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白鹿原》中描绘了白家和鹿家两大家族的故事。白家“仁义传家”，自祖上起就有“耕读传家”的祖训，族长白嘉轩继承家风，“腰杆挺直”，勤恳做人做事，最终带领白家屹立不倒于乱世之中。而鹿家“家风不正，教子不严”，其族长鹿子霖一生精明算计，贪图功利，最终却落了个只能吃野菜，寒冷冬夜凄冷死去的结局。不同的家风最终导致了个人和家族截然不同的结局。“忠厚传家久，诗书济世长”，优良的家风才是一个家族的立家之本。尽管有很多人认为家风离现在的生活可能有些遥远，但弘扬优良的家风对于个体乃至社会都有非常重要的意义。那么今天我们就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谈谈什么是优良的家风，以及如何通过家庭教育来形成优良的家风。

好家风有哪些？

家风具体表现为家庭成员对某种理念的高度认同，对符合家族价值观事件的情感赞赏，以及树立符合家风的榜样行为。从古代的《颜氏家训》《朱子治家格言》，到近代的《曾国藩家书》《傅雷家书》，我们都能看到先贤们各自的家风。

01 积极向善首当有

许多家训都强调了善良的重要性，王阳明在《示宪儿》中告诫“要做善良人”，《傅雷家书》认为“本质的善良”是人重要的底色。优良的家风都在引导和鼓励人们要有善良的品质，做有益他人和社会的行动。

研究发现，个体积极向善的行为，不仅能提升行动者自身的积极感受，比如拥有更多的积极情绪和更高的幸福感，还能引发接受者的感恩情绪，并能使旁观者感受到榜样的激励，产生见贤思齐的善行。因此，如果越来越多的家庭在家风建设中都能强调善良的重要性，全社会积极向善的心态就有望被培育起来，并且能够不断地传承下去。

02 诚实谦逊有品性

“诚信之人必能成功”，“君子大过人处，只在虚心而已”。这两句话源自《曾国藩家书》，向曾氏后人强调了传统文化中的君子品格——诚实与谦逊。诚实指笃实、诚意、言论行为跟内心思想一致，谦逊是低调的自我呈现、以弱胜强的和谐控制过程和低调的行事风格。诚实与谦逊也是非常重要的人格特质，指个体在与他人交流、合作时的一种公平取向。

很多研究发现，认同诚实和谦逊价值观的父母更可能培养出诚实谦逊的子女。总之，诚实谦逊这种个体身上的积极人格品质，可以通过家风塑造，也值得作为家风传承。它不仅能帮助个体修身养性，形成更高的情绪掌控能力和积极的应对方式，还能促进与他人的合作互动。

03 好学明理能立世

劝勤勉学，重视子女教育也是优良家风之一。《颜氏家训》中的“涉百家之书，明六经之旨意”，“积财千万，无过读书”等训诫，都表达了不要为了吹嘘而博取名利，而要教育后代学有所长、学以致用、自立于世的价值观。朱柏庐在《治家格言》中也强调“不读书，则不知义理 ”，“读书志在圣贤，非徒科第”，教育子弟读书不仅是为寻上达之路，更重要的是为了立德做人。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这些名仕的家风中都有着浓厚的书香气味，也就是说，良好的家风非常重视学有所长，只有使后代掌握了真才实学，才能有立足之本。当今社会也是如此，只有掌握基本学识的人才可以成为合格的社会成员。

04 志存高远有追求

诸葛孔明在《诫子书》《勉侄书》中通过“非志无以成学”，“夫志当存高远，慕先贤”，来告诫子弟树立志向的重要性，鼓励后代拥有更高远的理想目标。人生成就与其志向有关，人生高度与其眼界正比，先贤的家训指向远大理想，是希望后代有更强大的动力和更坚韧的意志，即使面临挫折失败也不计一时得失，更加坚守初心，砥砺前行。

传承家风都能行

“欲造优美之家庭，须立良好之规则”这句话出自《钱氏家训》，钱氏家族曾培养出物理学家钱学森，力学家钱伟长，学者钱钟书等无数大家。这便是家风的力量。好家风是一个家庭的指明灯，更是一个社会宝贵的财富。

怎样形成和传承优良家风呢？我们从心理学的角度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01营造氛围去引导

寓教于乐，日常营造德行教育的氛围。例如在看电影、电视或阅读书籍作品时，家庭成员一起讨论主人公们的品质和行动。当谈到弱势群体或者社会不公平的现象时，向孩子传递正确的三观，引导孩子进行换位思考，让他们拥有同理心和感同身受的共情力。例如在新冠病毒疫情期间，有家长带领孩子参与线上捐款爱心活动，就是在引导孩子“日积一善”，孕育优良的家风氛围。

02身体力行树榜样

家长身体力行地实践家风，孩子就能有样学样。古有“曾子杀猪”，只为给孩子做好诚信的榜样。现在的心理学研究也表明，当父母以身作则，并且父母行为一致，孩子更能习得优良的行为方式，养成正确的道德品格。现在很多父母都是“低头一族”，没有给予孩子高质量的陪伴，事实上有很多活动适合家庭成员一同参与，比如“家庭读书日”，“社区家庭志愿队”等等，孩子能在真实经验中学习家长的作风，家庭成员们在活动还能相互赞赏，使情感达到一致和连接。

03鼓励奖赏双促进

如何让家风成为孩子的习惯？心理学的强化理论认为，当对孩子的正确行为给予强化，他们会更多地实施善行。强化可以是口头赞赏孩子，例如像一些“你做得真好”之类的鼓励话语，也可以是零花钱或者小礼物的物质奖赏，或者满足他们的愿望。家长也可以在孩子幸福满足的神情中，收获教育的动力，这种双向促进何乐而不为呢？当然，在孩子犯错时，首先得让他/她自己明白错误在哪里，家长再针对进行纠正或惩罚，才能降低他们再次出错的可能性。

04因时而变多倾听

家庭教养需要尊重孩子的发展特点。年纪尚小的儿童在发展过程中会经历一个“自我中心”的阶段，但如果家长能提醒孩子站在他人的立场上，就能培养他们“将心比心”的能力。比如道德认知水平还不够的孩子不理解某些复杂的道德事件，家长可以通过和孩子讨论“为什么”引发深度思考，并介绍更多的经验事件，来促进其认知重构和发展。当孩子年龄较大，自主性较强，且处于道德发展较高水平时，家长在做道德决策时，主动倾听孩子的声音，适当地采用其建议，可以让这一阶段的孩子对正确的道德观念产生更强的认同感。

需要注意的是，家风教育也一定要与时俱进，响应新时代社会风气。比如，在物质生活较为富裕的今天，过分地强调勤俭节约，忽略孩子正常需求的满足，这种不合时宜的家风反而会导致孩子更崇尚物质主义价值观，更注重物质与财富。因此，父母在家风建设中一定要传承精华，摒弃糟粕，与时俱进。

