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研成果
Coco有话说

权力会影响人的亲社会行为吗？一方面，有权力的人通常会拥有更多资源，如果为他人提供帮助，所付出的代价可能更低，因而帮助他人时应该更容易；但另一方面，人们又常常认为有权力的人更冷酷、高高在上，不在意别人的疾苦，因而也就不太可能帮助他人。那么，“权力会使人渐渐失去温厚善良的美德”吗？权力与亲社会行为有何关系呢？

权力，意味着控制资源的能力和影响他人的能力。人们普遍认为，与低权力者相比，高权力者更为自我中心，例如，美林证券公司(Merrill Lynch)前首席执行官在公司濒临破产之际，还花费85000美元为自己的办公室购买了一条地毯。更多实证研究也发现，在经济博弈游戏中，被启动高权力感的被试往往比低权力感的被试为他人分配的代币更少。一些研究者还认为，高权力者通常认为他们更有权获得资源、奖励或特权，较少考虑他人。因此，高权力者在分配稀缺资源时可能会表现得更顾自己，更少利他。

此外，权力也意味着可以在不受社会干预或少受干预的情况下控制有价值的资源，因而高权力者不需要依赖他人就能满足自己的欲望和需求，所以他们与他人建立社会关系和参与社会互动的动机也就较低。因此，高权力者尽管有更多资源，但他们表现亲社会行为的动机却较低。

那么，权力影响亲社会行为的内在机制是什么呢？

观点采择指的是人们将自己置于他人的处境中去理解他人的想法、感受和动机的过程。社会距离理论指出，权力会产生不对称的社会距离，高权力者比低权力者经历更多的主观距离，这会降低高权力者的共情准确性，使其无法准确的理解他人的想法和感受。此外，如之前所述，掌权者所具有的控制稀缺资源的能力使他们不需要依赖他人能够轻松地满足自己的需要。因此，高权力者也缺乏相应的动机去了解他人的想法或者从他人的角度考虑问题。所以，权力感可能会降低个体的观点采择能力。

观点采择能力被认为是亲社会行为的首要认知条件。根据共情-利他假说，观点采择不仅可以直接促进亲社会行为，也可以通过激发共情关心（共情的情感成分），从而产生亲社会动机。因此，我们认为，观点采择的降低可能解释了权力感对亲社会行为的消极影响。

然而，权力并不总是降低个体的亲社会行为。有研究者发现，公共关系取向（即，关注他人的需求，帮助他人的同时不期待特定回报）的高权力者会建立更多的社会责任目标，从而做出更多的亲社会行为；而交换关系取向（即，不关注他人需求，在帮助他人获利之后期待特定回报）的高权力者则会建立更多的自利目标，从而做出更多的自利行为。上述结果表明，权力在影响人们的行为时，还会受制于个体的内在特质或动机。因此，我们认为，探讨权力与亲社会行为的关系时，个人的内在特质是不能被忽视的因素。

作为一种较为稳定的个人特质，道德认同是个体以道德品质为核心建立起来的自我概念，反映个体对公平、关爱他人、忠诚等良好品质的认可程度，是个体自我概念中的道德成分，是道德动机和道德行为的一个重要来源。道德认同程度较高的个体更倾向于建立他人导向（other-oriented）目标，更愿意从他人的角度考虑问题，也更多的做出亲社会行为；而道德认同程度较低的个体则更倾向于建立自我导向（self-oriented）目标，他们更多的从自己的角度出发，不太可能照顾到别人的感受，也更少的做出亲社会行为。由于权力促进了个体的目标导向行为，因此我们推测，道德认同可能会调节权力感与观点采择和亲社会行为之间的关系。具体来说，当个体道德认同程度较低时，权力感与观点采择和亲社会行为呈现负相关关系；当个体道德认同程度较高时，权力感与观点采择和亲社会行为呈现正相关关系。

