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介绍
李清银

新婚燕尔甜如蜜，不似神仙，胜似神仙。
日久情疏喜变忧，你在一边，我在一边。
道得还来别无事，好也几言，歹也几言。

列为看官，今天这一回要出场的是学术界的几位顶级高手，以不世之才，探究创造性与激情的关系(Carswell, Finkel, & Kumashiro, 2019)，问鼎业内顶尖刊物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JPSP)。

废话休说，闲言少叙，咱们进入今天的主题。

激情是一种心理状态，其特点是强烈的与对方结合的愿望(情感、性等方面)(Sternberg, 1986)。激情在关系的初期达到顶峰，然后随着时间推移逐渐下降。

但是，总有人骨骼惊奇，能够一直稳定保持较高水平的激情。他们究竟有何不同？

Carswell等人认为创造性可能是保持或提升激情的重要因素，并且有创造性的个体会有更多的对伴侣吸引力的积极幻觉，从而激情水平更高。为此，他们通过4项研究进行了验证。

研究一

几位顶级高手在互联网上张贴告示，招揽热心群众。最终，510名参与者在线有效完成了创造性人格和激情问卷，结果表明(如图1)，创造性高的个体激情水平更高，且激情并不随着时间显著下降。而创造性低的个体激情水平低，且激情随着时间显著下降。

有的看官心中或许会暗中思索，就这？

莫急，好戏在后头。

图1|图源Carswell, K. et al. (2019).

研究二

几位高手使用相同手法继续在线上招募了169名参与者，除了完成研究1的创造性人格和激情问卷，参与者还完成了创造性行为量表的线上作答。

将创造性人格和创造性行为得分标准化，合并后进行了分析。结果同样显示(如图2)：创造性高的个体激情水平更高，且激情并不随着时间显著下降。而创造性低的个体激情水平低，且激情随着时间显著下降。

图2|图源Carswell, K. et al. (2019).

研究三

看问题不能看表面，几位高手又进行了进一步的挖掘，探索创造性是怎么和激情联系在一起的，行话叫其中的机制是啥。他们认为创造性水平高的个体会对伴侣的吸引力有更大的积极幻觉(星星眼)，从而激情水平更高。

研究3的参与者(成对)已经同居，订婚或结婚，需参加为期1年的追踪研究(T1=139对,T2=93对)。在两次测查中，参与者对自身以及伴侣的26项特征(吸引力等)以及自身创造性进行评分。

结果发现：创造性能预测一年后的对伴侣吸引力的积极幻觉，而对伴侣吸引力的积极幻觉不能预测一年后的创造性。

进一步分析发现，低创造性的个体报告的伴侣吸引力积极幻觉分数更低，且随时间显著下降。而越有创造性的个体会越倾向于报告更高的伴侣吸引力积极幻觉分数，且下降趋势明显平缓许多。

这一定程度上说明确实创造性会影响对伴侣吸引力的积极幻觉，可能它就是其中的机制之一。

图3|图源Carswell, K. et al. (2019).

研究四

又又又招募了120名正在恋爱的小年轻们参与为期9个月的研究(每隔3个月测一次，前两次在线完成，最后一次到实验室完成)。前两次他们需完成同研究1, 2，3的创造性人格/行为量表及激情量表。

此外，参与者还需完成2道简短题目, 旨在考察在过去3个月中参与者与关系外的潜在替代者的情感和身体亲密程度。

在最后一次线下测查中，参与者还需和伴侣一起完成简短的亲密任务，任务全程进行录像。在任务中，不仅参与者会自我报告激情水平，而且后期独立的编码者会对伴侣的吸引力，互动任务中的激情以及激情行为进行编码，力求更加客观。

结果显示：创造性能通过提高自我报告以及客观编码的伴侣吸引力积极幻觉进而提高激情(这里的分析和结果很多，就只放最核心的，太多大家也不乐意看)。但也要注意的是更有创造性的个体也会有更多的与潜在替代者情感交流和肢体接触。