推文作者：高芯芸 郭震 寇彧
插图：林靓
编辑：林靓
排版：董艺佳

韩国一档综艺《我们离婚了》在韩国引起观看热潮，邀请的离婚嘉宾在两天一夜的相处中，再现了婚姻期间夫妻真实的相处模式，将离婚真相呈现在荧幕上。很多观众大呼“太真实了，绝对没有剧本，我也是这样才离婚的”。

《我们离婚了》第一对离婚夫妻李莹河和鲜于银淑：
离婚后

结婚照

离婚热不仅仅在国外盛行，据国家民政部发布数据表明：从2003年开始国内离婚率连续15年上涨。

感情不和居于离婚原因榜首，77.51%的夫妻因感情不和而离婚。

哪些细节会导致夫妻感情不和，我们平常应该如何注意呢？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部教授、博士生导师蔺秀云提到负性评价会损害夫妻关系，伤害夫妻感情，严重时会导致夫妻关系破裂。小编邀请蔺秀云教授为大家解疑答惑。

壹|什么是婚姻里的负性评价？

刚结婚时，空气里都是甜蜜的味道。
结婚没多久，家里多了不一样的声音。

“你压根就没尊重过我！”“你是不是看不起我？！”“你心里根本就不关心我！”

“你心里从来没有过我！”“你这样说就是在否定我！”“你对我太不好了！”

“你怎么这么懒！”“你实在是太邋遢！”“你这人真没教养！”

“你太小心眼了！”“你怎么这么抠门！”“你这个人太自私！”

是不是感觉很熟悉？

是的，我们经常说到或者听到上面的言论，都属于婚姻里的负性评价。

负性评价具体有八种表现：

第一种：武断推论。根据对方的言行武断地得出负面结论。例如：丈夫下班回家晚了三十分钟，妻子认为丈夫外面一定做了不雅的事。
第二种：选择性提取信息。只关注到部分信息，往往是负面的部分，从而得出负面评价。比如丈夫埋怨妻子每次回婆家吃饭都迟到，实际上只迟到一次，丈夫只关注迟到的那次。
第三种：贴标签和贴错标签。比如妻子抱怨丈夫“他这个人太固执，一辈子改不了”。“太固执”是妻子给丈夫贴的标签。“一辈子改不了”太绝对，是给丈夫贴错标签的表现。
第四种：夸大后果。妻子买化妆品超过预算，丈夫说“买这么多我们会破产的”丈夫是夸大后果的表现。
第五种：针对个人。妻子按照自己喜欢的风格整理完床铺，丈夫按照自己喜欢的风格重新整理了一次，妻子误认为丈夫是针对自己的不满意才重新整理。
第六种：二分思维，非对即错，非好即坏。夫妻吵架经常要分出对错“我是对的，你是错的，你没有一点正确的地方”。
第七种：过度概括化。例如妻子抱怨丈夫：你这个人根本靠不住。丈夫可能在某些方面靠不住，但不是所有方面。
第八种：负性读心术。例如：妻子加班到很晚，心想回到家丈夫一定会给自己脸色看，当看到丈夫低头玩手机，妻子心想：果然对我不满意了。

小编感慨每个都中！怪不得婚姻不顺，原因竟然在这里！婚姻里的负性评价越多，两性关系出现的问题越多，夫妻之间积压的情绪越多，隔阂就会越深，夫妻感情被消磨殆尽，婚姻成了爱情的坟墓，离婚成了很多人必选的路。

贰|为什么会产生负性评价？

一、与两性差异有关

差异一：情绪产生的差异

面对同样的事情，女人比较容易产生情绪，男人不太容易产生情绪。很多女人在情绪产生的时候，期待着男人能够和自己共鸣，但是发现男人往往的反应是：就这？太矫情了吧？不至于吧？

差异二：情绪表达的差异

女生更喜欢通过说话的方式处理情绪，男生更喜欢自己关起房门自己一个人消化情绪。

在《我们离婚了》里，95%的时间都是鲜于银淑在说话，从40年前第一次约会说到对方现在的起居生活，相反李莹河一直默不作声，很少做出正面回应。在和朋友们的饭局上吐露“我也有伤心，但是我不会说”。

差异三：对爱情的需求不同

女人希望在爱情里被宠爱，被当做独一无二的人来对待，男人则希望在爱情里能获得较多的自由。

在《我们离婚了》里，鲜于银淑在婚礼里有很多美好的幻想，期待甜蜜的蜜月，对方能在生活中照顾自己，遇到问题对方能站在自己这一边，即使离婚后鲜于银淑仍然期待对方能改头换面，两人重新坠入爱河。

李莹河在蜜月期间和朋友喝酒忽略新婚妻子，即使带着“解开恩怨”的目的来参加节目还是在仅有的时间里邀请朋友来喝酒最后冷落了鲜于银淑。

差异四：沟通方式不同

女人更需要情绪、情感的交流，男人忽略情绪，侧重于解决问题。

经典场景重现：

妻子工作一天，下班回来抱怨很辛苦，想要得到一点安慰和关心。
先生回应说：你的工作不怎么样还这么累，你就别干这个工作了，没必要那么卖命，做点自己喜欢的工作。
妻子说：我挺喜欢的这个工作，就是任务太多忙不完。
丈夫回应说：你跟领导直接说你不想干，以后安排也别干。
妻子听到后感觉更累了，沉默不语。

因两性差异造成夫妻矛盾，从而引发感情问题不在少数。两性差异可能引发夫妻之间相互误解、争吵，严重时会导致夫妻感情破裂。

二、与依恋模式有关

内在依恋的定义：

依恋是一种特殊的情感需求，依恋需求包括：被宠爱、被重视、被接纳、被关心、被理解、被同理、被感激、被支持、被赞赏、被认可、被保护、被安抚、被回应。

依恋类型和特征：
当内在的依恋需求得到满足时，会形成安全依恋模式，当没有得到满足时，会形成不安全依恋模式。

不安全依恋模式分为焦虑矛盾型和回避退缩型。当人处在不安全依恋模式中时，比安全依恋模式的人更容易产生负性评价。

不同依恋类型的特征：
安全型依恋：处在安全型依恋的人认为我是有价值的、完整的，值得被人爱的。世界对我来说是安全的，他人也是值得信赖的。

焦虑矛盾型依恋：处在焦虑矛盾型依恋的人认为我是没有价值、不值得被爱的。世界对我来说很危险，他人不值得依赖，但是我非常需要爱，很害怕被拒绝和受伤害。

回避退缩型依恋：处在回避退缩型的人认为我不值得被爱，自己不够好，世界和他人不值得被信赖。我不需要亲密关系，我更愿意保持独立。

焦虑矛盾型依恋的妻子和回避退缩型依恋丈夫的经典对话：

妻：你今天没有及时回我消息，打电话的时候也很敷衍，你是不是不爱我了？
夫：我当然爱你！我要回答这个问题多少次？
妻：我感觉你不再爱我了，你是不是讨厌我了？你是不是要和我分手？我是不是不够好？我害怕有一天你会抛弃我！
夫：你每次都这样说，我能不能有点自己空间，我现在想去书房看书。
妻：你看，我就知道，你不爱我了，你不愿意搭理我，不愿意和我在一起了，天啊！我该怎么办？
夫：每天都这样，我真的想离开这个地方。