基于上述结果，我们建立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图1）。具体来说，对于道德认同程度较低的个体来说，权力感降低其观点采择能力，从而减少亲社会行为；对于道德认同程度较高的个体来说，权力感提升其观点采择能力，从而增加亲社会行为。

图1 权力与亲社会行为关系的有调节的中介模型

我们以388名中国大学生为对象进行了问卷调查，测量了他们的一般权力感、日常生活中的亲社会行为、以及道德认同和观点采择。结果发现，权力感负向预测了日常生活中的亲社会行为，观点采择在其中起到显著的中介作用。调节效应分析结果显示，道德认同显著调节了权力感和观点采择以及亲社会行为之间的关系（图2）。具体来说，当个体道德认同程度较低时，权力感负向预测了观点采择和亲社会行为；当个体道德认同程度较高时，权力感与观点采择和亲社会行为的关系不显著。

图2 权力感与观点采择和亲社会行为之间的关系：道德认同的调节作用

本研究从相关层面上探讨了权力与亲社会行为之间的关系，虽然无法揭示二者之间的因果关系，但通过对其中介机制和调节机制的探讨，依然可以给我们一些启发：

中国社会是一个高权力距离的社会，对权威的服从被视为一种主导规范。因此，掌权者通常会认为他们更有权获得资源、奖励或特权，而较少考虑他人的利益，也更少的做出亲社会行为。

高权力者较少的亲社会行为，可能并不完全出于较低的亲社会意愿，也有可能是因为其较低的观点采择能力。他们具有较高的自我中心性，对帮助情境不敏感，很难考虑他人的想法和感受。

当然，我们的研究也发现，权力并非使所有的人都失去了温厚善良的美德。那些本身就具有良好内在特质的个体不仅不会受到权力的消极影响，甚至可能会被高权力激发出更多的亲社会意愿。因此，当我们决定把权力赋予一个人的时候，不仅仅要看他是否有能力掌握权力，更重要的是看他是否愿意正确的使用权力。

具体文献：

Sun, P., Li, H., Liu, Z., Ren, M., Guo, Q., Kou, Y. (2021). When and why does sense of power hinder self-reported helping behavior? Testing a moderated mediation model in Chinese undergraduates. Journal of Applied Social Psychology. 51(5), 502-512.

推文作者：孙鹏
插图：彭重昊
编辑：彭重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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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选读
Coco有话说

假如你在工作中升职加薪了，或遇到其他好事了，成功了，你会和你的同事分享好消息吗？一般来说，人们需要在交流沟通中给他人留下良好的印象，分享成功的消息可以展现自己的能力；但是人们也希望与他人维持和谐的关系，而分享成功的消息有可能会招来他人的嫉妒，为人际交往带来负面影响。

本期推文为大家介绍一篇文献，是关于分享者（communicator）分享或隐瞒自己的成功消息时，接受者（target）的反应以及其中的心理机制。

沟通中的陷阱：
分享成功

取得成功是一件令人开心的事，但是和他人分享自己的成功又可能会陷入沟通“陷阱”。比如，人际交往中既温暖又有能力的人更令人喜爱。可是有研究发现，向他人展现能力会导致自己的温暖性下降，尤其在社会比较凸显的情况下，当个体强调自身成就时，会让人特别感觉到威胁，并带来嫉妒情绪。

事实上，人们已经意识到了这种“沟通陷阱”，所以人们常会选择自嘲的策略来与他人分享自己的成功消息。研究发现，人们有时会隐瞒较高的地位身份，以维持人际关系的和谐。在吹捧自己的时候，也会利用先抑后扬的方式，例如“凡尔赛”。总之，人们担心与他人分享成功会令人不快，这使得人们可能通过说谎或隐瞒来避免分享成功的消息

隐瞒的代价

然而，隐瞒成功的消息也会带来一系列的代价。例如，人们一旦发现你有所隐瞒，就会觉得你更不值得喜爱和信任，同时也会觉得与你的亲密感更低。相反，通过分享成功的消息却有额外的益处。例如前面说过的这会让人觉得你有能力，而且还为他人提供了一个对好消息做出积极回应的机会，可以促进关系的亲密度和相互的信任感。隐瞒成功自然就少了这样的机会。

