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理论整理者 • 唐莹莹

代表性人物及其生平

威廉姆·罗伯特·比弗斯（William·Robert·Beavers）

威廉姆·罗伯特·比弗斯（William·Robert·Beavers），南方卫理公会大学（Southern Methodist University）心理学教授、德克萨斯大学达拉斯西南医学中心（University of Texas Southwestern Medical Center at Dallas）的精神病学临床教授，是一位国际知名的精神病学家、作家和研究人员，并且创立了Beavers家庭研究中心。1999年，Beavers被同行医生评为达拉斯（Dallas）最佳精神病学专家。

理论发展历程

Beavers等人1977 年提出了家庭系统模式理论，该理论模型来源于临床实践和相关的研究观察。他们通过观察得出结论，家庭功能并非属于离散的类别，而是在一个连续的功能行为范围之内。并且，家庭系统的应变能力与家庭功能的发挥之间是一种线性关系，即家庭系统的能力越强，则家庭功能的发挥越好，而功能失调的家庭更倾向于僵化自己的交往方式。

研究者们将此模型与Olson环形模型对比 (Beavers & Voeller, 1983)，认为Beavers家庭系统模式避免了后者的缺陷，并反映了包括家庭在内许多生活系统的发展和分化的功能。

随后，Beavers和Hampson (1990)、Beavers和Hampson (2000)开发出了与该理论匹配的评估工具，并呈现出良好的信效度。

代表性著作

1.Hampson, R. B. & Beavers, W. R., Family Assessment: Contemporary and Cutting-Edge Strategies, Second Edition. Taylor and Francis, 2012, p. 83-114 32 p.

2.Beavers, W. R., & Voeller, M. N. Family models: Comparing and contrasting the Olson circumplex model with the Beavers systems model. Family Process, 1983, 22(1), 85-97.

3.Hampson, R. B., & Beavers, W. R. Measuring family therapy outcome in a clinical setting: Families that do better or do worse in therapy. Family Process, 1996, 35(3), 347-361.

4.Beavers, R., & Hampson, R. B. The Beavers systems model of family functioning. Journal of Family Therapy, 22(2), 2000, 128-143.

5.Beavers, W. R. Psychotherapy and growth: A family systems perspective. New York: Brunner/Mazel. 1977, p. 14.

理论观点

Beavers等人1977年提出了家庭系统模式理论。他们认为，家庭系统的应变能力与家庭功能的发挥之间是一种线性关系，即家庭系统的能力越强，则家庭功能的发挥越好。

图1 改编自Beavers和Hampson (2000)

Beavers 的系统模式理论从两个维度考察家庭功能：一是家庭在关系结构、反应灵活性等方面的特征，它与家庭功能发挥的效果之间呈线性关系；二是家庭成员的交往风格，它与家庭功能发挥的效果之间呈非线性关系，处于两个极端的向心型交往和离心型交往均不利于家庭功能的发挥，家庭成员常会出现适应障碍。根据第一个维度，可以将家庭分为5种类型：严重障碍型、边缘型、中间型、适当型和最佳型。

最佳型家庭中的家庭成员拥有系统导向，他们能够意识到许多原因相互作用会产生特定的结果，并且原因和结果是互换的（例如，严厉的惩罚会导致攻击行为，而攻击行为也会引起严厉的惩罚）。最佳型家庭中亲密行为很常见，家庭成员能够平等交流，并且对彼此的观点和选择相互尊重，每个人的个性可以充分发展，个人边界清晰，虽然存在冲突，但通常会很快解决。

适当型家庭与最佳型家庭有所不同，前者更加控制导向，经常会试图通过恐吓或者直接动手来解决问题。因此，家庭成员会试图获得更多的权力，而父母在情感方面的回报较少，尽管通常是有效的。适当型家庭的亲密度和信任度更低，喜悦更少，自发性更差，但这些仍然是足够的。通常，适当型家庭中存在性别角色刻板印象，即认为男性大多是传统的、强势的和冷静的，而女性更多是情绪化、容易抑郁的。

中间型家庭通常有功能正常但脆弱的孩子，父母和孩子都容易受到心理问题的影响，根据其成员交往模式可以分为3类：向心型中间家庭、离心型中间家庭和混合型中间家庭。中间型家庭有明显的控制导向和权力差异，权力斗争和未经协商的纪律很常见。中间型家庭的成员认为人们基本上是反社会的，因此他们的努力控制被认为是必要的。这些家庭成员没有边界问题。向心型中间家庭的成员希望公开、专制的控制能够获得成功，父母的操纵或者间接控制是最小的。敌意的表达不被赞许，因此是隐蔽的，而关怀的表达则是被赞许的。向心型中间家庭的成员对规则和权威有适度的自发性并极度关注。性别刻板印象的观念在这一群体中占比最大，像孩子的女性和沉默、强壮的男性比比皆是。离心型中间家庭也试图通过恐吓历来进行控制，但并不指望这种方式会有效。在离心型中间家庭中，公开的敌意、指责和攻击屡见不鲜，而温暖和关心的表达反而会引起焦虑。被轻易释放的负面情绪为离心型中间家庭提供了能量。父母呆在家里的时间很少，孩子们搬出家庭，住进临近街区的时间比正常家庭要早很多。权力问题没能得到解决，并且这种矛盾是公开的。混合型中间家庭有相互交替、相互竞争的向心和离心行为，因此在中间家庭中处于中游地位，并不极端。