通俗点说，高创造性的个体不仅觉得家花香，也会觉得野花香，甚至更香图片。

综上所述，高创造性的人有星星眼，认为伴侣更有吸引力，在关系中有更多的激情，但同时也可能对关系外的人有更多的激情。更多的激情是创造性人格的结果还是从事创造性行为的结果，对个人的关系决策也有重要影响。

如果更多的激情主要是来源于创造力人格，不能通过参与创造性的行为来增加，那么非常重视终身浪漫激情的人，最好是寻找具有创造性个性的伴侣，而不是试图为自己和他们的伴侣培养创造性的经验。

此外，如果一个人特别想避免一个可能有出轨风险的伴侣，那么他或她应该避免和具有高度创造性人格的人在一起(艺术家们往往都比较风流)。相反，如果更多的激情主要是由于从事创造性的行为，那么诱导这种创造性的行为可能成为激情干预的一个重要途径。

参考文献：

Baumeister, R. F., & Bratslavsky, E. (1999). Passion, intimacy, and time: Passionate love as a function of change in intimacy.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Review, 3, 49–67. https://doi.org/http://dx.doi.org/10.1207/s15327957ps pr0301_3

Bühler, J. L., Krauss, S., & Orth, U. (2021). Development of Relationship Satisfaction Across the Life Span:A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47(10), 1012–1053. https://doi.org/10.1037/bul0000342

Carswell, K. L., Finkel, E. J., & Kumashiro, M. (2019). Creativity and romantic passion.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16(6), 919–941. https://doi.org/10.1037/pspi0000162.supp

Sternberg, R. J. (1986). A triangular theory of love. Psychological Review, 93, 119–410. https://doi.org/http://dx.doi.org/10.1037/0033-295X.93.2.119

策 划：安 伟
撰 稿：李清银
编 辑：李宇昕
美 编：崔 琪

北师大家庭与儿童发展实验室 我们隶属于北京师范大学发展心理研究院，专注于中国婚姻与家庭研究，致力于将实用有趣的学术成果分享给大家。

本期作者：何婷 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部2020级博士生

荐序

孩子遇到困难或感到压力大时，父母常会给孩子支招，提出一些应对建议。不同的应对建议或许都可以帮助孩子解决此刻的困难、减轻当前的压力感，但如果从发展和成长的角度来看，不同的应对建议是否都会起到积极作用，促进孩子的心理健康发展？如何让孩子愿意听取父母的应对建议？这篇文章或许可以给宝爸宝妈们一些启示。

天真活泼的孩子们在公园里一起奔跑跳跃，整个画面都是一片美好和谐，突然一声哭喊打破了此时的快乐。原来是两个孩子因为“谁先玩积木”发生了争吵。家长们赶紧上前拉开两个孩子，并发生了以下对话：

家长A：丫丫，别哭啦，我们去玩别的，你看那个滑梯多有趣！
家长B：星星，既然你和丫丫都想玩，那不如想想怎么能让你们两个一起玩积木呢？你们合作拼一个城堡怎么样？

虽然家长们表达的内容不同，家长A试图通过转移孩子的注意力来安抚孩子的情绪，而家长B则鼓励孩子积极思考，找到一个双方都满意的解决方案，但这都是为了帮助孩子“社会化”，更具体地说，这是父母在对孩子进行应对社会化的过程。

什么是应对社会化？

Vol.01 定义

为人父母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帮助孩子“社会化”，即帮助孩子掌握社会规则，融入社会群体，适应人类大家庭。

社会化包含诸多方面，如应对社会化、情绪社会化、金钱社会化等等。

其中，应对社会化是指父母向孩子提供认知、情感和行为策略以帮助他们应对压力的过程(Abaied et al., 2010a)。在这个过程中，孩子从父母处了解并习得压力应对策略，并在生活中加以运用和内化，最终建立自己的一套压力应对技能体系。

父母的应对社会化主要通过两种方式进行(Kliewer et al., 1996, 2006)。

第一种是内隐式的应对社会化，即孩子通过模仿父母的应对行为来处理压力性事件。比如，父母在遇到压力时常会出门跑两圈，那么孩子经过潜移默化的观察学习，也会自然地习得这种应对方式，当自己感觉到压力时，也会选择运动的方式来应对。正所谓“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位老师”，要想培养孩子积极的应对方式，父母自己首先要养成好习惯哦！