由此，研究者认为隐瞒成功带来的代价是大的，而且是由信息接受者对分享者动机的推断所中介的。

举个例子，小明在升职加薪后没有告知同事小刚，小刚知道后会推断这是因为小明觉得自己会嫉妒他，小刚觉得小明代替自己做了决定，是一种“家长式动机(paternalistic motives)”，即分享者基于自己觉得的对接受者最好的假设来替接受者做决定，进而达到有助于接受者的目的。尽管这种家长式动机可能出于善意，但接受者却可能会感到被冒犯，因为这反映了分享者对接受者性格和情绪的消极评价(即小明觉得小刚会嫉妒，而不会为自己的成功开心)。

研究者通过8个实验采用多种实验范式(假设情境、真实人际互动等)在不同的人际关系(同学、同事、情侣等)下，对隐瞒成功的不同结果（人际感受、情绪反馈，印象管理评价和行为），以及家长式动机的中介作用，进行了检验。

结果表明，隐瞒成功确实会使接受者认为分享者有更高的家长式动机，进而接受者产生更消极的感受(受冒犯、更低的人际亲密感)；情绪虽然感到更少的嫉妒，但也会更少感到开心；印象管理评价上虽然会认为分享者更谦虚，但对其能力和温暖的评价却都会更低；行为上则觉得自己不被信任，而且接受者也更不愿意花钱来维持与分享者的关系。另外，研究者还发现，即使在不同的条件下（回答直接问题 vs. 回答间接问题；公开 vs. 隐私；亲密关系 vs. 疏远关系），隐瞒成功消息导致的上述结果依然都存在。

例如在实验3中，研究者考察了假设工作情境下，学术界人士对关系好的同事隐瞒求职面试通过这一信息的反应。实验中，被试已经通过网站知道了自己的同事找工作成功的消息，之后被随机分配到隐瞒成功组和分享成功组。在隐瞒成功组中，同事并未告诉被试他找到了满意的教职；在分享成功组中，同事告知被试他找到了满意的教职。随后，研究者测量了被试感知到的被冒犯程度、与同事的人际亲密度、感知的同事家长式动机强度、对同事的信任感以及未来与该同事合作的意向。

结果如表1所示。显然，同事隐瞒成功的信息让被试感到了更强的被冒犯，更低的人际亲密感，更多的家长式动机，更少地信任同事，此外也更不愿意和同事合作。此外，家长式动机在隐瞒成功与感知的冒犯程度中起中介作用(Indirect effect = -1.23, SE = 0.25, 95% CI [-1.72, -0.74])。

表1 隐瞒成功带来更消极的人际代价

从这项研究中，我们知道，人际交往过程中的双方心理还挺微妙的。尽管人们向他人隐瞒成功消息的动机是复杂的，不排除有善意的成分，但是替别人做决定的心态可能是需要人们警惕的；相互之间的信任是人际之间良好交往的前提，当你获得成功时，不要一味地觉得他人就一定会嫉妒，并因此而隐瞒成功的消息，这样带来的人际代价更大。

需要注意的是，这项研究的所有被试都是美国人，所以将结果推论到不同文化背景时需要谨慎。因为不同的文化下，人际交往的规则不同，人们的共享现实也不同，推崇的价值观念差异很可能使人们对隐瞒成功消息的后果有不同理解。

参考文献：

Roberts, A. R., Levine, E. E., & Sezer, O. (2021). Hiding succes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20(5), 1261–1286. https://doi.org/10.1037/pspi000032

推文作者：郭震
插图：郭震
编辑：彭重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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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选读
Coco有话说

说到从众，你会怎么想？是不是会想到墙头草随风倒？想到没有主见人云亦云？从众的确总是发生在群体生活中。人在社会生活中，有时会因为群体的压力而表现出与大多数人相一致的行为或观念，这就是从众现象。但是，人们会如何看待这些从众者呢？人们会如何评价那些按照群体决定行事的从众者呢？人们会赋予那些顾全大局、放弃个人利益的从众者更多消极品质还是积极品质呢？

