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介绍
刘祥宇

随着两会的进行，“如何提高三孩生育意愿”的相关话题冲上了微博热搜，在短短24小时内，话题阅读量就高达6亿多次，有8.8万人参与了讨论。有不少代表提出了相应的建议，“建议第三孩免费上幼儿园”，“建议三孩及以上家庭返还或直接减免其房贷利息的50%”，还有的“建议为三孩家庭提供经济适用房指标”……

这些建议初衷都是为了减轻压力，

但观众却似乎并不买账。

**不少人提出质疑：
婚都不想结了，往哪儿生三胎？**

根据民政部2016年社会服务统计公报的数据来看，离婚率逐渐攀升的同时，结婚率却在2014年以后以更快的趋势进入了下降阶段。

而根据民政部最新发布的《2020年民政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数据，2016年至2020年，离婚率趋于平稳，而结婚率却从2016年的8.3‰下降至2020年的5.8‰

为什么年轻人越来越恐婚？

对于正常谈恋爱但不想结婚的人来说，恐婚的核心因素是恐育。对多数人而言，结婚是生育的门槛，进了婚姻这道门，就意味着离生孩子不远了，只要不结婚，就能暂时躲避生育的问题。

而恐育的背后是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生育代价大幅提高的结果。

• 首先是时间代价。

生儿育女需要投入大量的时间用在照料孩子和家务上。以身边已婚已育的同事为例，她们除去一天中的工作时间、上下班的时间，回到家还要给孩子洗漱、给孩子讲故事、哄孩子睡觉，每天留给她们自己的时间可能最多只有1-2个小时，甚至连充裕的睡眠时间和夫妻相处的时间都会变得极其匮乏(Pollmann-Schult, 2014)。对于一些追求独立的女性来说，养育所花费的时间代价是她们不能妥协的，她们更愿意把时间放在自我愉悦上。

• 其次是情绪代价。

心理学家Papp等人（2009）曾做过一个实验，他们要求前来参加实验的夫妻把每天发生的任何争吵都记录下来。研究者将他们收集上来的夫妻争吵话题按照频次高低进行了排序。结果发现，夫妻双方在涉及孩子的照料和教育问题上产生的争吵是最多的，占所有冲突频次的38%。

(注：由于某次冲突可能涉及多个话题，所以频次总和会超过100%)

不仅如此，也有研究表明，夫妻双方的婚姻满意度会随着孩子的出生而降低，可能是由于养育孩子过程中限制了个人自由同时造成角色冲突导致的（Twenge, 2003）。

也就是说，在养育孩子的过程中，夫妻双方会产生更多的冲突，从而拉升生育的情绪代价。

• 最后是经济代价。

经济代价是阻碍适龄青年结婚生育最大的现实性问题，生育彻底终结了年轻人“一人吃饱全家不饿”的无负担生活。2004年对上海徐汇区的某项调查发现，0-16岁孩子的抚养直接经济总成本（包括营养费、医疗费、穿用费、娱乐费、教育费等）达到25万元左右，如估算到孩子上高等院校的家庭支出，则高达48万元。

如果一个家庭中没有老人帮带孩子，那夫妻双方有一方（通常是女性）不得不辞职带孩子，如果辞职带孩子，就意味着家庭经济收入的减少。生育后生活支出的增加搭配巨大的还贷压力，让无数女性只能不断压榨自己的休息和睡眠时间，一边带孩子一边拼命工作。

如果说生育的时间代价和情绪代价还能用成为父母的幸福感来抵消的话，那最后的经济代价则让无数年轻人对生育甚至是结婚望而却步。

三胎政策的呼吁，更多的是面向那些已经生了二胎、同时还有条件生三胎的家庭，两会中提出的各类利好三胎家庭的建议多是为了鼓励那些有二胎但条件稍欠缺的家庭。这些建议没有得到很好的响应，在于年轻人通过发表真实的态度为自己的出路呼喊：我们该如何破除生育代价的恐惧去响应国家的号召？

