抑行为呈正相关（假设3）。

当然，并非所有受助者都会通过社会阻抑来应对嫉妒，具有更高地位追求动机的个体会有更强的行为倾向去领先于他人，更有可能做出社会阻抑行为。受助者的地位追求动机调节了嫉妒与社会阻抑之间的关系，地位追求动机高的受助者的嫉妒心理与社会阻抑之间的正向关系强于地位追求动机低的受助者（假设4）。受助人感知到的和施助者的相对能力、地位追求动机会通过地位威胁、嫉妒依次调节接受任务相关帮助与社会阻抑之间的间接效应（假设5）。

图1

研究者通过4个实验来验证上述5个假设。

研究一在香港的一所重点大学进行，把学生被试分配到五到七人的小组中，要求其必须在一个学期内完成一个团队项目。分别测量从团队成员那里获得的与任务相关的帮助、感知的相对能力以及地位威胁和嫉妒。结果显示：当接受更有能力的团队成员的帮助时，接受与任务相关的帮助与地位威胁呈正相关，当接受能力较差的团队成员的帮助时，接受与任务相关的帮助与地位威胁无关，支持假设1。地位威胁与嫉妒呈正相关。当施助者被认为比受助者更有能力时，接受任务相关帮助通过地位威胁对嫉妒的间接影响显著。相反，当施助者被认为不如受助者时，这种间接关系不显著，支持假设2。

图2

研究2通过Prolific线上招募英国已经参加工作的被试，在四个时间点测量相关变量，具体如下图：

图3

首先，与研究1类似，结果显示受助者感知相对能力调节了接受任务相关帮助与地位威胁之间的关系，支持假设1。其次，在控制了基线嫉妒后，地位威胁仍然正向预测了时间3测量的对施助者的嫉妒。当一个人从更有能力的施助者那里接受任务相关帮助时，通过地位威胁对嫉妒的间接影响更强，假设2得到了支持。即使在控制了基线的社会阻抑后，嫉妒也与社会阻抑呈正相关，支持假设3。

此外，地位追求动机调节了嫉妒和社会阻抑之间的正相关关系，简单斜率分析的结果显示，在高地位追求动机人群中，嫉妒和社会阻抑的正相关关系显著，而这种关系在地位追求动机较低的人群中不显著，支持假设4。接受任务相关帮助通过地位威胁和嫉妒对社会阻抑的间接影响显著，支持假设5。

图4

研究3A是一项3×2（获得的帮助类型：任务相关的帮助，人相关的帮助，没有得到帮助；相对能力：高与低）被试间设计。通过操纵获得帮助的类型和相对能力，测试它们的交互作用是否预示着更高的地位威胁和更高的嫉妒。参与者随机阅读六种场景中的一个，想象自己与一位拥有相似级别的同事进行互动。简单效应分析表明，在相对能力较高的组，接受任务相关帮助的参与者比没有接受帮助的参与者更能感受到地位威胁。然而，在相对能力较低的组中，接受任务相关帮助和没有接受帮助的参与者相比，感知到的地位威胁没有显著的差异，支持假设1。地位威胁与嫉妒呈正相关；相对能力通过地位威胁调节接受任务相关帮助和嫉妒之间的间接效应。当帮助来自更有能力的同事时，总体的间接效应更强，假设2得到了支持。

研究3B测量了地位追求动机，通过设置高嫉妒条件和低嫉妒条件两个场景操纵嫉妒，来测试（a）嫉妒是否影响社会阻抑（假设3）；（b）地位追求动机是否调节嫉妒和社会阻抑的关系（假设4）。结果显示, 相比低嫉妒条件, 高嫉妒条件下的参与者更容易采取社会阻抑措施，支持假设3。嫉妒和地位追求动机存在显著的交互作用。与地位追求动机较低的参与者相比，在地位追求动机较高的参与者中，嫉妒与社会阻抑之间的关系更强，支持假设4。