第二种是外显式的应对社会化，即父母对孩子进行明确的指导和引导，就像案例中的家长A和家长B，通过语言直接给孩子提供一些应对问题的建议。这也是心理学研究者们感兴趣的主题。

应对社会化常见的类型

Vol.02 分类

家长给孩子提供的应对建议大致可以分为两类：脱离式的应对建议和参与式的应对建议。

脱离式的应对建议是指父母鼓励、引导孩子远离压力性事件，或与压力相关的认知和情绪反应，例如逃避、否认等。案例中的家长A给出的建议是转移注意力，这也是脱离式应对建议的一种。

常见的脱离式应对建议还有：
·阻止孩子想当下的问题、困境、压力
·转移孩子注意力，或让孩子忙起来，忽略孩子的感受
·远离让孩子感觉不好的事情或人（比如，离那些小朋友远点，不要和他们一起玩）
·一笑了之，或让孩子看开点

参与式的应对建议是指父母引导儿童青少年直接面对和处理压力性事件，或与压力相关的认知和情绪反应，例如直接解决问题、寻求支持等。案例中的家长B给出的建议是积极思考如何解决当下的困境，这就是典型的参与式应对建议(Abaied et al., 2010b)。

常见的参与式应对建议还有：
·积极应对当下的问题、困境、压力，想办法解决问题
·从发生的事情中寻找好的一面
·思考从这件事中学到了什么，收获了什么
·寻求他人帮助和支持
·向他人倾诉，表达内心的情绪和感受

不同应对社会化类型
的结果可能截然不同

Vol.03 结果

家长A和家长B给孩子们提供的应对建议能够在当下起到很好的效果，但是长期来看，这两种不同类型的应对建议对于孩子发展的影响是不同的，甚至是相反的。

脱离式应对建议不太利于孩子的身心发展。当孩子遭遇困境时，父母总告诉孩子看开点、算了吧、等等看等类似的脱离式应对建议，那么孩子在成长过程中更有可能表现出心理病理症状，如抑郁情绪、外化问题行为(Abaied & Rudolph, 2010a)、遇到问题更可能产生情绪失调并采取消极的应对方式(Kliewer et al., 2006)，他们也更易受到同伴交往问题的困扰(Abaied & Stanger, 2017)。

参与式应对建议更利于孩子的身心发展。在孩子遇到困难、遭受压力时，父母能够引导孩子积极思考、勇于面对、寻求帮助、表露心声。如果父母常给孩子提供一些参与式的应对建议，那么孩子的发展会更偏向积极，他们会表现出更少的情绪和行为问题(Abaied & Rudolph, 2010a)、更好的社交技能(Abaied & Stanger, 2017)、更积极的应对方式(Kliewer et al., 2006)、更高的情绪调节能力和同伴接纳水平(Tu et al., 2021)等。而且，父母参与式的应对建议越多，孩子的学业适应也会越好(Tu et al., 2020)。

不过，也不是所有的脱离式应对建议都会给孩子造成不良的影响，这取决于孩子遇到了什么样的压力事件，这个压力事件是否可控、可改变。如果是一些我们无法控制、无法改变的压力，例如亲人去世，那么适度的脱离式应对建议反而更加积极有效。

因此到底该向孩子提供参与式的应对建议还是脱离式的应对建议，还得评估孩子遭遇的压力性事件的性质，在合适的时候提供恰当的应对建议，才能最大程度发挥积极效应。

如何让孩子父母的
应对社会化发挥作用？

Vol.04 策略

“我也知道哪种应对建议对孩子更好，可问题是孩子不听我的呀！”有些家长会因这样的问题而烦恼。

确实，由于心理的快速发展，孩子们越发想要获取自主权，想要自己做决定，如果出现这样的现象，家长应该感到欣慰：他/她在长大。当然，在孩子长大的过程中，父母仍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在孩子遇到困难时需要为其提供支持、帮助孩子习得积极有效的应对技能。

1）温暖和谐的亲子关系

高质量的亲子关系预示着亲子之间积极的情感联结，这对孩子的身心发展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保护性因素。亲子关系是否温暖融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父母对于孩子的教育效果。