不安全依恋模式会让夫妻陷入"他不爱我"假象里，从而引发负面情绪和沟通不畅，导致夫妻关系受损。

三、与深层情绪有关
深层情绪有：绝望、伤心、难过、痛苦、孤独、无助、恐惧、担心、害怕、恐惧、挫败。

当有这些情绪围绕时，我们羞于表达，因为在潜意识中认为拥有这些情绪意味着自己不够好，自己很失败，如果表达出来，害怕不被爱，害怕被伤害，所以通常选择压抑或者回避的方式，而不是主动表达，寻求爱人的帮助。

负面情绪不仅影响身心健康，也会影响夫妻真实的互动，加剧夫妻间矛盾，损害夫妻关系。

四、与自我分化有关
什么叫自我分化？

自我分化又叫自我分辨、自我辨别，包括理智和情感在心理上的分离和人际关系上自我和他人的分离。

自我分化的类型
内心分化层面：理智和情感在心理上的分离，即在某个特定时刻，人是受理智还是情绪的支配的能力。

人际关系层面：在与人交往时能同时体验到亲密感与独立性的能力。

自我分化如何影响夫妻关系：
自我分化良好的个体在与人相处时能够维持独立自主与情感连结的平衡。他们在与人相处时能够保持一个清晰的自我感，面对压力时也能够坚持自己的观点，而不去迎合他人的期望。

自我分化水平较低的个体，其行为只能依据情绪反应，容易依赖他人，容易产生融合状态，在处理问题时极容易受外界的影响而缺乏理性的判断。尤其当面临压力时，自我分化程度低的人可能会采取两种极端的适应模式：一是回避他人，以避免因害怕失去自主性而产生的焦虑感；另一种是通过亲近、依赖他人，来减轻自己的心理压力。

自我分化和依恋模式、深层情绪之间的关系

自我分化水平受到童年经历的影响，可能具有一定的差异。而自我分化水平的高低会使得我们有着不同的依恋类型，安全型和不安全型（回避型和焦虑型），回避型的依恋模式往往在面对感情的时候更倾向于回避，而焦虑型的依恋模式往往在面对与他人的相处之时会感到更多的焦虑。

自我分化水平比较低的夫妻无法正面的解决婚姻问题，表达内心真实声音，容易积累负面情绪，引发更大的矛盾和争吵。缺少健康的界限，夫妻容易相互指责和抱怨，而没有看到自己在关系中应承担的责任。

专家建议

一、尊重差异，关注相似点

夫妻双方应了解矛盾来自于两性的差异，而不是对方故意针对或者不愿意去表达爱意。要学会尊重双方的差异，把更多的关注点放在双方一致的地方。

二、建立内在安全感

识别自己属于哪一种依恋类型，有针对性地调整自己。相信自己是值得被爱的，勇敢表达依恋需求，多疼爱自己和自我满足，建立内在的安全感。

三、觉察情绪，满足需求。

我们要学会觉察情绪，看到负面情绪的积极意义。情绪在提醒我们有未被满足的需求，我们借助情绪了解自己需要什么，从而更好地表达需求，满足需求，让自己更加快乐。

四、建立健康的界限

夫妻相爱的同时建立健康的心理界限，降低期待，自我负责。

五、学会表达爱意

《爱的五种语言》作者盖瑞·普查曼告诉我们，当我们懂得不断学习有效的接收和表达爱意，就能让爱情持久保鲜，婚姻甜蜜幸福。大家一起学起来吧！

第一：多说肯定的言辞，多鼓励、支持对方，说些温暖的话。

第二：设置精心时刻，花时间专门和对方在一起，让对方感受到被尊重和宠爱。

第三：挑选爱的礼物，制造惊喜和浪漫，保持爱情新鲜感。

第四：服务对方，为对方做她需要你做的事。

第五：制造身体接触，亲吻、牵手、拥抱和性生活。

专家|蔺秀云
编辑|李俊香 视频剪辑|王新美
审稿|潘建设

原创 婚姻家庭研究咨询中心 婚姻家庭研究与咨询中心
北师大中国婚姻家庭研究小组
我们隶属于北京师范大学发展心理研究院，专注于中国婚姻与家庭研究，致力于将实用有趣的学术成果分享给大家。

本期作者
赵 睿
心理学部2019级本科生
中国婚姻家庭小组成员

小丽和丈夫结婚三年了，但是丈夫干涉她的自由。有时小丽周末约了闺蜜出去逛街，丈夫会软磨硬泡让小丽爽约，在家陪着自己和孩子。每次小丽与同事聚餐，丈夫都不停打电话催她回家。

小丽知道丈夫是爱自己的，但丈夫过强的控制欲让她很不快乐。

小丽对丈夫表达过自己的不满，但是丈夫不理解她。

阿亮和女朋友已经在一起两年了，感情也算稳定，但阿亮和她相处时，常常情绪低落，因为她总是贬低阿亮：

“告诉你多少次了，不要这样做，你还是不听，你是不是脑子有问题啊？”

“这件衬衫太丑了，赶紧换一件吧，你眼光也太差了！”
……

在亲密关系中，有时会出现这种情况：一方比较强势，而另一方处于被动、被支配的地位。这其实就是亲密关系中的权力不平等。这种权力不平等在处于青少年晚期的情侣中，发生率约为45%，在婚姻关系中这个比例会更大一些（Rostosky et al., 1999）。

异性亲密关系中，男性的权力往往大于女性，已婚夫妻尤为如此，但近些年来，随着平等意识深入人心，权力不平等现象逐渐减少。尽管如此，许多家庭婚姻中的问题都来自于权力不平等。今天，就让我们了解一下亲密关系中的权力，以及如何面对和处理这种权力不平等。

什么是亲密关系中的权力？

亲密关系中的权力（power），指的是亲密关系中的一方改变另一方的思想、情感和行为，以使其与自己的偏爱相符合的能力或潜能，也指抵抗另一方施加影响、企图改变自己的能力或潜能的行为（王浩, 俞国良, 2017)。

简单来说，亲密关系中的权力包括两方面，一是改变对方使其符合自己的偏好，二是抵抗对方改变自己的企图。

比如你的男朋友喜欢身材微胖的女孩，但你身材纤细，因此他企图说服你吃胖、给你投喂各种高热量食物，这就是他对你施加的权力。而你反驳他，坚持自我，抵抗他的不良行为，这也是你权力的体现。

权力关系是人类社会常见的关系之一，而亲密关系中的权力关系有其独特之处。基于权力的二元观点，权力是相对的，情侣双方都有权力，亲密关系中的两人，对彼此都有较强的控制和影响，因此权力是相互的、互依的。但权力的大小有时是不对称的，这就产生了相对权力（relative power）。相对权力被人们广泛关注（Luchies et al., 2015），它的存在，带来了权力的不平等。