庆幸的是，两会期间提出的不少提议切实地聚焦在解决这些困难上。例如，有委员提出“强制男性陪妇女休产假一个月”的建议就广受大众的支持与响应。

强制男性休产假不仅可以带给生育后妻子更多的情感支持和陪伴，还能促进男性在育儿中的参与度。早在1984年就已经有研究者证实了父亲参与教养的重要性，Easterbrooks 和 Goldberg发现，父亲参与教养的时间与幼儿的安全型依恋密切相关，后又有多项研究发现，与父亲居住在一起的儿童适应性更好、问题行为更少（Lamb, 2010），常与父亲嬉戏打闹的孩子表现出的攻击行为也更少（Paquette, et al, 2003）。

更重要的，推动男性休产假的落实有利于弱化职场对女性的歧视。生育更多孩子意味着占用女性更多的工作时间，这势必会加剧用人单位对女性员工的不公平对待，强制男性休产假可以一定程度减少男女员工工作时间的差异，从而减少女性职场歧视。

3月8日是国际妇女节，是为庆祝妇女在经济、政治和社会等领域做出的重要贡献和取得的巨大成就而设立的节日。保护女性权益任重而道远，这不仅关乎每一位女性的利益，也关乎每个家庭的利益。

家姻心理与我国著名婚姻家庭研究与治疗专家、教育部长江学者方晓义教授团队等合作，基于婚姻家庭发展与治疗理论与技术，已累计向逾万个家庭提供了心理咨询帮助，也为女性走出各种婚育困境提供了支持。
在此，家姻心理祝广大女性朋友节日快乐~

参考文献

http://images3.mca.gov.cn/www2017/file/202109/1631265147970.pdf

http://www.mca.gov.cn/article/xw/mzyw/201708/20170815005382.shtml

徐安琪. (2004). 孩子的经济成本: 转型期的结构变化和优化. 青年研究, (12), 1-8.

Papp, L. M., Cummings, E. M., & Goeke‐Morey, M. C. (2009). For richer, for poorer: Money as a topic of marital conflict in the home. Family relations, 58(1), 91-103.

Twenge, J. M., Campbell, W. K., & Foster, C. A. (2003). Parenthood and marital satisfaction: a meta‐analytic review.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family, 65(3), 574-583.

Easterbrooks, M. A., & Goldberg, W. A. (1984). Toddler development in the family: Impact of father involvement and parenting characteristics. Child development, 740-752.

Paquette, D., Carbonneau, R., Dubeau, D., Bigras, M., & Tremblay, R. E. (2003). Prevalence of father-child rough-and-tumble play and physical aggression in preschool children. European Journal of Psychology of Education, 18(2), 171-189.

Lamb, M. E. (2010). How do fathers influence children’s development? Let me count the ways. The role of the father in child development, 1-26.

策 划：方晓义

撰 稿：刘祥宇

编 辑：董姝驿

美 编：王双仪

本期作者：胡惠南
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部2021级学硕在读

荐序

“上天让你等，是为了给你更好的”是很多晚婚族不婚族成员的心声。喜欢与合适两个选项中，很多人会选择前者，愿意等待soulmate的出现以满足自己的婚姻期待。什么是婚姻期待呢？这期就让我们走近婚姻期待，谈谈晚婚不婚背后的故事吧。

“你看XX孩子都上幼儿园了，你怎么对象都没有一个？”

“明年过年，一定要带一个女朋友回来。”

······

相信很多人对于上述场景并不陌生。

正所谓“每逢佳节被催亲”，每到家人团聚的佳节，不少年轻人就会被七大姑八大姨围着“催婚”。家长着急让子女步入婚姻的殿堂、生儿育女，担当家族使命和社会责任。但是，年轻人的婚恋状况却并不乐观。

