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10月

为了帮助同学们更好地经营亲密关系,从容地应对亲密关系相处的问题,2022年10月18日19点,清心名家讲坛——原生家庭对亲密关系的影响线上讲座在一片热烈的气氛中开展啦!本次讲座有幸邀请到了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部的蔺秀云老师为大家讲解原生家庭对亲密关系的影响。同时出席讲座的有清华大学精密仪器系党委书记白本锋老师、清华大学学生心理发展指导中心主任李焰老师以及学生心理发展指导中心教师钟姝老师,还有来自清华大学各个院系、以及兄弟院校的同学们,讲座由精仪系健康助理董甜主持。

蔺秀云
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部教授

蔺秀云,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部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青年长江学者;资深家庭治疗师,注册系统督导师。中国优生优育协会常务理事兼儿童成长教育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心理学会婚姻家庭心理与咨询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兼秘书;《心理科学》、《心理发展与教育》、《应用心理学》等杂志副主编、编委。主要研究家庭与儿童健康发展、婚姻与家庭治疗、儿童发展心理病理学等。主持20项国家级、省部级课题,并已在国内外学术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140多篇,作为第一作者出版10余部家庭治疗的相关著作。

本次讲座蔺老师主要为大家介绍了亲密关系中的依恋需求、原生家庭对亲密关系的影响以及如何建立良好的亲密关系。下面就由本课代表带大家回顾一下讲座的核心内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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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先来看几个例子:

1

莉莉和小强一直因为小强在约会中迟到而争吵,以至于闹分手。在小强看来:“我只是偶尔迟到,甚至有时候没有比约定时间晚,只是比莉莉晚来一会儿。但莉莉却说我总是迟到。”在莉莉看来:“他总是不在乎我,总是让我失望,还总是找理由。”

2

女孩说:我男朋友一点也不信任我。每当我跟朋友,尤其是和一些男同学出去玩,他就不停给我打电话。实际也没什么事儿,我那些朋友他也都认识!回家以后还阴阳怪气的,故意找茬,所以总是吵架。一个男人怎么那么心胸狭窄,不信任我,让我脸往哪搁呀!

3

“你妈让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我的事情你总是忘记!”“你看别人的男朋友都陪着,就我没人陪!”“跟我在一起的时候,你一副不高兴的样子,跟别人在一起的时候总是笑脸相迎!”


Q大家在亲密关系中可能也会遇到类似的情况。产生这些矛盾的原因是什么呢

有的同学认为这与价值观、认知行为方式、生活习惯有很大关系。蔺老师说:亲密关系中最核心的需求是依恋需求,也就是说,“你到底有没有把我放在心上?”的问题。出现例子中的矛盾其实是因为一方的依恋需求没有得到满足。

依恋一般被定义为幼儿和照顾者(一般为父母)之间存在的一种特殊的感情关系。不过依恋的对象是可以转移的。随着我们长大,我们会把依恋对象转移到同伴身上,比如初中高中阶段就会跟同学朋友很亲密。再大一些,到了大学、研究生乃至后面迈入工作岗位,在建立了亲密关系之后,我们就会把依恋的对象转移到伴侣或者是配偶身上。建立亲密关系后,我们会把对方作为依恋需求的满足对象。

依恋需求中最重要的一条是被爱的需求。其次还有希望对方接纳我们、理解我们。希望有安全感、有公平感、被重视、被赞赏、被认可、被尊重、被保护,被安抚、被呵护、被支持……

当这些需求没有被满足时就会产生矛盾和冲突。所以下一次女(男)朋友生气了,我们可以从依恋需求的角度去分析,对方是哪一项需求没有被满足,然后对症下药进行补救。


Q&A

问:例1中的莉莉为什么生气呢?

答1:因为她有时间观念!(回答错误!不听讲的到教室后面罚站!)

答2:因为她觉得男朋友迟到是不够在乎她,被重视的需求没有得到满足!(回答正确!)

问:例2中的男朋友为什么总是打电话呢?

答1:因为他电话费是包月的!(回答错误-.-)

答2:因为他内心OS:你去见朋友的时候你那么高兴,你留下我一个人多寂寞,你在高兴的时候,你有没有想起我在家里很孤单。你那么漂亮,要是跟他们交往多了,变心了不要我了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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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代表总结:
如果伴侣之间有冲突了,去看看对方哪个依恋需求没有被满足,对方其实不完全是在指责我们


02

Q:依恋这么有破坏力,那我们还能依恋吗?

当然可以!!!

依恋类型可以分为两种:安全依恋不安全依恋。安全依恋是参与其中,处变不惊,处理、面对问题。不安全依恋则是超过负荷、情绪激动、认知功能失调、本能反射性地回应。

不安全依恋类型的两种本能回应方式:

其一是反击,觉得对方不尊重我,那我就不尊重对方,然后激怒、指责、攻击对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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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是麻木,觉得对方忽视我,那我也忽视对方,跟对方冷战,想让对方认识到自己的错误进而道歉。而实际上对方可能根本不知道我们生气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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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种处理方式都会破坏亲密关系!

正确的处理方式

是理解对方的不满意,分析对方没有被满足的依恋需求,进而回应对方的依恋需求,努力形成安全依恋


03

依恋类型是否安全与原生家庭的影响密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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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孩子会自然而然地学习父母的互动模式

父母对待孩子的方式影响孩子的依恋类型,一些不良的互动模式可能会被继承下来,对亲密关系产生负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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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二元关系会对依恋关系产生负面影响

比如父母之间有矛盾,妈妈很多时候会是弱势的一方,孩子与妈妈组成联盟去对抗爸爸,即建立了二元关系。在这种情况下,孩子在恋爱中可能会抛不开妈妈的影响。在恋爱关系中孩子如果持续地不能够把对方放在第一位的话,容易使对方产生不受重视的感受,亲密关系就会被干扰。

  1. 其他的一些因素

原生家庭太不温暖——逃到不经思考和选择的关系中;

原生家庭太忽略——对伴侣需求多,对方无法提供满足;

原生家庭拒绝否定——特别害怕在亲密关系中拒绝;

原生家庭太溺爱——永远想当孩子、公主、王子;

家庭暴力、过于控制——心理障碍(抑郁);

父母个人有问题——排斥与父母任何相似的特点;

父母太完美——按照父母的标准寻找;

父母之间没有冲突——不能接纳冲突。

所以原生家庭完不完美都可能会出现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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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我们该怎么办呢?