在边缘型家庭中，混乱的公开权力斗争与无效但持续努力地建立统治/服从模式交替出现，每个家庭成员在满足自己或他人的情感需求上缺乏技巧。这些家庭既不像严重障碍型家庭那样功能失调，但也不像中间型家庭那样有效地建立稳定的控制导向。边缘型家庭根据其成员间的交往风格可以分为两类：向心型边缘家庭和离心型边缘家庭。在向心型边缘家庭中，混乱更多地是口头上的，而不是行为上的，控制斗争强烈，但通常是隐蔽的。公开的反抗或偷偷表达愤怒是不被期待的，也就是说，并不在家庭规则之内。在向心型边缘家庭中有时会出现重度强迫症患者和厌食症患者。离心型边缘家庭在愤怒表达方面要“开放”的多，家长关系非常糟糕，而且经常会发生激烈的争吵。孩子们学会了操控父母那不稳定而又摇摆不定的子系统，有时候还会形成边缘型人格障碍。

严重障碍型家庭最大的不足在沟通领域，其最大的需要是沟通的连贯性，其成员在谈判和适应能力方面最为有限，家庭成员几乎没有能力解决矛盾以及选择和追求目标，在讨论过程中，他们缺乏共同的注意力焦点，情感上的疏远也阻碍了令人满意的相处。严重障碍型家庭中的任何人显然都没有公开的权力，而且由于控制是通过各种隐秘和间接的手段进行的，因此家庭功能显得很混乱。根据其成员间的交往风格也可将其分为两类：向心型严重障碍家庭和离心型严重障碍家庭。向心型严重障碍家庭有一个坚固的、隔绝的外部边界。在外人看来，这种家庭是不寻常的。这种家庭中儿童的情绪发展可能会延迟，分离/个性化的发展需要与家庭对团聚和极端家庭忠诚的坚持之间存在钱啊割裂的冲突。离心型严重障碍家庭在家庭和社区之间的界限很脆弱，成员之间经常分离、公开敌对，并且极其蔑视依赖、脆弱、人类的温柔和温暖。这与向心型严重障碍家庭的特征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但两者混乱、不完整的交流和失衡的适应性水平却十分相似。来自离心型严重障碍家庭的儿童在社交情感发展方面可能也会像向心型严重障碍家庭一样受限。

评估工具

基于Beavers系统模式理论所编制的评估工具可以将家庭分为九种类型中的一种或者家庭组成（family groupings; Beavers and Hampson, 1990），共包括三种，自我报告家庭清单（Self-Report Family Inventory, SFI; Beavers & Hampson, 1990）、Beavers互动能力量表（Beavers Interactional Competence Scale, BICS; Beavers & Hampson, 2000）以及Beavers互动风格量表（Beavers Interactional Style Scale, BIS; Beavers & Hampson, 2000)）。BIS和BICS是观察性的临床分级评估方式，而SFI是自我报告量表。

自我报告家庭清单适用于11岁以上的家庭成员，它共包括36题项，由5个分量表构成，分别为健康/能力、冲突、凝聚力、领导力和情绪表达能力。健康/能力分量表包括19题项，涉及到家庭情感、父母联盟（parental coalitions）、问题解决能力、自主性和个性、乐观与悲观的观点和对家庭成员的接受度；冲突分量表包括12项，涉及显性冲突和隐性冲突，包括争吵、指责、公开打架、承担个人责任、未解决的冲突和消极情绪基调（negative feeling tone）；凝聚力分量表包括5个题项，涉及到家庭团聚、内部和外部对家庭的满意度以及在一起的时间；领导力分量表包括3个题项，包括父母领导力、指导性（directiveness）和控制的程度；情绪表达量表包括6个题项，涉及到温暖、关怀、亲密的语言和非言语表达（Hampson & Beavers, 1988）。

SFI采用五点计分，1代表“非常符合我们的家庭”，3代表“有些符合我们的家庭”，5代表“非常不符合我们的家庭”，信效度良好，α系数在0.84~0.93之间，重测信度在0.85以上，与BICS之间的典型相关系数为0.62以上（Hampson et al., 1989）。

Beavers互动能力量表和Beavers互动风格量表都是为测量家庭互动而设计的，由受过训练的评分员完成。评分员需观察时长为10分钟的家庭互动的片段，家庭成员在此期间讨论此问题：您希望看到您的家庭发生什么变化？每个互动量表由5点或10点的几个分量表组成，并且非常具体地说明了应该如何评分。

其中，BICS量表用于评估一个家庭的整体健康和能力水平，由以下十三个分量表组成：

1. 家庭结构：

①显性权力（Overt Power; 从混乱到平等）；

②父母联盟（从父母子女联盟到强大的父母联盟）；

③亲密关系（从模糊的边界到清晰的边界）。

1. 神话（Mythology; 从一致到不一致）
2. 目标导向的谈判（从非常高效到非常低效）
3. 自主性：

①表达清晰度（从非常清楚到非常不清楚）；

②责任（从经常对行为负责到偶尔对行为负责）；

③开放性（从非常开放到不接受）。

1. 家庭情感：

①情感范围（从直接、广泛表达到很少表达）；

②情绪和语气（从热情乐观到愤世嫉俗和悲观）；

③未解决的冲突（从严重的、未解决的冲突到没有未解决的冲突）；

④共情（从一致的共情到没有共情）。

1. 整体的健康情况（从病态到健康）

BICS分量表之间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94，评分者信度在85%以上，与SFI之间的典型相关系数为0.62以上，与McMaster家庭评估量表中的一般功能分量表的典型相关系数为0.68，信效度良好。

BIS被用来评估一个家庭的风格，从离心到向心，由以下八个分量表组成：

1. 满足依赖需要（从忽略需求到满足需求）；
2. 冲突管理（从公开到秘密）；
3. 空间使用（成员之间的空间从大到小）；
4. 给外人留下的印象（从努力给人留下好印象到漠不关心）；
5. 自我报告的亲密程度（从强调亲密到否认亲密）；
6. 对主张的管理（从不鼓励主张到鼓励主张）；
7. 积极和消极情绪的表达（从积极为主到消极为主）；
8. 整体风格（从向心到离心）。