本期推文将借助一篇文献，帮我们从动机的角度理解人们对从众者的评价。

研究者认为，人们对他人行为的评价，依赖于对其行为动机的判断，尤其是在评价行为善恶时，会依据自利与否推测其动机。所以，群体中的从众行为也可以以其动机分为两种，一种是自利的从众(self-interested conformity)，即为了获得群体中其他成员的喜欢和避免被他人排斥，或为了维护自己利益的从众；另一种是善意的从众行为(benevolent conformity），即为了让群体的决定顺利通过和促进群体关系的和谐，或为了维护群体利益的从众。

那么问题来了，人们对从众者动机的感知会如何影响对从众者做出评价呢？一项发表于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的研究对该问题进行了探讨。

在研究一中，研究者首先让被试回忆和描述自己认识的某个人的从众行为，并对其品质(strength of character)进行评价。

在控制组中，被试只需要回忆“自己认识的某个人调整自己的行为并与群体中的他人保持一致的情境，例如，在群体中表现出平时不会做的行为，表达自己平时不会相信的观点等”。在另外两个实验组中，被试还需要额外回忆自己认识的人做出从众行为的原因。其中，关注自我利益的实验组被试被诱导回忆和描述“这个从众者想得到其他群体成员的喜欢，不想被排斥”的情境；关注群体利益的实验组被试被诱导回忆和描述“这个从众者为了照顾群体中其他成员的感受”的情境。

然后，研究者要求所有被试对其想象的从众者做出评价。结果如图1所示，与关注群体利益组相比，控制组的被试和关注自我利益组的被试都对从众者的积极品质做出了更低的评价，并且，控制组与关注自我利益组的评价无差异。这说明人们普遍认为从众者的动机是自利的，无论人们是否被诱导去判断从众者的自利动机，人们都会认为其动机是自利的，因而对其有消极印象；而对于具有关注群体利益动机的从众者则会给予更多积极品质的评价。

图1 人们对不同动机从众者积极品质的评价

在研究二中，研究者让被试同样回忆和描述自己认识的某个人做出自利或善意的从众行为，然后探讨这两种不同的从众动机是否影响人们对从众者的能力和温暖特质，以及真诚性的评价。结果表明，善意的从众者除了被认为有更积极的品质外，也被认为拥有更高的能力和更温暖的特质。此外，善意的从众者还被评价为是更真诚的人。

这两项研究显示，从众的动机影响人们对从众者的评价，相比之下，善意的从众者会得到更积极的评价。

那么，我们又会产生另一个问题，人们会给予坚持自己的观点和立场、抵抗群体压力的不从众者更积极的评价，还是给予善意的从众者更积极的评价呢？

在研究三中，研究者让被试阅读他人在群体中从众或不从众的情境材料，然后对其做出判断。在从众条件下，被试了解到他人从众是因为他只考虑自己的利益，希望群体中的其他成员都喜欢自己（自利的从众者）或者是因为关心群体利益，希望群体决策能顺利通过（善意的从众者）；在非从众条件下，被试了解到他人不从众是为了显示自己的独立性，不想屈从同伴压力（自利的非从众者），或者是为了群体的利益，不希望群体做出错误的决定（善意的非从众者）。

研究结果表明，非从众者比从众者得到了更积极的评价，而且被认为有更高的能力，但是在温暖特质上得分并不高。此外，在从众条件下，善意的从众者得到更积极的评价，而且他们比自利的从众者在能力和温暖特质上都得分更高；而在非从众条件下，善意的非从众者和自利的非从众者在积极品质、能力和温暖特质上得到的评价都无显著差异。可见，善意的从众动机只影响人们对从众者的品质判断，并不影响人们对非从众者的评价，无论非从众者的动机如何，敢于打破群体规范，坚持自己想法的个体都被认为具有更积极的品质（见图2）。

