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7月

作者介绍
陈子源

茫茫人海中,你是如何找到并最终决定和“那个ta”步入婚姻的殿堂?关于这个问题,Murstein在1970年就进行了研究,他提出了刺激-价值观-角色(stimulus-value-role)的三阶段婚姻选择模型,指出在婚恋自由的背景下,人们在正式选择进入婚姻前至少会经过三个选择匹配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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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段1:“一见钟情”

根据Murstein (1970)的模型,第一阶段是“刺激信息”匹配阶段。“刺激信息”也就是不需要通过深入接触和了解即可获得的对于一个人的基本认识,比如最直观的外貌、声音,又或者是社会地位。

这些信息形成了我们对一个人的初始判断,也综合构建了ta对我们的初始吸引力。其中,经常被关注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颜值”,在心理学研究中,也可以称为外表吸引力(physical attractiveness)。那么,像“颜值”这样的刺激信息,在关系的最初阶段,究竟会起到多重要的作用呢?

Luo和Zhang (2009)通过一项速配(speed dating)研究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探讨,在这个研究中,每一次实验最多有10名男性和10名女性参加,两两进行组合约会,每对组合的约会时间为5分钟,5分钟后,实验人员会按铃,男生则移动到下一个位置与另一位女生开始约会,直到所有组合完成约会。

实验结束后,参与者会评估对每一位约会对象的感受和看法,以反映对方对自己的吸引力(attraction)。实验结束后,研究者对一系列个人特征信息(包括基本人口学信息、外表吸引力、政治态度、个人价值观、个人兴趣、大五人格、情感、自尊以及成人依恋等等)对吸引力的影响作用进行评估。结果发现:无论对于男性还是女性,“颜值”都是对吸引力最具预测作用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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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源 | seattletimes

不可否认的是,这些具有“高刺激性特征”的人在婚恋市场确实是很“抢手”的存在。毕竟,人类大抵是有些共同的世俗欲望(我要求也不高,不过就是希望ta长得好看,身材好,有稳定的工作,不菲的收入……就够了)。但这类人始终是少数,无法满足大部分人的需要。

因此,在实际的关系建立过程中,Murstein (1970)指出还有两个因素也需要考虑,一个是对自己的评估,还有就是对“社会交换”的综合考量。简单来说,就是还需要“掂量掂量”自己,并综合考量在追求配偶的时候,自身所拥有的资源,所需要付出的代价,以及对方可能带来的利益和潜在风险。

基于这样的综合评估,在刺激特征上具有相似性的伴侣,更可能会进入关系的下一个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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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段2:“相谈甚欢”

在经过了阶段1的相互吸引后,两个人开始进入下一阶段,开始产生更多生活中的交集和互动。在互动中,我们开始对对方“皮囊”下的“灵魂”有了初步的了解。在阶段1,可能在强大的“五官”吸引下,“三观”可以暂时放下,但是随着交往程度的加深,“三观”的一致开始更多地决定一段关系的走向。McNulty和Neff 等人(2008)的研究发现,对于新婚夫妻而言,外表吸引力已经不再是关系质量的正向预测因子

因此Murstein (1970)指出,在第二个阶段中,具有更积极的关系进展的情侣,他们的价值观一致性更强。相似的观点,一致的看法,往往会成为一段关系发展的催化剂,在这个过程中,亲密度也不断提高。

这可能是因为观点本身就很带有主观色彩,反映了个体的自我概念,不一致可能会导致被拒绝的感觉,而相似价值观的伴侣的存在则可能会强化自我概念,带来更多正性的体验。并且观点上的相似也会给人带来相互喜欢的感觉。


阶段3:“成为我们”

随着交往的进一步深入,就来到了婚前选择的最后一个阶段——角色(role)。这就涉及到了更深层次的部分,比如人格。不同于前两个阶段强调的是伴侣间的相似性,这一阶段更多强调的是兼容性。因为婚后的两个人将成为一个紧密相连的系统,共同去应对所需要面临的任务和挑战。比如,如果有一方是事业型,一方是家庭型,并且二者都比较满意自己的家庭角色,那么二者的角色是匹配的,他们更可能顺利地进入婚姻,但是如果两个人都是事业型或者都是家庭型,则可能会给关系的进展带来很多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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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尽管Murstein (1970)的这一模型针对的是婚前的选择阶段,但也指出婚前对于角色的了解可能是不充分的,因为没有机会去体验真正的婚姻角色,而且人们在婚前也更可能展现出社会期许的一面而不是最真实的自我。因此,角色匹配及其对关系的影响可能是伴随婚姻全程的。

根据家庭生命周期理论,不同阶段的夫妻所面临的任务和婚姻目标是不同的,因此对于双方的角色要求也不同。比如有研究发现,不同于新婚夫妻,中年夫妻在尽责性和外向性上的相似不利于婚姻关系(Shiota & Levenson, 2007),这可能是因为这一阶段需要面临很多事务型任务,比如孩子养育、老人赡养等,相似性可能不利于任务的分配。

与之相反,对于新婚夫妻而言,相似性则可能更多地促进亲密感的形成。总之,对于已婚夫妻而言,角色匹配可能是婚姻全程中都需要关注的一个问题,结合不同阶段所面临的任务进行适当的调整,或许有助于双方的婚姻关系。


看到这里,大家觉得这和我们传统观念里常说的“始于颜值,陷于才华,忠于人品”有什么同或不同的点么?大家又是如何在茫茫人海中遇见自己的人生伴侣呢,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分享出独属于你们的“相遇”~


参考文献

Luo, S. and G. Zhang (2009). What leads to romantic attraction: similarity, reciprocity, security, or beauty? Evidence from a speed-dating study. J Pers, 77(4), 933-964.