翟振武 和 刘雯莉 (2020)根据2018年《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的数据测算，2017年，我国男性平均初婚年龄为27.31岁，女性平均初婚年龄为25.60岁。与1990年的数据（男性平均初婚年龄23.57岁；女性平均初婚年龄22.02岁）比较来看，我国年轻人初婚年龄逐年升高，已经呈现出明显的晚婚迹象。此外，初婚年龄连续上升可能引起终身未婚率的上升(陈卫民, 李晓晴, 2020)，在未来，我国的不婚现象可能也会日益突出。

为什么现在的年轻人不愿意结婚了呢？婚姻期待或许是其中一个重要的解释因素。

晚婚不婚的背后：“我”不愿意将就

中国古人曾经归纳人生四大幸事，其中一项便是“洞房花烛夜”。可见，自古以来我国民众非常重视婚姻，早婚普婚是中国传统的婚姻模式。近代以来，在社会变迁、文化交流和市场转型等多方面的影响下，我国民众的婚姻观念发生了很大变化(王磊, 陈银虎, 2021)。现如今“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不再是金科玉律，“门当户对”也不是结婚的基础条件，人们对结婚对象、婚姻生活有自己的标准，从而产生了个性化的婚姻期待。

婚姻期待指在某个时期，个体对配偶、婚姻关系所期望达到、并认为根据现实可以达到的标准(吴波, 黄希庭, 2012)。从定义上看，婚姻期待包括对配偶的期待和对婚姻关系的期待。Fletcher 等 (1999)让大学生列出自己心中理想伴侣和理想亲密关系的特点清单，进而归纳出理想伴侣和理想亲密关系的具体维度。在Fletcher 等 (1999)研究结果的基础上，可以从配偶期待和婚姻关系期待两个角度具体归纳婚姻期待的内容：对配偶的期待包含温暖-可信赖性、活力-吸引力、地位-资源等三个方面的内容；对婚姻关系的期待包含亲密-忠诚、激情等两个方面的内容。

搜寻理论认为，个体结婚的时间依赖于其进入婚姻市场后（可以以男女朋友初次约会为标准）搜寻、比较和锁定婚姻候选人的过程(陈卫民, 李晓晴, 2020)，而个体的婚姻期待会影响着整个过程的进程、时长。现代社会科技发达、交通便利，人们的社交范围越来越广、择偶的渠道越来越多，这就意味着可供个体选择的婚姻候选人群体愈加庞大。基于婚姻期待，人们会在庞大的婚姻市场中搜寻符合自己期待的伴侣，并对候选人进行比较。为了尽可能满足自己的婚姻期待，个体或许抱有“上天让你等，是为了给你更好的”的想法，期待后面遇到的候选人会更贴近自己的婚姻期待。于是在搜寻、比较候选人的过程中耗费时间，在遇到意中人或者觉得应该结婚的时候才结婚，导致了晚婚；更有甚者，在不断搜寻、比较后难以满足自身的婚姻期待，自然而然就从晚婚过渡到不婚的行列。

总的来说，对于婚姻期待，个体不愿意将就、希望能找到最称心如意的伴侣，由此在搜寻、比较婚姻候选人的过程中耗费了很多时间，最终成为了晚婚族或不婚族的一员。

“我”的婚姻期待来自哪里？

01期待下一代有更多资源的生物因素

进化论提出自然选择在生物的适应性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进化心理学家们认为，人类行为也是自然选择的产物，人类行为的目的是为了增加自身繁衍的机会，其中就包括人们的择偶行为(Clark et al., 2005)。