如果亲子关系是和谐的，孩子往往会更容易听取父母的建议，听从家长的教导；但若亲子关系恶劣，父母对孩子的教育就无法起作用，孩子并不想听父母的教育。

2）父母的榜样力量

生活中经常会有这样的对话：
爸爸说：别吃糖了，不然牙齿上会长小虫子！
孩子反驳道：那你还抽烟呢，肺会变漆黑！

可见父母自身的行为方式会直接影响孩子。如果父母平时在遇到困难和压力时，可以采取一些积极的应对方式，比如运动、寻求帮助、想办法解决问题等，那么孩子也更可能听取并采取父母提供的应对建议。

3）及时的情绪回应

正面管教强调 “孩子感觉好，才能做得好(feel better, do better)”，这一点也可以改成“孩子感觉好，才会听”。当孩子遇到困难和压力时，往往会伴随有情绪唤起，如强烈的挫败感、愤怒、伤心、对自己失望等等。

此时父母应当先倾听孩子表达的内容和感受，安抚孩子的负面情绪，待孩子平静之后再讨论如何应对这样的压力性事件。切忌在孩子情绪不平稳时讲大道理哦！

4）积极的情绪表达

有位家长曾经分享过一段亲子对话：

儿子温和而坚定地看着大人眼睛说“你这么凶说话我不会听你的去做”，只要大人语气变温和，小家伙立马照做。

这段对话强调了家长说话方式的重要性。同样是提供应对建议，有些家长可以温和、耐心、积极地表达，孩子可以感受到来自父母的关爱和支持，因此更容易接受父母的建议。

有些家长“好话不好好说”，甚至含有嫌弃、不耐烦的语气，可想而知这样的表达会适得其反。

需要注意的是，对于不同年龄段的孩子，父母在提供应对建议时也需要有所考量。

对于年幼的孩子，例如幼儿园、小学低年级，父母提供应对建议的主动性可以更强一些，旨在帮助孩子了解、使用、掌握一些应对方式和策略。父母也可以采取“讨论”的方式，在向孩子传递应对建议的同时，促进他们自主思考。

但对于小学高年级段及青春期的孩子，父母应尊重其自主性发展的需求。安抚孩子的情绪后，可以询问孩子是否需要爸爸妈妈提供一些建议，如果孩子表示想自己处理，那么父母应当尊重孩子的想法。

当然，父母在支持孩子自主性的过程中，并不代表完全放任不管，而是要保持亲子之间的沟通渠道畅通，要有耐心，愿意让青少年以他们自己的方式来接近你，与你沟通。

“社会化”是一项耗时长久的巨大工程，却实实在在是通过那些看似平淡无奇的家庭生活完成一大部分。最理想的局面是，孩子成功社会化，父母在这个过程中也得到了内心的修炼与个人的成长。如何实现双赢，是每个父母都需要思考和学习的。

参考文献

Abaied, J. L., & Rudolph, K. D. (2010a). Mothers as a resource in times of stress: Interactive contributions of socialization of coping and stress to youth psychopathology. Journal of Abnormal Child Psychology, 38(2), 273–289. https://doi.org/10.1007/s10802-009-9364-7
Abaied, J. L., & Rudolph, K. D. (2010b). Contributions of maternal adult attachment to socialization of coping. Journal of Social and Personal Relationships, 27(5), 637–657. https://doi.org/10.1177/0265407510368966
Abaied, J. L., & Stanger, S. B. (2017). Socialization of coping in a predominantly female sample of caregivers: Contributions to children’s social adjustment in middle childhood. Journal of Family Psychology, 31(7), 958–964. https://doi.org/10.1037/fam0000342
Kliewer, W., Fearnow, M. D., & Miller, P. A. (1996). Coping socialization in middle childhood: Tests of maternal and paternal influences. Child Development, 67(5), 2339. https://doi.org/10.2307/1131627
Kliewer, W., Parrish, K. A., Taylor, K. W., Jackson, K., Walker, J. M., & Shivy, V. A. (2006). Socialization of coping with community violence: Influences of caregiver coaching, modeling, and family context. Child Development, 77(3), 605–623. https://doi.org/10.1111/j.1467-8624.2006.00893.x
Tu, K. M., Cai, T., & Li, X. (2020). Adolescent coping with academic challenges: The role of parental socialization of coping. Journal of Adolescence, 81(1), 27–38. https://doi.org/10.1016/j.adolescence.2020.03.008
Tu, K. M., Erath, S. A., Pettit, G. S., & Vandenberg, C. (2021). Parents’ responses to peer victimization: Associations with early adolescent coping and peer victimization. The Journal of Early Adolescence, 41(1), 167–196. https://doi.org/10.1177/0272431619899468