BIS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88，信度良好。

研究证据

Holtom-Viesel和Allan (2014)的元分析显示，进食障碍患者家庭的家庭功能较一般家庭更差，但并不一定有典型的家庭功能障碍。此外，无论进食障碍的严重程度如何，对家庭功能有更积极看法的患者通常治疗结果和康复情况更好。

Leung, Shek和Li (2016)发现，假如青少年报告出较差的家庭功能，而母亲报告出更积极的家庭功能，青少年的发展会更好；在青少年报告出较低水平的家庭功能时，相较于母亲报告出更积极家庭功能的家庭，母亲报告家庭功能较差的家庭（即与青少年报告水平一致）中青少年发展相对更好。

临床研究也支持了Beavers系统模式理论，Hampson和Beavers (1996)分析了434个接受了8年临床治疗的家庭，这些家庭的治疗师们都接受过Beavers系统模式理论的培训。结果显示，75.8的家庭问题在一定程度上有所改善，参加六次或六次以上治疗的家庭的治愈率为9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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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论整理者 • 唐莹莹

代表性人物及其生平

哈罗德·威伦斯基（Harold Wilensky）

哈罗德·威伦斯基（Harold Wilensky）博士（1923-2011），美国的组织社会学家，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政治学名誉教授，美国艺术与科学学院（American Academy of Arts and Sciences）的研究员，著有13本书和70余篇文章。

Wilensky在工业转型对现代社会结构、文化和政治的影响方面做出了重大贡献，他是研究福利国家和社会政策等方面的先驱。洛威尔·特纳（Lowell Turner）教授认为，Wilensky是当代伟大的跨学科社会科学家之一。

理论发展历程

自从工业化时期开始，一部分研究者们就开始关注这一时期的工作演变、家庭模式变化以及二者之间的关系，并提出了几种不同的理论。溢出理论（Spillover Theory）就是其中之一。溢出理论最初由Wilensky（1960）在研究工作对生活的影响时提出，同时被提出的还有补偿理论（Compensatory Theory）和分割理论（Segmentation Theory）。Wilensky认为，溢出指的是工作中的经验会被带入到非工作的时间当中。

随后，Parker（1971）扩展了溢出理论，并将其命名为扩展模式（Extension Pattern）。Parker认为工作和休闲之间没有明显的界限，休闲更多的是一种“精神状态（State of Mind）”，而不是一段特定的时间或者活动。因此，溢出并不仅仅是工作对生活的单向影响，而是工作和非工作界面的互相影响。这种影响也不仅仅是积极的，也有可能是消极的。

工作-家庭相关的文献中讨论了两个版本的溢出效应。其中一个版本主要关注工作域与家庭域内一个不同但相关的构念的相似之处（Judge & Watanabe, 1994），例如工作和家庭满意度、工作和家庭价值观之间的关系（Near, Rice, & Hunt, 1980; Piotrkowski, 1979）。另一个版本则认为，溢出是指经验从不同域之间转移（Near, l984），例如在家中表现出了工作疲劳。然而，这种溢出并不代表着一种联系的机制，因为它本身并不意味着工作构念和家庭构念之间的关系。举例来说，在家中出现工作疲劳，表明一个域内产生的经验在另一个域中展示，但它并不表明后一个领域内的构念受到影响。如果出现这种效果，例如工作疲劳会抑制家庭角色需求的实现（Eckenrode & Gore, l990），那么在工作构念和家庭构念之间才会建立联系。

Bakker和Demerouti（2013）整合了溢出理论和交叉理论，提出了溢出-交叉模型（Spillover-Crossover Model, SCM），并且提出与工作相关的经验首先会溢出到家庭域，然后通过社会互动转移到配偶身上。SCM模型假定溢出机制起源于个体的工作环境，并将工作环境中的要求和特征分为工作要求和工作资源，应对前者会使个体产生紧张感等负面感受，而后者指的是工作中能够帮助应对工作要求的部分，是潜在的动力。

代表性著作

1.Wilensky, H. L., & Lebeaux, C. N. Industrial society and social welfare. Free Press, 1966.

2.Wilensky, H. L. Organizational intelligence: Knowledge and policy in government and industry. Quid Pro Books, 2015, Vol. 19.

3.Wilensky, H. L. The welfare state and equality: structural and ideological roots of public expenditures. Univ of California Press, 1974, Vol. 140.

4.Wilensky, H. L. Rich democracies: Political economy, public policy, and performance. Univ of California Press, 2002.

理论观点

工作和家庭有各自的域，域又有其边界，这是边界理论（Boundary Theory）的基础。边界的模糊会造成工作-家庭冲突问题。工作和家庭两个域的边界主要有分割（Segmentation）、溢出（Spillover）和补偿（Compensation）3 种 关 系（Staines, 1980；Burke & Greenglass, 1987；Edwards & Rothbard, 2000）。由此衍生出的溢出理论是描述家庭与工作关系的理论。

溢出理论认为，工作和家庭两个生活域的边界存在非对称渗透，工作和家庭的边界根据一个域的需求向另一个域以非均等频率或侵入程度进行非对称渗透（Frone, Russell, & Cooper, 1992）。工作和家庭域中的价值观、压力、情绪和行为等会相互影响，个体经常会将一个领域的经验带入另一个领域。

溢出分为积极溢出（Positive Spillover）和消极溢出（Negative Spillover）两种。最初的研究关注于消极溢出，采用工作-家庭冲突的视角，假设在多个角色中，个体因缺乏时间和经历来履行所有角色的义务(Zedeck & Mosier, 1990)，这种消极溢出也是工作—家庭冲突发生的根本原因（Higgins & Duxbury, 1992）。最典型的例子是个体受到工作压力引发的困扰纠缠和耗损，导致其不能充分参与到家庭生活中（Higgins & Duxbury，1992）。