为什么存在权力不平等？

亲密关系中，权力的来源有很多方面，大到经济状况、房产所有权、学业知识水平，小到身材外貌，都有可能导致权力不平等的产生。权力产生于个体生活的方方面面。例如，在婚姻中，拥有房产的一方或经济收入较多的一方，就可能拥有更大的权力。

需要注意的是，权力的大小并不是各个领域权力的简单叠加。在处理某个领域的事情时，相对权力取决于亲密关系中的二人在该领域的权力分配情况（Simpson, Farrell, Orina, & Rothman, 2015）。例如，在购买新房或汽车等高消费商品时，经济状况更优的一方，往往拥有更大的权力。

此外，一些情侣或夫妻双方的个人特质，也会导致权力不平等的产生。例如，根据最小兴趣原理（principle of least interest），在亲密关系中，情感卷入较少的一方往往具有更大的权力（Felmlee, Sprecher, Susan, & Felmlee, 1997）。最小兴趣可以理解，为一段关系中兴趣较低或依赖性较低的一方拥有较多的权力。也就是说，付出的爱更少的那个人，权力更大。

为什么反对亲密关系中的权力不平等？

亲密关系中的权力不平等，往往会带来一系列问题。它们威胁着亲密关系的良性发展，甚至威胁个人的身心健康

1.权力不平等与心理健康

权力不平等影响亲密关系中双方的心理健康，对于青少年情侣来说尤为如此。亲密关系中的低权力往往与各种心理症状相关联，尤其是自尊和抑郁情绪。

例如，真实感（authenticity）是权力的表现之一，主要指对于自我感觉的真实感。举个例子，当你与伴侣产生矛盾时，你向他、她妥协，感觉到这不是真正的自己，失去了自我，这就是真实感的缺失。有研究表明，在亲密关系中，与拥有真实感（高权力的人拥有更高的真实感）的个体相比，缺乏真实感（低权力的人拥有更低的真实感）的个体的心理状态水平要差约18%。

女性的心理健康受权力的影响较大。有研究表明，成年早期的亲密关系中，女性的自尊比她们的男性伴侣低7.49%，抑郁水平高42.43%。而对于女性来说，面对矛盾冲突时缺少发言权，会降低其自尊心（Rostosky et al., 1999）。

此外，亲密关系中的权力与对亲密关系的满意程度相关联，高权力的一方体验到的满意度比低权力的一方高出约18.75%（Kifer et al., 2013），而对亲密关系的满意度与个人的幸福感密切相关。

2.权力不平等与信任

有研究表明，在婚姻中，具有较高经济权力的一方，倾向于认为对方付出爱是为了从自己身上谋求利益、获得资源，怀疑配偶的意图，这不利于亲密关系双方信任的构建（Inesi et al., 2012）。

例如，如果妻子的经济收入远远高于丈夫，她可能会把丈夫某天精心制作晚餐、嘘寒问暖的行为，解释为他想向自己索要钱财。信任是亲密关系的基石，而不平等的权力不利于这种信任的维持和良性发展。

3.权力不平等与攻击行为

在权力不平等的亲密关系中，相互攻击的行为往往更多。权力的不平等程度越高，双方越有可能建立暴力的关系（Handwerker, 1998）。亲密关系中，高权力个体往往更容易发起攻击行为，包括身体攻击（physical aggression）和关系攻击（relational aggression）。

身体攻击指的是在物理层面攻击、伤害他人，比如拳打脚踢。关系攻击指的是通过操纵、损害关系以伤害他人，例如对他人进行人际关系的操控与破坏、公开羞辱、孤立等行为。

这种情况我们可能或多或少都见过或者经历过。比如家暴行为，很多情况是基于夫妻双方权力的严重失衡而产生的。再比如，有些人会扩大自己男朋友或女朋友的缺点，进而对他/她进行人格侮辱。这些行为，无疑对亲密关系造成巨大的伤害。

亲密关系中的关系攻击是很普遍的，低权力的女性容易成为亲密关系中被暴力攻击的一方（Ulloa et al., 2010），低权力的一方也更容易受到对方的关系攻击（Oka, Brown & Miller, 2016）。

假如亲密关系中出现恶性的权力不平等，应该怎么做？

亲密关系中，权力不平等是普遍存在的，尤其是在婚姻中。但平等的权力有利于亲密关系的良好维持与发展。情侣双方能够分庭抗礼、相互尊重，才是最佳的相处状态。

1.实现人格独立和经济独立

无论在什么性质的关系中，“独立”都是一张亮丽的底牌，亲密关系亦然。保持人格独立，保持自己的原色，才能抵抗外界环境的种种压力，抵抗伴侣试图按照他/她的偏好对你进行的“改造”。

此外，在爱情和婚姻中，经济独立也格外重要。经济独立，会让你在双方的权力对抗中，拥有一份重要的权力来源。

总之，爱自己，才能更好地爱他/她。

2.良好沟通，解决问题

当你察觉到权力不平等，或者这种不平等在向着不利于亲密关系维持的方向发展，那么找个机会，与你的伴侣严肃认真地讨论此事。通过良好的沟通，你们可以对当前问题进行梳理，并一起找到适合的解决方案，比如让她/他多考虑你的感受、多倾听你的诉求，在面对抉择时两人共同商议。或者抛除对经济水平、外貌身材等的成见，接受这个不完美的他/她。

沟通是一切关系的润滑剂，亲密关系更是如此。

3.及时止损

如果对方拒绝解决问题，而这种权力不平等已经严重威胁了你们的关系，比如他/她有攻击行为，或者给你带来较多消极情绪，那么不如趁早结束这段关系。

即使你对他/她很留恋，不舍得离开他/她，也要保持清醒，告诉自己：这段关系给你带来的伤害太大，对方也无意做出改变以维护关系。他/她没那么爱你，即使这段关系维持下去，最终也不会向好的方向发展。不如及时止损、各奔前程。

后来，小丽与丈夫进行了深入的沟通，丈夫终于意识到自己的错误，不再过度控制小丽的生活。阿亮对女朋友表达了自己的不满，女朋友意识到自己的行为给阿亮带来伤害，从此以后不再整天埋怨阿亮，两个人的关系更加亲密了。

亲密关系中，双方应该拥有同等的话语权，这样才有利于亲密关系的良性发展。不平等的权力关系，则会带来很多问题。希望大家可以及时发现、合理解决亲密关系中的权力不平等问题，收获美好的爱情！