策划 | 蔺秀云
撰写 | 何 婷
编辑 | 韩思思
排版 | 王婉睿
图片来源于网络，侵删

文献选读
Coco有话说

以往研究发现，儿童在资源分配中偏好平等，但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们逐渐会考虑到背景因素，开始重视公平原则。但是，儿童道德决策过程的神经机制是怎样的呢？让我们通过一篇文献来一探究竟吧！

研究背景

在大多数分配公平的背景下，儿童（3-6岁）表现出平等主义的取向，希望平等地分配资源。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们在资源分配的情况下会逐步考虑资源的稀缺性、被分配者所付出的努力和是否处于弱势地位等因素。7-9岁的儿童对资源的分配更加基于公平(equity)而非平等(equality)的考虑。这说明，儿童在成长过程中逐渐将一些背景信息纳入了决策考量中，即习得了“公平”概念。研究还发现，3至8岁儿童在资源分配决策时，还发展出区分必需品和奢侈品的能力。年幼儿童会把必需品和奢侈品都更多地分配给努力工作者，而年长儿童则仅把奢侈品更多地分配给努力工作者。青少年逐渐学会了将接收者需求这样的关键背景信息纳入社会决策考虑之中，但这些道德决策的内在神经基础尚不清楚。

据此，本研究通过ERPs的研究方法，探究儿童和青少年如何基于背景信息进行资源分配的道德决策以及内在的认知神经机制。

研究方法

样本:

八十二名8~16岁的健康儿童青少年（45名女性）被根据年龄划分为儿童组(8~11岁)和青少年组(11~16岁)。

实验流程:

被试来到实验室后，依次完成人口学调查、资源分配游戏(Resource Allocation Game; 佩戴32导脑电帽)、后续问卷调查和免费大米游戏(Free Rice Game)。

实验设计:

研究采用2(资源类型：奢侈品 vs.必需品)×3(分配方式：全给贫困地区 vs.平分 vs.全给富裕地区)×2(年龄群体：儿童 vs.青少年)的三因素混合实验设计，其中资源类型和分配方式是组内变量，年龄群体是组间变量。

资源分配游戏

研究考察了儿童在评估第三人称资源分配时对重要背景信息(例如贫困/富裕地区，奢侈品/必需品)的考虑。奢侈品指不错但并非必要的资源(如，学校里的糖果，公园里的喂鸟器)；而必需品指对该地的运作至关重要的资源(如，学校里的书，公园里的饮水机)。

在这个游戏的block中，被试都看到了破旧的/富有的（代表贫穷地区与富裕地区）学校或建筑物的图片，以及与这组地方相对应的两种资源（被称为 "礼物"）的描述。所有被试都被告知，一个地方 "很穷，没有许多它需要的东西"，一个地方 "很富裕，有它需要的大部分东西"。他们还被告知，社区人员正在向这些地方赠送这些礼物，被试的工作是决定社区人员是否按照他们提议的方式赠送礼物。被试需要仔细观察两份礼物的分配情况（都给贫困地区，都给富裕地区，或者平分），并评价社区人员是否做好了礼物的分配。被试可以回答 "Yes"（表示他们做得很好），"No"（表示他们没有做好），或者"Maybe"（表示不确定）。整个范式共有6种条件(如图所示)，每种条件有42个试次。地区有七个，包括火车站、学校、教堂、公园、医院、消防局和操场。

