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作者 鲸鱼

最近有位家长前来咨询，好奇自己的教育哪里出了问题，说他非常重视孩子自主精神的培养，鼓励孩子勇敢表达，要有自己的判断，结果孩子上学后，却成了刺头儿，在课堂上总是公开发表一些反对意见，影响了老师正常的上课安排。

要说孩子也没什么错，他仅仅是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但另一方面，他似乎成了一个不和谐的音符，难以同班集体和谐共处。

作为家长，我们当然希望孩子有主见，但又不希望孩子受伤。而我们生活在集体中，很多时候需要做出妥协。

这种情况下，我们该如何改善调整教育策略，帮助孩子找到平衡点呢？

01
两类教养目标

你想把孩子培养成跟集体更和谐一致的人，还是更独立更有自己想法的人呢？对此，心理学家区分出两类教养目标——集体主义目标与个体主义目标。

我们都知道，家长的重要作用之一就是培养孩子长大之后能适应社会，而社会大致可分为集体主义与个体主义两种。

培养孩子适应个体主义的教养目标简称为个体主义目标。

个体主义目标有三点——

● 个人选择：我希望孩子自己来决定他们想做什么。
● 充满热爱：我希望孩子热爱自己在做的事情，同时也学会爱自己。
● 相信潜力：我希望孩子觉得没什么是做不到的或没法拥有的。

培养孩子适应集体主义的教养目标简称为集体主义目标。

集体主义目标也有三点——

● 心中有家：我希望孩子爱家庭，长大不会忘了妈妈。
● 融入集体：我希望孩子能和其他孩子相处，善于分享、互帮互助。
● 尊重与服从：我希望孩子能学会尊重、倾听和服从。

我们国家千百年来一直是集体主义文化，重视人际，强调长幼尊卑；而近年来，受到全球化影响，有主见、有个性越来越被推崇。

在这样的背景下，家长们很自然地会感受到一种抉择困难。

有家长认为两者必然冲突

● 重视关系不利于个人成功

有的家长表示：

“她不随便追随别人，也不随便因为别人的想法改变自己，不善于交际也没什么，我挺为她骄傲。”“该做作业的时候不回家，天天跟同学混在一起！”

而孩子内化父母想法之后也表示：

“妈妈认为交朋友没那么重要，重要的是做好自己，一本好书比交一个朋友更有价值。”

● 个人成功不利于家庭关系

“如果孩子太有本事，毕业后生活在大城市，就不着家了……”

也有家长认为两者可以共存

● 服从权威与独立自主同样重要

“我希望孩子善于交际，但未来最好能有份独立的工作。”“孩子平时应该尊重他人，但在关键时刻也需要挺身而出，勇敢当领导者。”

● 好的人际关系是成功的基础

“我把孩子带到公园，就是希望多和其他小朋友接触，这样就不会怕人了，会越来越有自信。”

● 个人成功是人际关系的基础

“只有自己成功，才能获得别人的尊重；学会如何对待自己才知道如何对待别人。”

02
如何平衡两种教养目标

孩子有可能在坚定个人选择的同时很好地融入集体吗？当自己想做的和集体不同的时候应该坚持还是服从？

文化心理学家Kagitcibasi曾提出，自主性与关联感两者同高才是最佳发展模式，这说明两种教养目标也应共存（Kagitcibasi，2017）.

心理学家建议，父母的教养目标不应是一成不变的，应该学会灵活转换！

分场合

公共场合父母应该多强调集体主义目标（例如，在学校里彬彬有礼，尊重并服从集体决定），但在私人场合强调个体主义目标（例如，自信勇敢地表达个人选择）。

有两点需要注意！

（1）父母应该明确表达对于不同场合的要求，以免孩子觉得父母的要求前后不一致而感到混乱或无所适从。

（2）父母应该告诉孩子，在集体中保留意见、在一些场合自我保护是合理且重要的。否则，孩子可能会为自己关键时刻没有挺身而出而内疚，或认为自己是个懦弱、表里不一的人。

分阶段

有的家庭可能在孩子小时候重视关系与礼仪；随着孩子长大，进入青春期，逐渐重视培养独立自主的精神。

而有的家庭，如我们开篇提到的例子，可能会在小时候侧重于培养独立的判断，随着慢慢长大，再引导孩子重视社会规则与责任，学会尊重集体与他人。

二者始终共存，但相对平衡会随孩子年龄不断调整，侧重点不同。

由此看来，两类目标对孩子全面发展都很重要！

智慧的家长能够随着孩子年龄、随着不同情境，灵活调整教养目标，从而收获好的教育成效。

参考文献

Tamis‐LeMonda, C. S., Way, N., Hughes, D., Yoshikawa, H., Kalman, R. K., & Niwa, E. Y. (2007). Parents' goals for children: The dynamic coexistence of individualism and collectivism in cultures and individuals.Social development,17(1),183–209.https://doi.org/10.1111/j.1467-9507.2007.00419.x

Kagitcibasi, C. (2017). Family, self, and human development across cultures:Theory and applications.Routledge. https://doi.org/10.4324/9781315205281

责 编：刘祥宇
撰 稿：鲸 鱼
编 辑：高文洁

北师大家庭与儿童发展实验室
我们隶属于北京师范大学发展心理研究院，专注于中国婚姻与家庭研究，致力于将实用有趣的学术成果分享给大家。

本期作者 卢思伶
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部2020级本科生

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生活成本增加、生活节奏加快，许多新手父母作为职场的主力军，通常很难有时间照顾和陪伴孩子。于是，越来越多的祖父母挑起了照顾孙辈的大梁。这种由祖辈承担主要或全部照顾、教育责任，并且持续时间达到一年以上的抚养方式，被称为隔代抚养(詹爽, 2017)。