参考文献：
[1] 王浩 & 俞国良.(2017).亲密关系中的权力认知. 心理科学进展(04),639-651.
[2] 王浩 & 俞国良.(2019).浪漫关系中的关系攻击. 心理科学进展(01),106-116.
[3] Felmlee, D, Sprecher, Susan, & Felmlee, Diane. (1997). The balance of power in romantic heterosexual couples over time from ''his'' and ''her'' perspectives. Sex Roles., 37(5-6), 361-379.
[4] Harter, S, Neff, Kristin D, & Harter, Susan. (2002). The authenticity of conflict resolutions among adult couples: Does women's other-oriented behavior reflect their true selves? Sex Roles., 47(9-10), 403-417.
[5] Inesi, M. Ena, Gruenfeld, Deborah H, & Galinsky, Adam D. (2012). How power corrupts relationships: Cynical attributions for others' generous acts.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48(4), 795-803.
[6] Luchies, Laura B., Van Gils, Suzanne, Slotter, Erica B., Witcher, Betty, Righetti, Francesca, Luchies, Laura B, . . . Kumashiro, Madoka. (2015). The Prosocial Versus Proself Power Holder. Personality &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 Journal of the Society for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41(6), 779-790.
[7] Madsen, Chelsea Amber. (2012). The Impact of Marital Power on Relational Aggression.
[8] Oka, Megan, Brown, Cameron C, & Miller, Richard B. (2016). Attachment and Relational Aggression: Power as a Mediating Variable.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Family Therapy, 44(1), 24-35.
[9] Rostosky, SS, Welsh, DP, Kawaguchi, MC, Galliher, Renee V, Rostosky, Sharon S, Welsh, Deborah P, & Kawaguchi, Myra C. (1999). Power and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in late adolescent romantic relationships. Sex Roles., 40(9-10), 689-710.
[10] Seffrin, Patrick, & Ingulli, Patricia. (2021). Brains, brawn, and beauty: The complementary roles of intelligence and physical aggression in attracting sexual partners. Aggressive Behavior, 47(1), 38-49.
[11] Simpson, J. A. , Farrell, A. K. , Orina, M. M. , & Rothman, A. J. . (2015). Power and social influence in relationships. The handbook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Interpersonal relations and group processes.
[12] W. Penn Handwerker. (1998). Why Violence? A Test of Hypotheses Representing Three Discourses on the Roots of Domestic Violence. Human Organization, 57(2), 200-208.
[13] Ulloa, Emilio, Runfola, Cristin, Hokoda, Audrey, & Filson, Jennifer. (2010). Does Powerlessness Expla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timate Partner Violence and Depression? Journal of Interpersonal Violence., 25(3), 400-415.
[14] Yona Kifer, Daniel Heller, Wei Qi Elaine Perunovic, & Adam D. Galinsky. (2013). The Good Life of the Powerful: The Experience of Power and Authenticity Enhances Subjective Well-Being. Psychological Science, 24(3), 280-288.

图源自网络

策划 | 侯依依
撰写 | 赵 睿
编辑 | 万 宜

原创 婚姻家庭研究咨询中心 婚姻家庭研究与咨询中心
北师大中国婚姻家庭研究小组
我们隶属于北京师范大学发展心理研究院，专注于中国婚姻与家庭研究，致力于将实用有趣的学术成果分享给大家。

本期作者
陶文莉
心理学部18级本科生
中国婚姻家庭小组成员

古有《诗经·小雅·蓼莪》有言：“父兮生我，母兮鞠我，长我育我，出入腹我，欲报之德。”孝敬父母常常被视为中华人民的传统美德，孝敬父母的另一种说法也就是感恩父母。

而近些年来，伴随着我国经济的结构性改革，社会变化速度加快，家庭观念与代际情感可能遭受冲击。

2016年，腾讯新闻《事实说报告》随机调查2万多在线用户，发现当代人在春节或中秋这样的重要节日，只有48.3%的被调查者表示“一定会回去陪父母”。类似北大吴谢宇杀母案的恶性事件也时有发生，据《中国犯罪治理蓝皮书（2019）》，近20年内，青少年弑父弑母案中犯罪者平均年龄下降趋势明显，并且蓄意犯罪的占比可能高达一半，留给社会巨大的震惊与恐惧。这一切让人不禁重新思考 “感恩”这一话题。

感恩是什么？

感恩（gratitude）一词来源于拉丁字根“gratia”，其意思是恩惠、令人愉快的。研究者们认为，感恩是指对他人的恩惠或帮助的积极体验，并以认知、情感或行为等形式对他人进行回应（Mccullough, Emmons, & Tsang, 2002）。还有研究者认为，感恩包括愉快、对施惠者的善意、回报愿望和回报责任这四个方面（Baumgarten-Tramer, 1938）。常言道“百善孝为先”，可见感恩父母之重要，可是感恩父母是否如我们想的那般自然而然，还是父母需要满足一定的条件孩子才会感恩父母？

感恩的两种途径——以情养情&以德报德

关于感恩是如何产生的，可以主要分为两类，即情感途径和回报帮助途径。在情感途径上， Emmons等人（2003）认为感恩来源于亲缘间愉快的情绪体验，我国学者卢家楣（2015）也认为，当人们对某客观事物的积极情绪体验积累到一定程度，会导致情感上的质变，感恩便得以出现。而也有研究者认为感恩可能是一种利益回馈，依赖于他人有意的帮助（Heider, 1982; Galvin, 2004）。

由此可见，感恩行为的产生，可能是情感的自发产物，即“以情养情”，还可能是对于帮助行为的回馈，即“以德报德”。那么，感恩是怎么来自上述两种途径的呢？

• ①以情养情

首先，在情感方面。父母对儿女的感情常常蕴含在教养方式中，而良好的教养方式有益于孩子培养出感恩之心（Huston & Bentley, 2010）。比如，父母情感温暖是一种积极的教养方式，指父母能够敏感、及时、一致地对孩子的需要和情感进行反馈，而父母情感温暖越强，孩子越有可能表现出感恩父母的行为（赵改等, 2018; 王亚丹等, 2020）。特别的是，有研究发现，父母情感温暖可能通过影响青少年的脑部灰质体积来增加感恩行为（杨军义等, 2016）。然而，如果父母对孩子的反应不敏感、不回应，甚至否定孩子的需求，或者对孩子过度保护、过度控制、乃至引导孩子过度依赖自己，可能使孩子对父母产生焦虑、抑郁等消极的情绪体验，还可能影响孩子的认知，从而不利于感恩的产生（李永占, 2018; Huston & Bentley, 2010; Muris, Meesters, Schouten, & Hoge, 2004）。

此外，父母的爱会给孩子一种心理特权，会让孩子知道自己对父母来说是独特的，父母对自己会比对其他小朋友更好（Campbell, Bonacci, Shelton, Exline, & Bushman, 2004）。心理特权是稳定的、跨情境的主观信念，让孩子无论面对何种境地都愿意相信和依赖父母，却也是一柄双刃剑，过度的心理特权容易让孩子自私，比如溺爱可能增加孩子的不道德行为（Laird, Harvey, & Lancaster, 2015），但适当的心理特权可以让孩子对父母产生关怀与感激，比如，可以在严格要求孩子的同时也赋予孩子一定的做决定的权力，给予孩子与父母亲密的机会，可以让孩子感受到自己被父母特别地期待着、爱护着，从而更容易对父母产生感激（Exline & Hill, 2012）。