随后积极溢出逐渐受到研究者的关注，最典型的例子是工作中的满意和激励能够带来更多的家庭满意和精力。基于扩张主义的假设，多重角色的优势大于劣势，Greenhaus和Powell（2006）认为，这种多重角色可以通过三种方式来产生积极效果：①多个角色可以对幸福感产生附加效应；②角色可以缓冲其他角色的压力；③一个角色的经验可以给另一个角色和经验带来积极的结果和经验。

家庭-工作溢出按照方向和效价可以分为四种，即工作到家庭的积极溢出、工作到家庭的消极溢出、家庭到工作的积极溢出和家庭到工作的消极溢出。研究者发现，工作域和家庭域之间是不对称的（Pleck, 1977），家庭界限比工作界限要弱一些，因此家庭域内的内容更少侵入到工作领域之中（Eagle, Miles, Icenogle, 1997），假如人们与自己的配偶发生了争执，很少会与上司讨论这个问题，但另一方面，人们很有可能会与配偶讨论和上司之间的冲突。

Bakker和Demerouti（2013）整合了溢出理论和交叉理论，提出了溢出-交叉模型（Spillover-Crossover Model, SCM），他们认为，与工作相关的经验首先会溢出到家庭域，然后通过社会互动转移到配偶身上。也有研究者认为，工作-家庭溢出和交叉可以如下图所示。

图1 溢出效应和交叉效应示意图（Amstad & Semmer, 2011）

评估工具

美国全国中年发展调查（National Survey of Midlife Development in the United States, MIDUS）中包含了工作-家庭溢出量表（Grzywacz & Marks, 2000）。工作-家庭溢出量表共包括8项，其中四个项目评估工作和家庭消极的溢出效应，例如，“工作压力让你在家里变得易怒”，四个项目评价积极的溢出效应，例如，“你在工作中使用的技能对你在家里必须做的事情是有帮助的”，采用5点评分，1表示从不，5表示一直是。所有的项目求和计算总分。Lawson，Davis，Crouter和O’Neill（2013）发现，积极溢出效应中有一项与其他项相关较低，删除之后消极溢出一致性系数为0.80，积极溢出一致性系数为0.61。

Hanson，Hammer和Colton（2006）编制了11项的工作-家庭积极溢出量表，中文版由Liu，Kwan和Mao（2012）在中国的文化背景下修订。该量表有三个维度，包括情感、基于行为的工具和基于价值观的工具性的积极溢出，英文版一致性系数达到0.96，中文版为0.88。

Tang，Huang和Wang（2017）编制了家庭-工作资源溢出量表（Family–work Resource Spillover Scale），共包括3项，采用7点评分，可以计算所有题目的总分和平均分。该量表一致性系数为0.74，同时采用MIDUS对其效度进行检验的结果也令人满意。

研究证据

基于溢出理论的研究大多采用问卷法、日记法和访谈法，可以按照溢出的方向将其分为三类，只关注工作对家庭的影响、关注家庭对工作的影响，或者并不对其进行区分，考虑总体的情况。

Sok，Blomme和Tromp（2014）采用问卷调查的方式，探究了支持性和创新性两种组织文化对工作-家庭溢出的影响。结果表明，灵活的工作-家庭安排所表达出的组织中的支持性文化可以增强从工作域到家庭域的积极溢出，减少消极溢出。

Crouter（1984）对55名员工进行半结构化访谈，结果显示，大多数员工都意识到他们的家庭生活影响到了他们的工作。并且，相比于父亲和子女年龄较大的母亲，家有幼儿的母亲最有可能报告出比较高水平的溢出。这项研究也证明了家庭对工作的溢出效应。

Grzywacz、Almeida和McDonald（2002）使用了国家调查的数据，来探究工作-家庭溢出的情况。使用MIDUS的子样本，进行了国家日常经验研究（National Study of Daily Experiences），即一项8天的日记研究，结果表明年龄可以持续预测工作-家庭的消极溢出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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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整理者 • 殷锦绣

代表性人物及其生平

格利克（Paul C. Glick）

Paul C. Glick（1911-2006）是一位著名的家庭人口统计学家，在人口普查局（the Bureau of the Census）工作了40年，同时也是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社会学系（the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at Arizona State University）的杰出学者和兼职教授。

1933年，Glick在迪堡大学（DePauw University）取得了学士学位后，进入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University of Wisconsin-Madison）攻读硕士和博士学位，并于1938年取得社会学博士学位。1947年，他第一次提出了清晰且相对完整的家庭生命周期模型；1957年撰写的《美国家庭》（American Families）一书、1970年撰写的《婚姻和离婚：社会和经济研究》（Marriage and Divorce: A Social and Economic Study）等都是家庭社会学领域的经典著作。

理论发展历程

Murphy和Staples(1979)总结了家庭生命周期理论的发展，并将其分为三个发展阶段：初创时期、扩展时期和修正时期。

家庭生命周期最初的萌芽形成于1903年，Rowntree在对贫困的研究中发现，贫困与家庭所处的阶段有密切的联系。人们在一些特殊阶段，如尚未成年、养育子女、进入老年等阶段，消费大于收人的可能性更大，容易陷入贫困。Rowntree将人的一生按照年龄从出生到死亡分成9个阶段，并分析贫困产生的差异性。这种划分方法严格意义上来说，并不是家庭的生命周期，而是依照个人的生命历程进行的划分，因此，从严格意义上说，初创时期的家庭生命周期理论上是将个人生命历程，或者家庭子女生命历程与家庭夫妻关系混搭的一种研究模型。但把家庭的重大事件对个人从贫困一不贫困之间转换的分析思路，直接影响到后来家庭生命周期理论的发展，所以，在所有的家庭生命周期分析中，事件(event)和转换(transit)都是最为重要的指标。