McNulty, J. K., et al. (2008). Beyond initial attraction: physical attractiveness in newlywed marriage. J Fam Psychol, 22(1), 135-143.

Murstein, B. I. (1970). Stimulus. Value. Role: A theory of marital choice.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the Family, 465-481.

Shiota, M. N. and R. W. Levenson (2007). "Birds of a feather don't always fly farthest: Similarity in big five personality predicts more negative marital satisfaction trajectories in long-term marriages." Psychology and Aging, 22(4), 666-675.

策 划:安 伟
撰 稿:陈子源
编 辑:李宇昕
美 编:杨婉婷

北师大家庭与儿童发展实验室
我们隶属于北京师范大学发展心理研究院,专注于中国婚姻与家庭研究,致力于将实用有趣的学术成果分享给大家。

本期作者
孙艺宁
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部2019级本科生

荐序

儿童总是对身边的一切未知抱有单纯而浓烈的好奇心,而提问则是儿童在满足好奇心的过程中受阻时,寻求外界帮助的行为之一。提问作为儿童认知发展的重要力量,是引导儿童从“黑暗王国走向光明世界”的桥梁。

然而,家长在面对孩子的“奇思妙问”时常常会束手无措而潦草应对,在一定程度上这无疑会浇灭孩子向外探索的热情,甚至建立错误的知识结构。这期就让我们通过一项最新的心理学研究,来一起学习“回答”的艺术吧!


“为什么不同鸟蛋的颜色不一样?”

“为什么北极熊的毛是白色的?”

“鱼儿在水下是怎么呼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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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儿童对于世界中万千气象的好奇心,在与孩子一起看自然频道或逛博物馆时,家长们总能听到孩子们源源不断的提问。

儿童的好奇心需要家长的细心呵护,它是“形成反省思维胚芽中的最初成分”,如果不能将好奇心引向正确的理智,就可能使其退化或消散。

美国著名教育学家、心理学家杜威在《我们怎样思维》中指出:无论是使用行动向外探索的好奇心还是使用语言所提出疑问的好奇心都应该被充分引导,教育者目前最关键的任务是充分引导儿童的好奇心,让理智得到更好的发展(Dewey, 1910)。教育者的回答对儿童的认知发展至关重要。

那么什么样的回答是孩子喜欢的、对孩子有益的呢?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让我们先来看看家长们通常会通过哪些方式来回答/解释孩子提出的问题吧。


家长会如何解释问题

儿童非常依赖他人的指导去了解世界,特别是在那些很难独立学习的领域中——生物学就是这样一个领域。对动物和植物总是充满了好奇心是孩子的天性,但他们往往不能通过日常观察来满足自己的好奇。在这种情况下,父母对于问题的解释就显得尤为重要。在2021年Candice等人发表在发展心理学Q1期刊《Child Development》的研究中,研究者选取了八个代表性的生物学知识问题,使用提示解释任务(PET)收集了家长对这些提问的回答,将家长解释问题的特征提炼成三个方面:类型、准确程度以及特殊模式。

(1)类型

家长对于问题的解释可能包括“机械型解释”和“目的论解释”两种模式。

机械型解释表现为提及某事发生的机制或过程,无论对机制描述的详略程度如何。

例如:
Q.蝙蝠为什么能在黑暗中觅食呢?
A.因为它们有一种特殊的视觉机制来帮助它们在黑暗中看见东西。
目的论解释则表现为提及某事发生的目的。

例如:
Q.为什么鸟在冬天要飞往南方呢?
A.因为这样它们就能在寒冷的季节中找到食物并生存下来。

(2)准确程度

家长对问题的解释有对有错,因此准确程度也是回答特征的重要组成部分。需要注意的是,有些回答也许是“准确”的,但不一定正确地解释了儿童原本提出的问题

例如:
Q.蜜蜂是怎么制作蜂蜜的?
A.它们从花朵里得到它们需要的并运回巢中,接着生产出蜂蜜。

在这个例子中,家长的回答在内容上并没有错误,但实际上并没有正面回答孩子的问题。

(3)特殊模式

家长的解释中也存在一系列特殊的模式,研究者共举出了6种模式作为测量的指标。

1 超自然解释:将事件的发生归因于非科学的来源。
例:Q.为什么北极熊的毛是白色的?
A.因为这是上帝给它的。

2 教条式言语:强调事物的发展方式是不可避免、不可改变的。
例:Q.为什么鸟在冬天要飞往南方呢?
A.因为它们知道自己需要什么,它们就是这样伟大的生物。

3 构筑桥梁:用孩子的常识或经历来解释问题。
例:Q.为什么不同鸟蛋的颜色不一样?
A.你知道,我们从商店买的鸡蛋,有些是白色的,有些是棕色的,就像我们在学校和外面认识的朋友一样。我们看起来都不一样,我们有不同的特征,不同的颜色,鸟类也是如此。

4 信息搜索:提及从互联网或他人处获得答案。
例:Q.蜜蜂是怎么制作蜂蜜的?
A.你还记得我们去农场的时候吗?(农场主)为我们展示蜜蜂如何酿蜜,如何建造蜂巢和授粉。也许我们可以去他们的家里问一问。

5 知识限制:表现出对回答的不自信,或者直接回答“我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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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脚手架问题:提出问题来鼓励孩子进行进一步的思考。
例:Q.为什么北极熊的毛是白色的?
A.你觉得它们为什么会有白色的毛?如果它们生活在其他地方,它们会有同样颜色的皮毛吗?