图2 从众行为与从众动机交互影响人们对从众者品质的判断

总结：人们无时无刻不在进行着社会判断和评价。对待他人的从众行为，人们也会有不同的评价。根据上述研究，我们或许可以得到如下一些启示。

(1) 作为行动者，应该了解人们虽然会去推测行为者背后的动机，但更容易从行为本身做简单的判断，而且可能更相信“行胜于言”，倾向于认为从众的基本动机是自利的。

(2) 作为判断者，应尽量避免简单武断地对他人的行为进行判断，而应尽量在掌握更多的信息之后做出客观的评判，应意识到从众者行为背后的动机复杂性和多样性。

(3) 作为社会成员，在群体生活中做出从众或不从众的决策时，也应更多考虑群体利益和他人利益，这样不仅仅可获得他人的积极评价，更重要的是可促进群体的长远而积极的发展。

参考文献：

Wice, M., & Davidai, S. (2020). Benevolent conformity: The influence of perceived motives on judgments of conformity.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0146167220963702.

推文作者：苑明亮
插图：彭重昊
编辑：彭重昊
排版：彭重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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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选读
Coco有话说

我们都熟悉“三国故事”中周瑜和诸葛亮的关系，周瑜似乎一直想超越诸葛亮的才智，还发出“既生瑜何生亮？”的叹息。

嫉妒是人性中最强大的情感力量之一，罗素也称其为人类最普遍、最根深蒂固的情感之一。它作为一种独特的、令人不愉快的情绪，源于社会比较，常发生于个体感到自己的财富、才能等不如相关的比较对象时，例如周瑜与诸葛亮的比较。嫉妒普遍存在，且消极影响广泛，因此，被标明为不健康的情绪。人们常会掩饰自己的嫉妒情绪。

问题是，当人们体验到对同团队成员的嫉妒情绪时，他们会怎么做？当被嫉妒者求助时会得到团队成员的帮助吗？

嫉妒(envy)，除了被定义为一种性格特征之外，还被定义为一种情境驱动的情绪，指当一个人缺乏他人的优秀品质、成就或财产时，由“希望他人也缺乏这些品质、成就或财产”的想法导致的情绪体验。

嫉妒最初被认为完全是一种恶意的敌对情绪，但近年来的研究认为嫉妒也有二元性，并假定它包含了破坏性和建设性两个方面。换言之，嫉妒会产生两种动机，一种是恶性动机(malicious motivation)，比如想要通过贬低或者伤害嫉妒对象来缩小自己与其的差距；另一种是良性动机(benign motivation)，比如想要通过自己的努力缩小自己与其的差距。显然，嫉妒导致的恶性动机通常是不被社会接受的，尤其是在期望互相帮助和合作的朋友之间、同事或者团队成员之间。如果个体公开表露自己的恶性动机，他很容易受到排斥。所以，嫉妒产生的恶性动机通常是隐蔽的，即人们更倾向于采用微妙、含蓄的手段来表现这种动机。

事实上，嫉妒在团队中尤其可能产生，因为团队成员间通常具有更高的相似性，且频繁的互动更容易引发社会比较。同时，随着现代组织中专业化程度的提高，即使是出色的成员也可能需要在他们不太熟悉的领域得到同伴的帮助。因此，寻求和提供帮助在团队合作中时有发生。那么问题来了，当人对同一个团队中的成员产生嫉妒情绪并伴随着恶性动机时，他会愿意或真的帮助这个嫉妒对象吗？

研究者提出了两种帮助类型：依赖型帮助(dependent help)和自主型帮助(autonomous help)。依赖型帮助是只提供问题的解决方案，从而加强受助者今后对他人帮助的依赖；而自主型帮助则提供解决问题的方案和工具，能够促进受助者能力的发展，使他们以后能够独立地解决问题。以往研究发现，施助者更倾向于向地位高(而非地位低)的求助者提供自主型帮助，因为他们认为这些人更有动力，也更有能力利用这些帮助。然而，当寻求帮助的人是嫉妒对象时，情况可能就不是这样了。对于心怀恶意的嫉妒者来说，通过选择向团队成员提供依赖而不是自主的帮助，既可以公开地、至少部分地遵守合作和帮助的规范，又可以微妙地维持求助者的无能和依赖，从而可以减轻自己感受到的威胁。