每当我们谈起隔代抚养，往往都伴随着这样的担心：

“都说老人带娃容易有‘隔代亲’，会不会惯坏孩子？”

“爸妈有些思想观念过于老套、还有不少陋习，会不会让孩子养成不良习惯？”

“把娃交给爸妈带，回头跟我不亲了怎么办？”

…………

在以往的文献资料中，我们似乎更加关注隔代抚养给孩子造成的影响，却忽视了曾经把我们拉扯大的父母已经年迈，对于他们而言，养育孙辈并非易事。本期，我们将视线投向帮忙带娃的祖父母们，看看照料孙子女会给他们的生活带来怎样的影响和改变。

1.从个体的视角看
隔代抚养对老人自己身心健康的影响

“好不容易将孩子哄睡着，赶紧打扫房子，洗衣服做饭，等精疲力尽的时候想坐下休息，那时孩子又醒了。”

“吃饭上厕所都是一种奢侈，腾不出手做其他的事情。出个门都像打仗一样，上厕所要抱着娃，洗澡必须要很快地完成。家务做不完，吃饭从来没按时过。最可怕的是孩子半夜总是吵夜，自从有孩子后再也没有睡过整觉了。”

对大部分父母来说，带娃是件体力活，更何况是上了年纪且身体素质较差的老人呢？

隔代抚养或可导致老年人更多健康问题

隔代抚养需要耗费老人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不仅会增加老年人的劳动量，更可能让他们脱不开身，日常社交、看病、锻炼身体等等活动都会被耽误(顾超凡, 2019)。

科学研究表明，参与隔代抚养的老年人健康问题更多(Faps, 2010; Silverstein, 2008)、患冠心病的风险更高(Lee et al., 2011)、日常生活功能更受影响(Minkler, 1999)。还有研究发现，原本身体健康状况良好的祖辈在承担孙辈主要抚养责任后，身体功能和健康都发生了不良的变化，且伴随着焦虑等负性情绪的增加(Peterson, 2017)。

隔代抚养给老年人带来自我价值感

是否隔代抚养只会给老年人带来一些负面的影响呢？并不是。

由于身体机能的下降和社会环境因素的影响，老年人参与社会活动的机会、种类和频率都大打折扣(李渊柏, 2019)，这使得老年群体本身就面临着孤独感和缺乏自我价值感的问题。

虽然带娃很累，但有了孙子女在旁陪伴，祖父母的孤独感也能够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Aassive et al., 2012)。此外，照料孙子女的过程还能帮助老人获得自尊心和成就感，重新找到人生的目标(Di et al., 2016; Noriega et al., 2016)。

值得注意的是，隔代抚养是否能够产生这样积极的心理效益，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老人的意愿和心态。假如老人赋闲在家、乐于代劳，对他们而言，孩子就能够作为陪伴者和情感依托，更有机会形成良好的祖孙关系，带来积极的心理效益；然而，不少隔代抚养关系的形成都是受到客观压力的影响，父母和老人并非心甘情愿，此时，老人若将孩子视为负担，则更有可能产生焦虑、抑郁等负面情绪(张田, 傅宏, 2017)，在身心健康方面都受会到消极的影响。

2.从家庭的视角看
隔代抚养对老人生活的影响

“羊肉串不卫生，就不能吃。”

“今天你要是不好好吃饭就揍你！”

“你跟孩子发什么火？吃个羊肉串怕什么，走，爷爷给你买！”

由于生长在不同年代，祖辈与父辈之间的思想观念和教育理念存在差异，因此发生冲突的情况屡见不鲜。我们把这种因存在代际差异思想观念和行为模式导致的碰撞称为代际冲突(丁浩, 2019)。

加剧了老人与子女两个家庭间的冲突

在隔代抚养家庭中，由于孩子爸妈与家中老人和小孩的沟通相对贫乏，代际冲突问题往往更加严重。有学者对重庆市60个隔代抚养家庭进行调查，结果显示：祖辈与子女经常发生矛盾、甚至矛盾大到无法沟通的家庭占比高达43.7%(沈锄云, 2000)。

此外，祖辈的教养方式容易出现过度纵容、“重养轻教”等问题(童春旺, 2004; 刘云, 赵振国, 2013)，进而可能导致孩子学业表现更差(Edwards, 2003)，有更多的情绪和行为问题(刘云, 赵振国, 2013; 王玲凤, 2007)。这使得许多父母在发现孩子养成的各种坏习惯后，责怪老人溺爱孩子，与老人爆发冲突，进而导致两代人之间矛盾重重。

隔代抚养降低了老年人家庭的生活质量

在隔代抚养家庭中，除代际冲突外，祖父母之间的内部冲突也更为明显。研究证据表明，承担孙辈主要抚养责任的夫妻之间交流时间更少，存在更多的婚姻问题，更难感受到来自配偶的支持(Minkler et al., 1994)。然而，家庭支持是老人幸福感最为重要的来源(李渊柏, 2019)，冲突不断的家庭关系将严重损害老人的生活质量，亦不利于孩子的成长。

3.不得不隔代抚养的情况下
这样做可以有效降低隔代抚养的消极影响

那么，我们了解到隔代抚养对孩子成长的影响是存在多种可能性的，既有可能给老人带来自我价值感提升等积极影响，也有可能带来生活质量下降、家庭矛盾增多等消极影响。在现实生活中，大部分父母并非主动成为“甩手掌柜”，而是由于进城务工或工作压力不得不选择让老人帮忙照看孩子。假如实在没有办法照顾孩子，我们可以采取哪些方式方法来降低隔代抚养带来的消极影响呢？对此，本文提出以下建议：