谁的孩子表现更好

除了提炼家长解释生物学问题的特征之外,研究者们还选取了孩子的生物学知识水平以及言语水平两个维度进行了测试。通过对这两个维度进行编码、分析,研究者们发现家长的解释特征与儿童的测试表现之间存在不少有趣的联系。

(1)答得越对,做得越好

数据显示,那些对孩子的问题提供更多正确回答的父母,其孩子在生物学知识的表现也更好。而且,父母回答正确与否对孩子生物学理解的影响远超于父母解释的字数以及父母本身的教育水平对其的影响。

(2)有“错”还是无“知”?

当对孩子提出问题的答案不确定时,你会选择直接给出不确定的答案还是承认自己的无知呢?

研究者们发现,当父母不知道参考答案时,有时会选择向外部寻求帮助(例如百度、谷歌等搜索引擎),向孩子们展示当他们不知道答案时寻找更多信息的重要性,这可能会促进孩子的自主学习。另一方面,与至少搜索过一次信息的父母相比,从未搜索过信息的父母提供不准确信息的可能性更大,提供正确回答的可能性更小。

这些发现也支持这样一个观点:向孩子提供不准确信息的父母可能也不会为孩子提供能够核实他们答案的工具——这种做法可能会对长期学习产生不良影响。

(3)机械还是目的

俗话说:“对症下药。”回答问题也是如此。面对不同类型的问题,机械型解释与目的论解释各有各的优势:机械型解释更适合回答“如何”、“怎样”的问题,而目的论解释更适合回答“为什么”的问题。

(4)越难=越好?

在PET测验中,家长们面对的生物学提问有难有易。那么,能回答出难题的家长,他的孩子在生物学领域中的知识表现是不是也更优秀呢?

研究显示,这种关系确实是存在的——那些对生物学有特别了解,并能正确回答更有挑战性问题的父母,他们的孩子也更了解生物学。与此同时,研究结果还表明,即使父母对生物学了解不多,无法非常准确地回答生物学难题,但只要语言表达清晰流畅,他们的孩子仍可能拥有较高的言语能力得分。相反,那些在回答简单的问题也无法流畅地表达自己的观点的父母,他们的孩子在语言智力测试中的得分也更低。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无论问题是难是易,流畅的表述与准确的回答都与孩子更优秀的表现相关联。


给家长们的建议

(1)重视每个问题

家长对于孩子每一个提问都不容忽视,因为每一次回答对孩子来说都是宝贵的学习经历。对于孩子简单的提问,可以考虑采用更富趣味的回答方式,例如采用修辞、联想等技巧,以培养孩子的言语能力;对于孩子提出的专业性较强或难度大的问题,要重视其正确性,培养孩子对于科学事实的严谨态度。

(2)提供正确解释

对于孩子来说,父母是获取信息的重要来源,更是可靠来源。因此,在面对孩子的好奇心时,家长要尽量提供正确的解释——而不是模棱两可或答非所问的敷衍。解释的正确性不仅关系到孩子的知识建构,也会在潜移默化中影响孩子对于提问的态度。

(3)丰富解释内容

家长解释的丰富性对于孩子的成长同样有着深远的影响,孩子得到的解释越丰富,在知识方面的表现越好。在回答问题时,家长可以同时采用机械型解释与目的论解释的两种思路对孩子进行解释,既回答目的,也解释机制,这样更有助于孩子从多种视角看待问题。

(4)敢于承认无知

有时候,由于顾忌自己在孩子心中的形象,家长可能会避免将自己的无知展现在孩子面前。也许家长们可以学着转换思路,自己的“知识盲区”恰恰可以被转化为与孩子共同进步的机会!当碰到无法回答或不确定的问题时,试着与孩子一起向外探索,共同寻求解决问题的多种可能性。在这一过程中,孩子收获的不仅是新知识,还有解决疑问的全新路径以及与家长共同进步的珍贵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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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在最后

提问是儿童戏逐科学世界、哲学世界和诗意世界的生活方式(李艳, 黄伟, 2020)。每一个孩子都是独一无二的,提出的问题自然也五花八门、千奇百怪。家长在掌握回答问题的技巧的同时,更重要的是要“谛听”孩子的疑问,发自内心地从孩子的视角理解其好奇心的萌发,谦虚而纯洁地与孩子共同解决疑惑,以呵护“胚芽”的茁壮成长。


参考文献

Mills, Danovitch, J. H., Mugambi, V. N., Sands, K. R., & Pattisapu Fox, C. (2022). “Why do dogs pant?”: Characteristics of parental explanations about science predict children’s knowledge. Child Development, 93(2), 326–340.

李艳, 黄伟. (2020). 试论提问在儿童生命发展中的意义. 教育研究与实验, (03), 26–31.