只有在原生家庭中把问题解决了

才能建立良好的亲密关系吗?

不一定!

我们要从原生家庭中分化出来!

进行自我分化和分化情绪与理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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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分化简单来说就是要做自己。我们都是独立的人,有着独立的人格。比如对方迟到了,我不觉得这是对方不尊重我,而是能够理解对方有自己的事情,这就是能够把自己跟对方做一个很好的分化。再比如,听到一些惹自己生气的话就一直生气,做事做不好也经常会说:“都是让你给气的!”这就是没有独立于他人的表现,总是把对方的做法与自己的情绪联系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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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化情绪与理智要将自己的想法与客观存在的事实区分开。比如对方来晚了,他的目的肯定不是为了忽略我。对方作为我的恋人,出来约会肯定不是为了让我难受的。在这种合理的理智的分析之后,可以询问一下对方今天为什么来晚了?是发生了什么事情吗?并且多换位思考,想想对方是怎么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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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蔺老师给出了如何从原生家庭中分化出来,更好地经营亲密关系的几点建议:

第一要理解父母不是万能的。父母在他们的环境和他们的认知范围内给孩子提供了有限的家庭环境,但他们不是万能的,他们也肯定会有做不到、做不好的地方。换句话说,我们要理解父母只是万千世界当中的两个普通人,每个人的原生家庭可能都有这样或那样的问题。要理解他们的局限性,不能总是纠结着父母的某些做法影响了自己。

第二是在亲密关系中,我们要积极地去认识对方,出现问题时要积极解决问题。婚姻之中大家都会有或多或少的问题,良好的婚姻关系不是因为没有问题而是因为有足够的能力去解决问题。

第三就是处理好自己和对方的依恋需求。要将自己更多的精力放在亲密关系中,提高情感投入。正如之前提到的,亲密关系中冲突的来源是依恋需求没有得到满足,那我们就多投入多关心。更进一步地,我们要学会清楚地正面地表达自己的依恋需求。比如清楚地说明我需要你的陪伴,我希望你在一周的哪些时间来陪我,这样的话我就会觉得你是在意我的。而不是总是反问和指责,你怎么就不陪我,别人都有男(女)朋友...这种指责的表达只能让对方离我们越来越远。

第四是要理解彼此的差异。有的时候我们认为对方不重视我们,不在意我们,对方没有办法按照我们的想法行动时,可能是因为对方的感知与我们有出入。人与人的想法是不同的,我们需要理解彼此的差异,不要将对方的一些做法一味地上升高度。比如对方来晚了一次就是不把我放在心上,跟朋友出去玩一次就是要甩了我等等,这些想法也是不可取的。

最后就是要多倾听。每个人都有被倾听的需求,多倾听对方,多回应对方。蔺老师提到在做心理咨询的时候,最有效的方法不是去劝解,而是倾听。


结语

以上就是本次讲座的全部内容啦,感谢蔺老师的精彩分享!感谢同学们的大力支持!

北师大家庭与儿童发展实验室
我们隶属于北京师范大学发展心理研究院,专注于中国婚姻与家庭研究,致力于将实用有趣的学术成果分享给大家。

本期作者:王婉睿 王雪迪
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部2021级研究生

荐序

对立违抗障碍(ODD)是一种行为障碍,在人群中患病率范围为9%~13%,多从儿童期起病,患病儿童带来的破坏力可能会对家庭、社会都造成较大影响,远不止“熊孩子”那么简单。那么ODD到底是什么,一起阅读本文来看看吧!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家里的熊孩子就一直和我对着干,我说向东TA就往西,还动不动就和我发脾气。而且孩子也经常会在学校不认真听课、顶撞老师、和同学发生冲突、不写作业,我都不知道被找了多少次家长了!我们稍微管一下孩子,TA就对我们大喊大叫。你说我这孩子又不是多动症,到底怎么了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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仔细回想一下,在过去至少6个月间,你家的孩子是否在和其他人交往时,有过以下的一些行为(张道龙等, 2015):

1.经常发脾气。
2.经常是敏感的或容易被惹恼的。
3.经常是愤怒和怨恨的。
4.经常与权威人士辩论,或与成年人争辩。
5.经常主动地对抗或拒绝遵守权威人士或规则的要求。
6.经常故意惹恼他人。
7.自己有错误或不当行为却经常指责他人。
8.在过去6个月内至少有两次是怀恨或者报复性的行为。

在以上8种情况中,如果你家的孩子出现不止4种,并且每周都会出现,甚至每周都会出现好几次,而且严重影响了TA的社交、学习等方面。那这个时候,你可能就要考虑带着孩子前往正规专科医院检查一下,看看孩子是否有对立违抗障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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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什么是对立违抗障碍

对立违抗障碍(Oppositional Defiant Disorder, ODD)是儿童青少年常见的行为障碍之一。

在美国精神医学学会颁布的诊断标准中,它的主要特点为对权威人士的抗拒、挑衅、敌对、公然违抗等行为,且这些行为至少持续6个月,但没有显著的反社会行为。其中,仅在一个场合下的违抗为轻度,如果出现在两个不同的场合则为中度,而如果症状出现在至少三种不同场合时则为重度。

对立违抗障碍的许多症状在孩子学龄前便已有所体现,发病的高峰年龄为8-12岁,且这一年龄段的男孩患病率高于女孩。患有对立违抗障碍的儿童也有很大可能患有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ADHD)、心境障碍(如焦虑、抑郁),而未及时治疗的对立违抗障碍也有可能发展为品行障碍和反社会人格障碍。


02
孩子这么“作”是不是因为我没管教好TA

很多家长可能会心生疑惑,孩子好端端的怎么会突然患上这种病呢?孩子天天这么“作”究竟是是天生的还是我惯的?其实,ODD的发病原因是多元的、复杂的,现今主流观点认为,ODD是由遗传与环境共同作用而起病,具体成因可分为以下几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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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遗传

遗传因素

ODD受到遗传因素影响,如果上一辈患有ODD,则其后代患病率更高(Petty, 2009),父母个人有情绪问题或其他精神障碍等也预示着其后代有更大的概率患ODD。