图1 资源分配游戏流程图

第一人称分配任务

在资源分配游戏之后，被试摘下脑电帽，并玩一个名为 "你会怎么做？"的游戏。在这个游戏中，他们以第一人称的方式决定如何分配资源。被试看到了他们在资源分配游戏中看到的每一种情况，并被告知，现在轮到他们决定如何赠送礼物了。对于每一种资源类型（奢侈品和必需品），他们需要决定是将两种礼物都送给贫穷地区（both-to-poor），或将两种礼物都送给富裕地区（both-to-rich），或两个地区均分礼物（equal）。

免费大米任务

为了评估亲社会行为和捐赠行为，被试在完成第一人称分配任务和填写青春期发育量表后，被邀请玩在线游戏《免费大米》(www.freerice.com)。被试被告知他们可以在网上回答问题，每答对一个问题，大米就会被捐赠给那些生活在贫困国家、买不起食物的人。被试可以自行决定是否玩该游戏及玩多久。被试选择的游戏时间会作为亲社会行为的指标。

研究结果

在第一人称分配任务中，对于必需品资源，青少年更愿意做出both-to-poor 的决策，而儿童更愿意做出equal的决策。

在资源分配任务中，equal的决策所诱发的早期成分ERN波幅显著大于both-to-poor和both-to-rich的决策所诱发的ERN波幅。此外，儿童所诱发的ERN波幅显著大于青少年ERN波幅。

相比于奢侈品，必需品所诱发的P3和LPP波幅更大。此外，青少年对于both-to-poor over equal的决策所诱发P3波幅显著大于儿童的。

图2 资源分配任务中P3和LPP波形图

研究者将脑电与行为指标进行相关分析，发现EPN的差异波(both-to-poor - equal)与儿童对必需品both-to-poor - equal的评分呈负相关。即，EPN差异波波幅越大，儿童更偏好平等分配。而P3差异波波幅越大，青少年更偏好公平分配。

图3 资源分配任务中 EPN和P3与行为指标的相关关系

此外，P3和LPP的差异波波幅越大，青少年更愿意花较长时间玩免费大米，表现出更高水平的亲社会行为。

图4 资源分配任务中P3和LPP与免费大米行为指标的相关关系

讨论

该研究又一次证实了，随着年龄的增长儿童逐渐能够将背景因素纳入他们对公平分配的理解。儿童在面对平均分配时会诱发更大的EPN波幅，表现出对资源平均分配的优先反应；而青少年面对必需品的both-to-poor和none-to-poor时会诱发更大P300波幅。

研究发现，儿童和青少年的差异主要体现在他们面对分配方式时所诱发的早、中期脑电成分上。在8-10岁的儿童中，对分配方式的评分是由EPN所指示的对equal的自动优先注意的强度来预测的。相反，青少年群体对分配方式的评分是由P3成分预测的。这意味着随着青少年的成熟，在复杂的社会决策中，二次评估和自上而下的认知是必要的。

最后，P3和LPP的差异波与青少年后续的免费大米的行为表现显著正相关，证实了P3或LPP与个体在社会道德情境中的反应密切相关。该研究进一步提供了儿童道德决策中的认知神经层面的证据。

文献来源：

Meidenbauer, K. L., Cowell, J. M., Killen, M., & Decety, J. (2018). A developmental neuroscience study of moral decision making regarding resource allocation. Child Development, 89(4), 1177–1192. https://doi.org/10.1111/cdev.12698

参考文献：

Rizzo, M. T., Elenbaas, L., Cooley, S., & Killen, M. (2016). Children’s recognition of fairness and others’ welfare in a resource allocation task: Age related changes.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52, 1307–1317. https://doi.org/10.1037/dev00001

Rizzo, M. T., & Killen, M. (2016). Children’s understanding of equity in the context of inequality. British Journal of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34, 569–581. https://doi.org/10.1111/bjdp.12150

推文作者：王林欣
插图：王林欣
编辑：代馨竹
排版：彭重昊

Coco有话说

社会生活离不开竞争与合作，当你在竞争中超越对手时，会感到开心、成就和自信；但你可能同时也会觉得忧虑：“他输了，会不服气吗？会对我怀恨在心吗？我们之间的关系会因此变得尴尬吗？”当一个人陷入这些思考时，其幸福感的下降是不言而喻的。