在初创时期之后，家庭生命周期理论发展被更多的学者扩展和完善。除了正式提出者Glick之外，杜瓦尔（Duvall）和希尔（Hill）都作出了重要贡献。

1947年，Glick第一次提出了清晰且相对完整的家庭生命周期模型，被社会人口学家们视为最基础和传播最广泛的家庭生命周期模型。Glick认为，家庭生命周期中最为重要的事件包括初婚、第一个子女出生、最后一个子女出生、第一个子女离开父母家（结婚）、最后一个子女离开父母家（结婚）、配偶一方死亡、残存一方死亡等七个事件，并将家庭生命周期按照核心家庭的历史，从结婚至配偶死亡导致解体划分为形成、扩展、扩展完成、收缩、收缩完成和解体六个阶段。这种简单明晰的划分方法，不仅给出了家庭生命周期阶段性的划分，而且使用美国人口普查数据计算出每个阶段所持续的时间，能够适用于当时美国核心家庭的变化过程，由于其数据的可获得性和可计算性，更为社会人口学家们所使用。

但这一理论也招致了很多批评，如没有像其他学者那样重视子女年龄的变化，而是以子女出生子女结婚或者子女离家为主要代表。

几乎与Glick同时，在1946年 Duvall和他的同事们建立了一个四阶段的家庭生命周期模型，但这一成果在Glick之后的1948年才得以发表。随后，Duvall和Hill将家庭生命周期四阶段模型扩展为家庭生命周期七阶段模型。1964年，Hill将家庭生命周期七阶段模型扩展成为九阶段模型。与Glick的七阶段模型集中在按照妇女年龄的家庭生命周期事件的转折点不同，Duvall和Hill的家庭生命周期模型更加注重家庭中子女的成长过程，更为强调子女年龄的变化，也更多地承袭了社会心理学的传统。在社会心理学领域，大家更多承袭了 Duvall和Hill的家庭生命周期划分。

经过Glick、 Duvall和Hill对家庭生命周期的梳理和阐述，家庭生命周期各个阶段的基本概念和内涵已经比较完整，应当说基本可以作为完整的论框架或者模型用于家庭研究之中。后来的学者在Glick、Duvall和Hill家庭生命周期模型的基础上，对家庭生命周期模型提出了各种更为精细的分方法。

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家庭生命周期类型产生了很大变异，传统的家庭事件发生的时间序列有所变化。比如非婚同居、非婚生育的现象，以及离婚和单亲家庭数量的快速上升，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倾向于不结婚，或者是即便结婚了也不生子女。这些变化使得家庭生命周期中原有的只能应对初婚家庭的概念明显不合时宜，也因此诞生了许多更适应新时代及不同文化的家庭生命周期理论，即此时进入了修正时期。Murphy和 Staples(1979)认为其中最为重要的是Rogders在1962年提出的10阶段、Wells和Gubar在1966年提出的9阶段、Duvall在1971年提出的8阶段家庭生命周期模型。

而在中国，家庭生命周期理论模型的最初推演主要集中在台湾的学者，杨静利和刘一龙(2002)将台湾家庭生命周期的变化描述为未婚、有偶无子女、有偶有子女、死亡四个阶段；而大陆学者认为家庭生命周期模型对中国解释力有限(吴兴旺, 1999)，由于现实生活中的家庭类型太复杂，一些家庭很难归于某一生命周期阶段，因此有学者按照自己研究分析的目的和需要对家庭生命周期进行划分(姬雄华, 2008)。

代表性著作

1.Carter, H., & Glick, P. C. (1970). Marriage and Divorce: A Social and Economic Stud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Glick, P. C. (1957). American Families. Russell & Russell.

理论观点

不同研究者提出的模型阶段也不同，但无论划分为多少个阶段，总体的观点原则都是这样的：

1.所有家庭都随时间而变化。有些变化是可预测的，有些变化是不可预测的；

2.每个阶段都有其需要完成的主要任务，只有较好地完成了这些任务，家庭才能顺利地过渡到下一个阶段；

3.家庭危机更容易在家庭阶段转变的时候出现；

4.家庭生命周期具有普遍性，但也具有特殊性。

研究方法

家庭生命周期理论在研究数据和方法上也有一个不断演进的过程。

从研究数据而言，最初的家庭生命周期使用的数据主要来自横断面的数据，有的甚至是一个较小范围内的调查数据。这种数据一般只能对家庭生命周期进行简单的划分和描述，无法分析家庭生命周期的变化趋势和原因。

后来的研究者数据使用有比较大的改善，他们开始使用多期的横断面数据进行比较研究，这样就能够刻画家庭生命周期的变化过程，使得家庭生命周期从一个断点性和类型学的分析工具，进而变为能够适用于家庭变迁方面经验研究和实证研究分析框架。 Lansing和Kish(1957)就家庭生命周期模型与单一使用年龄分组模型检验了个人的六个不同经济特征，他们认为家庭生命周期模型比年龄分组模型更有解释力，因为家庭生命周期中包含了更多的个人角色内涵。故家庭生命周期完全可以像年龄等变量一样，作为一个自变量来使用。

在数据使用方面，Glick本人不但提出了家庭生命周期的基本模型，而且使用人口普查的数据加以分析，并根据变化，更新了家庭生命周期不同阶段性延续时间的变化。当然这样与他本人在人口普查局工作，能够更为容易地获得这些数据有关(Glick，1977)。