神经递质水平

ODD患者体内激素水平与其冲动性行为等症状存在关联,相较于正常群体,ODD患者体内也存在更高水平的肾上腺素雄性激素、更低的血清素(5-羟色胺)(苏林雁等, 2001; 李雪怡, 肖农, 2015)。

脑功能缺陷

ODD患者的行动缺乏目的性和计划性,意志力薄弱,这可能与控制冲动的额叶执行功能缺陷有关(刘军等, 2008)。


家庭环境

家庭是影响ODD儿童的重要因素(蔺秀云等, 2014; 何婷, 蔺秀云, 2019)。

从家庭整体出发

家庭氛围差

家庭成员亲密度低、冲突性高,家庭中缺少共同活动和积极的情感表达。此外,单亲家庭、破裂家庭等也都与儿童不良情绪及问题行为存在相关。

家庭凝聚力和适应性低

研究表明,家庭凝聚力和适应性可以通过影响母子依恋关系进而影响儿童情绪问题。

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低

较低的家庭收入水平和社会经济地位可以预测ODD症状的产生(Harvey et al., 2011)。

父母个人状态不良

父母的压力、不良的情绪状态如焦虑、生气等(Fossum et al., 2009; Lavigne et al., 2011)可以预测儿童的ODD症状。由此,流动儿童相较于正常儿童更高发。

从家庭互动出发

不当的教养方式

其一表现为父母对孩子高要求、高控制,严厉干涉、拒绝、否定孩子,甚至粗暴打骂、体罚孩子。例如当孩子出现问题时,比如说谎,必是爸爸痛打一顿,妈妈痛哭流涕加不停唠叨,外加与学校老师一一核查,并将核查结果揭露给孩子和再次惩罚孩子。

其二表现为溺爱、纵容孩子。例如当孩子出现顶撞老师,与同伴冲突或其他行为时,父母想到的不是让孩子承担责任、学会与人相处,而是保护自己的孩子不受欺负。在家里,孩子出现无理要求时,也都顺着孩子的意愿、满足孩子的需求以避免冲突升级。

教养方式不一致

父母双方各自按照自己的理论观念抚养孩子,一个往东一个往西,教育理念常常冲突。在隔代抚养家庭中,可以表现为祖辈和父辈教养观念不一致。这种家庭中成长的孩子往往很难区分大人们谁对谁错,缺乏绝对的标准,也自然表现出更多的问题行为。

夫妻关系不和谐

社会学习理论指出,儿童会学习和模仿父母解决问题的方式, 当家庭中夫妻间冲突和暴力较多, 儿童则学会了以暴力和敌对的方式来解决问题。

替罪羊理论指出,家庭中被界定为有问题的人实际常常是家庭系统问题最突出的表现者,而非问题的根源。孩子表现出ODD症状可能只是为了维护家庭关系和谐,转移父母的注意力,进而减少家庭矛盾。


社会因素

不良的学校环境

教师经常批评、责骂、惩罚、排斥儿童;

同伴压力

同伴拒绝、同伴排斥可能加重儿童ODD症状;

社会文化

暴力影片、暴力电子游戏等,孩子可能通过观看暴力画面习得暴力行为。


个人气质

具体表现为:

情绪调节能力低。具体表现为对事件更容易产生情绪,对挫折耐受性低。

易冲动,自我控制力差。

儿童自尊水平低。


03
孩子患上对立违抗障碍,会带来哪些影响

俗话说:“三岁看大,七岁看老。”孩子这么小就不服管教,跟家长、老师对着干,长大后是不是就更难约束TA了? ODD究竟会给孩子带来哪些影响呢?让我们一起从孩子最重要的生活环境——学校和家庭两方面来看看吧!

个人与学校

一方面,ODD儿童不服从教师管教、违抗校园规定、时常与同学冲突、和老师敌对、给同伴造成许多身体和情感上的伤害。也给教师的教学和管理工作带来很多障碍,并对班集体和学校氛围产生不良影响,造成不良的同伴关系和师生关系(李文琳等, 2014)。

另一方面,不良的人际关系也会反作用于ODD儿童自身情绪和行为表现,TA们更可能被同伴孤立、欺凌,被教师忽视、拒绝,这些都可能加重其症状表现,形成负性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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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与家庭

ODD症状表现可能会对亲子关系甚至整个家庭氛围产生不良影响。一方面,ODD儿童容易和父母发生冲突,挑衅和对抗家长,激化家庭矛盾,进一步恶化家庭环境,导致家庭功能失调,恶化亲子关系(Boden et al., 2010; 李文琳等, 2014)。

另一方面,如果家长此时采取不适当的教养方式,忽视孩子、指责与打骂孩子、对孩子实行强制的控制等,可能更会加重亲子冲突,引发孩子的阻抗,加重孩子的不良情绪,增加违抗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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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打破负性循环,我该做些什么

改良父母教养模式作用大

儿童成长在家庭当中,家庭环境对ODD儿童影响比较大。因此,从家庭角度出发、关注亲子互动及父母教养模式是至关重要的。在专业的临床家庭干预当中,经过多年研究,父母行为训练(Behavioral Parent Training)被学者们一致认为是对ODD干预最好的疗法。

父母行为训练是依据操作条件作用原理和社会学习理论提出的,旨在通过改变父母教养方式来改善儿童日常功能,它教授父母以高效的行为管理策略替代过于宽松、严苛或不一致的行为管理策略。该方法的基本假设是认为儿童的不服从行为是适应不良的家庭互动方式引起的,因而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教授父母改变家庭互动循环,可通过以下几种方式进行:

通过正强化物

如积极关注、使用代币和具体奖励,增加孩子的良好行为,例如每次孩子表现良好时奖励孩子一张或几张用卡片做成的代币,代币积攒至十张时兑换具体奖励;

通过有效、非高压的惩罚措施

如采用忽略、出局,来应对严重的问题行为,例如孩子殴打父母、老师且无悔改之意时,家长在一段时间内给予“积极忽视”,不理睬孩子、不与孩子互动,减少可能的逆反行为;

正确区别良好行为和问题行为

并对这些行为快速、合适的应答,及时奖励孩子的亲社会行为,抵制问题行为;

正确记录和评估孩子行为的改变,定期记录,及时复盘。


疏导孩子愤怒情绪是关键

除了以上从家庭结构与家庭互动的视角之外,还可以对儿童进行直接干预。

愤怒控制训练(Angry Control Training, ACT)是针对小学阶段具有侵扰行为的儿童所开发的一项专业的认知行为干预方法,其核心为通过反馈帮助儿童演练在不同社交情境下正确的行为反应,以及为儿童提供情景实践练习以帮助他们使用愤怒控制策略。

家长朋友们在教育孩子时可以从中参考借鉴:

角色扮演

多与孩子复盘真实生活情境或模拟人际互动情节,帮助儿童练习虚拟社会情境下的反应,并对自己和他人可能作出的反应进行推理,关注每一种反应下互动双方的感受;

例:孩子与老师发生争吵,顶撞老师情境中,家长可以扮演孩子,让孩子扮演老师,每发生一次对话即关注孩子与老师的情绪感受。

孩子(扮演老师):“xxx,你为什么没交作业呢?”