亲代投资理论认为，养育后代所需成本是决定个体采取短期择偶还是长期择偶策略的重要因素，花费成本高的个体往往使用长期策略、希望与对方建立长期而稳定的关系，花费成本低的个体则相反(Trivers, 1972; Clark et al., 2005)。与男性相比，女性需要通过怀孕繁殖后代、通过哺乳喂养后代，其花费的成本要高于男性，所以女性在择偶方面更为谨慎、更倾向于采取长期策略择偶，希望对方不仅能帮助自己顺利生育后代以延续基因，还期待对方具有一些长期存在的品质或能长期稳定婚姻的品质，如社会地位、受教育的水平以及是否忠诚等；而男性则更倾向于采取短期策略，关注一些与繁殖有关的相对短期存在的品质如物理上的吸引力——年轻、身材、身体健康等(Clark et al., 2005)。

个体的婚姻期待其实保留着远古的烙印，从生物因素角度来讲，能否成功繁衍、养育后代关系仍与婚姻期待有着密切联系。结合Fletcher等(2004)提出的模型：在配偶期待方面，女性比男性更注重温暖-可信赖性和地位-资源两个维度方面的内容，而男性则更关注活力-吸引力方面的内容；在婚姻关系方面，女性则更注重忠诚以长期稳定婚姻关系，男性可能更关注婚姻关系中的激情。

02各种文化差异下的社会因素

文化背景是个体婚姻期待的重要影响因素，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人对于未来伴侣和婚姻关系的期待有所不同。比如，一项研究中，来自西方文化背景和东亚文化背景下的被试，根据研究者提供的特征分配手上有限的伴侣资产，研究结果显示，虽然两种文化背景的人都看重金钱前景这一特征，但东亚文化背景的人比西方文化背景的人更看重对方的金钱前景，并且，西方文化背景下的人则更倾向于将幽默视为伴侣必备的品质(Thomas et al., 2020)。

此外，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当代独有的一些社会文化因素在人们的婚姻期待中也发挥重要的作用，如影视作品、报纸宣传等媒体。媒体内容可以激活受众心中的浪漫剧本，为恋爱关系和伴侣提供参考框架(Driesmans et al., 2016)。比如，人们的婚姻期待可能会以影视作品中呈现的内容为参考，影视剧中男士、女士的形象会影响个体的择偶标准，影视剧中的相关剧情可能成为个体未来婚姻的脚本。一项以比利时少女为被试的研究发现，观看浪漫电影会增加被试对理想主义恋爱关系的信念(Driesmans et al., 2016)。

社会因素对个体婚姻期待的影响主要来源于文化。在文化中频繁出现或被主张的内容更容易成为个体理想伴侣的具体特征，文化中呈现的婚姻关系也容易被个体吸收成为其婚姻关系的蓝本或要规避的地方。

03童年和父母带来影响的家庭因素

“两姓联姻，一堂缔约”，在传统社会，结婚不仅是两个人的事，更是两个家庭（家族）的事。现代社会虽然婚恋自由，但家庭对个体的婚姻期待依旧具有潜移默化的影响。

首先，父母对于子女的伴侣会有一定的标准，他们的姻亲偏好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子女的择偶偏好。Apostolou (2007)的研究发现，与期待的儿媳相比，父母会更看重女婿获取资源方面的特征，如志向、勤劳、受教育水平、智力等，而更少关注维持家庭生活方面的特征，如烹饪、家务等。

此外，根据社会学习理论，婚姻行为可能具有代际传递，子女目睹的父母婚姻经历可能成为他们自己婚姻模式的一部分(Arocho & Kamp Dush, 2017)。母亲结婚的年龄和是否离婚就可能影响子女期待的结婚年龄：当母亲没有离婚时，母亲结婚晚的个体也期待自己晚一些结婚，即个体可能倾向于与母亲在相似的年龄结婚，以获得成功的婚姻；如果母亲离婚，则个体可能婚姻抱有消极的态度，会考虑花费更多时间寻找合适的伴侣，延迟结婚的时间(Arocho & Kamp Dush, 2017)。

家庭中影响个体婚姻期待的因素有很多，父母对子女择偶、婚姻关系的期待影响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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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y points|要点