(1)在将孩子交给祖辈抚养之前，充分确认祖辈的意愿和身体状况。被动地承担孙辈抚养责任对祖辈身心健康都具有较大危害，所以在做出隔代抚养决定前，必须与祖辈充分协商。

(2)无论再忙也要抽出时间与家人保持联系。由隔代抚养导致的家庭矛盾主要源自于沟通的缺乏，但在外打拼的父母往往容易忽略这一点。

随着科技的发展，沟通更为方便、快捷，消息、语音和视频通话虽然不能代替亲身陪伴，却可以拉近家庭成员之间的心理距离，随时传达对家人的关心与牵挂。若是不能相伴身侧，不妨教教爸妈如何使用社交软件，约定好每周的通话时间，在丰富爸妈老年生活之余，还能帮助爸妈接触新时代的思想观念，最重要的是，让家人及时收到你的关心。

(3)有效沟通，向祖辈传达科学的教育理念。受制于社会发展水平，祖辈受教育年限普遍不高，在孙辈教养过程中可能存在许多误区。因此，向祖辈传达科学的教育理念尤为重要。与祖辈沟通的过程中，需要注意换位思考，给予充分的尊重与理解，在此基础上争取对方的支持。

(4)若条件允许，尽可能与祖辈分工合作、共同教养孩子(称为“代际联合抚养”)，不要将孩子完全“丢”给祖辈养育。研究表明，比起隔代抚养，代际联合抚养对祖辈心理健康、家庭关系和孩子成长都更有益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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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丁浩. (2019). 结构家庭治疗模式介入城市隔代抚养家庭代际冲突问题的研究--以Y市A家庭个案研究为例(硕士学位论文). 华中科技大学, 武汉.

顾超凡. (2019). 隔代抚养祖辈心理状况及影响因素的作用路径研究(硕士学位论文). 郑州大学, 郑州.

李渊柏. (2019). 老年人婚姻满意度与健康的关系: 交叉滞后研究(硕士学位论文). 北京师范大学, 北京.

刘云, 赵振国. (2013). 隔代教养对学前儿童情绪调节策略的影响. 学前教育研究, 2, 37–42.

沈锄云. (2000). 认知隔代教育. 老年人, 9, 4–5.

童春旺. (2004). 隔代教养: 未成年人犯罪不可忽视的家庭因素. 江西公安专科学校学报, 1, 43–45.

王玲凤. (2007). 隔代教养幼儿的心理健康状况调查. 中国心理卫生杂志, 21, 672–674.

詹爽. (2017). 亲子关系与亲隔代抚养儿童行为问题的关系: 儿童情绪调节的作用(硕士毕业论文). 北京师范大学, 北京.

张田, 傅宏. (2017). 隔代抚养关系中老年人心理状态的影响因素. 中国老年学杂志, 37(20), 5169–5170.

Aasssive, A., Arpino, B., & Goisis, A. (2012). Grandparenting and mothers’ labor force participation：A comparative analysis using the generations and gender survey. Demographic Research, 27(3), 53–84.

Di, G. G., Glaser, K., & Tinker, A. (2016). The impact of caring for grandchildren on the health of grandparents in Europe: A lifecourse approach. Social Science & Medicine, 152, 166–175.

Edwards, O. W. (2003). Living with grandma: A grandfamily study. School Psychology International, 24, 204–217.

Faps, H. W. (2010). Grandparenting: Diversity in grandparent experiences and needs for healthcare and support. Int J Evid Based Healthc, 8(4), 277–283.

Lee, S., Colditz, G., Berkman, L., & Kawachi, I. (2011). Caregiving to children and grandchildren and risk of coronary heart disease in women. American Journal of Public Health, 93(11), 1939–1944.

Minkler, M., Roe, K. M., & Robertson-Beckley, R. J. (1994). Raising grandchildren from crack-cocaine households: Effects on family and friendship ties of African-American women. American Journal of Orthopsychiatry, 64, 20–29.

Minkler, M. (1999). Intergenerational households headed by grandparents: Contexts, realities, and implications for policy. Journal of Aging Studies, 13, 199–218.

Noriega, C., Lopez, J., Dominguez, R., & Velasco, C. (2016). Perceptions of grandparents who provide auxiliary care: value transmission and child-rearing practice. Child & Family Social Work, 22(3), 1227–1236.

Peterson, T. L. (2017). Changes in health perceptions among older grandparents raising adolescent grandchildren. Soc Work Public Health, 32(6), 394–406.

Silverstein, L. A. B. M. (2008). Depressive symptoms among grandparents raising grandchildren: The impact of participation in multiple roles. Journal of Intergenerational Relationships, 6(3), 285–304.

策划 | 蔺秀云
撰写 | 卢思伶
编辑 | 丁欣怡
网络图源 | 侵删

北师大家庭与儿童发展实验室
我们隶属于北京师范大学发展心理研究院，专注于中国婚姻与家庭研究，致力于将实用有趣的学术成果分享给大家。

本期作者 食纸象
食纸象，以纸为生

“抱怨并愤怒的母亲，委屈而心寒的妻子”，这是影视剧中经常呈现的片段，更是现实生活的真实写照。

在母亲和妻子中间，往往还夹着一位不知所措、左右为难的丈夫：一边是含辛茹苦养育自己的妈妈，一边是相濡以沫朝夕相伴的妻子。站在妻子这边，就委屈了妈妈，又会被扣上“娶了媳妇忘了娘”的不孝罪名；站在妈妈这边，又委屈了妻子，让妻子愈发觉得自己是个“外人”。