家长(询问孩子的情绪、反应,并扮演孩子):“(愤怒)就没交呗,有什么大不了的,你管的真宽啊。“

(发生一次对话,询问孩子扮演老师的感受和想法,纠正孩子的错误认知和引发愤怒情绪的自动化思维,询问并引导可能的其他反应如心平气和地解释没交作业的原因等)

孩子(扮演老师):“你还有理了,你去后面站着听课!”

家长(询问孩子的情绪、反应,并扮演孩子):“凭什么?”

(再次发生对话,询问孩子扮演老师感受、想法的变化,随后询问并引导可能的其他反应)

……

模仿技术

通过模仿,训练儿童面临不确定的社会情境时对他人做出合适的评价和反应;

例:上述角色扮演情境中,引导孩子思考其他同学面对老师正常的询问与关心会有何感受、作何反应,从而帮助孩子做出更合适的反应。

生物反馈

帮助儿童认识到面对社交问题采用攻击行为及其他不合理的解决手段前会出现的一些生理症状(比如出虚汗、脸色发白等),进而鼓励儿童学习恰当的应对方法(比如注意力分散、肌肉放松等)。


药物干预

ODD的发病原因复杂,有可能涉及生物学因素,因此药物治疗也可以纳入到治疗手段当中。许多用于治疗注意力缺陷与多动症的药物在治疗对立违抗障碍也可能是有效的,利培酮可能适用于有严重攻击性的对立违抗障碍个体,情绪调节剂、α2受体激动剂和抗抑郁药物也可以作为二线药物治疗ODD及其合并症。

心理干预
必要时请及时寻求专业的心理咨询或心理治疗服务。


05
家庭对孩子那么重要
我要如何预防问题找上孩子

积极教养计划(Tripe P-Positive Parenting Program; Sanders, 1999)旨在预防0-12岁儿童的严重行为、情绪及发展问题。依据问题的严重程度,如果想要更好预防孩子出现这类对立违抗行为,家长可以参考积极教养计划的理念。

确保环境安全且有吸引力

给孩子提供一个安全的、有监督的、保护性的环境,给TA们提供充分地探索、实践和玩耍的机会,在保证环境安全的条件下家长可以鼓励孩子自发探索,切忌一味限制或打压孩子的主动性。

创造积极的学习环境

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积极地、有建设性地回应孩子发起的互动(例如,请求帮助、获取信息、寻求建议、关注等),从而帮助孩子学会自己解决问题。

设立规则要坚定

设立基本规则并与孩子讨论规则,给予孩子清晰、冷静、适合孩子年龄的指导和要求。

对孩子的期望切合实际

过高或过低的期待都不利于孩子健康发展。

做好自我照顾

当父母自身需求被满足、拥有良好的主观幸福感时,照料子女也会更加轻松。


参考文献

高丽茹, 屈智勇.(2020).儿童侵扰行为的循证社会心理干预方法.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05), 49–59.

何婷, 蔺秀云.(2019).家庭多水平因素与对立违抗障碍儿童情绪和行为问题的关系. 第二十二届全国心理学学术会议摘要集(pp.346).

何婷. (2021). 儿童对立违抗行为,不可小觑. 心理与健康(01), 88–89.

何婷, 宋子婧, 丁菀, 刘伟, 蔺秀云.(2018).父母心理控制与对立违抗障碍儿童抑郁和攻击行为的关系: 父子依恋和母子依恋的中介效应. 心理发展与教育(02), 219–228.

李文琳,李龙凤,蔺秀云,刘伟,杨培荣, 姚静薇. (2014). ODD儿童的亲子关系、师生关系及同伴关系特点.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03), 428–432.

李雪怡, 肖农. (2015). 5-羟色胺与对立违抗障碍相关研究进展. 中国儿童保健杂志(12), 1284–1286+1312.

蔺秀云, 李文琳, 黎燕斌, 赵悦彤, 申军华, 方晓义. (2013). 对立违抗障碍儿童家庭影响因素和家庭相关干预方案. 心理科学进展(11), 1983–1995.

蔺秀云, 李文琳, 李泽, 王中会, 范腾燕, 刘杨. (2014). 对立违抗儿童家庭问题分析.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03), 23–32.

刘军, 朱炎, 伍玉枝, 苏林雁, 马宁, 贺忠, 肖恩华, 周顺科, 李凌江. (2008). 对立违抗性障碍儿童的脑功能磁共振成像特点. 中南大学学报(医学版)(07), 571–575.

刘杨, 李泽, 蔺秀云, 范腾艳. (2015). 对立违抗障碍儿童的家庭教养方式及对其症状的影响——一项质性研究分析. 中国特殊教育(01), 55–62.

苏林雁, 谢光荣, 高雪屏, 黄春香, 朱荣华. (2001). 注意缺陷多动障碍合并对立违抗性障碍患儿血清5-羟色胺的对照研究. 中华精神科杂志(04).

张道龙. (2015). 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 北京大学出版社.

Boden J.M., Fergusson D.M., & Horwood L.J..(2010). Risk factors for conduct disorder and oppositional/defiant disorder: Evidence from a New Zealand birth cohort.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Child and Adolescent Psychiatry, 49(11), 1125–1133.

Cunningham C.E., & Boyle M.H. (2002). Preschoolers at risk for attention-deficit hyperactivity disorder and oppositional defiant disorder: Family, parenting, and behavioral correlates. Journal of Abnormal Child Psychology, 30(6), 555–56913.