研究证据

修正后的家庭生命周期模型给家庭社会学家、消费和市场研究者等提供了更多的帮助。

Montgomery和Sore(1997)使用爱情态度量表测量了250个成人样本，并按照他们所处的家庭生命周期分为四组：大学年龄的单身青年人、已婚无子女青年人、已婚有子女成年人、已婚子女离家的成年人，发现在四组人群之间关于爱情态度存在显著的差异。他们发现没有结婚的青年人比已婚人群对爱情的态度更富有热情，而有子女的成年人则更为含蓄。

Fritzsche(1981)综合使用了 Murphy和 Staples以及Wells和Gubar的家庭生命周期模型，发现年轻单身家庭的能源消耗，特别是天然气消耗是最少的在有子女已婚中年家庭能源消耗是最多的，特别是汽油、木材和燃煤。而在随后的家庭生命周期的各阶段中，能源消耗会逐渐降低。

McLeod和Ellis(1983)按照家庭生命周期的分类方法能够有效地解释家庭户的住房消费模式，特别是人均住房消费情况，因为家庭发展不同阶段对住房的需求是不一样的，比如有子女的家庭需要更多的房间来做婴儿房和游戏房，故在有儿童和青少年的家庭生命周期阶段，需要更多额外的房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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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作者 • 唐莹莹

01理论提出者及其生平

内森·爱普斯坦（Nathan Epstein）

Nathan Epstein博士创立了麦克马斯特大学精神医学系（Department of Psychiatry, McMaster University）。1966年，Epstein博士前往汉密尔顿（Hamilton），填补了当地临床精神病学的空白，消除了当地对“精神疾病”的污名，优化了许多社区资源，他在圣约瑟夫医院（St. Joseph’s Hospital）和麦克马斯特医学中心（McMaster Medical Centre）建立了学术临床服务，也在汉密尔顿医院（Chedoke Hospital）建立了一个杰出的儿童和家庭中心。

Epstein博士不仅在致力于建立学术临床服务体系，也在自己广泛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McMaster家庭功能模式理论（McMaster Model of Family Functioning, MMFF），基于此理论创建了非常有效的家庭治疗方案——以问题为中心的家庭系统疗法（Problem Centered Systems Therapy of the Family, PCSFT）。目前，前汉密尔顿精神病院，现山区健康服务中心在他的指导下成为一个临床培训与学术机构。

Epstein博士被全世界公认为家庭治疗领域的先驱人物。

02理论发展历程

家庭分类系统认为，可以用一系列的家庭维度来描述家庭生活中的各个方面。Epstein等人（1962）在一项110个非临床家庭的研究中，在家庭分类系统的基础上进行改进，初步形成了家庭类别图式（Family Categories Schema），即McMaster家庭功能模式的雏形。

McMaster家庭功能模式理论属于过程取向的家庭功能评估理论，Epstein，Levin和Bishop（1976）认为，家庭的主要功能是为家庭成员的社会、心理和生理发育与维持提供环境条件，如果在运作过程中没能实现其各项基本功能，就很容易导致家庭成员出现各种临床问题。1978年，他们正式提出了以家庭系统运作过程为核心的McMaster家庭功能模式理论，认为家庭的三种任务包括基本任务、发展性任务和危险性任务，家庭功能可分为六个维度：问题解决（Problem Solving）、沟通（Communication）、角色（Roles）、情感反应（Affective Responsiveness）、情感卷入（Affective Involvement）和行为控制（Behavior Control），根据家庭在上述6个方面的表现，可以看出家庭功能发挥是否良好。

1983年，Epstein，Baldwin和Bishop根据McMaster家庭功能理论开发了家庭功能评定量表 (Family Assessment Device, FAD)，除了包括上述六个维度之外，FAD还包括总的功能（General Functioning）这一维度，总体评价家庭功能水平。

随后，Skinner等人（1983）基于McMaster家庭功能理论提出了家庭过程模式理论（Process Model of Family Functioning, PMFF），以创造一个更加过程导向和动态的模型用于评估家庭系统和开发适当的治疗方法（参见：Skinner, Steinhauer & Santa-Barbara, 2009）。

03代表性著作

Westley W. A. & Epstein N. B., The silent majority. San Francisco: Jossey-Bass, 1969.

Epstein, N. B., Bishop, D. S., & Levin, S., The McMaster model of family functioning. Journal of Marital and Family therapy, 1978, 4(4), 19-31.

Epstein, N. B., & Bishop, D. S., Problem centered systems therapy of the family. Journal of Marital and Family Therapy, 1981,7(1), 23-31.

Epstein, N. B., Baldwin, L. M., & Bishop, D. S., The McMaster family assessment device. Journal of marital and family therapy, 1983, 9(2), 171-180.

Epstein, N. B., & Baucom, D. H., Enhanced cognitive-behavioral therapy for couples: A contextual approach.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2002.

Ryan, C. E., Epstein, N. B., Keitner, G. I., Miller, I. W., & Bishop, D. S. Evaluating and treating families: The McMaster approach. Routledge, 2012.

04理论观点

McMaster家庭功能模式基于系统理论提出，认为家庭的各个组成部分相互作用，家庭的某个部分不能与家庭其他部分分开来理解和解释，因为这不足以完全理解整个家庭的功能，家庭的结构和组织是决定家庭成员行为的重要因素，家庭系统的交往模式形成了家庭成员的行为。同时，该理论也假设：家庭的基本功能是为家庭成员生理、心理、社会性等方面的健康发展提供一定的环境条件。

为实现基本功能，家庭系统必须完成一系列任务以适应并促进家庭及其成员的发展。家庭需要完成的任务共包括三类：基本任务（Basic Tasks），起工具性的作用，例如提供食物、钱财、交通和住所等；发展性任务（Developmental Tasks），在家庭发展过程中出现，例如每个阶段的主要任务；危险性任务（Hazardous Tasks），是由于疾病、事故、工作变更、收入减少等引发的危机。