约翰·杜威. (2005). 我们怎样思维 经验与教育 (第2版). 北京: 人民教育出版社.

袁宗金. (2019). 家庭教养方式与儿童提问的关系研究. Proceedings of 2019 7th ICASS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Education Innovation, Sport Science and Health (EISSH 2019), Seoul.

袁宗金.(2019).家庭教养方式与儿童提问的关系研究..(eds.) Proceedings of 2019 7th ICASS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Education Innovation, Sport Science and Health(EISSH 2019)(Education Innovation, Sport Science and Health,VOL.136)(pp.511-516)..

策划 | 蔺秀云
撰写 | 孙艺宁
编辑 | 王婉睿
排版 | 王雪迪

Serotonin may not explain depression, but research on other brain pathways may provide answers.
血清素可能无法解释抑郁症,但关于其他脑部回路的研究可能会给出答案。

The wiring and rewiring of our brains (neuroplasticity) is influenced by our lifestyle and may affect depression.
大脑的塑造与重塑(神经可塑性)受到我们生活方式的影响,而且可能会影响到抑郁症。

Our inflammatory state is affected by things like diet quality and sleep quantity, and has been linked to depression.
炎症状态受到饮食质量和睡眠量的影响,而且已被认为与抑郁症有关。

The gut-brain connection and our hormonal state are influenced by lifestyle choices, and are connected to brain health and depression.
肠-脑连接与我们的荷尔蒙状态均受到我们生活方式的影响,而且被认为与大脑健康和抑郁症有关。


For the last half-century, the dominant explanation for depression has centered on serotonin. The basic idea: low levels of brain serotonin or serotonin activity leads to symptoms of depression. This theory, which is known as the “serotonin hypothesis,” is based on several data points, including animal research and the effects of antidepressants that are supposed to work by increasing brain serotonin levels. But, in the last several decades, a number of researchers have challenged the idea that serotonin plays a principal or even major role in depression.

在过去半个世纪中,关于抑郁症的主流解释一直围绕着血清素展开。其基本理论是:低血清素水平或血清素的低活跃性导致了抑郁症症状产生。该理论被称之为“血清素假说”,基于多种数据,其中包括动物研究、血清素水平提升型抗抑郁药的效果等。但在过去数十年中,大量研究人员都对“血清素在抑郁症中扮演着主要甚至最关键角色”的这一理论提出了挑质疑。

In recent days, the serotonin hypothesis of depression has been explicitly challenged by a number of scientific publications. Most notable (at the time of this writing), a paper published in Nature Molecular Psychiatry reviewed several lines of evidence on the subject of the serotonin-depression connection and concluded that “the main areas of serotonin research provide no consistent evidence of there being an association between serotonin and depression, and no support for the hypothesis that depression is caused by lowered serotonin activity or concentrations.”

近来,关于抑郁症的这一血清素假说已经被众多科学文章明确质疑。其中(在本文创作之时)最值得关注的,是出版于自然出版集团《分子精神病学》杂志中的一篇文章。该文章综述了关于血清素-抑郁症联系的多组证据,得出结论:在关于血清素的主要研究活动中,并无证据能充分证明血清素与抑郁症之间的关系,也无证据支持“抑郁症由低血清素活跃性或低血清素浓度导致”这一假说。

Datapoints like this recent study point to a major question: if serotonin isn’t driving depression, what does explain the brain state of the hundreds of millions of people living with it? While there are many potential explanations, here are four major systems that may prove more important to the brains of people with depression, and some ways we may be able to target them.

这类研究所提供的数据都指向了一个更大的问题:如果抑郁症并非因血清素导致,那么究竟该如何解释这种见诸数以亿计患者的大脑状态呢?尽管有很多潜在的可能,以下是可能会被证明对抑郁症患者大脑有更大影响的四种主要系统,以及我们针对这些系统可采取的应对措施。


NO.01

Brain Rewiring (Neuroplasticity)
大脑重塑(神经可塑性)

One of the most empowering results of neuroscience research is the idea that our brains are constantly being rewired. Specifically, our neurons are actively changing the number and strength of their connections to other neurons and to non-neuron brain cells called “glia.” This is a process called “neuroplasticity,” and it’s increasingly thought to play a role in mood disorders like depression.

神经科学研究的最具赋能意义的成果之一,是“我们的大脑在不断被重塑”这一观点。具体而言,神经元在不断改变它们与其他神经元和非神经元脑细胞(被称为胶质细胞)之间的连接数量与强度。这一过程即”神经可塑性“,越来越多的人认为这一过程在诸如抑郁症等情绪障碍中扮演着特定的作用。

Supporting factors for the neuroplasticity-depression connection include imaging findings, cell study research, and measurements connected to the rewiring process. The basic idea is that in depression, there may be issues with the quality, number, and type of connections our neurons make, and this may help explain depression symptoms. Importantly, research is showing that we may be able to positively affect neuroplasticity through lifestyle factors like exercise, learning new things, and, potentially, certain dietary modifications. There is also data showing that conventional antidepressants, as well as psychedelics, may positively influence neuroplasticity.