Fossum, S., Morch, W., Handegard, B. H., Drugli, M. B., & Larsson, B. (2009). Parent training for young Norwegian children with ODD and CD problems: Predictors and mediators of treatment outcome. Scandinavian Journal of Psychology, 50(2), 173–181.

Hamilton S.S., & Armando J. (2008). Oppositional defiant disorder. American Family Physician, 78(7), 861.

Harvey, E. A., Metcalfe, L. A., Herbert, S. D., & Fanton, J. H. (2011). The role of family experiences and ADHD in the early development of oppositional defiant disorder. Journal of Consulting and Clinical Psychology, 79(6), 784–795.

Lavigne, J. V., Gouze, K. R., Hopkins, J., Bryant, F. B., & LeBailly, S. A. (2011). A multi-domain model of risk factors for ODD symptoms in a community sample of 4-year-olds. Journal of Abnormal Child Psychology, 40(5), 741–757.

Sanders, M. R. (1999). Triple P-Positive Parenting Program: Towards an empirically validated multilevel parenting and family support strategy for the prevention of behavior and emotional problems in children. Clinical child and family psychology review, 2(2), 71-90.

Turgay, A. (2009). Psychopharmacological Treatment of Oppositional Defiant Disorder. CNSDrugs, 23, 1–17.

策划 | 蔺秀云
撰写 | 王婉睿 王雪迪
编辑 | 王婉睿
排版 | 韩思思

文献选读
Coco有话说

社会心理学家擅长设计精巧的实验,往往通过较为简单的统计方法(如方差分析)便能处理实验获得的数据,进而得到可靠的结论。然而,如果研究者想要回答诸如:对外群体持有偏见的人群包括哪几种亚类型、收入的高低能否预测一个人在一生中生活满意度变化轨迹的类别这类问题时,传统的数据处理方法就显得有心无力。但一些在发展与教育心理学等领域已得到较多运用的“以个体为中心”的方法,则能给社会心理学研究者回答上述问题提供更好的补充。


心理学的研究常常关注变量与变量之间的关系。例如,不同社会阶层者对社会公平与否的看法是否相同?人们对自己所处社会阶层的定位是如何随年龄增长而发展变化的?这些问题可以通过方差分析、回归分析或潜增长模型等方法得到解答。

除此之外,还有另外一些问题使社会心理学研究者感到好奇,例如:

① 人们如何定义自己的社会阶层,会不会存在客观上社会阶层比较低(高),但主观上却觉得自己的社会阶层比较高(低)的亚类别?
② 这些不同的亚类别是否随时间的推移而出现转化?
③ 人们对自己社会阶层的主观定位随年龄增长是否可能表现出稳定不变、逐渐上升和缓慢下降等不同的亚类型?这些亚类型各占多少比例?哪些因素能预测主观社会阶层定位在发展轨迹上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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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问题有一个共同特征,即假设我们所关注的群体并非同质,而可能存在一些异质的亚类别。要回答这些问题,需要用到“以个体为中心”的方法。

本期推文将结合研究实例,介绍潜类别/潜剖面分析(Latent Class Analysis, LCA/Latent Profile Analysis, LPA)、潜在转化分析(Latent Transition Analysis, LTA)和增长混合模型(Growth Mixture Modeling, GMM)等方法及其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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潜类别/潜剖面分析

潜类别分析(LCA)与潜剖面分析(LPA)是依据个体在观测变量上的反应模式,将人划分成不同潜在类别的一类方法。二者功能类似,但前者是针对类别变量的分析,后者是针对连续变量的分析。我们可以结合Meeusen等(2018)的研究来介绍潜类别/潜剖面分析。

偏见和歧视是社会心理学中的重要研究主题。有学者提出,有些人常常表现出普遍偏见(generalized prejudice)。也就是说,他们并非对某特殊群体抱有偏见,而是对几乎所有的外群体都持有较高的偏见。那么,这一类人真的存在吗?这一观点如何用统计方法进行验证?

如果用“以变量为中心”的验证性因素分析的方法(见下图),可以发现,人们对各个群体的偏见之间确实是正相关关系,我们还可以抽取出一个二阶的潜变量“普遍性偏见”,且模型拟合也可以接受。不过,这样做似乎并没有对上述问题给出最为直接的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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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引自Meeusen et al (2018) at SPPS

Meeusen等(2018)在一个一千余人的比利时人样本中运用LCA分析的方法对这一问题给出了更为直接的答案。研究者发现,大体上,按照人们持有各类偏见的程度,可以将其分为5个类别:

① 无偏见组(即对所有群体的态度都很积极),占总体的28.6%;
② 普遍偏见组(即对所有群体的态度都很消极),占总体的17.9%;
③ 普遍种族偏见组(即对不同种族的态度都很消极,但对同性恋等其他类型的少数群体却没有偏见),占总体的28.6%;
④ 中等水平组(即对所有群体的态度都居中),占总体的15.8%;
⑤ 特异种族偏见组(即仅对罗马人和东欧人怀有偏见,对其他种族和其他类型的少数群体都不持有偏见),占总体的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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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引自Meeusen et al (2018) at SPPS

可以看出,潜类别分析对普遍偏见在人群中是否存在这一问题的回答更为贴切。即:这一类人确实存在,在整体中大约占17.9%;同时,人群中还存在一些其他不同的类别。

在此基础上,研究者就可以继续分析:有哪些特征的人更可能属于普遍偏见组?普遍偏见组与其他组在具体的行为表现上又有何差异?


潜在转化分析

如果将潜类别/潜剖面分析的思路运用到追踪研究中,便可进行潜在转化分析。在此,我们用一个学业成绩的例子予以说明。

假如,我们收集某校高一学生语、数、英三门功课的成绩,并在其高三时再追踪收集一次。通过在两个时间点分别的潜剖面分析,得到以下三个组别:高分组、低分组、偏科组(例如语文和英语成绩高,但数学成绩低),但三个组在两个时间点上的比例并不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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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下表可以看出,高一时5%偏科的同学在高三时变成了高分组,而15%偏科的同学在高三时变成了低分组,还有10%则仍属于偏科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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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假设的例子便是潜在转化分析的基本思路。在此基础上,研究者可以进一步分析:为什么有的偏科同学可以变为高分组,而有的偏科同学却变成了低分组?其中的关键影响因素是什么?