• ②以德报德

除了通过情感的途径产生感恩，还有利益回馈的途径，就像著名德国哲学家康德所说的“帮助我的人给予了我关爱与温暖，为我伸出援助之手，所以我要竭尽所能的回报他，赞美他，也要把荣誉归给他，把他的好时刻谨记在心”，子女对父母的感恩之心还可能来自父母对子女的帮助。有研究发现，对利益的评价是个体产生感恩的最基本的预测因素， 其预测作用高达64%-83%（Wood, Maltby, Stewart, Linley, & Joseph, 2008）。

根据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父母可以理解青少年拥有多种层次的需求，从而更好地满足孩子的需求，从而帮助到孩子。父母可以给孩子提供食物、水等，满足基本的生理需求；父母还可以给孩子提供遮风避雨的家，满足安全需求。但除了这些最基本的需求以外，现代社会的孩子更加缺乏的可能是精神上需求的满足。但如果父母给孩子以注意力和关怀，就可以满足孩子爱与归属的需求；随着年龄的增长，父母给孩子越来越多的自主权，可以满足孩子受到尊重的需求；在孩子逐渐成为一个有独立思想的个体之后，会拥有自己的独特追求，而在孩子追求梦想的路上，父母的鼓励与支持可以帮助孩子实现自我实现的需求（徐怡亭等, 2011; 喻承甫等, 2012）。

个体倾向于对他人的帮助进行回报，更何况父母通常是给予个体最多帮助的人，因此，孩子可能发展出感恩的品行（Fredrickson, 2001; Bartlett & DeSteno, 2006）。这种回报的倾向源自远古时期人类在发展中总结出来的宝贵经验，远古的人类可能发现自己得到他人的帮助后，如果不回报，那么将来再得到帮助的可能性就大大降低，为了能够拥有再得到帮助的可能性，所以愿意回报。并且，那些不回报的个体可能因为无法得到他人的帮助，更容易在危难中丧生，他们所携带的基因也慢慢被淘汰了，在历史长河中存活的个体也大多就是愿意回报的人了（谢文澜等, 2013）。

总而言之，无论是“以情养情”，还是“以德报德”，可能都在父母与子女之间存在，而没有心理学研究可以将其完全分离开来，这种分离在现实生活中也是难以做到的。它们或许是亲情的一体两面，感性的一面与理性的一面相互交融，而更加全面地了解感恩的产生机制有利于培养青少年的感恩之心。

如何更好培养孩子们的感恩之心

已有研究表明感恩水平高的个体具有更健康的心理状态（Zisser & Eyberg, 2010），感恩品质还可以促进个体的社会适应、认知能力、积极关系、学业成绩、幸福感等方方面面的发展（Wood, Maltby, Stewart, & Joseph, 2008; 叶宝娟等, 2013）。此外，研究表明，感恩有助于青少年减少问题行为（Wood, Froh, & Geraghty, 2010; 喻承甫等, 2011）。由此可见，培养青少年的感恩之心有助于青少年的全面发展。那么，怎么样才能培养呢？

• ①建立和谐融洽的亲子关系

首先，作为父母，应该满足孩子的合理需求。当孩子向父母表达自己的想法和需求时，父母应该认真倾听，接纳孩子的真实想法再加以适当引导，切不可直接否定或直接拒绝。

并且，积极的教养方式有助于孩子表达感恩。对孩子的行为给出及时的反馈，让孩子感受到自己被在意、被爱护，可以给感恩之心提供土壤。正如前文所提，父母情感温暖有助于孩子表达感恩，而父母拒绝、否定以及过度保护都可能遏制感恩。

其次，可以适当地显示父母也有需要孩子的时候。父母可以向孩子示弱，平和地向孩子表达自己的难处，表现出父母并不一直都是孩子想象的那么强大，从而从小培养孩子关心他人、体谅父母的习惯。

此外，父母要对自己的父母关心照顾，树立榜样。父母如果能对自己的父母表达感恩，那就是以身作则、言传身教，孩子会通过观察父母的行为学习到如何表达感恩，从而把感恩这种优良品德代代传递下去。

• ②父母之外，社会环境的影响

作为社会，需要倡导感恩行为，对正能量事件进行适当的奖励与宣传，对他人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如果是机构，比如在校园内的广播站、校刊以及公益社团等，可以设立鼓励感恩行为的奖励活动或表彰仪式；如果是个体，可以从自己做起，乐于助人、与人为善，“赠人玫瑰，手留余香”。有研究发现，大学生在高社会支持情境下，其体验到感恩的深度、广度、频率及密度也就越强烈（何安明, 惠秋平, 刘华山, 2015; 刘晓岚, 2008），从而可以促进感恩行为（张敏, 王乐乐, 王静, 2014）。

• ③感恩要说出来

作为孩子，理解并体会父母的爱，留心生活中温暖的点点滴滴，并且与父母多沟通多交流，也有助于培养感恩之心，增强亲情的纽带。感恩之心说来大也不大，或许就是给回家的父母接个包倒杯水，或许就是在春节中秋陪父母吃顿饭打个视频电话，或许就是带父母去旅个游看场电影。就像今年的贺岁电影《你好，李焕英》中所表现的，“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没有人知道明天和意外哪个先来，珍惜当下，把爱说出来，或许是最重要的。