关于神经可塑性与抑郁症之间的联系,证据包括大脑图像、细胞研究,以及与重塑过程相关的测量结果等。其基本概念是:在抑郁症中,神经元所建立的连接的质量、数量和类型可能存在问题,这可能是抑郁症状的原因所在。重要的是,研究显示,我们可能能够通过生活方式来对神经可塑性产生积极影响,比如锻炼、学习新事物,以及或者实施特定的饮食调整等。另外还有数据表明传统抗抑郁药以及致幻剂都可能对神经可塑性产生积极影响。


NO.02

Inflammation
炎症

The planet had a wake-up call to the significance of immune health in the context of the pandemic. But immune health is linked to far more than just risk for infectious disease. In the world of neuroscience and affective disorders, immune activation, and especially inflammation, is thought to be a risk factor for the development of conditions like depression. Higher levels of inflammation in our bloodstream have been shown this, and more broadly, has been linked to worse brain function.

在当前疫情背景下,我们的星球为人类自身免疫系统的重要性敲响了警钟。但健康免疫系统并不仅仅只是与传染型疾病有关。在神经科学和情感障碍的世界,免疫激活,尤其是炎症,被认为是导致抑郁症形成的风险因素之一。血液系统中较严重的炎症已被显示会产生此作用,而且更宽泛来说,已经被与大脑机能下降联系在一起。

When excess or chronic inflammation is present in the brain, it appears to influence a number of pathways involved in depression. First, it may impair the healthy function of neurons by physically damaging them. Inflammation also may block healthy neuroplasticity, while leading to the generation of toxic breakdown molecules like quinolinic acid that could further damage neuron health and contribute to depressive pathology. Within the brain, research shows that unique immune cells called microglia may be key to sustaining inflammation. So how is our inflammatory status regulated? It appears to be sensitive to the quality of our diet, sleep, exercise, stress-lowering interventions, and potentially even nature exposure.

当大脑中存在严重或长期炎症,似乎会影响到与抑郁症相关的众多回路。首先,炎症可能会通过生理破坏的方式损害神经元的健康机能。另外,炎症也可能阻滞健康的神经可塑性,同时导致毒性分解分子,比如喹啉酸的生成,这类分子可能会进一步破坏神经元的健康机能,促使抑郁病症的形成。在大脑中,研究显示某种被称为小胶质细胞的独特免疫细胞(过度活跃)可能是炎症持续存在的关键原因所在。那么,我们的炎症状态是如何被管控的呢?这似乎与我们的饮食质量、睡眠质量、锻炼质量、降压力干预活动或者甚至是与大自然接触程度密切相关。


NO.03

The Gut-Brain Connection
肠脑连接

The gut is home to trillions of bacteria and the majority of our immune cells, making it a major hub for information transfer. A wide range of research now suggests that the gut and the brain are in constant communication, and it’s been proposed that this data exchange may have an effect on everything from our cognitive state to our mood. Researchers have proposed that the state of our gut health (e.g., the leakiness of our gut lining, the immune cells in the gut, and the diversity of the microbes that live in our gut) plays a major role in our mental health and may significantly influence depression symptomatology.

肠道中生存着数以千亿计的细菌以及我们的大部分免疫细胞,这就让我们的肠道成为了一个主要的信息传递中枢。大量研究如今显示肠道与大脑是在不断交流的,而且有理论认为这一数据交流可能对我们有着全方位的影响,从我们的认知状态,到我们的情绪等。也有研究人员提出:我们的肠道健康程度(肠道衬里的渗透性、肠道中的免疫细胞、生存在肠道中的微生物多元性)对我们的精神健康扮演着重要影响,而且可能会对抑郁症症状存在显著影响。

One of the most impressive aspects of our gut is the quantity and diversity of microbes that call it home. These bacteria make up the gut microbiome. Alterations in the bacteria that live in the gut microbiome have been linked to depression. It’s thought that these bacteria may influence brain function through their effects on the vagus nerve (which runs from the gut to the brain), their impact on the immune system (e.g., by affecting levels of inflammation), and through tiny molecules they create (e.g., short-chain fatty acids) which may reach the brain by way of the bloodstream.

关于我们的肠道,最令人震撼的一点,就是生存于其中的微生物的数量与种类。这些细菌构成了肠道微生物组。肠道微生物组中细菌的变化已被提出与抑郁症相关。有观点认为这些细菌可能会影响到迷走神经(从肠道直至大脑)、影响免疫系统(比如,通过影响炎症程度来实现)、或生成可能会被血流带入大脑的微小分子(短链脂肪酸),从而最终影响大脑机能。


NO.04

Endocrine (Hormonal) Changes
内分泌(荷尔蒙)变化

When it comes to the regulation of brain function, a wide range of hormone pathways are thought to play important roles. This research extends to depression. And while certain hormonal changes can be hard to reverse, there’s also much we can do to help improve aspects of our endocrine signaling pathways.

在大脑机能管理方面,大量荷尔蒙回路被认为发挥着重要作用,这类研究也涉及到了抑郁症。尽管某些荷尔蒙变化很难被逆转,但我们依旧有很多方式去改善我们的内分泌信号传递回路。

Likely the strongest endocrine-depression connection, dysregulation of the hypothalamic-pituitary-adrenal (HPA) axis (a.k.a. the stress system) is thought to significantly increase risk for depression. For example, people with an episode of major depression are 2.5 times more likely to have experienced a stressful event prior, and a single high-stress event has been found to increase risk for a depressive episode by 1.4 times. Issues with HPA system balance may contribute to depression by negatively impacting the hippocampus, increasing inflammation, damaging neuroplasticity and even killing off neurons. A number of strategies have been shown to be successful in regulating HPA function ranging from daily meditation to regular exercise to time in nature.