如果把这一例子中的学业成绩转换成社会心理学研究所关注的构念,潜在转化分析便可帮助我们回答社会心理学领域的一些重要问题。


增长混合模型

增长混合模型可以描述某一构念随时间变化的趋势是否存在异质性,以及分析异质性存在的原因和后果

例如,社会心理学家一直好奇,人在一生中幸福感的变化趋势是怎样的,以及一个人收入的提高和社会地位的变化是否真的能提升其幸福感。Heidemeier(2017)对这一问题进行了考察。

研究者通过对德国一个具有全国代表性的追踪数据库进行潜增长模型分析,发现德国人在25岁到65岁期间,生活满意度整体上呈现较为稳定的状态。不过,如果采用混合增长模型,则可以看到生活满意度随年龄增长的变化趋势,其实可以分成三个不同的亚类别

① 高-稳定组(初始值较高,虽然有下降趋势,但一直维持在较高的水平),占总体的83%;
② 下降组(初始值较高,但随年龄增长出现明显下降),占总体的10%;
③ 低-提升组(初始值很低,但随年龄增长出现明显上升),占总体的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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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引自Heidemeier al (2018) at EJSP

在发现了这三个亚类别的基础上,研究者进一步分析其原因,发现收入较高的人群更可能属于高-稳定组,而收入较低的人群更可能属于下降组和低-提升组。另外,下降组成员更多体验到了自身社会地位的向下流动,而低-提升组成员更多体验到了自身社会地位的向上流动


类别数的确定

以上方法都假设我们所关注的群体中存在潜在的亚类别,那么,潜在类别的数目如何确定呢?在以个体为中心的分析方法中,有一些统计指标可以帮助我们确定最佳的潜在类别数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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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引自Meeusen et al (2018) at SPPS

① AIC、BIC、sample size-adjusted BIC(aBIC)等信息评价指标,这些值越小表明模型拟合越好;
② Entropy可以用于评价分类精确性,取值在0-1之间,越接近1表明分类越精确;
③ Bootstrap Likelihood Ratio Test (BLRT)和Lo–Mendell–Rubin likelihood ratio (LMR)等模型比较指标,这些检验如果显著,则说明k类比k-1类模型的拟合要更优。如上图中5类的BLRT值显著,证明5类优于4类;6类的BLRT值不显著,证明6类并没有更优于5类。因此,5类可能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

需要注意的是,这些统计指标只是参考。最终潜在类别数目的确定,还需结合该研究所关注的问题、理论的推导、分类的可解释性和模型的简洁性等多个因素共同决定(Jung & Wickrama, 2008)。


总结

以个体为中心的方法虽然在社会心理学领域运用得还较少,但它们可以帮助回答社会心理学领域很多重要的理论问题。希望我们对这些方法的简要介绍,可以帮助相关研究者更好地理解有关文献,并在自己的研究中获得新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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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Heidemeier, H. (2017). Are economic conditions related to nonnormative life satisfaction development? Evaluating the relative impact of economic conditions, personality, and subjective health. European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47(4), 383–398.

Jung, T., & Wickrama, K. A. (2008). An introduction to latent class growth analysis and growth mixture modeling. Social and Personality Psychology Compass, 2(1), 302–317.

Meeusen, C., Meuleman, B., Abts, K., & Bergh, R. (2018). Comparing a variable-centered and a person-centered approach to the structure of prejudice. Social Psychological and Personality Science, 9(6), 645–655.

推文作者:李文岐
插图:郭震
编辑:林靓
排版:董艺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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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选读
Coco有话说

经验取样法是在自然情境下收集人们那些容易受时间和情境因素影响而发生变化的心理与行为数据(比如情绪、态度、评价等),因此可以大大提高心理学研究的生态效度。近年来,随着互联网、智能手机和穿戴式智能设备的普及,采用经验取样法开展研究的可行性逐渐提高,因而受到心理学研究者的广泛关注。

本期推文介绍一项采用经验取样法进行的研究,探讨日常生活中人们的道德与不道德行为的内容、影响因素、心理效应和动态变化过程。


经验取样法(Experience Sampling Method, ESM)是在自然情境下对人们的情绪、感受、行为及其具体发生情境等进行密集性重复测量的研究方法。由于是在完全自然的情境下采集数据,因而经验取样法大大提高了研究的生态效度。然而,经验取样研究通常需持续3天到3周不等,且每天进行多次测量,因此也需要研究参与者的积极配合。

为了提高参与度,研究者需要在研究启动阶段收集参与者的人口学信息并测量相关变量,告知参与者研究的周期和时间、需要遵守的规则,以及预期得到的物质或非物质回报,并培训参与者学会使用调查要用到的的工具(比如,智能手机、平板电脑、智能手表等)。在经验取样阶段,研究者要对核心变量进行重复测量,为防止参与者疲劳,提高问卷填答率,施测的问卷要保证问题简洁易懂,且作答时间控制在5分钟之内


Wilhelm Hofmann等研究者于2014年在Science上发表了一项题为“Morality in everyday life”的经验取样研究,揭示了日常生活中道德与不道德行为的内容、影响因素、心理效应和动态变化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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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项研究招募了1252名美国和加拿大成年被试(18-68岁)参加为期三天的调查。被试在完成宗教信仰和政治倾向(自由主义者 vs. 保守主义者)的测量后,在随后的每天9:00-21:00之间完成五次调查,回答以下问题:

· 过去1小时内你是否做过、经历过、亲眼目睹或听说过道德或不道德行为?

· 这个行为是关于什么的?

· 这个行为发生的具体情境(比如地点)是什么?