怎么减少恩将仇报现象的发生呢？作为受助者，当接受更有能力的人提供的与任务相关的帮助时，应该控制自己的能力比较的倾向。管理者也可以为员工提供更多的培训机会、支持和资源，加强他们对未来提高自己能力的预期，减少接受帮助引发地位威胁和嫉妒的可能性。最后，管理者可能鼓励员工采取更高水平的地位追求动机以实现更好的工作绩效，但也要警惕过度内卷，因为当嫉妒的受助者具有更高的地位追求动机时，可能会通过社会阻抑伤害施助者、损害互动关系、破坏组织氛围。

参考文献：

Tai, K., Lin, K. J., Lam, C. K., & Liu, W. (2023). Biting the hand that feeds: A status-based model of when and why receiving help motivates social undermining. 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 108(1), 27–52. https://doi.org/10.1037/apl0000580

推文作者：杜焕焕
插图：李俊仪
编辑：李俊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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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选读
Coco有话说

每年的1月21日，德克萨斯州奥斯特都会举行一年一度的“嗨，你好吗？”日，鼓励城市居民在这一天联系朋友和邻居，简单问问彼此怎么样。然而，即使是“你好吗？”这种小小的善意行为却似乎需要明确的鼓励，这表明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参与亲社会行为的频率可能并不理想。本期推文所介绍的文献，探索了阻碍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实施亲社会行为，即使像问候“你好吗？”这样小小善意行为的次数和可能性的机制。

过往一系列的研究表明，积极的人际交往和社会关系对于幸福和健康至关重要。提供帮助除了能使他人受益之外，也能让帮助者产生积极感受。但研究发现，人们可能低估了亲社会行为对他人的积极影响，从而降低了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的亲社会性。这种对亲社会积极功能的低估，阻止了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与他人的频繁接触。

本研究认为实施者会低估接受者的积极影响是基于视角的不对称性:实施者在评估自己的社会行为时往往更关注能力，但接受者在评估他人的社会行为时往往更关注人际温暖。人们不仅会误解实施者应答他人求助的可能性，也会误解接受者受助后的心理体验。这种不对称可能导致善意行为的实施者过分关注其行为给予的东西及其客观价值，而不考虑人际温暖所带来的额外价值，因此低估其亲社会行为对接受者的积极影响。

基于此，研究者提出假设，1）实施者低估了他们日常生活中简单的亲社会行为（善意行为）对他人的积极影响。2）这种低估源于实施者未认识到人际温暖对于接受者的重要性，并会阻止实施者继续在日常生活中做善意行为。研究者通过了8个实验来验证此假设。

研究1a招募了132名MBA学生作为实施者，要求为他人做出两项随机善意行为，比如为他人点的咖啡付款，不经意间和朋友打招呼等等。实施者和接受者都需要从不同视角报告自己对该善意行为的大小程度、自己的情绪感受和尴尬程度，以及实施者为此花费的时间、金钱、精力等的感知。结果表明，实施者低估了其善意行为对于接受者的积极影响：包括低估了接受者的积极情绪、接受者对于善意行为的大小感知，对实施者对时间、金钱和精力投入的感知；但却高估了接受者的尴尬程度。此外，结果表明实施者在做善举后感受更加积极。（见图1）

图1 研究1a中实施者和接受者对善意行为的评估

研究1b遵循了研究1a类似的程序，重新招募了55对被试，但将善举行为标准化，实施者被统一要求寄出明信片给接受者：亲戚、朋友、老师、教练、队友或雇主等。结果与实验1a一致。（见图2）

图2 研究1b中实施者和接受者对善意行为的评估

为了增加接受者的响应率，研究2a和研究2b分别在一个大型公共溜冰场和实验室情境中进行。实施者在研究2a中需要向指定的一名陌生人赠送热巧克力，在研究2b中实施者需要在五件物品中随意选择一件送给与他们配对的接受者，研究者将帮忙把热巧克力/礼物送到接受者手上并解释是谁送的。研究2a和2b结果均表明，实施者比平时感觉更加积极，再次验证了实施亲社会行为会增加幸福感，但实施者低估了他们的善意行为对接受者的积极影响。