研究者通过四个实验探究了嫉妒对帮助的影响。

实验一中，参与者被随机分配到实验组(嫉妒组)和控制组。研究者向参与者呈现一段文字材料，让他想象一个工作场景：他与同事Terry以及另外三个候选人竞争晋升机会，结果获得了第二名。在晋升生效前的一个月里，他需要和Terry在同一个团队中为一个重要的项目一起工作。在实验组中，Terry得到了晋升；在控制组中，Terry也没有得到晋升(获得了第三名)，第三个人得到了晋升。随后让参与者报告嫉妒情绪、恶性动机、良性动机、帮助意愿和帮助类型。

结果发现，实验组和控制组的参与者在帮助意愿上没有显著差异，但实验组的参与者更不愿意向嫉妒对象提供自主型帮助。研究者进一步进行中介效应分析，发现恶性动机在嫉妒影响帮助意愿和提供自主型帮助的两条路径中均起到中介作用。

实验一的结果表明，对嫉妒对象的恶性动机会降低人们的帮助意愿、减少提供的自主型帮助。但是实验一不能完全排除两种可能性：第一，观察到的差异可能是由于控制组中同事的成绩(第三名)比参与者(第二名)更差导致的，即参与者更愿意给不如自己的同伴提供更多的帮助。由于人们通常害怕成为嫉妒的对象，他们会对表现不如自己的人表现出更多的亲社会倾向。第二，参与者认为获得晋升的同事很有能力，需要的帮助更少。因此，研究者又进行了实验二。

实验二的程序与实验一大致相同，但参与者是与两名同事Paul和Terry以及其他一些人竞争两项晋升机会。所有的参与者均没有得到晋升的机会，并且被告知其中一项晋升给了Paul，他是CEO的侄子，通常被认为是由于他与CEO的亲戚关系而获得晋升的。一半的参与者被告知第二项晋升给了Terry，他是一个非常投入和努力的员工，应该得到这次晋升；另一半的参与者被告知第二项晋升给了其他人，Terry也没有得到晋升。随后让被试报告嫉妒情绪、恶性动机、良性动机、帮助意愿、帮助时间和帮助类型。

结果发现，在两组中，相比于Terry(不论晋升与否)，人们对不值得晋升的Paul的帮助意愿更低、帮助时间更少、自主型帮助更少。进一步中介效应分析显示，恶性动机在其中起到了中介作用。

实验一和实验二通过假设场景探究了嫉妒对帮助意愿的影响，发现嫉妒情绪及其引发的恶性动机会降低人们对于嫉妒对象的帮助意愿，尤其是减少了自主型帮助。为了提高结果的有效性和普遍性，研究者在实验三和实验四中通过模拟的团队任务考察了嫉妒对实际帮助行为的影响。

实验三共包含两个阶段。在第一阶段，参与者完成一份问卷调查。他们需要填写性别、年龄和工龄。对于实验组(嫉妒组)，参与者需要回答与成就和收入相关的项目。对于控制组，参与者需要回答与工作习惯和偏好相关的问题(与成就或收入无关)。填完问卷后，研究者向所有参与者展示了“另一位参与者”完成的问卷。实际上，这位参与者是计算机模拟的，问卷的内容是由研究者操纵的。在嫉妒条件下，答卷显示他拥有大师的称号，并且赚了很多钱。在非嫉妒条件下，答卷体现了他的工作习惯和偏好。在第二阶段，参与者参与一项计算机化的团队任务。他被告知团队的同伴是在第一阶段配对的那位参与者，在任务期间，他有机会寻求和提供帮助。