· 最后,要求被试分别对九种道德情绪(比如内疚和厌恶;0 = 一点也不, 5 = 非常)、当下的幸福感(–3 = 非常不幸福, +3 = 非常幸福)和目的感(0 = 一点也不, 4 = 非常)进行自我评价。


研究者通过分析被试报告的不同时间点的道德/不道德行为、情绪等,得到了以下结果:

01
日常生活中的道德与不道德行为

在被试的所有报告中,只有28.9%的报告与道德有关。尽管被试报告的道德行为(15.3%,n = 2029)和不道德行为(13.6%,n = 1799)比例相当,但显然,对于道德行为,人们更可能报告自己做了或经历了,而对于不道德行为,则更可能报告为自己听说的(图1)。其中,人们通过人际沟通或社交媒体、新闻杂志、电视广播等渠道听说过的不道德行为的频率要比道德行为高出2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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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与道德有关和无关的行为占总报告数的百分比(饼图),以及四种道德/不道德行为的百分比(条形图;左纵坐标:总报告数的百分比,右纵坐标:道德相关报告的百分比)


02
日常生活中道德的内容维度

对被试所报告的道德/不道德行为的内容分析表明,日常生活中的道德内容涉及八个维度,即关爱/伤害、公平/不公、忠诚/背叛、权威/颠覆、圣洁/堕落、自由/压迫、诚实/欺骗和自律/放纵。其中80.1%的道德行为涉及前五个维度,这与Haidt等研究者的道德基础理论所提出的五维度相符合。最常被提及的行为与关爱/伤害(50.6%)有关,其次分别为公平/不公(13.9%)、诚实/欺骗(12.8%)、权威/颠覆(5.6%)、圣洁/堕落(5.2%)、忠诚/背叛(4.8%)、自律/放纵(3.8%)和自由/压迫(3.3%)。


03
宗教信仰、政治倾向与道德

有无宗教信仰者所做的道德行为和不道德行为均没有显著差异。但是,有宗教信仰的人在做出道德行为后能体验更多的自豪与感恩情绪,而在做出不道德行为后则体验更多的厌恶、羞耻、内疚和愤怒等情绪(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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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有无宗教信仰者在做出道德和不道德行为后的情绪体验差异

被试的政治倾向与他们提到的道德行为的内容联系紧密。自由主义者的道德内容更多涉及公平/不公、自由/压迫和诚实/欺骗维度,而保守主义者的道德内容更多涉及忠诚/背叛、权威/颠覆和圣洁/堕落维度(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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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道德内容与自由主义/保守主义政治倾向


04
道德与幸福感、目的感的关系

相比于不道德行为,人们在做了、经历、目睹和听说了道德行为之后,会报告更高水平的幸福感和目的感。其中,自己经历了道德行为与不道德行为后报告的幸福感的差异最大,而自己做了、目睹或听说道德行为与不道德行为后报告的幸福感的差异相对较小。此外,人们在做了道德和不道德行为后报告的目的感的差异最大(图4)。

这些结果表明,尽管他人对自己的善行更能提升人们当下的幸福感,但主动行善更能提升人们的人生目的感与意义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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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道德与幸福感、目的感的关系


05
道德的动态变化过程

对不同时间点报告的不同类型的道德/不道德行为进行分析发现,先前受益于他人的道德行为使得人们后续更可能做出道德行为(道德感染),而先前做出道德行为的人后续做出不道德行为的概率也更高(道德许可),这进一步证实了前人研究所发现的道德感染和道德许可效应的存在(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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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道德的动态变化(纵轴代表样本中的平均发生概率)


互联网、智能手机和穿戴式智能设备的普及增加了经验取样研究的可行性,也为心理学研究者带来了便利。然而,尽管经验取样法能够弥补传统研究方法的诸多不足(比如,记忆与反应偏差、缺乏生态效度),研究者在选择该方法之前需要慎重考虑诸多因素,比如,是否有必要采用经验取样法探讨所关注的核心问题;如果有必要,则需要进一步考虑被试量、被试招募方式、研究周期与时间、被试参与度与被试奖励问题、数据收集辅助工具的选择(比如SurveySignal、mobileQ等软件平台)、设备需求、实验材料和流程设置等,从而保证研究的顺利开展。


参考文献:

Hofmann, W., Wisneski, D. C., Brandt, M. J., & Skitka, L. J. (2014). Morality in everyday life. Science, 345, 1340–1343. https://doi.org/10.1126/science.1251560

经验取样研究拓展阅读:

Christensen, T. C., Barrett, L. F., Bliss-Moreau, E., Lebo, K., & Kaschub, C. (2003). A practical guide to experience-sampling procedures. Journal of Happiness Studies, 4, 53–78. https://doi.org/10.1023/A:1023609306024

Csikszentmihalyi, M., & Hunter, J. (2003). Happiness in everyday life: The uses of experience sampling. Journal of Happiness Studies, 4, 185–199. https://doi.org/10.1023/A:1024409732742

Hofmann, W., Baumeister, R. F., Förster, G., & Vohs, K. D. (2012). Everyday temptations: An experience sampling study of desire, conflict, and self-control.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02, 1318–1335. https://doi.org/10.1037/a0026545

Smith, P. K., & Hofmann, W. (2016). Power in everyday life.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113, 10043–10048. https://doi.org/10.1073/pnas.1604820113

推文作者:伍俊辉
插图:伍俊辉
编辑:林靓
排版:董艺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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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co有话说

互联网与人们日常生活结合日趋紧密,网络所带来的便利显而易见,但可能产生的弊端也不可忽视,如网络安全问题,青少年儿童网络成瘾问题等。因此,网络化社会,特别需要具备网络素养的社会成员,人们不仅要能正确而有效地使用网络,还要能维护好网络,并且能建设与发展更好的网络。儿童青少年是我们的未来,对于他们的网络素养培育,社会和学校必然责无旁贷,这是使教育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重要使命;同时,儿童青少年的网络素养培育,也是家庭教育所面临的新任务。

那么,家庭如何承担这一新任务呢?