- 在催产素和多巴胺等荷尔蒙的作用下，人类天生想要发展社交关系
- “恋爱”会给人奖励感，而且会让人做出不审慎的判断。
- 通过最大化“爱情炮弹”，充分利用了上述特性，以此来抑制审慎思考能力。

疫情期间，数百万人转向网上约会app或社交网站排遣寂寞。这意味着用交友网站来寻找受害者的骗子们也多了数百万的目标。根据联邦调查局，2020年，恋情诈骗或信任诈骗案件数量大幅上涨了22%。疫情为这些诈骗创造了完美条件，因为很多人都在想法设法建立社交联系，同时骗子们也有了不在公众场合见面的完美理由。

“Catfishing”是指这样一类恋情诈骗：骗子在社交媒体上创造一个虚假身份，然后刻意接近一名受害者，目的是从受害者那里骗取钱财或个人信息。经过近几年的真人秀（如同名MTV系列）和广泛的媒体报道，这一名称已被广为接受。但人们既然对这一类诈骗有了高度意识，你可能会奇怪，为什么还是有人上当呢？

回答这一问题，需要回到科学本身。的确，转化神经科学领域的一些研究解释了为何这一有着数百年历史的骗局即使已被广为人知却依旧长盛不衰。人类需要社会交往以及由此所得到的神经传递物质所带来的奖励感，这种需求也就强化了这类行为：比如，即使面对递减收益，人们还是想要与其他人建立社交联系。

社会关系对很多不同动物的生存来说都是基本条件。被纳入一个社会群体，有着很大的进化优势。当处于一个群体之中时，更容易获得所需资源，比如食物、配偶或抚养后代等。与亲和行为（想要与其他个体亲近并保持亲近的动机，诸如一起玩、互相梳毛等促进相互关系的行为）相关的长期社会关系可能在很久之前从较短期社交关系之中发展而来，比如繁殖或者养育后代等。想要建立更长期亲近关系，这是人类与其他很多灵长类生物的共同点。

动物之间社交关系的建立，是通过大脑中众多化学信使，诸如催产素、血管压素、糖皮质激素、内源性阿片肽和激素，包括雄激素和雌激素等，来管控社交联系而实现的。通过对多种田鼠种类的研究，我们对社交关系的建立机制已经有了深刻的了解。例如，将催产素注入一只雌性非一夫一妻制草原田鼠大脑中，可以促进建立配偶关系。而血管压素则能够对雄性草原田鼠产生同样效果。奖励系统同时也扮演着关键角色。在雏鸡体内，使用纳洛酮来屏蔽阿片肽在奖励系统中的效果，同时也能够屏蔽从肢体和社交接触中所得到的舒适感。

关于人类社交关系的奖励特性，心理药物学也提供了证据。过去数十年中，无数研究显示，大脑奖励反应来自于大脑中的一套专门系统。这一大脑回路被称为边缘多巴胺系统，该系统起始于腹侧被盖区，这是位于中脑的一群可以产生和释放传递物质多巴胺的神经元。腹侧被盖区与伏隔核相连并相互沟通。伏隔核是另一参与管控大脑奖励反应的大脑区域。在面对奖励刺激物，这一整个系统被激活时，会释放多巴胺，从而带来愉悦感受。含天然奖励的活动，如食物、水和性活动等都会激活这一系统，从而促使我们重复这些行为，从而确保了我们种族的生存与繁殖。物质滥用，比如酒精、尼古丁、冰毒和其他上瘾药物等会“劫持”这一系统，导致多巴胺的不正常释放，这就可能会导致瘾症形成。

我们知道很多大脑传递物质、神经肽和荷尔蒙可以调节边缘多巴胺系统。其中一种就是催产素，即所谓的“爱情荷尔蒙”，研究显示催产素在社交和性活动，以及母婴亲密关系中都扮演着重要角色。鉴于该大脑区域在瘾症中所产生的作用，也就可以合理推测，因催产素所导致的边缘多巴胺系统的非正常启动，可能会让一些人易于产生一种亲密感或爱情瘾症。