实现家庭基本功能和完成基本任务的能力主要表现在6个方面：

（1）问题解决能力（problem solving），将问题解决到一个可以使家庭功能正常发挥的水平。家庭问题可以被分为工具性和情感性，前者是日常生活中的机械性问题，后者与感觉和情感体验有关。家庭功能受工具性问题影响的家庭很少有效地处理情感性问题，但受情感性问题影响的家庭却可以适当处理工具性问题。

（2）沟通（communication），家庭成员间交换信息。沟通的话题可以分为工具性领域和情感性领域，包括四种类型：清楚直接的沟通、清楚间接的沟通、含糊直接的沟通和含糊间接的沟通。

（3）家庭角色分工（family role），家庭成员为完成家庭功能而承担的任务。角色共包括五类，分别为提供资源、养育和支持、成人性方面的满足、个人发展和家庭系统的维持与管理。

（4）情感反应能力（affective response），家庭成员对所给刺激在量和质上做出适度的情感反应。质的反应关注两个方面，家庭成员是否具有广泛的情绪反应的能力以及情绪反应是否与刺激或环境是一致的；量的反应则是一个连续体，从缺乏反应到合理反应到过度反应。

（5）情感卷入程度（affective Involvement），整个家庭对其他家庭成员所从事的活动和拥有的兴趣爱好感兴趣，并看重和加入这些活动和兴趣爱好。情感卷入可以分为六类：缺乏卷入、缺乏情感的卷入、自恋式卷入、同情性卷入、过分卷入和共命式卷入。

（6）行为控制（behavior control），涉及到身体伤害情景、涉及心理需求表达和满足的情境、家庭成员间和家庭与外界系统交往的情境这三个领域。行为控制共包含四类：僵硬的行为控制、灵活的行为控制、放任的行为控制和混乱的行为控制。可以通过家庭在这六个方面的表现，对其功能发挥进行评估。

05评估工具

研究者们根据McMaster家庭功能模式理论编制了自评的家庭功能问卷（Family Assessment Device, FAD）、他评的McMaster临床评价量表（McMaster Clinical Rating Scale，MCRS）和家庭功能访谈（McMaster Structured Interview of Family Functioning，McSIFF）（Miller, Ryan, Keitner, Bishop, & Epstein, 2000）。

• 家庭功能问卷

FAD共包括七个维度，分别为问题解决、沟通、角色、情感反应、情感卷入、行为控制和总的功能。最初编制的FAD包括53个项目（Epstein, Baldwin, & Bishop, 1983），后经修订达到60个项目（Kabacoff, Miller, Bishop, Epstein, & Keitner, 1990），采用四点评分的方式，1代表完全同意，4代表完全不同意，得分越低表明家庭功能越好。目前FAD已经拥有14种不同语言的版本，在不同文化中效度良好（Keitner et al., 1990, 1991; Morris, 1990; Wenniger, Hageman, & Arrindell, 1993）。FAD信度也较高，Miller等人（2000）采用FAD对121位抑郁症患者及其家庭进行测试，得到量表总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94，各个分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72~0.79，各个维度间相关系数为0.37~0.67；李荣风，徐夫真，纪林芹和张文新（2013）对其进行了中文版的修订，修订后FAD总体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91。

• McMaster临床评价量表

MCRS为他评量表，由精神科医师或者经过训练的专业人员完成。所包括的七个维度与FAD完全相同，采用七点评分的方式，1代表最无效或不安的功能，7代表最有效或健康的功能，得分越高表明家庭功能越好。MCRS拥有可以接受的评分者一致性（0.68-0.87）和重测信度（0.81-0.87）（Miller et al., 1994）。MCRS与FAD存在显著相关，二者结合使用可以更全面地评估家庭功能（Miller et al., 1994）。目前，MCRS量表被广泛用于精神障碍患者家庭功能评定（Sheets & Miller, 2010）。

• 家庭功能访谈

McSIFF是对于家庭功能的结构化访谈，从访谈过程的定位开始，随后访谈者会得到该家庭的问题清单，并确定家庭已经采取了哪些步骤来解决这些问题。在谈论过家庭的问题之后，按照角色、行为控制、问题解决、沟通、情感反应和情感参与这样的维度顺序来依次访谈。

06研究证据

有关McMaster家庭功能模式理论有关的研究主要关注成年精神障碍患者，尤其是情绪障碍患者，也有一些研究关注成年人慢性病、儿童和家庭治疗。

Keitner等人（1987）对38名处于急性期或者缓解期的重度抑郁症患者及其家属进行了评估，结果发现，抑郁症患者的家庭所报告的家庭功能比非临床家庭更差，并且，随访期间家庭功能改善的家庭比没有改善的家庭中患者的抑郁发作时间要短很多；

Evans、Bishop以及他们的同事曾进行过一系列关于家庭功能与中风的研究（例如：Bishop et al., 1986; Evans, 1984），结果表明，家庭功能能够预测中风后是否坚持治疗和医疗服务利用率等方面；

Joffe，Offord和Boyle（1988）采用了FAD中的总的功能维度对儿童进行了测量，结果发现，总的家庭功能评价能够预测后续的自我调整和自杀行为；

在一项Woodward，Santa-Barbara，Levin和Epstein（1978）进行的早期研究中，278个拥有行为或学业问题儿童的家庭接受了基于此模型构建的以问题为中心的家庭系统疗法（Problem Centered Systems Therapy of the Family, PCSFT），有超过65%的家庭表现出了积极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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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乌的战争还在继续进行，我们看着新闻，尤其是看到图片里的那些因为战乱而无家可归或者饱受摧残的苦难中的人们，不免恻隐，和平的呼唤如鲠在喉。