可见，超越他人的竞争者如何看待自己与对手，既关乎他的主观感受，也会影响他未来的社会行为。

社会生活中常常有这样的现象，你分明与对方是竞争关系，却不得不与他合作。例如，在职场上，上级会指定几人共同完成项目，表现优异者得到升职加薪的机会；在校园里，老师会指定一些成绩好的同学帮助成绩差的同学补习功课，但他们需要面对同一场考试排名；即便在群雄割据的战国，某些国力薄弱的小国也需联合起来抵抗强国的入侵。

那么，这种有可能在对方帮助下获得竞争优势的人，与那些单纯靠击败对方而获胜的人所拥有的心理感受会有什么不同？

一篇发表在Journal of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上的文章，通过三个子研究发现，当一个人在竞争对手的帮助下取得成功时，他的主观幸福感会显著高于仅靠自己而获胜的人。

研究者以两种三人传球的电子游戏作为实验范式，将被试随机分配到任意一种实验条件下，被试并不知道游戏中的对手是虚拟的，也不知道自己的输赢结果是由实验者操纵的。

一种实验条件是，玩家等待别人给自己传球，自己再把球传给共同游戏的三人中的任意一人，在30轮游戏中传球最多的人获胜。在这种条件下，玩家的获胜离不开对手的帮助。

另一种实验条件是，玩家要从别人手中抢球，再应对别的玩家从自己手中的抢球，在30轮游戏中抢球次数最多的人获胜。在这种条件下，玩家的获胜完全取决于自己。

游戏结束后，研究者测量了被试内心的感受，以及他们对自己和对手的看法，包括主观幸福感、亲社会行为意愿等社会认知等变量。

结果发现，玩家的心理感受，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竞争中自己是否得到对手的帮助的影响。靠对手帮助获胜的玩家，其幸福感显著高于仅靠自己获胜的玩家。他们也会认为自己是温暖的、拥有较高能力的人。此外，他们感到帮助自己的对手同样是有能力、温暖的人，并愿意做更多的事情去回报对手（见表1）。

表1 四种条件下被试的主观幸福感、亲社会行为意愿、社会认知的差异

可见，在合作与竞争并存的情境中，仅靠自己获胜的人或许会感到骄傲，但他可能会尝试猜测对手失利后的心情，并担心对手对自己产生敌意。如果对手是自己社会生活中常见的人，还可能会担心彼此的关系遭到破坏，进而影响自己的归属感和主观幸福感。

而那些在对手帮助下获胜的人则没有这样的忧虑，他们会觉得对手对自己有好感，即使自己在竞争中未获胜也不会心生怨恨，仍会认为自己既温暖又有能力。另外，他们也更愿意回报对方的善意，以后尽可能地帮助对方。

这项研究带给我们最大的启示是，竞争与合作往往是辩证关系，竞争中可能也蕴含着潜在的合作。良性竞争可使双方获益。

换个角度来看，当对手因你的帮助而获胜时，他会对你留下好印象，并愿意随后为你而付出；从自身的角度看，当我们因对手的帮助而获胜时，我们会体验到更强的幸福感，还会发现更好的自己。

因此，当我们有机会与竞争对手合作时，不要吝啬向对方提供帮助，或许我们能同时得到工作能力和人际关系的双赢，以及来自对手的尊重。

那么问题来了，在这种竞争性的合作中，最终获胜的对手又是谁呢？而对于那个未能在他人的合作共赢（勾结）中取胜的家伙，其心理感受又是什么呢？这杯苦酒是不是只能自己吞下？

原文链接：

de Waal-Andrews, W., & Van Beest, I. (2018). A sweeter win: When others help us outperform them.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74, 218-230. doi: 10.1016/j.jesp.2017.10.004

推文作者：邢璐 郑艺璇
插图：邢璐 郑艺璇
编辑：林靓
排版：董艺佳

Coco有话说

一般情况下，个体如果对社会规范有更深入的认识，应该会更遵守该规范。但在现实生活中，却常常有人“明知故犯”，例如，乱扔垃圾，过马路时闯红灯，考试作弊，甚至做出严重违法的腐败行为。