另外，对处于恋爱中的个体，以及幼小孩子的母亲所开展的研究显示，两组人员当被展示爱人或孩子的照片时，大脑中血管压素和催产素受体（接收器）聚集的区域明显激活程度增强。这也展示了“看到某个人”是如何被大脑处理为一种奖励的。

不仅如此，看到上述同一些人的照片同时还会抑制大脑中一些区域的活动，即，那些参与判断别人动机的大脑区域。换言之，恋爱体验，完全可以说可以提升我们在被爱之人周围时所感受到的奖励感，同时也会抑制我们对所喜爱之人的批判机能。

这完全就为catfish创造了理想条件。

神经经济学研究人员检测了大脑在专为研究信任问题而设计的博弈类任务中的激活情况。在这一范式中，投资者可以选择保留自己的本金，或与一位受托人共同投资。受托人“投资”这笔钱，然后决定与最初投资者如何分成。

在上述研究中，参与者们被告知，在选择受托人时，他们要么选择一位朋友或计算机，要么选择一位非朋友。并不出人意外，他们都更愿意和朋友一起投资更多。而令人惊讶的是，即使投资结果被设计为无论何种条件下都一样，参与者们依旧表现出上述倾向。而且，实际上，无论他们如何选择，他们也其实一直都是在使用计算机投资。

但对于这些被“catfished”的参与者们，当他们相信他们的成功是和朋友一起获得的时，他们大脑中显示出了更强烈的奖励激活。相应的，当信任程度很高时，他们对风险事件的察觉要远远滞后的多。在类似游戏中施用催产素，被发现也可以提升最初“投资额”。人类肯定需要是社交类动物，我们的神经生理系统本质上就是要巩固和奖励紧密关系。与其他人建立社交关系这种行为，通过多巴胺和催产素等神经传递物质系统得以强化。这些系统，当被激活后，同时也会抑制审慎推理能力，我们会更可能去信任我们所喜爱的对象，同时对他们行为中的高风险情况往往不那么敏锐。

不幸的是，catfisher们通过增加奖励（日常电话、经常沟通）的方式充分利用了上述特性，希望以此来抑制质疑思维。这类骗局的受害者经常会责备自己，感觉在整个过程中被隔绝。这种情况下，了解我们大脑这些根深蒂固的偏见，对于帮助这些受害者而言，就至关重要。

信任骗局

信任骗局是指在先获得一个人或一群人信任后，试图欺骗他们的行为。同义词包括：con、confidence game、confidence scheme、ripoff、scam和stratagem。信任骗局的实施者通常被称为confidence （con）man、con artist或grifter。这一移花接木的骗局最早可追溯到古希腊时期。（shell game 最初是指把东西放到三个核桃壳/杯子中，然后移动它们，让受害者猜东西在哪个里面。后来也指用隐藏真相、以次充好、移花接木等方式来欺骗他人的骗局）。

Samuel Thompson 是最早的 confidence man。Thompson最初只是一个拙劣的骗子，他让受害者通过给他钱或手表的方式来证明他们对他的信任，而不是其他更含蓄的方式。一些人把钱和手表给了 Thompson。1849年7月，Thompson被捕。当时《纽约先驱报》的一位记者 James Houston在报道这一故事时，用了“confidence man”一词来形容 Thompson。尽管Thompson并非一个成功的骗子，但由于人们并没有充分读懂 Houston文章的讽刺语气，所以他依旧获得了天才骗子的声誉。在Houston使用了 Confidence Man一词数周后，《国家警察杂志》创造了“confidence game”这一词。

信任骗局也被称为con game、con、scam、grift、hustle、bunko、bunco、swindle、flimflam、gaffle、bamboozle。潜在受害对象被称为marks（目标）、suckers、stooges、mugs、rubes、gulls(源自易轻信别人的人)。同谋者被称为shills（托）。