那么，丈夫们要如何“左右逢源”，交出一份让双方都满意的答卷呢？答案就是：站在妻子这边，支持妻子。从本质上来说，新家庭的特点决定了丈夫需要“听老婆的”，而新家庭的融洽、和谐，需要从多个角度协同努力。

PART 01
新家庭的特点

新家庭的成立：明确界限

两个人相遇、相识、相爱，并带着承诺与责任，选择彼此作为自己的爱人，建立一个新家庭——根据家庭生命周期理论(Mattessich & Hill, 1987)，此时的新家庭处于建构与发展的初始阶段。在这个阶段，有一个重要的要求是设置和适应界线，以建造良好和牢固的家庭结构(尼克尔斯, 戴维斯, 2018)。

夫妻双方都需要意识到：新家庭是独立于夫妻双方的原生家庭而存在的，新家庭才是自己未来生活的核心。如果夫妻双方未能与原生家庭建立起良好的界线、与原生家庭过于紧密缠结，就可能导致原生家庭入侵新家庭的边界，这将不利于新家庭建立完善和独立的系统。

例如，丈夫从小就对母亲言听计从，已经习惯了与母亲的相处方式，因此当母亲对新家庭予以管束和控制时，丈夫不会觉得不舒服，而是习以为常，但妻子有可能会因此感到自己的界线被侵犯，进而反感和反抗，婆媳矛盾就会在这种不一致中生发出来。

而和妻子站在同一阵线上的举动意味着：丈夫与妻子站在一起，就是在划清小家与原生家庭之间的界线。丈夫正是在通过这样的行为告诉妈妈：我和妻子已经组建了新的家庭，我们也有权利也有能力自己解决新家庭的问题。

新家庭的互动：角色转变

在新家庭中，家庭成员身上或多或少带有来自原生家庭的互动模式，这些互动模式有助于我们与原生家庭的成员（父母、兄弟姐妹）更融洽地生活，但不一定适用于新家庭。原来的儿子和女儿，现在变成了丈夫和妻子。这种角色的转变，也意味着需要建立新的互动模式。

而新互动模式的建立往往是件困难的事，这就好比两块坚硬的石头要磨出彼此的形状以相互契合，双方都需要付出一定程度的努力。夫妻双方要在一次次的冲突和矛盾中，不断调整自己的行为，以建立夫妻间的良好互动模式，爱、宽容、尊重、支持则是良好互动模式建立的催化剂。

遇到婆媳矛盾时，丈夫如果支持妻子、站在妻子这边，并借此机会充分沟通、听听妻子的想法，也能够增进了解、拉近距离，进而更容易建立起新家庭的良好互动模式。

新家庭的关系：时代色彩

在传统中国社会，亲子关系是至关重要的。传统社会强调“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在传统文化中，亲属结构的基础是亲子关系，家庭是在父亲和儿子之间进行代际传递的，而夫妻关系只是这种亲子关系的附属，婚姻通常是服务于宗族利益的手段，而非目的。

在现代中国社会，夫妻关系逐渐成为家庭的核心(Ellen, 2000)。与传统社会相比，生育功能不再是婚姻的首要目的，情感功能越来越受重视，因此夫妻把更多的关注转向了彼此(罗红, 2014)，婚姻本身就是目的。

许多心理学研究都表明，和睦的夫妻关系益处无穷：良好的婚姻质量可以让婚姻关系更加稳定，提高夫妻各自的幸福感和生活满意度( Proulx et al., 2007)，并有利于子女的心理健康和心理适应(Wahyuningsih et al., 2020)。

由此可见，如果丈夫能够在婆媳矛盾中表示对妻子的支持，令妻子感受到被接纳、被尊重、被爱，有助于营造温馨的家庭氛围，促进良好夫妻关系的建立和新家庭的良性发展。

PART 02
哪些事情可以使婆媳关系更加融洽？

既然“听老婆的话”益处多多，那么要如何将这一原则“贯彻到底”，在妈妈和老婆之间“左右逢源”，增进婆媳感情并获得一个和谐美好的家庭呢？

表明观点：划清界限

很多时候，婆婆希望以女主人的身份，要求小家按照自己的想法做事，“我是长辈，我说了算”“这样对孩子好”“我都是为了你们好”。因此，如果丈夫能够表现出“放轻松”的状态，通过各种方式向妈妈传达诸如“这些都是小问题”“我们有能力自己解决”的想法，来减少妈妈对新家庭的干涉。

寻找契机：理性沟通

如果母亲和妻子没有到剑拔弩张的地步，尚可以友好、理性地沟通，那么丈夫可以创造一个轻松、家常的氛围，让妈妈和老婆“培养感情”，进而冷静地解决矛盾。如果矛盾根深蒂固、无法调解，那就暂时避开矛盾，聊聊其他话题。

地理阻隔：缓解冲突

和婆婆分开住，是一种有效地缓解日常婆媳冲突的方法。当建立了地理的界线之后，婆婆与小家产生的接触就相当有限，一定程度上缓冲了婆婆对小家的入侵，不仅减少了冲突的发生，也能促进夫妻二人专心经营小家，培养独立解决问题的能力，并有时间和精力完善小家的家庭功能。

PART 03
写在最后

亲子关系是血缘纽带，夫妻关系是情感纽带。血缘纽带无法改变，情感纽带需要我们更加用心地维护和经营。现代社会，诸多大龄青年迟迟不婚，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源于恐惧婚姻生活的一地鸡毛、恐惧婚姻生活对个人时空与能量的吞噬。

选择开启婚姻这种人生体验，我们就会与一个毫无血缘关系的人成为亲人，这需要我们尝试着在新的关系中，发展问题解决的能力，在婚姻的琐碎中找到让彼此适应的平衡点，共同营造充满温馨和爱意的婚姻生活。

参考文献

Ellen, E. P. (2000). Just how do I love thee?: Marital relations in urban China.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the Family, 62(1), 32–47.