那么，当事人明明知道这么做不对，为何还要这么做呢？儿童青少年会怎么看待这个现象？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们对此现象更为容忍吗？

我们今天就来分析一下这个现象背后的原因。

很明显，那些“明知故犯”的人，是私欲较重的人。除此之外，心理学家发现，有两种规范影响着人们在具体情境下的社会行为。

一种是“应该如何做”的规范，它是一种“指令性规范”，是存在于人们意识中的应当如何去做的规范。例如，道德规范。

另一种是“实际如何做”的规范，它是一种“示范性规范”，指大多数人在某个特定情境中按照其行事的规范，是反映人们真实行为的规范。

显然，指令性规范与示范性规范一致时，它们共同影响着人们的行为，但当它们不一致时，人们会遵守哪种规范呢？

在一项针对儿童青少年的研究中，研究者探讨了这个问题。

研究者首先通过访谈小学、初中和高中的学生，确定了学生们普遍熟悉的一种违规情境，即家长为了孩子能够进入重点高中而行贿校长的情境；然后，以此为基础编制了假设情境问卷。

在研究1中，研究者要求招募的儿童青少年（分别为10岁左右、13岁左右、16岁左右）先阅读问卷描述的违规情境，然后评估自己对违规行为的容忍度，并对违规行为进行道德评估（对指令性规范的认知）；同时，研究者测量了他们感知到的“违规现象的普遍性”（对示范性规范的感知）。

结果发现，随着儿童青少年的年龄的增长，他们对该违规行为的容忍度逐渐提高，而且感知到的“示范性规范”能够解释这种随年龄而提高的对违规行为的容忍度；但对违规的“道德评估”则与他们的年龄无关，即从小学到高中，学生们都明确知道“这种行为是不道德的”。可见，道德评估不能解释对违规的容忍度随年龄而提高的现象（见表1）。

为了进一步验证示范性规范对不同年龄儿童青少年违规容忍度判断的作用，研究2采用实验的方法，在与研究1相同的违规情境中操纵不良示范性规范，以检验其对小学、初中和高中学生的判断的影响。

结果表明，在高不良示范性规范条件下，随着年龄的增长，儿童青少年对违规行为的容忍度也在提高；但在低不良示范性规范条件下，则没有出现这种情况（见图1）。

该研究说明，当示范性规范与指令性规范不一致时，并且当示范性规范被认为是普遍存在时，儿童青少年更容易受到示范性规范的影响，进而对违规行为更为容忍，即使他们知道示范性规范是错误的；而且，这个现象随儿童青少年的年龄增长而愈加普遍。

这项研究结果显示，示范性规范对人们的社会行为的影响有时会大于指令性规范的作用，由此，对儿童青少年的道德教育，乃至整个社会公德的维护具有重要启示。

第一，政府执法机构应采取措施，使指令性规范更明晰，执行得更有力，同时严厉打击违规违法行为，不能使其成为示范性规范。

第二，各级学校和全社会应倡导积极的亲社会风尚，使其成为示范性规范，从而加强德育工作的实效性。

第三，帮助儿童青少年树立正确的道德观和价值观，使其能够自觉抵御不良示范性规范的影响。

现在，我们知道了“明知故犯”背后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示范性规范的影响。那么，人们为什么会遵守示范性规范而违背指令性规范呢？这可能是因为示范性规范提供了特定情境中多数人的行为信息，使人们产生了“法不责众”的侥幸心理。如果你对此感兴趣，敬请期待本公众号随后推文的进一步解释。

本研究由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部亲社会实验室完成，第一作者王锦现为天津师范大学心理学部讲师，第二作者傅鑫媛现为中央财经大学社会与心理学院讲师，第三作者张兰鸽现为北京邮电大学心理咨询中心教师。

原文链接：

Jin Wang, Xinyuan Fu, Lange Zhang & Yu Kou*. (2015). The Impacts of Moral Evaluations and Descriptive Norms on Children's and Adolescents’ Tolerance of Transgression. Journal of Pacific Rim Psychology, 9, 86-96. doi:10.1017/ prp.2015.11

推文作者：王锦
摄影：寇彧
插图：郭震
编辑：林靓
排版：董艺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