参考文献：
李永占. (2018). 父母教养方式对高中生学习投入的影响: 一个链式中介效应模型. 心理发展与教育, 34(5), 576-585.
卢家楣. (2015). 对情感教学心理研究的思考与探索. 心理发展与教育, 31(1), 78-84.
王亚丹, 孔繁昌, 赵改, 张星杰, 周博, 唐凤, 周宗奎. (2020). 父母教养方式影响青少年感恩: 心理特权和观点采择的中介作用. 心理发展与教育, 36(4), 422-429.
谢文澜, 汪祚军, 王霏, 张林. (2013). 合作行为的产生机制及影响因素——基于进化心理学视角下的探讨. 心理科学进展, 21(11), 2057-2063.
徐怡亭, 刘利才, 李学龙. (2011). 试用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解析感恩心理的产生机制. 现代教育科学, 1, 111-114.
杨军义, 杨文静, 位东涛, 邱江. (2016). 局部灰质体积在父母情感温暖和感恩的关系中起着中介作用. 第十九届全国心理学学术会议摘要集.
叶宝娟, 杨强, 胡竹菁. (2013). 感恩对青少年学业成就的影响: 有调节的中介效应. 心理发展与教育, 29(2), 192-199.
喻承甫, 张卫, 曾毅茵, 叶婷, 胡谏萍, 李丹黎. (2012). 青少年感恩, 基本心理需要与病理性网络使用的关系. 心理发展与教育, 28(1), 83-90.
喻承甫, 张卫, 曾毅茵, 叶婷, 李月明, 王姝君. (2011). 青少年感恩与问题行为的关系: 学校联结的中介作用. 心理发展与教育, 27(4), 425-433.
赵改, 孔繁昌, 刘诏君, 冯雅萌, 黄声普, 王亚丹, 周宗奎. (2018). 父母情感温暖对青少年感恩的影响: 责任心与公正世界信念的中介作用. 心理发展与教育, 34(3), 257-263.
Baumgarten-Tramer, F. (1938). "Gratefulness" in children and young people. The Pedagogical Seminary and Journal of Genetic Psychology, 53, 53–66.
Campbell, W. K., Bonacci, A. M., Shelton, J., Exline, J. J., & Bushman, B. J. (2004). Psychological entitlement: Interpersonal consequences and validation of a self-report measure.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ssessment, 83(1), 29-45.
Emmons, R. A., McCullough, M. E., & Tsang, J.-A. (2003). The assessment of gratitude. In S. J. Lopez & C. R. Snyder (Eds.), Positive psychological assessment: A handbook of models and measures (p. 327–341).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Exline, J. J., & Hill, P. C. (2012). Humility: A consistent and robust predictor of generosity. The Journal of Positive Psychology, 7(3), 208-218.
Fredrickson, B. L. (2001). The role of positive emotions in positive psychology: The broaden-and-build theory of positive emotions. American psychologist, 56(3), 218.
Galvin, R. (2004). Challenging the need for gratitude: Comparisons between paid and unpaid care for disabled people. Journal of Sociology, 40(2), 137-155.
Hamilton, W. D. (1964). The genetical evolution of social behaviour. II. Journal of theoretical biology, 7(1), 17-52.
Heider, F. (1982). The psychology of interpersonal relations. Psychology Press.
Huston, A. C., & Bentley, A. C. (2010). Human development in societal context. Annual review of psychology, 61, 411-437.
Laird, M. D., Harvey, P., & Lancaster, J. (2015). Accountability, entitlement, tenure, and satisfaction in Generation Y. Journal of Managerial Psychology, 30(1), 87–100.
McCullough, M. E., Emmons, R. A., & Tsang, J. A. (2002). The grateful disposition: a conceptual and empirical topography.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82(1), 112.
Muris, P., Meesters, C., Schouten, E., & Hoge, E. (2004). Effects of perceived control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erceived parental rearing behaviors and symptoms of anxiety and depression in nonclinical preadolescents. Journal of Youth and Adolescence, 33(1), 51-58.
Wood, A. M., Maltby, J., Stewart, N., Linley, P. A., & Joseph, S. (2008). A social-cognitive model of trait and state levels of gratitude. Emotion, 8(2), 281.

文中图片皆源自网络

撰写 | 陶文莉
编辑 | 万 宜
策划 | 侯依依

婚姻家庭研究咨询中心
北师大中国婚姻家庭研究小组
我们隶属于北京师范大学发展心理研究院，专注于中国婚姻与家庭研究，致力于将实用有趣的学术成果分享给大家。

本期作者
谭晰元
北京师范大学2018级本科生
即使在最残酷黯淡的时刻也决不放弃改善我们自身和周围生活的希望和勇气。

最近我的朋友分手了。

我问她是什么原因，她说因为男朋友的性欲比自己强，经常希望和她发生性行为，但她又不好意思拒绝，害怕给关系带来一些困扰。但久而久之，她觉得在关系中总是迁就男生而感到疲惫，最后导致分手。

也曾经有朋友告诉我，自己在欲望很强烈、想和对方发生性行为的情况下，却经常遭到另一半的拒绝，让他怀疑自己的价值，甚至越来越不信任另一半。他和另一半的感情因此产生了不可补救的缝隙，关系最后走到了尽头。

心理学研究表明，情侣/夫妻双方性欲不对等是一种很常见的情形(Impett, Muise, & Rosen, 2015)。当你的伴侣性欲萌发，主动想要和你发生性行为，而你的欲望并不强烈时，你一定会面临两种选择，一种是接受，另一种是拒绝。

是否接受伴侣的性行为请求，从来不是简单的yes or no，它背后实际上包含了许多要考量的因素，也会导致复杂的后果，甚至直接影响双方的关系。接下来，我们就来聊聊心理学中如何剖析两种选择背后的心理机制，以及接受和拒绝的不同形式会对亲密关系、性生活的满意度有怎样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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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以什么目标接受性行为的请求？

如果伴侣在某个时刻的欲望比你强烈，并且TA对你发出一些亲密肢体行为的暗示时，你可以选择接受伴侣的暗示，和TA发生性行为。心理学家在实证研究中，将接受伴侣的性请求归为两类：一类是趋利型目标下（approach goal）的接受，一类是避害型目标下(avoidance goal)的接受(Elliot, Gable, & Mapes, 2006; Gable & Impett, 2012)。

趋利型目标（approach goal），是指为了追求积极的结果接受伴侣的性行为请求。比如，你意识到伴侣对你强烈的性欲望是出于他对你的喜爱，你也想和他在身体上更加亲密，因此你接受了伴侣的暗示，然后度过了一个愉快的夜晚。

避害型目标（avoidance goal）则是指，为了避免和对方关系的负面后果而接受伴侣的性行为请求。比如，你知道如果拒绝了TA，TA可能会愈发丧失探索你身体的兴趣；或者，你的拒绝让TA非常不爽，因为TA认为你的拒绝是因为你不够爱TA，所以你们大吵一架，矛盾爆发(Cooper, Shapiro, & Powers, 1998; Impett et al., 2005)……

有一些基于日常经验的心理学研究发现，两种不同目标下的接受，会导向不同的关系满意度和性生活满意度。在趋利型目标下接受伴侣性行为请求的情侣或夫妻，双方在生活中往往都会展现出更加积极的心情、更高的关系满意度和更高的性生活满意度(Impett et al., 2005; Muise et al., 2013)。

而避害型目标下接受伴侣性行为请求的情侣或夫妻，双方对彼此的性欲都会逐渐降低，因而对性生活和关系的满意度也逐渐降低(Strachman & Gable, 2006; Muise et al., 2013)。

研究中的数据显示，伴侣的生活满意度和关系质量，与性行为中带有趋利动机的牺牲均有正向的强相关；相反，它们与性行为中带有避害动机的牺牲均有负向的强相关。

低性欲的一方接受性行为的目标究竟是趋利还是避害，甚至能够预测这对情侣/夫妻关系满意度和性生活满意度的趋势。当一个人习惯性地为了避免伤害而不得不答应伴侣发生性行为，TA的性生活满意度往往比较低，因而TA和伴侣分手/离婚的可能性更高(Impett et al., 2005)。

在Impett等人为期2周的研究过程中，他们发现，一对情侣/夫妻趋利型的目标越多，他们越有可能在1个月后保持在一起。而以避害型为目标而接受性行为的频率越高，情侣/夫妻对他们的关系越不满意，并且在1个月后分手的可能性就越大，不论他们最初的关系满意度和承诺如何。如果长期持续地为了避害而发生性行为，将对关系的维持带来不可逆的伤害(Muise et al.,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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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拒绝：拒绝伴侣的性请求为什么这么难？