01
转变旧的思想观念,正确认识网络使用

网络化时代的一个显著特点是知识迅速更新,传统职业和工作岗位将逐渐被更替。人们目前的日常工作和学习、自我表达和社会交往、日常娱乐和财经规划、居家和旅游等等,都已离不开数字设备和网络,而传统的固定电话、钱包、邮政等的功能在日益减弱,未来所需人才必将是能够熟练使用网络、快速掌握并应用各种信息的综合性人才。

然而,却仍有不少家长谈网色变,对孩子的网络使用存在认识偏差。根据中国大陆、美国、日本和韩国多个青少年研究机构联合发布的《中美日韩网络时代亲子关系的对比研究报告》(以下简称《报告》),57.5%大陆中小学生曾在上网查资料时被父母误认为玩游戏(2018年家庭教育学术年会)。一些家长甚至把孩子学习成绩不好归因于没有控制好网络使用造成的。因此,这些家长特别害怕孩子上网,限制甚至禁止孩子上网。《报告》显示,虽然中美日韩四国中小学生上网比例为88.4%,但中国学生没上网的比例却高达20.8%,超过其他三个国家。

如今,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教育模式越来越普遍,人工智能在线教育正在向传统的教育方式发起挑战,网络在未来的基础教育中将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这就需要家长正确客观的看待网络,转变对网络的刻板印象和思维定势,防止将网络污名化

其实,家长没收孩子的手机或强行设置电脑密码的做法,只是暂时断开了孩子和网络的联系,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还很可能引发或激化亲子之间的矛盾。根据《报告》所揭露的数据来看,25.2%的亲子冲突是因孩子上网发生的。在数字化环境中成长的“数字原住民”们认为,网络给他们带来了友谊、快乐和知识方面的收获,所以,他们喜欢聊微信或与同伴玩游戏是不可避免的。而家长如果不转变旧有观念,不给孩子使用网络的机会,儿童青少年们可能无法正确认识网络,利用网络,无法掌握未来所需的网络技能,当然也就无法应对各种复杂的网络环境,将来甚至会产生社会适应不良。

当然,针对儿童青少年沉迷于网络游戏和无限制地刷朋友圈的现象,家长则要帮助他们学会理智与克制。这要从营造良好的家庭气氛做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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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营造能满足儿童青少年心理需要的家庭气氛

人的一种基本心理需要是自主性,即感到能够控制自己的行为并在心理上有自由感。儿童青少年正处在自主性需要不断增强的时期,家庭成员相互尊重与平等的气氛是满足孩子自主性心理需要的必要条件。只有基本心理需要得到了满足,孩子才能健康发展,亲子关系质量也会得到提高。

我们的一项研究发现,大多数儿童青少年之所以会沉迷于网络游戏或社交网站,是因为其自主的心理需要没有得到满足并受到了伤害。很多父母采取心理控制的教养方式,最常见的三种做法是宣称自己的权威,引发孩子的内疚感,以及收回对孩子的爱。三种做法的目的都是让孩子绝对服从家长。这种教养方式会使孩子一方面因心理需要得不到满足而产生消极情绪,然后通过沉迷网络摆脱之;另一方面心理需要也会因受挫而产生不良情绪,进而在网络或虚拟社会中寻求补偿。前者如同植物严重缺水而受到伤害,后者如同植物被灌溉了盐碱水而受到伤害。受伤害的儿童青少年会把沉迷于网络作为应对压力的方式,而良好的社会支持能够抑制这种沉迷。儿童青少年感受到的社会支持越高,其报告的负性生活事件应激水平就越低。所以,家长要关注孩子的心理需要,营造能满足孩子心理需要的家庭气氛,切忌通过心理控制达到使孩子服从的目的

不过,任何一种家庭气氛都不是家长单方面决定的,而依赖于家长与孩子的互动,但家长往往是引导者。家长应依据孩子的年龄和人格特点因势利导,对年幼的或自我控制力较低的孩子,要多加引导,比如,关注腾讯的“成长守护平台”,把控孩子游戏总时长和消费情况,帮助他们学会自我控制,养成健康的游戏和上网习惯。这样做一方面可满足孩子的自主性需求,同时也能使孩子通过自我控制做好网络使用者和维护者;而对于年龄稍大的或自主要求较高的孩子,家长则要给他们自主权,鼓励或与他们一起参加学校和社会开展的网络素养课程,例如“DN.A计划(Digital Natives Action)”。倾听孩子的心声,在家庭成员彼此尊重和信任中,维护和谐的亲子关系,共同培育良好的网络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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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联合社会与学校共促儿童青少年创造性和适应性发展

未来的世界不仅是变化迅速,要求快速反应和综合能力的世界,也是高度多样化和个性化的世界,具有创造性和在网络新技术领域有深度建树的人才必将是最具适应力的。显然,培养儿童青少年的创造性与对未来的适应性,仅靠家庭教育是不够的,但缺乏家庭教育也是不行的。只有家庭学校社会相联合,才可能从注重孩子的个性化与创新性入手来促进他们的网络素养培育,发展适应未来世界要求的能力

从中国学生发展核心素养的角度来看,其中的自主发展和文化基础两大基石前面已经谈到了,第三块基石是社会参与。这主要包含责任担当和实践创新,责任担当主要指承担社会责任,遵守社会规范(包括网络规范),与他人良好沟通,以及具有家国情怀和民族大义,就是要有远大的民族复兴的理想和国际视野;实践创新主要指脚踏实地参与社会实践,善于发现现实问题并掌握解决各种复杂问题的技能,能够辨别真善美与假恶丑,能够优化和改进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

所以,家庭、学校、社会都不应固化传统教育模式,而应注重孩子的个性化和差异性,以未来的视角,利用网络优势结合线上线下开展多元教育,尤其是情感教育和实践教育

情感教育方面要注重孩子们社会性的健康发展,帮助他们学会处理自我与他人的关系、个人与社会的关系、国家与世界的关系、今天与未来的关系,学会与人合作,互利共赢,持续发展。

实践教育方面要注重深挖孩子的特点,鼓励他们进行适合自己兴趣和能力水平的学习,同时培养孩子的批判性思维能力,引导他们辨析不同的价值观念,尊重多样性的同时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形成敏锐觉察世界和未来变化的意识,掌握高新科学技术并应用服务于社会生活。鼓励儿童青少年既要做好网络的使用者和维护者,更要有能力做好网络的建设者。

而这两方面的教育,网络都具有优势,例如VR、AR和AI等新技术与影视、游戏等的融合,不但可以开发丰富的、互动的情感和实践教育课程,而且可以将创新教育与个性化教育结合起来,通过挖掘孩子的潜能与兴趣、彰显其生命价值、学习与人相处的规范、形成适应未来社会技能的过程,培育儿童青少年的网络素养。


总之,培养儿童青少年成为立足数字时代、具备创新性的高网络素养人才至关重要。家长固有思维和旧观念的转变、良好家庭气氛的营造,以及联合学校社会对孩子们个性化和创造性的促进,是未来家庭教育中不可或缺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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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刊登于《中国日报》2020年5月21日天下专栏。

推文作者:寇彧 孙鹏
插图:郭震
编辑:林靓
排版:董艺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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