OBRADOVIĆ, J., & ČUDINA-OBRADOVIĆ, M. (1998). Marital quality: Definition, causes and consequences. Društvena istraživanja: časopis za opća društvena pitanja, 7(4-5 (36-37)), 659–682.

Proulx, C. M., Helms, H. M., & Buehler, C. (2007). Marital quality and personal well‐being: A meta‐analysis.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family, 69(3), 576–593.

Nichols, & Schwartz, R. C. (1998). Family therapy : concepts and methods (4th ed.)(F. Xiaoyi, Trans.). Allyn and Bacon.

[迈克尔·尼克尔斯, 西恩·戴维斯. (1998). 家庭治疗: 概念与方法（第4版）(方晓义婚姻家庭治疗课题组 译).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Steinmetz, & Sussman, M. B. (1987). Handbook of marriage and the family (Steinmetz & M. B. Sussman, Eds.; 1st ed. 1987.). Plenum Press.

Wahyuningsih, H., Kusumaningrum, F. A., & Novitasari, R. (2020). Parental marital quality and adolescent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A meta-analysis. Cogent Psychology, 7(1).

Walsh, F. (Ed.). (1982). Normal family processes. New York: Guilford Press.

罗红. (2014). 中国传统社会差序格局与家庭婚姻伦理——以巴金小说《家》为例分析. 四川职业技术学院学报(03), 69-73.

策划丨蔺秀云
撰写丨食纸象
编辑&排版丨张昱凌
图源网络，侵删

本期作者 高文洁

《再见爱人》第二季大结局了。

节目的设置是最后一天，男女双方需要做出决定，是否继续这段婚姻。如果在倒计时结束之前下车，就意味着愿意继续，不下车则代表婚姻就此止步。

作为这一季全网知名度最高的夫妻，也是在“离”与“不离”之间摇摆最多次的夫妻，宋宁峰与张婉婷的结局有些出乎意料的浪漫：首先他们都下车了，其次宋宁峰向张婉婷求婚了。

谁能想到，一个月之前，这对夫妻的热搜还都是 #窒息# #强势# #张婉婷7次打断宋宁峰说话# #张婉婷是救过宋宁峰的命吗# 这样的一些负面话题词，18天的旅程之后，他们拥有了一个圆满的结局。

我们一直期望，能更多地去看到婚姻之内在发生些什么。

因此，直到节目完结的这一刻，我们才决定来聊一聊，宋宁峰与张婉婷。

01
张婉婷之「罪」？

张婉婷的每一次“情绪失控”都在互联网上遭到了不少的攻击，网友们把她推成了那个要为婚姻失败负责任的人，那个“有问题的人”。几乎所有人都一边倒地认为，这是张婉婷的错。

这也符合我们生活中，大多数人遇到婚姻问题时的状态：谁做错了？谁应该为问题负责？谁需要做出改变？谁改变了，这些痛苦和折磨就不存在了？我们把这种思考问题的方式叫作「线性因果」，一定是过去的什么事情或者某个人的什么事情，导致了现在的什么事情，只要“它”被改变了，问题就随之解决了。

这样思考问题的方法当然有好处，它给了我们一种确定感。就好像一个人生病发烧了，总得要知道病因是什么，才能对症下药。“找不到病因”远比“生病发烧”更令人感到恐惧，确定了病因就得到了控制感。

但这一套方法放到婚姻关系里，它也有一个致命的坏处，就是无论事实是怎样的，把问题归咎于一方，都会让两个人彼此之间的关系更加敌对。

节目中张婉婷和宋宁峰最激烈的一次争吵，发生在旅程过半的时候。

他们在车上讨论一个新闻事件，张婉婷出于经纪人的职业考虑，让宋宁峰不要发表自己的意见，宋宁峰对此发了脾气，认为张婉婷和之前一样在“堵自己的嘴”。

张婉婷不理解，认为是节目组建议宋宁峰“多坦诚地表达自己的不舒服”，宋宁峰受到了其他人的暗示和影响，才会做出这样的行为。

根据节目的呈现，这个时候的张婉婷，在之前的旅程中已经认识到了自己一些情绪上的问题，但当她感受到自己被归咎于一个“问题表现者”的时候，她会本能地抗拒，本能地自我保护，她要为自己发出一种呐喊叫作：难道你没有问题吗？

「线性因果」的概念（谁做错了）很难在婚姻家庭中发生作用，因为它没有考虑到夫妻沟通和相互之间的影响。家庭治疗师也不会使用这样的思维去理解一个家庭，它很容易陷入一种“选边站”的窠臼，这意味着你赞同目前的糟糕局面是由一个人的“个体问题”所导致的。

而很显然，试图让一个人承认自己是“关系中的罪人”，并不会对婚姻关系产生良好的干预。

02
「问题是系统的问题」

那么，家庭治疗师会怎样看待这个问题？不管是什么流派的家庭治疗师，都有一个共同的基本概念叫作「循环因果」。也就是说，没有谁要为失败的婚姻“买单”——「问题是系统的问题」。