结果显示，实验组和控制组在是否提供帮助和是否提供自主型帮助上均没有显著差异。研究者进一步检验了中介效应，发现恶性动机在嫉妒情绪影响提供自主型帮助的路径中起到了中介作用，但并不能中介嫉妒情绪到提供帮助的路径。

实验三的结果扩展了之前的发现，即恶性动机对提供自主型帮助的负面影响不仅表现在意愿上，而且表现在实际行为上。

实验四在实验三的基础上增加了嫉妒条件下同伴优势的随机性、不应得性和不可控制性。结果发现实验组的参与者更少向同伴提供帮助，但在提供自主型帮助上没有显著差异。实验四也进一步验证了恶性动机在嫉妒影响提供帮助和自主型帮助中的中介作用。

通过上述四个实验，研究者证实了嫉妒对帮助意愿和帮助行为的影响，即人们更不愿意向自己嫉妒的对象提供帮助，尤其是自主型帮助。并且，这种效应是由恶性动机所驱动的。

但是，以往的研究也告诉我们，减少帮助将会损害个人和团队的表现。出于共同利益的追求，我们更应该遵守团队契约，团结互助。同时，团队的领导者也应当谨慎制定竞争性的激励措施，避免嫉妒引发的恶性动机带来难以预料的后果。此外，作为团队的一份子，我们既可能是提供帮助的人，也可能成为寻求帮助的人。所以，作为团队成员，最好是自己警惕由嫉妒情绪导致的恶性动机。

参考文献：

Montal-Rosenberg, R., & Moran, S. (2020). Envy and help giving.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DOI: 10.1037/pspi0000340

推文作者：丁越
插图：丁越
编辑：彭重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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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成果
Coco有话说

你会安慰或关怀自己吗？

想象一下，当你的朋友向你诉苦“这次的任务做得很糟糕”时，你会怎样安慰他呢？你或许会拍拍他说“不要紧，这只是一次的失败，好好想想下次怎么改进”，但当自己的任务做得很糟糕或面对自己的不足时，你会怎样安慰自己呢？你或许压根都不会安慰，反而会埋怨自己“你怎么这么糟糕，连这点事都做不好”。看起来，“爱别人”似乎要比“爱自己”容易一些。但是，研究发现，爱自己不仅能够提升自身的幸福体验，还能够引导人们更好地体会他人的善意进而更好地爱别人。关怀自我不仅具有积极的自我功能，而且具有积极的社会功能。

本期推文继续介绍我们有关自我关怀的研究，这项研究考察了自我关怀、感恩与亲社会行为之间的纵向关系。

在先前的推文中，我们介绍了自我关怀的核心特征、维度及其对心理健康的作用（科研成果 | 善待自己，对生活报之以歌）。我们还发现了自我关怀能够减少青少年的不道德行为（亲社会实验室 | 拥有充盈“自我”的人可以减少不道德行为吗？）。此外，我们通过一项横向的问卷研究，说明了关爱自己并不意味着自我中心，相反，自我关怀的特质与社会联结、信任和亲社会行为都存在正向关联（科研成果 | 在帮助别人前，请先给自己戴好氧气面罩！）。但是，从纵向发展的视角看，自我关怀的提升影响青少年的亲社会行为吗？如果有影响的话，又是通过什么发生的呢？

我们已经知道，自我关怀强调的是“爱自己”，但是，它并不是强调以自我为中心，真正的关怀却能够消除“自我”与“他人”的界限。尤其是当个体意识到困难与挫折是所有人都会遇到的时候，这种关怀能够拉近个体与他人的联结感。因此，当他人遇到困境时，高自我关怀者更可能将困难的经历知觉为人类的共性，向处在困境中的他人伸出援手，将指向自我的善意传递给其他人。那么，自我关怀促进青少年亲社会行为发展的机制是什么呢？我们认为，这个过程可能涉及另一个对他人表达善意的体验——感恩。