下丘脑-垂体-肾上腺(HPA)轴(也被称为应激系统/压力系统)可能是内分泌与抑郁症之间的最强关联所在。这一系统的失调被认为能够显著增加抑郁症患病风险。例如,严重抑郁症发作的患者在发作前经历过高应激事件的几率是无抑郁症发作人群的2.5倍。单一高应激事件会将抑郁发作的几率提高1.4倍。HPA系统失衡,会对海马体产生负面影响、恶化炎症、破坏神经可塑性,甚至杀死神经元,可能因此就会催生抑郁症。很多策略都被证实可有效调节HPA机能,比如日常冥想、在定期在大自然中运动等。

Another important link between hormones and depression relates to estrogen. This hormone is thought to have a number of brain-protective roles, including enhancing neuroplasticity. It has been proposed that declining levels of estrogen and related hormones during and after menopause may help explain the higher rates of depression seen by women in this period. While some research suggests that estrogen replacement therapies may present an interesting treatment strategy, there’s still considerable debate around the safety of this practice.

荷尔蒙与抑郁症的另外一个重要关联,与雌激素有关。雌激素被认为具有很多大脑保护功能,其中包括提升神经可塑性。也有理论认为,在更年期期间与之后,雌激素与相关荷尔蒙的降低,可能与这一时期女性抑郁症发病率增加有关。尽管一些研究显示雌激素替换疗法可能会是一种值得关注的治疗方式,但关于这种疗法的安全性依旧存在巨大争议。

Insulin is a key metabolic hormone that facilitates the uptake of glucose by cells throughout the body. In the brain, insulin is thought to regulate blood sugar as well as influence memory and behavior. Insulin resistance is an increasingly common condition of metabolic dysfunction, where our bodies have trouble sensing insulin and using glucose, and it’s now been linked to a substantially higher risk of developing depression. A wide range of techniques can help improve insulin resistance in most people, especially those related to dietary modification and exercise.

胰岛素是一种关键的新陈代谢荷尔蒙,它可以促进全身细胞对葡萄糖的摄取。在大脑中,胰岛素被认为可以调节血糖并影响记忆和行为。胰岛素抵抗是一种越来越普遍的新陈代谢失调病症,这种病症下,我们的身体难以发现胰岛素,从而难以利用葡萄糖。现在这一病症也被认为会导致抑郁症患病风险显著提高。有很多方法可以用于改善大多数人的胰岛素抗性,尤其是关于饮食结构改变和运动的方法。


Does this mean antidepressants don’t work?
这是否意味着抗抑郁药无效

No. The current best evidence says that antidepressants, including SSRIs, do work to treat people who have depression. This study isn’t a reason to stop taking antidepressants. Instead, it suggests that we don’t understand how antidepressants work as well as we thought.

并非如此,当前最有力证据表明:抗抑郁药,其中包括SSRI,的确是对抑郁症患者有效的。新研究结果并非意味着我们需要停止服用抗抑郁药,而是表明我们还并未充分了解抗抑郁药的工作原理。

SSRI medications operate on neurons, which communicate via neurotransmitters. Serotonin is one of these neurotransmitters, which is released by a neuron and then travels to and binds to other neurons. After serotonin has been released by one cell and then communicated with another cell, it gets taken back up to await the next time it needs to be released. SSRIs block that reuptake, meaning the serotonin stays floating between cells for longer and potentially relays its message multiple times before being taken back up.

SSRI药物作用于神经元,神经元通过神经递质互相交流。血清素是其中一种神经递质,由神经元释放,之后前往其他神经元并与这些神经元结合。在血清素被一个细胞释放,然后与另外一个细胞交流后,会被收回,等待下次被释放。SSRI阻碍这种”再回收“过程,这样,血清素就能够在细胞之间浮动更长时间,就有可能在被收回之前多次重复传递信息。

We know that SSRIs improve depression, and we know that one thing SSRIs do is allow serotonin receptors to be stimulated more often. So a simple model of depression would suggest that depressed people just don’t have enough serotonin. Maybe the reason SSRIs work is that they increase serotonin levels when they are too low. This is a reasonable first hypothesis about how depression works. The new review, however, suggests that this simple explanation isn’t right. When you measure people’s serotonin levels, it doesn’t tell you whether they are depressed or not.

我们知道SSRI可以改善抑郁症,而且我们也知道SSRI的作用之一是让血清素受体被更频繁刺激。因此,如果从简单的抑郁症模型来看,就会得出抑郁症患者血清素不足的结论。可能SSRI之所以奏效,是在血清素水平较低时提高血清素水平。这一假设听起来的确是合理的。但文首的这一研究却显示这一假说并不正确。血清素水平并无法表明是否抑郁。

The authors of the new study also raise a counterintuitive possibility: In the long term, SSRIs might actually reduce the amount of serotonin levels in the brain. This would be due to the brain—which is plastic and can change over time—adjusting to the presence of the SSRIs. Some studies have found that people who take SSRIs over a long period of time actually have lower levels of serotonin, suggesting that taking the medication might lead the brain to produce less serotonin naturally. Taking this into account would mean developing an explanation for how antidepressants work that operates on two different time scales. In the short term, they might increase serotonin levels. Longer term, they might reduce them.