短期和长期信任骗局

短期信任骗局只需要数分钟，也可能数秒钟。主要目的是骗走受害者携带或看管的钱或其他贵重物品。

长期骗局（英式英语中被称为long game）则需要数日或数周。通常骗子团队协作，甚至还会用到道具、场景、配角、服装和固定台词等。目的是骗走受害者大笔钱财或贵重物品，通常是通过让他们清空银行账户或向亲友借钱的方式。

信任骗局各个阶段

在《一位信任骗子的自白》中，Edward H. Smith列出了信任骗局的六个关键步骤或发展阶段。他也提到一些步骤可以被省略。

- Foundation work/打基础

骗局之前的准备工作，包括雇佣所需助手，研究该角色所需背景知识等。

- Approach/接近

接近或联系受害者

- Build-up/铺垫

受害者被给予从某计划中获利的机会。受害者的贪婪被激发，以至于理性判断能力受损。

- Pay-off or convincer/给予甜头，获取信任

给受害者一笔小额收益，以此来证明该计划的有效性。这笔钱可能是真实存在也或者是虚假的。在赌博骗局中，受害者被允许先赢几次小额赌局。在股票交易骗局中，受害者会被给予假的分红。

- The "hurrah"/收割

声称突然有危机或变化，让受害者立即行动或做出决策。这是关乎骗局成败的关键步骤。在金融骗局中，骗子可能会告诉受害者获得大笔收益的“投资机会”很快就会消失。

- The in-and-in/同伙协助

同谋者（知道骗局，但扮演着一位利益相关的旁观者的角色）也会像受害者一样向这一计划中投一笔钱，来增加可信度。这会让受害者放心，并在骗局完成后让骗子能够更好控制局面。

另外，一些骗局还需要“佐证”步骤，尤其是涉及到某一被谎称为“贵重稀有物品”的虚假物品时。这一步骤中通常会用到一个同谋，这位同谋扮演着一位无关第三者（通常首先持怀疑态度）的角色，但之后会转而确认骗子说的话是真的。

人性弱点

信任骗局利用了人类的典型特征，比如贪婪、不正直、虚荣、投机主义、欲望、同情、信任、不负责、绝望和天真等。所以，信任骗局受害者也并非都有着一致特征。而一个共通因素则是，受害者信任骗子。投资骗局的受害者通常会表现出过度的贪婪和轻信程度，很多骗子会使用各种欺骗手法来将老年人或其他被视为易受骗的人群作为目标。

关于各种常见信任骗局，详见：

https://abuse.wikia.org/wiki/List_of_confidence_tricks

家庭内的情感虐待可以表现为多种不同形式，一些很明显，比如谩骂、贬低、批评或控制等。而还有一种更常见而且高度隐蔽，且曾遭受过感情关系创伤的人所经历过的虐待形式：父母化。

父母化包括一系列的角色颠倒情形，即，孩子被放置在需要照顾父母的角色中（无论是生理或是心理方面）。这一词最初由精神病学专家 Ivan Boszormenyi-Nagy 提出，精确描述了一些家庭中的角色颠倒现象。

父母化发生的原因有很多，包括：

父母健康不佳
父母药物滥用
父母有精神问题
因其他成年人原因导致父母无法给予孩子足够支持。

有时候，催生这种现象的原因则相对不那么明显，包括：父母可能存在复杂的人格问题，比如依赖性人格特征（我很无助，没别人帮助我什么都做不了），并且，在缺乏合适的帮助的情形下，会将这些问题投射到孩子身上。

同理，自恋型父母的孩子也通常说他们感觉自己需要做到“完美”，需要作为父母在育儿方面成功的证据，因此他们一直肩负着一个重担：维持父母脆弱的自尊感。这是一种不那么明显的父母化形式：孩子担负起支持和维持父母心理健康的责任，而这种责任本该是属于大人自己的。