已经有很多文章分析了俄乌战争爆发的原因、可能的走向，以及对俄乌两个国家，乃至是世界安全的影响。我们不是这方面的专家，不去分析其中的是非曲折，谁对谁错。我们是家庭治疗师，尝试从家庭治疗的角度出发来解析俄乌战争，探索俄乌战争与夫妻冲突之间的异同，您也许会发现两者之间存在惊人的相似之处。

俄乌之间的战争不是突然就爆发的，有其轨迹和模式可循。这有点像夫妻之间的冲突，大多数夫妻冲突都源于琐事，就像浙江高等法院对2018年５万多对离婚案件原因的分析所显示的那样，占比第一位的原因并非日常经常听说的“没有感情了”和“性格不合”这两大原因，而是“生活琐事”，所占比重为34.21%。为何生活琐事会导致最后离婚？最根本的原因是由于夫妻之间没能很好地解决这些生活琐事，导致形成负性循环，矛盾逐渐升级，最后闹到要离婚的地步。

俄乌之间的矛盾虽然不像夫妻冲突这么简单，还包含文化历史的原因，但也有相似之处。俄乌从苏联解体后就成为两个独立的国家，由于各自利益和需要不同，其间不断爆发各种摩擦和纠纷，造成乌克兰产生越来越趋近美国和北约，而脱离俄罗斯的行为。这种矛盾一直没有很好地得到解决，直到乌克兰寻求加入北约，北约也试图将乌克兰纳入版图，将北约的边界推到与俄罗斯的边缘，让俄罗斯产生了生存的危机和压力的时候，来了一个总的爆发。

当然，从家庭治疗来看，俄乌战争可能还有点像夫妻冲突的另外一种模式：迂回关系。原本在俄罗斯与北约之间也存在因北约不断东扩而产生的摩擦。北约先后经过了5次东扩，每次东扩都会引起与俄罗斯之间的一些摩擦和纠纷，到最后北约想把乌克兰纳入版图，但由于担心直接纳入版图而引发与俄罗斯之间的直接冲突，就不断地鼓动乌克兰做出一些刺激俄罗斯的行为，以实现最终东扩的目的。从这个来看，俄罗斯和北约就像有矛盾但没有直接发生冲突的夫妻，而是通过家中或者家外的第三方（如孩子或者其他的原生家庭成员）来发生冲突。这就是家庭治疗理论中讲的迂回关系。

在北约通过挑动乌克兰与俄罗斯发生冲突之后，乌克兰做出了选边站的举动（当然，这样的选边站也与第一段讲的其自身的需求有关），而且，北约也在通过不断支持乌克兰的行为增加乌克兰与俄罗斯斗争的勇气和砝码，使乌克兰最后紧紧地绑在了北约的战车上。这也与夫妻冲突的走向有惊人相似之处。在夫妻发生冲突的时候，家内的或者家外的第三方（例如孩子或者原生家庭的父母）可能会主动或者被动地卷入到发生冲突的父母中去形成三角关系，如果卷入进去的第三方采取了选边站的立场，站到了发生冲突的父母中的一方，就会与之形成稳定的结盟关系，共同对抗另外一方。

在第三方卷入到父母的冲突中去后，就会改变双方的力量对比，同时还会破坏亚系统之间的界线，使得问题变成了多方之间的矛盾，解决起来会变得更加的困难。另外一方在与结盟的一方做斗争的时候，由于力量属于弱势的一方，大都不太可能与整个结盟的一方进行斗争，一种选择就是退出这种斗争认输，但像俄乌战争这种，如果俄罗斯直接投降，不再抗争，那后果就是北约扩张到乌克兰，挤压俄罗斯的战略和生存空间。

这是俄罗斯万万不能接受的结果，只有与结盟的一方进行殊死斗争，也许还会换来一线生机。但直接与整个结盟的一方做斗争显然会让自己处于不利位置，于是就会选择结盟关系中的弱者作为斗争的对象，就发生了俄罗斯拿乌克兰开刀的事情，希望通过惩罚结盟关系中的弱者来让原来与自己有矛盾的一方感受到疼痛，有所收敛。这也是“打在孩子的身上，痛在父母的心上”要表达的意思。

在弱者受到惩罚之后，往往会导致与弱者结盟的一方采取更多更大的支持行为来为弱者打气加油，与弱者结盟的一方不可能眼看自己的同盟被别人欺负而没有任何的反应。如果他们没有反应就等于承认了对另外一方权力或者解决方式的认可，是一种认输和投降。这就出现了在俄乌战争爆发后很多国家对乌克兰的经济和军事等提供支持，对俄罗斯实施各种制裁。

这个过程还反映了夫妻冲突解决的一种模式，即更多通过竞争性的问题解决模式来解决冲突，谁都想对方同意用自己的方式来解决问题，就像最早有关谈判的条件那样，俄罗斯的谈判条件是“乌克兰军人要放下武器”才会谈判，而乌克兰要求“俄罗斯军队要退回到边境下俄罗斯一方”才谈判。这两种方法完全是对立的，是对方不可能接受的，结果就会导致负性循环的发生，你对我不好，我就对你更不好，促使战争不断升级。

到后来双方认识到这些要求的不妥（当然还有战争带来的破坏等等），都从自己的立场上退了一步，才有今天俄乌双方的第一轮、第二轮和第三轮的谈判。尽管在谈判中还有不少对立和冲突，但双方都开始尝试用合作的方式来解决问题，这给问题的解决带来了一线希望。

在家庭治疗看来，结盟一方中的弱者，如果最后经受不住对手的惩罚，而与对手达成了和解，就会使得最初想通过挑动弱者与对方斗争而获利的那一方的需求得不到满足，这一方就会继续寻找其他的途径，或者到别处去寻求需求的满足。什么地方将成为他们需求满足的地方？会不会真的发生这样的事情？让我们拭目以待！

策 划：方晓义

撰 稿：安 伟

编 辑：李宇昕

美 编：何文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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