如果承认当下的糟糕局面是夫妻双方这个小型系统共同维持的，那么我们的关注点就自然而然变成了：这个系统是如何通过一系列的行为和反馈，维持了如今糟糕的现状？

我想尝试用节目的素材，还原一下张婉婷和宋宁峰的第一次争吵。

当时是旅程的第2天，大家在吃饭间隙聊到了有关“演员”的话题，宋宁峰作为一位演员，想要表达自己对于职业的一些理解和想法，张婉婷「打断」了他。

宋宁峰在张婉婷第一次「打断」的时候便「停止」了发言，但在旁边人的「鼓励」下，「又开始」说话。

看到宋宁峰没有听从自己的指令，反而听从了其他人的意见，张婉婷的反应升级，开始「指责」宋宁峰的发言。这种「指责」和「批评」在经纪人职业的包裹下，以一种专业性建议的方式被表达了出来。

（我们暂且不去探讨表达的逻辑和内容，只观察他们之间的沟通过程是如何发生的。）

随着张婉婷的情绪越来越激动，宋宁峰的身体动作明显向后缩，他开始「脱离」整个对话的场域，第三方（卢歌）代替他开始说话。

当第三方开始替宋宁峰说话，张婉婷的情绪到达了爆发点，她「抱怨」在场的其他嘉宾，「质问」他们参与节目的初衷是什么，而这个时候，宋宁峰是「沉默」和「回避」的。

亲密关系中，一方的「回避」往往会更加激发另一方的「追逐」，这是托马斯·福格蒂（1976）所描述的追求者-疏远者动力系统。晚上回到营地，张婉婷再次跟宋宁峰讨论起白天的事情，张婉婷「指责」宋宁峰白天的时候没有和自己站在一起，宋宁峰先是「否认」了张婉婷理解的“事实”，最后「放弃」了和婉婷继续对话。

当宋宁峰出现「放弃」的姿态，张婉婷的情绪崩溃了。

张婉婷「独自」一个人消化情绪，过了一会儿，宋宁峰回过头开始「主动示好」，给婉婷披上衣服、递上热茶。

这是我们暂且撇开沟通内容（他们在谈些什么），而观察到的一次完整的沟通过程（他们是如何交谈的）。我们能看到冲突是在双方的不断互动中发生、升级的：

张婉婷因为其他人对宋宁峰的影响而感觉受到了威胁，她可能变得容易生气；而这样，宋宁峰会感觉自己受到了否认和挑衅，并试图通过沉默和忍让的方式来回避张婉婷的情绪；但宋宁峰的回避只是让张婉婷更加确信，她的丈夫相比于她，更相信、更在乎身边的其他人，所以她的行为变得更加幼稚。

这样的一个完整的负性循环，在下一次会以同样的方式、但因为不同的事情而发生。

你看，当我们把关注的焦点放在“个体问题”上，我们顺其自然就会思考：谁对，谁错？而当我们把关注的焦点放在“系统问题”上，我们才能够完整地理解这对夫妻之间在发生些什么，他们是通过一个什么样的负性循环保持了一种痛苦但平衡的状态。

03
改变的突破口是什么？

因此，家庭治疗师的方法从来不是治疗某一个人，而是改变夫妻之间的互动。

对于宋宁峰和张婉婷来说，我们观察到的突破口，可能在上文提到的最激烈的那一次争吵之后。同样负面的路径再走了一遍，这次宋宁峰做出了一个与之前不同的行为。

他在张婉婷情绪崩溃之后，开始对她“死缠烂打”，也不说话，也不跟她讨论谁对谁错，就在她旁边待着。

我看到有很多观众对此十分不理解，觉得这不就是屈服于张婉婷吗？最后还不是遂了她的意吗？宋宁峰这样不是很活该吗？

作为观众，可以从这对夫妻样本中生出很多自己的看法；但作为家庭治疗师，我们知道每一对夫妻都是他们自己生活的专家，他们有权利选择一种让他们感到舒服的生活状态，重点在于他们感到舒服，我们不干涉。

宋宁峰呆在张婉婷身边“死缠烂打”，我看到的是，这至少突破了他们以往那种使问题持续发生的交互模式，而不仅仅在于张婉婷满意了。

后续的采访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宋宁峰自己的感受；

以及张婉婷表达出她对宋宁峰的爱意。

节目的最后，宋宁峰和张婉婷都选择了继续这段婚姻，并且，宋宁峰认真地向张婉婷求了一次婚，这一次，张婉婷相信了（他不是因为孩子才跟自己结婚）。

宋宁峰说，他参加这个节目，是希望把问题抛出来，让嘉宾去看看，让观众去看看，到底是谁对谁错。

但最终，他们并没有得出一个「评判」，他们收获的是一段「探索」的旅程。

这很有趣——

即便他们没有抓住所谓确定的答案，但不影响他们得到了一个圆满的结局。

责 编：高文洁
撰 稿：高文洁
编 辑：崔 琪
美 编：郭雨馨

作者介绍
吴希
北师大方晓义教授婚姻与家庭团队成员
一位注重循证研究与临床体验结合的心理咨询师

最近刷朋友圈，有人拍摄晚高峰的马路上车灯闪烁，有人记录和伴侣时隔三年终于出门旅行，不禁让人感叹，正常的生活终于慢慢回来了。

但同时，我们也感受到疫情三年遗留下的问题，还没有完全恢复。那些充斥在人与人之间的、爱与爱之间的张力和挑战，依然存在。研究发现，新冠疫情给亲密关系带来了多维度的激增压力源，总的来说，分为以下几类：

· 疫情的“次生灾害”引发的现实压力：

环境的不确定性，例如经济影响、失业和不稳定的住房，给关系带来了重大的外部压力（Andrasfay & Goldman，2021），此外，也有不少伴侣因客观原因不得不经历异地或者现实问题引发的对关系的重新评估。