这一新研究的作者们也提出了一种听起来并不合理的可能性:长期而言,SSRI可能实际上是减少大脑中的血清素水平。这可能是因为面对SSRI,大脑自动调整适应,毕竟大脑是可塑的,会随时间而改变的。一些研究也发现,长期服用SSRI的患者实际上血清素水平更低,这反映出,服用这一药物可能会导致大脑自然降低血清素分泌量。如果将这一理论考虑进来,就意味着在研究抗抑郁药工作原理时,需要纳入两个不同的时间段。短期而言,药物可能会提升血清素水平,但长期而言,可能反而会降低血清素水平。


So why do antidepressants work?
那么为什么抗抑郁药奏效呢

The next logical question to ask is why antidepressants do seem to work. The frequently taught “chemical imbalance” model—at least where serotonin is concerned—may not be true. Serotonin is not just a “depression chemical” but may be involved in more complicated systems or reactions. Or antidepressants might work by changing other aspects of brain chemistry.

这自然而然就引出下一个问题:为什么抗抑郁药的确似乎是奏效的呢?课堂上常常教的”化学物质失衡“模型——至少在血清素相关方面——可能并不正确。血清素不仅仅只是一种抑郁化学物质,它可能还参与一些更复杂的系统或反应。或者,抗抑郁药之所以奏效,是因为它们改变了大脑化学状态的其他方面。

One recent article argues that the fact that antidepressants typically take approximately two weeks to start working means their most important effects might be in changing neuroplasticity—that is, altering the way the brain functions over time. They cite some evidence that SSRIs may increase neuroplasticity or cause stress to have less harmful effects on neuroplasticity. These sorts of alternative explanations should be taken more seriously now, as scientists move to a deeper understanding of what does—and doesn’t—cause depression.

一篇近期发布的文章认为,抗抑郁药通常会在两周后才开始发挥作用,这意味着它们的最重要作用可能是在于改变神经可塑性,即,逐渐改变大脑运作方式。文章作者引用了一些证据,这些证据表明SSRI可能会提升神经可塑性,或降低压力对神经可塑性的损害。现在来看,科学家们对抑郁症致病原因和非致病原因的理解已经向更深入的方向发展,我们对与上面类似的各种不同的解释理论应该更认真对待。

原文链接:

https://www.psychologytoday.com/intl/blog/the-modern-brain/202207/if-serotonin-doesnt-cause-depression-what-does

https://www.psychologytoday.com/intl/blog/how-do-you-know/202207/serotonin-imbalance-found-not-be-linked-depression

Coco有话说

我们每个人都想获得幸福感,但是幸福的源泉究竟是什么?一千个人心中可能会有一千种实现幸福的方式。那么,究竟哪种方式最能提升且保持人们的幸福感呢?


追求幸福是人类社会生活的基本目标,人类一切行为的最终目的都是为了追求幸福。然而,对幸福的理解却因人而异

心理学家们在过去几十年的研究中一直在探讨与幸福有关的问题,这些研究大致分为三个方面:(1)关于主观幸福感的研究;(2)关于人们在不同幸福观下的具体行为的研究;(3)关于幸福倾向的研究,即关于什么激励了人们追求不同取向的幸福的研究。近年来,研究的重点越来越集中于第三方面。

研究者发现,个体由于其动机的差异,所采取的追求幸福的行为方式也有所不同,从而产生了不同的幸福感体验,研究者提出了三种幸福倾向(orientation to happiness)用来指获取幸福的不同途径,并认为幸福倾向才是决定幸福的源泉


快乐倾向源自享乐论(Hedonia),强调个体通过寻求即时的感觉满足来获取幸福。比如有人想吃鸡腿,那么吃到鸡腿他就会感到快乐,感到快乐就会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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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义倾向基于亚里士多德的实现论(Eudaimonia),强调个体通过参加既能实现自身潜能又能给生活带来意义的活动来获取幸福,比如做一些体现自我价值的事。意义倾向与快乐倾向会有重叠,例如,体现自我价值的事既可以让人感到快乐,也能使人感受意义和价值的实现。

投入倾向则基于“心流(flow)”理论,指个体通过专心投入于一项活动来获取幸福,例如当你全神贯注地做某件事或进行某项活动时会忘掉时间,并感到特别充实。投入倾向与意义倾向很接近,都属于实现论的幸福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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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究竟哪种幸福倾向有利于提升人们的幸福感呢?


大量研究发现,三种幸福倾向都有利于提高人们的生活满意度和幸福感。如果一个人的三种幸福倾向都很高,那他就是一个完满型的人;如果三种倾向都不高,那他就属于空无型的人,其幸福感也最低。

另外,相比于那些只追求快乐的人,追求意义和投入的人常常体会到更高的幸福感水平。而且,持有意义倾向的人不仅自身有更高的幸福感,还能带动身边的亲密他人提升幸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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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一定好奇,不同的幸福倾向为何会带来不同的幸福体验呢

这是因为快乐倾向所带来的幸福感只能持续很短的时间。人们会对其追求快乐的行为习惯化,比如吃鸡腿,第一次吃会觉得特别开心,而第二次吃时就不会那么开心了;此外,人们对快乐的期望也变得越来越高,可能第一次吃鸡腿会很开心,而再想获得同样的开心程度,大概就得吃小龙虾了!