感恩是指个体在接受来自他人和世界的恩惠时，产生的一种积极、愉快的体验。从情绪效价看，感恩是一种积极情绪，因此感恩对个体自身的幸福感、心理健康起着重要的促进作用；从社会功能看，感恩也是一种道德情绪，它推动个体关心他人并回报他人，进而更广泛地传递亲社会行为。我们认为，自我关怀能够培养青少年的感恩。

一方面，拥有自我关怀思维和正念态度的青少年更可能觉察、欣赏所处情境中积极美好的一面。研究发现，哪怕是与周围的人发生了冲突，正念态度能够帮助个体客观地看待自己当下的“怒火”，调整好情绪后用建设性的方式解决冲突，并且在事后会用更感恩的心态看待冲突和矛盾，认为这些经历使双方成为更好的人。另一方面，普遍人性观消除了自我与他人的界限，高自我关怀者更可能将自己视为渺小的存在，置身于全人类这个大集体中，更可能感受与他人和世界的联结感，因而更可能激起感激之情。

我们对1525名初中生进行了追踪。从初一到初三，每一年都通过自我报告的形式调查了他们的自我关怀、感恩以及亲社会行为水平。通过传统交叉滞后模型（traditional cross-lagged panel model），我们发现在个体间水平，自我关怀能够纵向预测感恩及亲社会行为的发展，而感恩与亲社会行为之间存在双向的预测关系。换言之，自我关怀能够通过提高个体的感恩水平进而增加其亲社会行为，自我关怀也能增加亲社会行为，进而提高个体的感恩水平。

图：初中生自我关怀、感恩与亲社会行为的传统交叉滞后模型

考虑到不同个体在相关变量的均值上存在差异，我们进一步使用随机截距交叉滞后模型（random intercepts cross-lagged panel model）在个体内水平对三个变量的关系进行检验，结果发现，自我关怀同样能够纵向预测感恩和亲社会行为的发展，但感恩与亲社会行为之间的相互预测不显著，这可能意味着感恩与亲社会行为之间的关系更多地体现在个体间的特质水平，而不是以一种动态的方式发生在个体内部（关于两种模型探究问题的差异可参考Hamaker, Kuiper, & Grasman, 2015; Orth, Clark, Donnellan, & Robins, 2020）。

青春期是个体品德、价值观与社会性发展的关键阶段。我们这项研究在初中生群体中发现了自我关怀的善意（Kindness）传递链条：对自己的善意能够帮个体更好地识别与感激来自身边的善意，也更能够将善意传递给其他人。可见，自我关怀的积极品质有助于初中生感恩情绪的培养，也有利于他们做出更多的亲社会行为。

不要小看“爱自己”！“爱自己”并不意味着“自私”或“自我中心”，相反，“爱自己”的积极态度不仅有益于个体自身的心理健康和幸福感的提升，还能增益个体的社会功能，将关怀与友善推己及人。也只有“爱自己”的人才可能具备更充盈的、强大的、健康的、积极的自我概念，进而体现出自主的助人行为。未来我们可以考虑通过自我关怀的干预训练，来引导更多的青少年关怀自我、感受善意、表达善意、传递善意。

参考文献：

Hamaker, E. L., Kuiper, R. M., & Grasman, R. P. (2015). A critique of the cross-lagged panel model. Psychological Methods, 20 (1), 102–116. https://doi.org/10.1037/a0038889

Orth, U., Clark, D. A., Donnellan, M. B., & Robins, R. W. (2020). Testing Prospective Effects in Longitudinal Research: Comparing Seven Competing Cross-Lagged Model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Advance online publication. http://dx.doi.org/10.1037/pspp0000358

原文文献：

Yang, Y., Kong, X., Guo, Z., & Kou, Y. (2021). Can Self-compassion Promote Gratitude and Prosocial Behavior in Adolescents? A 3-Year Longitudinal Study from China. Mindfulness. Advance online publication. https://doi.org/10.1007/s12671-021-01605-9

推文作者：杨莹 孔祥静 郭震
插图：郭震
编辑：彭重昊
排版：彭重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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