在这样的背景下，对未来的迷茫、捉襟见肘的金钱问题以及由此引发的权力争夺都给关系增加了一层乌云密布。

· 长时间居家工作生活引发的冲突升级：

无法区分工作和生活的边界，共享空间的增加与私人空间的减少，共处一室不得不面对各种日常琐事的“极限挑战”，激增的家务工作与育儿分工带来了新的现实压力（Goodboy，2021），尽管居家办公逐渐成为“过去式”，但引发的冲突升级可能给关系埋下了一颗不和谐的种子。

· 疫情引发的个体心理压力：

自己及身边人健康问题引发的死亡焦虑，不稳定的环境引发的屏障失灵与“替代性创伤”，由此激活的个体无意识的防御反应（如神经质重复和强迫性行为）和未解决的童年议题（不安全依恋模式）等，都使得个体的心理压力激增，甚至精神疾病恶化（Blackman，2020)。

01
其实，压力并不一定会导致关系质量下降

我们应对突然的外部压力，会经历一个不同压力反应的过程，心理学家Selye (1956)将压力反应描述为三个不同的阶段：

第一阶段是警报。在这个阶段，个体会感知到危险（此时，危险并不一定是现实意义的危险，泛指由不同压力源带来的刺激），身体产生应激激素，如肾上腺素和皮质醇。

第二阶段为阻力。一些心理咨询师也会将其称作防御（Blackman，2003），这个阶段，个体将会发展耐受性以适应压力带来的痛苦（Kernberg，1975）。

第三阶段 Selye 称为精疲力尽，类似于 Kris (1956) 所说的应变创伤。精疲力竭时，焦虑或情绪耗竭的程度会达到人们无法再用自我功能和防御机制来管理它的强度。他们不知所措，功能失调，并且可能会经历一般的身体痛觉。

在 Selye 的模式中，应变创伤涉及从抵抗到疲惫的转变，不同阶段均包含了神经递质与激素的过度分泌。

尤其在第一和第三阶段时，下丘脑-垂体和肾上腺激素大量产生，边缘系统激活，引起身体过度警觉和超负荷，在这个时期中，个体更容易表现出易激惹的行为，在亲密关系中，更容易表现出破坏性的应对状态。

了解我们在应对压力过程中不同阶段的影响，对身处其中的自己或者伴侣会产生更多的理解。

但是，压力一定会导致彼此的攻击和关系的破坏吗？

并非如此。

因为作为共同面对激增压力源的一份子，伴侣可能是彼此唯一的支持系统。这可能会带来心烦意乱，也可能会让关系更亲近。

一方面，激增的压力对亲密关系带来了挑战和负面的影响。疫情期间，一些亲密关系经历了关系质量的大幅下降，甚至关系的破裂，被称为亲密关系幸福指数的“疫情下降COVID-DIP”（2022），研究者认为，这可能与高水平的外部日常压力会导致内部压力有关（Estlein＆Lavee，2021）。

而另一方面，一些夫妻可能从危机中受益。近期，美国一项大范围的调查显示，在不同家庭生命周期中的伴侣中，56%的伴侣关系报告了亲密感上升。研究者认为，这可能因为伴侣在疫情期间将共度难关视为重新建立联系和重塑关系的机会，从而以积极的方式应对冲突（Hendrick，2020) 。

可见，新增的压力源与升级的冲突，并不一定会导致关系质量的下降，相反，还有可能会提升亲密感——这其中重要的影响因素是我们看待压力的视角，以及我们应对冲突的方式。

02
我们通常会用四种方式应对冲突

心理学家Caryl Rusbult (1982)按照“破坏性-建设性”（是否有利于亲密关系）、“主动-被动”（公开或者逃避面对问题）两个维度，将亲密关系中应对冲突的方式分为四类：退出、忽视、协商、忠诚。

· 退出：破坏性＋主动应对

退出指的是以主动、但破坏性的方式来应对冲突，例如粗暴地回应，对伴侣大喊大叫或者大打出手，利用分手或者离婚威胁对方，强硬地要求对方按照自己的标准行事。这里的退出，并不是回避的意思，而是说一旦冲突发生，就退出了“好好解决问题”的模式。

· 忽视：破坏性＋被动应对

忽视指的是以被动、同时破坏性的方式来应对冲突，例如不直接跟伴侣讨论关键性的矛盾，反而因为与矛盾无关的事情指责对方，自顾自地与伴侣拉开距离等。

忽视的应对方式很容易让亲密关系中的两个人陷入两种恶性循环：一种是“追-逃”模式：一个人越想逃离冲突，使得另一个人更加逼近、想要施加更多的压力（Millder & Perlman，2010）；另一种是由于长久地忽视，导致关系越来越趋于表面和谐、内在积怨。

· 协商：建设性＋主动应对

协商是一种积极应对冲突的方式，协商者往往会跟另一半共同讨论问题，试图通过沟通来恢复亲密，当协商者认为两个人没办法解决问题的时候，也会积极寻求第三方（例如朋友、家人或者心理咨询师）的帮助。

这种应对冲突的方式，有利于关系进入一种相互尊重、积极反馈的正性循环。

· 忠诚：建设性＋被动应对

忠诚的应对方式是指一个人虽然不会主动交流，但也并不回避交流，他们往往会对关系保持乐观、静静等待情境的改善，在沟通过程中，忠诚者会坦诚地表达自己的想法，而不会像忽视者那样，隐藏自己的真实情绪。因此，忠诚是一种被动的、但同样有利于关系发展的冲突应对方式。

03
给“暗潮涌动”中的伴侣三个心理锦囊

加缪在小说《鼠疫》中这样描述现代城市中的爱情：“由于缺少时间和思考，人们只能处于相爱而又不自觉的状态。 ”