因此,快乐倾向往往只能满足当下即时的感觉需求,而不能持久地提升人们的幸福感。此外,快乐倾向有时也会导致人们参与纯粹享乐甚至适应不良的行为来获得即时满足(例如过度使用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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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之下,意义和投入倾向会引导人们从事更积极的行为,而这些行为有助于人们建构更多的提升心理健康与幸福感水平的资源。因此,这两种幸福倾向会促进人们实施与目标相一致的行为来获取幸福。

很多研究发现,意义和投入倾向会提升人们更为积极的学习行为,更温暖的人际行为(如亲社会行为),更良好的情绪管理与调节能力等。因此,意义倾向和投入倾向对幸福感的提升作用更强


总之,尽管三种幸福倾向都能提升幸福感,但在追求幸福的道路上,如果人们更加关注那些持续提升个体潜能,带来意义与价值感的相关活动,获得的幸福感会更强烈,也更持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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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郭震, 杨莹, 张梦圆, 寇彧*. (2018). 幸福倾向及其对幸福感的影响:机制及发展. 青年研究, (6), 1–9.

Peterson, C., Park, N., & Seligman, M. E. P. (2005). Orientations to happiness and life satisfaction: The full life versus the empty life. Journal of Happiness Studies, 6(1), 25–41. https://doi.org/10.1007/s10902-004-1278-z.

Yang, Y., Li, P., & Kou, Y. (2017). Orientations to happiness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in Chinese adolescents. Child Indicators Research, 10(4), 881–897. https://doi.org/10.1007/s10902-016-9794-1.

推文作者:郭震
修改:伍俊辉
插图:郭震
编辑:林靓
排版:董艺佳

Coco有话说

有的人认为世界大同,人们在社会中应该相互平等;而有的人却认为社会如竞争丛林,人亦有高下之分,有的人生来就高人一等,拥有更大的支配权。

可是,在现实生活中,那些自认为高高在上、颐指气使的人就一定会过得更幸福吗?人怎样才能获得幸福呢?


人类社会由不同的群体构成,但是对于群体间或个体间的关系,不同的人却持有不同的态度。有些人认为应该依据群体个体掌控资源的多少,将社会中的群体或个体划分出高低不同的地位;而另一些人觉得人类应当追求平等,要努力为不同的群体或个体创造平等的机会

对此,心理学家们提出了社会支配倾向(social dominance orientation)这一概念,用于描述个体对不同群体之间的关系是否应该平等所持有的一般性偏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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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支配倾向是一种较为稳定的个人特质,对群际态度和行为具有强大的解释力。社会支配倾向高的个体相信社会本来就是一个自由竞争的丛林,人与人之间、群体与群体之间理应高低有别,因此往往表现出对低地位群体成员(如贫困人群)和少数人群体(如性少数群体)更强烈的敌意态度,更明显的歧视行为,并且反对促进群体平等的政策(如平权法案、再分配政策等)。

与此相关、但仍未解决的一个科学问题是:这种拥有支配倾向的人,他们自己的生活过得怎么样,他们幸福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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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部亲社会实验室与美国密苏里大学的Kennon M. Sheldon教授开展合作研究,在中国青少年群体中考察了社会支配倾向与其主观幸福感的关系及机制。研究报告于2018年在线发表,今年6月正式发表于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sychology。


以往基于西方样本的研究发现,社会支配倾向与个体的幸福感没有明显的关系。也就是说,认同支配不会让人变得更幸福,也不会让人变得不幸福。

然而,寇彧教授团队的这一研究从价值观与环境匹配的视角出发,认为西方文化强调自由主义,鼓励个人竞争,个体持有的支配倾向与其所在文化提倡的社会规范是一致的,因而不会影响其心理健康。但东方文化强调集体利益、注重社会和谐,在这样的环境下,持有支配观念的个体与其所在文化强调的社会规范并不匹配,这常常会导致人们在相应文化中产生“不适感”,因此对其心理健康是有害的。

拥有或认同支配倾向的青少年受到竞争观念的影响,通常更不愿意实施亲社会行为,在社会生活中会表现得更利己、更吝啬,这使得他们难以与周围的同伴、教师、他人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也不符合东方文化对青少年的期望,进而会体验到更低的幸福感。


为了验证这一推论,亲社会实验室在北京市18所学校对4000余名中学生进行了调查。研究发现,社会支配倾向高的青少年亲社会行为确实更少,而较少的亲社会行为不利于他们获得对生活的满意感和积极情绪(研究结果见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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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支配倾向与主观幸福感的中介模型


这一研究表明,在强调集体利益、注重人际和谐的文化背景下,支配型人格既不利于青少年良性人际关系的形成,也不利于其自身主观幸福感的提升。因此,在我国中小学开展平等主义教育,有助于培育青少年的亲社会行为,而亲社会行为有利于其心理健康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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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研究第一作者杨莹现为华东师范大学认知与心理学院讲师;第二作者李文岐现为北京师范大学在读博士研究生。

原文网址链接:

Yang, Y., Li, W., Sheldon, K. M., & Kou, Y*. (2019). Chinese adolescents with higher social dominance orientation are less prosocial and less happy: A value‐environment fit analysi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sychology, 54(3), 325–332.
doi:10.1002/ijop.12474


推文作者:李文岐,杨莹
插图:郭震
编辑:林靓
排版:董艺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