伴侣的拒绝本身就会感到沮丧和失望，而伴侣如果拒绝的是发生性行为，人们的内心会尤其复杂。有研究表明，亲密关系中的拒绝会让人产生很强烈的沮丧情绪。

被拒绝的一方可能会因此而怀疑自我价值(Baumeister & Dhavale, 2001)，彼此的关系可能会产生隔阂(Murray, Rose, Bellavia, Holmes, & Kusche, 2002)，敌意和不安全感会增加(Downey & Feldman, 1996; Downey, Freitas, Michaelis, & Khouri, 1998)。

另外，性行为上的拒绝对人有更大的杀伤力，因为性是一段关系中，尤其被情感主导的领域(Banmen & Vogel, 1985)。一夫一妻制下的伴侣关系中，性需求只能通过伴侣一人来满足，因此基于亲密关系的私人而亲密的特点，当一方想要发生性行为，而另一方拒绝发生性行为时，不仅会产生冲突，并且冲突将难以调和(Blanchflower & Oswald, 2004)。这也能更加有力地解释为什么一些人在主观上没有什么发生关系的欲望时，仍会选择接受伴侣的性暗示，和伴侣发生性行为。

然而实际上，研究数据证明，对于夫妻/同居情侣来说，拒绝性行为是接收到伴侣性暗示和性请求时十分常见的应对方式(Byers and Heinlein , 1989)。Byer的实验中发现，有71.2%的被试接收到伴侣的性暗示后，并没有和伴侣在性上积极地互动。

另一方面，双方欲望的不对等也同样常见。如何在欲望不对等的情况下处理好性的问题，是每一对情侣/夫妻要面临的非常大的难题。因此，学会如何正确的拒绝，对亲密关系的维持显得尤为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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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心理学实验：究竟是温情地拒绝好，还是为了避害而接受好？

多伦多大学用问卷的方式做了一组心理学实验，证明当发出性行为请求时，哪一种回应会对关系满意度和性生活满意度（James, 2018）。

他们将回应行为分为4种：趋利性的接受（approach sexual goals），避害性的接受(avoidance sexual goals)，积极的拒绝(positive rejection)和消极的拒绝(negative rejection)。

接着，他们让被试想象在家中的一个夜晚，自己主动想要和伴侣发生关系，并且率先对伴侣做出了一些亲密行为。研究者在这时候给出了五种描述：上述4种回应行为和无任何原因的接受，并在被试看完每一种描述后，分别询问他们对关系和性生活的满意度。

研究结果表明，趋利性的接受提高了满意度，而消极的拒绝降低了满意度（见下图）。更为关键的是，积极的拒绝比避害性的接受报告的满意度要更高（见下图）。也就是说，当你发生性行为的意愿不高时，用积极的方式拒绝反而比为了避免矛盾而满足对方的性欲望要更好，二者比较，积极的拒绝方式能更加提高双方的关系满意度和性生活满意度。

图片来自于文献（James, 2018）

一些建议

上述心理学实验为性欲不对等的情侣提供了一个最佳的解决方案：用积极的方式拒绝对方。这样的拒绝方式比为了避免矛盾而接受性行为要更有利于关系。

也就是说，面对伴侣的性请求，拒绝是可以的，前提是要“正确”的拒绝。

那么正确的拒绝方式具体来说是怎么样的呢？以下是具有心理学依据的5种正确方式(James, 2018)：

1.郑重地告诉对方，你会被TA吸引，你是爱TA的

性行为的拒绝之所以让伴侣难受，在于这让他们怀疑自己不够有吸引力，以及伴侣不够爱自己。这时候，温柔地向你的伴侣表达，你是被TA所吸引的，即使没有发生性行为，也让TA感受到你的爱和被吸引。

2.提出其他的身体亲密接触的方式，来代替性行为

性行为并不是唯一从生理上产生亲密的方式。可以安静地依偎在对方身上，长时间凝视对方，或者亲吻，这些都是能够促进情侣/夫妻感情亲密的身体交流。

3.答应对方，在未来你会做出补偿

可能因为时间、地点等因素，你无法接受伴侣提出的性行为请求，但你可以答应对方，之后在场合和时间允许的情况下，愿意和对方发生性行为。

4.直白地告诉对方：我不想要

如果你的伴侣足够尊重你，比起自己欲望的满足，TA一定会优先选择尊重和考虑你的感受。如果你告诉你的伴侣，你没有发生性行为的心情，伴侣也会表示理解，直白的表达也不一定会对关系带来不好的影响。

参考文献：
Elliot, A. J., Gable, S. L., & Mapes, R. R. (2006). Approach and avoidance motivation in the social domain.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32, 378–391.
Impett, E. A., Gable, S. L., & Peplau, L. A. (2005). Giving up and giving in: The costs and benefits of daily sacrifice in intimate relationship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89, 327.
Impett, E. A., Muise, A., & Peragine, D. (2014). Sexuality in the context of relationships. APA Handbook of Sexuality and Psychology, 1, 269–316.
Impett, E. A., Muise, A., & Rosen, N. O. (2015). Is it good to be giving in the bedroom? A prosocial perspective on sexual health and well-being in romantic relationships. Current Sexual Health Reports, 7, 180–190.
Impett, E. A., Strachman, A., Finkel, E. J., & Gable, S. L. (2008). Maintaining sexual desire in intimate relationships: The importance of approach goal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94, 808.
Cooper, M. L., Shapiro, C. M., & Powers, A. M. (1998). Motivations for sex and risky sexual behavior among adolescents and young adults: A functional perspective.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75, 1528–1558.
Muise, A., Impett, E. A., & Desmarais, S. (2013). Getting it on versus getting it over with sexual motivation, desire, and satisfaction in intimate bonds.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39, 1320–1332.
Baumeister, R. F., & Dhavale, D. (2001). Two sides of romantic rejection. In M. R. Leary (Ed.), Interpersonal rejection (pp. 55–71). New York, N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Murray, S. L., Rose, P., Bellavia, G. M., Holmes, J. G., & Kusche, A. G. (2002). When rejection stings: How self-esteem constrains relationship-enhancement processe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83, 556.
Downey, G., & Feldman, S. I. (1996). Implications of rejection sensitivity for intimate relationship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70, 1327–1343.
Downey, G., Freitas, A. L., Michaelis, B., & Khouri, H. (1998). The self-fulfilling prophecy in close relationships: Rejection sensitivity and rejection by romantic partner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75, 545–560.
Banmen, J., & Vogel, N. A. (1985).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arital quality and interpersonal sexual communication. Family Therapy, 12, 45–58.
Blanchflower, D. G., & Oswald, A. J. (2004). Money, sex, and happiness: An empirical study. Scandinavian Journal of Economics, 106, 393–415.
Byers, E. S., & Heinlein, L. (1989). Predicting initiations and refusals of sexual activities in married and cohabiting heterosexual couples. Journal of Sex Research, 26, 210–231.
James, Muise, Amy, & Impett, Emily A. (2018). The relationship implications of rejecting a partner for sex kindly versus having sex reluctantly. Journal of Social and Personal Relationships, 35(4), 485-5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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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划 |万 宜 侯依依
编辑 |候贤睿
撰写 |谭晰元