父母化可以表现为很多行为，从明显行为——让孩子担负起本该大人做的肢体劳动，比如做饭和打扫房间、照顾兄弟姐妹、照顾父母等*——到不是很明显的行为——向孩子透露不符合孩子年纪的秘密、从孩子哪里寻求情感支持、期望孩子完成某种超出他们发育水平的任务、从孩子那里寻求建议、用孩子作为调解人或缓冲层、把他们卷入家庭冲突之中等。同样，期望孩子维护家庭秘密（比如，一位父母存在酗酒问题），以至于导致孩子无法为自己寻求帮助，这也是把孩子放在了“父母化”的角色中。

注：这里是指超出了大多数家庭为了教导孩子责任感而分配的常规家务类型范围之外的情形。

在情感健康的家庭中，父母会意识到他们有义务照顾孩子、满足孩子的发展需求、帮助孩子培养新技能、支持孩子的个体化、支持孩子从家庭中分离。

而在“父母化”为特征的家庭中，情感重心一直是放在父母的生理与心理需求上的，这通常导致孩子需要始终保持在远远超出自己的发育水平的程度。父母化的孩子通常被迫面对他们无法充分理解的问题（比如父母吸毒或精神健康问题等）、可能需要不得不去应对一些感觉可怕、或者对孩子而言过于复杂的问题，可能需要不得不为了照顾父母而忽视个人需求，可能感到自己需要对某位父母的健康快乐负责，而且通常无法参加常规童年活动，诸如玩耍、教育、建立同伴关系等等。有时，父母化的孩子因这些行为而被赞美，而且被他们的父母或其他成年人视为“成熟”、“超出年龄地懂事”等等。

父母化对孩子的影响是很广泛的。

父母化的孩子可能在成年期会经历很多问题，包括：深陷家庭泥淖、难以建立界限、整体需要取悦他人、焦虑、完美主义、难以建立和维持亲密或柏拉图式感情关系、错失成长里程碑、痛苦、消极式沟通方式等。

在核心上，所有这些问题都源于童年时被摧毁的各种心理需求，其中包括对这样一种感情关系的需求：这种感情关系中存在着一位能够稳定持续照顾自己的人、存在着独立、自主、主观能动性和自发性。

父母化的孩子在照顾父母的过程中学会了不重视个人需求，而且通常对“无私”或者“牺牲自己”等品质的重要性有着扭曲的理解。错失各个年龄该拥有的成长里程碑，比如，与同龄伙伴之间建立密切关系，会导致缺乏培养各种软技能（比如沟通）的机会，而且可能会导致在成年后难以管理应对类似的感情关系。

在父母化孩子的经历中，一个高度普遍的特征是“焦虑”，因为他们需要去理解并应对远远超出他们发育水平的问题，因此通常会认为这个世界是很困难很危险的，没有其他任何人能够提供帮助或支持，从而也就导致他们产生一种恐惧、隔离和无助感。这通常会导致他们成年后在遇到困难时，整体上感到焦虑或社交焦虑，从而让问题更棘手。

尽管父母化有着深远的影响，一旦这种现象被识别、命名，就可以与一位情感关系创伤领域心理咨询师共同应对。当与一位咨询师共同应对这类问题时，建议全面探讨所成长的这一特定家庭环境中所特有的行为和关系状态、对当时这些问题的看法、以及这些问题可能已经造成的影响。一些需要探讨的特定领域包括：自尊感、划定界限、同龄人关系、责任、完美主义、高度独立/自我依赖。另外也建议专门探讨一旦被定义为自己被父母化之后，这个人所可能产生的各种情绪，包括愤怒和悲伤等。

最后，当被困在常常跨越界限的情感关系中时，是很难从“父母化”中愈合的。这就需要审视当前所处的情感关系，并通过创造双向的、健康的、支持的、尊重界限的情感关系来为曾被父母化的成年人提供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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