只有重大变故——比如鼠疫，比如新冠——才能打破这种麻木。当一切正常、平稳运行的时候，我们或是怠于思考，或是缺乏新的视角。只有踩下刹车，轨道逐渐偏离时，我们才有了推翻一切习惯、重新审视世界，认清自我和关系的动力。

疫情三年，对共同经历“暗潮涌动”的伴侣来说，既是共患难的挑战，亦是个人成长与发展关系新视角的机会。有三个心理锦囊送给你：

锦囊一
用发展中的视角，
重新思考伴侣和关系对你的意义

“陪伴是长情的告白，也是救命的浮木。”人作为社会动物，发展亲密关系并在其获益是本能亦是礼物。

从发展心理学的角度来看，人的发展是贯穿一生的，亲密关系是个体重要的资源。伴侣可以帮助我们来拓展自我、甚至在关系中呈现自我被压抑而无法表达的部分，让我们得以在更多维度表达自我、发现自我。

不确定的大环境下，亦让我们有机会来回归亲密关系的小环境，不妨用发展的视角看待此刻涌动的暗流，将其作为筑基和蓄能的机会，重新思考伴侣和关系对于自己的意义。

锦囊二
用三个“不”，来提醒自己
如何发展建设性的冲突应对方式

人们在压力应对模式下，很容易丧失理智。一个快速有效的三不口诀，可以帮助我们在无法理智思考时及时暂停，恢复关系中更多建设性的冲突应对方式：

研究发现，有40%的人会在感到冲突和恼火时，选择不告诉伴侣（Millder& Perlman，2010）。事实上，比起这些没有被表达的冲突，直接发生的争吵对关系有更多积极的作用，它能满足人们在关系中自我表达的需求。

心理学家的共识是，一场建设性的沟通可以增进亲密性，双方在过程中都是赢家，会取得更多积极的结果（Bach&Wydan）。

· 不要口出恶言：关注情绪状态，进行“非暴力沟通”

人在应激状态下受到肾上腺素的影响，容易做出负面的、不当的回应，也可能会对于关系中的敌意过度警觉甚至曲解对方的动机。

当发现你或你的伴侣处于“警报”或者“精疲力竭”的压力应对阶段时，那么你需要先释放你的攻击性，或者先对自己、伴侣的状态进行安抚（比如先去房间里深呼吸一会，或者撸撸猫），再开始双方的交流。

建设性的应对冲突的方式的核心，在于人们面对冲突时的自我控制。有意识地控制自己的愤怒、控制住自己恶意的念头，用友好的方式进行沟通，有助于我们将原本可能带来伤害的冲突，转变为促进亲密关系的工具。

· 不要负面循环：识别冲突关键点

我们会在亲密关系中投射个体的内部依恋模式，个体在关系中的创伤也常在关系中无意识匹配。伴侣咨询中，心理咨询师会鼓励帮助伴侣识别和标记冲突中的关键点。

锦囊三
涵容关系中曾经的敌意与破坏，
理解挫折、拥抱脆弱、哀悼丧失

我们每个人，都或多或少带着自己在关系中的伤痕来到了亲密关系中。亲密关系中曾经的敌意，是我们心中的刺，亦是心中的伤。

“像没有被伤害过那样去爱”是一句鸡汤，更像一个决定。或许时钟再拨动10年、20年以后，回望此刻的疫情三年，只觉挫折、脆弱、丧失已化为亲密关系中成长的养料。

我们无法否认，疫情三年带来的压力与困难，不会在抗原转为一档杠的时刻消失殆尽；同样无法否认，除了新冠之外，我们的亲密关系还面临着许多外部不可抗的威胁、突发事件和不确定性因素。

——你我都必须在这些暗潮涌动中去改变、去成长、去接纳、去疗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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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Andrasfay, T., & Goldman, N. (2021). Reductions in 2020 US life expectancy due to COVID-19 and the disproportionate impact on the Black and Latino populations.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118(5), 1- 6.

Goodboy, A. K., Dillow, M. R., Knoster, K. C., & Howard, H. A. (2021). Relational turbulence from the COVID-19 pandemic: Within-subjects mediation by romantic partner interdependence. Journal of Social and Personal Relationships, 38(6), 1800-1818.

Blackman, J. (2003). 101 defenses: How the mind shields itself. New York: Routledge.

Blackman, J.S. A psychoanalytic view of reactions to the coronavirus pandemic in China*. Am J Psychoanal 80, 119–132 (2020).

Selye, H. (1956). The stress of life. New York: McGraw-Hill. 1976.

Selye, H. (2011). General adaptational syndrome (GAS)—Theory of stress. Nursing Theories. https://www.currentnursing.com/nursing_theory/Selye's_stress_theory.html. 1972.

Kernberg, O. (1975). Borderline conditions and pathological narcissism. New York: Aronson.

Kris, E. (1956). The recovery of childhood memories in psychoanalysis. Psychoanalytic Study of the Child,11(1), 54-88.

Rusbult, C. E.,Zembrodt, I. M., & Gunn, L. K. (1982). Exit, voice, loyalty, and neglect:Responses to dissatisfaction in romantic involvements. Journal of Personalityand Social Psychology, 43(6), 1230.

Millder, R., &Perlman, D. (2010). Intimate Relationship. New York, NY: McGraw-Hill Company.

Hendrick, S. S., & Hendrick, C. (2020). Romantic Love in the Age of COVID-19. Journal of Loss and Trauma, 25(6-7), 540-543.

Estlein, R., Gewirtz-Meydan, A., & Opuda, E. (2022). Love in the time of COVID-19: A systematic mapping review of empirical research on romantic relationships one year into the COVID-19 pandemic. Family Process, 61, 1208-1228.

责 编：高文洁
撰 稿：吴 希
编 辑：崔 琪
美 编：杨婉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