上述四项研究都表明，实施者低估了自己的简单善意行为对接受者产生的积极影响，研究3对实施者是低估了善意行为的客观价值还是附加的情感价值进行了探索。49对被试被随机分配到善意行为条件（接受者从实施者处收到一份礼物-纸杯蛋糕，实验程序同实验2a）和控制条件（接受者从研究者处收到礼物，被告知只是实验安排）。研究者假设：接受者在善意行为条件下比在控制条件下有更多积极情绪。实施者在善意行为条件下会更加低估接受者的积极体验。结果表明：两种条件下的实施者都报告了更好的情绪，善意行为条件下的实施者情绪明显更好，进一步证明了亲社会行为可以增加人的幸福感。此外，处于善意行为条件下的实施者低估了他们的行为对接受者的积极影响。（见图3）

图3 研究3善意行为条件下和控制条件下中实施者和接受者对善意行为大小和接受者情绪的评估

研究4进一步探索接受者对第三方的善意行为。研究假设实施者也会低估接受者对第三方的善意行为。200名被试一一配对并随机分配在善意行为条件（实验程序同研究2b中的“实验室商店”）和控制条件（同实验3，接受者从研究者处收到礼物，被告知只是实验安排）。之后，两种条件下的实施者和接受者都需进行独裁者游戏。善意行为条件和控制条件的接受者都被分配为“决定者”，需报告在陌生人和自己之间如何分配100美元。实施者需预测与之配对的接受者在独裁者游戏的分配金额。研究结果表明：1)善意行为条件下的实施者比其平时，以及比控制条件下的实施者都感觉更好。2)善意行为条件下，实施者低估了接受者对于善意行为的大小程度，积极情绪、和对于礼物的价格。控制条件下，接受者的积极情绪也被显著低估。3）善意行为条件下，善意行为对接受者行为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善意条件下的接受者在独裁者游戏中给予了陌生人更多的金额。善意条件下的实施者低估了接受者的慷慨程度。这说明了实施者低估了其善意行为对接受者的影响。（见图4）

图4 研究4善意行为条件下和控制条件下，实施者和接受者在独裁者游戏中给陌生人分配金额的评估情况

研究5a和5b探索实施者对接受者的影响的预期是否会影响实施者继续做善意行为的可能性。

研究5a招募了101位被试作为实施者。实施者需要思考为他人做善意行为的概念，思考具体的行为，以及接受者将如何回应，并做对应评分。结果表明：实施者随机做出善意行为的可能性与他们对自己的行为会给接受者带来的感受的预期呈显著正相关。

实验5b通过操纵善意行为的实施者是关注他们的行为所传达的温暖还是能力来评估对实施者的影响。100名实施者被随机分配到以能力为中心的条件 （为这些场合选择合适的礼物真的可以让另一个人开心） 和以温暖为中心的条件（真正让另一个人快乐是这些行为背后的善意）。在以能力为中心条件下，实施者需评估其这次送礼是正确的信心有多大，礼品会在让接受者有多快乐。以温暖为中心条件下的实施者需要评估其行为会传达多少善意，接受者感受到该行为的友好程度。两种条件下的实施者都需选择是将礼品留给自己还是送出。结果表明，以温暖为中心的条件下的实施者更愿意将礼品卡送出，且将礼品卡送给老朋友或熟人的比例更大。

这表明：将实施者的注意力集中在他们的善意行为所传达的温暖上会导致更积极的期望，增加了其进行善意行为的可能性。

以上系列研究结果向我们表明，亲社会行为，即使是简单的善意行为，也会增强实施者和接受者的幸福感。实施者倾向于低估接受者对善意行为的积极反应，造成了在日常生活中人们减少简单的善意行为的次数和可能性。这可能是因为接受者关注的是温暖维度来评估行为，而实施者关注的是其能力。因此，改变实施者对接受者如何解释亲社会行为的期望，可能会影响实施者继续做出亲社会行为的意愿。

为另一个人买咖啡，寄一张卡片，或者一句简单的“嗨，你好吗？”可能比人们认为给接受者带来的积极情绪更大。下次，迎面走过的时候，请更大胆放心的问候一句 “嗨，你好吗?”

参考文献：

Kumar, A & Epley, N (2022). A Little Good Goes an Unexpectedly Long Way: Underestimating the Positive Impact of Kindness on Recipients.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General,152 (1) 236-252.https://doi.org/10.1037/xge0001271

推文作者：代馨竹
插图：代馨竹
编辑：代馨竹
排版：欧阳露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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